《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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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 作者：汉斯-彼得·马丁、哈拉尔特·舒曼 译者： 张世鹏等 （译自：DIEGLOBALISIERUNGSFALLE）（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简介：全球化——神话与陷阱[东方更夫] 第一章　20：80 的社会——世界杠杆正转向另一种文明 第二章　普天之下皆是如此——全球化及全球衰落的冲击 第三章　拥有有限责任的专政——世界金融市场亿万富翁的竞争 第四章　狼的法则——无国界的就业危机和新的跨国公司 第五章　动听的谎言——关于生产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的神话 第六章　能者自救但问题是：谁能自救？——中产阶级消失和狂热的蛊惑者得势 第七章　行动者还是受害者？——可悲的国际炒家和重新变得顺应形势 第八章　国家属于谁？——政治的没落和国家主权的未来 第九章　再不迷失方向——走出绝境 第三章　拥有有限责任的专政——世界金融市场亿万富翁的竞争 “我们要的是民主，我们得到的却是证券金融市场。” ——波兰某地墙上涂鸦语 米歇尔·那 nq 懈康德苏无疑是一位有权势者。他的讲话没有过分华丽的修饰，他说的 话几乎不容任何异议。从设在美国首都西北方向的第七号大街钢筋水泥建筑的第 13 层 大楼的大办公桌上，这位法国官僚精英指挥着一个争议最多、然而显然又是不可缺少的 世界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简称 IMF.当越来越多的政府无法偿还债务，或者没有 国际援助就无法消除经济危机，寻求外国财政部长和银行帮助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依靠 康德苏和这个拥有 3000 多名工作人员的庞大的世界金融机构。 在这位已经走马上任十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头目面前，俄罗斯、巴西或印度等伟大 民族的代表都变成了普通申请人。在有时持续数年的谈判中，他们必须保证承担义务， 要不断地推行严厉紧缩计划，大力精减国家官僚。然后康德苏才向这个基金组织的富有 的出资国家，首先是美国、日本和德国的代表提交利息优惠的数十亿贷款的协定文本， 征得他们同意之后，他才在协定上签名，放发贷款。 然而在 1995 年 1 月 30 日，这个寒冷的星期一夜晚，这个行之有效的习惯程序已经不 值分文了。大约在 21 点，康德苏收到一个消息，令他不寒而栗。现在每分钟他都要单 独承担责任，避免一场以前他一直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大灾难。陷入极度紧张的他已无 法在写字台边坐下去。他收起文件，穿过巨大的、用桃花心木作护墙板的总裁办公室， 进入更大的会议大厅。往常货币基金组织的 24 位执行理事要在这个大厅里对于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发放货款投票表决。而现在，康德苏身边只有一部电话。事后他回忆说：“我 努力寻求对于一个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他应该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铁的 法律失去效力吗？没有任何前提条件、没有协议。没有贷方的投票同意，他的组织能够 发放 50 多年历史以来最大的一笔贷款吗？康德苏抓起了电话听筒，在这几个小时之内， 这位权力意识浓厚的，世界最大贷款组织的总裁萎缩成了一个提线木偶，而操纵他的这 些线正掌握在他从不认识的那些人手中。 “保卫比索”的行动 危机开始的时候，政治城市华盛顿适逢冬季作假。距圣诞节还有 4 天，墨西哥政府突 然宣布，必须使本国货币自 7 年以来再度贬值。1 个比索要相当于 5 美分，就是说， 要在迄今为止的水平上再贬值记％。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纽约华尔街银行大楼，以 及与它们有联系的投资基金机构中，在私人货币投资管理者之间开始蔓延惊慌失措的情 绪。他们曾向墨西哥政府提供贷款，并以股票、债券的形式向这个国家投资 500 亿美元。 在这以前，就墨西哥声誉来说，毕竟还是一个金融比较稳定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要求整顿国家机构。整顿经济的所有条件都能够满足。而现在，国外投资者的财产面临 大规模贬值的危险。他们要尽可能地从墨西哥撤资。仅仅 3 天之内，不仅比索贬值 15 ％，而且它与美元的比价下跌了 30％。 对于美国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和白宫工作班子头目利昂。帕内塔，还有他们的许多 工作人员来说，圣诞节几乎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过去。一个紧急处理危机的班子被组织 起来，从中央银行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美国政府所有部门都有代表参加，这个班子致力 于研究对外政策和经济政策。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政府的一项最重要计划，即帮助南 部邻国实现经济稳定正面临失败的危险。大量的贫苦移民以每年 100 万人的规模，年复 一年地挤进美国联邦各州。于是鲁宾和帕内塔开始了一次拯救行动。《华盛顿邮报》把 这次行动称作是继海湾战争开始“保卫沙漠”行动之后立即进行的“保卫比索”行动。 在同墨西哥政府持续 3 周的谈判之后，问题似乎开始得到解决。墨西哥总统欧内斯托。 塞迪略牺牲了他的财政部长，许诺立即整顿国家金融。克林顿政府宣布，他的政府将以 高达 400 亿美元的信贷保障援助墨西哥。这样，任何人就都不应再担心墨西哥政府会拖 欠国外债权人的债务不还。 使处理危机的官员们大吃一惊的是克林顿的表态并没有使情况缓解，形势继续恶化。 现在投资者不再仅仅是预感到墨西哥已把美元用尽，他们知道情况已确实如此。而且尚 不清楚克林顿能否从美国国会中由共和党新近组成的、对他怀有敌意的多数派那里得到 批准而拿到他许诺的这笔款项。虽然墨西哥货币发行银行每天拿出 5 亿美元收购比索， 汇率依旧不断下跌。这对墨西哥是很大的威胁，因为进口商品突然昂贵得无法支付。对 于美国来说，也是很大的问题，因为美国有成干上万的劳动岗位依赖于与墨西哥的贸易。 此时世界其余地区似乎还没有受到比索下跌影响的冲击。 而这种情况在 1 月 12 日以后发生了急剧变化。这一天，当克林顿和塞迪略公布他们 的财政双边决定的时候，开始了一种谁也没有料到的可怕发展。在全世界所有重要的交 易所，从新加坡、伦敦直至纽约——几十种货币同时陷入巨大压力之下。波兰的兹罗提、 泰国铁、阿根廷的比索都在迅速贬值。在世界南方的、中欧的所有正在崛起的门槛国家 中，在所谓“新兴市场”中投资者突然地要把他们手中的股票和债券迅速脱手。由于他们 要把所有收益反过来兑换成美元、德国马克、瑞士法郎、日元等坚挺货币，于是他们要 抛出的货币汇率与有价证券的汇率一起同时下跌。各种各样的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 如匈牙利和印度尼西亚，它们彼此之间经济上本来没有任何联系。南亚国家货币发行银 行的首脑有史以来第一次坐到一起召开紧急会议。在一种本不应由他们承担责任的外来 力量推动下，他们必须通过大幅度提高利润，人为地使他们的货币升值，以便使投资者 保持信心。阿根廷、巴西和波兰也都紧随其后仿效这种做法。 1 月 20 日，危机的第四周周末，美元汇率继续向谷底下跌。这时艾伦。格林斯潘， 这位在银行家圈子内由于他百折不挠的毅力而深为人们钦佩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总裁 发出了警告。他在美国参议院声称，“世界范围内相对坚挺的货币如日元、德国马克的 资本外逃”，威胁到“走向市场经济和民主化的全球发展趋势”。他同克林顿的人一起在 国会强迫自己党内朋友要投票支持总统建议，并向墨西哥提供必要的信贷担保。形势又 平静了两天。南方与东方的新增长国家的信任危机似乎已接近结束——直至 1 月份最后 一个寒冷的星期一。1 月 30 日晚上，刚过八点，就有两个人打电话给克林顿班子的头目 帕内塔：即新任墨西哥财政部长吉尔莫。奥尔蒂茨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多数派领导人纽 特。金里奇。这位墨西哥人报告说，他的国家要完了，最后的美元储备已经花光，资本 外逃并没有停止，他不得不对于比索的兑换进行限制。十年以来费了很大气力推进的墨 西哥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由于这一次打击而结束。金里奇的消息也不令人乐观：这位共 和党人向白宫的政治对手说，在可预见的时间内，国会多数派不会投票支持向墨西哥提 供贷款。他说，总统必须单独承担责任，他不能指望国会的支持。 如帕内塔事后报告的，克林顿和他的班子只剩下一份事先拟定的“B 号计划”。处理危 机的班子不得不动用以 200 亿美元建立的、供美国总统在紧急情况下自由支配的政府危 机基金。他还必须请求其他金融机构给予帮助，因为在今后事态发展中，这笔庞大的款 项很可能不够。第一个呼救信号发给了附近的第七号大街上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心。 而令米歇尔。康德苏头痛的时刻早已开始了。 在一次前所未有的紧急行动中，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头目已经在前两周内挥鞭指 挥决策委员会向墨西哥一次性提供多达对亿美元的援助。这是现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章 程所允许的最大数目。然而，这项措施是无结果。任何人都知道，这是很不够的。为了 防止墨西哥破产，至少还需要 100 亿美元。 但是，他能够把所保管的钱就这样都掏出去吗？美国人的希望、墨西哥人的迫切需要 是很清楚的。而把这笔紧急贷款再次升级，增加 100 亿，难道不是会牵涉到许多出资者。 其中包括德国、法国、英国和日本的利益吗？按规定要求的正式协调磋商已经来不及了。 在波恩和巴黎，此时正是凌晨 3 点钟。而决策必须在这天深夜作出。到了第二天早上， 克林顿计划在国会的失败将众所周知。 康德苏回忆说，他又一次想起前几天“纽约的重要银行家和投资信托公司经理打来的 警告电话”。他们对他预言说，墨西哥市场的总崩溃是不可阻挡的。而其他发展中国家 对于发生类似危机的恐惧将导起一连串连锁反应，最终将出现世界范围内的金融破产。 康德苏与九个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委员会中的各国政府的代表们进行 联系。他向所有接电话的人只提一个问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席在紧急情况下不得 不完全独立行动，您的意见如何？”令人吃惊的是所有参与协商的人都对他表示支持和 信任，然后康德苏起草了一项个别决议，比尔。克林顿午夜前从一次晚宴回到白宫时就 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位法国人把基金组织的所有规定放到一边，拿自己的工作职务和他 所领导机构的声誉孤注一掷，他转告克林顿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再拿出 100 亿美元， 这样总计为 177 亿美元。 此后不久，作为主管全世界货币发行银行联合机构的国际清算银行高级经理安德鲁。 克罗克特，也经历了一次类似的风险。当美国联邦政府工作人员询问他，国际清算银行 是否参加这项援助协定的时候，在这个机构总部巴塞尔正是早上七点钟。克罗克特说， 迄今为止只是讨论了这家银行能否拿出 100 亿美元来帮助中央银行。这使华盛顿方面打 电话的人感到十分满意。 鲁宾和帕内塔冷静地把他们的“B 号计划”付诸实施。他们的总统只睡了 4 个小时，11 点 07 分带着一条轰动性的新闻出席了在华盛顿马里奥特饭店举行的美国州长年会。克 林顿向目瞪口呆的听众宣布，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和加拿大政府的援 助，被危机震撼的邻国同样在没有取得美国国会投票同意的情况下就可以立即获得一笔 500 亿美元以上的援助性贷款，墨西哥政府将偿还它的一切债务。 在不到 24 小时的时间内，这 6 个人把所有的议会和国会的监督都丢到一边，用西方 各工业国家的税金，启动了这项自 1951 年以来数量最大的国际援助性贷款计划。只有 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援助西欧重建的马歇尔计划的贷款超过了它。康德苏面对所有 援助计划的参与者自然不免要用夸张性的语言为这次紧急行动辩护。领导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的这位法国的世界公民宣布说，墨西哥事件“是我们市场全球化的新世界所遇到的 第一次大危机”。他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直接行动。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场真正的世 界大灾难。” 然而大量的批评者对于这数百亿美元的贷款作了完全不同的解释。没有参与墨西哥经 济繁荣的摩根投资信托银行的经济学家里默。迪。弗里斯公开说，这是一次帮助投机失 败的投资者摆脱困境的行动。德意志银行的首席国民经济学家诺贝特。瓦尔特批评说， “真弄不懂，为什么纳税人必须保障投资者在墨西哥的债务证书获得高额利润？”剑桥大 学的经济学教授威廉。比特尔评论说，整个行动不是别的。而是纳税人对于富人的一种 馈赠。 这些指责自然没有驳倒康德苏、鲁宾及其战友们的论据。因为这笔支援墨西哥的贷款 具有两面性的意义：也许是经济史上一次最勇敢的防御灾难的行动，同时也是一次为了 保护少数富人的利益而对出钱的国家的税金的最厚颜无耻的掠夺。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主席在回答批评者时说，这笔数百亿贷款当然会对投机者有好处，他公开承认，“世 界就掌握在这些家伙的手里。” 墨西哥危机极其清楚地显示出全球化时代新的世界秩序形象。在这一次危机中发生作 用的各种因素以前从没有显示过全球经济一体化以何种力量改变了世界的权力结构。这 些因素似乎被看不见的手所操纵，超级大国美国政府，一度无所不能的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和所有欧洲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都不得不服从于一个具有无可估量的摧毁力的更高 权力的命令，这个更高的权力就是国际金融市场。 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到自由投机 在交易所，在银行和保险公司的交易场所，在投资基金和退休养老基金保险机构，一 个新的政治阶级登上了世界权力舞台。任何国家、任何公司企业、甚至任何一个纳税公 民都无法摆脱这个政治阶级的影响：这就是在全球范围内从事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的商 人们。他们能够指挥逐日增长的自由投资资本，因而决定整个民族的祸福兴衰——并且 在很大程度上不受国家的控制。 “拯救比索”行动不过是一个突出事例。全世界的政治家和他们的选民们越来越经常地 注意到，那些金融市场的匿名活动家如何控制他们的经济，而政治只扮演了一种软弱无 力的观众角色。1992 年 9 月，几百家银行和投资基金机构的经理们仿效金融领袖乔治。 京罗斯，凭借数十亿美元迫使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贬值。英格兰银行和意大利银行尽管投 入全部美元和德国马克的外汇储备进行支持性收购，也无法阻止汇率下跌。这两国政府 最终不得不从由于实行固定汇率而在经济上获得很大好处的欧洲货币体系中退出。 1994 年 2 月，美国联邦政府提高了指导利率，美国资本市场陷于萎缩，德国联邦政 府只能束手无策地看看，德国公司不得不为美国贷款偿付突然大幅度提高的利息，虽然 通货膨胀很低，联邦银行还是以一种很低的贴现率向各家银行提供原来就十分廉价的货 币。1995 年上半年，当美元汇率跌到 1 美元兑换 德国马克、73 日元的历史最低点 的时候，日本政府和德国政府同样无力维护自己选民的利益，眼看着本国出口工业被迫 屈膝投降。 被那些无把柄可抓的商人们逼入困境以后，许多政府首脑出于无奈和恼怒开始咒骂。 英国首相约翰。梅杰 1995 年 4 月诉苦说，金融市场上事情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完全不受 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的控制。”意大利前任总理兰贝托。迪尼，至少是本人作为意大利 货币发行银行前任总裁，对梅杰的意见表示赞同：“不应允许市场暗中破坏整个国家的 经济政策。”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认为整个金融行业都是卑鄙的，他直截了当地把这 个行业的商人特权阶层的称为“世界经济的爱滋病毒”。 然而，这种臆想的阴谋活动是不存在的。并没有一个追逐利润的银行家卡特尔在这里 进行活动。任何地方都没有一个秘密小集团在隐蔽的秘密房间中开会，密谋削弱这个国 家的货币，或者把某个交易所的汇率抬上去。金融市场上所出现的，遵循的完全是一种 在很大程度上为人们所理解的逻辑，是各工业大国的政府自把其祸。它们以不受任何限 制的自由市场的神圣经济学说的名义，自 70 年代初以来系统地拆毁原来用以控制和掌 握货币与资本跨越边境流通的一切限制。现在它们像束手无策的学习魔法的小徒弟一样， 抱怨说，它们再也无法驾驭和制伏自己和师父用咒语呼唤出来的魔鬼。 使货币摆脱国家支配的限制是从 1973 年取消各大工业国家货币之间的固定汇率以后 开始的。在此以前实行的是布雷顿森林体系规则。在这个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山村里， 二次大战的战胜国于 1944 年 7 月通过了关于建立一种国际货币秩序的条约，它保障了 几乎 30 年的稳定。所有参加国的货币都同美元保持固定汇率，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也 要保障美元与黄金的兑换。与此同时，外汇交易要处于国家监督之下，巨额款项的交换 与划拨在多数国家必须经过政府批准。这个体系是针对 20 和 30 年代的混乱发展所作出 的对策。这种混乱发展是在狂热的民族自卫行动、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最后的世界大战 中宣告结束的。 然而，狂热膨胀的工业和大银行都把这种官僚主义的控制看作是讨厌的绊脚石。美国、 联邦德国、加拿大和瑞士自力年代以后开始放弃对于资本流通的控制，堤坝就这样崩溃 了。“投机者”，即根据各种不同投资机会评估货币价值的商人们，彼此之间通过谈判确 定汇率。固定汇率体系彻底崩溃了。 与此同时，其他所有坚持控制的国家都承受到很大压力。它们的康采恩抱怨它们得不 到利息优惠的外国资本。1979 年英国取消了最后限制，一年以后日本也紧紧跟上。剩下 的国家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共同体负责完成。欧洲共同体的领导人坚信自由跨越 边境的经济活动会扩大福利，他们在这种信仰的指导下，自 1988 年以后建立起欧洲内 部大市场。如欧共体委员会委员彼得。施密特胡贝尔所说的“在这个经济史上最大的非 调控化计划”付诸实施的过程中，法国和意大利在 1990 年开始解除对货币与资本流通的 限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则一直坚持到 1992 年。 西方七大工业国家为自已经济空间所作的决定正逐步渗透到世界其余地区。在这方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个理想的工具。在这个组织的监事会中七个工业大国具有很大权威。 在以往十年内，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掌权人经常发放贷款的地方，他们总是要把这些贷 款与附加条件联系起来，即要求这个国家的货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这个国家要对国际资 本流通实行开放。 只是由于多数民主选举的政府和议会推行一种目标明确的政策和法律，在这条道路上 逐步发展起独立的金融市场经济体系。现在，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都承认这个体系具有 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任何一种民众文化、任何一个国际组织，甚至 世界上各民族国家的生态都无法像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等以电子技术联 成网络、遍布世界的货币机器那样紧密地联结在一起。 追求利润增长的光速度 在这种世界范围自由的基础上，世界金融业的业务在近十年内迅速膨胀。自 1985 年 以来，外汇与国际有价证券交易的营业额增加到了 10 倍，今天平均一个交易日交换的 货币总量大约 万亿美元，这是国际清算银行通报的数字。这个拥有 12 个“0 ”的总数， 接近于目前德国经济年产出的等量价值，或者说，相当于全世界每年用于原油开支的 4 倍。而股票、康采恩债券、国家债券和大量的各种专项契约，即所谓金融衍生物的营业 额也正以同样的数量规模向前推进。 10 年以前，在法兰克福有一个专门经营联邦德国债券的市场，在伦敦有一个美国股票 市场，在芝加哥有一个期货交易市场，这些市场遵循各自不同的法律。今天，所有这些 市场直接联合到一起。在世界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内都可以查询到所有交易场所的全部 汇率数据，并且可以通过受话器进行买卖，而这些买卖的市场价格又立即会变为电子计 算机的数据发送到全球各地。所以，如果美国利率下跌就会使世界其他角落，如马来西 亚等地的股票价格被抬上去。如果对美国债务证书的投入没有回报，投资者就会把资金 转向国外股票。如果日本中央银行向东京金融大楼以低廉价格出借货币，可能因此会使 联邦德国债券价格上涨。这些廉价的日元被换成德国马克，投资于利息很高的德国有价 证券，于是廉价的日元贷款就会变成有保障的、没有任何风险的收益。正因为如此，每 一个想借钱或者想接受资本的人，无论是政府、康采恩公司还是房地产建筑商人，都立 即会与所有潜在的债权人之间展开世界范围的竞争。无论是德国的景气状况还是联邦银 行本身都不能决定德国资本市场的利率。这完全取决于专门从事货币交易的商人们的判 断，他们像一支“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军队”（以《经济学家》杂志语），为了进行更好 的金融投资，每天 24 小时不停地在全球赛跑。 这些追求利润的人，当他们在一个由许多分支机构组成的世界数据网络内进行工作的 时候，以光学速度向前运动。这个网络是一个电子技术构筑的乌托邦，它的复杂性比作 为具体交易活动的基础的复杂的数字还令人难以琢磨。把美元兑换成日元，接着换成瑞 士法郎，然后再回过头来换成美元——在几分钟内，外汇交易者可以从一个市场跳到另 一个市场，从一个纽约贸易伙伴再转向伦敦或者香港的另一个贸易伙伴，缔结上亿美元 金额的交易。同样投资信托基金公司的经理们经常在几小时内把数十亿美元的款项推销 给那些从事各种不同投资、处于各种不同市场中的顾客。经过电话和电子计算机键盘就 可以把美国国家债券交换成英国债务证书。日本股票、或者土耳其政府发行的有固定利 息的西德马克长期证券。除了各国货币以外，还有 7 多种各种不同的有价证券正在进行 跨越所有国界的自由交易——这是一个拥有无限机会和无限风险的梦幻般的市场。 为了对源源不断的大量数据进行加工，每个交易商人都实现了高效率的信息处理。29 岁的帕特里克。斯洛就是他们其中之一。他同 400 多位同事一起，每天 10 小时毫不间 断地在伦敦巴克利。德。佐特。韦德投资信托银行的交易大厅里，主管瑞士法郎的交易， 简称“SWiss ”。 他的工作岗位是一个不引人注目的、3 米宽的落地式工作台，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被 喧哗声和不断的咆哮式的命令声所包围。在这个狭窄的工作面上安装着 3 个荧光屏幕 和 2 台扩音器，它们用光学和声学手段无休无止地提供着各种最新数据。右上方是路透 社的彩色屏幕，路透社是电子金融业务方面的市场向导。这家公司从一家普通的新闻通 讯社发展成为电子化市场的主要组织者，因此每年赢利 10 亿马克。路透社通过固定线 路，通过自己的卫星频道和设在伦敦多克地区的一台巨型电子计算机使斯洛与 2 多座金 融大楼和世界上所有的大交易所保持着紧密联系。 在屏幕上同时出现最近的 3 个关于瑞士法郎的报价或者对瑞士法郎的需求的情况，最 近 1 小时内所有货币的最高汇率或者最低汇率，以及来自货币世界的最新新闻。与此同 时，斯洛可以通过输入一个简单的符号告知每个参与交易的人，并且迅速缔结一项交易。 然而此后他还不能离开，他必须注意他的两名经纪人，即独立的中间交易人通过扩音器 向他报告的汇率行情。他自己要每两分钟向外公布一次自己的报价，一次是通过电话， 一次通过电子计算机键盘。如果另一位顾客方面的经纪人接受了报价，接着就要打一个 电话。 价格巡视员个人与路透社、EBS 即一家国际银行财团竞争公司的电子经纪人系统相 互之间展开竞争。这个电子经纪人系统接受任何报价，并且立即匿名地输送显示到荧光 屏幕上。在“实时”内，也就是说立即地并且“在线上”，斯洛从他左边的 EBS 屏幕上随 时获悉这个系统提供的用瑞士法郎买进美元或德国马克的最高收购价格和最低售出价 格。重要的。因而在黄色的背景下用黑色大字显示的小数点后面的第三位和第四位数字 不断变化。斯洛按一下身边键盘，计算机即可揭示出报价者的身份，并且自动地接通联 系。 1996 年 1 月的这个星期四，斯洛抱怨说：“市场变得神经兮兮。”从工作开始，他就着 手研究交易所大楼的国民经济部信息处发布的（每日消息）。最重要的消息是法兰克福 召开的联邦银行董事会会议结果。如果联邦银行继续降低主要利息的利率，美元和法郎 可能继续上涨。问题是德国人能否承受得住，他们已经债务堆积如山。联邦银行家害怕 通货膨胀是因为外汇交易已达到一个很大的固定数目。交易所大楼的经济学家们因此推 测利率木会发生变化。斯洛赞成这种看法，他支持一种坚挺的德国马克。 半个小时以后，他开始对市场进行测试。在瑞士银行联合会那里，用瑞士法郎购买“德 国马克”。他用电子笔，以很快的速度经过工作台上的接触点，把这笔交易的信息输入 交易所大楼内部电脑联网系统：按 1 马克换 法郎的价格兑换 7000 万德国马克。 在他无意地大喊一声‘镇便宜“之后不久，汇率下跌了百分之一，斯洛——目前暂时—— 损失了 70 万瑞士法郎。而布巴帮了他的忙。德国利率依旧毫无变化。德国马克开始升 值。由于这个消息，在几秒钟之内这笔损失又变成双倍的利润，斯洛核对数字准确无误， 立即抛出，在一分钟内松了一口气。 他称这个使人神经紊乱的工作岗位是“受过训练的投机”，一场遵循铁的规则，并且达 到很高水平的比赛，并认为自己是受市场驱赶的一名小卒。“即便最大的炒家”，如纽约 城市银行“也无法单独推动汇率”，斯洛肯定地说：“这个市场实在是太大了。” 外汇交易者干的还比较简单，他们算计的仅仅是现在。在大厅的另一端坐的是推销金 融衍生物生意的同事们。他们是与未来作交易，准确地说是以大多数市场参与者所预期 的股票、债券或者货币在 3 个月或 12 个月后，1 年或 5 年后的价格进行交易。他们的 产物被称作互换信贷和泡沫，期货和预期，野狗和斑马。每个月都会有新的花样出现在 市场上。所有金融衍生物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的价值都是推导出来的（衍生的），也就 是建立在今天或者将来对现有有价证券与外汇进行支付的汇率基础之上。 例如，人们打算以德国经济为赌注，不一定要直接购买德国股票。顾客还可以就德国 股票指数签署一份期货合同，它——与保险金相反——如果指数上升超过协议价格的话， 许诺支付一笔差价款项。对于这种情况，银行必须再通过另外一项合同，或者通过自己 的现有股票进行担保。如果顾客愿意的话，他可以及时地通过另外一份期权交易保护自 己免受德国马克汇率变动的影响，通过利息互相信贷，用他的长期贷款的利息来交换向 银行支付的短期利息，或者相反。这种交易令人吃惊的效果在干，它把一种汇率下跌， 或者一种负债者拖延还债的风险与购买现有有价证券或外汇分离开来，这个风险本身又 变成了交易商品。 从前这种期货交易与风险交易只是为了对实物经济作出安全保障。出口商人可以因此 保证他的贸易伙伴不会受到货币汇率波动的影响。自从电子计算机的容量实际上无限扩 大以来，金融衍生物交易就变成了一种完全独立的交易，并且如国际清算银行前任总裁 亚历山大。兰法路西兴高采烈地描写的，宣告了一个“金融革命时代”的开始。长期以来， 所有大型交易场所都建立了自己专门的期货交易所。从 1989 年至 1995 年，所有两年期 的期货合同的名义价值都翻了一倍。在世界范围内达到了无法想像的庞大数目：41 亿美 元。“仅仅这个数字就已成为货币交易戏剧性变化的信号。这些交易中只有 2 ％至 3 ％ 用于直接保障工业和商业活动。所有其他期货合同都是市场竞争者彼此之间按照打赌模 式进行的有组织竞争。“这个赌博是一年之内道琼斯指数将在今天水平基础上再向上增 长 25％，否则的话我来掏钱…”与赌场下注相比，这种打赌自然具有一种巨大的好处： 在缔结一项合同的时候，他们必须支付的只是一笔数目很小的赌注。只有在必须实际兑 现合同的时候，才去履行誓言。在这里，多数情况下要通过相应的另一份合同对于他们 可能遭受损失的风险进行限定。因此金融衍生物的实际市场价值只是它的名义总数很小 的一部分。但是它们却从根本上使市场上的事情发生改变。资本结构的微小变动常常会 引发大幅度汇率变动。结果，商人们的集体期待立场本身就变成了一种有形的压力。 托马斯。费舍作为德意志银行贸易领导人，多年来从事营销活动。他认为，由于金融 衍生物的交易，“金融世界从实物经济领域中脱颖而出”。客观的经济关系，主要利率与 债券汇率之间的联系日益失去重要意义。人们算计的，也就是人们预期“别人会做什么。 重要的不是为什么提高汇率，而是为什么这一种汇率能够提高”，从而预先采取措施。 例如德意志联邦债券的价格发展不是由德意志银行息金债券交易商决定，而是很久以来 就受到伦敦 Liffe 期货交易所形形色色投机商人的制约，有三分之二的“联邦期货合同” 是在这家交易所缔结的。由于这样一种机制，所有汇率波动的幅度，即用金融界行话来 说的“挥发度”急剧扩大。 这种只是通过金融衍生物交易本身产生的巨大风险，首先使大银行财源茂盛、生意兴 隆。仅德意志银行每年金融衍生物的交易就有 10 亿马克。在结算中显示出这项交易的 重要性不断扩大，它证明了在全球化的世界金融业中，银行的作用正在发生变化。储蓄 存款的管理、贷款的发放都失去了重要作用。许多康采恩公司很久以前就拥有自己的银 行。在这一方面西门子股份公司是首屈一指，独一无二的。它从事金融货币交易挣来的 钱大大超过用它的世界著名产品所换来的收入。上百家大型公司目前正经营着自己的信 贷业务，他们自己发行一种世界范围内通用的债券。除了纽约和东京的实际上从事全球 经营的金融巨人以外，多数金融大楼只履行市场传送带的职能。它们的贸易分部只是电 子化金融大军的一名小卒。那些发号施令的人指挥着所有其他高层机构。他们坐镇在投 资信托基金或保险基金公司管理中心总裁办公室里。在以往十年内，这些机构以两位数 的增长比例成为真正的世界资本聚积处。仅仅美国基金公司就管理 8 亿美元的储蓄金和 养老归还准备金，并因此成为无穷无尽、无止无休的资本涌流的巨大泉源。 简易房屋——白宫 在这种生意中，斯蒂弗。特伦德属于精英之列。他同另外两名经理一起，领导着一个 所谓“赫奇基金会”。这是一种特殊业务公司，它的投资者通过特别明智的、然而也是十 分冒险的投资方案，定期获取两位数的、有时还是三位数的投资回报率。在华盛顿康涅 狄格大街到第八大街的拐角处有一个用红棕色的西班牙大理石和时髦的贵重木材装饰 着的豪华降望台，特伦德和他的同事们从这里观察世界。这个新时代有什么特征？几年 以前，在美国首都这个引人注目的地方出现了一幢平安股份有限公司的管理大楼。几十 年来热心于社会福利的美国人把目光转向了全世界，它的工作可以与德国的发展服务相 比。当北美城市中心在 80 年代重新繁荣起来时，昂贵的房地产廉价卖给了投机活动家， 一幢贵族气派的办公大楼拔地而起，该大楼囊括了几乎所有的建筑设计奖，就像美国代 表队囊括了几乎所有亚特兰大奥运会金牌一样。在底层是豪华饭店椭圆形厅，其意在于 与传奇式的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相媲美。 在同一层楼中，如金融大亨特伦德一样，媒介巨人《醒世时报》的工作人员也可以眺 望到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景色。从他们彩色的办公室窗户向外望去，宾夕法尼亚大街上 比尔。克林顿的住宅就像是一幢简朴的简易房屋。规模上与白宫不相上下的美国财政部 的大片楼群，从金融大王和媒介大王的视野看上去就像一个招人喜欢的玩偶之家。纪念 美国富有的第一任总统的华盛顿纪念堂高大的大理石纪念碑，至多不过表示一种尊敬。 特伦德在他的跨国媒介公司房间内轻松地但精力集中地关注着世界上的各种事件，以 便把他的顾客们的 20 亿美元的资金引入正确渠道。他那里也装有一个路透社的荧光屏 幕，还有他的机内通话装置，即配有一个微型话筒的扩音器，就像电视屏幕和电子计算 机屏幕之间的一架台灯安放在那里。遍布世界的近百名工作人员，都能听到他的声音， 首先当然是他的那些在东京、伦敦和纽约交易所中的交易员们。几秒钟之内他可以不引 人注意地、但很有效率地调动数十亿的资金。 位于宾夕法尼亚大街另一端的美国国会正在开会。特伦德不断用眼睛盯着电视实况转 播。如果他要描写他的工作，那么他不像伦敦的帕特里克。斯洛的情形那样，他所关心 的不是每天在交易所和外汇市场上进行投机活动的人的目前的利润。特伦德是要及时地 对世界范围的形势作出判断，而这正是各国政府让他们的秘密侦探和总参谋部所做的事 情。 一年中，他要五至十次地到世界上最重要的市场地区和增长地区进行为期一周或两周 的旅行。在那里，他要对经济生活中任何一个可能想到的方面进行侦察。对于他来说， 几乎没有一个大门是关闭的。他的那些来自工业界、政府和货币发行银行的谈话伙伴都 知道，这样一种投石问路对于跨国资本的流动具有无法估量的价值。在谈话中，特伦德 寻找的并不是数据和数字计算为基础的形势预测。他教训人们说：“目前的数据每个人 都可以从计算机中获取”，“要计算的是人们的情绪，正在孕育中的各种冲突”。而历史 总是不断重演的。谁要懂得一个国家的历史，他就能够很好地预见到“从目前危机中将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位投机家精确、冷静地寻找迷信电子计算机的竞争者所作的错误估计和各国政府所 犯的战略性错误。这样一种漏洞终于在 1994 年秋季被他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的景气 形势不断高涨，关于德国的形势预测也是很乐观的，因此市场要再一次提高利率。“这 是很愚蠢的”。特伦德今天很高兴地说：“我们知道，德国未能控制过高的劳动成本问题， 我们也还知道，德国的中等规模公司把所挣来的每块美元都兑换成德国马克，以便填补 本公司的成本。所以比安索主张德国马克升值，使宏观经济迅速降温，继续降低利率。 他的看法是正确的，并且成功地进行了”最近几年来最成功的一次投机活动。“这个基金 公司以低廉价格大规模地收购德国马克和德国马克的期货债券。这些合同必须在 3 个月、 6 个月，甚至 12 个月以后才能兑现，特伦德认为，在几个月内将升值 10％以上。 这么大数目的一笔钱，自然只有那些——如赫奇基金会——不是仅仅把他的全体当事 人的资本投入进去，而且还要通过短期贷款使投入的资金成倍翻番的人才能挣到。风险 是很大的，但是如果这个估计是正确的话，投资者的利润将从 10％迅速增长至 50％。 这个基金公司的经理在几周之内将会捞到相当于一年的收益。如果其他的基金公司和银 行实行同样的投资战略，在这条道路上将导致他们所预见的汇率发展，那么，最终会从 中获得数十亿。在以往的年代里，特伦德和他的同事们经常如愿以偿。他们基金公司的 一张股票的价值从 1986 年至 1995 年期间增长 1223％，股东的财产平均每年翻一番。 结果恰恰就是投机者（如财政部长特奥。魏格尔所说）在 1992／93 年期间彻底改造 了欧洲货币体系。当时专门从事以钱生钱的人投入的主要是借来的货币。现在他们又获 得了在物质经济中无论如何也无法取得的如此巨大的利润。竞争对手不仅有其他的市场 参与者，而且还有 15 个欧洲国家政府，涉及的不仅仅是货币，而且还要比以前更多地 涉及到市场与国家之间的一场权力斗争。 每分钟数亿美元 一种稳定的货币对于任何国家的国民经济来说都是一种巨大的优势，这种稳定的货币 使人们在从事进出口交易时能进行可靠的估算，并降低为了确保汇率波动风险所付出的 代价。所以早在 1979 年西欧各国政府就已联合起来，把当时所有欧共体国家的货币彼 此紧密地联结起来。至少在欧共体内部抵消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统治的丧失而造成的消 极后果。这还有利于经济上欠发达地区进行经济赶超活动，逐渐形成“趋同”局面。负责 保障汇率稳定的是货币发行银行，它在任何时候都会使里拉、比塞塔或英镑以固定价格 与德国马克相兑换。多年来，对于货币投资者来说，欧洲货币体系本身就是一笔很好的 生意。经济力量比较薄弱的国家，如意大利、英国或者爱尔兰，对于国家或私人贷款提 供的利息高于美国和德国，而且汇率风险是很小的，反过来兑换成德国马克或美元也是 受到保障的。 然而德国统一却使这个体系陷入了混乱。通过与东部的货币联盟，联邦德国政府赊购 了民主德国，即事实上一个破产的工业国家。德国马克的货币流通总量迅速膨胀，并没 有一种商品和设备的相应等价物，而且面临通货膨胀率增高的威胁。联邦德国银行以大 幅度提高利率来对付这些危险，所有其他欧共体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也不得不紧紧跟上， 以便使自己的货币相对于德国马克的实际价值保持稳定。然而这种做法在总体经济上看 还是很成问题的。高利率就会使投资窒息。德意志联邦银行在欧洲范围内突然受到袭击， 大型康采恩公司开始把他们的结存款项分别兑换成里拉、英镑和比塞塔。因为许多经济 学家都认为这些货币即将升值。尽管如此，欧洲联盟的掌权者还是犹豫不决，不敢贸然 放弃欧洲货币联盟。最后，整个欧洲一体化的主张都受到影响，他们希望立即结束德国 统一危机和高利率危机。两年之后，甚至这个希望也化为泡影。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两 年就是很长的时间了。 在欧洲货币体系的这场危机中，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即以美国百万富翁乔治。索罗 斯财产为基础创建的量子基金会的首领，嗅到了他飞黄腾达的巨大机会。德鲁肯米勒是 人格化的美国之梦。在大学的时候他屡经失败，甚至 70 年代才通过银行学徒的招工考 试。然而他作为出奇制胜勇敢下注者的名声使他在匹兹堡一家小银行谋得一份股市行情 分析的工作，然后在德雷福斯王朝充当财产管理人，最后作为乔治。索罗斯的接班人， 登上了这家基金公司的宝座。自此以后，原籍为匈牙利的索罗斯通常只作为富有鞋力的 公司广告人物发挥作用。他还作为东欧经济改造的促进者和资助者贡献了他的力量。如 北美经济杂志《商业周刊》关于索罗斯报道的标题所说的，他是“推动市场的人”，而量 子基金会的真正领导人则是德鲁肯米勒。 1992 年 8 月，德鲁肯米勒最早认识到，欧洲货币体系保卫者们的形势实际上是如何 棘手。从斯德哥尔摩到罗马，各国政府的部长和中央银行总裁几乎每天都信誓旦旦地说， 他们将坚持既定的兑换汇率。但是与此同时却又泄露出消息说，货币比较疲软的国家准 备接受德国马克贷款，以便补充自己的货币储备。 对于向欧洲货币体系发起攻击的人来说，关于货币发行银行的德国马克储备的数据是 十分珍贵的，这就像在战争中获得一座被围困城市的食品和饮用水储备情报一样。用这 些数据武装起来的德鲁肯米勒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他的战略十分简单，每天不断地借来 大量英镑，只是为了在英国各家银行中立即兑换成德国马克，这些货币机构再向英格兰 银行要求提供德国马克。越来越多的模仿者也照此办理，他也就越来越有把握迫使英格 兰银行倾尽全部储备。最后，英格兰银行作为以现行高额市场汇率进行支付的最后买主， 将无力支付，从而不得不让英镑贬值。量子基金会此后以不断下跌的汇率重新购买英镑， 同时又还清贷款。即使英镑只下跌了 10％，这笔生意就可以从每英镑赚到 25 芬尼的利 润。 直到 9 月的第二周，英国人还对德意志联邦银行抱以希望。英国人凭借无限的德国马 克资金储备从理论上是能够保护英镑抵御这场攻击的。为了对付规模越来越大的投机浪 潮，德意志联邦银行不得不向市场投放数十亿马克。法兰克福的货币守护者们相信，这 种投放将激起通货膨胀。9 月 15 日，德英两国的团结互助走到了它的极限。当时的德 意志联邦银行总裁赫尔穆特。施莱辛格在一次报界联席会议上顺便解释说，欧洲货币体 系需要作出一些“适应反应”。这个表态在几分钟内传遍全世界。后来，金融专家在送交 美国财政部的一份报告中判断说“这等于发出一份建议广告，让人们‘购买英镑’！” 通过协议和法律迫使自由的资本流通遵守规则的约束，伦敦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就 只剩下这一个武器了。他可以提高利率，让攻击者为他们——借来的——赌注上税。在 施莱辛格背叛的第二天，他在上午 11 点和下午 2 点，两次提高银行新出手货币的利率， 每次提高 2 ％。然而预计从英镑贬值所获得的利润大大超过了提高了的利息成本。拉蒙 特自卫措施的唯一结果就是投机者依旧大笔大笔地借款和兑换。到下午 4 点，英格兰银 行全部储备的一半都已赌输并且支付出去。几个小时内，英镑贬值 9 ％，攻击者获得梦 幻般的利润。仅仅德鲁肯米勒就为量子基金会挣到 10 亿美元。索罗斯事后公布了这个 数字。 在以后的几天，意大利里拉、西班牙比塞塔重复上演了这场戏剧。为了防止遭到同样 命运，瑞典人和爱尔兰人进行了强硬的紧急自卫。他们一下子把利息提高到 500 ％和 300 ％。但是投机者非常准确地把这种自卫解释为一种虚弱的表现。他们只需要耐心等待， 他们知道，这两个国家坚持不了多久，如果他们不想扼杀自已经济的话。瑞典人到 11 月终于罢手，重新恢复正常利率，瑞典克朗贬值 9 ％，爱尔兰到第二年 2 月也紧紧跟 上，货币贬值 10％。 围绕欧洲货币体系的这场斗争远没有终结，坚挺的法郎还在坚持着。与其他国家情况 不同，法国货币从来没有受到人们过高评价。1993 年初，这个欧洲第二大国的国民经济 甚至比德国还要好。从以往年代所取得的成就中已使那些追逐利率的人尝到甜头。仅仅 波恩和巴黎所宣布的要保持对德国马克的平价并且在没有英国和意大利的情况下也要 拯救欧洲货币体系的政治意志就足以挑起新的投机浪潮。巴黎的货币发行银行在数月时 间内进行了支持性购买的一切努力，并试图强迫法兰克福的同事最终降低利率，以便减 轻欧洲货币体系的压力。德意志联邦银行在 7 月 29 日星期四的董事会会议上并没有满 足这个愿望，此后再次掀起大规模投机浪潮。第二天在巴黎的法国财政部匆忙召开的解 决德法危机的紧急会议上，法兰西银行总裁雅克。德。拉罗西埃要求他的法兰克福同事 们极尽全力予以支持。在代表团辩论的时候，他们实际正经历欧洲货币体系的总崩溃。 仅仅一个数字就可以证明这场针对法国的世界范围的投机活动所取得的十足优势。在第 二天上午投机活动达到顶峰的时候，一时间巴黎中央银行几乎每分钟即损失 1 亿美元。 到交易所关门的时候，拉罗西埃的工作人员已抛售了 500 亿美元，这些总数的一半处于 投机家的手中。 施莱辛格和他所指定的接班人汉斯。蒂特迈耶尔并不想承担罪名，也不想为估计还将 继续下去的投机活动承担责任，他们建议法国人放弃努力。而这些法国人相反地把整个 问题的起因都推到德国头上。星期日深夜，拉罗西埃和他的政府还在徒劳地向德国人施 加压力，直到星期一清晨 1 点钟，在东这一过程的关键。在追求最大利润的驱使下，世 界的储蓄财富应当不断地流向能得到最佳利用的地方。货币主义者认为，这种最佳利用 当然就是指能带来最大收益的投资。因此来自资本雄厚国家的金钱在充满投资机会的地 区就能够使储蓄者收获到最大限度的利润。相反地，接受贷款的人也可以在世界范围内 选择那些利息最低的贷款人，从而不必在国内屈服于本国银行卡特尔或者说不必向本国 银行交纳高额利息，以致于他们在国内用于投资所需要的储蓄大幅度减少。从这种资本 流动中获益的——至少从理论上说——是所有民族。因为在这条道路上，最佳投资会带 来最高的经济增长率。 这样，货币主义者就使金融市场所发生的事情具有了更高的理性。正如蒂特迈耶尔原 来在德意志联邦银行董事会中的同事、今天在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中任职的格德。豪斯 勒所说的，这种理性的体现者只不过是“用货币贬值和提高利率的手段对政治上的错误 施加惩罚的仲裁人”。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金融市场是评判任 何一项经济政策的法官和陪审员”。对于民族国家来说，丧失权力只能是一件好事。政 府失去的只是滥用权力，只是过度征税和提高债务导致通货膨胀的机会。这是强制性的 “正常纪律”。 这个没有国界的金融市场真的能成为福利的总源泉，成为经济世界的理性守卫者吗？这 种说法不仅会发生误导，而且还是很危险的。类似的说法使人们看不到与此相联系的政 治风险。因为国家越是依赖于投资者的良好愿望。政府也就越是毫无顾忌地对于那些本 来已经特权化的少数人即货币财富的占有者实行优惠政策。而他们的利益总是相同的： 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他们货币的稳定的表面价值，对他们的利息收入尽可能减少征税。 这些市场崇拜者不断地把这些目标等同于共同福利。而且在全球金融市场的联系中由此 形成一种纯粹的意识形态。各国之间金融经济的短路迫使他们争先恐后地减少征税、降 低国家开支，放弃社会福利平衡，其结果不是别的，而只能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全球再分 配。谁能够为（资本的）强者创造良好条件，谁就会受到奖励。而违犯这条热带丛林规 律的政府就会受到惩罚。 国外的无政府主义 放弃资本流通中的（国家边界）控制就会使一种灾难性的、自私自利的推动力发挥作 用，它将系统地挖掉民族主权的基础，并且长期带有无政府主义的特点。国家失去了它 的征税主权，政府听任人们敲诈勒索，警察当局面对刑事犯罪组织软弱无力，因为它们 抓不住这些组织的资本。 没有什么东西能比所谓的驻海外金融机构的发展更能说明世界金融体系敌视国家的 趋势。从加勒比海、列支敦士登，直至新加坡，今天已经有 100 多个机构分散到全球各 地。这些银行、保险机关和投资信托基金机构管理着富有顾客的资财，并且有计划地逃 避这些资财所属国家的干预活动。港口经营者援引逃资的计划到处都是一样的。他们许 诺对外国人的投资实行低税率，或者干脆木征税；对于任何泄露用户身份的行为都要严 加惩罚，即使是在国家官方询问时也不能泄漏。 在逃税场所中，属于所谓的英国“属地”的加勒比海开曼群岛是市场的领先者。在这块 面积 14 平方公里， 万居民的领地上有 500 多家银行注册营业。金融行业所有有地 位。有名气的公司都有代表在这里，其中包括 10 家大型德国金融公司。甚至国有银行， 如西德州银行或黑森州银行也都要在开曼群岛上获得外逃资金。它们的欧洲顾客在偷税 漏税的时候，当然不会依靠加勒比海。他们在欧洲的泽西岛、根尼岛以及在德国的利希 腾斯泰因和卢森堡的侯爵领地上都可以找到同样的服务部门。 近几年来，直布罗陀一跃成为新的吸引资本的磁石，被委婉地称作“绿洲”，变成国际 逃税犯罪中心之一。已经有 10 万名富人把他们的财产表面上转移到这里。顾问们，如 阿尔贝特。科赫，玛丽娜海湾咨询公司的老板，负责居间介绍逃税者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从建立一个匿名的皮包公司到伪造的移民证。德国商业银行通过简短的广告用语 ——“聪明的投资者现在正驶向直布罗陀”——正在为向南部逃税大作广告。在接近西班 牙南端的这块英国殖民地的迈伊大街，德国商业银行的分支公司的 20 名职员欢迎一切 逃税者。至少 10 万马克才能开设一个定期储蓄户头。谁希望一种能带来利息的财产管 理，必须要投入 50 万马克。分公司领导人贝尔恩特。冯。厄尔芬兴高采烈地说：“这里 具有一种真正的银行秘密。” 这个海外系统酿成的损失几乎无法测量。对于这种有组织的国际犯罪来说，几乎再也 没有比它更好的温床了。对他们非法所得的财富进行追踪调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是否 有从各种各样的犯罪中获得的利润通过驻海外机构被偷偷地塞进合法的货币循环，有多 少这样的利润，是无法掌握的。在联邦信贷监察局工作的米夏埃尔。芬代森承认，“对 此没有什么经验材料”。瑞士联邦警察估计，自 1990 年以来，仅仅从俄国就向西方转移 了非法来源的 500 亿美元。各种俄国黑手党的金融技术桥头堡是塞浦路斯海外中心。在 那里 300 多家俄国银行维持着表面上的分支银行，年营业额达 120 亿美元。芬代森肯 定说，这些银行也同德国的电子支付系统联了网。不管内务部长和与银行有关的人士如 何保证，德国对于这些靠犯罪得来的钱敞开了大门。奥地利的情况也是如此。维也纳安 全专家估计，黑手党在该国银行中存入的资产有 2000 亿先令，约合 190 亿美元。 与这种合法的、有组织资本外逃使国家金库遭受的毁灭性损失相比，跨国犯罪组织渗 透的危险已经黯然失色。德国富豪们仅仅在德国金融行业在卢森堡的分支机构和投资信 托基金公司中就存放了 2000 亿马克。因此每年大约有上百亿的收入逃过财政部，大约 相当于政府从纳税人的社会互助附加税中所获收入的一半。基金管理人员把大部分外逃 资金再反过来投资德国，甚至多次投资于国家公债。因此国家又变成了骗取它的税款的 人的债务人，甚至还要支付利息，这种利息是赠给债权人的一种免税的附加收入。 在这里，设在卢森堡的改头换面的金融机构只是一个使政府财政资金源源不断外流的 渠道。把所有资金外逃的地点加起来计算，谨慎估计德国政府每年税收损失高达 500 亿 马克，接近于联邦政府每年新增加的债务。对于共同体来说，如果所有国家损失加到一 起，相当于一种持续性金融灾难。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在所有海外分支机构旗帜 下管理的资金总计为 2 万亿美元。对此国家无法进行干预，而这笔钱又在这些国家内通 过经营而谋取利润。仅仅开曼群岛近 10 年以来，来自外国人的银行存款就已超过德国 所有金融机构。人们远不能掌握所有外逃资金的情况。国际收支结算年复一年地显示出 数百亿的赤字。这也就是说，货币的流出还是登记的，但是——从统计数字上看——流 向什么地方就不知道了。因为海外交易场所的许多银行从不公布用于统计目标的数字。 早在 1987 年世界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和欧洲货币体系的专家们计算，在这个世界经济 黑洞中所隐藏的财富已达到 1 万亿美元。 很奇怪的是，所有这些交易中绝对没有一个现实存在的，把自己的旗帜交给金融世界 支配、甚至出让民族国家主权的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进行活动。事实上几乎没有人提着 装满现金的皮箱千里迢迢来到加勒比海或者列支敦士登。在那里几乎没有货币保管所必 需的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也完全不必要。一个信箱，一名总代表或信托人就已经足 够了，其余的由电子计算机承担。因为这种资本外逃的生意是在银行和公司的电子计算 机网络上实现的。而这些网络中心是在德国、英国、日本或美国土地上。在它的网络上 金融行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大部分硬盘存储数据报告给海外地区。 因此，对于税收机构和警察局来说，堵住资本外逃渠道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无需 去占领任何国家。但是，这种行为又是与自由的资本流动相矛盾的。迄今为止，金融康 采恩公司为了阻止对于自身“秘密”的任何侵犯，只要指出这种侵犯有可能导致把生意转 移到其它地方去就足够了。 1996 年初，联邦德国再次演出了一场闹剧。由于日益上涨的财政赤字，德国税务调查 员第一次在大银行进行了一些搜查行动。德累斯顿银行的老板于尔根叶枝青和他的许多 同事当场表示抗议，认为这种行动对于提高人们的纳税道德是很不相宜的，而且会有损 于德国的金融地位。就像是为了显示自己的逃税能力，德意志银行此后不久提交了一份 年度总结，其中他们以 42 亿马克的经营结果显示了所取得的历史上第二个最高利润， 但是他们上交的税金与去年相比，却减少 37700 万马克。 浮士德契约 根据这个原则，民族国家和它们的政府简直可以被任意敲诈勒索。在有组织的金融工 业压力下，它们几乎要在世界范围内遵循由德累斯顿银行的扎拉青和他的同事在 1996 年重新规定的道路：降低财产税和资本投资税，对一切金融服务部门放松控制，节省对 于国家服务部门和社会福利任务的开支。因此，如扎拉青所说，高额税率会“助长人们 的绝望情绪，并挑起反抗，导致逃税活动。政府的财政预算过了一年又一年，颁布了一 个又一个税法，伴随全球化的发展，社会不平等日益加深，无论文化与社会价值会如何 不同，到处都是一样。 这种强迫政策步调一致的机制是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发挥作用的。美国《新闻周刊》杂 志评论说，加入国际金融体系对于有关国家来说犹如一纸‘提士德契约“。首先它使政府 对于可供全球支配的资本储备实行门户开放。国家可能由于国外资本的投资而背上很高 的债务，这时的债务将大大高于它仅仅依靠本国储蓄者和富人的时候。这种诱惑对于任 何野心勃勃的政府都是不可抗拒的。就是德国统一，如果没有外国人购买联邦德国债务， 在财政上也是无法维持的。今天德国的政府债券有三分之一握在外国人手里。然而进入 世界金融领域必须要付出高昂代价，向利率等级制法则屈膝投降，交出权力。而多数选 民对此几乎毫无异议。 最有影响的、体现金融市场世界统治权力的匿名代办处是纽约教会大街 99 号的一幢 笨拙的、11 层高楼的砂岩建筑。在世界贸易中心两个塔楼的阴影中，世界最大的、最受 欢迎的资本投资评估代办处——穆迪投资服务公司的 300 名高薪分析专家在紧张地工 作。在大门上方，一个 12 平方米的、金箔镶嵌的浮雕向人们宣布了这家公司的哲学和 兴趣：“商业信贷，这是现代化的创造。只有那些具有很高悟性、管理出色的民族才有 权使用它。信贷是现代贸易自由体系维持生命的呼吸。它对各民族财富所作的贡献，要 比世界上所有金矿的贡献大上千百倍。” 在这个金色信条后面呈现出一个具有权力和严守秘密的地方。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能 像这里，看守如此众多国家和公司的秘密。外面的来访者，无论什么等级，都不能进入 工作人员的工作场地。客人们被直接请进一个铺着厚厚地毯的接待室。会议讨论全在第 11 层的豪华会议室中进行。 创业于本世纪初的这家公司的副总裁文森特。特鲁格亚仅仅声明，什么事情是穆迪公 司所不能做的：“不，我们不对整个民族作出判断。我们的评价不是道德上的，不议论 一个国家的真正价值。不，我们不议论各国政府，至于它们必须做些什么，我们也从不 提任何建议。”然后，依据实践来看，这种保证其实是一种韬晦之计和伪装。因为特鲁 格亚本人就是穆迪公司民族评估部门的头目。在他的主持下，这家代办公司把世界上各 民族的信贷声誉作了排队比较。只有那些金融经济精英，如美国、日本和欧洲联盟中比 较稳定的国家，如德国和奥地利才会获得“Aaa ”，即所谓“3A”称号。而盛产石油的挪威 却不得不屈于“Aa”的称号。因为据穆迪公司解释，在那里，资本投资的“长期风险”还是 “比较大”的。而负债累累的意大利只获得一个“入‘的称号，因为它”对于未来的衰落缺乏 防御能力“。波兰获得”Baa “称号，是比较差劲的。这家机构估计在这里只有”某种程度 上的金融安全“。在匈牙利（Ba），连这种金融安全都是”很成问题“的了。 这种评估具有直接作用。投资基金公司和银行的商人们会把这种评估自动地翻译为关 于购买各国国家债券的风险参考附件。通过穆迪公司的评估，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市场 形象。穆迪公司的评估是不能忘记的，在创业几十年以后就开始颁发这种评估。阿根廷 被无可更改地贴上“B ”类国家的标签，因为在以往年代里，由于混乱的金融政策，通货 膨胀率达到三位数，打破历史纪录，有时甚至不能按期为它的债务支付利息。但是今天 阿根廷拥有南美最稳定的货币。至少近五年以来，货币发行银行始终保持了对美元的汇 兑平价，通货膨胀率也并不高于美国。目前由于僵化的经济政策，这个国家正经历一场 严重的经济结构危机。居民们为了稳定货币而作出的牺牲并没有从金融市场那里获得酬 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政府不得不向汇率稳定的德国马克贷款支付 ％的利息，这 个利率比获得“3A”称号的德国自己的利率还要高。 对于特鲁格亚和他的小组来说，这一切都是彻底运用经济标准的结果。为了保护自己 不受贿赂的声誉，穆迪公司的工作人员只能外出旅行两次，即应某一国家财政部邀请， 检查该国金融财政。这位穆迪公司的副总裁保证说，每名分析员必须按月公布他自己的 投资，不允许任何人在公布判断以前抢先行动，参与投机活动。即使政府施加压力也毫 不姑息。“我们只承认投资者的利益，我们不搞政治。” 然而，结果本身就是政治性的。这家代理公司的判断也许会使有关国家付出增加数十 亿利息负担的代价，还会对各国的选择施加影响，并影响到整个民族的自尊感情。1995 年 2 月，加拿大元陷入跌势，在市场上已被当作“北方的比索”。琼。克雷蒂安总理设法 借助一项新的预算计划和削减开支来阻止资本外逃。然而，这项计划刚刚拿到议会辩论， 穆迪公司就评论这次削减“‘是很不够的”，并宣布有可能把加拿大债券降为“Aa”级。此 后反对派领导人据此津津有味地谴责政府推行了一种不适当的金融政策。克雷蒂安的当 选机会直线下降。（纽约时代）杂志讽刺地评论说：“穆迪公司的这个人统治着世界”。 类似事件不断重复出现。1996 年，又是大选前夕，这家代理公司对加拿大的信贷等级进 行复审评议，悉尼各大报的通栏标题是（阴云覆盖下的政府）。工党竞选失败。 没有法律的法庭 市场逻辑自上而下地垂直渗透绝不仅仅是那些可恶的国外投资者造成的。凡是资本市 场已经国际化的地方，本国财富占有者立即晋升为国家审查员。他们可以最终把自己的 钱投向别的什么地方。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像瑞典那样，如此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最初，由于它被奉为榜样的社会福利政策而被人们交口称誉，这个国家努力尽可能实现 一个社会公正的资本主义。但是所有这些在今天已经所剩无几。康采恩公司和财富占有 者自 80 年代末期以来，把越来越多的劳动岗位和储蓄资本转移到国外。尽管国家征税 收入有所减少，政府还是降低了对高额收入的征税。财政预算赤字日益膨胀，政府被迫 对大量社会福利计划进行限制。 然而，这些还不能很快地满足市场要求。1994 年夏季，工业大王斯卡尼亚卡车公司的 主要股东彼得。瓦伦贝尔格威胁说，如果政府——当时还是一个保守党联盟执政——不 把国家赤字降下来，他就要把康采恩中心转移到国外。斯堪的纳维亚最大的保险公司斯 堪的亚公司的老板布耶尔恩。沃尔拉特甚至要求联合抵制瑞典的国家债券，直到以欧洲 平均利率进行交易为止。第二天，斯德哥尔摩的定息证券就卖不出去了。瑞典克朗的汇 率与它的股票价值一起同时下跌。政府和所有接受瑞典克朗贷款的人，今后对于所借的 钱必须以 4 ％的利率进行偿还，这比德国马克的利率还高。这个国家深陷债务之中，大 幅度削减预算已不可避免。今天瑞典对穷人的救济缩减得比德国还要少。 就这样，瑞典走上反社会福利的路线，这个原来被奉为楷模的国家现在又在为一个高 值货币和相对优惠汇率而得意洋洋。威胁自然依旧存在。1996 年 1 月社会民主党总理 格兰。佩尔松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危险。在竞选斗争中他公开建议，他对失业和患病的救 济提高到原收入的 80％。两天以后，穆迪公司公布了它的报告，据称瑞典国家稳定金融 财政的措施是很不够的，它必须“进一步削减社会福利计划”。第二天，定息证券和股票 汇率下降 30％至 100 ％。瑞典克朗的表面价格也在直线下滑。 在德国，人们也正在按照同样的脚本拆毁试图通过高额累进税限制社会不平等的社会 福利国家。保守党一自由党联盟政府遵循工业界和银行界的要求逐步改进税收体系。最 近他们又两次降低公司所得税纳税标准，因而使大企业获利。最大公司纳税比例下降了 5 ％。此外，对于独立经营者的折旧优惠大幅度上升。相反地，由于德国统一而增加的 所有负担都完全落到群众性征税上面，首先是工资税和增值税。结果不言自明：1983 年， 赫尔穆特。科尔就任联邦总理上台执政时，公司和独立经营者承担全部纳税负担的 ％。13 年以后，这个比例减少一半，降到 ％。1992 年在布鲁塞尔办公的欧洲联盟 的一个高级专家小组确认，在向公司征税方面，德国已落后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平均 水平。联邦德国至少在税收方面，长期屈服于全球范围内对社会福利国家的攻势，而且 在资本市场能够利用高利率对它进行惩罚之前，就已经投降了。 就是美国政府目前也正顺从地遵循那些操纵资本流动的金融界人土的判断。1992 年比 尔。克林顿进入白宫。他曾向选民们许诺实行一个内容广泛的改革纲领。处于衰落中的 各州公立学校应当重新振兴成为一个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教育体系，每个美国人未来都将 获得疾病医疗保险，但是，不增加国家开支这个方案就无法实现。大选以后，美国债券 汇率开始下降。投资的银行家们公开结成反对改革的统一阵线。克林顿就职几个月以后， 也就是早在他失去议会多数以前，改革计划就已被迫搁浅。多年担任克林顿顾问的詹姆 斯。卡维勒灰心丧气地宣布：“以前我希望，如果能够再降生一次，下辈子我要当总统 或教皇。现在我希望，若重新来到这个世界上就要像息金市场一样，一个人要能使每个 人都感到威胁。” 由于屈从金融市场的统治，结果就会造成对民主的沉重打击。今后虽然每个公民都有 一张选票，政治家也总是要在所有社会阶层之间寻找利益平衡，以便获得多数。无论是 在瑞典、美国或者德国，都是如此。但是在选举以后，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却是金融学家 所称的货币投票权。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职业的货币管理人员所履行的只是他们的委 托，这种委托要求为被托管的资本带来尽可能高的利润收益。今天他们凭借自己的优势 力量，可以向百年以来通过阶级斗争和社会平衡改革政策千辛万苦所争得的一切成果提 出挑战。 在这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社会民主党人控制资本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今天却又在全 球范围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不断提高工资和国家组织的社会福利测器保护使得 近 50 年内出现了一个中间等级社会，现在金融市场也在办理中间等级的储蓄存款工作。 在以往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多人所拥有的收入大大超过维持日常生活的必需开支。由 于他们在保险公司、银行、基金公司的储蓄而给别人提供了向工会和社会福利国家发动 猛烈攻击的材料。德意志银行调查部估计，世界范围内投资资金仅为 7 万亿马克，其 余 10 万亿马克则由养老储蓄方案的设计者如由德国的各种保险公司管理。工薪优厚的 中间等级公民因此经常身兼牺牲者与实行者、赢利者与失败者的双重身份。当他们的资 本——人寿保险利率提高的时候，他们的收入由于税赋的加重而蒙受部分损失。他们把 自己的储蓄交给投资基金公司，而这些投资基金公司的经理作为他们雇主的最大股东明 天就会在那里成立一个董事会，该董事会——为了资金投资者的利益，会无情地推行合 理化，剥夺他们的劳动岗位。 关心债券汇率与货币稳定的各国政府因此完全有理由要求为福利社会一部分人的目 标服务。只有那些不再拥有值得一提的储蓄存款或被迫失业的人并且已无法再进行储蓄 的人才会从炉子的铁罐子缝中漏下去。国家通过市场所作的“盲目惩罚”远远不像货币主 义者要人们相信的那么“健康”。这种惩罚不仅否定了这样一个事实，即民主政治不但要 服从于市场法则，还要服从另外的法则，而且还把各民族之间的社会文化差异拉平，制 造出一种可怕的日益增长的潜在冲突。 瑞典的大多数人时至今天也不希望他们的社会单纯追求资本利润的目标。只是由于这 一点，瑞典政府才反对削减社会福利国家。而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在 1995 年春季没有 选择继续缩减国家财政预算的作法，此时此刻他的最重要目标是必须保护国家不要分裂， 法语省份魁北克正在用要求分离出去的全民投票威胁着这个国家。他曾经削减划拨给这 个省政府的经费，结果只是使分离主义分子有了更多的追随者，使他的国家蒙受更大的 经济损失。1992 年，意大利政府也不再如一些教授和投机分子嘲笑的那样从官僚主义的 愚昧出发反对里拉贬值，而且他们还要保护数百万——根据银行建议——通过抵押楼房 住宅换取资金的家庭。这种抵押是以欧洲联盟的货币欧元来结算的，由于欧洲货币体系 的总崩溃，他们的欧元收入贬值大约三分之一，他们不得不把 30％的收入返还给抵押银 行，否则的话他们的房子就只值 1 个里拉。因此投机者被巧妙地送到讨厌的右翼政党联 盟“自由联盟”的手中。它的激进传道者、新法西斯分子贾恩弗兰索。菲尼表现出维护占 便宜的抵押债务人利益的代言人的特点。 而在各民族之间关系中，金融市场也在挑起冲突，这些民族越来越多地被剥夺政治调 控能力。被迷信市场的经济学家称作世界金融法庭的外汇市场和有价证券市场经常作出 极不公正的判决，它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律，只会制造经济混乱，而不是公正。 这些追逐利润的人在贸易空间中原则上首先选择经济大国，而不是首先选择小国，完 全不管国家金融和国民经济的状况如何。像爱尔兰、丹麦、希腊或者泰国，对它们实际 支付利息不超过 2 ％，因为它们是小国。从市场技术上有一种绝对化的思想，即认为市 场越小，风险越大，在发生危机的时候就找不到买主。1995 年以前担任德意志银行外汇 主管人的克劳斯。彼得。默利茨解释说：“这就像电影院失火以后，所有的人都想逃出 去，但是出口不够。”这种“退场风险”值得人们去上一笔风险保险。但从国民经济学角 度来看，这个原则还是很荒唐的，它使投资成本昂贵。 与此同时，大国远远不像小国那样害怕市场的判失。从这种判决中捞取好处的首先是 美国。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能像美国那样动用别人的储蓄资本为自己服务。近 10 年以 来，美国统计显示出一种负数的国际收支，这也就是说，消费者。公司和政府从国外借 来的钱远远超过了他们对世界市场的投资。自 1993 年以来，这笔亏空总计占全部社会 生产的 10％，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人。尽管如此，美国公司或者建筑商人绝对不偿 付过高的惩罚利息。这个纯粹的市场大国只关心如何使美元投资相对安全，并因此保持 吸引力。此外，还关心如何使美元今后继续成为世界范围的储备货币。在各国货币发行 银行的全部硬通货储备中 60％以上都是美元，全部私人储蓄中几乎有一半是美元。而且 一位中国农民或者一位俄罗斯工人都要把他们的美元盈余保存积攒起来，虽然美国实际 经济成就不到女界生产的五分之一。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都知道，如果牵涉到他们货币的 稳定，就会有一半世界站到他们方面。 作为武器的美元 巨大的木平衡使得世界经济的很大部分依赖于美国国内发展。自 1990 年以来，商人 们和国民经济学家都注意到，归根结底，唯有美元区的情况决定世界范围利率的发展。 1994 年春季，在德国一切迹象都显示出宏观经济衰弱。根据流行的国民经济法则——由 于信贷需求减弱——必须要明显降低利率，这是启动投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然而美 国经济却显示出上升的增长势头，美国国内市场利率突然暴涨。欧洲也迅速地把利率提 高 7 ％，在经济预测专家的行话中这被称作“宏观经济的毒药”。一年半以后，联邦德国 又滑入衰退，而当消息报道美国工厂正在满负荷运转时，同样的戏剧又再度重演了。而 德意志联邦银行的低额优惠利率近 10 年毫无变化。德国货币保护者努力从银行借出更 多的钱，德国公司企业也尽可能地借钱。1995 年与上一年相比贷款增加 7 ％。然而这 笔廉价资本立即流向国外可获高额利润的市场。联邦德国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赫尔穆特。 黑塞清醒地判断说：“货币发行银行单独降低利率的能力，很遗憾，已经消失了。” 对美元区的依赖性为华盛顿金融与货币政策专家们创造了一种权力地位，这种地位越 来越多地把他们引上了同其它民族发生冲突的路线。在围绕金融经济统治权力所进行的 隐蔽战争中，判断力量对比的标准就是外汇汇率。1995 年的前四个月美国货币对日元、 德国马克的比价下跌了 20％，全球经济机器陷入混乱，在欧洲和日本引起一场新的衰退。 夹着公事包的战略家们惊慌失措地改变他们对于德国马克和日元的投资结构。结果不仅 美元，所有欧洲货币对于法郎和德国马克的比价都在下跌。德国公司的国外收入突然贬 值，大大低于所估算的数字。戴姆勒公司、空中客车公司、大众汽车公司和其它上干家 公司都出现了赤字，它们宣布，将来要优先进行国外投资。一些专业报刊，如《商业周 刊》、《商报》或者《经济学家》再次写道：“货币发行银行面对数以万亿计的外汇交易 市场上的汇率下跌显得十分软弱无力”，这个外汇交易市场每天营业额几乎是世界各国 发行货币银行全部外汇储备的两倍以上。 客观上汇率的迅速下跌似乎是很不合理的。1 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与其说是交易中的 马克，不如说是 马克。货币市场上的美元利率，即短期信贷的利率要比上升为 优质币的德国马克和日元还要高出 1 ％。各派的经济学家都束手无策。柏林的德国经济 调查研究所的货币专家默尔策尔。施特雷梅认为“没有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而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的首席国民经济学家迈克尔。马萨只能得出结论说：“市场发疯了。” 真的不合逻辑吗？这荒谬吗？货币竞争的主要健将们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德意志银行 外汇交易部主任克劳斯。彼得。默里茨，直接地把美元下跌解释为“美国人所希望的政 治战略”。出口衰退的美国经济想借此获得推动，使他们能够在国外市场上廉价提供自 己的产品。美元汇率成为与日本和德国争夺世界市场份额的斗争武器。 这听起来像是一种阴谋理论，然而却十分可信。金融市场上大多数国际炒家都是在世 界各地建有基础设施的美国金融机构。这些机构肯定不是按照美国政府的笛声跳舞，但 是他们却非常乐意秉承联邦储备银行和它的总裁艾伦。格林斯潘的旨意办事。这家世界 上最大的货币发行银行无法阻止那些跨国的金融投机家，因为后者的美元储备是无限的。 默里茨认为，只要联邦储备银行的一名经理向一位国会议员打一个电话，宣告美国对美 元的币值稳定不感兴趣，这就够了。其余的由不久之后了解底细的商人们来做。两个最 强有力的美国男人间接地证实了这一战略。1995 年 4 月，世界范围的美元危机期间， 美国总统克林顿散布说“不要为了阻止美元下跌而去做什么事情”。而在这不久以前，联 邦储备银行经理格林斯潘在一次国会听证会上甚至提出降低最低利率的计划，但这个计 划后来并没有付诸实施。在这两个事例中，对于市场所发出的信号是明确无误的。美国 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政府都希望美元汇率落下来。而法兰克福的经济学教授威廉。汉克 尔认为美元下跌只不过是“美国一种机智的货币政策”。他认为，在一个深受通货膨胀困 扰的货币虚弱的世界内，美元本身面临大幅升值的威胁。华盛顿的货币保护者暗中商定， “他们把问题转移到其他国家身上”。作出如此理解的恐怕还有赫尔穆特。科尔的经济顾 问。这位德国总理一反往常对于大西洋彼岸伟大兄弟的克制态度，对于华盛顿政府嫁祸 于人的货币政策表示了个人的抗议，并且公开把这项政策说成是‘岸人无法接受的“—— 这个表态取得了相应的效果。 1995 年的经济统计证明了美元战略的胜利。在德国，预计的经济增长减少了一半，美 元疲软成为大规模解雇的理由。日本人受到更大冲击。他们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仅在 12 个月内就减少了四分之三，这个国家陷入了通货紧缩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成倍增加。 格林斯潘和美国财政部长鲁宾直到 1995 年秋才放弃他们的强硬路线，此时他们所期望 的结果已经确保无虞了。9 月以后，这三个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重新开始共同支持性收 购美元，汇率停止下跌，并且开始缓慢上升。直到 1996 年夏季，重新恢复了 1 美元兑 换 德国马克的比价。 外汇市场绝对没有发疯，它是按照艾伦。格林斯潘的节拍运作的。专家们对于这种现 象束手无策只不过表明，他们的理论忽视了在世界金融网络中也有拥有权势利益或者说 不得不屈从于权势利益的人们在活动。当然并不是所有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对于市场的 莫洛赫神都同样的软弱无力。某些国家的货币发行银行不仅不软弱，而且还被列入一个 明确的实力排行榜，居于首位的是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处于第二位的是日本银行和联邦 德国银行，它们分别在日元区或德国马克区统治着它们的邻居。 金融界的热带丛林游击战 至少在金融市场上，迄今为止具有重大意义的与其说是全球化，还不如说是世界的美 国化。商业活动家默里茨认为，这是正常的情况：“也许这是我们为美国在巴尔干为我 们进行干预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种依赖性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同样是十分巨大的，而 且对于美国来说也并非毫无风险。这位使用霸权的美国巨人越是残酷无情，就越会产生 攻击性的反抗行动。如果一些政府感到自己在这种反抗中能占到便宜，将会发生什么事 呢？正在崛起的马来西亚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在任职多年的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总理领 导下，这个国家发展成为除了新加坡以外，最成功的亚洲崛起国家。此外，马哈蒂尔特 别喜欢做的是，不断地对西方的傲慢自大、颓废堕落和帝国主义观点发动攻击。1988 年 他准备在与自身利益最关切的领域即货币市场上对他的敌人发动打击。 在此以前，这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即内加拉银行不得不忍受相当大的损失。里根政府多 年推行的高利率政策把美元汇率推向顶点。然后，美国人与日本、英国和联邦德国在纽 约普拉扎饭店举行一次秘密会谈，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共同干预再把汇率降下来，并由 此造成灾难性下跌 30％。内加拉银行总裁雅法尔。侯赛因，以前曾是证券交易所经济审 查委员会的工作人员，非常愤怒地注意到，马来西亚辛辛苦苦挣到的美元外汇储备，并 非由于自己过错而大幅度贬值。他在印度新德里的一次谈话中愤怒地指出，由于普拉扎 协议，“根本改变了由的私人仿效者所搞倒。当欧洲货币体系陷入虚脱的时候，雅法尔 错误地估计形势。英国人很快退出欧洲货币体系，使他大吃一惊。内加拉银行在 1992 年和 1993 年损失几乎 60 亿美元。雅法尔不得不为反对派领导人所称的”马来西亚最大 金融丑闻“承担责任，失去了他的职位。他的接班人此后再也不敢冒这种风险了。 内加拉银行投机活动证明，结成网络的金融世界对于自身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是如何无 能为力。由于市场爆炸性地增长，今天若想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定造成威胁，像马来西 亚这样的一个国家肯定是太小了。但是“美元火山”（汉克尔语）却可以喷出越来越多的 美钞，从而使得在美国本土之外流通的美元总量迅速膨胀。亚洲的货币发行银行已经控 制了世界硬通货外汇储备的一半。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已有 700 亿美元，小小的台湾岛 也不相上下，日本所拥有的外汇储备是这个数目的 2 倍。在美国和它的亚洲贸易伙伴之 间矛盾日益增加的背景下，这个数目提供了“制造一次金融风险的充分材料”。1995 年 《经济学家》杂志曾发出上述警告。“ 迄今为止，敌视美国的亚洲国家未必会用大规模抛售的办法破坏美元地位，并从而破 坏世界金融体系。而且这些国家对于市场，对于美国的军事保护有着很大的依赖性。但 这些并非永远不变。亚洲各国的增长趋势正在使权力平衡的格局向着有利于亚洲的方向 移动。 另一方面，在欧洲，与计划者的意图——动摇美元霸权地位——相反，这一计划正变 成一场没有喜剧结局的笨拙肥皂剧。在那里，两个欧盟大国——德国与法国政府为了实 行一种共同的欧洲货币而相互争斗。在“获得伟大成就”（科尔语）的同时，他们在市场 与国家之间展开了一场权力斗争，使欧洲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欧元的冒险：围绕货币联盟的斗争自 1991 年 12 月 11 日以后，荷兰的小城市马斯特 里赫特肯定要被写进历史书。在那里，在这个星期三的晚上，当时的欧共体 12 国政府 首脑在一份条约文本上签了字。在未来几十年的欧洲历史进程中，这份文件将起到决定 性的影响：这就是关于建立欧洲联盟并为它的成员国创造一种共同货币的条约。欧洲改 革并没有改变西欧国家联盟的政治结构与管理技术结构。关于未来货币联盟的协定证明 了各国领导进行改革的果断决心，这在现在民主制度中还是很罕见的。正在所有国家等 待批准的这项协议规定，自 1999 年初，大多数欧盟国家都要把它们的货币同固定的兑 换比例联结起来。两年以后，由于一种名叫“欧元”的、事实上的共同体货币的问世，欧 洲货币的旧名称即将消失。如果按计划实行的话，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所有工薪、 收入、支付和税收都要以欧元计算。它的价值要与 1999 年后市场结算的兑换比例相一 致。 这些步骤的结果是不容忽视的。未来的欧洲国家将克服迄今为止货币分裂所造成的诸 多不便。小市场的息金补贴将像迄今为止的高额银行兑换手续费一样被取消。首先是这 些国家之间的所有贸易将摆脱汇率突然变动所造成的代价高昂的风险。在共同市场内所 有价格都将直接进行比较。但是与此同时，欧盟国家将面临一种巨大的政治风险。他们 将不再拥有自己独立的货币发行银行，而且，原来的货币发行银行也将把它们的主权转 交给未来欧洲中央银行。这家欧洲中央银行将在迄今为止的更大范围内把欧洲国家彼此 紧密联结起来。这个货币联盟的成员，如果无法维持自己的出口经济，将再也不能采取 货币贬值的紧急刹车措施。这些加入欧盟的国家再也无法直接决定本国财政金融政策、 税收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如果货币计划真正付诸实施，那么，建立一个能够迅速而又 仍然是民主地作出决策的真正政治联盟就将是一个继续生存的问题了。 然而，用这种广泛意义来衡量，协议签字五年以来，人们对于这项至关重要的欧洲政 治方案的公开讨论还处于一种很可怕的水平。人们或者说，欧洲货币联盟会保障“不再 从德国的土地上产生出战争”（科尔语）；或者说欧洲货币联盟将对“欧洲再度分裂”承担 责任（美国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语）。此外，正如 1996 年 3 月德国社会民主党高级 候选人狄特。施玻利在巴登一符腾堡竞选演说所说的，欧洲货币联盟又是“对于德国劳 动岗位的威胁”。 在关于欧洲货币联盟的辩论由于蛊惑宣传和虚假情报而陷入一团迷雾之中时，人们于 1996 年 1 月 18 日在法兰克福听到了令人顿开茅塞的语言。欧洲财政基金会，一个银行 界的院外政治集团同法国财政部长让啊尔蒂举行一次辩论。金融行业所有有地位、有名 望的人都被邀请到会。阿尔蒂首先提出了一些技术性建议，讨论了汇率目标区和过渡步 骤。接着在自由发言中他大致描述了欧洲货币联盟的真正目标。阿尔蒂认为，这个计划 一旦成功，“欧元就可能上升为世界主要的储备货币”，它得到有 4 亿公民的、世界规模 的欧洲内部大市场的支持。在这个基础上欧洲可以同美国平起平坐。欧洲联盟通过控制 汇率将获得一种“贸易政策手段”，它比任何种类的进口关税都更加重要。 出席会议的大金融寡头代表们的反应十分尴尬。尽管美元危机、欧洲货币体系崩溃， 在德国的金融与经济舞台上，阿尔蒂所说的反对市场力量的自由作用的国家干预还是被 看作是一种亵渎行为。准确地说，是否应重新恢复国家控制金融市场的能力已成为围绕 货币联盟斗争的真正核心。这位巴黎政治家用手掩着嘴悄声许诺说，欧洲货币联盟就是 要结束“美元的专制统治”。 对此应当补充的是，欧洲人将为此付出昂贵而痛苦的代价。因为为了对市场施加强制， 必须先使市场平稳下来。在所谓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后面隐藏的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在条 约草案辩论期间联邦德国银行代表所强加的东西。众所周知，只有那些政府债务不超过 全国年度创造价值，年度赤字不超过社会总产品 3 ％的国家才被允许进入欧洲货币联盟 俱乐部。而且，参加国货币应当在 3 年以前事先与德国马克建立一种稳定的兑换比例。 具体比值是随意选择的，不过要与谈判中估计的德国在 1999 年的水平相适应。德国货 币保护者认为，只有这样，才会使欧元从一开始就像德国马克那样安全可靠，从而使投 机性攻击行动不会捞到什么好处。 这个方案在理论上是如此具有说服力，但它又是如此迅速地被现实所超越。条约签字 4 年以后，这个计划简直变成了妇女紧身胸衣，弊端超过了益处。首先是法国，自 1994 年以后被迫模仿德国货币政策，建立一家独立的货币发行银行。它的最高长官让一克洛 德。特里谢实行铁的“法郎壁垒”政策，在长达 4 年的期间内法国的债务人和企业家们不 得不支付比德国人高出 3 ％的利息，以便抵抗不断出现的新的投机浪潮，保住汇率。最 后直到 1996 年夏季，这两个国家的利率水平才大致相等。与此同时，所有欧盟国家都 开始着手减少赤字。在收入增加时期，赤字水平比较稳定。但是随着景气形势的短期中 断，自 1993 年起，欧洲联盟陷入衰退，征税收入急剧下降，1995 年，就连德国也不符 合欧洲货币联盟的标准。 此后，紧缩路线与任何经济政策理性都格格不久。在企业和康采恩为了节省成本而使 几百万人失业之时，迫切需要国家充当投资者和雇主的角色。由于加剧危机的紧缩措施， 欧洲货币联盟计划在法国变得声名狼藉。1995 年秋季，法国儿家工会共同组织了一场近 几十年来前所未有的、长达数月之久的反对紧缩方针的罢工。在抗议浪潮的压力下，法 国工业界，如标致公司总裁雅克。卡尔韦和对欧洲联盟绝对不会抱敌对态度的前任总裁 瓦莱里。吉斯卡尔。德斯唐都要求修改马斯特里赫特计划。在德国，反抗活动也在增长。 德国经济调查研究所分部领导人海纳。弗拉斯贝克与他的多数同事观点一致，他提出警 告说，急剧压缩国家开支会使整个欧洲不稳定，这就像当年德国总理亨利希。布吕宁， 用他的压缩开支做法把魏玛共和国 1930 年危机变成一场真正的大灾难一样。 1996 年夏，所有的人都主张把货币联盟推迟到更好时机，至少推迟两年。然而欧洲联 盟领导人，首先是欧洲先知赫尔穆特。科尔并没有作出这种决策的自由。因为所有那些 出于利己的原因多年来长期反对欧洲货币联盟计划的人，如伦敦商业中心和美国华尔街 的商业家们，都期盼着这样。瑞士银行巨头瑞士银行联合会驻纽约外汇机构的负责人米 歇尔。斯诺夫对自己的对手毫不隐瞒地说：“这会夺走我们的工作和赢利机会，我们当 然持反对立场。”盎格鲁。撒克逊和瑞士的货币金融机构自 1995 年夏以来就系统地向投 资者散布不安情绪。他们在广告宣传和公开谈话中直接散布德国马克股票可能贬值的警 告，劝诱广大顾客购买瑞士法郎股票，虽然它的利息收入已接近于零。只有德国和法国 的大型银行尚能防止大规模损失。他们支持欧元计划，因为随着统一货币问世，小范围 的市场即将消失，而迄今为止在其余欧盟国家中大量小银行居主导优势。 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交易所大厅欧元反对者可以结成广有影响的联盟。在伦敦，政府 和“商业中心‘即伦巴第大街附近的银行区结成了一条战线。因为他们从传统的自我意识 出发，他们不想参与合作，而且也不想依附别人。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德国高级货币政 策专家报告说，躲在幕后的英国大臣和官僚们”为了把这件事情弄垮，是不惜使用一切 手段的“。对于电子化交易市场上的这种情绪来说，十分重要的是德意志联邦银行总裁 蒂特迈耶尔向欧元反对者所提供的支持。因为他认为，他所信仰的货币主义学说的圣杯， 独立的德国货币发行银行正在受到威胁。1996 年 3 月他在波恩外交部举行的一次欧洲 讨论会上对金融界肯定地说，欧洲货币联盟”在经济上并不是绝对必要的“。 脆弱的货币结构在投机活动的压力下总是要冒发生偏颇的危险，在这种货币结构的背 景下，欧洲政策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倒退。德意志联邦银行中央银行董事会成员汉斯。 于尔根。科布尼克警告说：“对马斯特里赫特计划的任何修改都将受到市场的无情惩 罚。”1996 年 1 月《法兰克福总汇报》获悉：“大型投资基金公司已经公开作好准备， 争取尽可能抢先从欧洲货币联盟的推迟中获得某种结果。”至于这种结果如何实现，伦 敦巴里巴斯银行资本市场专家保罗。哈梅特解释说，“十分简单”，如果统一货币延期推 迟，“那么就实行 B 号计划：收购德国马克”。这样，推迟削减国家开支的经济命令就 会被金融世界电子货币机器颠倒过来。哈梅特估计，1 美元将可兑换 德国马克。德 国，这个欧洲经济火车头，将再次受到货币升值浪潮的冲击，恐怕又要有 100 万劳动岗 位作为代价被牺牲掉。 所以科尔和他的伙伴希拉克除了顽固坚持他们的欧元计划以外，没有别的出路。他们 宣布，谁要在 1999 年以后加入货币联盟，就要根据协议在 1998 年春天作出决定，一切 按计划进行。1996 年上半年，波恩、布鲁塞尔和巴黎几乎每周都发布出这样的保证，这 类保证当然就像漆黑的大森林中的哨声一样。距决定日期越近，情况越明显，除卢森堡 以外，没有一个欧盟国家符合加入货币联盟标准。尽管如此，欧元的计划者还希望，1999 年以后把欧洲汇率最终固定下来。1992 年欧洲货币体系的戏剧性事件再度大规模重演。 法兰克福银行家煽动说：“市场活动家们将对这项决议的坚固性进行测试。”1996 年 2 月《经济学家》预言说：“如果相对多的有钱人认为货币联盟将要失败，那么这种意见 肯定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他们会用自己的行动来证实他们的预言。” 征税帮助调控：托宾税 我们看到欧洲联盟各国政府在与外汇交易商人及投资基金公司顾客们的较量中又一 次冒着毁灭性失败的危险孤注一掷——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玩火游戏。一旦货币方案失 败，失败的将不仅仅是欧洲经济。在不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间内，欧洲一体化方案也将 变成靠不住的事情。这块古老大陆将丧失在全球化时代各民族迫切需要的东西：共同行 动能力。这种把欧洲引入死胡同的做法表现出担负领导责任的政治家及他们的议会监督 者的令人吃惊的愚蠢。他们在金融市场面前的软弱无力完全是自愿选择的结果，绝对不 是被迫的。其实，无需时钟倒转，重新实行布雷顿森林条约构筑的世界体系，人们完全 能够驯服用电子技术武装起来的商人大军的破坏力量。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詹姆斯。托宾在 70 年代制定了一个相应的计划。 托宾论证说，放松控制的资本流动与突然的方向变化和灾难性汇率浮动一起将对物质经 济造成损害。他建议，“给我们过度赢利的国际货币市场制造一点麻烦”，对所有外汇交 易征收 1 ％的税金。这个税率似乎比较低，但是具有决定性作用。首先由于各种不同市 场，不同国家之间的利率差额，这种生意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会捞得利润。为了把利率 较低的德国马克兑换成回报较高的美元进行投资，投资者必须事先估计到，他的投资资 本的 2 ％要上交国库，因为他必须进行两次交换。在今天流行的 3 个月汇票投资中要 首先交出这笔税款。因为德国与美国之间的利率差额——在一年之内——总计为 8 ％。 这简直令人难以相信。他若进行长期投资，利润会更高，但是也会有风险，利率差额和 由此形成的投资价值都有可能再降下来。 托宾方案对于实际经济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各国货币发行银行可以立即相互独立地对 于本国市场利率水平进行调控，使它与本国经济形势相适应。如果美国经济形势发出不 协调声音，处于衰退中的欧洲人甚至可以把他们的货币以比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低 8 ％的 利率借出去。 自然，发明者如此描述的这笔“托宾税”并没有赋予政府任意规定汇率的自由。这种自 由是不明智的。在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各不相同的情况下，他们必须能够对本国货币的 汇兑平价作出修改。因而投机性交易还是可以大量减少，汇率发展就将跟随实际的国民 经济，即经济学所说的“基础”的国民经济统计数字走。与此同时，货币发行银行又可以 履行它原来固有的稳定汇率的职能。它的——免税的——干预性购买又可以发挥重要作 用，因为处于这个系统中的流动资本要少得多。 首先，按照托宾的方式在外汇交易中实行一种营业税可能会给国库带来收益。专业人 员根据税率高低计算——即使在交易额减少三分之二的情况下，还会在全世界范围内获 得 1500 亿至 7200 亿的收入。这种做法不仅有可能缓解负担过重的国家财政，而且，不 来梅经济学教授耶尔格。胡夫施米特写道：“这是在华尔街上征税，决不是在迈伊大街 上征税。”。金融工业有组织的逃税至少可以部分地被抵消掉。 几十年来，无论从学术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找不出反对托宾建议的认真论据。甚至德国 中央汇划银行首席国民经济学家汉斯一赫尔穆特。科茨也认为，储蓄银行中央机构对这 项建议“在理论上也无可非议”，这项简单方案自然还有一种关键性的不利之处，凡牵涉 切身利益的人都反对它，而世界各国又像在通常的税收的情况下那样相互竞争。科茨说： “纽约和伦敦始终阻碍它的实施。”只要有一个大型金融交易所是免税的，外汇交易就会 集中到这个地方。如果七国集团国家共同实行托宾税，金融行业就会把它的交易疏散转 移到从开曼群岛到新加坡海外分店中来，破坏托宾税所追求的抑制效果。一位德意志银 行的国民经济学家高兴地预言说，在外汇交易税这件事上，“失败是注定的”。他的一位 美国同事准确地道出了威胁来自何处。他说，如果国家插手此事，那么，“我们恰恰是 把总司令部安置在飘浮在大洋中的舰艇上”。 迄今为止，各国政府到处都屈从于这个逻辑。一项相应的法律草案在美国国会两次被 否决。而被数十亿美元财政预算窟窿折磨得狼狈不堪的联邦财政部却毫无怨言地忍受着 货币商人资本外逃的威胁。国务秘书于尔根。斯塔克为国家财政部门对金融投机家的克 制态度进行辩护，他说，托宾的建议“今天已经不再具有可行性了”。他说，“只有当世 界上 190 多个国家大家都实行托宾税的时候它才能发挥作用。”胡夫施米特总结说，一 项致力于“在外汇市场上限制对国民经济有害的大幅度跳跃”的明智方案，“不是由于技 术上无法办到，而是由于违背银行产业部门的利润利益而被否决”。 而且，只要各国政府彼此之间为了争夺劳动岗位和资本还有激烈竞争，就无法凭借这 样一种营业税驯服肆无忌惮的金融工业。尽管如此，每个国家，待别是欧洲联盟还是不 应如此软弱。他们可以分别进行谈判协商，如托宾在 1995 年夏季的一项新的研究中所 主张的那样。他们必须把征税继续推进一步，对本国货币向国外金融机构，包括本国银 行的国外分支机构贷出时征收一种附加税。这种附加税也是无法逃避的：谁想对法郎进 行投机活动，首先必须弄到法凯即使他在纽约或新加坡的一家银行签了汇票的背书要求 它支付法郎，这家银行最终还是要在法兰西银行再筹资，而法兰西银行就会向它的顾客 征收附加税。 这种征税以治本的方式，即是在投机赌注的资金来源——贷款方面对于人们所讨厌的 投机活动进行惩罚。事实上通过征税间接地、部分地再度取消了资本流通的自由化。尽 管如此，商品贸易和实际经济并没有受到干扰。对于工业设备或者商品交换的国外投资 来说，这笔税几乎算不了什么，但是对于数十亿金额的投机性外汇交易来说，它却是很 起作用的。这种投机利用任何一种最低限度差额，从汇率的波动中获取成倍好处。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欧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在必要时甚至要坚决地重新对资本流 通进行控制。但是银行家和迷信市场的经济学家却把这样一种战略看作危险的异端邪说。 迄今为止，他们捍卫资本的斗争还得到大型媒介的多数经济编辑们的支持。比如《法兰 克福总汇报》竟然预言，托宾税将导致“建立一种遍布全球的奥尔维尔所称的监督国家 （意抬高度集权的国家。——译者注）”。 然而，对失控的货币市场持批判态度的人越来越多，就是政治精英中也是如此。从加 拿大经济部长和他的在东京和巴黎的同事，直到东南亚与荷兰的货币发行银行总裁，严 肃的政治家多年来不断建议，对金融市场应再度严加管束。原欧共体委员会主席雅克。 德洛尔也持这种态度。1993 年夏季欧洲货币体系失败以后，他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 中要求，“采取措施，限制投机性资本运动”。欧洲必须要“有能力进行自卫”。德洛尔说， “不能允许银行家们按照他们所喜欢的方式简单行事。我们为什么不应当提出一些规则？ 为什么共同体不应当采取主动呢？”紧接着出现了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的强烈抗议。德 意志银行的银行家希尔玛尔。科佩尔愤怒地说：“现在连主持欧洲内部大市场的人都主 张进行控制，我们还有什么出路？”他同德累斯顿银行、商业银行的总裁一起反对攻击 投机活动，要求只要有正确政策就够了。 迄今为止，没有一家政府敢于出面反对这些强权势力。所有改革者都在不断后退。尽 管如此，这些金融寡头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或迟或早，资本市场除了再度置于国家 严厉监控之下以外，没有别的办法。因为金融世界的灾难性的自身发展已经使它的活动 主体无法驾驭。由几百万联网电子计算机组成的金融网络空间正不断地积累风险，这种 风险与核技术本身所带来的风险不相上下。 金融衍生物：来自后援的危机 人们事先没有料想到，任何商人或交易所经理也事先毫无准备。1994 年春天，美国经 济形势不错，康采恩积极投资，消费不断增长，美国人从来没有建造这么多大楼。为了 对付可能出现的宏观经济过热和市场上日益增长的通货膨胀恐惧，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市 场委员会在主席格林斯潘的领导下，于 2 月份第 2 周出示了警告黄牌。他们把美国银 行迄今为止比较低的主要利率提高 ％。原来想作刹车的轻微试探，发出信号，提醒 各国货币发行银行保持警惕。但是在商人办公桌上却被当作世界经济要全面刹车，开始 出现一场前所未有、一天比一天严重的抛售华盛顿国家债券的风潮。3 个月内汇率持续 不断下降，利率爆炸性上涨。不是如联邦储备银行计划的那样上涨 ％，而是翻了 8 倍。短期和中期的美元货款利率上涨 2 ％。这种汇率下跌、利率上涨的发展趋势立即渗 透到欧洲国家，资本市场的“短暂危机”（商人行业术语）把整个欧洲大陆推入衰退。各 国中央银行习惯于“把握货币市场的方向盘，就像驾驶一台老牌福特汽车”。纽约银行界 的金融专家和鉴定专家格雷戈里。米尔曼评论这场出乎意料的危机说，这一次市场却像 一辆赛车一样作出反应，“乘客穿过车子前面的挡风玻璃飞了出去”。受到打击的首先是 那些利用被称作“宝贝”的美国债券为自己的高风险投机性投资作出安全保障的投资者。 他们提供的保证金不再能抵偿债务，债权人宣布解除契约。下面是成千上万的事例之一： 洛杉矶南部，加利福尼亚最富有的奥兰治县。有一家曾得到大量资助的国有公司现在不 得不登记破产。这个以往资金雄厚的公司金库现在出现了几乎 30 亿美元的亏空。在世 界范围内金融工业同它们的顾客一起蒙受重大损失。长期投资的贬值给他们带来战后最 大的年度损失。3 万亿美元几乎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而使人吃惊的是，没有人知道究 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在设在纽约自由大街的联邦储备银行的主要驻地，一个经济学家小组找到了消失了的 数十亿美元。对商人所作的调查研究导致一个令人吃惊的发现。国家债券混乱的关键原 因是在房地产抵押债务的交易上。 与德国不同，在美国，如果市场提供的利率低于契约规定的数额，房地产抵押人可以 随时宣布取消他们的建筑贷款。为了防御这种风险，相应的有固定利息的长期债券时当 于德国的抵押债券）的供给者将地产抵押债券出售一个时期，即出售到事先规定的时间。 利率下降，房产主把短期信贷改为长期信贷，这种息金期权交易上涨的汇率抵消了由于 宣布解除抵押契约而失去的利润。在利率下降的年代里，把短期信贷改为长期信贷已发 展成为大规模交易。房地产抵押证书只是短期投资，购买者只有借助短期总金一期权交 易才能相应获得安全保障。 当联邦储备银行宣布利率急剧变化时，市场几乎倾覆。巨大的美国房地产抵押市场的 管理者突然大规模抛售为期 5 年以上国家长期定期债券。无论联邦储备银行还是其他银 行都没有料到这一点。对于房地产抵押交易和债券交易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设有几个人 明白。从市场的这个角落爆发出一种抛售冲击，使汇率迅速下降。几个小时之内，在所 有其他市场参与者的电视显示屏幕上都出现了讨厌的“停止一下跌”的信号。他们必须向 外抛售，形成了一种越来越猛烈的的反馈，形成一种强大的运动，似乎无事生非地发展 成为一种世界范围的抛售浪潮。在资本市场庞大江河水系的一个以前不引人注目的分支 上，现在爆发了一场洪水。美国中央银行一次小小的汇率修正几乎变成全面危机。 1994 年美国房地产抵押债券危机前所未有地显示出金融工业对于无法预测的突发事 件和连锁反应是如何毫无防御能力。现代高科技武装起来的财政金融业的这种不安全状 况与金融衍生物交易有着决定性的关联。80 年代资本流通的自由化不过是取消了各国市 场之间的国界，90 年代的金融衍生物交易则把这种取消界限推向极端。德意志银行总裁 希尔玛尔。科佩尔高兴地说：“金融衍生物使得所有资本市场都能够彼此互相交换。它 把长期贷款变成短期贷款，又把短期贷款变成长期贷款。它实现了我们以前做梦才能办 到的事情。” 也许，正在做的是一场噩梦。现在就像在一个相互沟通的管道系统之内，一切都相互 联结在一起，但这样一来，每一天都更难测量出准确的比例。昨天的经验明天就可能失 效，商人们再也无法自己估算出交易金额。为了能够对他们的‘略构化产品“（行业术语） 进行交易，这些金融魔术师需要价格信息和风险信息的程序。这些信息程序的质量决定 着数十亿美元的利润和损失。德国一家私人银行金融衍生物交易负责人报告说，他的电 脑文件夹中存储着几千份这种错综复杂的未来交易协定。他对这个能够随时显示所有期 货交易总金额的程序十分自豪，来自几十个市场的最新数据不断地被输入计算。他的食 指飞快地落在几百行数据中的某一行上面：”在这里，我能看到，我们是否能够赢利。 在利率保持不动的时候，每天我们都要损失 49000 马克，利率下降 ％，就会给我们 带来 7 马克的利润。“ 前提条件是所有从理论上能够出售的东西都能在市场上找到一位买主，然而，事实并 非永远如此。各个市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在同一时间内决定起落升降的因素越来 越多，发生灾难性汇率变化的危险也就越来越大，就像房地产抵押商人的债券期权交易 可以把世界债券市场搅得天翻地覆一样，明天可能又会出现一种人所不知的债权关系。 金融衍生物市场的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反复无常给某些金融魔术师带来了灾难性的 厄运，给许多正派经营的公司带来几亿、以至几十亿金额的损失。牺牲者名单包括法兰 克福五金公司，它只是由于获得数亿马克的补贴才幸免于破产，还有世界康采恩普罗克 特一甘布尔公司、日本大和银行、德国哥达保险公司与克罗尼亚保险公司、汉诺威再保 险股份公司等。迄今为止最大的事故是 1995 年 2 月，由当时年仅 27 岁的英国人尼克。 里森造成的。他在新加坡交易所根据日本股票的日经指数所作的错误期权交易使伦敦巴 林银行损失 18 亿马克，迫使这家最古老的英国金融机构宣布破产。对于这类投机活动， 银行业务监督机构的负责人显然多年以前就已知道。金融衍生物交易的爆炸性急剧发展 不仅增加了货币交易风险，而且使得几十年来为这个行业所建立的安全体系从根本上被 取消。 网络空间中的超级连锁反应 在银行业务监督人员看来，个别商人与个别银行的损失原则上都是无关紧要的。危险 的是大银行和投资公司一旦丧失支付能力，因此使整个体系陷入威胁之中。一家金融机 构的破产在一夜之内会牵连损害许多别的金融机构，引起一种世界范围的多米诺效应。 “然后风险蔓延到交易所，从那里影响到汇率变动，并因此影响到实际经济。”1994 年初， 德国储蓄银行联合会主席霍尔斯特。科勒十分担心地说，这样一种“风险转换连锁反应” 是“非常可能的”。商贸活动突然停顿，整个体系陷入萎缩，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场全球性 危机，就像 1929 年 10 月世界所经历的那个黑色星期五那样。 科勒选择原子技术工程师的基本术语“必须想到的事故极限”作了正确比喻。所谓金融 市场的系统风险与核电站风险完全类似。导致紧急事件的可能性概率是很小的，然而潜 在的可能的为害范围却几乎是无限的。因此，大工业国银行产业部门的官方监控机构多 年来已贯彻实行强制性法规。例如自 1993 年以来，从东京到法兰克福都有一条基本规 定，任何银行都必须从自己的资本中安排出一笔数额至少相当于所有未收回贷款总额 8 ％的款项，如果有一笔大型贷款被拖欠不还，那么必须随时准备用这笔资本填补亏空， 金融衍生物的交易使这种防御措施变成十分荒谬的东西。因为商人们的许多并不知道的 贸易项目在商贸结算中大多不会出现，这样一来，如何评估风险，完全听凭金融机构自 己决定。 自从金融丑闻和事故不断出现以来，许多观察家大声疾呼，发出警告。美国官方有价 证券管理机构证券与汇兑委员会领导人阿瑟。莱维特在巴林银行事件前夕就提醒人们： “现在已经到了紧急关头。”1992 年以前曾担任汉堡州中央银行总裁，兼任德意志联邦银 行董事会成员的威廉。诺林迫切要求必须尽快制定“使金融机构能够自我保护”的国际政 策，对于金融系统的“超级连锁反应”采取相应防范措施。而美国银行家、美国联邦储备 银行副总裁候选人费利克斯。罗哈廷也认识到，在新的金融手段和高科技武装起来的商 贸技术的结合中隐藏着致命的破坏力量，它能够引起一种摧毁性的连锁反应，与原子武 器相比，金融市场今天成了破坏稳定的更大危险。联邦德国金融监督委员会副主席约辛。 萨尼奥也持相同意见。巴林银行比较起来还只是一件小事故，如果有一位国际炒家从中 介入，问题就大了。类似戈德曼。萨克斯、梅里尔。林奇式花旗银行这样的房地产商人 为数不多，但是能把绝大部分金融衍生物的交易集中到它们身上。这些金融枢纽若有一 个运转失灵，“整个金融网络瞬间就会经受严峻重大考晚‘。萨尼奥建议说，因此有必要 建立一个世界范围联网的”登记注册中心，在进行大笔金融衍生物交易的时候，就像现 在国内大宗贷款一样，必须要向这个中心登记。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在什么地方市 场正在积累巨大风险。萨尼奥说：“推动贸易的强大力量实在是过分强大。”就连从事快 速跨国货币交易的火冒险家格奥尔格。索罗斯也提醒人们要小心。1995 年 1 月他在瑞 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研讨会上对来自公司经理阶层和世界政界的 3000 多名听众宣 布说，财政金融系统毫无防御重大危机的准备，在危机关头会面临全面崩溃的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们提出这么多的警告，但是迄今为止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人们要求建立的登记注册中心，就像人们对严格法规的呼吁一样，已从辩论中消失。取 而代之的是，在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有一个常设协调小组的大金融市场监控机构， 同银行界院外活动集团就应当采取什么方法抵御金融风险已经讨论了两年之久。1995 年 12 月，这场争论产生了一项没有约束力的基本路线，让各家银行评估自己的风险， 要求它们维持相当于自身资本 3 倍的货币总量，只有这样才能经受风险考验。 这项建议在 3 年以后也许会变成法律规定，目前辩论已暂时安静下来，但是它肯定不 是一种真正有效的安全措施。就连埃德加。迈斯特尔也间接承认，德意志银行的董事会 在接受对银行业务的监督。1996 年 1 月他在陶努斯山上一个戒备森严的会议大楼中向“欧 洲风险控制圆桌会议”提交一份报告，当时正是巴塞尔建议通过 6 周以后。报告对参加 会议的研究金融行业风险的专家们流行使用的计算方法的许多缺点提出批评，许多模式 包含“过于简单化的例外”，没有把“汇率的极端波动”考虑在内，使人无法从过去推断出 将来的情形。最后，几乎没有考虑到“流动资金短缺”的情况，五金公司和巴林银行事件 就是如此。换句话说，自我组织的风险管理恰恰是在最迫切需要的时候，也就是在发生 预测不到的大规模市场运动的时候失灵。曾于 1995 年夏以前在德意志银行负责金融衍 生物交易的托马斯。费舍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位普通交易员解释说：“糟糕的是，人们 根本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家都要向外抛售，只有少数人想要——市场已无支 付能力。”在这种形势下所有计算模式都已不再适用，3 秒钟内，商人们的损失达到极 限，陷入破产。 这种危机风险由于在系统中的一个特殊的爆炸性薄弱环节而进一步加剧。对于这个薄 弱环节，人们大都尴尬地进而不谈。电子化金融交易市场的高科技建构并非一切都十全 十美。在谈判桌上或在交易所大厅内迅速成交的，还不是生意的完成。缔结有法律约束 力的贸易协定，划拨交易款项，有价证券所有权实际过户转让登记注册，所有这一切都 是由一大群在所谓的“后面的办公室”中的助手们组织完成的。他们的系统与交易员系统 不同，工作十分缓慢——对于一个在几小时之内能把整个世界推向破产的行业来说，实 在是过分缓慢。 他们最重要的工具是“世界银行金融交流协会‘。这个组织推动着最有效率的、世界范 围内的私人通讯网络，已经有 5000 多家金融机构进入这个网络。通过几十个区域性连 接站和设在阿姆斯特丹和华盛顿附近秘密地点的两台大型电子计算机，这个交流协会每 年在世界范围内发布 5 亿多条指令。在这里，首先是各家银行用符合军事要求的理想密 码，为自己，为自己的顾客交换各种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文件。在交流协会的消息被双 方确认以后，就开始进行真正交易，办理在各自的帐户上记入借方和贷方的手续。这始 终是通过各国的划汇网络进行的，在德国，是通过各州中央银行控制系统进行的。联邦 德国从来没有放弃用马克结存款项，而只是在各个被批准的银行的户头上改变所有者。 谁要想始终用德国马克进行交易，他就需要在德国一家银行或一个分支机构上开设户头。 由于时区不同，所有交易都要持续 2 天，有时甚至持续 3 天才能完成，而且这还只是 一种普通的外汇交易。在危机情况下，银行经理们都感到，等到掌握交易总额的真正数 字都已经为时太晚。 在国际有价证券交易中，交易过程日益复杂化。这是欧洲划汇结算机构的生意。这个机 构总部设在布鲁塞尔贾奎梅大街上，它是唯一从事这种业务的组织。门口没有挂公司招 牌，在一个由花岗岩和玻璃建成的无名的门面背后，隐藏着一个世界金融体系最敏感的 流通枢纽。在 950 名工作人员中，只有 10 个人能够进入高度戒备的计算机中心。它靠 在屋顶上的自己的发电机和大型备用水池来运行，在紧急情况下，发电机和备用水池能 够自动地向这个系统提供电流和冷水。而且在一个十分秘密的地方同时安装了另外一套 设备。当主要计算机突然失灵的时候，这套备用设备可以立即承担全部运转工作。利用 美国通用电器公司的一个私人电讯网络每天用电子计算机为 43000 项商业交易传达指 令。白天接受各种消息，夜里进行数据处理。但是从没有一张股票、或一张债务证书送 到布鲁塞尔。欧洲划汇结算机构创建一种凌驾于系统之上的系统，它在各国进行金融交 易的组织机构之间从事中介调节工作。在联邦德国，这个系统之上的系统是总部设在杜 塞尔多夫的德国银行联合会，大多数德国有价证券都在那里保管。仅仅一笔交易，参与 者很快就会达到 10 个，来自不同的地点——除了真正的贸易伙伴以外，还有经纪人， 各国有价证券储存中心及银行，人们必须在银行的户头上登记上一笔相应的付款。尽管 有卓越的电子设备和世界范围的网络，这笔交易的手续总计需要 3 天才能办完。 在紧急时刻，这种拖延可以使整个金融世界走向灾难。因为在商人利用很久以后才能 得到的预期收入继续进行交易的时候，在另外地方这笔价值达几亿美元的数据也许还没 有被输入电脑计算系统。“在运作链条上的一个大漏洞可以使系统的大部分陷入停顿。” 戈德曼。萨克斯公司的国际投资首席战略专家，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任总裁杰拉尔德。 科里报曾这样警告人们：“然后会出现的封锁，在这种封锁中市场的参与者可能会得出 结论，最安全的是什么事也不要做，不再支付，把贸易伙伴交存的保证金据为己有，售 出的股票不再有效。”以这种方式封锁的结存款项可能非常庞大。科里根说，交易总量 和与此相关的风险迅速增长，“远远超过了银行的承受能力。 在人们提出上述警告的背景下，在没有政府参与的世界金融网络空间中的这种超级连 锁反应远远超出世界金融活动家愚弄自己、蒙骗顾客的估计。监控人员和风险控制人员 设置了大量安全机制。因此，多数商人必须严格遵守已有的规定，几乎到处都只允许他 们同那些以前接受过信贷声誉审查的伙伴进行交易。划汇结算中心，如欧洲划汇结算机 构已随时准备好内部信贷缓冲机制和有价证券后备基金，以弥补可能出现的清偿能力短 缺。但是无论是利用技术还是进行审查，世界金融机器的安全专家们都无法阻止类似其 他大规模技术系统管理人员所害怕出现的那种事情，即人的失灵。在具体个别事件中， 在谈判桌前，交易所大厅内，这种事故几乎毫无意义，一个人的金钱损失就是另一个人 的利润。但是在争夺利润的全球比赛中，错误就具有了传染性。如果一家著名大银行或 投资基金组织的行业著名商人遭遇重大风险，很快地到处都会出现随大流的局面。不是 一个人，而是成千上万的人都被贪婪压倒理智，往常在许许多多安全规章中所规定的冷 静思考战略，现在都失去效力。 在“我们新的全球化市场世界第一次大危机”以后，除了危机木会是别的什么。国际货 币基金组织主席唐德苏和美国政府于 1995 年 1 月曾努力抵抗这场危机。当时墨西哥政 府先是使比索贬值，此后不久就失去了支付能力。许多美国货币管理人员抱怨说，他们 低估了墨西哥美元赤字的规模。长期以来，墨西哥对真正的金融数据严格保密。只是由 于这一点，他们才把数十亿美元借给这个从前被看作大有前途的国家。这类说法至多不 过证明是一种集体自我欺骗，或者是直接欺骗别人。穆迪通讯社和其它受欢迎的通讯社 掌握所有数据，1994 年全年墨西哥国家债券投资就已经具有很高风险。在这种情况下， 大型投资基金机构的管理者就连本行业自己的看家犬也不肯相信。一位参股商人承认： “利润简直具有色情吸引力。”对于储蓄特别津贴这种以美元命名的、不曾经历过贬值威 胁的国家公债，墨西哥财政部在危机爆发以前的很长时间内提供两位数的利率，从而使 美国投资者把 140 亿美元送到这个国家。根据统计，世界上最大的公众基金机构，即管 理着几百万美国储蓄者的存款的忠诚投资集团当时成了墨西哥的最大债权人。但是当墨 西哥城的政府暴露出毫无支付能力的时候，美国金融行业惊慌失措地作出反应。 往常人们喜欢谈论的对于国家的控制病和造成通货膨胀的财政赤字的愤怒现在突然 之间烟消云散。在美国国会议员中，在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领导人的会晤时，所有市场 代言人都反过来宣布，一种世界范围的多米诺效应会产生系统破坏的后果，并宣布给予 数百亿美元的援助。康德苏和财政部长鲁宾最终在他们的夜间行动和雾中行动中从征税 收入中拼凑出这笔钱。 比索危机不仅暴露了国家对于失控的投机活动的软弱，而且还显示出市场首领们对于 自身弱点的无能为力。对于资本流动的指挥者来说，一旦他们要消除自己造成的各种事 故，他们的无政府主义的、反国家的思想就总是会转向反面。市场应当被管制，但只能 实行有限专政。处理金融危机始终应是国际上的国家共同体的职权。但是这个共同体又 能应付多少类似墨西哥危机事件呢？早就传说还会出现另一次危机事件。日本政府为了 整顿疲惫不堪的金融产业部门，自 1995 年初以来大量向全世界贷出几乎不要利息的日 元，向头脑灵活的投资者分赠财源滚滚的惊人好运。全世界的投资基金机构和银行借来 数十亿廉价日元，然后兑换成美元，赚取高达 6 ％的利率差额。这样，来源于日本的 3000 亿美元都流入了购买美国债券的生袁中。在丰厚利润之后就是对于倒霉的恐惧。如何重 新消除这种货币华尔兹？如果日本经济开始繁荣，货币发行银行再度提高利率的的话， 将会发生什么事情？直到 1996 年 8 月，这种日元赏赐还在进行，日元利率始终比较低。 但是在世界范围内的分析家和银行家都在绞尽脑汁苦想，证券交易市场是否可能面临一 场像 1994 年春天那样的新的地震？这次地震的中心是东京，而不是华盛顿。 而能够引起市场骚乱的还有巴西交易所的形势。1996 年 6 月，美国经济学家鲁迪格。 多恩布什警告说，巴西面临着发生类似墨西哥事件的危险。巴西政府为本国货币规定了 一种很不现实的美元汇率，用过高的利率把过多的外国投机资本引入巴西国内市场。多 恩布什嘲笑说，巴西“正在驾车逆行，但期待着对面永远不会有车辆过来”。 发生各种可能变故的概率在年复一年地增长，变得十分野蛮的金融机器引发着世界范 围的危机浪潮，仅仅凭借对市场秩序力量的迷信是无法控制局势的。向国家发出的呼吁 很快地也会一无所获。因为高级金融国际正在挖掉危机形势下自己迫切需要依赖的基础， 民族国家和它的国际机构的行动能力。 当然，金融行业并不是独往独来。在全球化标志下，还有另一个新的、自封为世界杠 杆的集团。涉及所有领域的跨国康采恩的指挥者们也正在同样地剥夺国家行动能力。由 于 1989 年的时代巨变，他们开始了一场胜利进军，这场进军比以往任何一个帝国，或 者任何一种政治运动都更迅速、更激烈地改变了世界。但是这场胜利的味道是苦涩的， 而且这种胜利凯旋的局面也不会长久维持下去。 第四章　狼的法则——无国界的就业危机和新的跨国公司 如果取消关税而支持自由贸易，那么，我国每一经济部门的工人便将和欧洲工人一样， 降低到农奴和贫民的水平。“ ——阿伯拉罕·林肯，美利坚合众国第十六届总统（1861－1865 年） 在美国密执安州的迪尔伯恩，世界第二大汽车制造商福特公司的一些最有价值的工程 师们，正坐在数目可观的计算机屏幕前工作着。他们不知疲倦地演示着人和机器的共生 现象。一位汽车车身设计师手执一支电子笔，在一张桌子上的电磁绘图盘上描画着。 他在一处迅速接了一下，在另一处画了一条直线，一辆汽车车身的轮廓便出现在监视 器上。很可能，这一设计作为一部最新的福特车型旋即陈列在全世界各处的展览大厅中， 博得购买者的青睐。突然，从监视器旁一个并不显眼的扬声器中传出一个深沉的声音： “我非常喜欢它！”这位无名氏又补了一句：“我们这样改一下，好不好？”就好像有一双 神奇的手在进行操作一样，屏幕上的车型发生了变化，车身上部稍许加强了流线型的线 条，两侧更加挺括。 这位共同参加绘图的幽灵式的人物坐镇科隆——福特公司的欧洲营业中心。德国的一 些新产品研制者们同他们的迪尔伯恩同行们正在探讨同样的课题，有时他们是同时进行 工作，有时采取换班制的方式。他们把欧洲人的、美国人的、甚至日本人的各种思路和 设想汇集起来。单晶硅模拟计算机到处显威风，遍布各大洲的五所新产品研制试验室形 成一个全球统一的汽车设计中心。每一次碰撞试验，每一车型的每一空气动力计算，都 要由这个中心通过一系列共同的试验来完成。 跨越各大洋和越过时间界限，通过视屏和计算机网络进行设计，这是福特公司迄今为 止实行的最彻底的改革的一个步骤。从 1995 年年初开始，每一地区性子公司不再独立 研制自己的车型，不再对接近新车型的某个部件的现成设计进行修改来使之适合于新的 车型。为了取代过去的办法，福特公司的主管人阿列克塞。特罗特曼命令将过去的地区 性公司合并为两个大的单位，分别服务于欧美市场和亚洲与拉美市场。应用最现代的信 息技术为建立全球一体化的经营机器撞开了大门，而在不久以前，利用这种信息似乎还 是一种十分笨拙和麻烦的事情。研制、采购、销售，这一切福特公司在全世界范围内都 力求做得尽善尽美，避免任何重复的劳动，直到最偏僻的地区分公司都是如此。其成果 就是制成了各种“全球性汽车”，通过这些汽车，福特公司再一次树立了一个全球性的标 准，表明汽车的制造竟可以怎样达到尽可能最大的效益。所进行的改造节省了高达数十 亿美元的开支，并可望削减成千上万个高技能的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它们原属于那些 经理们、工程师们和推销人员。为了定型最终畅销全世界市场的车型“蒙德奥”，福特公 司的设计师们曾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召开了 20 次国际性工作会议，才完成了研制计划， 而为了推出最新的车型“金牛座”，只用了 15 个工作日召开了三次检定会议，董事会便 为生产打开绿灯，结果效益一下子提高一倍多。 这场“福特革命”，正如经济杂志《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决不是迫于财务危机的压力 才进行的。1994 年，该公司获得利润达 60 亿美元以上。特罗特曼和他的领导班子完成 的，只不过是他们靠利用最现代的全球信息网络技术可以做到的事情，至于其他一切事 情，都会随之解决，而且不只是在制造汽车方面。 一种革命正在逐个部门和逐个行业地使劳工界经历根本性的变革。几乎没有人不受到 伤害。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们徒劳地寻找替代那些已失去的蓝领工作岗位的办法，原来这 样的工作岗位在武尔坎造船厂。达塞飞机制造厂或者在大众汽车制造厂的流水线旁已经 消失了。在职能部门也早已充满对丧失工作岗位的恐惧，连昔日最保险的各种经济单位 也未能幸免。丢掉工作后，只能靠做临时工来度命；昨天还从事着颇有前途的工作的人 们，很可能在一夜之间其工作本领就变成毫无价值的东西。 有将近一百万在银行和保险公司供职的人员就是这样一下子就陷入了黑暗时代。自从 世界级的金融企业相继登场以来，无穷的竞争使这些人员遭到了从前只有纺织业从业者 才会遭到的残酷命运。随着自动付款机和银行信用卡的出现，厄运到来了。美国和日本 的银行、保险公司和投资基金公司涌向欧洲，特别是涌向德国的借贷市场。例如，美国 的快江公司从 1995 年起就开始推出电子邮政通兑储蓄，这种储户不规定解约通知期限， 比储蓄存折付给更高的利息。一天 24 小时用户可以随时通过电话或微电脑委托提出要 求，在几分钟内就可以十分省时地办理好高息投资，甚至可以让人把现金送到家里。同 样，忠诚投资公司，即总部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全世界最大的基金公司，通过 该公司在卢森堡的分公司，可以通过电话在整个欧洲联盟的范围内出售自己的有价证券。 这一市场战略把传统的银行业务结构打得落花流水。稠密的分支网由于接近用户，在以 前曾具有很大优势，现在却成了昂贵的奢侈设施而在竞争中十分不利。现在德国所有大 的银行，连同它们的许多独立的分行如“24 小时”银行或信贷银行（它们的靠山是德意志 银行和联合银行），都改成经营远距离业务。这一改革启动后，在未来几年里银行分支 网将被大力稀疏化。 本来，银行职员过去应具备高级中学以上的学历，应当有学识，要受过高级的颇为花 钱的企业管理教育，相应地薪金也较为丰富，现在，只有少数这样的人还被雇佣着。 相邻国家的那些美好的、收入优厚的银行职员的传统职业教育，在德国已经所剩不多。 例如，在联合银行的对话记录中，巴伐利亚联合银行的直属分行已不再同工会订立工 资协定。供职人员每小时的报或过去通常是 23 至 30 马克，现在只有如马克，略高于清 扫行业的一般工资。慕尼黑的大银行在招收新的工作人员时不再支付休假津贴，同样还 节省下了圣诞节津贴。此外，这些人员必须在一天 24 小时随时听候调遣，甚至周末也 是如此，而且不付给任何附加报酬。甚至负责接待各种富有的当事人和公司客户的具有 高级专业知识的专家，日子也不好过，而对于通过电子技术组建的世界金融市场上的几 十万青年人来说，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德国已有五家大型金融机构出资参与伦敦投资银 行，并在当地把它们的大客户业务集中起来加以办理。就设在德累斯顿的克莱因沃特·本 松公司和设在德国的摩根·格伦费尔公司而言，德国人中的求职者，哪怕他们来自当地， 也是很少能在那里找到机会的。这些公司的老板宁肯招募盎格鲁一撒克逊语族的人才。 华盛顿和纽约的美国财界人士总是嘲笑他们称之为过时的、低效的和盈利极差的欧洲 银行体系。华尔街一位著名的财界巨子曾经这样说：“瑞士的大宗钱财的管理者们，都 是在另一个世界长大的。既然在我们这里投资者们可以获得 30％的年利润，而瑞士银行 却只能提供也许 2 ％到 3 ％的这样的利润，那么，瑞士人全都会坐失良机。”没有几年 的工夫，许多美国大投机家们便都深信不疑，他们利用手中的数十亿美元，同样可以引 诱一向谨小慎微的德国人、瑞士人和奥地利人作为存户被纳入美国人的风险基金系统中 来。“首先，我们在苏黎世的火车站前大街开设了一家引人注目的分号。瑞士的客户们 皱起他们的眉头，对我们表示不信任。可是，当他们当中某个胆大的街坊到我们这里存 了款，不几年便赚了一辆‘波尔舍’兜起风来，这时，情况立时就会大变。”一个圈里人曾 这样十分形象地阐述他们的战略。 结果是十分残酷的。德意志银行董事会成员乌尔里希。卡特利里预言“银行将成为如 年代的钢铁工业”。据库琅一莱勃兰德经营咨询公司的市场研究家们确证，以上的说法 并非言过其实。有一项关于全世界 50 家主要银行的业务计划的研究报告也预言，就银 行业来说，在未来十年内将有一半的在职人员会失去他们的工作。按此计算，这意味着 在德国金融部门中将有 50 万人丢掉他们的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 用付给一个瑞士人的钱，可以雇用三个印度人 银行业和保险业中刚刚发生的事情，却早已席卷了一个所谓的未来型行业部门，这就 是计算机软件生产部门。到 1996 年秋，在德国各大学中学习信息学的青年达 3 万人以 上。由此可以预见，在即将学成的计算机专家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在劳动市场上恐怕很 难找到有保证的就业机会。他们的本领可能很快就失去价值，这一结局是美国加利福尼 亚州的硅谷的程序编制者们早在几年前就已经领悟了的。早在十年以前，这类部门的龙 头企业如惠普公司、摩托罗拉公司或 IBM 公司，就从印度以较低薪金招募新的专业人 员。 有时，它们包下整架飞机运送所需要的救急人员。它们把这种省钱的办法称之为“购 买大脑”。本地的软件专家起初起而反抗这种削价竞争，政府曾给以支持。政府允诺只 在例外情况下才给印度计算机专业人员办理必需的留境签证。 然而，美国的软件工程人员由此并未得到多大好处。许多公司干脆把它们的数据储存 工作的重要部门迁往印度。新德里当局在十个专设区内几乎免费提供了全部必要的基础 设施，从装有空调设备的宽敞工作室直到卫星通讯设备，一应俱全。不几年的工夫，在 印度高原的中心班加罗尔，就耸立起一座人口达百万的“电子技术城”。西门子公司、康 柏公司、得克萨斯仪表公司、东芝公司、微软公司和洛图斯公司，也就是说计算机行业 的所有全球性大商号都在此设有分支机构或在当地的印度下属机构中拥有研制工作订 单。 今天，次大陆的计算机软件工业总共雇用了来自马德拉斯、新德里和孟买的 12 万大 学毕业生。他们使这些企业在 1995 年实现了总计达 12 亿美元的销售额，占其劳务出口 额的三分之二。不过，由于班加罗尔的繁荣使公路交通成倍发展，造成了难以容忍的空 气污染，并且也由于大众的持久的贫困打击了人们的情绪，这座城市又重新衰落。各软 件研制单位纷纷告退，新近又选中了旁那。 自从靠由印度输送人才到加利福尼亚而实现毫无危险的起飞以来，已经过去十年了， 这期间，美国、西欧和日本的相关部门的发源地的情况已不同往昔。在德国，自 1991 年以来，单是三家计算机巨子 IBM 公司、获吉塔尔设备公司和西门子一尼科斯德夫公 司就削减了一万多个工作岗位，虽然这不仅仅是由于在班加罗尔设立了分支机构，但后 者不失为其原因之一。许多企业为了加工内容庞大的数据库，同样也利用我们这颗行星 的另一端的人才资源。瑞士航空公司、美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的相当大一部分生 意，委托它们在印度的下属公司办理。德意志银行指望靠自己在班加罗尔的分支机构来 建立和扩建自己的数据处理网。现在，印度人还为不来梅港开展集装箱运输研究开发数 理逻辑方案，或者为汉堡对付内部竞争编制控制程序。协助建立企业本身的远程电信网。 向印度扩张的动机总是同一的：当地的求职人员是在用英语授课的各大学中受过优良教 育的人才，而雇用他们的费用只相当于他们的北方同行的薪金的一小部分。瑞士航空公 司的一位代表议内斯。科鲁梅尔表述过雇用印度电脑操作人员的一则公式：“月付给一 名瑞士人的价格，我们可以雇用三名印度人。”只须改变一下付款的地点，就可以在苏 黎世节省 120 个工作岗位和每年 800 万瑞士法郎的开支。to 这还不过仅仅是开头阶段 的情况。自 1990 年以来，又有一百万熟练的信息人才涌入市场，他们来自俄国和东欧 各国。单是明斯克的一家公司通过卫星就为德国的 IBM 公司解决了许多劳动强度很大 的维修工作问题。德国的软件公司让里加的人们为自己编制程序，而戴姆勒一奔驰于公 司戴本斯公司则把编制程序的工作交给圣彼得堡的人们去完成。 戴本斯公司的首脑卡尔一海因茨。阿希格尔说：“这里的供给比在印度还有利。”在西 门子公司服务的印度专家勒内·约翰也同意这一说法。在班加罗尔，费用已经变得过高了。 人们说：“我们正在考虑早日换到别的地方去。” 目前，在东方和南方从事劳神费力和简单的数据工作的人员，现在遇到了更加便宜的 对手的竞争。这些对手即计算机专业的同行甚至是不可战胜的。例如，技术咨询和网络 设计协会的一位专家卡尔·施米茨认为，数据处理行业中的低或劳动也只是一种“暂时的 现象”。已经完成的各种软件模式和新的程序语言将使几乎每一种劳动很快就变成多余 的。有了新的工具以后，在未来，1 名程序编制人员可以完成他的今天的同行 100 人所 完成的工作量。对于在此以前一直作为科学进步前沿阵地上的精英的职业阶层来说，这 种前景是有些残酷的。施米茨有理由断言，目前德国软件生产部门中的 20 万个工作岗 位，将来也许只能保留下 2000 个，不多不少 2000 个。毕竟，计算机专家们现在还可以 指望未来对他们这种人才的需求会有所增长。电话业务会实现全球性集中，建立起高效 的通话网，而这种通话网的信息高速路又会促进多媒体服务业务。而各种实用程序的编 制又要求招募大量的劳动力。1995 年，德国务软件公司对人员的需求又有所扩大。然而 与此同时，随着即将来临的在线业务的繁荣，网络空间的无数其他的服务性职业即将消 失。 档案保管人员、图书馆人员。旅游公司的服务人员、零售店售货员、地区报纸编辑人 员、广告报刊的编辑人员统统都变成多余的人。当众多的家庭都装备上微型计算机和数 据库电话，并且用户在千里之外连家门都不用迈出，只须几分钟就可以选好要买的东西， 那时，一大部分劳动市场就会干脆关门大吉。 为建立世界市场，上百万人成了牺牲品 生产部门外迁，生产过程简化，生产程序删减，生产人员解雇——高效经济和高技术 经济使福利社会中的劳动牺牲殆尽，使这一社会的消费者被排除在外。一种具有前所未 见的破坏力的经济地震和社会地震宣告即将发生。不管是汽车制造还是计算机生产，化 学应用还是电子学应用，远程电信还是邮政事业，零售贸易还是金融业，只要其产品或 服务超出一切界限而自由进行交易，在职者就会由于贬值和受合理化运动的冲击而陷入 看来是不可遏止的危险漩涡之中。在西部德国的工业中，仅从 1991 年至 1994 年这三年 间，就丧失了一百多万个工作岗位。同国际上的情况比较起来，德国的状况还属于良好 之列。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即由 23 个富裕工业国和 5 个穷邻居组成的这一组织中， 一些国家的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的数字下降得还要快些。在 1996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中各国有四百万以上的人谋职未果。从美国到澳大利亚，从英国到日本，世界上一 些经济大国的大众福利正在迅速消失。 甚至对于那些理应招致败落，但是在“坏消息”声中总是传来“好消息”的那些部门，也 感到了时代的变化。这指的是新闻工作者和文献编辑人员，调研人员和终审编辑，以及 即将出现的一大批要靠别人养活的人。越来越少的媒体服务人员却越来越快和越来越多 地制作出新闻；新一代的新闻工作者已不再指望能有一个固定的工作位置和丰厚的附加 津贴，而从前在印刷品媒体的主要岗位上和在官方合法的广播电视台站中通常是如此。 从前在服务于《明镜》杂志或《明星》杂志，服务于西德无线电广播电台或巴伐利亚广 播电台时不言而喻会作为常规得到的东西，今天只有资深工作人员和少数“青年之星”才 有份。现在，那些打零工的人不得不满足于无保证的一揽子合同和可怜的按字数计算的 报酬。甚至出版家和严肃的影视制片人也求助于廉价劳动。生意尚好的出版社对招募新 人也迟疑不决，因为人们不知道遭受纸价上涨和读者兴趣低落打击的这类部门还会遇到 什么麻烦。 有些部门在不久以前对所使用的人员还允诺实行终身雇用制，并不在乎世界经济的景 况如何。现在，这些部门也采用雇临时工的办法。如今不仅银行和保险公司有大规模裁 减人员之势，而且远程通讯业、航空公司和公用事业部门也面临那样的前景。如果把各 部门中有关时期的国际领先企业的效益当作标准，并以此为依据预测德国和欧洲其他一 些国家的大公司未来裁员的前景，那么，整个欧洲就会显示出大批解职的趋势。有关这 方面的预测情况，请看下面的示意图。德国和欧洲联盟在全球竞争中为饿狼提供了一块 肥肉。 现在还看不到裁员趋势何时会终结。相反，根据世界银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等的 调查报告以及大量的营业报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未来几年里，欧洲联盟各 国将有 1500 万工人和职员不得不担心他们能否保住他们眼前的全日工作，并且几乎有 同一数目的人员在 1996 年夏天已被通知失去工作岗位。 单是在德国就有四百多万个工作岗位受到猛烈冲击。这样一来，失业率可能从当前的 ％上升到 21％，即增加一倍多。在奥地利，可能从现今的 73％上升到 18％。即使 情况可能不致如此严重，许多失业者、丧失稳定工作者也可能不得不去从事短时工作、 招之即来的临时工作和低酬工作。在这种新的劳工世界中，数百万临时工从一处短时工 作被抛向另一处短时工作，其收入当然会大大低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协议工资标准。20： 80 的社会逼近了。 人人都感到了根本性变化带来的结果，即使自己的工作目前看来还是稳定的。未来和 感到毫无保障的情绪正蔓延开来，撕裂着社会的内部结构。但是，许多当事者却拒绝为 此负责。政府和大公司董事会不知所措，认为对此没有责任。他们向选民和受雇者解释 说，不久前连想也想不到的大规模失业现象，可能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构变化”的结果。 欧洲联盟的经济专员马丁。班格曼指出，由于工资持续提高，在西欧已不可能进行大批 量生产，“一些竞争者已瞄准了工资开支已低得不能再低的中国和越南。经济管理杂志 《华尔街杂志》确认：”在一种残酷的全球性经济中，竞争将造成全球性的劳动市场。 再也没有任何一种职业是有保证的了。“ 大规模裁员趋势 一些重要服务部门面临减员威胁。1996 年巴黎版的 《欧洲保险业统计资料》从这种 打破界限的经济中得到好处的人总是把这种危机美化为某种合乎自然规律的进程。1993 年，戴姆勒一奔驰公司当时的首领埃查德·罗伊特就曾经预言：“竞争在我们地球村中严 如一场风暴潮，没有人能躲过它的冲击。”又过了三年，已有 100 万个工作岗位被撤销， 这时西门子公司的掌舵人海因利希·冯·皮埃尔几乎以同样的语言说出了同样的意思：“竞 争演成了一场风暴，而真正的飓风风暴，还在前面等着我们。”然而，经济打破一切界 限走向全球一体化，这决不是某种自然规律或某种不容选择的线性技术进步的结果。倒 不如说，这不过是西方工业国一个世纪以来曾有意识地推行的并且至今仍在推行的政府 政策的必然结果。 从凯恩斯到哈耶克：为资本争取自由 当欧洲还不得不去克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种后果时，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以短路 形式展开了。1948 年，美国和西欧先后商定订立总关税和贸易协定、关税和贸易总协定， 从此各参加国第一次建立一种共同的国际贸易制度。迄今为止，经过八次往往持续几年 的国际谈判回合，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各成员国在以后几十年间商定不断降低关税税则。 今天，在各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中，关税几乎已经不起多大作用。自从 1994 年初关税 和贸易总协定建立后续组织——总部设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各国政府不再为 关税壁垒讨价还价，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拆除其他贸易樊篱，例如打破国家垄断或技术 方面的一些规章。 越来越多的贸易自由的结果是十分重大的。40 年来，全世界的货物和劳务交换比生产 增长得更为迅速。1985 年以来，贸易总额的增长甚至比经济效益的增长高出一倍。 1995 年，根据全世界的统计，全世界的商品和劳务贸易中有五分之一属于跨越国界的 贸易。 长期以来，工业国家的公民们可能以为，越来越多的经济交融会给他们带来越来越多 的福利。但是，在 70 年代末，在西欧和美国的经济政策中发生了某种划时代的转变。 这种转变把世界经济推上新的层次。在此以前，大多数工业国家都是按照英国经济学家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提出的原理行事的。这一原理是这位经济学家在两次大战期间为对 付经济灾难而阐发的。凯恩斯让国家成为一国国民经济的主要金融投资者，当市场过程 导致就业不足和通货紧缩时，国家就通过国家财政预算加以干涉和纠正。在经济衰退时 期，政府通过扩大投资可以造成追加需求，从而避免经济危机。在繁荣时期，政府应当 通过提高税收使国家债务重新归于平衡，以防止过热和通货膨胀。此外，许多国家有目 的地推动工业发展，指望以此实现迅速的增长和扩大劳动需求。由于 1973 年至 1979 年 发生石油价格震荡，这一构想被动摇。一些政府一再表明不再有能力控制国家赤字和通 货膨胀，无法再保持稳定的外汇汇率。 因此，保守派 1979 年在英国和 1980 年在美国大选中获胜后，改弦更张，采用另一种 经济政治信条来规范他们的政策。他们推行诸如里根政府的经济顾问经济学家米尔顿。 弗里德曼和撒切尔的忠实朋友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所提出的所谓新自由 主义，这种信条作为货币政策的一种变种又被称为货币主义。这两位理论家只允许政府 扮演秩序监护人的角色。他们断言，私人企业在投资和雇工方面越自由，全局的增长和 福利就越大。从这一假想出发，西方的大部分实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的政府在 80 年代 展开了一种为资本争取自由的斗争。它们在广阔的战线上废除了各种控制措施并堵塞了 国家干涉的可能性，还通过贸易制裁或其他高压手段强迫那些并非情愿的伙伴国家也采 取同样的方针。 实行非调控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三“化”成了西欧各国和美国经济政策的战略工 具，这些工具被新自由主义纲领推崇为国家意识形态。华盛顿和伦敦的掌权的市场激进 派把供求规律美化为可能有的最好的制度原则。扩大自由贸易成了目的本身。通过彻底 开放国际间的外汇交易和资本交易，西方民主政治对经济制度实行的最激进的手术得以 畅行无阻。 不久，事情就变得很明白，未来市场风险将会落在谁的头上。首先，在那些还雇用许 多非技术工人或熟练程度很低的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部门中，企业不分大小会遇到低廉 工资国家的竞争。就家具、纺织品、鞋子、钟表或玩具的生产而言，西欧国家和美国只 有在这类生产已大部分自动化或把工厂设在国外的情况下，才考虑继续进行经营。同时， 日本作为一个新的工业国首次闯入世界市场昔日各主导国家的方阵，它以进攻性的廉价 供货使许多其他工业部门也受到压力。各老牌西方国家起初以新的保护关税来加以对抗， 或强制推行所谓自愿限制进口的协定。然而，自由贸易的倡导者在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 始终占有优势地位。他们抱怨保护主义妨碍技术进步，并坚持认为，这种防御措施大部 分只能奏效一时。从劳动密集型的大宗生产转向高科技生产和服务型社会这样一条发展 道路，据说将能治愈国际竞争和自动化所造成的创伤。然而，这种愿望从来不能实现。 虽然实现了持续的增长，但是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各个国家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 断丧失报酬优厚的工作，其中只有日本是个例外。 一个失信的诺言：自由贸易会带来福利 本来，按照流行的经济学见解，上述这种劳动市场状态是不可能发生的。自由贸易的 辩护士直到今天还开导人们说，越出国界展开无限制的商品交换，会给各国带来更多的 福利，造福于所有参加国。为了论证这是有道理的，教授们以及政治家们总是援引“比 较成本利益”理论，这是英国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于 19 世纪想出来的。李嘉图当时试图 说明，那些同贸易对手相比生产力较为落后的国家在国际交换中何以也能得到利益。当 时他以英国和葡萄牙之间葡萄酒和毛料的交易为例来加以说明。这两种产品如果在两国 各自生产，则英国人为此要付出更多的劳动，因而生产率就会低些，其产品用来出口就 会被认为价格过高。但对于葡萄牙来说，向英国出售葡萄酒，用所得进款购买英国的毛 料，这毕竟是划算的。反过来，英国向葡萄牙出售毛料并从葡萄牙进口葡萄酒也会获得 好处。原因在于这两种产品在各自国家内形成的比价不同。因为，按李嘉图在例中进行 的计算，英国在毛料生产中 1 小时生产出的价值，在酿葡萄酒的劳动中用 小时才能 生产出来。相反，在葡萄牙这一比例只是 1 ： ，因此，对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伙 伴来说，葡萄酒同毛料相比，其价值较在美国为低。这样一来，对于双方来说，就形成 一种相对的、比较的成本利益。对于葡萄牙来说，在葡萄酒生产上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而不去生产毛料，让英国实行与此相反的专业化生产，这是划算的。通过贸易，两个国 家最终将消费更多的葡萄酒和更多的毛料，却无须为此付出更多的劳动。 李嘉图的理论像任何天才的思想一样是十分简单的。这一理论说明，有些产品本来双 方都能生产，但是不同国家进行这些产品的交换为什么却能带来繁荣。只不过，这一切 同当今的世界已没有多大关系。因为李嘉图的光辉理论是建立在今天早已不复存在的假 定上，这就是：只有当资本和私人企业是不会移动的而只能留在国内时，比较成本利益 才会推动贸易向前发展。对于李嘉图来说，下面这种情况还是不言而喻的：“经验表明， 每一个人如果下不了决心而且不愿意背井离乡去委身于另一国政府，这就会妨碍资本的 流出。” 李嘉图的基本观点在一个半世纪以后已经变得完全陈旧了。现今没有什么东西会比资 本更易于流动了。今天，国际投资控制着贸易潮流，数十亿的对外付款以光速决定着汇 率和一个国家及其货币的国际购买力。相对的成本差异不再是贸易的发动机。现今起作 用的，是在一切市场上和一切国家里同时存在的绝对利益。 不管什么时候，跨国公司总是在这样的地点生产它们的产品，在这些地方，工资最低， 而社会捐税或环境保护费用还完全不存在。所以，这些公司可以降低它们的各种费用的 绝对水平。这样一来，不仅商品价格下降，而且劳动力价格也下降。 这种差别在经济科学的各个学派的学术争论中并非小事一件。因为追逐绝对利益这一 方针彻底改变了世界经济赖以发展的机制。生产和资本越是可以无限制地自由地加以支 配，那些有一部分可以说是巨人般的组织就越是强大和不可战胜，这些组织使各国政府 和它们的选民都感到心惊肉跳和被夺去权利。这种组织就是跨国公司。据联合国的贸易 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协会统计，有将近四万家企业在三个以上国家设有营业点。 一百家最大的公司集中控制了将近 14000 亿美元的年销售额。跨国公司占有了全世界 贸易的三分之二，这种交换中差不多有一半是这些公司在它们自己的网络系统内部完成 的。 它们是全球一体化的核心，并且一往无前地推动着这个过程。现代的数理逻辑和低廉 的运输成本使它们能超越洲际把各个生产环节联合与统一起来。组织良好的公司，例如 规模庞大的机器设备制造公司在 40 个国家拥有一千家子公司，在需要时只消几天的工 夫就可以把任一产品或部件的生产从一国移到另一国。现在的情况不再是一些国家和它 们国内的企业为世界贸易提供商品，然后再为在本国范围内分配已得到的利润进行谈判 或争论。如今代替这些行为的，是各国的无产者为他们在全球范围内组织安排的生产中 还能承担的劳动而进行竞争。 这一过程打破了往昔的一国国民经济的各种规则，其中之一就是使技术更新和合理化 进程的顺序很快就变成某种荒谬的东西。整个说来，生产效率比经济效益增长得更快。 结果就发生了所谓“非就业性增长”，也就是说，这种增长并没有带来工作岗位的增加。 另一方面，资本和劳动之间的购买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度曾成为工人运动 反对好战政府和资本家的宣传武器的国际主义，现在起了另一方面的作用。那些几乎完 全按国别组织起来的受雇者面对的是某种跨国公司国际，后者靠越出国界随意转移资本 这张王牌打退每一挑战。对投资者和公司经理们来说，关于自由贸易带来福利的承诺仍 是有效的。然而，对于他们的雇员和工人来说，特别是对于人数越来越多的失业者来说， 对此已不能再有什么指望。这种似是而非的进步转化为自己的对立面。 自 90 年代初，这一趋势已变得十分明显。如今一些国家的政府不是去刹车，而是干 脆去加油。西欧一些国家建立了欧洲内部市场。它们在“欧洲 92 年”的标志下从里斯本 到哥本哈根排除了几乎一切障碍，为资本、商品和劳务的超越国界的运动创造了条件。 美国你拿大和墨西哥从自己方面作出的回答，是成立了北美自由贸易区，该组织甚至 把格兰得河以南一个拥有一亿人口的民族，即这个巨大的发展中国家完全容纳进来。与 此同时，一些国家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这一组织的范围内近年共同一致开展又一次降低 关税的运动，结果在 1993 年 9 月使得许多种劳务也可以在全世界范围进行交易。 这一切本来应当为所有的参加国打开提高福利的方便之门。例如，所谓的塞西尼报告， 即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于 1988 年为论证共同体内部市场方案而提出的长达一 千多页的一份研究报告，曾预计可实现以下各点：增加 600 万新的工作岗位，预算赤字 普遍下降两个百分点，经济增长将逐年达到 ％。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世界贸易组织的 基础报告也曾作出类似的承诺。实际情况正好相反。这种内部市场变成了真正的“驱人 竞争的鞭子”（《时代报》），驱赶着欧洲各国工业投入一场竞争，使得一股前所未见的 合理化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失业数字上升，预算赤字也遭到同样的命运。相反，增 长却放慢了。 奥地利在 1995 年才参加市场联合，该国工人今天也痛切地感受到了这一结局。例如， 自 1996 年 7 月德国零售业巨人 Rewe 出资购进奥地利连锁店 Billa 以后，该国生活资料 市场几乎有一半就被置于网点遍布整个欧洲的一家大公司的控制之下。从此，阿尔卑斯 山地带的农业和食品工业的大约 30 万工人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人不得不为自己的工作 岗位而担惊受怕。他们的产品在欧洲市场上几乎没有竞争能力，可是 Rewe 这一收购者 对于奥地利的生产者们只付给低廉的欧洲价格，或者通常是从欧洲各国中他们从前的供 货者那里按照较优惠的条件购进更精良的产品。 北美人从他们的北美自由贸易区也体验到了完全类似的经验。直到今天他们还在期待 人们允诺将会给予的福利。可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国政府却要进一步推进跨国界的一 体化进程。在 1996 年，又有三项自由贸易协定同时处于准备程序之中：巨人中国将准 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家对远距离通信的垄断将被禁止；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将把各 国关于外国企业投资的规定统一置于更低的要求水平上，以使得各公司可以更自由地行 动。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甚至计划彻底废除一切关税，在全世界范围内 一律照此行事。他敦促他的成员国政府到 2020 牟取消全部地区性的协定，将全世界变 成一个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目前的种种经验来看，这将是一个便就业危机进一步升级的 计划。尽管如此，从华盛顿到布鲁塞尔和波恩的大多数经济政治家们对这一设想都表示 首肯。 全球一体化的陷阱看来终于张开大口了，世界上各个最富有的和最强大的国家的政府 都成了一种政策的俘虏，这种政策甚至再也不允许改变航行的路线。在世界上的任何地 方都不像在资本主义反革命的母国美国那样，人们对这一前途感受得如此痛切。 推土机的胜利 事情没有比这再糟的了。杰克。海斯发呆地坐在自己的厨房里，尽力让自己镇定下来。 他在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机械和推土机制造厂家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已工作了 29 年，是 一名车工和机器装配工。在这家公司的总厂和中心，即在合众国伊利诺斯州的皮奥里亚， 他经历了该公司的全部兴衰史，包括倒霉的 80 年代，当时公司几乎濒于破产。为了重 新装配工作流水线，海斯自愿地和无报酬地劳动了不知多少个钟头，在装配车间里安装 了新的用电子计算机控制的各种机器，建立了“质量检查小组”，这才使企业重新回到世 界领先的位置上来。后来，到了 1991 年，据海斯回忆，公司的售销额又创下了新纪录， 有了盈利，但是经理们却宣布对职工开战。工资要下降 20 个百分点，工时却要延长两 小时。公司领导机构甚至连谈判都不加考虑。海斯和他的长期共事的伙伴们明白他们只 有一条路可走：他们通过他们的工会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工人联合会动员该公司 在美的所有分部掀起罢工。归根到底，正义和道义是在工人一边。职工们为什么在已经 增长的利润中不能分得一份呢？ 等了四年，海斯还一直没有等出个结果。有组织的机器制造工人们进行了多次罢工， 有时在工厂内部，有时上街，最后罢工持续了 18 个月以上。这本来在开头是一场反对 粗暴的企业管理的正常的罢工，后来竟演变成美国战后一场最为旷日持久和最为严酷的 工人斗争，为此工会为它的会员付出了整整三亿美元的损失费，可是结果却是一无所获。 [1] [1]在 1995 年 12 月 3 日这个周末，海斯和他的战友们从全美汽车。飞机、农业机械 工人联合会书记理查德。阿特伍德的口中得知：“有些在罢工中确实遭受损害的人，都 是我们的忠诚的工会会员。”他说，人伤害不了拖拉机，罢工者们不得不重新工作。过 了一些时日，海斯身后又有了一批劳动接班者，他们是依照新的条件工作的。他不明白， 怎么会走到这一步？他摇着脑袋说，他从来不相信“公司竟会这样下流地对待我们”。 1991 年，唐纳德。菲特斯开始担任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几乎还没 有别的什么人曾受到美洲经济共同体的如此赞赏。因为这个人表明，一个人怎么竟能一 举毁掉工会的势力。在美国这家公司首领的指挥下，推土机证明了大多数工业国家尚难 以想像的事情：罢工，哪怕连年累月持续下去，甚至形成全国性运动，并伴有全国性的 示威游行，在要求提高工资方面仍无济于事。对于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组建起来的公司 来说，这种罢工倒不如说为它提供了一个节省工资开支和提高企业盈利的绝好机会，而 公司领导层所要做的，只是下定决心处理此事。 在 80 年代初，这种事情还是不可想像的。履带拖拉机公司是一家典型的美国企业， 公司装备有全套的生产线，从制造螺丝钉到装配自己的完整产品，一应俱全。同样，公 司在全球遍设国外分支机构。从 1981 年开始，日本竞争对手小松制造社以倾销价格打 入美国市场。日元在日本货币发行银行的大力推动下对美元大幅度贬值，这大大助长了 出口攻势。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出现赤字，公司领导层对生产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公 司管理者开始从小供货者手中买进更多的零件和组件，而这些小厂商通常是专门为进行 这种生产而建立的。这类新建企业的员工照例都比较年轻，工资较低，因为许多这样的 企业都建在乡村型的南部各州，在这种地方，几乎还不存在工会组织。与此同时，拖拉 机公司领导层把外国产品纳入自己的生产流水线，并在本公司直接生产的产品方面投资 18 亿美元实行自动化。工会会员们也参与此事。最终又有了盈利。全美汽车、飞机、农 业机械工人联合会甚至同意订立专门的合作协定，来提高生产率，并且毫无反抗地顺从 许多制造厂关门的决定。这样一来，员工的构成自然就发生了变化。在 1979 年，在该 公司中工作的有 10 万人，其中一半是上述工人联合会会员。八年后，拖拉机公司只在 用 65000 美国人，其中仅有四分之一参加工会。可是公司领导层宣布，该公司制造的建 筑机械设备的市场占有率扩大了，利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厚。 现在，菲特斯给人上课的时间到来了。此人向公司的员工解释说，在日本和墨西哥， 支付的工资比在皮奥里亚还低些。因此，新雇用的人员工资要低一些，而老的工人应对 他们得到的报酬感到满足。提高实际工资这种事是不会再发生了。当工会号召罢工时， 菲特斯则回击以这样的威胁：他要用新人取代全体罢工者。诚然，在美国劳动法是禁止 罢工时宣布解除雇工合同的，但是不禁止解雇破坏罢工者。在前些年，工会会员还可以 指望发生这样的事情：由于可自由支配的技术力量不足，生产难以维持。可是，经济衰 退，合理化进程以及海外廉价品的输入，已使得一支技术工人失业大军沉淀下来，他们 只能任人随意雇用。此外，自动化也使技术熟练工人的需要量降到最低点。因此，该公 司首脑的这一威胁是应当认真对待的。 因此，联合起来的汽车工人试图遵照规章行事和采取磨洋工的办法来使生产瘫痪下来。 但是，菲特斯断然开除了工会的所有干部。被发动起来的工人们重新举行罢工，这一次 工人们充满胜利的信心，因为归根到底这种开除工人的做法是违法的。按照现行法律， 菲特斯也不可以利用外界劳动力来破坏这种罢工。于是菲特斯蛮干起来，甘于进行冒险： 他派公司办公人员、工程师、全体中层和低层管理人员，主要是派近 5000 名临时工到 装配车间干活。同时他尽可能靠国外子公司抵补生产。这一切收到了效果。罢工阵地在 产品库存的压力下一个月一个月地坚持着，与此同时公司的生产和销售甚至提高了。 当罢工者最终投降时，菲特斯强迫人们接受了几十年来还从未有过的劳动条件。从此 以后，该公司在必要时让每人每天劳动 12 小时，周末也不例外，而且不付给附加报酬。 同时，菲特斯以胜利者的姿态承认，在罢工期间他实行的改造显示了生产力的异常巨大 的后备潜力。本来还可以再进一步节省 2000 个工作岗位。 美国模式：临时工的回潮 菲特斯同他的工人开战这件事轰动一时，但事情并非就此结束。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 野蛮地强加于人的东西，在美国的大多数其他大企业里也照此办理，当然方法更巧妙。 自从日本以及欧洲的竞争者涌入美国高价消费品市场，例如汽车和电子消遣品市场以 来，美国经济也今非昔比。为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各公司只剩下一条战略还可以 采取，这就是推行合理化进程和降低工资。“经营规模小型化”、“生产外移化”和“生产改 组化”，这就是立即可用来同美国工人相抗衡的手段。其结果看来是必然要作出牺牲。 自从大入侵后过了十年，美国现在有了“世界上最具生产效率的经济”。美国经济杂志 《商业周刊》在 1995 年秋天曾下此断语。美国政府对此也欣喜若狂。1996 年美国总统 克林顿在白宫前举行的争取连任总统的选民集会上挥着拳头说，今日美国经济运行之“良 好，是 30 年来从未见过的”。他强调指出，当时新工作岗位的提供远多于失业数，单是 在他在职期间，据说就新增加将近 1000 万个就业机会，平均每月增加 21 万个。失业率 为 ％，比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成员国都低。 确实，美国又处于领先地位。但是，美国公民要为此付出痛苦的代价。因为世界上生 产率最高和最富有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经济中最大的低工资国家。美国的“环境优势”—— 这是德国人的习惯说法——今天不再归结为巨大的国内市场和卓越的科学家，而只在于 廉价的劳动力。半数以上的居民在强制的竞争中陷入一场新的美国式的恶梦：处境不断 下降，望不到尽头。在 1995 年，在全体男性职工中，有五分之四的人一个工作小时的 实际收入比 1973 年减少七个百分点。这表明，20 年来，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实际的生 活水平下降了。 当年，黄金时期 60 年代的总统约翰。肯尼迪曾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描述预期的不断增 长的大众福利：“水涨船自高。”但是，到了里根时代，自由化和非调控化浪潮造成了一 种经济形式，使得对国民经济的上述比喻不再适用。固然，在 1973 年至 1974 年之间， 美国人均社会总产值实际增长了整整三分之一，但与此同时，所有就业者（管理人员除 外），也就是劳动人口中将近四分之三的人的平均工资总额下降了 19 个百分点，也就是 下降到每周 258 美元或相当于 380 马克。而且，这还仅仅是统计上的平均值。对于收 入金字塔中占三分之一的底层来说，工资的缩减更具戏剧性：在居民中数以百万计的人 口所得工资额甚至比 20 年前减少了 25 个百分点。 尽管如此，美国社会同以前相比整个说来并未变得更穷些。美国公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拥有这么多的财富和收入，只不过全部增长按统计只使得占金字塔上层的五分之一 的人或大约 200 万个家庭受益。甚至在这一阶层的内部，收入的分配又进一步两极分化。 这些家庭中的最富有的部分自 1980 年以来收入提高了一倍，而“最上层的一万户”，即 百万富翁中的一半，今天拥有美国全部私有财产中的三分之一。显然，美国经济的这种 彻底的变化，对大公司的高层经理人也是有利的：他们的一向很高的收入自 1979 年以 来平均又净增了 66Oh（？）. 在 1980 年，他们的收入大约就相当于他们的普通员工的 40 倍。今天，这一比例已达到 1 ：120，其中包括例如消费品巨子海因茨公司的首脑安 东尼·奥雷里的高额收入，此人每年收入规皿万美元，或每小时平均挣得近 4 万美元。 大部分上层人物过去和现在所以受到犒赏，是因为他们利用种种手段使劳动开支降了 下来。生产服装、鞋子、玩具和电气设备的低技术工业部门所采取的办法是再简单不过 了。这些部门的大部分生产已从“天赋之国”中消失。制造商变成了进口商，他们或者从 亚洲购进货物，或者自己在国外设厂生产。世界市场的龙头企业如运动鞋生产厂家耐克 公司或儿童玩具巨头马尔特耳公司如今已不再自行经营生产。它们只是同生产厂家订立 生产合同，而且这种厂家不断变换，其中包括印度尼西亚、波兰、墨西哥的厂家，甚至 还有美国的厂家，就是说，谁的成本最便宜，就向谁订货。仅仅在墨西哥，美国各公司 就招雇了近 100 万工人，而支付的只是饥饿工资，每天还不到五美元。那里根本不存在 社会福利，如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等根本不为人所知。首先，对所谓“蓝领”工人，即那 些没有技术的人和大宗生产厂家的流水线上的工人来说，情况是如此。据政治上中立的 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位经济学家约瑟夫。怀特回忆，在 80 年代，“没有一个工会干部在谈 判桌上不会听到这样的说法：如果你们的会员提出过高的要求，那么他所干的活就会转 移到墨西哥”。 尽管如此，美国的各家公司已不想再同工会打什么交道。总经理们已把他们的战略推 行到所有的部门，通过这种战略，他们可以防止自己的职工提出任何利益要求。正是美 国总统罗纳德。里根本人发出了起跑信号，1980 年他断然宣布，所有工会会员都要置于 国家严格的安全监控之下。随后，政府和国会多次放宽劳动法，使得公司首脑和经理们 可以以激进方式处理劳工事宜，而这是战后期间还从来没有过的事情。麻省理工学院的 一位经济学家莱斯特。瑟洛夫写道：人们完全可以说，美国的“资本家向他们的工人们 宣布了一场阶级战争，并且他们战胜了他们的工人‘。 使管理和生产的某些局部领域再分离出去，是公司领导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 诸如在工资会计部门、计算机和建筑机械维修部门以及税款结算部门中工作的无数职 工，纷纷收到解除雇工合同的通知。他们被告知，他们的工作将由一个下属机构接管。 稍晚些时候，这类部门的工作人员又有许多人发现，他们只有接受无比低的薪金，不领 取医疗保险金和养老保险金和几乎普遍允诺不在工作单位组织工会的条件下才会受雇。 另一个受欢迎的办法是把受雇人员变为独立工作者。上百万昔日的雇员现在以计算机 专家、市场调研家或导购人员的身份完成着他们从前的工作。不过他们领取报酬是一事 一结，或者按合同办事，并且是有需要才受雇，市场风险则自行承担。像这种表面独立 的人员一样，临时工和租赁工的数字也急剧扩大了。随机生产是一种订货生产，它无须 建立颇费钱的贮备仓库；在开展这种生产的同时，老板们还发明了一种随机工人，他们 随叫随到，从而这种人简称为临时工。美国公民中有 500 万以上的人就是这样非自愿地 在这种毫无保障的劳动状态下养活自己，有些人同时为两个或三个公司干活。可见，经 理们有时是在本公司内部，有时是在公司外部拥有一批不费分文的机动力量以供支配， 他们视市场景况随时利用这一力量。所以，美国今天最大的私人雇主已经不再是通用汽 车公司、电话电报公司或 IBM 公司。临时工公司——劳力公司无可争辩地在雇工统计 中占居首位。 这一转变几乎已席卷了整个劳工界。在 1979 年至 1995 年间，有 4300 万人失去了他 们的工作岗位。其中多数人很快又找到了新的工作。但是他们当中三分之二的人不得不 满足于低得多的报酬和更糟糕的工作条件。从前的大企业有所收缩，劳动划分为许多空 间上和法律上完全分立的单位。随着劳动组织的细分化，工会的组织基础也瓦解了，例 如履带拖拉机制造公司就是如此。在 1980 年，全体员工中有 20％是某一工会的会员， 而今天这一数字为 10％，就是说减少了一半。单是全美汽车、飞机和农业机械工人联合 会就减少了 50 多万会员。 可见，在没有遇到任何反抗力量和不受国家监督的情况下，美国经济逐步贯彻了一条 原则：“赢家通通吃杀”。这一原则现在已通行于整个美国社会。这是菲利普。库克和罗 伯特。弗朗克这两位经济学家所概括出来的公式，目前大多数公司都照此行事。这样， 一项长期适用的、不言自明的社会契约在事先没有发出警告的情况下就宣布废除。 从前，IBM 公司、通用汽车公司或其他某个公司倘若业绩良好，它们所雇用的员工 便同样受益。这种现象如今不复存在了。据布鲁金斯学会的威廉·迪肯斯估算，在 80 年 代初，美国大多数大公司还把它们盈利的大约 70％拿出来分配给员工。这些公司付给公 司员工的数额，高于劳动市场上各类可比较的工种平均可得到的数额。同时，公司中盈 利较好的部门通常会资助盈利较差的部门。整个公司可能是盈利的，但并不是每一部分 都必然会达到盈利最大化。然而，放松调控的金融经济把这种社会优点变成了经营管理 上的一个弱点。华尔街投资银行的聪明的金融掮客们首先发现了这种“无效能”现象，并 为 80 年代的投机者打开了天上乐园的大门。他们心怀叵测地靠信贷收购股份公司，然 后化整为零地重新向市场抛售以谋取利益，同时却免除了一切可能避免的和费用过高的 劳动力支出。这种削减雇工战略随电影《华尔街》的上演而风靡一时。在这部影片中， 毫无人性的金融界掮客戈登·格科靠牺牲全体员工把一家航空公司搞垮了。该片为好莱坞 增了光，片中描绘的战略在全世界获得极大成功。 为了从这种居心不良的招法中逃生，大多数公司首脑立即行动起来着手改革，没有人 可以幸免此难。例如，IBM 公司甚至把从前公司自设车队的司机们改变为独立业主， 并把公司经理的女秘书们的工作内容一分为二。各分部的工作人员一再获得新的出价， 例如 IBM 公司在法国的分公司的 14000 名职工在 1994 年圣诞节前夕也面对了这种出 价，他们面临这样的抉择：或者削减工资，或者 2000 名职工被解职。结果他们自愿放 弃原薪金的十分之一。在 1991 年至 1995 年间，IBM 公司把工资开支削减了三分之一， 并解除了 122000 人的工作。同时，管理处对这种削减措施的执行者即五名理事也给予 了补偿，给他们每人发放了与他们的薪金不挂勾的特殊津贴 560 万美元，以奖励他们的 行动。不管是就 IBM 公司还是其他什么公司而言，所传达出的信息是一致的：只有“股 东的利益” 才是衡量企业成败的尺度。拿 IBM 公司来说，无论股票的行市还是红利，自 1995 年 以来都打破了以往的纪录。这一情况说明，为什么那些能获得正常利润的企业的职工也 随时要准备好被解雇。 担心更加不平等 从前，有一项原则使得美国的资本主义充满活力，并帮助它在全世界进行胜利的进军。 这就是亨利。福特的那项诺言。可是如今，有越来越多的公司把这一原则置诸脑后。 1914 年，这位美国老牌资本家把他的工人的日工资径直倍加为 5 美元，当时《华尔 街日报》把他的这一率先行为抨击为“经济犯罪行为”。然而，福特不过是发现了后来的 国际经济成长中的一条逻辑。他要想使他的汽车成为人人都能消费的产品，就应当让未 来可能的顾客挣得足够的收入，这样才能买得起新产品。因此，他让他的工人三个月挣 到的钱，就可以买一辆该公司生产的 T 型汽车。今天，各汽车制造公司中的众多工人 再也做不到这一点了，特别是那些在墨西哥、东南亚国家和美国南部各州工作的人更做 不到这一点。国家贸易壁垒的拆除和工会组织的瓦解，正如身为克林顿政府劳动部长的 著名经济学家罗伯特。里希所说的，“排除了一切障碍”。因为各公司到世界各地去销售， “它们可以活得很好，而不必再依赖美国工人阶级的购买力”，而美国工人阶级则越来越 变成一个“被吓破了胆的阶级”。 因此，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教授瑟洛夫把美国当局的官方失业统计称作充其量是误 导性的东西，几乎不再看作某种宣传鼓动。1995 年，除官方承认的 700 万求职者外，还 应当加上 600 万实际上需要工作、但是已放弃谋职的人。至于官方提供的数字，则只是 根据民意调查而得出的。此外，还有 450 万在业者不过是非自愿的临时工。只要把这三 类人加在一起，就可看出，在有劳动能力的居民中，有 14％的人丧失了正常的工作。 如果再把一年只从事一段时间劳动的人计算进来，那么就业不足者大军的比重就上升 为 28％。这样，总的情况是：1010 万人是应招工作的临时员工，830 万人为独立工作 者，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只在少数情况下才能满负荷。收入 分配情况与此相一致。据联合国劳动组织国际劳工局通报，在就业者总人数中有差不多 五分之一的人收入低于官方规定的贫困线。“劳动贫民”这一用语目前在美国的社会学中 已成为一个固定的范畴。同时，美国的受雇工人今天必须从事劳动的时间，平均长于经 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大多数其他国家的同行们。而且美国工人在保险方面受到的保护最少， 并且不得不极频繁地变换工作场所和居住地点。 曾被欧洲许多经济学家称赞不已的“美国就业奇迹”，就这样令人惊异地变成一句糟糕 的骂人话。华尔街一家可爱的报纸《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如果一个能得到小时工资 15 美元的制造业工人被解雇，而接着找到的工作只挣得这个数目的一半，那么说什么失业 率很低又有什么意思呢？”美国新闻杂志《新闻周刊》用“杀人的资本主义”这一用语来 形容美国未来的新的竞争力。不过，对美国来说，财富的极端不平衡的分配从历史上说 并不是什么新东西。说到底，合众国的立国之本也正是追求经济自由。美国人总是让他 们的成功的企业家得到全部财富，但是最终总还是有点什么东西留下来分给占大多数的 其他人。在 1970 年以前，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这样的较长时期，在这个时期中， 居民中的绝大多数总是要忍受种种损失，而少数人的财产和收入则成倍地增长。 这种江河日下的局面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并日益威胁着政治上的稳 定。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包括富裕的白人精英在内，因此都认为目前所选择的这条道路 是错误的。例如，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经济学家爱德华。卢特沃克，这位华盛顿 的保守的思想家，从前是冷战的鼓吹者，现在却变成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尖锐的 批评者。此人认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路线所产生的“插上翅膀的资本主义”，纯系一场“令 人不快的恶作剧：马克思主义者在一百年前所断言的并且当时绝对错误的东西，今天竟 成为现实。资本家越来越富，工人阶级却越来越穷”。全球化的竞争“把人们投入绞肉 机”，并破坏着社会的内聚力。 现在，不仅科学上的无教派者，如瑟洛夫、里希和卢特沃克这样的人在转变思想。 显然，经济和政治的实践家们也对经济学的正统观点产生怀疑，并且提出这样的问题： 政治退离经济是否过远？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康尼。麦克，美国参议院经济委员会的这位 主席，甚至提出要制订一些相关的法律。1996 年春，麦克便承认，“勤奋工作的美国人 有权利对一切表示怀疑”，“他们感觉到，有些东西已经让人信不过了”。甚至美国中央 银行联邦储备委员会首脑艾伦。格林斯潘也一再严厉谴责国家的再分配政策，在国会的 一次听证会上他警告说，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将成为“我们社会的严重威胁”。摩根。 斯坦利基金会和美国居第四位的纽约投资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罗奇曾来了一 个轰动一时的逆转弯。将近十年来，罗奇由于出版了几本书和一些科学研究著作而获得 了管理战略家的美名。在广播和电视谈话节目中，在大学讲台上，在国会会议上，在管 理问题漫谈会上，此人曾一贯建议坚决把生产移往国外，大力精减企业机构。1996 年 5 月 16 日是个星期四，这一天该银行的所有公司客户收到一份函件，在这份函件中罗奇 公开收回以往的意见，而通常只有天主教会的革新家们才会这样做。他写道：“几年来， 我一直赞美提高生产率的好处。”“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我如今的想法完全变了，我不 知道我曾经赞美的东西是否真的会把我们引上上帝允诺的幸福之地。”他认为，美国经 济的改革就像未开化农民实行“火种”的原则一样，这样的原则为了眼前的利益会毁掉人 们赖以生存的土地。这就是罗奇向他的惊呆了的读者所说明的想法。实行机构精简和简 化管理的战略，据他说就是这样一种陷阱。如果国内各公司的首脑不能立即选择一条不 同的道路，来重建劳动力而不是减少对他们的技能培养，那美国就将缺乏资源来在世界 市场上同对手保持同等地位。罗奇说：“不能一味去压榨劳动力。无休止的裁减劳动和 削减工资，这归根到底是一种毁坏我国工业的馊主意。” 至于怎样从拆除转上建设，自然，直到目前为止，罗奇、麦克或里希这样一些提醒者 除了向高层经理们提出告诫以外，也并没有做出什么更多的东西。他们只是告诫后者， 要注意各种行为的长期的和社会的后果。可是，妖怪已从瓶中被放出来了。《金融时报》 对罗奇的见解作出这样的评论：“可悲的事实是，实行精简的做法在股东们和经理们看 来恰恰是值得的。华尔街宁愿节省每一个铜板，而不是去多收一个铜板。”纽约证券交 易所的股票交易者们在摩根。斯坦利基金会的那位经济学家发出轰动一时的通告信的当 天，就再明确不过地证实了这一点。康阿格莱食品公司的首脑承认，他在当年将解雇 6500 名工人和关闭 29 个工厂。单是这一消息，就使得该公司的股票行市暴涨，以致该公司 的股票价值按交易所牌价在 24 小时内竟上涨了五亿美元。这样，金融市场和被财权股 牵着鼻子走的高层经理们之间的迅速反馈，就决定了要继续展开为提高效益和劳动廉价 化而进行的残酷的角逐。即使高利追逐者们的强迫命令在目力所及的短时间内可以又被 阻止，而不管是通过法律还是由于本国的投资者们思想有所转变才做到这一点，美国劳 动居民的工资损失和购买力损失仍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当美国的精英们清醒过来并去认 真思索应选择的道路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其他一些工业国家中的跨国公司早已跑 完在美国才刚刚开始的赛程。显然，欧洲和亚洲各先进国家不可避免要陷入美国资本主 义道路的同一旋涡之中，而就业和工资的下降螺线会继续发展下去。只不过，由于世界 市场上的直接竞争，这一过程将以迂回方式反复展开。另一种机制将更迅速地席卷一切， 这就是跨国网络化。 “在赫斯特公司中，还有什么是德国的？” 汽车工业中的变化以实例显示了全球一体化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速度。工厂人员的削 减，80 年代的生产的收缩，这一切还只不过是开端。汽车工业把迄今为止不断扩大的各 道工序迁移到配件供应者所在地那里去，在这些地方可以就地安装完整的现成组件，如 车轴系统、空调设备或仪表盘等。目前，在美国最新的汽车制造厂中，几乎只有三分之 一的制造工序是在本厂完成，其余生产部分是由供货者承担，而后者在它们的用户出价 的压力下也不断推进合理化。在最新的强大生产力的推动下，如今劳动越出一切界限发 生相互交错和不断简化的过程，一国是如此，一个企业也是如此。 德国的汽车只在豪华级范围内还有地位。大众汽车制造公司的新型车“POI.”，虽然是 在沃尔夫斯堡组装的，但是几乎有一半部件来自国外。供货者的名单从捷克开始，经意 大利。西班牙、法国，直到墨西哥和美国。丰田公司在海外生产的部分，已大于在日本 本土的生产，反过来，如果美国汽车工业被迫放弃日本厂家的供货，它就会垮台。 但是，“德国制造”的厂标改为“梅塞德斯制造”或“福特制造”的厂标，这也造成了混乱。 在激烈的竞争中，汽车设计师们早已发现，如果超出公司范围来联合生产一些部件，那 会节省许多钱。今天，在德国各牌号的汽车上，装配的已不是上百种不同的汽车发电机， 而只是十来种微型发电机。生产交错化和简化甚至不仅仅限于动力部分或甚至整部汽车。 “沃尔沃”牌汽车使用的“奥迪”型柴油发动机是匈牙利制造的。梅塞德斯公司购买六缸发 动机用于大众汽车公司的新型微型车“Viano ”上，甚至显赫的罗尔斯一罗伊斯公司也把 宝马的发动机装配在它自己的传统的贵宾车上。 同时，各大公司不可阻挡地实行联合、联合经营和合并，使效益发挥到顶点。大众汽 车公司除奥迪公司外，还吃掉了西班牙的赛特公司和东欧的市场名牌厂家斯科达公司。 宝马公司收购了英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公司罗韦尔公司，福特公司则接管了日本第四大 汽车制造厂商马自达公司的经营权。福特公司联合大众公司在里斯本南部地区建立了一 个大型轿车制造厂，只不过是以两个不同的牌号名称经营的。福特公司把所生产的汽车 称之为“Galaxy”，大众汽车公司则以“Sharan”的牌号出售这种汽车。菲亚特公司和标致 公司也有类似的做法。克莱斯勒公司也让三菱公司在泰国为自己生产小轿车，运到美国 装上美国牌子，而在荷兰，三菱公司同沃尔沃公司联合进行生产。 可见，汽车工业已织成一个综合性的覆盖全球的网络，其产品因颇具灵活性和机动性 而受到赞誉。现在生产者本身只是一个成本要素，无权的棋子，可以随时被挤到一边去。 单是在德国汽车制造部门中，从 1991 年到 1995 年，就失去了 30 万个工作岗位，而同 一时期汽车的年生产量几乎保持不变。这一趋势目前还没有结束的迹象。福特公司的欧 洲分公司经理阿伯特。卡斯佩斯表示，“到 2000 年为止，我们计划每年将效益提高六至 七个百分点“。“现在，我们要用 25 小时才能生产一辆警卫车。到 2000 年，这个时间将 降到 17 个半小时。”大众汽车公司的口号则是：“汽车更多，用工更少”。在四年内，生 产率应提高 30 个百分点，该公司财务经理布鲁诺。阿德耳特曾如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大众汽车公司将逐年裁减七千到八千名工人。该公司董事会却向它的股票持有者保证， 在同一时期内，销售利润将增长四倍。 由于生产的跨国交错化，失业更带有威胁性。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各国社会经济政策 的从前的对抗战略目前已经松动。在 90 年代之前，经济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分别走上 了不同的发展道路。日本创造了终身雇用制。适应过程中的牺牲救平均加以分摊。集体 的社会保证不仅在社会价值层次上，而且在企业的实践活动中，都被看得重于谋取更多 的利润。在法国，专家治国论者推行一种民族的工业政策，而且往往获得令人瞩目的成 果，这一政策确立了法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同时却没有使一般的生活标准降低。德 国曾以其高度发展的教育体系和特有的劳资合作关系而光辉照人。技术、人力和社会氛 围的高超水平，补偿了要求并不那么高的一些部门的损失。 现在，这一切似乎不再有多大价值。突然，日本的一些公司经理们也醉心于简化管理和 货品外购，他们就好像是他们美国同行的异姓兄弟一样。在难以解雇人员的地方，他们 就把他们的员工降低为收入较差的档次，降低工资或者调遣员工到小的分支机构中工作， 或委派以代理岗位，以迫使自行辞职。甚至公然解雇的做法，用日本武士的隐喻语言来 说也就是“砍头”行为，也不再被社会宣布为禁忌。首先遭此命运的还只是临时工，未婚 妇女和年轻的辅助工。间或也轮到资深的中层管理人员，有时整个工厂和管理中心都停 止活动。一家电子公司的经理牛尾次郎指出，“从前，我们有苦同当，并且信赖政 府。”“往后，支配一切的将是市场规则了。”这种结果政府还试图加以掩饰。据公开报 道，失业者占就业人数的 ％，不会再多，但这只是统计上的骗人数字。谁寻找工作 超过六个月，就不再列入名册。只须按美国的方法进行统计（这种方法也并非完全符合 实际情况），失业率将达 ％，这是大藏省 1994 年的一份内部研究材料所得出的结果。 据一位批评者估算，现在在日本已达就业年龄的人中，有十分之一的人在寻找工作。从 前充当社会团结保护者的政府，如今自己就向前推进上述这种过程。非调控化和贸易自 由化，已使得整个整个的部门变得软弱无力。从前的贸易盈余已缩小为一个很小的部分。 对此，富士公司的经理石根正忠作了看来十分浅显的说明：日本的体制“脱离国际的平 均状况是太远了”，所以现在应当有所改变。 这个论据也为我们星球的另一端的人们所接受。法国各大公司五年来也不断裁减人员。 令人焦忧的不仅仅是高达 12 个多百分点的异常的失业率。此外，就业者中有大约 45％ 的人不得不满足于不稳定的工作状况，严如一名临时工，在解雇方面没有任何保障。 1994 年，有 70％的招雇是临时性的。同时，工会会员减少，影响降低，特别是前景 不妙。跨国市场毁坏了工会的力量基础。欧洲联盟各国几乎家家如此，只有英国是例外， 因为在那里，还在撒切尔时代，政府和企业家们就共同把工资和劳动条件压低到今日葡 萄牙的水平。 在富裕的德国，体制转变带来了极明显的后果。德国收益最好的工业部门即化学工业 部门的一些董事会就展示了这一点，并且给人以深刻印象。就 1995 年这个营业年来说， 三家最大公司即赫斯特公司、拜尔公司和巴斯弗公司宣布获得三家公司历史上最高盈利。 同时，它们预告要在国内进一步裁减人员，虽然上一年它们已削减了 15 万个工作岗 位。 拜尔公司总经理曼弗雷德。施奈德透露说：“我们知道，人们会感到这是矛盾的。”但 是，公司的高额利润不应当让人看不到这样的真相：“拜尔公司在德国是处于压力之下 的”。 施奈德用这短短两句话就清楚说明了公司的前景。因为，拜尔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一 样，由于传统的原因并且由于公司中心所在地的关系，仍是一家德国企业。而后来者 .法本染料工业公司平均有 80％的销售额是实现在国外，并且只有三分之一的员工在 德国本土工作。法兰克福的那家大化学公司的高层经理尤尔根。德尔曼问道：“在赫斯 特公司中，还有什么是德国的？”“我们最大的零售市场是美国，我们的科威特的股票持 有者所占份额比我公司全德股票持有者加在一起所占份额还要多，我们要研究的是国际 性课题。”不能正常运转的，只是德国的证券公司，因为人们再也挣不到钱了。这可能 是夸大其词，但比较而言也许适用于该公司的美国分部或亚洲分部。同时德尔曼又保证 说，他的公司在德国自然负有一种“社会使命，因为我们也把自己当作德国的国家公 民”。只不过从前人们总是“有些夸大爱国主义的意义”。一个全球性公司的高层经理如 今恰好没有可能再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这不仅仅是德尔曼个人的问题。德国宪法第 十四条规定，“财产得承担义务”，并“为公共福利服务”，然而，这一条款看来是他的大 多数同行都再也无法执行的。从前，只是在美国经理们才以利润为中心来划分他们的各 个机构，这些机构或者获得最大盈利，或者被清理了事。如今，赫斯特公司也逐渐淘汰 老的化学工厂，拜尔公司的爱克发集团则陷入改组陷阱，后者虽然获得利润，但只占销 售额的 3 ％。于是，德国股份公司的陈！日的构想被打破，并且一种新的、但又完全是 老面孔的企业文化开始行时：股票持有人的利益在德国许多大公司中成了把握时刻的咒 语，归根到底这无非意味着要像历史上人们所熟知的那样，去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以造 福股票持有者。1996 年 5 月，药业巨子希巴一盖奇公司和桑多兹公司决定实行合并， 它们当时抱定的是同样的目的，这一行动因威胁要大批裁减人员而激怒许多瑞士人。甚 至维也纳大主教克里斯托夫。舍特尔恩，这位长期在弗里堡大学任教的人土，也卷进了 争论。他说：“世界上两家最大的化学公司，虽然它们经营得是最好的，却要实行合并， 并且为此要‘解放’15000 个工作岗位。这决不是全能的上帝‘自由市场’所强加于人的事 情，而只不过是少数人追逐红利的贪欲所使然。” 股东们的评价：德意志股份公司休矣 为了适应美国的原则，结果不仅仅造成资本家的不幸的为所欲为。对各公司及其高层 管理人员的压力来自跨国的金融市场，来自全球一体化的这个力量中心。无边界的股票 交易使国际间的约束同生产联系相比遭到更加彻底的破坏。戴姆勒一奔驰公司的股票有 三分之一掌握在外国人的手中。德意志银行的股份总额的 43％是由外国投资者操纵。 拜尔、赫斯特、曼内斯曼等公司的财产多半为外国人所拥有。这些投资者的大多数既 不是无权的小股东，也不是作为紧密交错的参与者同德国工业融为一体的银行和公司。 实际上用来在德国进行收购的主要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投资基金、保险基金和养老基金。 这种经营的目的，是想从国外投资中获得同当时购买国内有价证券所得利益至少相等 的收益，并且可以向有关的公司毫不让步地提出自己的各种要求。拜尔公司的财务经理 赫尔穆特。勒艾尔承认：“外国股东对德国企业的压力日益增大。”近来，人们对加利福 尼亚公务员养老金的管理人员颇为敬畏，因为他们手中支配着近一千亿美元的资产。加 利福尼亚退休金系统的经理们已经在通用汽车公司和美国快递公司这样一些极其强大 的公司实现了对盈利和股票行市上涨的预期，最后又把海外投资提高了 20 个百分点， 因为“这期间国际市场上的效益比国内市场要大些”。约瑟。阿罗所提出的该系统的战略， 就是这样论证扩张的理由的。在资本的这种国际性流动的监管人的眼中，下述这样一些 企业均属无效能者，在这些企业中，公司的某些分部为投资所提供的盈利少于十个百分 点。除美国以外，这种现象遍及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日本、法国和德国，阿罗和他的同 仁们现在已对各大股份公司的无可奈何的经理们采取一系列的行动，以促使“这些外国 企业认清股东们的利益”。某基金会的一位谋士曾如是说。 一方面作为对这种挑战的回答，另方面也是为了对此抢先采取行动，在德国也有越来 越多的“强硬人物”坐上公司首席交椅。五金工业工会的北德主席弗朗克。秦希穆勒就看 到这种前景。在裁员方面冷酷无情，对工会采取强硬手段，这使得一些人平步青云。 于尔根。施雷姆普就是一个例子，此人于 1995 年 5 月登上戴姆勒一奔驰公司的经理 宝座。 甚至在对上一年将近 60 亿马克的亏损负有共同责任的情况下，此人勒令福克飞机制 造厂和通用电气公司的一部分工厂停工，并宣布在未来三年内将把 56000 工人抛向街头。 这一刀切下来，使戴姆勒公司的股票价格上涨了近 20 个百分点，并使该公司股票持有 者的腰包涨出将近 100 亿马克，尽管他们不得不放弃一年的红利收入。此人在工人的眼 中是一个令人失望的人，但是却被《华尔街日报》和《商业周刊》赞誉为改革家，说他 靠受雇者打开了德国的空头支票行情，并最终把公司的结构改造得符合股东的利益。接 着，施雷姆普让董事会中的股东代表把附权股分配给自己（其年薪为 270 万马克）和另 外 170 位公司领导，这使得他自己和他的共同获益者从股价上涨中每人得到 30 万马克 的追加收入。 戴姆勒公司的这位头目在利用交易所行情聚敛财富方面所做的一切，也为他的其他单 位的同行们所效法着。一年来，单是一些引人注目的事件，如 IBM 公司宣布废除原有 工资标准，西门子公司和德意志银行内部实行分立等等，就已经引起了轰动，并且自 1996 年春起，整个德国社会合作体系分崩离析。几乎一夜之间，工会干部们便发现，他们与 其说是为了把工会会员们的工资提高几个百分点而去进行斗争，倒不如说现在是为了工 会本身的生存而作战。企业一个接一个地设法撕毁现行的工资合同，或者摆脱雇主联盟。 中等企业同它们的企业委员会暗中达成协议，共同去教会工会干部懂得害怕。选举的办 法几乎到处都成了简便易行的压制手段。例如，卡塞尔的制造取暖锅炉的菲斯曼工厂雇 有员 1650 人，生产率很高，年销售额达 17 亿马克，该厂管理层发出通知，最新的煤气 热力系统装置将在捷克制造。该厂全体员工的 96％毫不犹豫地赞同这样的建议：宁愿每 周无偿地多干三小时的活，也不愿去冒一家德国工厂被关闭的风险。吕贝克的德雷格尔 医疗设备厂的“现代化”几乎也同样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的。从包装工到汽车司机，从数 据处理人员到培训人才的人员，该厂成百的员工突然发现自己已被分派在独立的下属部 门工作，在这些地方，老的工资标准已经被取消。在这些新的单位里，工作时间更长了， 但年收入却减少六千至七千马克。 可见，在德国，工资被压低了，然而同一方法又使低工资国家的工资毫无提高。例如， 大众汽车公司在捷克的子公司斯科达公司的工人们发现，自从沃尔夫斯堡的汽车巨子介 入以来，生产率提高了 30％，可是工资几乎没有提高。斯科达公司的企业委员会的发言 人获奈克。卡德勒克生气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我们五十年后也达不到类似德国的 情况。”可是，大众公司的经理费迪南德。皮奇冷静地拒绝了他的捷克员工们的工资要 求。他警告说，斯科达的全体员工们不要自己毁了自己的地理优势。不然的话，“我们 不得不考虑一下，是不是例如把生产搬到墨西哥去进行，这更为有利？” 工会的干部们几乎总是试图抵制厂方的强制性措施，但是他们又几乎总是输掉这种争 执，因为“雇主们总是能成功地利用一部分员工去对付另一部分员工，用一处的设厂去 对付另一处的工厂”。五金工业工会主席克劳斯。茨维克尔就曾这样发出哀叹。有些工 会干部如茨维克尔的副手瓦尔特。里斯特以为，靠法律规定的在监事会中的共决并且按 照统一组织的原则，迫使美国工会屈服的那种“不幸事件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工会会 员的数字说明情况并非如此。解雇人员，生产机构分流，以及取得工会会员资格虽然要 缴纳会费，但在危机场合会员受不到保护，甚至会影响个人前途，这一切使得德国工会 联合会自 1991 年以来损失了五分之一的会员。单是金属工业工会就减少了 755000 名缴 纳会费者。虽然损失的会员中有一半以上要归因于德国东部地区工业的衰落，但是在西 部地区，也有将近 100 万的工会会员退回了他们的会员证。像菲斯曼公司那样发生敲诈 事件，其原因也在于这家公司中只有十分之一的员工参加了工会组织。 自 1996 年初，德国企业家联合会又可以利用它们从前的社会伙伴的一个新的弱点， 开始了一个接一个的进攻。在联邦政府的鼓励下，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奥拉夫。亨 克尔在 1996 年 5 月要求在所有部门中废除基本劳工协定，以减少生病期间的工资额度。 一个月后，金属工业雇主协会主席维尔纳。施图姆菲第一个宣布应取消罢工权。该协 会据称将来在管理方面只就工资的百分率和年劳动时间进行谈判。至于其他问题，如每 周劳动时间，休假津贴或生病期间补助津贴等，统统由企业委员会负责处理。协会还想 取消工会组织罢工以实现在本行业中提出的要求的权利，因为“罢工已不再合乎时宜”， 而招致罢工的“企业只会损失市场份额”。至于施图姆菲的进攻已违反了宪法所保障的一 项基本权利，这是他显然没有意识到的。此外，亨克尔、施图姆菲和他们的协会同仁们 还拒不同意在建筑业部门中实行最低工资，尽管这一部门的雇主和工会曾一致要求实行 这种办法。考虑到德国实行的是自主工资制，有些相关的联邦法律只有在雇主们同意的 条件下才能生效。由于上述拒绝态度，企业代表们不得不眼看德国建筑工业陷入战后最 大的破产浪潮之中，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对抗外国供货者的无视工资的倾销政策。有将近 六千家德国公司破产，30 万个工作岗位被撤消，这就是德国建筑业中心协会提供的数字。 非调控化：荒谬的方法 促使工作岗位减少和工资下降的当然不仅仅是财务经理们以及公司董事会，还有第三 个当事人参与此事，这就是各国政府。一如既往，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各国的大多数部 长们和执政党派都相信，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应当受到足够的限制，这样，繁荣和新的就 业机会就会自行到来。在这一主张的名义下，从东京到华盛顿，再到布鲁塞尔，一切尚 由国家控制和以国家为界的独占垄断公司或寡占垄断公司逐渐消失。竞争就是一切，就 业算不了什么。各国政府通过使邮政和电信事业，供电和供水事业，航空和铁路事业私 有化，通过使这些服务事业在国际间的交易自由化，通过放松对包括技术和劳动保护在 内的一切事务的调控，进一步激化了危机，而它们本来是为了对付这种危机才被投票选 举出来的。 在美国和英国，这一矛盾现象早已一目了然。放松对美国航空运输事业的调控的始末，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出于安全和加强监控的原因，在 70 年代，一家由国家组建的卡 特尔把各条航线分配给各家公司，竞争在当时成了一种例外。那时，各航空公司有足够 的盈利，多半对它们的员工实行终身雇用制，当然，服务价格是相当高的。于是，谁时 间充裕而货币不充裕，谁就去乘汽车或火车。里根政府把这一切倒了过来。服务价格急 剧下跌，许多公司也垮台。无论航空公司还是飞机制造公司都成为极度不稳定的部门。 大规模的减员，心怀叵测地加以接管并随后加以分割，空港陷入混乱状态，这一切就 是接踵而来的后果。最终，只剩下六家举足轻重的公司。它们雇用的人员少于 20 年前， 卖出的飞机却多于以往任何时期，这样一来，飞机的成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降低了。而 且报酬优厚的工作岗位也永远地消失了。 80 年代这一方针在西欧的管理层中曾博得一些热心的支持。不过，除在英国外，几乎 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为此取得政治上的多数地位。倒是布鲁塞尔的欧洲共同体委员会 发展成了市场激进派的真正中心，其官员把欧洲绝大部分立法活动同依附于产业的咨询 公司和院外集团紧密协调起来。几乎未经公开讨论，一切由国家控制的成分的私有化和 非调控化便成为庞大的集团内市场规划的固定组成部分。欧洲共同体委员会前委员彼得。 施米特胡贝尔不无道理地把这称作“经济史上最大的非调控化计划”。“欧洲 1992 年”首 先在私有经济中掀起一股巨大的集中浪潮，这一形势以丧失至少 500 万工作岗位为代价。 再向前一步，就是欧洲联盟各国必须开放原来由国家保护的部门和垄断成分；为此，计 划要进一步裁减人员。 在新的欧洲，也如同从前在美国一样，首当其冲的是航运部门。在起飞的 1990 年， 欧洲联盟开放了跨越国界的全部空中交通。价格下落，随此所有的国家航空公司均遭败 绩，只有事先已实行私有化的英国航空公司和汉莎航空公司是两个例外。首先是一些小 的航空公司，其中包括意大利国际航空公司、澳大利亚航空公司、伊比利亚航空公司、 比利时航空公司和瑞士航空公司，几乎不再具有竞争能力。在同公司员工的持续争执中， 相继发生改组，这大多是在国家财政注入上百万货币的助力下进行的，但前景仍不妙， 并且已裁减了 43000 个工作岗位。从 1997 年 4 月开始，各航空公司可以开辟欧盟各国 的国内航线，例如英国航空公司开辟了汉堡至慕尼黑的航线。正如所预料的，这一新的 提高效益的行动在各公司引起了第二次巨大的解在浪潮。单是在德国的汉莎航空公司中， 五年内就将节省 15 亿马克的工资支出。除将裁减未详数目的员工外，汉莎航空公司的 首脑于尔根。韦贝尔宣布冻结工资，延长工作时间和削减休假权利。这场争夺欧洲空中 市场份额的斗争，结局只使得四五家大公司能够保存下来。 各国推行的这种削减工作岗位的计划，再加上同时存在的不断蔓延的失业现象，就造 成了一种混乱的政治方针。同整个的计划比较起来，航空运输事业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 实验。从 1998 年初开始，欧盟内部的整个贸易，包括电信服务在内，也实行开放，这 对于投资者和资本雄厚的大公司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幸福天堂。从赫尔辛基到里斯本， 以往的国有独占垄断企业都要为进行竞争做好准备，同对私营的国际联合公司也已披挂 整齐准备向庞大的市场进行冲击，这个以亿万美元为容量的市场以两位数的增长率扩大 着，并且为人们提供的年盈利率可望以 40％的幅度向上增长，从而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 归根到底这意味着什么呢？这里可以比较一下德国电信公司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 情况作为例解来加以说明。美国的这家左右市场的公司，在 1995 年这个营业年，仅以 77000 名员工而获利 亿美元。德国公司的销售额大致相同，为 470 亿美元，经换算 利润仅为 35 亿美元，但是却雇用了 21 万名员工，几乎等于美国公司员工数的三倍。索 尼公司的前经理和今天德国电信公司经理罗恩。佐默尔同工会达成协议，在 1998 年前， 首批六万名电话工人在给以赔偿和提前退休条件下下岗。为了保持电信公司的竞争能力， 至 2000 年，还应减员十万人，这是战后德国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大裁员。或许，这些工 作岗位的一部分在德国电力和矿山联合股份公司和莱茵一威斯特伐里亚电站这两大电 力公司实行竞争联合（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和英国电信公司也有合作关系）的条件下， 又会重新形成，因为新的机构可以以自己原有的同供电线路一致的内部电话网为依托， 并作为供电垄断企业拥有相当数量的人员储备，这些力量现在可以重新安排并能从中获 利。此外，立法者向它们保证，它们可以以优惠价格使用电信分线网，并且首先可以集 中力量发展获利的人口稠密地区的事业，因为后者可以使用较少的人力。 政府机关的后令人物当然不想再亲自决定扩大失业人数。联邦政府自 1996 年 11 月起 在全世界各大交易所出售电信公司的大部分债券。稍后其余部分被一些大基金公司的追 逐红利者买走。类似这样的事情又在整个欧洲重复上演，并且不可避免地使欧洲联盟各 国的失业率达到新的高度。正当欧洲各电信公司为对付未来的竞争者而进行准备之际， 政界又使下一轮的自由化出台。 1996 年春，美国国会决定开放直到那时为止在美国还受保护的地方电信市场。三家跨 地区的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MCI 公司和 Sprint 公司将同此前的七家地区性垄断公 司展开全方位竞争。每次总是两家地区性公司一瞬间就联合为一个更大的单位，同时员 工被裁减。连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也宣布要进一步削减四万个工作岗位。甚至英国电信公 司也要采取重大步骤，进一步削减人员以增加利润。虽然在 1984 年实行私有化之初， 该公司已削减 113000 人，就是说裁减了原来员工中几乎一半的人，但是到 2000 年，计 划还要削减 36000 入。可见，英国人和美国人准备开展一场全世界规模的总体竞争，政 界已为此开辟了道路。从 1995 年秋开始，在世界贸易组织的日内瓦总部内，各国代表 团便就电信领域的一项世界性贸易协定的细节进行磋商。这项协定一旦生效，——各大 公司院外活动集团正在为此而奔走——，“全世界就将只剩下四家或五家巨霸公司”，纽 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行业研究家埃利。诺阿姆教授曾作此预言。 实际上，华盛顿、布鲁塞尔和欧洲大多数国家的首都的市场信徒们，并不是只放松一 下电信事业方面的调控就算了事了。按照欧盟委员会的设想，从 2001 年开始，该轮到 邮政事业的改革了，而这又牵涉到欧洲 180 万邮政员工。电力事业方面的垄断现象也要 取消。继美国人之后，德国联邦政府也想单独采取行动，要这样做的还有美国的一些州。 如果欧洲的政治家们对他们一再作出的保证能认真对待，确实把失业当作他们最关心 的事情，那他们就会明白，他们的做法纯属发疯。他们还知道他们是在干什么吗？毫无 疑问，他们自认为是有理由的。1996 年初罗恩。佐默尔的经验就证实了这一点。在这一 年的元旦，这位电信事业统帅改变了付费结构，长途通话变便宜了，本地通话则加了价。 为了让德国电信公司做好准备参与竞争和股票上市流通，这一措施只能认为是合理的。 在竞争中，那些多半是私人性质的近距离通话，却要由跨地区的更频繁的业务性通话客 户来弥补其费用，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因为新的竞争对手首先想要通过降低长途通话费 用来招揽大客户。佐默尔必须让公司为此做好准备。可是，新的价目表还没有来得及实 施，德国的马路新闻报刊和政界就密切配合在民众中掀起一场对恶劣的电信公司的愤怒 指责，结果公司不得不向靠电话消磨时间的孤独老奶奶们让步，并为富有的业务用户打 折扣。联邦议会各政党的制订经济政策的人们，昨天曾批准新的价目表，今天却要求为 亲戚朋友之间的通话收取社会福利价格。这些人当中为首的，就是来自德国基督教社会 联盟的邮政部长沃尔冈。特奇·佐默尔只能抱怨一番，说什么这套民粹主义“简直令人愤 慨”。 在愤怒和虚伪之间的这种政治上的舞蹈，不只是荒谬的，它还证明，执政者中的大多 数人对经济政策上的世界性计划的结果看不大清楚，而他们却要以此为基础来立法。 欧盟委员会有关事务的主管委员卡勒尔。万。米尔茨曾就竞争问题保证说：“对一些 原本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实行自由化，这样的决策决不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而只是 一种为适应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采取的顺乎自然的步骤的另一说法。”只不过，万。米 尔茨所选择的用语恰好透露了那种早已不是秘密的意识形态。每当政治家们在分配国有 财产、税额和经济上的实惠时，也总是说要顺乎自然，这时，这种意识形态不是昭然若 揭了吗？那些有关利益的代表者，如迪尔克。胡迪格，倒是直率得多。此人曾为英国实 业公司在布鲁塞尔大搞院外活动。他抱怨说：“欧洲的各种公共服务的令人自豪的价格， 乃是国有企业降低效益的果实，它们与其说是为客户服务，不如说是为它们自己的员工 服务。如果欧洲要具备竞争能力，这种效益低下的包袱就不应当由社会的有生产效益的 部门来长期负担。” 这乍一听来似乎是有道理的。为电话、运输、供电或业务性出差付出更高的费用，这 在全球性竞争中是欧洲经济的一个弱点。私人消费者同样要向垄断公司付出过高的价格， 并且常常被令人难以置信的服务弄得不快。毫无疑问，大多数相关的部门，用技术上的 最佳值来衡量，是效能低下的。但是在危机时期，它们提供了大量有保证的工作岗位。 本来，上百万的居民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或者说正在为自己的工作和子女们的前途担 心，所以这时再实行非调控化，就会引发政治动乱。但是，大多数政府仍坚持这种做法， 因为它们身边的专家们对新自由主义理论深信不疑，并作出这样的保证：降低成本会促 使高新技术服务部门创造出新的更好的工作。 但是，这样的奇迹一直没有出现。甚至一再发誓要创出奇迹的交通工具生产部门也没 有什么两样，而本来电信事业的私有化据说已为这类部门的有成就的发展拓宽了道路。 人们预言将出现多媒体热，这种多媒体将借助于廉价的网络信息高速公路而大展宏图。 可是这种多媒体计划首先又只能是一种排挤员工的计划。顾客的旅行付费、现金存取 和各种购买越是能方便地通过在线服务办理，银行、保险公司、旅游社和零售业所提供 的工作岗位就变得越少。没有理由认为，这种损失在开展电子数据处理服务的条件下哪 怕会近似地得到补偿，而通过这种服务系统的程序和电脑可以在导线上把未来世界组织 起来。在未来的多媒体工业的少数劳动密集型部分中，如影像制品部门和娱乐部门中， 可惜德国和欧洲在全球是处于软弱无力的地位。这就是德意志银行的一家下属单位罗兰 德。贝格尔管理咨询公司所得出的结论。因此，关于我们已经启航驶向信息时代，希望 政界最好不要再说那么多的错话。 可见，非调控化战略已把效益梦想强调过了头，反过来推向自我毁灭。尽管如此，世 界经济的一些权威机构，不管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世界银行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都已发出信息，要继续推进全球的一体化。当然，这些机构的乐观估计由于高度发达国 家中种种问题日趋尖锐化而遇到麻烦。但是一些专家们却异口同声地开导人们说，无边 界的市场至少为第三世界开辟了一条摆脱贫穷和落后的道路。例如，基尔经济研究所， 德国新自由主义的这座科学堡垒的两位研究人员埃里希。贡德拉赫和彼得。努南卡姆普 曾这样写道：“全球一体化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使它们在经济上向工业国 家靠拢。”《法兰克福总汇报》，为资本争取自由的这个报界急先锋则论证说，只有“通 过全球一体化，才能使全世界另外的 60 亿居民分享已取得的种种成果，而直到 80 年代 为止，还只有老牌工业国家的 6 亿人才能享受到这种成果。”这是一个有力的论据，但 是还能言中吗？北方的福利的丧失，真的能造福于南方的贫困吗？ 第五章　动听的谎言——关于生产基地和公正合理的全球化的神话 他默不作声地坐在那里，双手握合在两腿之间，紧抿着双唇。墨西哥人赫苏斯。冈萨 雷斯恐怕从未想到过他会落到这步天地。他曾苦干多年才取得了电工资格，终于在蓬勃 发展的机动车辆工业中找到了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按时领取工资，并且似乎是有保障 的。他的工厂为墨西哥的摩托车和拖拉机安装减震器，那里原来一切运转正常。但是后 来一切都崩溃了，首先是货币，然后是贸易，最后是国民经济。他的公司倒闭了。现在 这位 30 岁的拖家带口的父亲在墨西哥城中心喧闹的圣何塞大街的人行道上打发日子。 他坐在一个白铁皮制的手工工具箱上，在一块硬纸板上以潦草的字迹为自己打出“电 工”的广告，希望能接点零活儿干。他不再指望会有好日子。他说，这场危机“持续的时 间将比我们料想的要长得多”。 赫苏斯。冈萨雷斯的命运 1996 年在墨西哥属于正常情况。在处于就业年龄的墨西哥 人中，有半数人或者没有工作，或者是在影子经济中打零工。一年半以来，按居民人均 计算的经济效率下降。政治动乱、罢工和农民起义震撼着这个国家。而政府及其美国顾 问们曾经计划过的事情则完全不同。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三位不同的总统顺从地遵循 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的建议。他们使绝大部分国有工业企业私有 化，为外国投资者清除障碍，降低进口关税并使这个国家向国际金融体系开放。1993 年 墨西哥同美国和加拿大甚至缔结了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借助于该协定， 这个国家将在十年内完全与北美市场融为一体。新自由党人国际联合会找到了一个模范 学生。1994 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终于接纳墨西哥加入这个富国俱乐部，以此作为对 墨西哥人的这条被误认为可以作为榜样的路线的奖励。 乍看上去这个计划似乎运转正常。许多跨国康采恩开办或者扩建了生产企业。出口每 年增长 6 ％、1982 年还使该国陷入危机的国家预算中的外债在减少。此外，墨西哥还 第一次经历了虽然人数不多但是有购买力的中产阶级的崛起，他们创办新的企业并且缴 纳税款。但是从这一奇迹中获益的事实上只是少数经济部门和一小部分居民。化学、电 子和汽车行业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兴工业高度依赖进口，只提供了比较少的新工作岗 位。从前国有的大工业落到了几个大股东手里。仅仅 25 家控股公司就控制了一个生产 着一半国民总产值的公司帝国。与此同时，迅速向美国开放使重要的民族经济部门遭受 到美国的竞争。进口浪潮淹没了这个国家，劳动密集型的中小工业屈服了。单是在机器 制造业中，就有半数企业不得不关闭，在此前一向稳定的纺织行业情况也是如此。实际 的经济增长降到了人口增长率以下。被大力推行的农业资本化本该促进出口并帮助抵御 强大的美国竞争者，但是它却产生了灾难性的结果。数百万墨西哥农业工人因采用机器 而失去了工作，流入本来就已过分拥挤的城市。自 1988 年以来，进口的增长比出口的 增长快 4 倍，使贸易逆差不断增加，1994 年达到的数额相当于所有其他拉美国家贸易 逆差的总和。然而此时墨西哥的发展战略已不能退回去了。为了取悦于选民和使进口货 价格便宜，政府以最高利率促使本国货币升值。此举不仅扼杀了国内经济，而且还将美 国投资信托基金 500 多亿美元的短期投资引进了这个国家。到 1994 年 12 月，不可避免 的后果产生了：靠借贷维持的繁荣土崩瓦解，比索贬值势在必行。由于害怕受骗的美国 投资者发怒以及害怕引发世界范围的金融危机，华盛顿的财政部长鲁宾和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总裁康德苏提供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紧急贷款（参见本书第三章：负有限责任的 专政）。 这虽然拯救了外国投资者，然而却使墨西哥陷入了一场经济灾难。为了重新赢得国际 市场的信任，埃内斯托。塞迪略总统命令他的国家继续实行休克疗法。实际上高于 20％ 的年利率和政府开支的大幅度缩减引发了 60 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短短几个月里 有 15000 家企业倒闭，300 万人因此失去了工作，居民的购买力缩小了至少三分之一。 在进行了十年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之后，这个位于格兰德河以南拥有上亿人口的国家此 时的处境比从前更糟。从南方萨帕塔人的农民游击战到无法偿还急剧蹿升的贷款利息的 大约 100 万有组织的中产阶级人士，各种各样的抗议运动在动摇着这个国家。女社会科 学家和地域学专家安妮。胡夫施米特评价说，墨西哥仍然是一个门槛国家，不过它不是 正要跨入富裕地区，而是“正处在迈向无政府状态和内战的门槛旁”。 因此总结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场冒险，其结果即使对于北方强大的邻国来说也是消极 的。当美国的装配厂最初迁移到南方的时候，克林顿政府还可以论证说，在美国的出口 工业中，向墨西哥不断增加的商品输出在美国本土创造了 25 万个新工作岗位。但是随 着经济的衰退，墨西哥人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也衰退了，1994 年美国对墨西哥的贸易顺差 变成了逆差。美国本土预期要增加的工作岗位成了泡影，反之，所有那些因在墨西哥使 用廉价劳动力而降低了工资成本的公司的赢利却增加了。比索贬值使许多美国康采恩， 此外也使许多德国的和亚洲的汽车和电子企业在世界市场上甚至还捞到了额外的好处。 这些公司中的工作岗位为许多墨西哥家庭提供了生存基础，但是它们弥补不了国内经 济的崩溃所造成的损失。因此墨西哥难民的人数再次上升，他们非法地并且常常是在冒 险的情况下渡过格兰德河，进入美国寻找活下去的机会，尽管同墨西哥缔结的北美自由 贸易协定严格地阻止这种迁移。 因此墨西哥的经验揭示出，指望通过完全的市场实现富强奇迹是天真的幻想。一个欠 发达的国家如果不目标明确地促进工业发展并通过关税壁垒来保护自己，无论什么时候 它试图与来自西方发达工业国的占压倒优势的竞争者较量，失败都是可以预见的：自由 贸易仅仅意味着实现强者的权利——不仅是在中美洲。 欧洲的墨西哥是土耳其。由于希望迅速推进现代化，安卡拉政府与欧洲联盟缔结了一 项关于建立关税联盟的协议，该协议于 1996 年初生效。土耳其的工业家们期望通过这 个协议把更多的产品出口到欧盟。然而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现代化崇尚者同墨西哥人 一样，低估了开放给他们自己的市场带来的后果。自从世界各地的商品可以按欧盟的条 件输入到土耳其以来，外国的廉价产品成了畅销货。半年之内土耳其的对外贸易结算表 上就出现了巨额赤字。虽然出口增加了 10％，但是进口却增加了 30％。出于对其受到 威胁的外汇储备的担忧，伊斯兰繁荣党领导的新政府立即开征 6 ％的进口税。但是按照 与欧盟缔结的关税协议，这样的保护措施只允许实行 200 天。土耳其困在陷阱里了。 这再一次证明，满怀希望而资本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无防护地融入高度发达的工业国家 的自由贸易区，其遭受的损失大于得到的利益。这一认识当然绝不是什么新发现。与迷 信市场的欧洲人和美国人不同，南半球较贫穷国家的许多执政者早在许多年前就懂得了 这一点，并且为自己的国家开辟出一条更加明智得多的走向富裕之路。 不是羊而是龙：亚洲奇迹 外国人喜欢来槟榔屿已经很久了。海洋性气候和肥沃的土地上个世纪就引来了美国殖 民者，他们在泰国一马来西亚的西海岸前方的这个岛屿上建立了一个据点。该岛首府乔 治市今天也仍然繁华热闹。不过吸引外国人的已不再是种植园的热带水果贸易或旅游观 光胜地。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的浅色皮肤的客人们仍然还是在机场到港大厅的随机行 李输送带旁挤作一团。槟榔屿的新魅力在于它的工业区。得克萨斯仪表公司、日立、英 特尔、西盖特和体利特。帕卡德等大公司都以巨大的招牌表明，没有一家大电子康采恩 能允许这里没有自己的工厂。马来西亚太自豪地把这个他们从前当作浴场的岛屿称作“硅 岛”，岛上的工厂使这个东南亚国家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半导体产品出口国，并且已经为 30 万人提供了工作。 槟榔屿只是这个从前的农业国 25 年来所经历的这场经济革命的许多令人惊讶的标志 之一。马来西亚早已不再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自从 1970 年以来，国民经济平均每年增 长 7 ％－8 ％，工业生产的增长甚至超过 10％。工业中的就业者今天已不再是只占全 体就业者的 5 ％，而是占到了 25％，工业生产的产值已占到整个经济总产值的 1 ／3. 从 1987 年到 1995 年，这个 2000 万人口的国家的人均收入翻了一番，达到一年 4000 美 元。如果政府的计划顺利实现的话，到 2020 年，人均收入将再增加 4 倍，从而达到美 国的水平。 正在引人注目地赶超上来跨入富裕地区行列的不仅仅是马来西亚。南朝鲜、台湾、新 加坡和香港早就被称作亚洲“虎”，早在五至十年以前就已经达到了马来西亚现在的水平。 泰国、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南方地区最终也逐个起飞，以取得完全类似的成就而被称作“龙”。 全世界的经济学家和工业家们都赞扬亚洲的经济奇迹，称赞它可以作为榜样，认为它生 动地证明了存在着一条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状态的市场经济的出路。然而，亚洲的繁荣与 绝大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很少共同之处。远东的这些新兴国家和地 区无例外地奉行一种在西方简直是禁忌的战略：在经济发展的各个层面上实行强有力的 国家干预。从雅加达到北京，这些在国家的领导下从事建设的龙扩充了各式各样的手段， 用这些手段把发展置于控制之下，而不是如墨西哥再次经历的那样，像羊一样被人牵上 国际竞争的屠宰凳。对它们来说，融入世界市场不是目的，而只是它们——小心谨慎和 深思熟虑地——利用的一个手段。 在所有亚洲新兴国家，经济对外国开放都遵循日本人所发明的那种航空母舰原则。 在所有那些计划者认为本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实力太弱和打算保护就业的经济部门， 以高进口关税和各种技术规定阻碍进口。相反，当局和政府以一切手段，从减免税直到 免费提供基础设施，促进出口产品的生产。这一战略的一个重要手段是操纵汇率。所有 亚洲国家都模仿日本的榜样，借助于货币发行银行的货币出售，人为地使本国货币的对 外价值保持在低于其国内实际购买力的水平上。因此，尽管东南亚的平均工资按其购买 力测算至少相当于欧洲水平的八分之一，但是按汇率计算，其价值仅为西欧的四十分之 一。 不仅金融市场上短期的资本流动受亚洲的经济发展专家们的干预，而且跨国康采恩的 直接投资也要承担明确规定的义务。例如，马来西亚有计划地组织本国的国有公司和私 人公司参加康采恩的分公司。这就确保了有越来越多的本地雇员掌握适应世界市场需要 的专有技术。此外，为了提高本国居民的整体技能水平，所有国家都把很大的一部分国 家预算用来投资建设一个有效率的教育体系。 如果这还不够，就用关于许可证和专利权的附加协议来保证技术转让。此外，关于本 国生产者在为世界市场的生产中应占有多少份额的规定，考虑到了要使足够的出口利润 留在国内并流入本国企业的建设。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最成功的汽车是质子牌汽车，它 虽然是与三菱公司合资生产的，但是 70％的零部件是在国内制造的。不顾经合组织国家 的汽车康采恩的徒劳的抗议，印度尼西亚也同两家韩国汽车公司一起奉行同样的战略。 所有这些措施都服务于一个共同的目标：政府在经济上保持独立自主，并保证无论是 本国资本还是外国资本，都去完成政治上既定的目标。谁不合作，谁就滚蛋。 成功证明亚洲的经济计划者们是正确的。几乎所有东亚新兴国家在当初起飞的时候， 都是像墨西哥那样充当单纯的原料或零配件供应者，起着跨国康采恩的延长的工作台的 作用。但是政府主管部门中的领导者们从未忽视过保护和发展自己的国内经济，他们只 不过是用康采恩分公司的出口来为本国经济筹集资金。他们逐渐创立了本国的半国有半 私有的大企业，这些大企业现在甚至已跃身于世界市场。不仅韩国有其势力强大的、被 称作“财团”的企业综合集团，如现代集团或者三星集团，它们把从汽车、电子计算机到 船舶的多个生产部门同时组合在一个康采恩内。就连其居民人口只有 2000 万人的较小 的马来西亚。也已拥有 6 个跨国公司。其中最大的西姆。达比公司在 21 个国家中没有 200 多家子公司，拥有 5 万名雇员。它的股本价值已经超过了譬如亚洲名列前茅的航空 公司新加坡航空公司。 因此，世界经济的全球化绝非是遵循着一个唯一的、普遍适用的原则。当老牌的富裕 国家鼓吹国家减少对经济的干预，给市场力量以越来越大的活动空间的时候，新兴国家 却反其道而行之。同一批康采恩战略家，他们在美国或德国直言不讳地拒绝国家对其投 资决策的任何干预，而在亚洲却心甘情愿地让数以十亿计的投资屈从于国家官僚们规定 的条件，这些官僚们理直气壮地把他们的工作称作中央经济计划。在两位数的增长率中 获取的利润，打消了一切意识形态方面的保留态度。 自由贸易：是保护穷人吗？ 当然亚洲奇迹也有其阴暗面：与经济繁荣携手同行的是腐败、政治压迫、可怕的环境 破坏，以及对无法律保护的职工（其中绝大多数是妇女）常常是毫无节制的剥削。例如 耐克：这种昂贵的运动鞋在欧洲和美国售价达 150 美元，在印度尼西亚，有大约 12 万 男女工人在这家康采恩的联营企业中缝制和冲压这种鞋，他们的日工资还不到 3 美元。 这即使对印度尼西亚的国情而言也是不足以糊口的工资，但是它却符合法定的最低工 资标准，这个最低工资标准适用于该国 8000 万劳动力中半数以上的工人。为了保持这 一优势，30 年来一直执政的独裁者苏哈托的军政府把一切工人抗议活动都扼杀在萌芽状 态。 例如，当印尼西冷市 22 岁的耐克鞋厂工人通里斯。西图莫朗于 1995 年秋动员他的同 事们罢工的时候，当地的军人立即把他关进厂区内的一个储藏室囚禁了 7 天，并且审讯 了他一昼夜。他后来总算获释，只是失去了他的工作。而其他一些人，如两位全国知名 的工会女会员苏吉亚蒂和马尔西纳，则为自己的勇敢献出了生命。人们在她们试图组织 女工的工厂的废料堆里，发现了她们被严刑拷打摧残得血肉模糊的护照。 在中国，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借助中外合资企业确保自己参与这个中央帝国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爆炸式的发展，目前这种中外合资企业已经超过 15 万家，其中许多企业 甚至更加肆无忌惮地对待自己的工人。在 100 多万女工中，有许多人不得不在她们的工 作台前从事缝纫、冲压或者包装工作每天长达 15 个小时，需要时甚至更长。一家地方 报纸写道，“人们被迫像机器一样工作”。女工们进厂时常常不得不缴纳数额相当于好几 个月工资的抵押金，如果她们违背企业主管的意愿离开公司，她们就拿不回这笔抵押金。 夜里她们被圈在拥挤不堪的宿舍里，宿舍门通常被锁上，一旦发生火灾这里就变成了 死亡陷阱。甚至连北京中央政府都承认，劳动保护法被置若罔闻，1993 年仅 6 个月之 内就发生了 11000 多起工伤死亡事故和 28000 多起火灾。而与此同时，当局却以中国 工人阶级的名义禁止任何抵抗，尤其是在为外国投资者设立的经济特区内。国际自由工 会联合会 1996 年 6 月报告说，“凡是抱怨或者试图建立工会的人，通常立即被判处关 3 年劳动营，目前有几百名工会会员正在坐牢”。 面对东亚国家进军抢占世界市场份额的这种——按西方国家的标准——不可接受的 做法，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政府却持令人吃惊的克制态度。西欧国家的政府首脑们最近 一次表演对问题故意视而不见是在 1996 年 3 月初，当时他们正在曼谷与 8 个居领先地 位的亚洲国家的政府首脑为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关系而举行会晤。当演讲人一个接一个地 在会议中心呼吁各国相互理解的时候，100 多个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一个与之相对抗的代 表会议上抗议亚洲工厂中非人的劳动条件。与此同时，五万多名泰国人在自己的政府首 脑的驻地前建起一片帐篷营地举行示威，反对本国不断增长的财富的不平等分配。但是 在公开场合，任何一位欧洲贵宾对此都未置一词，相反，德国总理同英国首相一样，宁 愿在幕后的会谈中热心地为那些仍在使用德国的或英国的名义的康采恩争取大宗订货。 与此同时，戴姆勒一奔驰公司董事长于尔根。施伦普通过传媒宣称，德国必须准备“向 亚洲学习”，而德国工商业代表大会则提出了一份研究报告，其中赞扬了印度尼西亚专 制制度的“政治稳定”和“特别好的投资条件”。 这一类蠢话传递着一个后果严重的信息：只要有利于世界经济，环境和健康保护、民 主和人权都应该放弃。对此，国际工会组织工会咨询委员会，即设在巴黎的经济合作与 发展组织的雇员代表机构的秘书长约翰。埃文斯告诫人们，“我们绝不能容许把独裁政 权视为取得经济成功的必要前提。”“只有在民主政体中才能够对收益的分配进行争 论。”因此同世界各国的绝大多数工会会员一样，埃文斯很久以来一直坚决主张，以对 有关国家实行贸易制裁来惩罚违反人权和环境标准的行为。 借助工会支持当选的比尔。克林顿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形式上甚至也接受了这一要求。 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结束时，美国代表主张把一个社会附加条款和一个环境附加 条款列入世界贸易组织协定。据此，那些可以证实是在违反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规定的 最低标准的条件下生产其出口产品的国家，应在世界贸易组织中被起诉，必要时应处以 惩罚性关税。然而，反对上述附加条款的不仅是那些有可能受到指控的国家。它们的反 对本来应该是可以被克服的，因为由于新协定排除了许多从前的保护性关税和贸易障碍， 这些国家不得不由于新协定而失去许多。这项动议首先是由于欧盟国家而遭到失败的， 欧盟各国——除了法国以外——全都对这项动议表示反对。该计划尤其在德国政府和美 国政府那里遭到了严厉的拒绝，正如法国报纸他界报《外交月刊》尖刻的评论那样，在 这些国家，“人们相信自由贸易就像孩子们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因此，尽管谈判总计延 续了 7 年多的时间，人们最终未能利用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实施一项全世界适用的贸易 法规。 尽管如此，反对人们所要求的遵守最低标准，并没有任何令人信服的理由。国际劳工 组织规定的主要标准，如禁止使用童工和强制劳动、禁止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以及保 障工会自由等等，本来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早已批准的那些联合国公约的组成部分。 以贸易制裁相威胁只不过是要赋予这些已生效的条约以强制手段罢了。与此相反，持 异议者如德国联邦经济部长京特。雷克斯罗特或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却宣称，如 果在世界贸易中实施社会规则，“新贸易保护主义就有可能通过后门溜进来”。富裕国家 就可以在社会问题的借口下设法摆脱来自南方国家的廉价品的竞争。所有发展中国家的 代表在日内瓦谈判中也以同样的理由论证道，如果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中列入社会附加 条款，只会再次拒绝让南方的穷人分享富裕。 但是这一论据充其量只具有宣传的价值，出自欧洲政治家之口则近乎伪善。当事关有 影响的联合会和资本所有者的利益的时候，欧盟委员会和欧盟各国政府是不会在其贸易 政策方面持矜持态度的。只要欧洲的企业还没有及时在低工资地区为自己搞到一块生产 基地，该委员会迄今为止一直是根据提出起诉的行业联合会的申请征收严厉的反倾销关 税，特别是对来自亚洲的进口商品。从中国产的滚珠轴承到韩国产的摄像机，直到俄国 产的基本化学药品，布鲁塞尔的贸易监管者们在世界贸易组织缔约后仍对 100 多种产品 实行这种惩罚性关税，其令人难以相信的理由是，供货商为了不正当地赢得市场份额， 以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出售商品。与此相比，实施社会的和生态的最低标准绝不是什 么原则上的新东西，它所涉及的只是公平对待发展中国家的工人或深受环境污染之苦的 居民。那里的执政者们断言，工会自由或者禁止使用童工将会使穷人更穷，这是十足的 谎言。情况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的贸易收益将会受到威胁的话，那么这恰恰是因为这 些南方非民主的精英们最终将被迫让更广泛的居民阶层分享本国的经济成就。此外，如 果把确认违反人权行为的工作委托给联合国组织的有关主管机构去做，那就能轻而易举 地防止人们在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的社会附加条款的基础上保护主义地滥用进口限制。 贸易保护主义：是保护富人吗？ 虽然对独裁政权实行贸易制裁是合理的和公正的，但这对于减轻来自南方的竞争压力 却没有多大帮助。许多工会人士希望以此来阻止工资降低和失业，这种希望是虚幻的。 低工资国家的成本优势所凭借的不仅仅是不讲社会福利的企业和政府官员的政治压 迫或剥削手法。成功的发展中国家数量相对较少，它们的出口增长主要是由于居民的生 活水平普遍较低，在住房和食品保持低价格的情况下，居民对自己的收入提出的要求也 较低。 此外，这些资本主义的新兴国家至今不必实行社会保险，因为它们的家庭结构几乎还 是完整无损的。当亚洲的政治家们被问及疾病和老年的问题时，他们通常的回答是“我 们的社会福利体系是家庭”。更多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些新兴国家的货币倾销，它使 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极其便宜。因此，即使西门子公司设在马来西亚的芯片厂不得不向 它的流水线女工每月支付 700 马克的工资，而且该国有自由工会，这家工厂仍然还是有 利可图的。即使把最低工资提高一倍，在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生产耐克牌运动鞋也还 是值得的。遵守最低标准是必要的，它将在南方培植更多的社会公正，但是人们却不大 可能以此确保北方的工作岗位或者在北方创造新的工作岗位。 因此，许多遵循本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传统的法国经济学家要求有针对性地使用贸易税。 如巴黎政府的经济顾问热拉尔。拉费建议，对亚洲的出口商征收反倾销税，税额至少要 能补偿出口国人为的币值低估。但是这笔关税收入不应流入国库，而应当以欧洲货币结 算划入相应的出口商的帐户。这些亚洲的出口商可以把这笔钱用作向本国进口欧洲商品 的资金，这样就能在贸易和汇率方面建立起一种较好的平衡。此建议虽然听起来似乎很 有道理，但实行起来却是很困难的。在确定税额的时候，任意独断恐怕将畅行无阻。 谁也无法客观地判定，何种补偿是公正的，以及这样做是否事实上封锁了有关国家通 向北方市场的通道，而这些国家为自身的发展正迫切地依赖着这条通道。 再者说，阻挡低工资国家的竞争，是否能从根本上阻止发达国家劳动力的急剧贬值， 这也是成问题的。毫无疑问，来自东方和远东的日益增长的进在工业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中造成了损失。在制鞋工业和纺织工业中，在计算机技术、精密机械和类似的部门中， 欧洲、北美和日本这经济三强中的所有国家的工作岗位都受到了损失，而世界经济的后 起之秀却得到了好处。因此而降低的主要是对非技术性劳动和机械的流水线劳动的需求。 英国经济学家阿德里安。伍德在一份依据经验材料写成的长篇研究报告中证实，自 1980 年以来，由于同新兴的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日益扩大，经济三强各国的工业的劳动供 给平均减少了 15％。 但是，从整个国民经济的角度计算，这种发展趋势迄今为止对于绝大多数北方富裕国 家来说一直是赚钱的买卖。因为随着进口的增长，新兴国家在其买主那里的采购也在同 时增长。从工厂设备到通讯卫星，它们最终不得不购买一切它们自己现在还生产不了的 东西。在这一方面，没有哪一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比德国更成功。迄今为止，这 个地处欧洲心脏的经济巨人，按相对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计算，是世界上出口最强劲 的国家。联邦共和国不仅在同东南亚，而且在同中欧新市场经济国家的交换中甚至达到 了出超。不过大部分出口盈利都落在了资本密集型和科技导向型行业的帐上，如机器和 设备制造、化学、电气工程和精密技术等行业。 这一转变是劳动危机的最重要的原因。绝大多数德国企业，此外还有法国的或日本的 企业，由于全球化而赚了大钱。只是它们从其收入中支付给本国劳动力的份额在不断缩 减。不是总的富裕程度降低了，而只是工资所占的比例，即经济成就分摊在工资和薪金 上的份额减少了。甚至在直到前不久还在考虑平衡问题的德国，工资所占的份额自 1982 年以来也下降了 10％。与此同时，工资总额在各个不同的职业群体中分配不均的状况加 剧了。难以替代的专业人才或者掌握特殊技能的服务业从业者几乎不受国际竞争的影响， 他们肯定还可以指望增加薪水。大多数其余的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未经过培训的非熟练 工人，工资收入则逐渐下降。 然而，这一进程只是在很小的程度上与亚洲或中欧的新工业化国家有关。对劳动力市 场的巨大冲击主要是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相互间的迅速联合造成的。即使在 90 年代，仍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跨国投资是在该国家集团内部进行的。虽然北方的企业在发 展中国家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是这种资本转移半数以上是用于开采原料或者建立服务性 企业，如饭店或者银行，因此与劳动力转移关系不大。而增长更快的首先是富国之间的 跨国的企业买卖和投资。从 1992 年至 1995 年，投入发展中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从每年 将近 550 亿美元增加到 970 亿美元，而在同一时期，这些康采恩投向经合组织国家的 直接投资则从每年大约 1110 亿美元提高到了 2160 亿美元。同样，这个富国俱乐部所开 展的繁荣兴旺的世界贸易，绝大部分也仍旧是在它的成员国之间进行的。 这些数据表明，经合组织国家间的资本联合和贸易联合已达到了何种规模。随之而来 的富裕国家自己相互间竞争的加剧，导致若干年来劳动生产率总的来讲比经济成就增长 得更快。在竞争中加速实行的技术变革，越来越多地使劳动变得过剩。造成失业和工资 降低的罪魁祸首不是南方和东方的廉价工人。他们充其量不过是使经合组织范围内的合 理化和降低劳务费用的螺旋继续进行下去的工具和润滑剂。 经济学的新自由主义学派用大量的研究著作填满了所有的图书馆，这些著作试图证明， 引起就业危机的只是技术和经营管理方法的进步，而不是跨国的联合和竞争。然而这种 区分是纯粹学究式的。在现实世界中，这两种现象是不可分割地彼此结合在一起的，因 为只有全球性的紧密联系才使得技术进步具有了那种今天能把数以百万计的人排挤到 社会边缘的决定性力量。但是，要抗拒这种发展趋势，设置贸易障碍和实行防御性关税 恐怕是个拙劣的武器，只要这种贸易保护主义仅仅是针对着低工资国家的。只有当一个 国家同时也阻挡来自其他发达国家的竞争的时候，它才能重建自己的劳动密集型工业。 但是，为此它将失去自己所有的出口市场，因为竞争对手们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 身——这是一种制造混乱的战略。而相反的结构变化的代价又将是巨大的财富损失，尽 管就业率较高。 经济学家和经济贤人们在一切场合总是告诫说，富国的国民将来必须自我克制，因为 到处都有新的廉价劳动力大军涌入市场，而同时他们却隐瞒并且讳言，富国的总生产效 益一如既往地在增长。所投入的资本的平均利润率也在以同样的甚至更快的速度递增。 因此绝不能说是穷国夺走了富国的富裕。 恰恰相反，正确的说法应当是：是那些北方和南方的特权者，即富有的有产者、资本 所有者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获取了经济全球化在牺牲其余居民的利益的情 况下给他们带来的在全世界范围生产的——和日益增长的——财富的越来越大的份额。 联邦银行关于个人收入来源的统计反映出，这一发展趋势同样也早就席卷了德国，尽 管德国迄今为止一直存在着强大的工会和高额的社会福利费拨款。在西德，到 1978 年 还有 54％的可支配收入分摊在工资和薪金上。其余的部分一半用作利息和利润收入，一 半用来支付养老金和社会福利费用。16 年后，实际工资和薪金所占的份额降到了仅剩 45 ％。 因为现在已有足足三分之一的国民收入被用来支付有价证券利息和企业利润的受益 者的非劳动所得。 因此就不难理解，随着世界的经济一体化而发生的种种冲突，恰好都与分配斗争有关， 而这种分配斗争是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件事令人感到吃惊，即市 场神话的信徒们直到现在还总是能面对他们自己和广大公众否认这个简单的真理。 例如在德国，该国围绕经济基地问题的争论显得越来越荒诞不经，并产生出极其错误 的政策。 德国模式：关于生产基地的谎言赫尔穆特。科尔曾满口甜言蜜语。他对德国的雇员代 表们恭维道，“工会表现得特别有合作精神和乐于对话”，它们的劳动联盟取得了“积极 的成果”。他赞扬德国五金工业工会主席克劳斯。茨维克尔是一位“有崇高使命感的德国 同胞”，并说他必须对化学工业工会“表示尊敬和感谢”。他热情地向这些讨好对象保证， 自己将在困难的时候向他们提供援助。“我是路德维希。艾哈德的学生。这个党绝不会 制订只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社会条件也是政策的导向之一，因此不会撤消社会福 利。”1996 年 4 月这位联邦总理在第一套电视节目黄金时段中对每一位听众这样说。仅 仅两个月之后，这些受到阿谀奉承的听众就在波恩组织了战后规模最大的工会示威游行， 抗议这同一位总理及其政策。30 多万人分乘 74 趟专列和 5400 辆大客车举行示威游行， 部分人行程达对小时，以表示他们对削减社会福利、失业和国家下令降低工资的抗议。 德国工会联合会领导人迪特尔。舒尔特宣布，如果联邦政府坚持其纲领，那么“这个共 和国就会遭遇这样的局势，与其相比法国曾出现过的局面只是一个软弱无力的序幕”， 这里他是在暗指半年前法国的同事们举行的那场十分相似的起义。对此科尔只得用这样 的话来回敬他从前的合作伙伴，他称他们是“专爱发牢骚的人和有疑心病的人”，说他们 “只顾捍卫既得利益”，而“拿德国的未来当儿戏”。 在德国，时代正在发生转折：保守党人一自由党人的政府不再只是遮遮掩掩地，而是 全面地和进攻性地采取了该国的资本精英们多年来一直主张和要求的政策。总理说：“我 们太贵了”，而他所说的这个“我们”只包括那些作为职员和工人领取其收入的人。 有一个词开始走红：既得利益。萨克森州的总理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智囊库尔特。比 登科普夫甚至发现了“一大堆既得利益”，据说这些既得利益现在都需要打破。他所指的 是病假工资、子女补贴费、对不当解雇的保护、失业救济金、国家创造就业机会、每周 5 天工作制、每年 30 天法定休假，以及其他许许多多迄今为止构成德国市场经济的社 会方面的东西。毫无疑问，与其他国家相比，绝大多数德国雇员的处境还是挺不错的， 他们的生活状况曾使这个国家受到全世界的赞赏和羡慕，并且曾促使德国各政党从前一 直把“德国模式”奉为自己的竞选活动的主题。但是在全球竞争的背景下，以往取得的成 就突然变成了既得利益。1996 年 4 月出台的政府施政纲领使用了这样的标题：《为了 增长和就业》。科尔和他的部长们现在开始剥夺这些既得利益，全面削减各种社会福利 和工资。甚至连因怀孕而增加了既得利益同时又不能再上班的妇女，将来也应当用扣工 资来惩罚。 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全球化的经济机器中，劳动报酬所占的份额剩得越来越 少，所以领取工资和社会福利金的人应当在他们中间这样分配剩下的这点儿余额，即人 人都分上一点儿，使失业人数降下来。德国应当向美国学习，美国有更多的人分享工作 岗位，但为此他们就不得不忍受低工资。几乎无社会福利、较长的工作时间和较差的工 作条件。主张在德国实行较高的资本利润率的一位代言人毕竟公开宣布：“为了重新实 现充分就业，把毛工资削减 20％是必要的。”这就是诺贝特。瓦尔特的公式，此人是基 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前所长，现任德意志银行的经济研究负责人，该银行的董事会刚刚 因对股票持有者利益的关照而以附权股的形式得到了正式的回报。假如是在几年前，这 位银行经济学家提出这样的建议恐怕还要冒政治越位的风险，而今天他知道政府支持他。 瓦尔特和他的同伙把这一突破归功于多年来通过多种传媒进行的一场宣传运动，在这场 宣传运动中，为了取得胜利，所有的歪曲和伪造都是经过精。已炮制而不易识破的：经 济基地德国衰落的谎言。 这场宣传运动的核心论据之一是德国的社会福利国家变得愈来愈昂贵了，过多的公民 沉湎于“全面综合保险心态”（瓦尔特语），他们宁愿领取社会福利金而不去工作。 的确，德国的社会福利制度是有许多方面需要改革。在总计 152 种不同形式的社会福 利项目中，有一部分组织混乱，造成了高额的管理费用，并且常常助长弄虚作假行为， 而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却甚至无处栖身。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现在已经超过 800 万，缺 乏资金来对他们进行培训和创造就业岗位，以使他们重新溶入社会。只是有一点说得不 对：社会福利国家变得愈来愈昂贵了。虽然 1995 年为所有的社会福利申请支付了将近 1 万亿马克，比 1960 年增加了 11 倍，但是同期国民总收入也同样增加了 11 倍。1995 年 共和国的全部社会福利费支出总计占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近 33o.而 1975 年，即 20 年 以前，西德社会福利费支出的数值与此完全相同，也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33％。如果不 把东德计算在内，今天的比率数甚至还降低了 3 ％。 相比之下，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是社会福利费用的经费来源。社会福利开支的将近三分 之二是来自从工资和薪金领取者的收入中提取的保险费。由于失业和收入增长缓慢，受 薪者的收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不断下降，因此为了筹集支付养老金、失业救 济金和医疗费用的经费，保险费不得不逐年超比例地提高。单就养老金保险机构来说， 400 万失业者就意味着一年失去 160 亿马克。因此德国社会福利制度的危机几乎纯粹是 劳动危机的结果，而不是什么一个安乐国中变懒了的居民过分自我享乐的结果。鉴于国 内财富日益增多，为了避免不必要地提高劳动力的价格，本来只有这样做才是合乎逻辑 的，即借助于征税使那些本来不缴纳社会公共福利税的人，即官员、独立经营者和富人 也分担社会福利费用。而事实上科尔政府所做的却正好相反。在建设东部的过程中，政 府强行挪用社会福利基金，用于支付与本来的保险用途根本毫无关系的各种可能的开支， 从支付德国统一社会党受害者的补偿金，到支付被解职的原民主德国国家公务员的提前 退休金。据联邦主管当局的管理人员估算，养老金、失业和医疗保险机构只要免除了本 来就不该由它们来支付的那些费用，社会公共福利税在工资中所占的比例立即就能降低 8 个百分点。那些领头指责社会福利国家搞过头了的人也同样随心所欲地花费社会保险 投保人的钱。从 1990 年至 1995 年，德国的企业主和企业人事主管部门让 75 万雇员提 前退休，在由保险纳费人承担费用的情况下使自己的职工队伍年轻化。由此给养老金保 险机构造成的额外支出每年达 150 亿马克，相当于保险费率的足足一个百分点，或者说 是相当于工资总额的三％。 使联邦公民降低其社会福利要求的一个同样值得怀疑的方法是对劳动成本作国际比 较，确实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劳动成本高于德国。然而，不同国家小时工资的差别就其 所表明的问题而言，与在法兰克福市内和在佩勒贝格郊外建造新建筑的费用的差别是一 样的。相反，事实上在世界市场上计算的是单件产品的劳务费用，即用统一标准计算的 一定量的劳动所生产出来的产品价值。柏林德国经济研究所的经济学家海涅。弗拉斯贝 克和马塞尔。施特雷默对这方面的数据进行了世界范围的对比分析，从而揭示出令人吃 惊的事实。以各国的本国货币为基础计算，西德单件产品的劳务费用在 1974－1994 年 间总计增长了 97％，而相比之下，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其他各成员国平均增长了足足 270 ％。也就是说，德国的效率机器运转得非常出色。正因为如此，德国企业在许多市 场上至今一直占上风。慕尼黑经济研究所是受托向联邦政府提供咨询意见的 6 个经济研 究中心之一，该所的经济学家们在 1996 年 7 月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雇员人均实际收 入的增长幅度没有哪一个地区低于德国”，这个经济研究所的专家们在一份为波恩的经 济部撰写的鉴定书中写道。“出现类似数值的只有美国。这些数据证实了温和的德国工 会的论点，双明在劳动时间短而有效的情况下，由于生产率高，高额的小时工资是合理 的。” 可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持续十几年在世界各地卖出比自己的进口量更多的商品 而不造成后果。这个必然的后果就是德国马克对其他货币的比价不断升值。德国人在每 一轮集体谈判中都要重新贯彻的成本约束，总是由于以外币结算的收入的贬值而很快就 再次失效。因此 1994 年德国出口产品的收益比 1992 年降低了 10％，因为欧洲货币体系 的危机和美国中央银行的美元疲软政策促使德国马克的汇率上升和美元的汇率下降。德 国经济研究所的研究人员经调查发现，如果把这种汇率的变动考虑在内，多年来各工业 国家的成本变化与德国的成本变化差不多是平行的。因此如果按美元计算，甚至连亲企 业主联合会的科隆德国经济研究所也计算出，在加工制造业中，德国的单件产品劳务费 用与美国的基本上相当。 在此背景下，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前任主管，联邦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奥拉夫。亨克 尔在 1995 年秋针对昂贵的德国雇员所使用的宣传伎俩实在是厚颜无耻。据说由于德国 企业每年在国外投资数十亿马克，所以随着资本外流，工作岗位也会外流。亨克尔断言： “工作岗位是德国人最大宗的出口畅销货。”这一论断像炸弹一样使公众感到震惊，在全 国成百万次地被人传播——然而它却是卑鄙的谎言。 为了证明自己的论断，亨克尔算了这样一笔帐：自 1981 年以来，企业主和康采恩向 国外的子公司投资了 1580 亿马克。同一时期，那里的职工人数增加了 75 万人。所以说 德国每年“出口”将近 7 万个工作岗位。而事实却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一个持续多年取得 贸易顺差的国家，资本输出必然要多于资本输入。由于同样的原因，在同一时期日本的 康采恩向国外子公司的投资甚至比德国的康采恩还多 1000 亿马克。这些投资大多数不 是流入低工资国家，而是流进了其他工业国家。德国向国外扩张的最重要的目标是英国、 西班牙、美国和法国。 尤其是所谓国外新增加的工作岗位，更是一个纯粹虚幻的数字。柏林对外经济研究所 的经济学家米夏埃尔。沃尔特曼能够令人信服地证明这一点，该研究所 10 年来一直在 从事德国企业的国外投资问题的研究。虽然据联邦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国外的德国企 业的职工人数从 1989 年至 1993 年增加了 19 万人。但是在同一时期，德国投资者也购 置了一批外国企业，这些企业的原有职工人数甚至超过 20 万人。也就是说，所谓输出 的工作岗位实际上是早就存在着的。当然，确实有许多康采恩建立了新工厂。宝马公司 在美国的南卡罗来纳州、西门子公司在英格兰北部、博施公司在威尔士、大众汽车公司 在葡萄牙和中国都建了厂。但是与此同时，德国的世界市场战略家们在他们购置的早已 存在着的外国公司里毫不迟疑地推行他们在家里搞的那一套：合理化、生产外移化。集 中化。 此外还有许多人收购外国公司的目的就是为了扫清市场，这些公司购置后不久就关闭 了。 因此总的来看，德国企业在国外同在国内一样，很少创造出新工作岗位。 虽然围绕着德国的竞争能力展开的这场争论混杂着无稽之谈、矛盾和对公众有意识的 欺骗，但对政策的影响仍然是后果严重的。由于对市场激进派关于设在国外的生产基地 的雄辩坚信不移，联邦政府为本国制订了一项弊大于利的紧缩计划。到 1998 年，仅在 公职范围内就要裁减掉 20 万个工作岗位。此外由于减少了用于创造就业机会的资金， 东德又将有 万人被推入失业者的行列。与此同时，削减社会福利费还将使国内市场 上的购买力下降。据德国零售商总联合会负责人霍尔格。文策尔估算，由于缺少顾客， 在商场和百货商店中每年将损失 3 －5 万个工作岗位。受联邦政府委托的经济五贤人之 一沃尔夫冈。弗兰茨甚至警告说：“失业会自己喂养自己。”但是联邦政府的部长们却断 言，这个紧缩计划是唯一的出路，并且以公共基金日益庞大的赤字作为论据。 但是这个论据也是漏洞百出的。在失业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国库的税收收入自然会减 少。然而这些财政亏空的管理者们却始终尴尬地避而不谈，他们自己也有意识地减少了 税入。联邦和各个州每年都慷慨大方地把更多的减免税额分配给各企业和独立经营者， 并且容忍资产愈来愈多地转移到低税率国家。随着多次降低股份公司的公司所得税和大 量给予折旧优惠，从 1990 年至 1995 年，企业利润的税负从 33％降到了 26％，国家从 中得到的收入甚至减少了 40％。1980 年时收益税还占国家总收入的四分之一。假如这 个数值至今还保持不变的话，那么当联邦财政部长 1996 年增发公债的时候，公共基金 本该多收入 86 亿马克，即增加一倍半。甚至这个被人们信以为真的紧缩计划也预定要 再次降低收入。随着取消财产税和工商业资本税，又要少收入 110 亿马克。 据说所有这一切措施将使在德国建立新企业和创造新工作岗位更容易些。财政部长特 奥。魏格尔在为这种降低国家收入的税收改革说明理由时曾谈到，甚至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