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
——苏联—俄罗斯转型经验研究
杨光斌 郑伟铭
2012-10-20 18:50:25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京)2007 年 4 期
作者简介：杨光斌，1963 年生，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
授（北京 100872）；
郑伟铭，1973 年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国内外政治学界对于苏联—俄罗斯转轨中国家形态与国家治理关
系这样重大的现实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这里所说的国家形态，并不是我们
熟悉的规范性的国家类型理论，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
及由此治理结构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
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
与具有相对稳定性的国家类型相比，“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和“自主性国家”
等国家形态具有周期性震荡的特点。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指导下的改革导致的是
一个失败型国家，叶利钦“新自由主义”下的俄罗斯是一个具有勾结性和掠夺性的
依附性国家，普京的国家主义式的“俄罗斯思想”所形成的是一个典型的自主性国
家。本着“观念—行为—绩效”分析路径，可以揭示每一种国家形态形成的因果链
条性关系，以及国家形态之间转换的内在政治逻辑。苏联—俄罗斯转轨中的得失
是政治学理论发展和国家治理的宝贵遗产。
关 键 词：苏联—俄罗斯 国家形态 国家治理
苏联解体和俄罗斯转型无疑是世纪之交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各国政治家
和学者自然倾力关注，其中政治学的研究最多。目前，国内外政治学界在此问题
上的研究主要有关于苏共失败和苏联解体的教训研究，①俄罗斯转轨中的宪政体
制建设与民主巩固问题。①我们认为，苏联—俄罗斯转型不但为共产党建设和民
主转型研究带来丰富的思想遗产，更是一次检验和丰富国家治理与国家理论的好
时机。毕竟，苏联解体是一个国家失败过程，而俄罗斯转轨则是一个新型的民族
国家建设过程。遗憾的是，中外政治学界对国家转轨与国家理论这样一个重大命
题关注不够。我们认为，国家理论不只是规范性理论，更多的是基于国家治理活
动的逻辑论证，又是典型的经验性理论。因此，苏联—俄罗斯转型中的国家治理，
不仅是政治学理论发展的宝贵资源，更是政治实践可资借鉴的镜子，尤其是对正
处于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的国家而言。
本文的逻辑结构是，首先简要地讨论与本题有关的国家理论，然后以苏联—
俄罗斯转轨的三个时期即戈尔巴乔夫时期、叶利钦时期和普京时期的国家治理形
态来验证有关国家理论。我们将会看到，在不到 20 年的时间内，苏联—俄罗斯
的转轨对于国家理论的发展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因为对于检验和丰富比较政治学
而言，没有哪个个案研究比苏联—俄罗斯这样的巨型国家更有价值，而其体现的
国家形态又经典地验证了有关国家理论。
一、国家形态理论
国家和国家理论一直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国家研究中，国家类型或
政府类型研究最能体现政治学的理论性。依据不同的标准和角度，研究者划分出
不计其数的影响巨大的国家类型，罗伯特•达尔称之为国家类型学。①国家类型
学固然因其简洁性与通识性而有利于人们认识一个国家的性质、面目甚至政治过
程。但是，即使称为所谓的国家类型学，其中的规范性或应然性特征是显然的，
而一个国家的实际状态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不是应然性理论能够回答的。国家演
进的历史是，即便是同一类型的国家，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的更具掠夺性而有
的更具慈善性；即使是不同类型的国家，却可能产生相同的行为方式，从而形成
同一范畴的国家形态。因此，这里所说的国家形态，并不是我们熟悉的规范性的
国家类型理论，而是指一个国家在特定时期所形成的治理结构以及由此治理结构
而产生的行为特征和治理绩效。在这个意义上，任何一种国家形态都具有历时语
境中的周期性或相对性，而不是国家类型学所规定的国家类型的稳定性或绝对性，
比如一个被贴上代议制民主标签的国家在 A 时期具有依附性，在 B 时期则更具
自主性，而在 C 时期则可能因为民主衰败而导致国家失败。国家形态的周期性
和相对性便衍生出多元化的国家形态，比如我们在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门类经
常看到的所谓的俘获型国家、勾结型国家、掠夺型国家、失败国家、依附性国家、
自主性国家、工具型国家，等等，其中每一种国家形态的周期性与相对性决定了
上述形形色色的国家形态又是有联系的，甚至可以转化。这里重点选择三种国家
形态即失败国家(failed state)、依附性国家(dependent state)和自主性国家
(autonomous state)。
失败国家。失败国家或国家失败(state failure)是一个古老现象，作为一种国
家理论却是新近的发明，是冷战以后、尤其“9•11”以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家为新
干预主义和防止恐怖主义的滋生与威胁而发明的一个说辞。①尽管失败国家产生
于特殊的政治背景，但是国家失败却是一种历史现象和现实存在，是一种不容规
避的国家形态。国外学者正就什么样的国家才算是失败国家进行很多讨论。我们
认为可以从国家目的的角度来观察。国家的基本目的就是为了(1)国家安全、(2)
国内秩序、(3)基本福利、(4)社会正义。换句话说，当一个国家不能提供前三项
基本功能时，这样的国家就是失败国家。从概念上说，国家失败就是因为国家治
理结构衰败和国内主权的丧失而导致的统治力下降甚至治理失效下的无政府状
态或次无政府状态。因此，失败国家的标准不但要考虑到国内治理状况，还应该
加上国家安全本身这个前提条件。有些失败国家的一个前提条件应该是国之不国，
即国家的分裂或解体。因为失败国家研究的起源是探究国际恐怖主义，因此在国
际关系理论那里，失败国家主要是美国政府所指向的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等
“弱国家”(weak state)演变而来的“失败国家”，这些国家失败的基本线路是：弱国
家—走向失败的国家(failing state)—失败国家。①
此外，还有苏联失败的道路，即“超强国家”(super-strong state)—“失败国家”。
没有哪个国家像苏联那样，强大的国家机器无处不在，也没有哪一个超强国家像
苏联那样一夜之间失败。因此，现有的西方失败国家理论不能完全用来分析苏联
的失败；正因为如此，研究苏联失败才是发展失败国家理论的难得资源。对于我
们而言，研究苏联式失败国家比研究阿富汗式失败国家更有现实价值。
依附性国家。相对于失败国家而言，依附性国家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概念，
因为它是一个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现代的国家
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
家的立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即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资本论》中，马
克思明确指出国家相对于经济关系是“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①因而，马克思的
这一国家观可以被看作是“依附性国家”，即作为“政治形式”的国家依附于在经济
上居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并为其服务。沿着这条思路，新马克思主义中的工具主
义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熟的今天，其统治方式可能有很多改变与完
善，但是国家的本质并没有改变。①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国家理论
在某种程度上为多元民主主义理论家从不同的角度加以证实。在达尔看来，在国
家政治层面，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往往剥夺了多数人的政治权力，因而存在寡头统
治。①这就意味着，达尔的多元主义演变为新多元主义，而后者与马克思主义的
国家观和民主观非常相似。①不仅新多元主义接受或认同国家的依附性特征，比
较制度分析学派提出的“勾结型国家”(11)和规制理论提出的“俘获型国家”(12)其实
都和依附性国家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简单地说，勾结型国家或俘获型国家是
一种强强（政府＋财团）联合，必然会对人民和社会实行掠夺，因而勾结型国家
又会演变为掠夺型国家，结果是干扰和阻碍市场的成长与经济的发展。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依附性国家—勾结型国家—俘获型国家”最有可能出现
在市场经济的形成时期，或者说在市场经济形成时期国家的依附性可能最为突出。
我们将会看到，因为依附财团而导致的国家俘获是俄罗斯转轨的第一阶段即叶利
钦时期的国家的突出特点。
自主性国家。与依附性国家相对应的国家形态是自主性国家。我们记忆最多
的是马克思的依附性国家理论，其实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国家的独立性或自主性的
一面。马克思关于国家的基本观点是，在成熟的阶级社会，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
具；而在阶级尚不发达的社会，国家主宰着经济发展。(13)在揭示国家的阶级本
质的同时，马克思并没有无视历史的基本存在，而是对国家的属性和形态进行了
经验性总结。比较而言，马克思的依附性国家或工具性国家理论兼具规范性和经
验性，而自主性国家则主要是一种经验性观察。
西方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其他学者发展着马克思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新马克思
主义者波朗查斯认为，国家的存在是为了维护其所运转的社会制度，为了这个制
度，国家可能会采取与资产阶级自身利益相抵触的政策，比如民主权利的扩大和
福利改革就是例证，因而国家具有“相对自主性(the relative autonomy of the
state)”。(14)在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国家自主性的讨论仍然限定在国家如何随着
生产方式和统治阶级的变化而变化，围绕这些变化而调整其国家功能。(15)事实
是，在历史上，国家本身就可能是产权和生产方式的制造者、保护者或破坏者。
(16)
在梳理新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基础上，哈佛大学教授斯考波尔(Skocpol)发现，
仅从阶级关系出发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一些重大事变，还必须分析处于国内压力和
国际压力中的国家组织，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国家自主性理论。斯考波尔认
为，国家不仅应该被看作各社会阶级为经济利益而斗争的舞台，国家更是一个自
组织系统。作为一套自组织系统，国家就有可能和统治阶级在经济和社会资源的
分配上竞争，国家所得资源的目标有时和统治阶级一致，有时不一致，而不一致
的目标甚至威胁统治阶级的利益。国家自主性存在的原因很简单，国家的基本目
的是维护秩序和国家安全。这就意味着，国家有时会以统治阶级的利益为代价而
向被统治阶级让步，国家甚至会和被统治阶级一道而遏制统治阶级的利益。安全
的需要意味着国家安全战略目标和行为原则有可能直接威胁着统治阶级的利益。
因此，国家至少有脱离直接的统治阶级控制的潜在自主性，但是其实际自主性的
程度和自主性的影响，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7)作为一种周期性或相对性的国
家形态，“国家自主性不是任何政府系统固定的结构特征。它可以被获得也可以
被失去。”(18)这一经验性论断正是为俄罗斯所量身定做，在苏联—俄罗斯转轨
过程中，一个强国家在失败以后，自主性国家消失了，但是最终被普京总统找回
来了(bringing the state autonomy back in)。
二、从“强国家”到“失败国家”
斯大林模式使苏联从落后的工业—农业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但
是丧失了个人能动性的国家最终停滞不前，必须改革斯大林模式是 20 世纪 80 年
代苏共上层的共识。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却使苏联在极短的时间内从“强国
家”走向“失败国家”，而其中的关键则是没有处理好思想观念与政策选择的关系，
在“新思维”下选择了错误的改革战略。
(1)“新思维”与改革战略的选择。马克斯•韦伯坚信观念的作用，认为“观念所
形成的‘世界镜像’(world images)像扳道工一样决定着受利益动力驱动的运动行动
的轨道。”(19)凯恩斯主义根本改变了美国洛克式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20)在一
个意识形态多元化的社会观念尚且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更不用说观念之于社会主
义国家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变迁的作用了。在苏联这样一个意识形态一元化和高度
集权的国家，观念对于制度变迁的威力比多元化意识形态更加强大。只有理解了
观念与制度变迁的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与苏联解体的因
果性链条关系。
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路线图是，首先进行经济改革；而当经济改革没有预期的
成效时，戈尔巴乔夫认为是制度性“阻碍机制”影响了改革的深化，决定清理“阻
碍机制”，实行“全面改革”；而根本性改革的出路在于“新思维”，即实行公开性、
民主化和多元化，最终实现“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
根据制度变迁的一般经验，观念要成功地引领制度变迁并成为制度的一个组
成部分，还需要结合相应的条件或因素。第一，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思想观念，
要成功地引导制度变迁，最终还有赖于观念与时机的契合。观念是重要的，但是
观念之所以能够成功地改变现实，不在于观念本身多么地完美和诱人，而在于它
因时因地的适用性。(21)所以，只有而且仅仅只有当制度中的行为者有动力和时
机将政治观念转变为政策时，我们才能说观念有了一个好的契机。第二，作为“时
机”的延伸性条件，政治家和决策者的政策选择或制度安排的顺序，对于观念的
引导性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为什么失败？关键是制度变迁的战
略选择出了问题。
(2)公开性与共产党合法性的丧失。在“新思维”的指导下，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是公开性讨论，认为这是揭开斯大林模式的盖子、在思想上清理“阻碍机制”的必
由之路。从意识形态一元化到多元化，仅发生在一年之内。公开性大讨论形成了
反共、反社会主义和美化资本主义制度、赞扬资产阶级价值观的舆论和思潮，从
而加深了人们对苏共和社会主义信仰的危机。(22)为什么苏联官方理论很快就败
下阵来呢？原因是，在苏共一元化意识形态下，“只能搞一家独鸣，只有在一言
堂中宣布自己是战无不胜，实际上并没有战斗力……原因之一就是其中不少理论
观点已变成离开权力的支持就站不住脚的理论。”因此，“教条主义的理论是一种
用马克思主义的词句装饰起来的、貌似革命，实则保守、落后、脱离实际、脱离
群众的苍白无力的理论，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只能断送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论。”
(23)
在斯大林模式的苏联，国家权力集中体现在苏共的组织体系上。公开性运动
摧毁了苏共的道德基础，使苏联共产党丧失了统治的合法性，同时也意味着苏联
丧失了立国的基本价值体系。在一个封闭的政治体系中，合法性缺位与政权更迭
并不是立竿见影的关系；但是在一个开放的、多元化的政治体系中，丧失了政治
合法性的苏共在后来的民主化政治改革中就必然节节败退。
(3)民主化与国家组织力量的瘫痪。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改革是公开性与民主
化并举，而在民主化改革中，不间断的“革命性改革”迅速摧毁了传统上作为国家
权力组织力量的苏联共产党。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1988 年 6 月）决定进行
“革命性的改革”。在公开性运动的推动下，党内出现分歧，党外有党，苏共的组
织力和领导能力大大下降。苏共中央全会（1990 年 2 月）进一步决定，在政治
上放弃一党制而实行多党制，改总书记制为总统制。紧接着，苏联第三次人民代
表大会（1990 年 3 月）删去宪法第六条关于苏共领导地位的规定，并选举戈尔
巴乔夫为总统。苏共二十八大（1990 年 7 月）规划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新苏联：政治体制上的议会制、政党政治上的多党制、意识形态上的多元化、经
济体制上的市场经济。一个西式的政治版图正式形成。
在短短的两年内，戈尔巴乔夫对苏共完成了“革命性改革”。上述改革，尤其
是实行多党制和议会制意味着，维系国家权力的组织力量不再是共产党。戈尔巴
乔夫的政治逻辑是，“阻碍机制”其实就是以苏共为核心的国家权力，只有建立了
替代性国家权力体系即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核心的总统制，才可以进行根本变革。
这里不是理论本身的合理性问题，而是现实政治逻辑的结果。丧失了道德合法性
的苏共在多党制下既不可能成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主导力量，也不可能在加盟共和
国的选举中赢得胜利，只能让位于民主反对派；而人民代表大会中的多元化政治
力量和加盟共和国非共产党化，必然会架空宪法上享有巨大权力的总统，整个国
家因此处于失控状态。鲁莽的戈尔巴乔夫未能认识到，在一个党—国同构的体制
中，国家权力体系中的主导性组织力量的倒塌其实也就是国家的无政府状态，而
在民主化运动中兴起的民族分离主义则直接瓦解了苏联。
(4)多元化与民族分离主义的加强。公开性和民主化必然导致多元化。多元
化既是民族分离主义崛起的原因，也是民族分离主义的结果。苏联建国以来一直
面临严峻的民族主义问题，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却异口同声地宣称，苏联民族
问题已经完全解决了，戈尔巴乔夫在改革的初期也不断重复其前任的判断。(24)
由于长期以来的自欺欺人，这个可能威胁苏联国本的问题被束之高阁，戈尔巴乔
夫也根本没有意识到在公开性和民主化过程中民族问题的严重性，结果民族分离
主义一发而不可收拾。当 1989 年 4 月格鲁吉亚首都帝比利斯因民族主义运动而
发生了严重的流血事件，苏共领导层和苏联社会的共识是，必须用“民主的方式”
处理包括民族问题在内的国内政治问题。结果受到民主化推动的民族主义，迅速
成为一支肢解苏联的势不可遏的力量。1990 年春天，波罗的海三国宣布独立，
与苏联展开“主权战”和“法律战”，这意味着作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苏联开始走向失
败。
在“新思维”指导下，戈尔巴乔夫的“根本性改革”所产生的民主反对派事实上
取代了苏共而使国家权力联邦化甚至碎片化，而在民主化浪潮中兴起的民族分裂
主义让苏维埃联邦和联邦总统的权力形同虚设。在苏联，国家权力的脊柱是共产
党，苏共通过干部委任制和对政府、社会的归口管理制度而在政治上、组织上和
政策上领导着立法机关、政府、军队和社会，党和国家是政治生命共同体。在这
种条件下，苏共的失败就是国家的失败，反之亦然。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戈尔
巴乔夫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戈尔巴乔夫试图设置一个能够反映民意的国会，
再由其选举一个权力极大的总统，由他本人担任。其目的是绕开共产党的组织力
量，建立一个新的合法性来源，以便他动员社会力量并推动其改革大计。但突然
获得巨大权力的人民代表大会事实上成了民主反对派公开批判共产党而进行政
治动员的场所。不仅如此，与叶利钦通过直选而成为俄罗斯总统（1991 年 6 月 12
日）比较，戈尔巴乔夫所获得的合法性基础更加脆弱。一个既无组织体系支撑又
无坚实的合法性基础的总统，只能随风飘摇。
正是因为政权衰落和事实上的崩溃，民族主义才可能引发国家的解体。有历
史学家认为，虽然苏联一直存在民族问题，不能简单地把苏联看成是一个早已存
在的、划分严格的民族团体基础上的体制。虽然有些共和国如格鲁吉亚是以早已
存在的独立国家为基础的，但是很多其他的民族则从来没有独立过。苏联快速的
经济和社会发展，是各不同团体产生民族意识的关键。(25)而当政权衰落、经济
危机的时候，民族问题则更加凸显。
苏联国家失败路线图
因此，除了民主反对派和民族主义外，第三种推动苏联解体的势力就是失败
的改革而导致的经济危机。在苏联解体的 1991 年底，经济状况极度恶化，通货
膨胀高达每月 12%，GDP 下降了 13%，对外贸易持续逆差，卢布加速贬值，人
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在经济危机的条件下，在民主反对派和民族分裂主义的合
力冲击下，作为国家权力主导力量的苏联共产党顷刻瓦解，一个超级大国突然消
失。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勾画出一套清晰的国家失败路线图（见图）。近代史上没
有哪个大国像苏联那样因治理失效而在一夜之间自毙，西方学者笔下的“失败国
家”的后果均没有苏联失败来得严重。在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上，车臣事实上成为
恐怖分子的栖息地和发源地；在国内治理上，苏联遗产的主要承袭者俄罗斯在相
当长的时间内法律失效，黑社会当道，很多人的社会福利得不到基本保障。一句
话，苏联解体标志着国家基本安全不复存在，国内处于无政府或亚无政府状态，
是一个失败国家的典型。
三、依附性国家的治理失败
俄罗斯向何处去？相信在民主化运动中获得权力的叶利钦并不自信，他在急
剧变革之中也不可能设计一套清晰的治国理念。但是有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新政
权急需一个新的政治阶级基础，历史上很多新政权的做法就是给人民财富而加强
新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因此私有化成为首选，而国内以盖达尔和丘拜斯为首的“圣
彼得堡帮”似乎早已为此作好了思想和政策准备。同时，叶利钦的成功离不开西
方国家的支持，而俄罗斯又急需西方国家的援助以摆脱经济危机，以“华盛顿共
识”为标志的新自由主义顺势而入，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萨克斯(Jeffery Sachs)成
为叶利钦的经济顾问。新自由主义最终导致了分配性冲突，产生了意料之外的政
治后果和制度安排。首先，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一阶段）瓦解了新政权
的政治同盟，形成了举世闻名的总统—国会冲突（第二阶段），丧失了民意和政
治同盟的叶利钦政权，转而更加依赖寡头集团，形成了一个典型的“依附性国家”
（第三阶段），依附性国家必然伴随着失败国家的特征。
新自由主义及其在俄罗斯的实验。首先，新自由主义笃信自由放任的市场机
制，反对国家干预。其次，新自由主义提倡财产私有制。第三，新自由主义反对
凯恩斯主义式的财政扩张政策，反对通货膨胀，主张物价稳定，认为这是市场机
制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为此，萨克斯把他的新自由主义式的“休克疗法”概括为
“三化”，即自由化、私有化和稳定化。(26)
盖达尔和丘拜斯照单全收。在经济结构转轨最需要国家干预的时候，政府首
先取消了除燃料价格以外的所有价格管制和国家指令（1992 年），同时大幅度
削减政府支出。政府支出从 1991 年所估算的占 GDP 的 %，掉落到 1992 年
的占 GDP 的 %，1993-1994 年的 35%，1995 年的 %，甚至低于美国的
%的水平。(27)
在实行自由放任的经济改革的同时，盖达尔政府也在大力推动私有化改革。
“私有化的总设计师”丘拜斯的全部理念是，把俄罗斯的工厂白白送人没有什么关
系，重要的是把它们转移到私人手中。(28)在缺少原始资本的条件下，为了加快
私有化，政府决定将有偿私有化与无偿私有化的方式结合起来，其中最突出的是
私有化第一阶段（1992-1994 年）实行无偿的“全民私有化”。(29)因为强调职工
的优先购股权，“全民私有化”又事实上成为一种“职工私有化”，多数股权落入职
工手中。这种私有化的问题是，第一，由职工作为企业的所有者，工人不能失业，
很难改革企业的治理结构，企业绩效难以提高，反映到国民经济上来就是总产值
的持续下降。(30)第二，由于认股权证不登记在特定人名之下，可以公开交易，
可以兑换货币使用，可以投资基金，还可以购买公寓甚至伏特加酒，因而成为一
种准货币，破坏了平等分配国有资产的原则。(31)第三，因为认股权证可以流通，
一些企业经理就以不发工资或其他手段而迫使职工向其低价出售，因而全民私有
化又成为企业经理敛财的手段，结果 2/3 的中型和大型企业在私有化后控制权落
到原来的管理人员手中。因此，突然获得财产权的俄罗斯人在一定时期内成为新
政权的阶级基础，但是经济状况的恶化又使他们迅速成为现政权的反对者。
自由化和私有化没有带来预期的稳定化和经济增长，相反是恶性的通货膨胀
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俄罗斯经济在 1991 年已经出现衰退，1992 年实行休克疗法
后衰退加速了。在休克疗法以后的 4 年里，GDP 下降了 42%，工业生产下降了
46%。与之比较，美国在大萧条的四年时间内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 30%，而俄罗
斯的衰退居然超过美国的大萧条。(32)与此相对应，1992 年工人平均实际收入下
降到 1990 年的 68%，到 1995 年下降到 1990 年的 48%。因为生存危机，
1992-1995 年间人口均为负增长，死亡率大增。(33)与其他转型国家相比，自然
条件和经济基础最好的俄罗斯，经济表现最差，经济持续恶化，到 1998 年成为
苏联东欧地区唯一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34)
休克疗法而导致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根本性地改变了俄罗斯的阶级结构，
也迅速改变着既定的政治生态，形成了总统与议会之间的持续冲突。
总统—议会冲突与宪政危机。在民主化运动中，叶利钦总统和俄罗斯人民代
表大会曾形成密切的同盟关系。为了对付共同的敌人戈尔巴乔夫以及苏联的压力，
叶利钦和议会曾密切合作。在 政变以后，如日中天的叶利钦总统要求俄罗
斯人民代表大会授予其一年的独裁权力，总统兼任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获得议
会批准。但是休克疗法迅速恶化了二者关系。休克疗法造成的通胀引起人民的强
烈反感，这种状况自然会反映到作为人民代表的国会，因而国会议长一开始就公
开反对政府的自由化价格改革和私有化政策。除了经济改革而引发的冲突外，国
会中共产党和左翼的影响很大，而代表国有企业和农场经理阶层利益的中派也不
同意休克疗法。二者的冲突最终导致 1993 年 10 月流血事件。
随后叶利钦为自己量身制作的宪法使自己成为超级强势总统，享有解散国会
的权力，但是并没有因此而解决总统与国会之间的冲突。由于休克疗法导致的经
济持续衰退，叶利钦的政治基础受到动摇，民意支持率不到 5%，最低时只有
3%。因此在 1995 年 12 月的国会选举中，共产党一跃而成为第一大党，得票率
由 1993 年 12 月的 %上升到 %，占有 157 个席位，左翼政党达到 238 席，
超过半数，而支持叶利钦的政党只有 100 席。1995 年的国会比 1993 年更多地由
反对党操控。这样，总统与国会之间持续冲突，虽然其间有不得已的妥协与合作。
到 1996 年大选前，既没有国会支持又无民意基础的叶利钦转而完全依赖于财团
寡头。
财团私有化与依附性国家的形成。1994 年 7 月到 1995 年底，俄罗斯实行了
第二阶段的私有化即财团私有化。财团私有化的背景之一是车臣战争使国家财政
难以为续。鉴于第一阶段私有化的问题，国会通过了禁止私有化的法律。但是寡
头们设计了规避法律的私有化即著名的“抵押拍卖”(pledge auctions)。(35)通过内
幕交易的抵押拍卖，将俄罗斯最有获利能力的几个巨型国有企业以远远低于市场
的价格拍卖给几个财团，(36)从而形成了著名的“七财团寡头”，它们和其他金融
工业集团一道，控制着 50%的俄罗斯经济。(37)
即使在西方评论家看来，这场交易也不是市场化行为，而是一场程序合法的
公开掠夺，而寡头们所以能够掠夺国家财产，是因为寡头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对官
僚体制和财产有完全控制能力的政府，而是一个极度衰败的国家，这个国家既没
有能力行使征税这样的基本国家职能，也无法依靠其强制力而保持对其财产行使
政治或经济上的控制力。(38)
叶利钦把国家资产送给财团寡头，寡头们则把自己的政治支持给了叶利钦。
在 1996 年大选前的 4 个月，叶利钦的支持率只有 5%，无法和共产党候选人久加
诺夫相提并论。1995 年 12 月的国会选举意味着，叶利钦几乎没有可能赢得大选。
但是寡头们利用其控制的全国性媒体和雄厚资金，最终让叶利钦成功连任。这样，
叶利钦和寡头们形成了相互依附性政治经济同盟。首先，一些寡头如别列佐夫斯
基和波坦宁在大选后都进入政府担任要职，而叶利钦的女儿达吉扬娜与寡头们交
谊甚笃，对叶利钦的政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39)
其次，这些财团寡头得到国家的保护和补助，甚至成为特定行政部门的委托
金融机构，代为经营庞大的国家资金，从中获得巨额利益。反过来，政府在财政
上依靠它们购买政府的短期债券，或者提供赋税。(40)这种相互依附性政商关系
使得财团寡头的经济行为很不同于一般的私人企业。由于它们的垄断规模足以左
右市场，从而增加了交易成本。又由于其特殊的政商关系，凭借其特权和控制金
融行业，使它们不受硬预算的约束。因此，俄罗斯事实上成为一个高度的“依附
性国家”或“俘获型国家”下的扭曲的资本主义经济，掌控俄罗斯经济命脉的财团
寡头缺少积极改进效率的动机，导致经济的持续下滑和衰退。
依附性国家的治理失败。由于国家的依附性或者说因为国家的虚弱而不得已
的依附性，叶利钦的超级强势总统其实名不符实。在联邦政府中，原总统助理兹
维列夫说，叶利钦唯一可以控制的区域只有克里姆林宫本身。(41)因此，在中央
—地方关系上，在丘拜斯看来，总统和各部部长的命令在地方根本得不到执行，
中央也无力监管和处罚不执行命令的地方政府，“实际上国家管理机构根本就不
存在了”。(42)“共和国主权化”和州、区“共和国化”的要求屡见不鲜。为此，地方
政府制定了大量违背联邦宪法的法律法规，在 1994-1997 年的 9000 个地方法规
中，1/3 违反联邦宪法。(43)这一方面意味着紧张的中央—地方关系，还意味着
总统、中央的权威荡然无存。
国家治理结构的瘫痪必然带来国家治理失败。在叶利钦行将结束任期的时候，
1998 年与 1990 年相比，俄罗斯 GDP 下降了 50%以上，居民的平均购买力和生
活水平下降了 40%，生产和人民生活下降的幅度在独联体国家中是最大的。(44)
更为重要的是，叶利钦的俄罗斯是一个只有“民主”而无法制的社会，更谈不上法
治。俄罗斯重蹈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覆辙，一个高度依附性国家必然伴随着
治理危机，甚至是国家的失败。
到叶利钦后期，即使在西方学术界，也已经没有人不再承认俄罗斯转轨的失
败。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 1997 年就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
茨的看法很具代表性，即在一个长期奉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国家里，“市场”不可能
在一夜之间产生，与此相关的银行系统、税收制度以及私有财产的法规和概念也
只能逐步得到建立。因此，不仅“休克疗法”是有严重问题的，构成“华盛顿共识”
的原则也必须予以修正。(45)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优劣已经不用论证，然而在
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如何向市场经济过渡？在波拉尼看来，生产要素和货币的商
业化（自由买卖）是构建市场机制的决定性变量。然而在俄罗斯，由于长期的计
划经济，交换关系一直居次要地位，因此很难要求其支撑计划经济的组织和制度
结构在摧毁以后就自动地形成一个市场机制。(46)旧制度被打碎了，新制度难于
建立，经济持续衰退，而“革命者”所希望达到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没有办法得到
巩固。和其他转轨国家比较，未经“改造”而“转型”的俄罗斯，(47)虚度了八年的
大好时光。
四、找回国家自主性
面对失败国家，体弱多病、心力交瘁、无心恋战的叶利钦终于“战略性辞
职”，把权力交给了出身于强力部门的普京。治国理念完全不同于叶利钦的普京
在短短的时间内已经把俄罗斯打造成一个西方人非常不喜欢的“民主国家”。
国家主义的俄罗斯思想。面对一个失败国家，普京的首要任务是国家的制度
建设。普京的治国理念集中于他在 1999 年底发表的施政纲领中提出的“俄罗斯思
想”，其中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观念”和“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体
系”。(48)普京的目标是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和强国地位，而其中的关键路径是利
用俄罗斯传统思想中的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
普京的国家主义通过“可控的民主”和“主权民主”等理念而进一步体现出来。(49)
普京认为，“市场和民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干道”，而俄罗斯已经具备了民主
政体的基本形式，如多党制、普选制等，民主制不可逆转。但是为了避免实现西
方式民主而引发的政治动荡，就必须对民主加以约束。无论是“可控的民主”还是
“主权民主”，都是国家主义的政治宣示。
政治单一制与经济联邦制的二元化国家结构。如前所述，叶利钦留下的是一
个地方与中央争夺法律权甚至是主权的联邦制国家，这根本性地破坏了一个联邦
制国家的基本规则即统—国家主权下的权力与治理的共享。普京执政以后，迅速
地展开了加强国家权力体系的调整，首先针对的就是近乎邦联制的联邦制。普京
改变地方行政长官的产生方式，废除了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地方行政长官的制度，
代之以由联邦总统提名、地方议会批准；如果地方议会两次否定总统提交的候选
人，总统可以解散地方议会。普京的集权改革得到社会和国家杜马的支持，显示
吃尽新自由主义之苦的俄罗斯已经形成了实现平民主义诉求的国家主义的社会
基础。这种改革所形成的中央地方关系事实上已经具有很强的政治单一制色彩了。
在政治集权的同时，在经济上进行着分权改革，给地方更多的行政管理权和经济
自主权。(50)这样，普京时期的俄罗斯形成了政治单一制和经济联邦制的二元化
结构。或者说，目前的俄罗斯是一种法条意义上的联邦制，而在程序上和事实上
是单一制。
国家主导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叶利钦的遗产之一是对立性的国家—社会关
系(51)以及因为国家的依附性而导致的社会力量左右国家的态势。到普京上台后
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周边国家的“颜色革命”对俄罗斯带来的政治压力。面对这些
遗产和新的压力，普京以强悍的手段重新规制国家与社会关系。首先是对媒体的
控制，使其不得对重大突发事件随意报道，不得对政府随意批评。其次是对寡头
势力的打击，禁止其在政治领域中发挥作用。(52)再次，对非政府组织的规制。
非政府组织在“颜色革命”中起着关键作用。2005 年 1 月国家杜马通过了关于非
政府组织法的修正案，规定如果这些组织的活动不符合宪法，威胁俄罗斯国家利
益，政府将取消这些非政府组织。这样，一反叶利钦时期的强社会弱国家，普京
试图建立一个强国家弱社会的俄罗斯。
国家主导下的政党政治。叶利钦时期是一个无执政党的政党政治的政治制度，
(53)这显然不符合代议制民主的基本要求。普京把建立新型的政党政治当作其任
内的主要任务。为此，通过并修订《俄罗斯政党法》，使政党数目大大减少，
从 1999 年的 144 个减少到 2006 年的 36 个。(54)与此相适应，改革国家杜马选
举办法，将“混合选举制”改变为“比例代表制”，取消独立候选人，选民只能以选
举政党候选人的方式参与议会选举。这些改革规范了政党的组织方式，并形成了
“政权党”即“统一俄罗斯党”主导国家杜马的格局，从而消除了长期以来的府院之
争，国家意志能够更加顺畅地成为国家政策。
政府主导下的政治与经济关系。“私有化”是叶利钦留给俄国人的梦魇。但是
私有化并没有完成，到 2000 年底，国有企业虽然占企业总数的比例只有 11%，
但仍然有 1 万家，而普京计划将其减少到 2000 家左右。(55)普京不是要停止私
有化，而是要规范私有化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在继续私有化的过程中，重新
国有化也在进行。普京第二任期一开始，俄罗斯的主要行业出现了重新国有化的
现象，比如对尤科斯石油公司、西伯利亚天然气公司和古塔银行的国家收购。对
霍多尔科夫斯基的打击使很多企业主不得不以低廉的价格向政府出售其股份。重
新国有化使政府几乎在每个重要战略领域都建立了一个大型国有控股企业，大大
强化了国家对经济的主导作用。(56)
通过上述权力体系重组和制度建设，俄罗斯已经初步摆脱了衰弱国家形态而
成为一个让西方国家忧虑的正在远离西方式民主的自主性国家，强大的国家权力
体系使得国家意志和愿望能够变为现实。当西方国家欢呼俄罗斯时，俄罗斯却在
新自由主义的诱导下走向衰竭和失败；当西方国家批评俄罗斯时，俄罗斯却以“主
权民主”而走向稳定和繁荣。普京在 2004 年《国情咨文》中不无骄傲地指出，2000
年以来俄罗斯第一次实现了政治经济稳定。
从失败国家到自主性国家，其中的政治逻辑是什么？现任俄罗斯政府经济顾
问的弗拉基米尔•毛把俄罗斯的转型与当年的拉美国家作了这样的比较：自由主
义导向下的经济结构二元化往往会产生激烈的社会矛盾，而且自由主义的紧缩政
策会引起社会的普遍反对，结果在缺乏民主传统、政治建制不稳定、政党力量薄
弱的条件下就容易导致平民主义；而在面临国际压力的环境下，民族主义又是平
民主义的同盟军。(57)这就是俄罗斯政治变迁的可能性逻辑，但并不是必然的逻
辑，只是政治强人普京的出现才使可能变为现实。另外，我们认为，如果说新自
由主义在拉美的失败导致的是平民主义即事实上的民粹主义，而俄罗斯的平民主
义则不是历史上的民粹主义，而是能够实现平民主义诉求的国家主义。带有民族
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建设已经为俄罗斯的复兴打下了政治基础，自主性国家形态
将是俄罗斯强国的必由之路。
五、结论
不到 20 年的苏联—俄罗斯国家转轨不仅为国家治理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
也为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资源。第一，观念改变世界。对于俄罗斯这
样的发展中国家或转轨国家而言，观念的选择和适用性至关紧要。苏联—俄罗斯
转轨的教训是，不存在绝对好或坏的观念，观念的好坏必须以适用性为判断标准。
从戈尔巴乔夫到叶利钦，都是一个观念试错的过程，只有普京似乎才找到了国家
所需要的观念。第二，国家的作用至关重要。国家是秩序的维护者，规则的制定
者和实施者，因此国家本身要对国家的兴衰负责。特别对那些转轨国家而言，国
家的重要性更为显著。国家转轨本身就是国家制度的转型，因此保持国家制度的
稳定性并不是容易的事，但是只有国家制度的稳定才有可能进一步变革，否则国
家只能在变革中走向失败。戈尔巴乔夫的根本性改革其实就是在打碎自己赖以生
存的国家机器，而叶利钦因走向自由主义而无法建立强大的国家政权，只能在依
附他人中走向失败。普京正确地认识到，强大的国家权力体系是俄罗斯复兴唯一
可以依赖的资源。第三，自主性之于转轨国家的重要性。在市场经济成长的初期，
很多国家似乎都有一个因国家过渡依附财团寡头而导致的治理危机，19 世纪的
一些西欧国家曾经是这样，俄罗斯又重蹈覆辙。只有当国家行使更多的社会管理
职能而不仅仅是为了经济发展而被少数权贵俘获时，国家才能得到更好的治理。
也就是说，国家必须具有自主性。只有自主性国家才享有将意志变为现实的能力，
否则，无论是戈尔巴乔夫的“民主”还是叶利钦的“自由”都只是空中楼阁。
苏联—俄罗斯转轨的基本经验对政治学研究的启示是，第一，从亚里士多德
到今天，国家研究都应该是政治学的重中之重，因为毕竟国家是人类生活中最重
要的因素，“人类最高的善”即国家形式依然是一个探索和发展中的问题。但是，
正如苏联—俄罗斯转轨和其他国家的历史所揭示的，各种理论流派所关心的国家
类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那些将政治—经济—社会关系具体化的国家形态。
国家演进的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理想的国家类型并不必然能自动地实现人们的理
想，理想的国家类型甚至会践踏人们的理想。当俄罗斯的煤矿工人们以罢工的方
式而支持叶利钦的自由民主主义时，叶利钦给工人们的回报是什么呢？因此，研
究和探索国家形态在某种意义上比国家类型更有实践意义，脱离实际而抽象地论
证国家的作用多一些或少一些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关于苏联—俄罗斯转轨中的
国家形态研究，既是对国家治理经验的总结，也是对国家形态理论的一次验证，
更是对国家形态理论的发展。在俄罗斯转轨中，即使是具有不稳定和周期性特征
的国家形态，也不会是那么纯粹的。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国家的依附性，在政治
经济过程中又表现为勾结性和掠夺性，是治理上的失败型国家。这种多种国家形
态并存的现象说明了国家形态本身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理解或许是因为
学者们关于国家形态本身的规定性有问题。因此，虽然多学科的国家理论研究必
然会形成不同的学科特征，而寻求国家理论的共同话语以便于人们对国家治理现
状的正确认识以便实现国家的善治，正是政治学要解决的任务。第二，在众多的
国家理论流派中，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不可替代的。马克思的国家理论是在批判
或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中形成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出现也是民族国家形成和成长
的过程，因而马克思的国家理论对于研究民族国家建设而言具有普适性。在民族
国家成长过程中，发展道路多种多样，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而马克思对
于早期资本主义国家或成长中的民族国家的分析和批判无疑入木三分，比如国家
的依附性所导致的治理问题。但是，批判的马克思主义既是经验分析又是理论总
结，因而在一定意义上又具有建设性，那就是民族国家成长中的普适性经验，即
减少国家的依附性而增加国家的自主性。事实上，新马克思主义和国际社会科学
的国家理论都直接或间接地从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获得灵感，形成了丰富的分析性
概念，用于研究民族国家成长的问题，总结国家发展中的经验。因而，不能把马
克思的国家理论简单化，它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二重属性。
注释：
①考虑到历史上中苏关系和党际关系的特殊性，我国学者的这种关怀是很自然的。代表性的
成果有黄宗良《书屋论政》（人民出版社，2005 年）；陆南泉等主编《苏联兴亡史论》（人民
出版社，2004 年）；曹长盛等主编《苏联演变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 年）；
王长江《苏共：一个大党衰落的启示》（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 年）。国外代表性观点参见潘
广辉《西方学术界对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综述》（《俄罗斯研究》2003 年第 2 期）；李兴耕等
编《前车之鉴：俄罗斯关于苏联剧变问题的各种观点综述》（人民出版社，2003 年）；马歇尔•
戈德曼《失去的机会——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为什么会失败》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 年）。有
必要指出的是，国外有的研究根本文不对题，如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维尔的《来自上层
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年）居然把苏联的解体归结为资本主
义经济力量，完全颠倒了因果关系，该文关于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的有关数据倒是有参考价值。
①俄罗斯转轨是国际比较政治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代表性成果有 Juan Linz and A.
Valenzuela (eds.),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 Press, 1994); Juan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 Communist Europe(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96); Arend Lijphart(ed.), Parliamentary versus Presidential Government
(Oxford: Oxford Univ. Press, 1992); Larry Diamond(eds.), Consolidating the Third Wave
Democracies(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 Press, 1997)；吴玉山：《俄罗斯转型(1992-1999)：一
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2 年；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
俄罗斯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年；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
罗斯政治改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
①达尔：《现代政治分析》第六章“政治体系的差别”，王沪宁、陈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
①Failed States, Washington Quarterly, Summer,2002.
①Hans Henrik Holm,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Will Not Go away: Weak States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Michael Nicholson, Failing States, Failing Systems, papers for Failed States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uses, Prospects, and Consequences, Conference, Purdue University, West Lafayette,
February 25- 27,1998.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274 页。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5 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 892 页。
①参见密里本德《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沈汉等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
①Robert Dahl, A Preface to Economic Democrac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5.
①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第二版），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97 页。
(11)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周黎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 年，第 157 页。
(12)赫尔曼、考夫曼；《解决转轨国家中的政府俘获问题》，吴敬琏主编《比较》(5)，中信
出版社，2003 年，第 46-52 页。
(13)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132、676 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
民出版社，1995 年）第 119 页。
(14)参见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叶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年）。
(15)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6)参见诺思、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厉以平、蔡磊译，华夏出版社，1999 年）；
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年）。
(17)Theda Skocpol, States and Social Revolution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France, Russia, and
China, -31.
(18)Theda Skocpol,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see
Evans, Rueschemeyer and Skocpol(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p. 14.
(19)Max Weber, Social Psychology of the World's Religions，转引自戈尔茨坦、基欧汉编《观
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第 12
页。
(20)See Peter Hall(ed.), The Political Power of Economic I deas: Keynesianism Across Natio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21)Robert C. Lieberman, I deas, Institutions, and Political Order: Explaining Political Change. In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6,,2002,-712.
(22)黄宗良、孔寒冰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470 页。
(23)黄宗良：《书屋论政》，第 325 页。
(24)黄宗良、孔寒冰主编《世界社会主义史》，第 492 页。
(25)Ronald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Chapter 3.
(26)参见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14-15 页。
(27)参见科兹、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2002 年）第 224 页。
(28)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刘卫、张春霖译，中信出版社，2004
年，第 66 页。丘拜斯的这一理念在其主编的《俄罗斯式的私有化》（新华出版社，2004 年）中
得到了充分反映。
(29)所谓“全民私有化”就是每一个在 1992 年 9 月 2 日以前出生的俄罗斯人按人头发放一张
价值 1 万卢布 （当时相当于 25 美元）的认股权证，到银行缴 25 卢布就可以确认所得到的企业
的股权。
(30)参见科赫《出卖苏维埃帝国》（裘因等译，新华出版社，2000 年）。
(31)参见赵乃斌、姜士林主编《东欧中亚国家私有化问题》（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 年）。
(32)科兹、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 232 页；许新主编《叶利钦时
代的俄罗斯》（经济卷），第 144 页。
(33)上述数据参见科兹、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 238、245 页。
(34)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第 458 页。
(35)在一年的抵押贷款期限后，政府有两个选择，第一是还贷；第二，如果不能还贷就拍卖
抵押的股权以偿还贷款。
(36)例如俄罗斯第二大石油公司尤科斯的售价当时只有 1 亿美元，而一年后的市值是 30 亿
美元；年销售额为 250 亿美元的诺里克斯镍厂的 38%的股权的拍卖价是 亿美元。
(37)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第 144 页。
(38)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第 155 页。
(39)关于叶利钦时期政商关系的详细情况，参见张树华《私有化是祸？是福？俄罗斯经济改
革透视》第 3 编（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 年）。
(40)有关数据参见吴玉山《俄罗斯转型(1992-1999)：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分析》第 238-239 页。
(41)弗里兰：《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第 17 页。
(42)丘拜斯主编《俄罗斯式的私有化》，第 8 页。
(43)唐朱昌：《从危机到治理：俄罗斯中央和地方关系制度变迁评析》，《学习与探索》2006
年第 3 期。
(44)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第 459 页。
(45)Joseph Stiglitz, Whiter Reform? Ten Years of the Transition, Keynote speech at the World
Bank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Washington, DC, 28-30, April 1999).转引自陈
兼《未经“改造”的“转型”：西方学术界关于后俄罗斯时期经济转型的研究》，《俄罗斯研究》2004
年第 2 期。
(46)Antonio Sanchez-Andres, Jose M. March-Poquet, The Construction of Market Institutions in
Russia: A View from the Institutionalism of Polanyi. In Journal of Economic I ssues, .
36,no. 3.
(47)陈兼：《未经“改造”的“转型”：西方学术界关于后俄罗斯时期经济转型的研究》。
(48)《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编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年，第 7-10 页。
(49)参见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第 24-25 页；李兴耕《普京的“主权民主”》，载《当
代世界》2006 年第 7 期。
(50)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第 51 页。
(51)因为在财团私有化过程中利益分配不均，使得曾一致支持叶利钦选举的财团内部发生分
裂，财团寡头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因为没有得到意中的利益，而利用其控制的报纸和电视王
国对叶利钦和政府展开猛烈攻击。
(52)面对新的游戏规则，媒体大亨古辛斯基和别列佐夫斯基被迫卖掉他们的企业而流亡国外，
不愿意遵守新规则的霍多尔科夫斯基锒铛入狱。
(53)参见唐贤兴《无执政党的政治：后苏联俄罗斯政党制度的变迁》，载《复旦学报（社会
科学版）》2003 年第 2 期。
(54)李兴耕：《普京的“主权民主”》，《当代世界》2006 年第 7 期。
(55)参见许志新主编《重新崛起之路》第 141 页。
(56)参见赵秋艳《浅析当前俄罗斯经济中的“新国有化”趋势》，载《俄罗斯中亚研究》2006
年第 7 期。
(57)冯绍雷、相蓝欣主编《转型理论与俄罗斯政治改革》，第 21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