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公地的悲剧)))基于公平偏好的博弈分析
SecondTreatise ofTragedy ofCommons
-A GameAnalysisBased on FairnessPreference
胡静锋
[摘 要]公地的悲剧指出了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大量存在的有关社会协调的问题。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矛盾冲突是公地的悲剧存在的理论前提,公地的悲剧是理性人假设必然结果。放宽完全自利的理性人假设,个体存在的公平偏好所具有的道德考量能够避免公地的悲剧,通过参与人的相互协调而达到社会和个人最优的帕累托最优的结果。道德是市场经济良好运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
[关键词]公地的悲剧 理性人假说 公平偏好 帕累托最优 道德
一、引言
哈丁(Hardin, 1968)提出的/公地的悲剧0这一概念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在个体理性的假设之下由/看不见的手0指引得到的却是帕累托劣解。
公地的悲剧0这一市场协调困境的提出,来自于制度经济学对于公共资源问题的研究,其实质在于基于完全自利理性人假设,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之间的冲突。如果把社会整体看作一个巨大的公地,显而易见,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秉持的市场机制这个/看不见的手0配置手段在这里遇到了巨大的挑战。/公地的悲剧0这一概念由此具有了重大的学术意义。它指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下并不必然会获得一个社会最优同时也是个体最优的帕累托最优的结果。市场机制也能造成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都是灾难的结果。为什么在能够获得帕累托最优解的可能情况下,由于个体理性的原因,最终却获得帕累托劣解的结果?公地的悲剧这一挑战人类个体理性和社会理性的命题成为经济学研究中最引人关注的隐喻之一。
对于这一协调难题,哈丁(Hardin, 1968)提倡应该使用公共权力以保证参与者之间形成合理的协议并保证其执行。针对这一社会协调的困境,引起了研究者的极大兴趣,并对解决这一困境给出了不同的应对措施。总结起来包括如下三种措施:私有化,政府或外部管制和当地社群治理(Ostrom, 1990; Ouch,i 1980; Tay-lor, 1997; Bowles and Gintis, 2002)。近期对于公地的悲剧的研究,通过梳理文献主要包括如下方面。沈满洪和谢慧明(2009)对公共物品问题方面的研究,包括公地的悲剧的概念和解决思路,作了详细的综述。阿尔法特和罗伯(A-lFattal and Rou-
ba, 2009)从研究哈丁(Hardin)所提出的/公地的悲剧0的六个假设前提出发,比较了三个不同的渔场(两个本地的和一个国际的),发现本地的渔场由于有参与人之间确定的合作机制,所以/公地的悲剧0问题得以减少;而国际渔场因缺乏参与人之间的互动,故/公地的悲剧0问题确实存在。里贝卡和卡瑞(Libecap, GaryD, 2009)对减轻/公共资源0损失的一些具体措施,包括公共所有权管理体制、政府绿色税和管制政策、更正式的私人财产所有权以及对这些可选的措施利弊做出了总结,并进一步对基于产权的管制措施在近年风行的理由做了阐述,这些产权措施包括:个人可转让配额、可交易的许可证、私人的水产权。/公地的悲剧0其实质是在一个资源分散配置的市场经济环境下,单纯依靠市场机制的作用,由理性人自利动机的驱动,则可能会导致一个对于所有参与者而言都是无效的配置结果。从既存的大量文献发现,上面所提出的治理办法,都没有离开自利的理性人这个基本的前提。但同时也要看到,并不是在分散配置资源的市场经济环境中,所有的公地最终都得到悲剧的下场,人类的理性也能解决这样的配置难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在资源国有的基础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在国有产权明确的前提下建立一个资源分散配置的经济体制,因此/公地的悲剧0这一市场机制的困境在我国就显得极为重要而必须引起重视。如果说以往的集中配置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一个/计划的悲剧0,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对/公地的悲剧0就不会存在认识上的障碍,显然计划和市场都存在失灵。从我国现行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出发,本文对公地的悲剧这一问题进行再一次的探讨。
二、公地的悲剧博弈描述
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参与当事人在追逐个人利益的主观动机下,获得对社会和个人而言都是帕累托最优的理想结果,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下面的博弈加以描述。不失一般性,博弈由两个理性当事人组成。
表1 博弈矩阵1
合作背叛
合作(c, d) (a, b)
背叛(b, a) (d, c)
a>b>c>d>0
表2 博弈矩阵2
合作背叛
合作(a, a) (d, b)
背叛(b, d) (c, c)
a>b>c>d>0,a+d<b+c, 2c<b+d¹
从上面的博弈描述可以看出,当事人从自利动机出发,可以获得帕累托最优的结果,至于参与人最终的分配公平问题完全没有涉及。这种情况可称为/看不见的手0博弈。下面通过另外一个博弈,对/公地的悲剧0加以描述。公地的悲剧之所以成立,其基本的逻辑同样在于个体是自利的理性人前提之上。正是由于理性的个体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之下违背了社会理性的最优配置,从而造成当事者个体都获得帕累托较劣解。公地的悲剧可以从下表所示的博弈结构加以说明。上面的博弈结构存在两个纳什均衡解,双方当事人都采取合作策略的社会最优解构成帕累托最优(a, a),而双方当事人都采取背叛策略的个人最优解构成帕累托劣解(c, c)。观察行参与人的期望支付,设列参与人采取合作的概率为p,则行参与人采取合作策略和背叛策略的期望支付分别记为PC和PD。PC=pa+(1-p) d PD=pb+(1-p) c行参与人会做一个判断,他认为列参与人会以相同的可能性实施合作或背叛策略。在这种情况下p=12,则行参与人实施合作策略的期望支付PC=12a+d,实施背叛策略的期望支付为PD=12b+c,由a+d<b+c,可知PC<PD,这样自利的行参与人必然实施背叛策略,从而双方当事人获得帕累托劣解纳什均衡。
一般地,在均衡处有PC=PD,可得p*=c-da-b+c-d因为a+d<b+c则a-b<c-d,即p*>12
定义:在双人博弈中,均衡处的p*为采取合作策略的风险因子,则1-p*为采取背叛策略的风险因子。风险因子的含义为,在双人博弈中的两个策略k和k',一个参与人认为另一个人采取k策略时高于一个最小的概率p*,那么策略k就是参与人的严格最优反应º。上述博弈中合作策略的风险因子p*>12,背叛策略的风险因子1-p*<12。显然合作策略的风险因子大于背叛策略的风险因子,因此对于完全自利的理性人而言,采取风险因子较小的背叛策略是严格最优反应,因此虽然在该博弈中社会最优的合作均衡和个人最优的背叛均衡均存在,处于博弈中的个体最终会采取背叛策略这个帕累托劣解。当面对社会最优的帕累托最优解和个人最优的帕累托劣解时,由于个体是完全自利的理性人,最终在自利动机的驱动下,个体将采取背叛策略,其理由在于背叛策略相较于合作策略是风险占优的。上面的博弈描述准确地表达了公地的悲剧之所以产生,是基于西方主流经济学所界定的理性人假设。由此对于公地的悲剧这一协调问题的治理,基于个体自利的理性人假定,西方主流经济学认为其解决的措施包括:确定明确的产权,对公地采取私有化;或者政府收取绿色税的外部管制办法加以治理。这样基于完全自利的理性当事人,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当事人改变策略,得以达到社会最优的帕累托最优解。
三、基于公平偏好包含道德考量的个体效用函数对公地的悲剧的再检讨西方主流经济学坚持亚当斯密的理性人假设,认为基于个体自利理性在市场这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从而能造成满足社会最优的是出于当事人意想之外的社会最优结果。上面的博弈清楚地显示出正是这
个理性人假设,使得公地的悲剧成为现实。在现实经济中,公地的悲剧是大量存在的,例外的情况也依然存在,我们能发现在面对公地的悲剧这种协调问题时,交往当事人也能够通过关系互动(包括谈判、协商、监督等)而使得参与人获得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结果。实验经济学对有关偏好问题做了大量的实证研究,由此引发对个体偏好的再次审查。对于个体偏好的大量实验经济学研究表明,个体完全自利的理性人假设存在许多与现实情况矛盾之处。个体偏好在大量的情况下是处于情景依存的,同时也是基于历史路径依赖的。实验经济学通过大量的博弈实验,发现自利偏好不是个体所具有的唯一偏好,在个体交往的过程中,个体行为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复杂状态。这种复杂的状态表现为个体偏好种类,包括/不平等厌恶0、/互惠0、/愧疚0、/公平0、/对违反规范的惩罚0、/嫉妒0、/怨恨0等等大量显然存在的不同偏好。由此实验经济学针对上述偏好给出了不同的个体效用函数,函数的形式则相应于对不同偏好的侧重而不同¹。从个体/公平0和/自利0偏好考量,个体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全自利的理性人,相反个体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路径依赖的,个体的偏好也是情景依存的。一个人i和另一个人j进行交往,提出下面的个体效用函数。Ui=Pi+D(Pi-Pj)PiXj, -12[D[0º
上面所表达的个体效用函数表明,个体不是完全自利的,他会在一个D因子制约下考虑自身收益和别人收益的差距,个体会以适当的方式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于别人的影响。当D=0时,Ui=Pi,这样个体退化为完全自利的理性人;当D=-12时,Ui=Pi-12Pi-Pj,这样的个体是完全崇尚平均的收益结果,他对自己通过努力或者自有禀赋而获得超过别人的更多的支付这一事实漠不关心;另一方面,如果他获得的收益少于其他参与人,他也会不问原因而毫不犹豫地要求对方给自己一个补偿以弥补差距,可见他只是追求人人都获得相等的收益,这是一个希望绝对平均的极端个体。由该效用函数,得到行参与人的支付如下表所示: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要使得当事人达到合作策略的帕累托最优解,则必然要求个体将效用的影响因子设定为某一个D0。这个D0可以经过两个参与人协商加以确定,不妨假设,行参与人是先行动者,他确定一个D0,提出一个/要么接受要么拉倒0的协议,对于列参与人而言知道这个D0是对两人都有利的提议,显然列参与人会接受。由此,参与的当事人都将会采取合作策略,从而获得帕累托最优解。注意有D0>-12,显然对于任意一个先行动者都不会提出一个绝对平等的提议,因此绝对平等的方案是不可施行的。D0代表了一个实施方案,从上面D0的限制可以看出,具有上面效用函数的参与人,不是完全自利的理性人,他会以适当的程度考虑公平问题,他也不是对自己的利益漠不关心,相反绝对的平等是不可实施的方案,他所提出的方案必然会考虑个体禀赋和努力而形成的差异,这样的方案他会认为是/公平0的,
显然具有这种效用函数的参与人是有道德考量的参与人,不妨称之为/有道德的理性人0。
四、结论
从以上的研究可知,对于公地的悲剧这类协调问题的治理,西方主流经济学做出的私有化,以及政府干预实施绿色税等方案,其理论基础在于个体完全自利的理性人假设之上。相反如果个体不是完全自利的,而对于别人的福利是关切的,具有公平的偏好,这样的参与人之间的互动,即可以达到帕累托最优的纳什均衡解,从而达到个体和社会同时获得最优配置。这里会有一个反问,在现实的经济活动中,这样的参与人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考虑有这样一个村庄,村庄里的人是长期交往,具有相互帮助的历史记忆,通常他们都能互相关心彼此的状况,他们经过协商能够设定一个方案以共同使用村庄的公共资源,并且在长期中获得帕累托最优解。在现实中,可以看到在一个当事人长期交往的环境中,社会协调问题通过个体间相互的谈判和互相监督,更重要的是通过相互的关心而得以解决。个体行为从博弈的角度来看,不是孤立存在,相反它是对于对方参与人行为的最优反应。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具有行为中性的特点。这不由得引发我们的思考,公地的悲剧这一协调问题存在的制度环境问题,可以设想在一个保护私人权利的社会中,参与人的最优反应恰恰是完全的自利。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明白,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道德绝对不是无关重要的,道德的力量正是在于其能够排除帕累托劣解而指
引参与人共同获得帕累托最优解的结果。打破自利的理性人的教条,让我们更加重视道德的建设,建立一个由有道德的理性人组成的市场经济社会则是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