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与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
柳欣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天津 300071)
摘要：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下降、失业增加、物价指数下跌。这一系列现象表明我国经济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理论，要通过各种渠道拉动内需。而实际上，这些措施并没有解决问题。本文旨在建立一种完全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模型，并通过该模型对有效需求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以及经济增长等问题给予新的解释。该模型是建立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基础上。货币的基础在于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
关键词：资本存量；收入流量；内生货币供给
中图分类号：F 文献标识码：A
自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有效需求不足的特征，主要表现为长期经济增长趋势的下降、失业增加和物价指数的连续下跌，目前经济学界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和政策建议都是以主流经济学为基础，力图通过调节总需求来改变当前的局面。本文的目的在于否定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分析和政策，提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宏观经济模型，其核心是，由国民收入核算体系所表明的所有以货币量值表示的统计变量与主流新古典理论的生产函数或技术分析是完全无关的，而是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是建立在以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基础之上的，而货币的基础则在于由货币量值表示的资本和收入所构成的资产抵押的信用关系或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
有效需求与经济波动
一种新的收入支出模型
在主流经济学中，收入-支出模型被表述为：C+S=C+I。这一模型中，收入一方只是一种收入的分解，如果收入水平不能直接由生产函数中推导出来而又不能联系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收入水平的决定或什么是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就成为一个难以说明的问题。实际上，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只是假设了一种充分就业的收入水平而回避了这一问题。
本模型的构建使用通用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成本收益法表明企业的成本状况，而用支出法表示的总支出或总需求则决定企业的收益，由此可以把表明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本收益计算加入到宏观经济的分析中，以表明企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获取利润。不考虑政府的税收和支出，则这一收入支出模型为：
W+D+r+π＝C+I＝GDP
这一模型中的收入一方可以表示企业的成本和利润，W是企业生产中的工资成本或可变成本，D是折旧，r是利息，这两部分构成企业的固定成本，π为利润。总支出一方由消费支出C和投资支出I构成，可以表示为企业的收益。因此，这种收入支出模型可以表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当总支出超过成本时，厂商将获得利润，而企业能否赢利正是宏观经济分析的核心问题。这样，如果给定企业的成本，则总支出的变动将决定企业是否盈利或亏损。例如，在上述模型中，采用古典学派的假设，即工资（W）全部用于消费和利润（r+π）用于储蓄，即W＝C，则有D＋r+π＝I，从而总投资的变动是否超过固定成本（D＋r）将决定企业是否盈利。如果企业根据盈利来决定投资，则投资的增加将使利润增加，从而引起更多的投资和利润而产生经济波动。
由于折旧取决于折旧率和资本存量价值，即D＝dK，其中d为折旧率，K为按价值计算的资本存量。企业必须支付的利息成本为：r＝iK，i为利息率，则有下面的公式：
W＋（d＋i）K+(＝C＋I
现在加入企业以盈利为经营目标的假设，这样，企业增加或减少产出和是否扩大投资的决策取决于利润量，即当(>0时，企业将扩大产出和投资，而当(<0时企业将减少产出和投资，我们将得到上述模型的均衡状态，即(＝0。让我们在这一简单模型的基础上来讨论稳定状态的条件和经济波动。
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以及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变，则这一模型的均衡条件或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为经济增长率不变，资本－产出比率K/Y不变，工资对折旧的比率W/D和消费对投资的比率C/I以及投资对资本存量价值的比率I/K都是不变的，从而收入在工资与利息（利润）之间分配的比率也是不变的。上述稳定状态增长的条件来自于资本存量与收入流量的关系，一旦利息率被给定，则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将取决于利息率。上述稳定状态均衡的条件正是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明的，即由统计资料所显示的资本主义经济长期增长的事实。
这里重要的是投资流量和资本存量之间的联系，即本期的投资流量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即Kt＝Kt-1+It，Dt＝Dt-1+dIt-1），从而构成了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内在机制。在上述模型W＋（d＋i）K+(＝C＋I中，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在短期的一个重要性质是，由于资本存量价值是给定的，从而企业的固定成本是给定的，如果假设工资率是给定的，则利润完全取决于总支出。假设其它条件不变，当由某种外在因素导致了投资的增长率超过稳定状态的增长率，则企业会出现盈利，即(>0，如果假设企业的投资取决于利润，则利润的增加会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扩大，而投资的增加又会使利润增加，从而引发更多的投资。但在上述模型中，本期投资的增加将使下一期的资本存量价值增加，从而使折旧成本和利息成本增加，因此，要使增加的投资能够获得利润，则投资必须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同时，上述保持稳定状态条件的各种比率也将以累积的比率变动，但这种累积的比率是不可能持续的，而一旦投资的增长率不再能以累积的比率增加，就会导致企业的亏损（即(<0），从而使投资下降，投资的下降又会使利润下降或亏损增加而导致经济进一步衰退。因此，只要利息率不变，则经济将围绕着由利息率所决定的增长率周期性波动。
2、收入分配与消费倾向
现在利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来讨论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即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特有的有效需求问题。这种有效需求不足在现实中的表现是生产过剩，不是绝对的生产过剩，而是一方面人们想要消费这些“过剩”的商品而没有购买能力，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大量的失业而使需要这些商品的人们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凯恩斯使用其消费函数、资本边际效率和货币的灵活偏好来表述这一问题，但至今这些概念、特别是有效需求从未被真正说明过。
对于消费函数的讨论，主流经济学教科书完全抛开了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即消费随着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而这一假设涉及到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需要说明的是，这种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并不意味着在长期消费随着总体上收入水平的增加而下降，因为这将打破稳定状态增长。边际消费倾向递减意味着具有不同收入的阶层其消费在收入中的比重是不同的，或者说富人比穷人具有更高的储蓄倾向。这一点作为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经验事实来自于储蓄或资本积累并不是为了未来的消费，而是为了积累用货币价值表示的财富以表明所有者的成就和社会地位。
按照边际消费倾向递减的假设，消费函数将取决于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的差距或消费倾向的不同来自于工资收入与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的不同。如果把收入划分为三类，工资、利息和利润，我们采用这样的假设可以说是有经验基础的，即利息和利润收入的消费倾向要远低于工资的消费倾向。在前面模型的收入一方（W＋D＋r＋(）中，不考虑折旧D，W表示工资收入，r表示利息收入，(表示利润或经营收入。我们可以把消费函数表述为：C = f{W\（r＋(）}，即消费倾向的变动与收入分配的变动直接相关，问题就在于收入分配是如何决定的。
首先来看利润（(）的决定。如我们在前面表明的，由于存在着以前的契约，企业的成本在短期可视为给定的，比如每年的折旧和利息在年初就被给定了，如果假设工资也是给定的，利润将取决于经济增长率的变动，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上升，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则会使利润下降。一般条件下，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是提高的，而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衰退阶段则是下降的。
再来看利息的决定。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取决于利息率和商业银行的贷款数量，假设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不变的，可以把利息直接联系到资本存量。由于r＝iK，假设利息率（i）不变，则随着资本存量价值（K）对收入流量（GDP）比重的增加，即资本-产出比率的提高，利息收入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将增加。在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增加将使资本存量和利息增加，但在经济衰退阶段，由于存在着以前的契约，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并不一定下降，反而可能提高。
再来看工资的决定。企业在作投资计划时，必须给定工资，否则就无法进行成本收益计算，同时由于工资合同的存在，工资也具有刚性，但工资作为“可变成本”是可变的，工资的变化取决于企业的利润和就业状态或失业状态，当经济高涨和企业的利润高时，工资率将上升，就业也会增加，但工资的上升比例不会超过利润，即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例会下降。当经济衰退和企业利润下降时，企业将降低工资和减少工人。
这样，当投资（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一方面，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将使利润增加，另一方面，增加的投资将转化为下一期的资本存量，这使得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重提高，如果假设利息率不变，则将导致利息在总收入中的比重提高。如上所述，当经济向上波动和投资以累积的比率增加时，必然导致收入分配中利息和利润在收入中的比重提高或工资在收入中的比重下降，即W\（r＋(）降低，从而使消费倾向下降或储蓄率提高。
3、有效需求
有效需求问题涉及到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的性质，即生产不是为了消费，而是为了利润。由于古典学派和马克思所使用的全部工资用于消费和全部利润用于储蓄的假设只是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假设的极端，使用古典学派和马克思的假设更易于说明问题。假设资本家的利润不用于消费，那么全部产品将是由个人的工资购买和消费的，资本家所获得的只是永远不消费而转化为资本的利润。这样，假设利润率或货币利息率不变，则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中，在稳定状态下，工资对利息（加利润）的比率W\（r＋(）和产品成本中工资成本对折旧和利息成本的比率W\（D＋r）将是不变的，唯此才能保证工人购买全部消费品而资本家得到稳定的利润率或利息率，因为工资不仅仅是成本，而且决定着需求。
现在来看经济高涨时企业成本比率的变动。随着投资的增加，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流量的比率将提高，假设折旧率和利息率不变，这将使企业的成本构成中工资成本对非工资成本或折旧与利息的比重下降，或可变成本对不变成本的比重下降，即W\（D＋r）下降。加入前面讨论的收入分配的变动，即经济高涨时工资收入对非工资收入的比重下降W\（r＋(）。这样，随着经济扩张，一方面是消费需求的减少，另一方面是产品成本上升，到了一定的阶段，必然形成工人的工资买不起企业按现行成本生产和定价的产品了，而如果企业降低价格就会引起亏损。
这里需要提到的一个问题是，当消费支出下降时，能否通过投资支出的增加来弥补，仅从前面的推论即可否定用投资弥补有效需求不足的可能性，因为投资的增加虽然可以在当期增加需求，但投资在GDP中的比重提高将会使下一期的收入分配和成本构成之间的矛盾更为严重。当企业的产品积压而不得不降低价格时，企业将根据马歇尔的短期成本函数行事而力图使其减少亏损，即降低工资和解雇工人，失业的增加也会使工资率下降，但这又会进一步减少需求。因此，降低工资并不能减少而只会增加失业。
这样，有效需求可以用两个比例的关系加以表述，即工资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W\（D＋r）和工资在总收入中的比重W\（r＋(）。这两个比例的关系正是这一体系均衡的存在性和稳定性的关键所在，给定消费倾向和利息率，这里将有一个唯一的均衡能够保证企业按照成本和给定的利息率或利润率售出产品或出清市场，换句话说，这一模型的存在性和稳定性完全取决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消费倾向和为利润而生产的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这种成本收益计算是按货币价值进行的，而与技术完全无关。这就是有效需求问题的核心。
二、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
1、内生的货币供给
在上述模型中，所有的宏观变量都只是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名义变量，如GDP只是表示货币交易的增加值而与实物量的计量完全无关，这些以货币量值表示的国民收入核算的总量指标只是企业为获取利润为目的的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工具，从而直接联系到货币供给，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将决定这些名义变量的变动。显然，如果货币供给是外生的，则经济增长率和企业是否赢利以及经济波动将完全取决于中央银行。然而，在存在着商业银行的金融体制下，货币供给将不再是外生的，而是内生的。从货币供应量的统计来看，M2是由现金、活期存款加定期存款组成的，显然，这种对货币供应量的统计就是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中的负债方加上现金，而基础货币的定义和统计则是中央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中的资产方，由于中央银行的资产或负债来自于商业银行上交的准备金，显然，我们可以根据教科书的原理来说明上述对货币的定义和统计，即商业银行的负债除以中央银行的资产将等于货币乘数，或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乘以货币乘数等于货币供应量。这样，从上述货币供应量的统计上可以很容易地表明货币供应量是如何变动的。显然，货币供应量的增加来自于商业银行负债的增加或存款的增加。那么，商业银行的存款是如何增加的呢？先不考虑中央银行，这里只有一种方法能够增加商业银行的存款，即商业银行先用存款发放贷款，当企业或家庭把贷款支出后转化为收入，然后家庭和企业再把收入存入商业银行，这样，商业银行的负债就增加了。当然，由于中央银行收取准备金，中央银行的基础货币也增加了。在这个体系中，货币供给是一种来自于商业银行的负债。从这种货币的性质可以得到，整个货币金融体系中的所有资本存量和收入流量都是建立在商业银行负债的基础之上的。
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则名义GDP的增长率将直接联系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对于考察名义增长率的变动和经济波动是非常重要的。对于货币流通速度的变动，一个重要指标是商业银行准备金或存贷差的变动。上述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变动所表示的内生的货币供给的变动可以表明这样一点，即货币供给并不完全是由中央银行所控制的，企业对贷款的需求和商业银行对向企业贷款风险的考虑对于货币供给是重要的。而商业银行控制风险的最有效作法、也是实际中采用的是资产抵押贷款，这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关，从而和企业的成本收益财务状况紧密联系起来。
现在，我们来看一个简化的内生的货币供给模型。这一模型由家庭、企业、银行和股票市场构成。在这一模型中，为了简化，先不考虑折旧和企业的留利，把全部收入作为家庭的收入。在家庭收入中，储蓄的部分转化为企业的投资是通过货币金融市场进行的。这里把金融市场划分为两部分，商业银行和股票市场（或资本市场），家庭的储蓄分为银行存款和购买企业的股票，企业的筹资来自于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全部资本存量（K）为银行贷款（DD）加股票价值（E），即：K=DD+E 。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DD\（E+DD）。显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与家庭的资产选择直接对应。
以上，我们建立了一个内生的货币供给模型，或者说是以内生的货币供给的货币金融体系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这一模型与主流经济学模型的区别是：第一，在这一模型中加入了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内生的货币供给，由此构成纯粹的货币经济模型，即在这一模型中，商业银行和企业只考虑名义变量，而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第二，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或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与货币金融体系是不可分割的。这样，我们可以把前面对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的分析与货币金融体系的分析连在一起，而目前宏观经济学所认为的作为实际变量的国民收入流量只是整个货币金融体系的一部分，从而可以把它们完全作为货币量值来处理。这些宏观变量的意义就在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银行或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
上述模型可以表示出与主流经济学完全不同的性质，其基本特征是可以表明所有宏观变量的决定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而是内生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以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宏观变量只是企业、银行和家庭的货币流程图，其内在联系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即家庭（资本家）的货币储蓄是为了获取以货币表示的财富增殖，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是为了获取以货币表示的利润，而联系企业贷款和家庭存款的商业银行以资产抵押为基础决定货币供给，由此形成一种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因此，所有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货币量值的决定和其变动（或经济增长与经济波动）都只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的稳定性问题。
2、稳定状态
在内生的货币供给体系中，商业银行的信贷是基于资产抵押，从而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要求稳定的资产负债率，由于货币数量联系到收入流量，从而稳定的资产负债率必然要求稳定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稳定的资本产出比率（资本收入比率）。这样，在上述模型中，货币部门的稳定状态或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条件就可以表述为，银行存款对股票的比率不变和家庭储蓄中银行存款对购买股票的比例不变，即：
ΔD\D＝ΔE\E
这一条件暗含着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商业银行的存款准备率是不变的，资本存量对收入流量的比率也是不变的。在这里，如果假设股票的收益率等于利息率，则可以与前面所阐述的不包括货币部门的基本模型相一致，换句话说，当加入货币部门后，上述收入支出模型稳定状态的条件要包括货币均衡的条件，这种货币均衡的条件或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条件在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不变和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这种货币供应量的稳定增长要求储蓄中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的比例不变和商业银行的准备率不变。这种货币与资本的同比例增长与前面所讨论的有效需求的比例关系共同构成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基础。
在上述模型中，由于假设货币流通速度不变和全部货币都用于收入流量的交易，从而收入流量的增长率（或名义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是一一对应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从决定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因素来讨论经济增长率的变动，而上述模型的基本特征是内生的货币供给，从而可以表明名义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将是内生的。
借助这种简化的模型可以表明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必然联系到商业银行准备率的变动或银行存款对股票价值比率的变动，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率不变，则经济增长率的变动来自于家庭储蓄在银行存款与购买股票之间划分的比例，即当家庭把更多的储蓄用于银行存款时，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率将提高，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必然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发生变动。换句话说，在上述模型的假设条件下，高经济增长率必然会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从而会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由于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必然伴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从而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取决于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如果商业银行的贷款完全取决于资产抵押，更明确地讲，如果银行贷款对可抵押资产（在上述模型中为股票价值）的比例不变，在假设商业银行准备率不变的条件下，经济增长率将保持稳定，由此可以推论，商业银行的贷款越是不依赖于资产抵押，则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越不稳定。由此还可以推论出，如果商业银行的贷款不依赖于资产抵押，则在经济波动中企业的亏损将被转嫁到银行而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破坏乃至崩溃。
利用上述模型，我们可以讨论经济增长率或名义GDP增长率的决定与变动。显然，这一模型中经济增长率完全取决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则取决于模型中的几个关键变量，假设商业银行的准备金比率不变，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取决于储蓄率和家庭的资产选择和总储蓄在银行存款和股票投资中的比例，而这一比例也同时决定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
按照前面的分析，给定储蓄率，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越低，则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越低，经济增长率越低，反之，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越高，则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越高。由于这一比率在模型中同时就是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从而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越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越高。由此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名义GDP增长率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则取决于家庭的资产选择，即储蓄中银行存款和购买股票的比例，而这一比例又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相对应，由此可以推论出一个比较静态命题，一国GDP的名义增长率的变动联系到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特定的货币金融体系的结构，即资本市场和银行信贷的比例。这样，我们可以利用上述模型来讨论卡尔多的程式化事实所表示的，美国经济在长期为什么会保持3%的稳定的增长率。我们在前面用有效需求问题证明了这一模型稳定性的存在，这里则可以通过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进一步表明这一命题。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推论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经济增长率的变动必然会导致企业资产负债率或金融结构的变动，这一点直接联系到货币金融体系的稳定性。给定最初的储蓄率和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这将决定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必然联系到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而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首先要求改变金融结构，即银行存款在储蓄中的比例，同时也改变企业融资中银行贷款和股票筹资的比例，当然也同时改变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这样，当经济增长率提高时，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将提高，而资产负债率提高就会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
上述命题对于表明经济波动和周期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金融不稳定实际上包含着金融稳定性的条件。假设利息率不变，则当货币供应量、名义增长率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时，除非商业银行减少货币供应量和降低经济增长率，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是不可能下降的，而这又会导致企业的亏损和破产。而一旦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了，要保持企业的赢利又必须进一步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对于银行来讲，当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时，商业银行要使企业还款就只有进一步增加对企业的贷款，这必然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又要求银行增加更多的贷款，从而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只有不断地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而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到某种程度时（比如70%），商业银行一旦减少货币供给，企业的亏损就将导致商业银行坏帐的增加和破产，而商业银行如果为了防止坏帐增加而进一步增加贷款，又只能进一步加剧商业银行的风险。
上述命题的经验意义是非常突出的，就东亚国家——日本、韩国、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它们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都伴随着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我国1984-1988和1992-1996年的名义GDP的高速增长也伴随者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大幅度提高，而企业资产负债率的提高必然导致货币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一旦商业银行减少货币供应量或名义GDP的增长率下降，商业银行将面临大量的坏帐，由此导致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如果经济衰退只是企业的破产并不会导致严重的经济危机，而由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一旦企业破产而造成商业银行的倒闭，就会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大幅度缩减，乃至信用体系的崩溃，由此产生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30年代的大萧条和东南亚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商业银行的破产，日本在经历了60-80年代的高速增长后在90年代停滞不前，其根本原因在于企业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使商业银行出现过多的坏帐，而清理这些坏帐只能是商业银行的破产，而商业银行一旦破产又会对经济产生严重的影响，由此造成两难困境，政府的宏观调控只是在维持商业银行不破产，而这种维持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商业银行坏帐过多的处境，从而无法使商业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和使经济走出困境。东南亚国家以及我国当前的情况与日本是类似的，如何减少商业银行的坏帐和调整目前的货币金融体系是一个严峻的课题。
三、增长、结构与就业
1、名义量值与实际量值
在主流经济学中，总量生产函数被作为宏观经济分析的基础，假设存在着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就业与产出（GDP）之间的对应关系，并由生产函数的边际生产力递减的假设中推导出劳动与资本的需求曲线，以表明工资率与利息率的决定。由此建立起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经济波动分析的基础，这一基础作为经济学的教条渗透在教科书的各个部分，以至货币在宏观经济学中只能作为生产函数的附属物。然而，国民收入核算体系中的所有变量与生产函数的实物量值是根本无关的，现实中所采用的国民收入核算体系只是货币量值的加总，如GDP只是一年中新增加的货币交易值，而不是实物量值。如索洛所表明的技术进步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80%，但仅仅存在技术进步是不可能增加GDP的，如一些经济学家为了说明技术进步的作用，经常表述这样的推论，即在高科技领域和基础教育上投资一美元可以带来几倍乃至几十倍的收益，而这种表述在统计上显然是错误的，因为按照GDP的统计原则，一美元的支出只能带来一美元的收入或GDP的增加，而根本不会带来数倍的GDP增长。如前面所表明的，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技术是完全无关的。美联储和美国的商业银行并不会根据技术进步的速度决定货币供应量，如90年代在美国被称作新经济的技术进步并没有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而是保持略高于稳定增长率3%的速度增长。当GDP完全取决于货币支出，那么在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的充分就业的GDP又是什么意思呢？当货币量值的GDP与实物生产函数无关时，又如何得到充分就业的GDP呢？比如，自1998年以来我国虽然遇到有效需求不足的困扰，但仍保持着7-8%这样世界上最高的“实际GDP”增长率，但失业人数却在继续增加，经济学家根本无法从主流经济学教科书的分析中得到究竟我国多高的增长率才能保持充分就业。这种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GDP与就业之间的对应关系，在美国70年代的滞胀时期遇到了挑战，不仅由菲利普斯曲线的变动所表示的名义GDP与就业的关系是变动的，而且实际GDP与就业的关系也是变动的。
这里可能存在一个疑问，即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说的是实际GDP，而上述分析所联系的是名义GDP，按照主流经济学的分析，只要通过排除物价指数的变动，即可以得到反映生产函数实物关系的实际GDP，这正是主流经济学创造的神话。对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从经验中得到支持，物价指数基本是的，即如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对美国货币史的分析所表明的，美国从1850至1950年的统计中，美国长期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一直保持在6%，价格水平在长期基本上保持稳定，当物价水平是稳定的，那么决定名义GDP的因素即是决定实际GDP的因素。对于实际GDP和物价指数的统计，这里存在着加总问题和指数问题，即如何把不同质的商品和劳务加总为一个总量和对各个时期完全不同的商品构成计算一个总量的指数。这些不同质的商品之所以能够加总的原因就在于它们都是资本家生产的和支付的货币成本，其目的只是按照统一利润率的原则获取货币的增加值—利润，正是这种性质才使不同质的产品和劳务得以加总。物价指数根本不是反映整个经济中实物产出的变动，而只是要表明“工资品”或基本消费品的价格变动，这联系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宏观经济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物价水平成为宏观经济中的重要变量，而不是它对实物量的测量。
当不存在由生产函数所决定的GDP与就业之间的确定关系，就不能得到根据生产函数的要素替代所决定的劳动的需求曲线（资本的需求曲线也是如此），即厂商并不是根据劳动的边际产品等于要素价格决定因素的需求，劳动需求和就业取决于有效需求。例如，在主流经济学模型中，只要假设完全可变的工资率，充分就业总是能够实现的，比如当存在失业时可以使工资率下降到零。然而，在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厂商是根据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等于货币工资率来决定劳动的需求，当假设全部产品是由工资所购买的，则可以得到，工资率的下降将使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同时下降，当工资率为零时，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亦为零，工人会全部失业。
还可以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说明这一问题。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存在着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工业部门，农业部门存在剩余的劳动力，其边际产品为零，但工资率只能是生存工资，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取决于工业部门的劳动的边际产品，即随着资本积累使工业部门的资本劳动比率提高，从而使工业部门的劳动的边际产品超过生存工资，而农业部门的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则会使工业部门的劳动的边际产品降低。刘易斯的模型只适合于实物经济而不是货币经济，这里不是劳动的边际产品，而是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这样，工业部门的产品是由工业部门的工人用工资购买的，当工业部门的就业和工资增加时，劳动的边际产品价值将随之增加，从而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并不是取决于工业部门劳动的边际产品。
经济增长是一种随着技术进步的结构变动过程，当人们发现了一种新的技术，就将放弃原有的技术而转向新技术部门，这种经济增长并不受“资本积累”的限制。在一个计划经济中，这种结构变动是通过计划进行的，如我国在50年代得到了前苏联援助的156个工业项目，其做法就是把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转向这些工业部门。但问题是，这些工人消费的粮食并不是自己从农村带来的而是在城市中购买的，虽然在农业部门存在着这些粮食。前苏联在十月革命后的工业化时期曾采用“余粮征集制”或向农民征收粮食税，但问题是，随着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的增加，粮食税必须不断的提高，从而引起农民的不满。我国的做法是采用商品交换的形式，即用所生产的轻工业品向农民交换这些粮食，其交换比例或“剪刀差”取决于所生产的轻工业品的数量和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如果轻工业部门的产出不变，则随着向工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的增加，这种剪刀差将扩大。而在一个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中，这种结构变动过程是通过货币完成的，即资本家用货币工资从农村雇用工人生产工业品、如电视机，然后工人再把电视机买回家。假设工资率不变，则从农村转移的劳动力数量将取决于货币供应量或名义GDP的增长率，这一点对于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
总供给曲线与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
根据国民收入核算中GDP的统计原则和前面所表述收入支出模型或有效需求，我们可以得到名义GDP的变动与就业之间的关系，这里称之为货币量值得生产函数。这种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联系到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从企业的货币量值的成本收益计算中可以得到企业的成本函数，假设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生产目的，则可以从企业的成本函数中得到总供给曲线。由于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只是采用货币量值，我们可以采用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W+D+r+π＝C+I＝GDP）给出企业的短期成本函数，即Tc = aK + Lw，a为系数，表示折旧和利息成本，K为资本存量价值，w为工资率，aK表示企业的固定成本，Lw为企业的可变成本，其斜率取决于工资率，如图所示：
Y AD AS（TC），
Lw
aK
L
图1
显然这种企业的短期成本曲线即是短期总供给曲线，给出总需求曲线，将决定产出与就业。这种成本曲线和总供给曲线只取决于货币支出而与技术和实物产出完全无关。
采用企业的成本函数，可以推导出产出（名义GDP）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即主流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所要表示的关系，但这里只与企业的货币成本收益计算有关而与技术完全无关。根据前面的收入支出模型Y = W+D+r+π＝C+I，GDP由消费支出加投资支出构成，给定消费函数C = f{W\（r＋(）}，可以得到工资与消费之间的关系，给定工资率w，则可以得到工资总量与就业之间的关系，则Y=aLw+I，其中a为工资总量与消费之间比例的系数，在稳定状态条件下，工资与资本存量的比率（W/K）和工资与投资（W/I）的比率不变，则Y=bLw，b表示工资总量所决定的消费和与投资的比率。可以用图2表示这种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首先，给定工资率，如果假设固定成本与工资的比例处于稳定状态，则可以得到产出与就业的关系，即就业与产出为一条直线，该直线的位置取决于货币工资率和工资与固定成本的比例。如图所示：
图2
在图2中，左下图表示就业量取决于工资总量（W）与工资率（w），工资率则决定企业的可变成本曲线（VC），由右上图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曲线的交点决定的总支出，将决定右下图中的就业量。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主流经济学教科书中所不能得到的结论，即给出充分就业劳动数量、工资率和企业的成本函数，将可以得到充分就业的GDP，充分就业的GDP等于货币工资率乘以劳动量，再乘以工资与总支出之比的倒数。一旦总支出决定了，将得到与之对应的就业量。
宏观经济政策与滞涨
现在，我们利用前面的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和总供给与总需求曲线来讨论经济波动，特别是要讨论由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所导致的滞涨问题，这种滞涨问题是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联系在一起的。
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过高的投资导致了资本存量价值对收入的比例大幅度上升和工资收入在GDP中的比值下降，因此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如图3所示：总供给曲线AS1由于固定成本的提高向上移动到AS2，而总需求曲线则由于工资在GDP中的比例下降而上升的幅度较小，由此导致企业利润的下降和减少就业，这种有效需求不足与总需求不足是完全不同的，它产生于企业的成本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以及金融结构的失衡，因此，政府的总需求调节只有能够调节这种比例失衡，才能够增加就业和产出，然而，政府的总需求调节政策的方向恰恰是相反的。
对于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政策效果，可以从市场经济的自动调节来考虑这个问题。如前所述，当经济转入衰退阶段，企业将减少投资，商业银行也将紧缩银根，由此将使企业亏损和破产，企业的破产又引发金融危机和银行的破产，然而，正是这种企业和银行的破产所导致的资产值下降，使企业的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的比例得以恢复，资产值的下降也使富人的财富减少而使收入分配得到调节。
现在，我们来看政府在经济衰退时调节总需求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在经济衰退阶段，政府采用增加总需求的方法调节经济，如图3所示，这使总需求曲线从AD1向上移动到AD2，这种总需求提高的结果增加了产出和就业，价格水平被保持，从而避免了企业的破产。但是，企业的资本存量价值被保持下来，当企业采用成本定价的原则，固定成本作为企业必须支付的费用将随着总需求的提高而被提留，从而工资并不能大量增加，这并不能改变资本存量价值过高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随着总需求的增加，企业的投资继续增加，或者政府所增加的总需求是以投资的形式进行的，则资本存量价值会继续提高，从而使资本存量价值对工资的比率进一步提高，这不仅会减少有效需求，而且加大固定成本在总成本中的比重，从而使就业进一步减少。投资的增加使资产值和企业的固定成本上升，当企业根据短期成本曲线决定价格和产量（就业），就将导致在更高的价格水平下就业更少的“滞涨”状态。如图所示，当由于政府和企业的投资增加而引起资本存量价值提高，固定成本曲线将从FC2移动到FC2，这使总供给曲线向上移动，从而企业将根据总供给与总需求相交的点决定更少的就业，如果政府进一步提高总需求，而使企业的固定成本进一步增加，将只会导致更高的价格和更低的就业量。显然，这种滞涨并不是来自于主流经济学根据生产函数所表述的“工资与价格的刚性”，或依据其货币理论所推论出的“货币幻觉”，而是来自于货币量值的生产函数和企业的货币成本结构，即过高的资本存量价值，在企业处于亏损和劳动市场存在失业的条件下，总需求的增加不可能使工资率提高，而只会导致企业固定成本的上升（价格水平的上升）和就业的减少。
Y AD AS（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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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在货币金融体系方面，由于经济高涨时期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提高，商业银行已经没有可抵押的资产而进一步增加贷款，同时货币供应量的减少还使银行产生大量的不良资产与坏帐而面临倒闭的风险，这时，中央银行无论是采用降低准备金和利率的方式都不能增加货币供应量。而作为政府财政政策的国债发行却是一种增加货币供给的方法，国债对货币供给大影响并不只是“公开市场业务”，更是由政府的信用而成为对商业银行以资产抵押为基础的内生货币供给体系的冲击，国债作为最好的抵押品替换了商业银行的资产抵押，由此引起货币供应量的增加而商业银行又不会倒闭，这正是美国70年代通货膨胀的真正原因所在。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即使可以通过国债抵押的方法进一步增加货币供给，但这只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和增加信用风险，这使商业银行在破产的边缘徘徊，货币供应量的增加只能依赖于国债发行的进一步增加，这正是90年代以来日本商业银行体系中的严重问题。
总之，这种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除了在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期商业银行体系崩溃的条件下起到一定的作用外（其有效的原因在于企业和银行的破产已经使资产值大幅度下降），并没有成功的经验，而却有着美国70年代严重的滞涨和日本90年代长期停滞的教训。当里根和撒切尔政府在80年代采用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在开始带来经济的严重衰退之后，竟然奇迹般的复苏了，其原因就在于企业的破产降低了资产值和银行的破产削减了不良资产，而9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过量发行国债以拯救商业银行的方法却带来经济长期停滞的严重后果。
中国的经济波动、增长与就业
1、1990-2001年的经济波动
现在，我们采用前面的理论对我国1990年以来的经济波动加以分析。如图4所示，自1990－2001年，采用实际GDP和名义GDP的增长率来考察我国的经济波动是大不相同的，如果按实际GDP来看增长率的变动是比较平缓的，但采用名义GDP来看1990－2001年增长率的变动，就表现出严重的经济波动，而这种名义增长率的变动直接决定着企业的成本收益计算和有效需求。从1992开始，名义GDP增长率大幅度攀升，1994年的峰值达到35％，从1992－1995四年间，平均名义增长率高达％，自1996年名义增长率开始回落，1998年仅为5％。这种名义增长率的大幅度波动是与投资的大幅度波动直接相关的。图5表明了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的变动与名义GDP增长率的变动是同步的，但波动幅度要大于名义GDP的波动幅度。
图4：名义GDP与实际GDP增长率
图5：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长率
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名义增长率的变动原因和效应对于解释当期的宏观经济形势是非常重要的。可以说，自1992－1995年的极高的名义增长率是由投资的高增长率所带动的，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波动小于投资的波动。按照前面的模型和分析，投资的增加使企业的利润增加，从而会进一步刺激企业的投资需求，当商业银行的贷款不考虑企业的资产抵押和资产负债率的变动，对企业的贷款和货币供应量会“内生”地增加。然而，这种高投资增长率所带来的结果是固定资产值的增加，从而使企业的折旧成本和利息成本大幅度增加，当名义GDP增长率回落时，就会导致企业利润和净资产收益率的大幅度下降。
图6：固定资产折旧、劳动力报酬和营业盈余在GDP中比重的变动
如图6所示，在1990年以来，折旧在GDP中的比重随着投资的增加而呈上升趋势，1990年折旧在GDP中的比重为％，1995年后均超过13％，到1998年已占到GDP的15％。在经济波动初期的1990年，工资、折旧、营业盈余在收入中的比重分别为％、％和％，而在2001年这三项的比重分别为％、％和％，工资下降了个百分点，折旧上升了个百分点，而营业盈余下降了个百分点。按照前面模型的分析，企业的利润为营业盈余减去利息。由于利息率是变动的，银行对企业贷款的期限也不同，从而利息成本并不是随着资产值的变动而变动，根据年度数据所显示的，1996年，利息在GDP中的比重已经接近营业盈余，从而表明企业几乎没有盈利，加之资产值的上升，企业的净资产税后利润率已经下降到极低的水平。如果把企业的投资作为利润的函数，则可以解释自1996年以来投资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
2、消费需求的变动、有效需求不足和通货紧缩
按照前面模型的分析，在经济高涨阶段，投资的增长导致利润和利息在国民收入中比率的提高，从而引致消费倾向的下降，如图5中消费的增长率低于投资的增长率可以表明这一点。1990－1996年，随着投资的累加，财产性收入在分配中所占的份额也在增加。由于折旧的上升造成了工资收入比重的下降，减少了消费需求，造成消费需求不足，与1979－2001年间居民消费增幅％相比，1997－2001年间的居民消费增长率仅为％，降低了个百分点，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也产生大幅度的波动，虽然波动的幅度小于投资增长率。这种消费需求的下降与收入分配的变动密切相关，图7所显示的基尼系数的变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是密切相关的，在1995年达到最高值，这种收入分配的变动对于解释消费倾向的变动是重要的。如图8所显示的，居民消费率在1993年开始较大幅度下降联系到基尼系数的上升，而1997和1998年消费倾向的大幅度下降则主要来自于名义收入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虽然基尼系数有所下降。
图7、基尼系数的变动
图8居民消费
从1993年开始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所导致的消费倾向的不断下降在1997年名义增长率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导致了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如前所述，这种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收入分配中工资对利息与利润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是产品的成本构成中工资所占的比重同时大幅度下降，由此导致消费支出小于消费品的生产成本而造成通货紧缩和企业的亏损，企业在亏损状态下又进一步减少投资和降低工资，由此导致投资和消费支出大幅度下降的经济衰退。
图9、城镇失业率
这期间，政府尽管采取了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等进行调节，使得实际经济增长被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是实际情况并不明显，就就业而言，近几年我国的就业量并未出现明显的增加，甚至在2001年失业率还有所提高。在职工人数上，与人数最多的1995年的14908万人相比，到2000年，我国职工人数降到11258万，下降了近25％。
3、内生的货币供给与货币体系的运行
在上述模型中，所有的宏观变量都只是由货币量值所表示的名义变量，从而直接联系到货币供给，即货币供应量的变动将决定这些名义变量的变动，图6显示了名义增长率与货币供应量变动的相关性，。这种内生的货币供给对于考察名义增长率的变动和经济波动是非常重要的。
图10：名义GDP与M2的增长率
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货币供给、收入和企业贷款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在1991－1996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货币供给量M2的增长率高达％，同期名义GDP的增长率为％ ，贷款余额增长率为％，这些值从1997年开始下滑， 1979－2001年期间，以上的三个值分别降低为％、％和。这种货币供应量的变动与商业银行存贷差的变动密切相关，如图7所示，自1996年以来，商业银行的存贷差大幅度上升。导致商业银行存贷差扩大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资产负债率的大幅度提高。
图11：商业银行的存贷差
随着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也大幅度提高。1980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仅为%，经过1985-1988年的高增长，到1990年超过50%，而1992年以来的高速增长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提高，1993年，国有工业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升至%,到1994年，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79%。这种过高的资产负债率使商业银行的贷款失去了可用于抵押的资产，加大了商业银行贷款的风险，这是引起商业银行惜贷的根本原因。尽管在货币政策上，中央银行自1996年以来已经连续9次调低存贷款利率， 1998年初央行又取消了对国有商业银行贷款规模的限制，1998年3月和1999年11月两次降低金融机构的法定存款准备金，1998年恢复公开市场业务。可以说，1996年5月以来，货币政策一直是放松银根的取向。但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依然乏力。
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引起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大量增加。1999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一共剥离了13939亿元，其中债转股4000亿元，呆滞贷款8000亿元，呆帐贷款1700亿元 。据有关人士估算，这占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50－70%之间，因此，总量应达－27878亿元，占1999年名义GDP的%－34%。根据里昂证券公布一份有关大陆金融情势的报告预估，中国金融业目前不良债权的总额大约为四千五百亿，相当中国2001年GDＰ的37％。 这种不良资产的增加使商业银行的经营陷入了恶性循环的境地，即货币供应量的下降导致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增加，而不良资产的增加又会使商业银行进一步减少贷款，但如果商业银行增加贷款，则会使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进一步提高而加大其经营风险。
3、经济增长与就业
九十年代前期名义GDP的高速增长对我国的经济增长、工业化和就业产生深远影响，这种技术变动和结构变动取决于货币供应量（名义GDP）的增长率，投资的大幅度增加带来就业的增加，突出地表现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资料显示，仅仅1992年和1993年就有1800万人和3000多万人农村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了其他两种产业部门，这推动了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但是这个值在90年代中期达到最大值后，自1998开始，随着企业资产值过高，盈利水平下降和有效需求的严重不足，农村劳动力流动的速度明显放缓，农村人口的城镇化减弱，农民的绝对收入开始连续下降。城镇劳动力的失业也在增加，如图12所示，我国城镇的失业率自1996年开始上升。自1998年经济增长率开始下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财政、货币和产业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1998－2001年间国家共计发行了5100亿元的长期建设国债，主要用于基础建设投资和国有企业的技术改造，希望以国有经济投资的增长带动非国有经济投资的跟进，从而启动投资需求的增长，这使得实际经济增长率被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但失业问题并没有解决，而且有上升的趋势，近几年我国的就业量并未出现明显的增加，如图9所示，在2000-2001年的失业率还有所提高。在职工人数上，与人数最多的1995年的14908万人相比，到2000年，我国职工人数降到11258万，下降了近25％。
关于近年来我国失业率的上升问题，采用前面的货币量值生产函数可以说明，其直接原因是在新增加的国民收入中绝大部分被用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原有职工的工资上涨上，而很少被用于雇佣新的工人，这在正常的经济波动过程中是不会出现的。如前所述，导致1998年以来经济衰退的主要原因是资产值过高导致的固定成本过高和收入分配向高收入阶层倾斜，而在企业亏损的条件下，投资和资产值是不应当继续提高的，同时由于企业利润下降，高收入阶层的财产收入和经营收入也应当下降。然而，我国的固定资产值近年来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如上市公司资产值和股票价格的上升和各地空前的房地产热，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被进一步拉大。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与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是有关的。对此，前面提到的美国70年代的经验是值得借鉴的。如果我们把滞涨定义为名义GDP的增长率与就业之间的关系，那么当前我国经济中出现的名义GDP的增长率基本稳定而增加的就业量越来越少的状况就很类似于滞涨，这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只是调整总支出而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企业的成本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有关，而这种通过凯恩斯主义的财政、货币政策提高总需求的做法往往与结构调整的方向是相反的。如前所述，使企业资产值下降的一种有效方法是企业的破产清算，而目前的宏观经济政策却是力图使企业在不破产的前提下走出困境。这种单纯维持8%的增长率的政策是值得商榷的。
就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阶段而言，目前我国包括家用电器在内的主要消费品生产技术已经达到了国外先进水平，而这些产品的生产根本就不受资源约束，重要的是把农村的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在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实现城市化。但自1997年以来，由于有效需求的约束，不仅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出现了停滞，城镇也有大量的下岗职工收入过低而买不起过剩积压的消费品，在市场需求的引导下，我国消费品的生产结构转向高收入阶层的需求，如地产、汽车和号称高科技而实际上是奢侈品的产品以及服务业，而急需发展的消费品工业出现停滞和下降的趋势。如近年来第二产业就业率增长缓慢，1998、1999、2000年的时候第二产业的从业人数甚至在绝对数上呈现下降趋势，增长率分别为%、%、%。这种产业结构的发展也使收入分配向一小部分“高科技”行业倾斜，如总的劳动力报酬在90年代增长了倍，而第二产业职工工资率仅增长了倍，这又培养出新的高收入阶层并同时增加了对奢侈品的需求。就目前的高科技产品的投资和生产而言，目前表现出很强的资本密集型和高工资的“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特征，而实际上这些行业根本就不是技术上的资本密集型，而只是由于资产值过高造成的，如作为投资支出中主要部分的地价的上涨，这些行业的高工资也是由于作为奢侈品的需求造成的，实际上这些产品都会受到有效需求的约束而使资本贬值，从而转变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并使产品为大众所消费。因此，目前这种产业结构的特征只是有效需求不足的表现，发展这些行业显然会减少就业，这种状况也类似于美国70年代滞涨所导致的结构性失业。
综上所述，自1997年以来我国经济中出现的有效需求不足来自于90年代前期经济的高速增长所产生的资产值过高和收入分配的差距扩大，同时导致了企业的资产负债率过高和商业银行的大量不良资产。因此，这种有效需求的调节并不能单靠增加总需求来解决，仅仅调节总需求虽然在短期可以保持一定的增长率并使企业能够盈利，但会产生严重的结构失调并严重损害货币金融体系的运行。虽然自1998年以来投资的下降使资产值的增长速度放慢，但离保持有效需求和结构平衡还相差很远，特别是货币金融体系的问题更加严重。因此，通过企业破产和兼并降低资产值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同时可以采用商业银行的“虚拟破产”、即通过中央银行购买国债的方法，消除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降低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尽快增加货币供应量，在大力发展第二产业的基础上，使名义增长率上升到10%以上，来解决就业问题。据我们估算，如果每年新增1000万劳动力就业，名义增长率必须超过10%，而日本和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名义增长率都超过10%，就我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和城市化过程来讲，必须通过货币金融体系的调整，使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率过渡到更高的稳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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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oundation of Macroeconomic Analysis and the Operation of Present Macro Economy in China
LIU Xin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Since 1998, China’s long-term economic growth has presented a decreasing tendency; unemployment has increased; price index has fallen down. All these phenomena show that China’s economy has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domestic demand. According to macroeconomic theory of mainstream economics, numbers of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stimulate the domestic demand. In fact, however, these measures haven’t solved the problem. The purpose of the article is to build a macroeconomic model that is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economics and to provide a new explanation for the problems of effective demand,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is model is built on the basis of cost-income calculation of money whose aim is to obtain profit. The foundation of money comes from the system of endogenetic monetary supply.
Key Words: capital stock; income flow; endogenetic monetary supply
收稿日期：2003-05-04；
作者简介：柳欣（1956-），男（汉族），祖籍江苏，现任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关于本文的理论分析的详细分析与论证，请参见柳欣《资本理论：有效需求与货币理论》，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柳欣《资本理论：价值、分配与增长理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后面未加注明的统计数据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戴根有《货币政策报告》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年。
英国金融时报2001年11月1日。
关于本文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和对策的详细分析，请参见柳欣主编《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与发展报告》，人民出版社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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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
工资比重
折旧比重
利润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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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GDP 工资 折旧 营业盈余
1990 9,
1991 12,
1992 15,
1993 17,
1994 22,
1995 31,
1996 32,
1997 35,
1998 36,
1999 39,
2000 44,
2001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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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00
存贷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