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税制改革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 10c小组：鲍志坚 党可瑜 高祥 孟凡济 邵辰 叶培蕾 赵煦 摘要：本文分析了分税制改革和税费改革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首先，计算了若干年份的基尼系数，基尼系数计算的结果表明义务教育预算内投入的差距小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但1998年后义务教育总投入差距呈扩大趋势，这主要由义务教育预算外投入的巨大差距造成。然后，采用计量模型估计了人均GDP等因素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与义务教育投入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而分税制改革使义务教育预算内投入有所减少，税费制改革则显著提高了义务教育的预算内投入和总投入水平。 1. 引言 分税制改革 1980年开始，我国实行“分灶吃饭”的分权财政体制，88年起，财政体制改为递增包干、上解递增包干、定额上解、总额分成、定额补助等多种形式的“大包干”管理制度。然而，财政体制的改革一直没有脱离计划经济的框架，落后于经济发展的财政体制对经济发展的束缚作用逐渐显现。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在对经济发展道路经过十多年的探索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计划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消除，市场对资源配置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人民群众的收入迅速增加，大部分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在成就背后，当时的中国经济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主要表现为通货膨胀迅速发展，国民经济过热，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对许多宏观经济政策的控制能力被不断削弱，其中，最后一个问题的重要性日益凸现。而中央政府对国民经济整体格局控制能力的减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财政“承包制”极大地削弱了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 根据周飞舟（2006），1988年的财政“包干”体制下，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对全国37个下辖财政单位共实行了六类不同的包干办法，同时每一类的包干基数、分成比例、上解基数和递增指标都不相同，事实上，各省的税收上解办法都不相同，这种财政体制使得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极其缺乏稳定性。同时各地企业按照隶属关系缴纳税收，各级地方政府具有强烈动机发展隶属于自己的国有企业，另一方面，省级政府拥有减免税收的权力，这一制度客观上鼓励了地方政府减免当地企业的税收，而当地国有企业的利润则可能以预算外收入的方式上缴地方政府，从而直接导致了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和对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监控的能力。这种财政体制一方面缺乏公平性，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的财政能力也被极大削弱。许善达（1994）中提到，全国财政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由1985年的%下降到1993年的%，中央政府的收入占总财政收入的比例则由1985年的%下降到1993年的%。中央政府财政实力的欠缺，不仅无法对整个国民经济进行有力调控，充分贯彻各项政策，在1993年，甚至出现了部分中央部委发不出工资的尴尬局面。 在当时中央政府亟需提高的财政实力以及通过进行各项体制改革以完善市场经济制度的迫切需要下，1994年，中国进行了一场规模宏大的财税改革。改革以强化税收法制、公平税负、简化税制、事理分权为原则，取消了一些旧税种，同时增加了一些新税种。 国务院以提高中央收入占税收总收入比例为目的而确定的新分税制原则是财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一环，这一改革力图建立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分税制，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分税制是一种在国家各级政府之间明确划分事权及支出范围的基础上，按照事权和财权相统一的原则，结合税种的特性，划分中央与地方的税收
管理权限和税收收入，并辅之以补助制的预算管理体制模式；分税制原则上要求实行一级政府一级预算，实行分级预算制度，硬化预算的法律约束。 为了照顾地方政府利益，同时增加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国务院将新分税制分为两个部分：旧分税制的基数不变，新分税制仅对增量有效（许善达，1994）。新分税制在旧分税制的基础上将给项税收分为新的固定中央税、新的固定地方税和新的共享收入三类；税务机构分为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同时还设置了税收基数计算方法和新的分税制程序。这次税制改革将改革前地方政府主要的财政来源增值税和消费税分别设置成分享税种（增值税中央和地方按1：3分成）和固定中央税，这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地方政府获得税收的能力，增强了中央政府的财政实力，同时，国家税务局的设立、地方政府不再具有减免税收的权力和企业不再完全按照隶属关系纳税等改革措施更加巩固了中央政府在改革后的强势地位。 应该说分税制改革一定程度上合理分配了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税权，使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了大幅度增加，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建立了基本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税收体制。分税制改革也使得全国的财政收入开始快速增长，1994年到2002年，全国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几乎都在15%以上，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也从1995年的%上升到2002年的%，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在全国财政收入的比例也从1993年的22%上升到2003年的57%。从增强中央政府财政实力、增加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分税制改革基本实现了其最初的目的。 然而，这次改革并不是一次彻底的分税制改革，这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一，王振宇（2006）中提到，税种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划分不够合理，过多采用了分享税模式，1994年改革之初，分享税共有三种，后来分享税增至12种，共享税收入占总税收的比重也达到了70%，这与分税制的基本原则不相符合；二，分税制改革仅仅调整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权关系，并未相应调整两者间的事权分配，在地方政府财权被极大削弱的情况下，其所承担的财政责任并没有相应减少，甚至有所增加，这客观上减弱了地方政府履行财政责任的能力，也增强了地方政府获取预算外收入的动机；三，这次分税制改革赋予了上级政府决定与下级政府分享税收比例的权力，改革后，中央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大幅提高，省级政府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例并未降低，其结果是县乡两级的财政实力被大为削弱。 地方政府财权和事权的不匹配必然导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大规模财政转移，近年，地方政府总支出大约1/3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周飞舟，2006），但这种财政转移又主要以税收返还和专项补助为主，弥补地方间财政实力差距的转移支付数量有限。这一方面导致资金无效率的上解下划，以及地方政府的财政政策依附于中央政府，也增加了中央政府官员寻租的机会，正如所谓的“跑部钱进”；另一方面，虽然各地财政支出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差距依然很大，比如周飞舟（2006）中所提到的，2003年东部省份县乡级人均预算内支出高出中部和西部接近一半。 分税制改革带来的县乡一级政府政府实力的大为削弱，直接影响了部分地方公共品的有效供给，本文讨论的基础教育问题也在此之列。地方政府迅速膨胀的预算外收入的支出结构与预算内支出的结构也有很大不同，这对部分地方公共品的供给也造成了冲击，下文将有详细讨论。 义务教育体制沿革 1985年，中国基础教育实行财政分权改革，改变了此前中央集中统一管理的体制。我国开始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市（州）、县（市）、乡村各级政府财政共同投资与社会集资、捐赠相结合的多元化义务教育投资模式，在各级政府之间则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以乡镇为主”的义务教育投资体制。这种体制使义务教育资金筹措和管理的重心下移到县乡，有利于充分发挥乡村发展教育的积极性。但由于乡镇财政
收入有限，大部分乡镇难以保证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存在拖欠教师工资等现象，严重阻碍了义务教育的发展；而城市义务教育继续接受政府的资助，伴随着90年代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农村义务教育相对城市义务教育不断恶化，基础教育的地区性差异不断加大，这严重是违背了教育公平原则。 1994年实行了分税制改革，中央、省、市、县和乡的财政关系表现为财政收入不断向上级集中，乡镇财政成为最弱的一级财政。而在本级财政负担本级教育支出的原则下，地方政府在教育分配上偏向高等教育和城市基础教育，农村基础教育得到省市政府的财政投入更少。农村基础教育投入基本上是由乡镇财政和农民承担，不仅造成财力薄弱的乡级政府无力发展农村经济，而且向农民征收教育费附加等费用数量过多也加重了农民的负担。 2001年开始进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向农民征收的农村教育集资和教育费附加。这两项教育经费来源取消后，教育筹资渠道更加单一，使本已严重不足的教育经费更加短缺，给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和农村学校的运转带来重重困难。为了扭转教育投入重心过低造成的教育投入不足问题，2001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我国开始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主”的教育财政管理体制，基础教育的重心上移到县级政府。这对于解决乡镇财政困难有较好的作用，但对于中西部省份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支出对县级政府来说仍然难以负担，在部分地区，只有将乡镇一级的教育费附加统一征收，经过县财政周转，再下发到各乡镇，与乡镇负责义务教育投入没有实质区别。 目前以县级政府为负责主体的农村义务教育重心仍然偏低，中央政府所能提供的义务教育转移支付力度有限，这导致各地在义务教育上的投入差距不断扩大，仅仅从2003年到2005年，上海（生均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省份）与贵州（最低的省份）投入的初中生均教育经费之比就从7:1扩大到:1，小学生均教育经费之比:1扩大到11:1。教育投入的差距不只表现在省级水平上，在各省内部，农村与城市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也有很大差距。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乡镇一级主要负责农村义务教育的制度的不合理性在分税制改革后愈益凸现，而税费改革后县级政府主要负责的办法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之前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的问题。 2. 文献综述 平新乔，白洁（2005）认为存在转移支付等三种财政激励机制，使得财政分权在分税制改革后仍然得以维持。他们首先分析了预算内和预算外资金支出结构的不同，分别考虑了教育、支援农业建设、基础设施建设和行政管理支出等公共支出。进而定义了衡量财政分权下对地方政府财政激励的虚拟变量，检验了这一变量对地方公共品的供给满足当地真实需要的敏感度的影响。文章结论认为在教育、卫生和医疗和公路建设部门，财政激励和当地的需求是正相关的，换言之，财政激励使公共品供给的边际倾向与当地居民的实际偏好更加接近。但是，文章中也提到地方政府预算外支出在义务教育上的投入远远小于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小于在卫生和医疗部门上的投入。 王蓉（2004）对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的地区性差异进行了研究，文章选用县级数据，首先采用泰尔指数估计了义务教育投入的省内差异和省间差异，然后使用计量方法估计了学生数占总人口比例和人均财政支出等因素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文章发现义务教育经费的地区性差异主要由省内差异造成，农村地区的分析得到了同样的结论，同时，文章也认为解决义务教育经费的差异问题，省级政府需要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但是在各省义务教育生均投入相差悬殊的情况下，各省内部义务教育投入数额的差异可能并不大于各省间的差异，从这个角度看，解释王蓉（2004）的结论需要注意其衡量义务教育经费地区性差异的指标的具体
计算方法。 李祥云（2006）以湖北省为例，对税费改革前后湖北省初中和小学生均维持性支出的地区差异及变化作了估算，例证了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投入责任提高的县级政府对投入差异的影响。我们在计算各项基尼系数时参考了这篇文章的计算方法。 周飞舟（2006）对分税制改革后十年间的影响进行了评价，分析了分税制改革作为一种激励机制对地方政府行为方式的改变，也促进了一种“二元财政”的结构格局的形成。文章同时指出分税制改革促进了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但这种转移支付存在地区间的偏差，其结果是东部地区依靠工业化、西部地区依靠中央补助，地方财政实力都得到大幅提高，唯有中部地区县乡级人均财力增长缓慢。这篇文章为我们全面了解分税制改革的影响提供了很大帮助。 王振宇（2006）分析了分税制财政体制存在的缺陷，文章认为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各级地方政府之间过多采用了共享税模式，客观上造成了向“比例分成”模式的回归；同时，地方政府财力的极大削弱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转移支付，使得财政体系有回到“统收统支”模式的倾向。这篇文章为我们认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不足之处提供了帮助。 3.方法与数据 这一部分我们首先分析分税制改革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但是，由于数据的限制，其中某些关系无法通过实证研究进行验证。然后，根据已有数据，我们计算了93年后的初中和小学预算内投入的基尼系数以及98年后预算外投入的基尼系数，借以说明93年之后义务教育投入地区性差异的实际状况。最后，根据已有数据是面板数据的特点，我们采用一阶差分方程的方法估计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2001年税费改革对各省预算内和预算外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 分税制改革与义务教育经费投入 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前，义务教育经费主要由乡镇政府负责筹集，1985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乡财政应主要用于教育”。这样的制度规定虽然可能造成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地区性差距，但考虑到80年代中期，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远没有今天巨大，我们认为由此导致的地区性差距可能存在，但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首先体现出来的是城市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差距，但由于缺乏相关内容的研究，很难说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城市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的差距有多大。由于分税制改革前我国尚不存在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包括义务教育经费等各项投入的水平主要取决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实力，因此，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地区性差距大小可能同各地人均GDP的差距有较强关联。所以，我们认为在1994年之前，各省预算内和预算外的义务教育支出会表现出较大差距。 1994年分税制改革削弱了地方政府的财力，但地方政府的事权并未相应减小，为了能够维持地方政府的正常运转，中央政府开始向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的财政转移。所以，虽然分税制改革后县乡政府的财力被极大削弱，但来自中央的专项补助和转移支付使得县乡政府的财政缺口没有迅速扩大（周飞舟，2006）。周飞舟（2006）中还提到，截至2003年，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使东中西部县级财政支出的差距小于财政收入的差距，但财政支出这一差距仍从1994年的不到50元迅速扩大到2003年的大约250元；这表明转移支付对于缩小地区间财力的差距有一定作用，但作用有限。
而义务教育领域的转移支付和专项补助属于预算内支出，所以，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的转移支付能够缩小各省在义务教育预算内投入上的差距，尤其是在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拉大，各省在义务教育投入等方面的差距呈现扩大趋势的时候。但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力的削弱仍然可能使义务教育投入有所减少。 2001年开始进行的税费改革再次改变了农村义务教育的负责主体，2001年5月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要求县级政府负担义务教育教师的工资，而这是义务教育中的主要支出项目。但是税费改革并没有增强县乡两级政府的财力，教育经费不足的部分仍然依靠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和各地的自筹资金。所以，义务教育预算内投入地区性差异之前存在的扩大趋势在税费改革后可能不会有明显改变。 1994年之后，地方政府财政实力的削弱加强了地方政府寻求预算外收入的动机，一方面，预算外收入的增加可以增强地方政府财政实力，提高地方政府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另一方面，预算内资金由于需要经过同级人大审议，其中还包括大量中央政策的配套资金，具有较强刚性，而预算外资金则不受同级人大和上级政府的控制，赋予地方政府调配资金较大的自由度。周飞舟（2006）提到，中西部地区的预算外收入主要是农业的提留统筹以及其他的集资收费，东部地区则主要通过土地开发和土地转让收入获得预算外收入。预算外收入的不同来源决定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获得的预算外资金相差巨大，而税费改革又减少了中西部地区可以获得的预算外收入，这样看来，东部地区和中西部省份预算外收入的差距甚至有可能大于预算内收入的差距。 另外，根据平新乔，白洁（2005），地方政府虽然更加积极地将预算外资金用于地区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但预算外资金仍然有一部分投入在教育领域，其中包括税费改革之前农村从农民征收来进行义务教育的资金。但是，东部地区投入在义务教育上的大量预算外资金又说明，至少在东部地区，预算外资金中投入在义务教育上的不只有农业提留统筹、农村教育费附加等费用。根据上面的分析，各省预算外支出的巨大差距势必导致义务教育预算外投入的巨大差距，甚至可能加大义务教育投入上已有的不平等现象。 义务教育投入基尼系数的分析 由于每年的各项基尼系数需要逐个计算，为简便考虑，我们选用省级数据计算基尼系数，并且按照下式计算： ni−1n⎛⎞esssiiiiG=∗− ∑⎜∑∑⎟ESSSi=1j=1j=+1⎝⎠其中，e为各省初中（或小学）生均预算内（或预算外）支出，E为全国初中（或小i学）生均预算内（或预算外）支出，s为各省初中（或小学）学生数，S为全国初中（或i小学）学生数。 我们寻找到1998年、2000年到2004年的各省初中生均和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预算外教育经费，但1998年之前各省预算外教育投入资金的数据无法得到，所以，只能得到1998年，2000年到2004年的预算外义务教育投入和义务教育总投入的基尼系数，另外，我们还计算了从1993年到2004年（不含1999年）预算内教育投入的基尼系数。 同时，我们还根据省级人均GDP数据计算了全国人均GDP从1993年到2004年的基尼系数，并与义务教育投入的基尼系数做了对比。虽然选用省级数据计算基尼系数，抹平了省内的差距，会低估实际基尼系数，但可以较准确反映各省之间的差距。 图一和图二给出了预算内义务教育投入的基尼系数（根据我们计算得到的数据绘制）。
初中预算内投入基尼系数年份初中预算内投入人均GDP 图一：初中预算内投入基尼系数 小学预算内投入基尼系数年份小学预算内投入人均GDP 图二：小学预算内投入基尼系数 上面两幅图可以看出，小学和初中的预算内投入基尼系数几乎都低于GDP的基尼系数，这说明义务教育预算内投入的差距小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这可能是由于1994年后，中央政府开始向地方政府进行大规模转移支付，其中一部分转移支付起到了平均各省财政实力的作用。 另外，小学预算内投入基尼系数十二年内没有明显变化，而初中预算内投入基尼系数一直保持了上升趋势。考虑到根据省级数据计算得到的GDP基尼系数2004年大约为，而当年实际GDP系数高于，初中预算内投入基尼系数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说明初中预算内投入的差距已经相当大，值得我们注意。 图三和图四给出了98年后各项义务教育投入的基尼系数（根据我们计算得到的数据绘制）。
初中教育投入基尼系数人均GDP总投入预算内投入预算外投入 图三：初中教育投入基尼系数 小学教育投入基尼系数人均GDP总投入预算内投入预算外投入 图四：小学教育投入基尼系数 上面两幅图可以看出1998年后，初中和小学教育总投入的基尼系数都保持了增长趋势，并且比预算内投入的基尼系数增长得更快，同时，初中和小学的预算外投入基尼系数更是从左右上升到，这说明预算外投入基尼系数的快速增长是总投入基尼系数保持增长的主要原因。这与我们认为各地预算外收入的巨大差距将反映在义务教育上的预算外投入上，从而拉大 总投入差距的假设是吻合的。 另外，根据上文提到的人均GDP基尼系数的差异，的预算外投入基尼系数说明预算外投入的地区性差距已经达到相当大的地步，但义务教育总投入的基尼系数仍然小于人均GDP的基尼系数反映出义务教育投入仍然以地区性差距较小的预算内投入为主。 计量检验 根据中的分析，我们力图通过计量模型检验1994年分税制改革和2001年税费改革年份
对各省预算内和预算外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两次改革对义务教育投入地区性差异的影响。计量检验结果表明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各省义务教育预算内投入有所减少，而2001年税费改革后，各省义务教育预算内投入和总投入有明显提高。 计量模型 考虑到已有数据为面板数据，我们采用了如下一阶差分方程模型： 2004Δtotspendαy+βΔgdp+βΔstu+Δu ∑itnn1it2ititn=1994其中，totspend为义务教育总投入，gdp为人均GDP，stu为小学（或初中）学生人数；下标i表示省份，下标t表示年份，u为误差项；y为标志年份的虚拟变量，对1994n年的数据，y为0，其余y为1，对1995年的数据，y为-1，y为1，其余y为0，1994n19941995n其余年份的数据，依次类推；Δ表示前后两年该数据之差。引入这个模型主要是为了衡量1994年和2001年前后义务教育投入是否有显著差别。 对预算内投入和预算外投入可以引入类似模型： 2004Δoutspendαy+βΔgdp+βΔstu+Δu ∑itnn1it2ititn=19942004Δinspendαy+βΔgdp+βΔstu+Δu ∑itnn1it2ititn=1994其中，inspend和outspend分别为预算内和预算外义务教育投入。 数据 计量模型中使用到从1993年到2004年（不含1999年）各省生均初中和小学义务教育经费，初中、小学学生数，各省人均GDP，以及1998年、2000年到2004年的各省初中生均和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和预算外教育经费，但1998年之前各省预算外义务教育投入的数据无法得到。所以，研究义务教育总投入及预算外义务教育投入变化的模型只对1998年、2000年到2004年的数据进行，这样1994年分税制改革对这两项投入的影响难以计量得到检验，而研究预算内义务教育投入变化的模型可对从1993年到2004年（不含1999年）的数据进行。 另外，由于1997年以前重庆尚未成立直辖市，没有独立统计数据，西藏情况特殊，黑龙江、湖南和新疆某些年份没有学生人数的数据，所以，上述模型中略掉了这些省份。 计量结果 我们使用初中的预算内投入、预算外投入和总投入的数据，根据中的模型，经过回归，对初中教育总投入，有如下结果（详细结果见附录）
Δtotspend=Δgdp−Δstu−+ ()()()() +− − ()() 对初中预算外投入，有 Δoutspend=Δgdp−Δstu−+ − ()()()() ++ ()() 对初中预算外投入，有 Δinspend=Δgdp−Δstu−− ()()()() −−−− − −()()()() ++− − ()()() 上述三个计量结果中，Δgdp都是最显著的变量，说明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确实对教育投入有重要影响，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教育投入越高。但是，总投入模型中Δgdp的系数大于其余两模型中该变量的系数，这意味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会使初中教育总投入的增长比预算外投入和预算内投入增长得更快，与我们的预期并不一致。我们认为，这可能由下面的原因造成：经济发展水平虽然对财政支出有很大影响，但人均GDP并不直接影响教育投入，或者说，我们所采用的模型由于数据的限制，可能忽略了其他对义务教育投入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从而使得对人均GDP的影响估计有偏。 在总投入模型中，y01和y02也很显著，将使各省平均初中教育总投入分别增长53元和83元。在预算外投入模型中，y01和y02在5%水平上并不显著，虽然对预算外投入都有正影响，而在预算内投入模型中，y01和y02都很显著，将使各省平均初中教育预算内投入分别增长33元和54元。上述结果说明，2001年税费改革后，各省教育总投入有显著增长，并且主要来自预算内投入的增长，这与我们认为税费改革对义务教育投入没有明显影响的预期并不一致，说明税费改革后，对义务教育的投入确实加大了。当然，税费改革后新增的投入主要是由于中央政府加大了投入力度抑或地方政府增强了筹资能力，还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另外，在预算内投入模型中，y94和y95都很显著，且对预算内投入有负影响，将使各省平均初中预算内投入分别减少39元和29元。这与我们在中的预期一致，即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各省在义务教育上的预算内投入由于地方政府财力的削弱而有所减少。根
据计量模型，预算内投入减少的趋势虽然在1995年后并不显著，但一直持续到2001年，这也暗示我们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投入模型的改变可能能够增加对义务教育的投入，达到其预期目的。 计量模型的不足 虽然上述计量模型得到了一些与我们预期一致的结论，但是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首先，上述模型仅仅考虑了人均GDP和学生人数的影响，忽略了其他一些对义务教育投入可能有重要影响的因素，比如各省财政支出、中央政府对各省的转移支付，以及各省的小学、初中入学率和文盲率等因素。没有考虑这些因素的影响，主要是由于我们所搜集数据的限制。当然，在我们的模型中，主要需要检验的是年份虚拟变量的影响。 其次，上述模型中没有加入年份虚拟变量与人均GDP和学生人数的乘积，所以无法估计分税制改革和税费改革对这两个变量影响教育投入的方式的影响。没有加入这些乘积是因为这会使模型变得过于复杂无法操作。 再次，由于我们不熟悉面板数据的处理方式，所以对上述模型的解释可能有欠缺之处，同时也没有进行各项必需的检验，这极大限制了我们的模型的说服力。 最后，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难以估计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义务教育预算外投入和总投入所受到的影响。 4. 结论 本文首先回顾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前后我国财政体制的演变，以及义务教育投入制度的历史沿革。其中，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义务教育投入制度一直重心偏低，尤其是在农村地区。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改变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从而影响到了地方政府包括义务教育在内的公共品供给。我们首先分析了分税制改革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可能影响，我们认为，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财政实力的削弱可能导致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减少，但分税制改革后开始的大规模转移支付又可能缩小各省在义务教育投入上的差距，同时，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差距逐渐拉大，义务教育投入的地区性差异仍然可能呈现出扩大的趋势；另一方面，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有更强的动机获取预算外收入，各省在预算外收入上逐渐扩大的差距也将反映在义务教育领域，并且可能加大义务教育投入上已有的不平等；此外，2001年税费改革对义务教育投入的影响尚难以判断。 接下来，我们计算了若干年份义务教育预算内投入、预算外投入和总投入的基尼系数，并对初中教育投入的数据使用一阶差分方程模型估计了人均GDP和学生人数对投入水平的影响。基尼系数计算的结果表明，义务教育预算内投入的差距小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这可能是由中央政府大规模转移支付造成的，另外，1998年后，初中和小学教育投入的地区性差异都呈扩大趋势，这主要是因为各省在义务教育预算外投入上存在巨大的差距。 计量模型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对义务教育投入（不论是预算内，预算外，还是总投入）有很大影响，并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对义务教育的投入也越大。同时，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确实减少了义务教育预算内的投入水平，这一趋势一直持续到税费改革为止；而2001年的税费改革则显著提高了义务教育的总投入水平，其中，预算内投入的增加起了主要作用。 最后，我们分析了计量模型存在的不足之处，主要的问题是模型的设定可能忽略了其他对义务教育投入有重要影响的因素，从而造成各因素影响大小的估计值有偏。
参考文献： 平新乔，白洁，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公共品供给，CCER讨论稿，2005年8月 王蓉，我国义务教育经费的地区性差异研究，教育与经济，2004年第4期 周飞舟，分税制十年：制度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 李祥云，税费改革后义务教育维持性支出的地区性差异研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06年第五期 王振宇，分税制财政体制“缺陷性”研究，中国经济时报，2006-7-14 贾康，分税制改革的思路及政策安排，改革，2005年第12期 许善达，1994年中国财税改革的深刻背景，第五届亚太地区税收政策与改革研讨会，1995年10月 戴罗仙，税费改革与“以县为主”义务教育的财力局限性研究，经济问题，2005年第2期 王德文，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现状、问题和出路，中国农村经济，
附录： 计量模型的详细结果如下所示，其中，第一部分是为义务教育总投入模型的计量结果，第二部分为预算外投入模型的计量结果，第三部分为预算内投入的计量结果。 Source | SS df MS Number of obs = 130 -------------+------------------------------ F( 6, 123) = Model | 6 Prob > F = Residual | 123 R-squared = -------------+------------------------------ Adj R-squared = Total | 129 Root MSE = ------------------------------------------------------------------------------ stotspend | Coef. Std. Err. t P>|t| [95% Conf. Interval] -------------+---------------------------------------------------------------- sgdp | .2155356 .0121969 .1913925 .2396787 sstu | .0000879 .0000995 y00 | y01 | y02 | y03 | y04 | (dropped) _cons | ------------------------------------------------------------------------------ Source | SS df MS Number of obs = 130 -------------+------------------------------ F( 6, 123) = Model | 6 Prob > F = Residual | 123 R-squared = -------------+------------------------------ Adj R-squared = Total | 129 Root MSE = ------------------------------------------------------------------------------ soutspend | Coef. Std. Err. t P>|t| [95% Conf. Interval] -------------+---------------------------------------------------------------- sgdp | .0787922 .0077838 .0633846 .0941998 sstu | .0000561 .0000663 y00 | y01 | y02 | y03 | y04 | (dropped) _cons | ------------------------------------------------------------------------------
Source | SS df MS Number of obs = 260 -------------+------------------------------ F( 11, 248) = Model | 11 Prob > F = Residual | 248 R-squared = -------------+------------------------------ Adj R-squared = Total | 259 Root MSE = ------------------------------------------------------------------------------ sinspend | Coef. Std. Err. t P>|t| [95% Conf. Interval] -------------+---------------------------------------------------------------- sgdp | .1220534 .006746 .1087668 .1353401 sstu | .0000472 .0000135 y94 | y95 | y96 | y97 | y98 | y00 | y01 | y02 | y03 | y04 | (dropped) _cons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