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研究利用世界银行调查的 1566家中国制造业企业 1999~2002年的面板数据，运
用 Levi nsohn和 Pet r i n半参数方法估计生产函数，用两类指标分别反映外商直接投资的两
类溢出效应，并按企业所有制结构进行分组检验，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
技术溢出效应。结果表明，FDI 的竞争示范效应对各种类型的企业都没有影响，人员流动效应
却因企业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其中 FDI 通过人员流动给国有、外商所有及
合资企业都带来了正向而显著的溢出，而中国的私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并没有从中受益。这
可能与中国现有的制度环境及政府对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关注程度有关。
关键词：FDI 技术溢出 LP估计 两类指标 企业所有制
一、引言
近些年来，国际上研究外商直接投资（FDI）溢出效应的一个趋势是企业层次的研究逐渐
增多，并得出了一些不太乐观的结论。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外资流入国之一，来自中国微观层面
的经验证据是怎样的？ 中国又是一个经济转型成功的大国，市场化改革和企业改制是中国经
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型的这些特点有没有带给中国企业在吸收 FDI技术溢出上与
其他国家不同的条件性约束？为此，对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在企业层面上进行实证检验，
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的特征展开研究，有利于我们在新形势下正确引进和引导外资，也有利
于帮助我国企业更好地从外资带来的技术溢出中获益。
一般认为，引进外资不仅可以给发展中国家带来资本，还可以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
验，即通过跨国公司在当地投资设厂或合作经营，产生技术外溢，使本地企业受益。 这也是当
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国家制定优惠政策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主要原因。外商直接投
资的溢出渠道通常有两类，一类是行业间溢出（垂直溢出），一般通过跨国公司和当地厂商间
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来实现。 另一类是行业内溢出（水平溢出），途径有多种：一是竞争效应，外
资的进入加剧了行业内的竞争，迫使本地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资源；二是示范效应，本地企业通
过模仿外资公司的技术、管理提高自身的生产率；三是通过人员培训或流动效应，经培训的人
员从跨国公司流动到当地企业，提高了本地企业的生产率。在 FDI溢出效应实证检验中，相比
于行业间的前向和后向联系效应，行业内的 3种溢出效应通常被混同在一起进行检验。因此，
本文尝试从水平效应的角度，对竞争示范和人员流动所产生的溢出进行区分。 由于竞争效应
往往与示范效应交织在一起，因此，在后文的实证检验中，这两种效应被合并在一起进行检
验，而人员流动效应则单独加以考察。
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文章试图在以下几方面进行拓展：（1）数据选取上，采用世界银行对
中国调查的大样本企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避免了加总数据造成的重要信息损失，以及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溢出
效应：基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
□陈 琳 林 珏
* 作者特别感谢复旦大学罗长远大量宝贵的修改意见；感谢复旦大学陆铭、香港岭南大学 Yifan Zhang、上海财经
大学车维汉、仓勇涛、李国栋、UC Berkeley Luosha Du 的评论、帮助和建议。 第一作者感谢国家留学基金委赞助（项目
号 20073020）。 文责自负。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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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世界》(月刊)
2009年第 9期
由横截面数据带来的因果关系不清问题。 计量方法
上，采用前人发展的半参数估计方法来克服企业生
产投入的内生性问题（Levinsohn and Petrin,2003），
估计出比较准确的全要素生产率。 （2）在 FDI 参与
度指标的选取上，借用目前国际上微观数据研究溢
出效应通用的加权法 （Aitken and Harrison,1999;
Hu and Jefferson,2002;Du et al.,2008 等）。 同时借鉴
Wei 和 Liu（2006）的做法，用产品销售额和就业人
数为权重分开考察 FDI 的竞争示范和人员流动效
应，实证结果表明这两种溢出效应对中国制造业企
业的影响确有很大不同。 （3）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和
企业所有制转变的特征事实，将样本企业按所有制
结构细分为国有、集体所有、私营、外商所有及合资
企业，分别进行两种溢出效应的检验，考察企业所
有制结构这一异质性问题如何影响其对 FDI技术溢
出的吸收。 相对于前人将除国有之外的企业统归于
非国有企业，并跟国有企业进行比较，我们的研究
更能看到中国本土私营企业的发展现状及和其他
类型企业的差距所在， 尤其能比较中国的国有、私
营这两类企业如何从 FDI的两种溢出效应中受益。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提供了溢出效
应研究的文献综述；第三部分给出理论上的逻辑说
明；第四部分构建了一个计量经济模型，并对数据
和变量进行描述；第五部分报告和分析实证研究的
结果；最后是结论和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有关 FDI 溢出效应的检验结果是复杂多样的。
一些研究得出正向而显著的结论，另一些研究却认
为溢出效应不显著甚至显著为负。 造成实证研究结
果不一致的原因很多，在数据选取上，存在面板数
据和截面数据选取上的差异、微观数据和行业加总
数据的差异。 在 FDI 参与度指标建构上，不同的指
标可能度量了溢出效应的不同方面。 对不同国家、
不同行业乃至不同类型企业的检验往往也会得出
不一致的结论。
早期用行业数据所做的研究，验证了 FDI 正向
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Caves,1974;Globerman,1979;
Kokko,1994）。 对企业横截面数据的检验大多也得
出了正向的溢出（Chuang and Lin,1999;王志鹏、李
子奈，2003）。 然而，利用横截面数据进行估计时，无
法区分这种正向的影响究竟是外资促进了本地企
业生产率的提高，还是由于外资本身进入了生产率
更高的企业或行业所致。 加总的行业数据又会造成
许多企业异质性信息的遗失。 因此，近些年来的研
究特别强调企业微观面板数据在重新估计 FDI 技
术溢出效应中的重要性。 目前国际上用企业面板数
据对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所做的研究，大多表明
FDI 溢出效应不显著， 甚至显著为负 （Aitken and
Harrison,1999;Konings,2001）。 然而，这当中的很多
研究，往往只是选取某一个估计指标来衡量外资参
与度，却用来解释 FDI 整个的技术溢出效应。
不同的外资参与度指标可能体现了不同的溢
出途径（Liu,2000;Wei and Liu,2006）。 比如，用外资
企业就业人数所占行业内总就业数的比重，反映了
外资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和传染效应给国内企业带
来的技术溢出。 用销售额表示的参与度，可以从产
品市场上的竞争和示范效应来反映技术外溢。 现有
的一些研究也考虑到不同 FDI 参与度指标的选取
可能给估计结果带来的差异 （Sinani and Meyer,
2004）。 亓朋、许和连和艾洪山（2008）利用国家统计
局 1998～2001 年企业面板数据，用外资企业职工人
数和销售产值所占比重这两类指标分别表示外资
参与份额，来区分两种溢出效应。 他们的实证结果
表明，在二位数分类行业内，外资通过人员培训和
流动渠道对本地企业产生了正向的溢出，而产品市
场上的竞争效应却给国内企业带来了负向的影响。
平新乔（2008）采用第一次经济普查的行业和地区
截面数据，分别用外资就业人数和资本总额占行业
内份额为比重来衡量外资参与，都得出了正向的溢
出效应，但在行业内，外资通过就业传导的溢出作
用要大于通过资本形成而传递的溢出作用。
实证研究结果的不一致性使得人们意识到 FDI
并不自动产生技术溢出效应，一些学者将研究的视
角转向对技术溢出的条件分析上。 从现有文献看，
这类研究主要从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外资企业
特征、本国行业或企业的特征等方面展开。 虽然企
业所有制结构变革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
国家已经进行了 20 年左右， 但就本国企业所有制
特征影响技术吸收方面开展的研究却不多。 事实
上，不同的所有制结构影响着企业对技术模仿和创
新的积极性，政府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政策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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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不同，还会造成企业自身的特征差异，因此，企业
所有制也可以作为吸收能力的间接证据。 有关 FDI
溢出效应和企业所有制结构的前期研究 ， 包括
Buckley 等（2002）、Hu 和 Jefferson（2002）对中国集
体和国有企业的检验。 最近的一项研究运用了国家
统计局 1998～2005 年大样本企业面板数据，将所有
样本企业分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类进行检验，结果表
明，就水平溢出而言，外商直接投资对非国有企业
的溢出效应为负，而对国有企业的影响不显著（Du、
Harrison and Jefferson,2008）。
从以上文献可以看出，有关 FDI 溢出效应的研
究，实证策略的选择（包括变量、模型和估算方法）
对检验结果的可信度至关重要。再者，FDI的技术溢
出的渠道和影响因素有很多，有必要对这些渠道和
使用的样本进行细分。 另外，就对中国而言，应关注
于它不同于其他转型国家的特征，并探讨由此可能
对外资技术溢出带来的影响。 本文借助于较为精致
的实证方案，从中国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角度，力图
对溢出效应产生的条件有更好的把握。
三、FDI 对中国技术溢出
效应的理论分析
（一）外资对中国两种溢出效应的初步判断
理论上说，技术溢出的分析分为两方面，一是
技术的供给方， 即从跨国公司或外商投资的特征、
行为选择、来源国等角度展开；二是从需求的角度，
即从东道国的制度、经济环境、企业的吸收能力等
方面加以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中央政府
对外商投资企业了实行一系列优惠政策， 我国特殊
的中央—地方分权制， 又使各级地方政府在招商引
资上展开地区竞争。 从中央到地方赋予外资的这种
超国民待遇，大大降低了外资的进入门槛，流入中国
的外商直接投资并不必然都带来先进的技术和管理
经验。 技术溢出理论所说的外资由于具备先进技术
而带给国内企业的示范效应就大打折扣了。此外，外
资在中国大都聚集在特定的区域（如开发区、工业园
区等），就如 Kokko 所说的“飞地经济”，自然也很难
向国内企业产生示范效应。 从我国的经济制度环境
来看，改革和转型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完善的市场
竞争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
行业垄断依然存在， 国有企业不仅在自然垄断行
业，而且在某些制造业行业仍处于垄断地位。 二是
行政划分带来的地区分割、 地方保护主义严重，阻
碍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和公平竞争秩序的建
立。 由于以上两方面原因，外资进入中国通过充分
的市场竞争所能产生的正向溢出效应也很难发挥。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企业的人员流动或人员
培训效应却有所不同。 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都十分
注重员工培训，公司内部有一套完备的员工培训和
职业发展计划。 跨国公司雇用的本土技术管理人员
不仅能和总部的技术专家一起工作， 一些优秀员工
还被派遣到海外总部进行专门的培训。 这些经过学
习和培训的技术和管理人员在转到国内企业工作或
自己创办企业后， 往往给中国本地企业带来了先进
的技术和管理经验。 外资的人员培训效应还部分地
通过产业间的联系起作用。 如果跨国公司中间产品
供应商的技术标准或产品质量得到了改善， 跨国公
司自身也将从中受益。因此，外资企业会主动为它的
上游和下游企业的员工提供培训， 由此来获得更高
品质的中间品投入或促进自身产品销售， 增加企业
利润。 商务部研究院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在
《2007 年中国外商投资报告》撰文指出：“经过 20 多
年与跨国公司合资合作，通过轿车整车厂和整个产
业链的完善， 培养了数以万计的轿车技术工人，一
大批工程技术人员和现代汽车经营管理者。 这也成
为中国内资企业自主品牌轿车发展的人力资源”①。
剖析 FDI 通过不同渠道对本地企业的溢出作
用固然重要，然而，更有意义的是考察各种溢出效
应发生的条件。 对中国这个转型中的国家来说，尤
其有必要厘清各种溢出效应是否因企业所有制类
型的不同而异。 这对于我们更好地进行政策设计，
促进外资对本土企业技术进步的引领作用具有特
别的价值。
（二）企业所有制结构与技术溢出的吸收
企业对外资技术溢出的吸收取决于两大因素，
一是企业吸收技术溢出的积极性或者说学习和采
用先进技术的积极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
的产权安排、组织形式、文化制度等因素。 二是根据
前人对技术溢出条件性的研究，对技术溢出的吸收
能力，又跟企业的规模、人力资本水平和研发能力
等特征相关。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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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国有企业
我国的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尚未形
成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 在软预算约束条件下，企
业学习采用先进技术的激励不足，对外资先进技术
的模仿动机不强。 此外，在一些自然垄断行业和“支
柱”行业，政府通过审批障碍等手段给国有企业建
立了保护， 这些领域的国有企业缺乏竞争压力，外
资的竞争效应也不能得到应有的发挥。 但是，由于
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政策倾斜和扶持，国有企业能优
先获得金融资源以及国家进口的先进技术设备。 在
一些行业， 政府给国有企业建立了有效的保护，又
使之能避免各种竞争，长期获取垄断利润，不断壮
大企业规模。 因此，国有企业总体而言规模较大，技
术装备先进，这些又是增强国有企业对外商投资技
术溢出吸收能力的方面。
黄亚生（2005）的研究还表明，外资进入中国收
购的主要对象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破产和政府
对这些企业的改造构成了 FDI 大量流入中国的微
观原因。 我们对外资进入中国的并购和合资合作对
象主要是国有企业展开具体分析，原因大体在于以
下几方面：一是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为了改进国有
企业低下的生产率， 搞活一些陷于困境的国有企
业，通过税收减免、审批程序简化等各项优惠政策，
鼓励外资参与国有企业的改组改造。 二是就外国投
资者来说，进入中国这样的转型国家，相比于成熟
的市场经济国家， 所面临的非经济性的风险更大。
中国政府又掌握了较大的政治和经济资源，出于跟
政府“搞好关系”获取各项优惠政策的需要，外资企
业本身也更乐意与一些经营较好的国有企业合资
合作。 三是那些在技术条件、人力资本、企业规模等
方面具有优势的诸如上海大众、青岛啤酒等大型国
有企业， 更是成为外国资本竞相合资合作的对象。
邹至庄（2005）提到：“在外国投资者与中央、省市或
地方政府控制下的国有企业合资经营的企业中有
许多成功的例子。 所谓成功，是指中外双方合伙人
都盈利” ②。 在这样一些有外商参股合资的国有企
业，外国投资方不仅派出一些代表直接参与企业的
日常管理和技术研发，中方人员也会被送往海外公
司本部接受培训。 此外，这些企业同时吸取了东西
方的文化制度和管理模式，也更容易成为其他外资
公司员工在“跳槽”时的选择目标，FDI 给这些企业
带来的人员流动效应理所当然就更有效。
2.私营企业
私营企业面对市场的竞争约束更强， 在市场的
表现中也更为灵活，理论上说，应该有更强的学习和
模仿先进技术的积极性。但是，中国的私营企业长期
以来处在政治性主从次序的最底层，法律地位低下，
产权缺乏有效的保护，制度安全感的缺乏使它们的
行为趋于短期化，不愿投资那些周期长、见效慢的
技术革新活动，而更看重短期内赚取的经济利润。
从企业特征来看，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待
遇限制了它们的发展空间，民营企业总体上发展时
间短、基础薄弱、规模偏小、技术水平不高，这些因
素限制了民营企业对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根据本
样本提供的相关数据，我们对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
的各项指标进行了一个大体比较。 其中，国有企业
的总体规模、人力资本水平和科研水平都大大高于
私营企业。 平均而言，国有企业的规模是私营企业
的 2 倍以上，研发人数是民营企业的 6 倍多，国有
企业的年引进技术花费达 万元，而私营企业
仅为 万元，前者比后者高出 16 倍强。 不仅如
此，私营企业不论是从研发投入，还是研发人数上
看， 在各种类型的所有制企业当中 （包括国有、合
资、外商所有企业等）都是最少的。
中国金融系统的所有制歧视，使得资源不能流
入更有效率的私人部门，私营企业存在着严重的融
资约束。 由于银行融资困难和缺乏证券市场上的风
险投资，私营企业在发展初期，相当部分以家庭血
缘为纽带进行资本筹措，具有十分明显的家族制特
征。 家族制企业治理结构不完善，所有权经营权合
一，这种管理方式不仅严重制约了企业自身的进一
步拓展，更使得那些有外资工作经历的员工“望而
却步”，可以预见的是，外商直接投资对这些私营企
业的人员流动效应是极其有限的。
因此， 中国的国有企业是可以从外商直接投资
中受益的，但这并不是说国有产权本身更有效，而是
由于国有企业较大的规模、 先进的技术装备这些企
业特征以及它们与外资合资合作的组织形式决定
的。反过来说，中国的私营企业没有从外商直接投资
的技术溢出中受益， 这也并不意味着私有产权没有
效率，而是现阶段的私营企业小规模、短期化、家族
式的特征，限制了它们对 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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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外资企业之间由于制度和文化上的相似性，
所雇员工在跳槽时换一家外资企业的做法是十分
普遍的，可以预见，外资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效应
是非常强的。 合资企业兼有了几种不同所有制的特
点， 它们的吸收能力是几种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综
合。 不同类型所有制企业所具有的特征差异，这些
差异对技术溢出吸收的影响，有着深刻的国家政策
倾斜背景。 这是我国企业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和
转型国家的地方， 更是不同于经济发达国家之处，
也是值得我们从事经验研究的原因所在。
四、数据、变量和实证模型
本节采用世界银行对中国 1566 家制造业企业
的随机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这些制造业企
业来自食品制造、服装皮革制造、通信及电子设备
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化学及医药制造等 9 个行业，
既有竞争性较强的食品、服装行业，也包括了带有
一定政府垄断性的运输设备、金属制品等行业。 样
本从长春、哈尔滨、大连、杭州、温州、深圳、南宁、武
汉、兰州等 18个城市随机抽取。 这些城市既有高速
增长、外资进入较多的东部沿海地区（温州、深圳），
又有国有企业比较集中的东北地区 （长春、 哈尔
滨），还包括中国的中部、南部及西部部分城市。 数
据包含 1999～2002 年 4 年的企业销售收入、投入成
本、职工人数、企业年龄、企业所属行业、企业所在
城市、企业所有制类型等详细的指标。
在构建计量分析模型时，借鉴 Aitken 和 Harri-
son（1999），Javorcik（2004）的思路，我们建立如下的
生产函数模型：
下标 i、j、t 分别表示企业、 行业和时间，α 代表
截距项，ε是误差项。 产出 Y是企业年销售额（取对
数，单位：千元），用《中国统计年鉴》工业品出厂价
格指数调整为以 1999 年为基期的不变价格值。 K
是企业固定资本净值（取对数，单位：千元），M 是中
间品投入包括原材料、 燃料等 （取对数， 单位：千
元），取对数前分别以 1999 年为基期的固定资产投
资价格指数和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进行平减，劳动
力 L是企业雇用工人数（取对数，单位：人）。 Fshare
是企业内外商股权参与比例，外商股权包含外国私
人、机构投资者、公司和银行的股权。 Gshare 是政府
对企业的股权参与比例，包括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
府的参与。Age 是公司的年龄（单位：年），Scale 表示
企业规模，用企业产出与该企业所在行业的平均产
出之比来表示。 为控制外资本身有可能进入生产率
更高的行业或城市这一内生性问题， 我们用 Sec-
torD、CityD 和 YearD 分别表示行业、 城市和年度 3
类虚拟变量 。 Aitken 和 Harrison （1999）、Kosova
（2006） 都特别强调添加虚拟变量在解决这一类的
FDI自我选择内生性问题中的重要性。
在测量 FDI 技术溢出的现有文献中，用不同的
指标如资本、就业人数、产出、销售额来衡量外资的
参与比例，可能反映了溢出效应的不同方面。 这也
是导致现有的实证检验结果多样性的原因之一（Li-
u et al.,2000;Wei and Liu.,2006）。 借鉴 Wei 和 Liu
对于不同指标选取反映不同溢出效应的分析，同时
参照 Aitken 和 Harrison（1999）以及 Hu 和 Jefferson
（2002）的加权法，本文分别用 2 个指标对 FDI 的参
与度加以衡量。 一是用外资股权比重按企业销售额
进行加权，
这个指标代表了外资企业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从
一定程度上反映外资企业通过产品市场上的竞争
和示范效应对国内企业产生的技术溢出。 二是用外
资股权比重按其就业人数进行加权，Fsectorjt（emp）
= ，这个指标度量了
外资就业人数占整个行业就业的比重，因此可用来
衡量外资企业通过劳动力市场上人员的培训和流
动效应对国内企业产生的技术溢出。 表 1分别对所
有样本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主要变量进行了统计性
描述，内资企业是指企业股权结构中外资（含港澳
台资）比例小于 25％的企业③。
不少研究认为，外资企业的特征和来源地会影
响技术外溢，事实上，内资企业自身的差异也是影
响技术溢出的重要因素。 根据调查问卷中企业报告
的所有制类型， 我们主要分析以下几种类型的企
业。国有企业（State Own Enterprises，简称 SOE）；集
体所有制企业和合作制企业（Collective/Cooperative
Own Enterprises,简称 COE）；私人所有的非上市企
业或称私营企业（Private Own,Non-listed Enterpris-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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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POE）；外商所有企业（Foreign Owned Enterprises,
简称 FOE）， 包括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和以外国投资
者为主体的各类合资公司；合资企业（Joint Venture
Enterprises,简称 JVE），包括国内各不同所有者之间
合资的企业，以及由国内投资者与外国投资者之间
合资的企业。 从表 2各类型企业之间的描述性统计
可以看出，中国私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是
最高的，其次是各类型的合资公司和外资公司，生产
效率最低的是中国的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 从企业
年龄上来看， 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成立年限比较
长，而其他 3种企业相对年轻。 就企业规模而言，外
资企业、合资企业和国有企业规模都较大，集体所有
制企业和私营企业规模相对较小。 尤
其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尽管 TFP很高，
而且相对年轻，但规模普遍较小。
五、估计结果与分析
（一）基准估计
为分析 FDI是否通过技术溢出对
我国企业的生产率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们用外资销售额和就业为权重分别
作为度量两种溢出的指标， 先用 Ro-
bust最小二乘法对方程（1）做回归，作为一个基准估
计。企业的销售额为方程的因变量，解释变量包括企
业固定资本、雇用工人数、中间品投入、外资股权参
与、国有股权参与、外资水平溢出效应的度量指标，
企业年龄、规模等控制变量，以及城市、行业、年度虚
拟变量。 接下来分析这种基准估计存在的计量经济
学问题及其给估计结果可能带来的偏误， 随后运用
更严格的估计方法对样本进行实证检验。 为增强检
验结果的可靠性， 估计的样本选择上分别对所有企
业和内资企业进行，其中，内资企业是指那些企业股
权结构中外资（含港澳台资）比例小于 25％的企业。
表 3是用 Robust 最小二乘法对（1）式回归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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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所用软件为 ，我们将这个估计作为一
个基准。 由于内资企业中，外国投资者的股权参与
份额非常小， 因此在对内资企业的回归方程中，没
有包括 Fshare 这一变量。第（1）和（2）列是用外资销
售额所占比重作为衡量外资参与度指标所做的回
归结果，（3）、（4） 列是用就业人数比重作外资参与
度指标的估计结果。 表 3有几个主要结论：首先，不
同所有权的资本参与对企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不同。
其中，政府股权参与对企业效率的影响是负且显著
的，政府在企业的股份每增加 1 个百分点，该企业
效率将下降 ％。 而外商所有股份每增加 1 个百
分点，企业效率将会有 ％的上升。 其次，在其他
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规模大的企业拥有更高的生产
率水平。 企业年龄和规模都在 1％的水平上统计显
著， 说明在回归方程中控制这 2 个变量的必要性。
由表 3 还可以看出，无论是用销售额还是用就业人
数为权重来度量外资的行业参与度，都没有观测到
FDI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水平技术溢出效应。 单从
符号上看，用销售额度量的 FDI 参与度指标的系数
估计值符号为负，而用就业人数为权重度量的系数
值估计符号为正。
（二）估计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方法
在估计（1）式过程中存在着 2 个计量经济学方
面的问题。 一是遗漏变量的问题，诸如企业管理者
的能力是经济研究者所无法度量的，这类变量直接
进入到误差项中。 如果外资倾向于进入管理能力较
高的企业，这就会给系数的估计带来偏误④。 类似的
还有外资进入对行业、城市的自我选择。 假设这些
因素在很短的时期内变化不大，我们可以用企业层
次的固定效应来缓解这些问题。 其次是一些外生的
政策变量和技术进步也会影响生产率变动，假定它
们是跟随年份而系统变化的，可以通过加入年份的
固定效应来解决。
二是生产投入变量的联立内生性。 企业的投入
会根据其前期的生产率高低和宏观冲击调整，也是
内生的。 OLS 方法估计生产函数假设投入是外生
的， 因此，OLS 会给资本和劳动力的系数估计带来
偏误。 测度 FDI的溢出效应需要准确度量企业生产
率，得到投入系数的一致性估计至关重要。 由于企
业的生产率是随时间变化的，其投入决策也因此随
时调整，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运用最先由 Olley 和 Pakes（1996）提出，经
Levinsohn 和 Petrin（2003）发展的半参数方法来估
计生产函数。 后者将中间投入作为不可观测的企业
生产率变动的代理变量，来纠正生产投入系数估计
中的偏误。 设生产函数为：
yt=β0+βllt+βkkt+βmmt+ωt+ηt （2）
yt、lt、kt、mt 分别是产出、劳动力、资本和中间投
入的对数形式，ωt 代表不可观测的生产率冲击，影
响着企业的投入决策，ηt是一个独立同分布的残差
项。 Levinsohn 和 Petrin 假设中间投入 m 是生产率
冲击 ωt 和资本 kt 的函数：mt=mt （ωt，kt）。 Olley 和
Pakes 验证了企业投入和生产率冲击的单调递增关
系， 因此， 可以得到投入函数的反函数 ωt=ωt（mt，
kt），那么，（2）式可转化为：
yt=βllt+φt（mt，kt）+ηt （3）
其中，φt（mt，kt）=β0+βkkt+βmmt+ωt（mt，kt）
第一阶段是估计 βl。取（2）式的条件期望 E[yt│
mt，kt]，用（2）式减去这一期望值：
yt-E[yt│mt，kt]=βl（lt-E[lt│mt，kt]）+ηt
可以用这个方程得到 βl的一致性估计。估计 βk
和 βm的过程更复杂些， 假设 ωt遵循一阶马尔可夫
过程，那么新息可以表示为 ξt=ωt-E[ωt│ωt-1]，同时
定义 yt*是产出和劳动力贡献的差额：
yt*=yt-βllt=β0+βkkt+βmmt+E[ωt│ωt-1]+ηt* （4）
其中 ηt*=ξt+ηt，由方程（4）可得到 βk和 βm的一
致性估计。 Petrin,Poi 和 Levinsohn（2004）编写了命
令“LEVPET”来实现 LP 方法的 STATA 操作。 根据
Levinsohn 和 Petrin 校正后估计出的投入系数，可用
下式计算企业的 TFP值：
tfpt=yt-βl×lt-βk×kt-βm×mt （5）
因此，估计 FDI 技术溢出的因变量最终由产出
转化为经 LP 方法校正的全要素生产率。 考虑了以
上两个计量经济学问题后，方程（1）转化为：
其中 αi是不能观测的企业固定效应，αt是时间
固定效应。 以下用以估计 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结果
均由计量模型（6）估计得出。
（三）估计结果及分析
Levinsohn 和 Petrin 通过理论推导得出，在大多
数情况下，经 LP 方法纠正后的资本系数值会提高，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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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 9期
劳动力和中间投入的系数则下降。 表 4报告了
分别用 OLS和 LP方法对要素投入系数的估计
结果。 可以看出，不论是对所有样本企业还是
内资企业的估计，Levinsohn 和 Petrin 的理论预
测都得到很好的证实， 说明 LP 半参数估计方
法在纠正系数偏误方面的有效性。
表 5 报告了根据（6）式所做的企业层面的
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因变量为经（5）式计算的 TFP，其中
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系数由 LP 方法估计得出。 与表 3
类似，政府股权参与对企业效率的影响依然为负。 然而，
在考虑了企业层面的固定效应和生产投入的内生性问
题后，Fshare 正向的作用消失，其影响变为不显著，说明
外资参股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只有水平效应而没有增
长效应。这也意味着之前 OLS回归估计出的外商股权参
与对企业生产率正向的促进作用，很可能是由于外资被
吸引到那些生产率更高的企业， 从而得出的向上偏误。
表 5 的第（1）、（2）列是用外资销售额为权重反映 FDI 的
溢出效应，考察的是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品市场上的竞
争及示范效应给国内企业带来的影响。 与表 3 类似，外
资没有通过竞争和示范效应给国内企业产生明显的技
术外溢。 （3）、（4）两列是用外资雇员作为权重，得出了正
向的溢出效应，并在 5％的水平上显著。 这说明，通过人
员流动和传染效应，FDI 确实给中国的国内企业带来了
正向的溢出。
以上是对所有类型企业的检验，然而，溢出效应会
由于接收企业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具有不同所有权的企
业在获得政府支持力度、法人治理结构、吸收先进技术
的积极性、企业制度文化上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些企业
异质性问题会直接影响其对 FDI技术溢出的吸收。 考察
这类企业特征对溢出效应的影响， 可以遵循 2 种思路：
一是设置反映企业所有权性质的虚拟变量，通过构造这
些虚拟变量和外资参与度指标的连乘变量，来考察企业
性质对技术溢出吸收能力的影响。 二是按企业所有制结
构不同对样本进行分组检验，考察各组外资参与变量之
间的系数差异。 这里，我们认为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可能
造成企业资本、劳动产出弹性的差异，以及由此带来的
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因此，在这 2 种方法的选择上，本
文采用了分组法估计了每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考
察企业所有制结构不同是否影响它们的吸收能力。
表 6 是用销售收入为权重来度量 FDI 参与度，估计
的外资对各不同类型企业的溢出效应 。 可以看出 ，
Fsector（sale）的系数对所有类型的企业都是统计上不显
著的。 就数值符号上来看，除了对外资企业本身的溢出
效应为正外，FDI的参与对其他各类型企业影响都为负。
事实上，外资企业的竞争是把“双刃剑”，既能促进也会
损害国内企业生产率的提高。FDI的参与会通过“市场攫
取”效应（Market-Stealing Effect）挤占本国企业的市场
份额，迫使当地企业降低产出水平，减少短期利润，这是
31- -
一种消极的竞争效应。 也会通过示范和积极的
竞争效应给国内企业带来正向的溢出。 总的效
应取决于这两种力量博弈的结果。 然而，由于
我国目前市场制度不健全， 竞争机制不完善，
外资进入通过充分竞争所能发挥的正向效应
受到了制约。 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软预算约束
带来的激励机制不足，民营企业制度安全感缺
乏造成的短期化行为，国内企业的技术学习和
创新潜力被压制，因此，外资进入所能带来的
示范效应也没能得到很好的展示。 总体而言，
外资进入在产品市场上的正向溢出不足以弥
补“市场攫取”带来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没有
检验到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产品市场上的竞争
和示范效应给国内企业带来的正向溢出。
表 7是以就业为权重来度量外资参与度指
标，估计的 FDI 通过人员流动对各不同所有制
企业的溢出效应。 我们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
国有企业、外商所有企业和合资企业都产生了
正向的人员流动效应，却没有通过人员流动提
高私营和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率。 其中，FDI
在各外商所有企业之间通过人员流动产生的
溢出效应值最大。 外资企业之间由于语言和文
化背景上的相似，人员流动和相互之间的交流
和学习更频繁和有效，因此，由人员流动而带
来的技术传染效应在外资企业之间更强。
前面的分析表明，国有股权的参与降低了
企业的生产率，国有企业的 TFP 也远不如其他
类型的企业。 但是，外资的参与却通过人员流
动给国有企业产生了积极的溢出效应。 而中国
的私营企业尽管生产率是最高和最有活力的，却并没有
从外资的员工流动效应中获益。 原因正如前面理论分
析，来自两方面：一方面，中国政府通过各项优惠政策鼓
励外资与国有企业进行合资与合作，而私营企业不是中
国政府考虑的重心，不能得到各项优惠，因此，外国投资
者缺乏与私营企业合作的积极性。 这样，有外商股份参
与的国有企业会更容易接受其他外资企业员工的流动。
另一方面， 政府对国有企业给予的政策倾斜和金融支
持，在一些行业给它们建立的垄断保护，使国有企业能
长期获取垄断利润，不断壮大企业规模。 而中国的私营
企业一直以来遭受政府的不公待遇和金融体系的歧视，
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规模小，技术水平不高，平均寿命
短，且具有浓厚的家族式企业特征。 因此，外资员工在重
新择业时会更倾向于选择一些规模较大、技术水平较高
的合资、外资企业或者是国有企业作为其目标，而小型
的私营企业往往并不能成为外资企业员工流动的选择
对象。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研究利用世界银行对中国调查的 1500 多家制造
业企业 1999～2002 年 4 年的数据 ， 用 Levinsohn 和
Petrin 半参数方法克服企业生产投入的内生性问题，分
别使用两类 FDI 参与度的指标变量，划分企业所有制类
型进行分组检验，得出以下结论。
政府对企业的参股不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高，政府
股权参与每增加 1 个百分点， 企业的 TFP 将下降 %
左右。 加入企业固定效应后，外资的股权参与对中国企
业全要素生产率正向的促进作用消失，这意味着外国投
资者倾向于选择生产率较高的中国企业进入。 因此，一
方面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制，增强企业活力。 另一方
面， 由于外资的参股并不必然地提高企业的生产率，我
们也不能盲目追求外资数量上的引进，更要注重质量上
的提高，调整和转变我国引资的各项优惠政策，逐步取
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
我们用销售收入和就业人数为权重来衡量外资在
某一行业的参与度，分别估计 FDI 的两种溢出效应。 结
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通过人员的流动和传染途径促进
了国内企业生产率的提高，但是并没有通过竞争和示范
渠道给中国本地企业带来正向的溢出。 可能的原因是，
中国目前的市场制度不完善，竞争机制不健全，企业的
创新学习能力不足，外资正向的竞争和示范溢出很难得
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制造业企业的溢出效应：基于企业所有制结构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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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发挥。 因此，需要进一步改善国内制度环境，推进
市场化改革， 逐步建立起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
序，这样才能有利于外商直接投资竞争和示范效应
的有效发挥，从而带动国内企业生产率的提高和技
术进步。
为进一步考察企业所有制结构这一异质性问
题如何影响其技术吸收能力， 我们进行了分组检
验。 结果显示，对各种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外商直接
投资的竞争和示范效应都是不显著的。 然而，就员
工流动或人员培训效应而言，FDI 的溢出却因企业
所有制结构的不同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其中，外商
直接投资对国有企业、外资企业和合资企业都产生
了正向而非常显著的人员流动效应，却没有给中国
的私营企业和集体所有企业带来正的溢出。 对不同
所有制企业的歧视性制度可能是阻碍 FDI 对私营
企业技术外溢的一个关键性因素。 因此，政府应彻
底抛弃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等方面对私营企业的
不公平待遇，切实采取措施鼓励和发展中国的民营
经济，提升中国经济的综合竞争力。
（作者单位：陈琳，华东师范大学商学院；林珏，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责任编辑：蒋东
生）
注释
①资料来源： 商务部外资司网站 :
FDI/wzyj/yjbg/。
②邹至庄著：《中国经济转型》，曹祖平等译，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2005 年。
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外资
达到 25％以上的企业为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④对这个问题， 本文也用 FDI 参与度的滞后一期进行过估
计，发现结果与用当期值估计差异不大。 比较理想的方式是使用
滞后一期的 FDI 参与变量，再用企业固定效应进行回归。 但考虑
到数据的时间跨度只有 4 年， 因此这里直接报告用水平变量进
行固定效应回归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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