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卷第２期
２０１２年３月
浙 江 大 学 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４２，Ｎｏ．２
Ｍａｒ．２０１２
主题栏目：中国区域经济开放与发展问题研究 ＤＯＩ：１０．３７８５／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８９４２Ｘ．２０１１．０８．０４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１ ０８ ０４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ｓ．ｚｊｕ．ｅｄｕ．ｃｎ／ｓｏｃ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２０１２ ０１ １８
［基金项目］２０１０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１０ＹＪＣ８１００１３）；２０１０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立项社科规划课题（１０ＪＤＤＦ０２Ｚ）
［作者简介］韩福国，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地方政府创新与公共治理等方面的研究。
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基于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差异的跨案例分析
韩福国
（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摘 要］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
此大的差异？以中国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差异性为切入点，对五届（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
奖的入围项目进行跨区域、跨类型、跨年度等维度的数据分析发现，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显著关联，同时，
地方政府创新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从政治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发展的趋势，但公共服务仍没有成为中国
地方政府创新的焦点领域。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和政策层面为地方
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重视区域
发展中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
［关键词］地方政府创新；区域经济增长；关联性；创新差异；跨案例分析
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Ｉｎｔｅｒ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ＨａｎＦｕｇｕｏ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ｆｆａｉｒｓ，Ｆｕｄ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２００４３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ｙａｒｅ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ｒｏｌｅｓｓ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Ａｐｐｌｙｉｎｇｔｈｅ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ｗｅｈａ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ｅｄｔｈｅｎｏｍｉｎｅ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ｉｖｅＣｈｉｎａ
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ｗａｒｄｓ（２００１ ２０１０）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ｄ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ａｎｄ
ｃｒｏｓｓｙｅａｒｄａｔａｏｆｔｈｅｓｅｎｏｍｉｎｅｅｓｔｏ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ａｎｄ
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
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ｆａｒａｂｏｖｅｔｈａｔｉｎ
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ａｎｄｔｈｅｎｕｍｂｅｒｉｓｇｒｅａｔｅｒｉｎｔｈｅｕｒｂａｎａｒｅａｔｈａｎｉｎｔｈｅｒｕｒａｌ
ａｒｅａ，ｂｏｔｈｏｆｗｈｉｃｈｉｎｄｉｃａｔｅ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ｉｄｅａ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ｉｎｔｅ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ｈ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ｔｙｐｅｓ．Ｔｈｅｅａ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
ｗｉｔｈａｈｉｇｈｅｒｌｅｖｅ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ｅｎｔｅｒｓａｒｏｕｎｄ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ｏｍｅｅｔ
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ｅｓｔｒｏｎｇ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ｔｏ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ｈｉｓｒｅｇｉｏｎｉｓ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ｉｔｓ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ｓｍｏｒｅ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ｔｈａｎ
ｔｈａｔ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ｓ．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ｈａｓｍｏｒ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ｗｅｓｔｅｒｎｒｅｇｉｏｎｓｈｏｗｇｒｅａｔｅｒ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ａｌｌｋｉｎｄｓｏｆ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ａ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ｒｅｇｉｏｎ．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ｈａｓｔｅｓｔｉｆｉｅｄｔｈｅ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ｏｆ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Ｗｅａｌｓｏｆｉｎｄｔｈａｔｗｉ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ｔｈｅ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ｈａｖｅ 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 ｓｗｉｔｃｈｅｄ ｆｒｏｍ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ｒｅｆｏｒｍ ｔｏ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ｂｕｔ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ｈａｓｎｏｔ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ｌｙｂｅｅｎｐａｉｄｔｏ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 ｇｉｖｅｓ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ｎ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ｔｏｉｎｎｏｖａ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ｉｓｍｏｒｅ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ｉｎ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ａｒｅａｓｔｈａｎｔｈｅ
ｕ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ｏｎｅｓ．Ｏｎｏｎｅｈ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ｈａｖｅｇｒｅａｔｌｙｐｒｏｍｏｔｅ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ｄ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ｌｏｃ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Ｏｎｔｈｅｏｔｈｅｒｈａｎｄ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ｅｃｏｍｅｓｔｈｅｃｒｕｃｉａｌｅｌｅｍｅｎｔ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ｓｔａｔ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ｅｎｓｕｒｅｇｒｅａｔｅｒｐｏｌｉｃｙ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ａｎｄｌｅａｖ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ｉｒ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ｓｅｔｕｐ
ａｎｏｖｅｒａｌｌａｎｄｔｏｐｄｏｗｎ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ｐｏｗｅｒ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ｖｉｄｅ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ｆｏｒ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ｔｏ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ｔｈｅｓａｍｅｔｉｍｅ，
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ｈｏｕｌｄｐｕｔｓｔｒｅｓｓｏｎｌｏｃ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ｗｈｉｃｈｇｅｎｅｒａｔｅｓｔｈｅ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ｓｏｌｖｅｌｏｃ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Ｃｈｉｎａｃａｎｎｏｔｒｅｌｙｏ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ｏｎｅｆｏｒｉｔｓ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Ｒａｔｈｅｒ，ｉｔｍｕｓｔｐｕｓｈｆｏｒ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ｏａｓｔｏ
ｇｕａｒａｎｔｅｅ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ａｕｔ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ｔｅｒｃａｓ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中国近三十年的发展主要以区域经济增长为载体，形成了基于区域差异性的中国发展模式，其中
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地方政府的创新现象。戴慕珍（ＪｅａｎＯｉ）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苏联和东欧地
区不同，它并没有伴随着政治改革，因为它是在共产党仍然执掌政权的情况下取得的进展［１］。如果从
整体上判断，中国大陆整体性的政治创新并不突出，但这与中国地方政府的创新发展并不吻合。
在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模式中，为什么中国的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进程中扮演的角色呈现出如
此大的差异？在大致相近的宏观制度环境中，地方政府为什么会在区域市场化进程中作出不同的
创新行为选择？强制干预抑或消极无为，直接主导抑或间接引导，这些创新行为选择究竟是主政者
个人因素的产物，还是体现了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某种内在逻辑？
地方政府的创新行为模式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在长时段研究上一直缺乏量化证明和分析。本文
试图深入到地方政府创新模式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性中，解释地方政府行为选择的约束条件和激
励机制层面，为理解和揭示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创新行为选择的内在逻辑提供一个新视角。
２６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一、问题的界定：中国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功能
（一）中国经济增长的政府功能因素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兴起的内生增长理论强调了经济增长所必需的技术条件，以及技术进步的可能机
制［２９］。现有揭示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和管理学理论研究可归纳为对以下几个假设的验证（图１）：
图１ 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假设结构图
经济增长和管理创新理论都重视政府功能，尤其是地方政府，但地方政府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一直缺乏有力的解释，以往都把政府作为一个固定因素去考察，没有考察不同区域经济增长差异背
后的政府变化，也缺乏政府创新数量和类型差异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解释。
但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逐渐成为海内外学术界的
一个热点研究领域，由此涌现出了许多分析范式和观点。如解释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Ｍ 形经济”
模式［１０］、地方等级产权［１１１４］以及准联邦制［１５１７］都把中国社会转型看成是地方政府在市场竞争环境
中谋求地方经济发展的结果，即主要是地方政府发挥主动性、信息优势以及灵活性的结果。戴慕珍
在对财政改革激励下的地方政府行为进行经验描述的基础上提出了“地方法团主义”理论［１，１８２０］。
魏昂德（ＡｎｄｒｅｗＷａｌｄｅｒ）考察了不同层级的政府在组织特征方面存在的差异，阐明了地方政府具
有更大的动机和能力行使作为所有者的权益，形成了“政府即厂商”的理论［１２］。即使中央政府出台
了某些具体的经济改革政策，由于地方的差异性或者宏观政策的“不切差异化的实际”，也需要地方
政府通过创新进行“创造性政策执行转化”［１，１２，１８２０］。此外，还有人提出了“政治承包制”的概念［２１］。
国内学者认为，地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主动谋取潜在制度净收益的“第一行动集团”的
角色［２２］，因此，中国市场化的制度发展是“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是中央治国者、地方政府
官员和微观主体之间的三元博弈过程［２３］。也有学者提出地方政府具有为辖区微观主体服务的内
在动力，并力图把这种投资环境和公共服务质量的提高转化为辖区经济的高速发展，进而转化为政
绩显示的经济指标［２４］。
这些不同的解释模式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即地方政府在中国超大规模国家背景下的尝试和
努力机制。这表明地方政府的创新功能已获得了一种理论上的研究聚焦。
（二）研究评价与假设
政府创新一直是国际社会政府行动的焦点［２５２８］。国外文献表明，公共部门组织的创新主要涉
及国家现代化［２９］、知识管理［３０］、组织学习，以及激励创新或者公共／政策能力的手段［３１３２］等方面。
一些文献讨论了公共部门创新如何改变、组织和协调改革［３３］，以及领导者如何“释放”潜在的变革
３６１第２期 韩福国：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且坚持制度化等问题［３４］。在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创新的具体动因是不同的，但发展的压力是决定
其创新的最终根源。经济增长主导的“政绩”是政府创新的最大影响因素。政府创新往往是被各种
各样的尖锐矛盾和紧迫问题“逼”出来的①［３５］。
但政治学、行政学对于地方政府创新的研究大多停留在理论引进和概念演绎上，多把政府创新作
为机构改革的内容去看待，或者是立足于单纯的绩效考核视角，缺乏多维的视角、跨案例的路径以及
长时段的方法分析，缺乏政府创新的数量和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分析。因此，本文提出两个研究
假设：
Ｈ１：中国经济增长水平不同的地方区域，在创新数量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Ｈ２：中国经济增长水平不同的地方区域，在创新类型上存在着显著性差异。
本文在检验这两个假设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发展逻辑解释。
（三）研究案例的介绍
本文以五届（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作为分析文本，是一种基于文本分
析（ｃｏｎｔｅ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②的路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参选项目多年来一直呈稳步增长态势（表
１），说明“地方政府并不缺少创新的愿望与能力”［３６］。地方政府领导的社会责任感、官员的“政绩需
求”、上级机关、学术界和媒体的推动以及社会压力等都是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力［３７３９］。同时，制度
变迁和社会变迁也构成了地方政府创新的关键因素［４０４１］。
表１ 五届（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申报项目数量表
届别 申报数（个）
第一届（２００１－２００２） ３２５
第二届（２００３－２００４） ２４５
第三届（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２８３
第四届（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３３７
第五届（２００９—２０１０） ３５８
影响地方政府创新的因素很多，这是选择分析样本数据时遭到质疑最多的地方，因此，如何选
择一个全面、真实反映中国地方政府创新整体状况的样本一直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本文选择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案例作为反映政府创新的“文本”，１１３个入围样本是在总量１５４８个申报
样本的基础上产生的。
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申报不受政府层次制约。作为地方政府自发、自由申报的政府创新项
目，它使地方政府具有自主性。如果一个地方政府对创新不重视，说明其创新动力比较弱，申报积
极性也必然受到影响；重视政府创新的区域则比较关注创新的进展，希望获得上级的肯定和宣传。
这其中也有许多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级政府的政策引导，但地方政府创新的申报动力在
总体上是一致的③。
４６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①
②
③
一个“逼”字说明了政府创新的“不得已”和“不得不”。
文本分析属于无干扰研究，对有关创新的二手资料进行审核、分类和编码，对文本作解读性分析。
在分区域进行创新衡量的时候，也面临着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一个区域申报主体的数量会不会影响一个区域的入围项目？
任何一个层级的政府和政府部门以及社会组织都可以申报，浙江就会远远超过上海，这就造成在申报和创新积极性一致
的前提下，浙江和上海就会产生自然的项目数量差距。我们发现，这一影响虽然可能存在，但在许多申报主体较多的地
区，申报的项目数量和入围项目远远落后于上海。在考量创新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时，可以假设区域申报主体是一致的，
或者并不影响创新的差异性。
地方申报的创新项目在入围的过程中会不会存在人为的区域差异？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在地区
之间的确存在着评选方要考虑区域平衡的因素，这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普遍要求。但这一平衡的要
素对于创新比较强的区域是不利的。即便如此，我们在数据统计中发现，区域之间的差距依然十分
显著，因此，这一区域平衡的因素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在五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的评选中，有些地方在初期的评选中由于了解不充分，出现了申报不及
时的现象，我们发现在第一届中，经济增长较慢的内地和乡村的申报与入围数量还超过了发展较快
的东部和城市地区。但在时间跨度上长达十年的入围样本基本可以反映地方政府创新的意愿与能
力，具备分析的合理性和代表性［４１］。
最为关键的是这一奖项的严格评审程序和评审规则保证了这一项目的合理性，其评审队伍也
集中了相关领域的专家，因此，基于这个奖项的评选标准以及许多入围项目其后成为全国普遍推广
的制度，可以判断入围项目基本反映了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确立几个研究前提：第一，地方政府在创新申报上的积极性是一致的；第
二，地方区域内的申报主体差异并不影响整体区域地方政府的创新差异性；第三，项目筛选的区域
平衡因素并不影响不同区域地方政府创新的进展；第四，严格的评选标准保证了入围项目对于创新
实力的代表性；第五，创新奖在时间跨度上的连续性保证了区域创新的平等性。
二、政府创新差异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数据分析
（一）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的数量差异分析
对地方政府创新进行单纯数量的差异分析是区域间政府创新的最简单比较，但也是最直观和
最基本的比较分析，数量差异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区域之间创新活跃性的差异。
１．东中西区域三分法的数量差异比较
我们对东中西三个区域间（除我国港澳台地区外）的各届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入围数量进行了整
理，结果如表２所示：
表２ 东中西三个区域各省份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数量
区域 省份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总数
东部区域
浙江 ２ ３ ４ ４ ４ １７
广东 ２ １ １ ２ ３ ９
江苏 ２ ０ ２ １ ４ ９
北京 ０ ２ ２ １ ２ ７
上海 ２ ０ １ ２ １ ６
河北 １ ２ ２ ０ １ ６
山东 ０ １ ０ ２ ２ ５
福建 ０ １ ２ ０ １ ４
海南 １ １ ０ ０ ０ ２
辽宁 ０ ０ １ ０ １ ２
天津 ０ ０ １ ０ ０ １
合计 １０ １１ １６ １２ １９ ６８
５６１第２期 韩福国：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续表２
区域 省份 第一届 第二届 第三届 第四届 第五届 总数
西部区域
四川 ２ ２ ２ ３ ２ １１
广西 １ ２ １ １ ０ ５
重庆 ０ ０ ２ ０ １ ３
新疆 １ ０ ０ １ １ ３
贵州 １ ０ ０ ０ １ ２
陕西 ０ ０ １ ０ １ ２
云南 １ ０ ０ ０ １ ２
内蒙古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西藏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宁夏 ０ ０ ０ ０ １ １
甘肃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青海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６ ４ ６ ５ １０ ３１
中部区域
湖北 ２ ０ １ １ ０ ４
河南 １ １ ０ ０ ０ ２
安徽 ０ １ １ ０ ０ ２
黑龙江 ０ ０ ０ １ １ ２
湖南 １ ０ １ ０ ０ ２
江西 ０ ０ ０ １ ０ １
吉林 ０ １ ０ ０ ０ １
山西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合计 ４ ３ ３ ３ １ １４
数据来源：中国政府创新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ｏｒｇ。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年东部有６８个项目，占全部项目的６０．２％，平均每省６．２个项目；西部共有３１个
项目，平均每个省有２．６个项目；而中部区域只有１４个项目，平均每个省份只有１．７５个项目。从
时间跨度上看，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增长最快，而中部地区则持续下降。
我们在此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如何选择衡量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数据。在东中西
三个区域划分中，三个区域之间的省级单位数目不同，人口数量不同，面积也不相同，经济总量是否
还有比较的价值？最理想的方式是每个地级市区域的经济发展或者区域内人均经济收入与政府创
新类型和数量进行相关性比较分析，但仍存在经济发展数据的真实性问题。由于在国家的开发战
略中已经习惯性地使用三区划分的做法，因此，我们认为三个地区的经济总量与经济整体发展水平
的关联性更能说明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差异。
同时，衡量单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时仍面临着同样的数据选择问题。选择各个省的ＧＤＰ总量、
人均ＧＤＰ，还是人均收入？在公开统计数据均有水分的情况下，我们对三个数据都进行了比较，最
终呈现的是各省ＧＤＰ总量和创新的总体数量。笔者认为，连续十年的ＧＤＰ数据基本能反映一个
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
６６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从图２可知，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东部地区历年ＧＤＰ总量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且东部地区ＧＤＰ的
增长快于中西部地区，它们之间的增长差距也成扩大趋势，所以，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创新数量差
距和经济差距保持了基本一致的变化。
图２ 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我国东中西部ＧＤＰ总量比较图①
其中，中西部经济增长幅度相近，但中部地方政府创新却呈下降态势。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国
家开发大西部的政策给予西部地方政府更多的动力，而中部地区缺乏相应的激励机制。
经济总量与创新数量正相关的判断也面临挑战，即四川经济总量远低于广东等其他东部省份，
但创新数量却高于它们。这主要是因为四川是中国基层乡镇选举的国家试点省份②，其政府创新
入围项目偏多，而其他区域则缺乏相应的项目。
区域经济增长的核心要素之一在于地方政府创造一个有利于推动经济增长的氛围和环境，促
进区域内有创新能力的经济主体普遍、持续地发展，因此，地方政府就必须为了这一目标进行自身
的制度创新，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浙江地方“倒逼机制”的动机③。这就使经济增长较快的地区在创
新动力上要强于增长相对较慢的区域，从而造成了区域间政府创新数量的结果差异。
２．区域内数量差异分析
（１）中西部区域内数量差异分析
从图３可知，在西部区域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历年ＧＤＰ总量中，四川省的总量和增长幅度均远远
大于其他西部省份。
从表２可知，西部地方政府创新的入围项目在数量上极不平衡，在总共３１个项目中，四川有１１
个（占３５．５％），广西也连续四届均有入围项目，内蒙古有１个项目入围，甘肃和青海则一个都没有。
西部地方政府创新数量除了个别的省份因为特殊的政策原因而较高外，整体较低，且分布比较
平均。笔者在向广西官员咨询广西政府创新数量在西部比较突出的原因时，却得到了有关部门要
求地方进行项目的组织申报的答案。第五届广西缺失，是不是这一动机的激励失去了效应？这需
要后续的观察和分析。而内蒙古数据较低的可能解释就是它是一个资源性省份，经济增长和地方
７６１第２期 韩福国：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①
②
③
数据来源：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版。［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Ｂｕｒｅａｕｏｆ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ｄ．），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Ｙｅａｒｂｏｏｋ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２００９．］据此整理所
得，下图同。
基层乡镇直选并不像其他政府创新可以由地方政府做主，这是中国执政党的组织干部任命制度的头等大事，所以，这里的
试点意义尤其重大。１９９８年１２月，四川在步云乡的民主直选乡长的试点，是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乡镇长直选的第一
例，而且试点范围始终没有扩大。乡镇党委书记直选在四川、江苏、云南等十几个省份推广试点。参见王勇兵《四川省平
昌县乡镇党委公推直选调查》，载《中国改革》２００７年第９期，第１１ １６页。［ＷａｎｇＹｏｎｇｂ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
Ｎ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ｏｗｎＬｅａｄｅｒｓｉｎＣｈａｎｇ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ｙｏｆＰＲＣ，″ＣｈｉｎａＲｅｆｏｒｍ，Ｎｏ．９（２００７），ｐｐ．１１ １６．］
参见连晓鸣主编《浙江现象与浙江学术———浙江改革３０周年回顾与展望》，（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Ｌｉａｎ
Ｘｉａｏｍｉｎｇ（ｅｄ．），Ｔｈｅ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Ｍｏｄｅｌａｎｄ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３０Ｙｅａｒｓ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Ｂｅｉｊ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ｍｉｎｇＤａｉｌｙ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８．］余映丽、李进杰《模式中国：经济突围与制度变迁的７个样板》，（北京）
新华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ＹｕＹｉｎｇｌｉ＆ＬｉＪｉｎｊｉ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Ｍｏｄｅｌｓ：７Ｍｏｄｅｌ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ａｎｄ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Ｘｉｎｈｕａ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２．］盛世豪、郑燕伟《“浙江现象”：产业集群与区域经济增长》，（北京）清华
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ＳｈｅｎｇＳｈｉｈａｏ ＆ ＺｈｅｎｇＹａｎｗｅｉ，″Ｚｈｅｊｉａｎｇ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ａｎ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Ｂｅｉｊｉｎｇ：Ｔｓｉｎｇｈｕ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４．］
政府的关联性不强，主要是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中占了较大比重，而２０１１年发生的内蒙古国有企
业和当地居民的冲突事件可以作为一个佐证的案例。
图３ 西部省份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ＧＤＰ总量比较图
在中部地区的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的ＧＤＰ比较图中（图４），河南是一个比较突出的省份。河南
的ＧＤＰ总量高于湖北，而政府创新项目入围数量却少于湖北。区域接近的湖北和湖南两省中，
湖北有４个入围项目，湖南只有２个，山西在历届中一直缺乏。中部地区各个省份之间的入围
项目虽然有差异，但它们的数量都普遍较低，与西部省份的创新整体情况大致相同，都呈现出低
迷的状态。
图４ 中部省份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ＧＤＰ总量比较图
（２）东部区域内数量差异分析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发展历程中，主要区域模式有以“温台模式”为核心的“浙江模式”，以江苏
南部和浙江北部为核心的“苏南模式”，以及以“深圳特区模式”、“顺德模式”和“东莞模式”为核心的
“珠江模式”，还有“上海模式”等。从图５可知，在经济增长中，广东、江苏、山东、浙江也是相对比较
突出的省份。
由表２可知，东部各省均有创新项目入围，但是差异比较明显，在数量上，浙江、广东和江苏
属于地方政府创新的“第一军团”。在 ＧＤＰ总量第一军团中的山东，其地方政府创新入围项目
却相对较少，其他几个发达的省份如浙江、广东和江苏都比较多，而辽宁、海南和天津明显落后
于其他省份。
对山东的低创新现象，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山东经济以国有或集体大中型企业为主，地方政府
的政策和制度发挥的空间比较小，因此创新激励比较低。同时，浙江“放水养鱼”的民营经济模式可
８６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能造成经济统计数据缩水，而广东的外向型经济则提高了经济数据统计的准确性①，从而使广东占
据各省ＧＤＰ首位。近年来，全国各地向浙江学习的态势比较明显，尤其是广东、江苏和山东的官员
比较具有忧患意识②，因此，同一创新“军团”中的差异性，说明了创新的活跃程度不仅和经济增长
总量相关，而且和经济增长模式相关。这属于另一个研究议题范畴。
图５ 东部省份２００１—２００９年ＧＤＰ总量比较图
（二）东中西区域间地方政府创新类型差异分析
在经济转型时期，经济增长需要地方政府的行为创新进行政策供给，即使改革开放初期的浙江
“无为而治”或者“顺势而为”，也是一种政策创新的类型。在政府主导型国家里，经济增长首先需要
政府的行政体制改革，这一点也体现在西方国家现代经济增长的初期。政府改革往往是经济增长
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许多实证性研究验证了民主与发展之间的关联性［４２４８］。因此，我们需要进行
区域间创新类型的差异比较。
１．区域间政府创新类型的差异分析
本文将１１３个创新项目所涉及的内容划分为政治改革、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三类。在中国体
制下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很难严格区分，三者往往混合在一起，我们基本的分类标准为：政治改革
主要涉及民主选举、立法改革、政治参与、政务公开、权力监督等，其核心在于政治权力的有效监督
与政治权力的合理利用；行政改革关注行政程序简化、行政成本降低、行政公开透明等，它的焦点落
在政府机构如何高效运转这一问题上；公共服务则包括公益事业、社会保障、社区服务、就业扶持
等，意在改善现有社会服务并提供新的服务。地方政府的政治改革主要是以民主为核心，涉及政府
与社会的关系，而行政改革是政府对内在机构或者流程的重塑，公共服务是政府对外的服务供
给③。以此为标准，笔者把入围项目重新分类如表３所示。
９６１第２期 韩福国：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①
②
③
“总家底粤多于浙，总产值浙多于粤。”参见《数字看差距：广东要向浙江学什么？》，２００３年１月１２日，ｈｔｔｐ：／／ｗｗｗ．
ｓｏｕｔｈｃ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ｇｄｎｅｗｓ／ｇｄｔｏｄａ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２００３０１１２００４５．ｈｔｍ，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ＤｉｇｉｔａｌＧａｐ：Ｗｈａｔｗｏｕｌｄ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Ｌｅａｒｎｆｏｒｍ 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２００３ ０１ １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ｓｏｕｔｈｃｎ．ｃｏｍ／ｎｅｗｓ／ｇｄｎｅｗｓ／
ｇｄｔｏｄａｙ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２００３０１１２００４５．ｈｔｍ，２０１１ ０７ ０４．］
我们在“政府创新与治理调研问卷”中，通过对浙江、广东、江苏、山东、四川、广西等地官员的调查统计发现，官员的认知存
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广东、江苏和山东地方官员的忧患意识比较明显。
关于地方政府创新的类型分析已成为中国学者的研究热点，许多学者例如俞可平、何增科等人专门就此进行了研究和分析，
具体的详细分类可参考俞可平《应当鼓励和推动什么样的政府创新———对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的评析》，载《河北学
刊》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１２３ １２８页。［ＹｕＫｅｐｉｎｇ，″ＷｈｉｃｈＫｉｎｄ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ｕｌｄｂｅ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Ｈｅｂｅｉ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２（２０１０），ｐｐ．１２３ １２８．］笔者认为，太细的分类反而会造成更多的分类跨界，因此采取原始的简单三分法。
表３ 东中西区域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数量统计表
创新类型
东部
数量 比例（％）
中部
数量 比例（％）
西部
数量 比例（％）
政治改革 １２ １７．６ ６ ４２．９ １１ ３５．５
行政改革 ３４ ５０．０ ６ ４２．９ １４ ４５．２
公共服务 ２２ ３２．４ ２ １４．３ ６ １９．４
总量 ６８ １００．０ １４ １００．０ ３１ １００．０
我们发现，东部地区在行政改革和公共服务类型上比例较高，政治改革最低；中部地区在政治
改革和行政改革上较高，而公共服务最低；西部地区在行政改革比例上也较高，而政治改革的比例
更是高出东部地区。
通过上表可知，东部区域的创新类型集中于行政改革，而中西部地区的政治改革和行政改革相
对平均，公共服务则相对较少。这说明东中西部在政府创新奖的类型上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东部
地区的许多政治改革类项目背后的经济动机比较突出，比如温岭市“民主恳谈”项目，主要是由于地
方乡镇的财政预算额度越来越大，于是通过预算公开的民主恳谈进行约束，但申报名称为“浙江省
温岭市‘民主恳谈’”，所以把它归为政治改革类。政府创新的经济动机比较突出，这是许多专家考
察浙江地方政府创新项目的普遍感觉。
２．特定省份的创新类型比较
我们选择东中西最为突出的浙江和四川两个特定的区域来对比分析其创新类型的分布差异，
对比结果见表４：
表４ 浙江省与四川省创新项目类型对比表
创新类型 浙江省 四川省
政治改革
１．温岭市“民主恳谈”
２．台州市“乡镇（街道）团委书记直选”
３．武义县委、县政府：村务监督委员会
１．遂宁市市中区“公推公选”乡镇党委书记和乡镇长
２．雅安市“直选县级党代表”
３．平昌县委：公推直选乡镇党委成员
４．成都市新都区委：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５．雅安市人大常委会：乡镇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改革
６．遂宁市市中区步云乡“乡长候选人直选”
７．省总工会、成都市总工会：省际工会联动维护农民
工权益机制
行政改革
１．金华市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
２．杭州市政府：开放式决策
３．温岭市新河镇：参与式预算改革
４．湖州市委组织部：干部考核机制创新
５．松阳县委、县政府：农村宅基地换养老
６．温州市政府：“效能革命”
７．绍兴市政府办公室：政府办公室导入ＩＳＯ
９０００质量管理体系
８．湖州市“户籍制度改革”
９．庆元县委组织部：技能型乡镇政府建设
１．平昌县公开评税
２．成都市人民政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
３．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在线监督”预算执行
（西部行政改革）
４．遂宁市政法委：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
０７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续表４
创新类型 浙江省 四川省
公共服务
１．衢州市“农技１１０”
２．义乌市总工会：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
３．瑞安市人民政府：农村合作协会
４．宁波市海曙区人民政府：政府购买居家养
老服务
５．长兴县教育局：“教育券制度”
无
我们发现，浙江创新项目集中于行政改革与公共服务，而四川的创新项目多为政治改革方面，
公共服务没有获奖项目。这说明不同区域政府创新的取向存在差异：经济比较活跃的浙江省集中
于行政改革类的地方政府创新，而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四川省则集中于政治改革类。如果按照各个
省域比较其他省份就会发现，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广东、江苏等政府创新类型和分布比例与浙江一
致，而中西部省份则与四川省基本一致。
３．跨年度区域间类型差异分析
我们把历届地方政府创新的总体数量进行类型对比（图６），可以初步总结出地方政府创新类
型变化的整体性趋势。
图６ 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类型比较图
通过观察上述图形可以清晰地看出，地方政府创新奖的总体数量中，行政改革与公共服务占了绝
大部分，并且行政改革项目的比重逐渐增加，而政治改革则逐年下降，公共服务类项目基本保持平衡。
这一数据说明在发展趋势上，中国地方政府在整体上逐步把改革重心转移到行政管理创新上①。
我们再细分三个区域各自的类型变化趋势，结果如表５所示。
１７１第２期 韩福国：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① 当然，这一结论也有相反的判断。何增科认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类政府创新趋于活跃，但行政改革出现衰减的趋势。
一些地方探索的‘公推直选’等制度创新，也仍然停留在县乡等较低政府层级和少数省份内。民主决策等方面的制度创
新，也无法向更大范围内推广。甚至于，在改善监管、提高效率、节约成本等方面的行政改革创新，如公车、行政审批、采
购、招投标等方面的探索，势头也有所减弱。”参见何增科《中国政府创新的趋势分析———基于五届“中国地方创新奖”获奖
项目的定量研究》，北京“中国政府改革创新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央编译局２０１０年１０月１５日。［ＨｅＺｅｎｇｋｅ，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ａｔａｏｆ５Ｓ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Ａｗａｒｄｓ′，″ｐａｐｅｒ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ａｔ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１０ｔｈＡｎｎｉｖｅｒｓａｒｙｏｆ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ｅＡｗａｒｄ，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Ｂｕｒｅａｕ，２０１０ １０ １５．］笔者认为，这一判断差异的原因在于对创新类型的分类不同。
表５ 东中西区域历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创新类型数量变化趋势表
创新类型 届别
创新数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政治改革
第一届 ３ ２ ３
第二届 ２ １ ２
第三届 ３ ２ ２
第四届 ２ １ １
第五届 ２ ０ ２
行政改革
第一届 ３ １ ２
第二届 ２ １ ２
第三届 ８ １ ２
第四届 ５ ２ ４
第五届 １５ １ ５
公共服务
第一届 ４ １ １
第二届 ７ １ ０
第三届 ５ ０ ０
第四届 ５ ０ ２
第五届 ２ ０ ３
由三个区域内历届创新类型变化趋势可以发现，东部地区的行政改革增长幅度最大，这构
成了行政改革总量增长的核心部分，同时公共服务出现下降趋势，而政治改革保持稳定。随着
经济增长，市场经济的发展首先需要的是政府规制的变化以及具体管理政策的供给，这就使其
创新集中于行政改革，创新数量逐步提高，而政治改革则需要更加宏观的国家政治结构改革，需
要的时间也更长，这就导致东部地区政治类型的创新并不特别突出。中部地区的整体创新能力
持续偏低，无增加的态势，公共服务持续缺乏，而政治改革也并不突出，只有行政改革保持稳定。
西部地方政府创新的特点是，政治改革逐渐下降，公共服务和行政改革有增长态势。国家西部
大开发的政策使西部近年来的经济发展相对明显，我们在前面的各个省域的经济增长上也可以
清晰地看到这一点。由此，政府的行政规制政策变化就提上了日程，这和东部的发展趋势呈现
了内在的一致规律。
（三）地方政府创新数量和类型与经济发展的相关性检验
我们通过相关性检验对上述判断作进一步检验，由于２００１—２００２年的申报是在２０００年进行
的，评选过程和结果公布是在２００２年，所以选择的ＧＤＰ年份为２００１的数据，以此类推，五届对应
的经济数据分别是２００１年、２００３年、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７年和２００９年。为了更好地检验政府创新数量
与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我们选择项目公布后一年的经济数据，即２００２年、２００４年、２００６年、２００８年
和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进行检验。
我们首先按照届别进行各省区域的创新奖项目数量与各省ＧＤＰ总量之间的关联性检验，每一
届呈现出一个分析结果（表６）。
２７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表６ 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各创新类型数量与各省ＧＤＰ的相关性分析（Ｎ＝３１）
界别 检验类别 政治改革类 公共服务类 行政改革类 总量
第一届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４０４ ０．２８９ ０．２５９ ０．２２２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２４ ０．１１４ ０．１５９ ０．２３１
第二届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１７５ ０．３１７ ０．０９３ ０．３７３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３４７ ０．０８３ ０．６２０ ０．０３９
第三届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１６３ ０．０５４ ０．４７４ ０．４２６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３８１ ０．７７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
第四届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４８２ ０．３５５ ０．３５３ ０．５７５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６ ０．０５０ ０．０５１ ０．００１
第五届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３２１ －０．０４６ ０．６４５ ０．６９１
Ｓｉｇ．（２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７８ ０．８０６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注：表示通过了１％的显著性检验（双尾），表示通过了５％的显著性检验（双尾），下表同。
通过以上相关性检验，可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创新总体数量与ＧＤＰ的相关性逐年增强，
其中第一届不显著，第二届开始显著。第二，行政改革类创新与ＧＤＰ的相关性也越来越强，其中第
一、第二届不显著，第三届开始显著，说明地方政府进行行政改革的动力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第
三，政治改革和公共服务两类与ＧＤＰ的相关性都不强，显著性也不是很强，没有太多规律。这验证
了前面所提到的西部地区集中于政治改革类型的现象。第四，公共服务类型的政府创新没有成为
东中西地方改革的重点。
我们按照届别进行各省地方政府行政创新类型的数目与各省ＧＤＰ及各省其他类型的创新项
目数量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７所示：
表７ 五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入围项目行政改革类数量与其他类别之间的相关性分析（Ｎ＝３１）
界别 检验类别 ＧＤＰ 政治改革类 公共服务类 总量
第一届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２５９ ０．０８４ －０．０２８ ０．３７３
Ｓｉｇ．（２ ｔａｉｌｅｄ） ０．１５９ ０．６５２ ０．８８１ ０．０３９
第二届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０９３ ０．１６８ －０．１６４ ０．５２８
Ｓｉｇ．（２ ｔａｉｌｅｄ） ０．６２０ ０．３６８ ０．３７７ ０．００２
第三届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４７４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１ ０．６７６
Ｓｉｇ．（２ 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７ ０．７９３ ０．７４３ ０．０００
第四届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３５３ ０．２５４ ０．１１５ ０．７４８
Ｓｉｇ．（２ 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５１ ０．１６８ ０．５３７ ０．０００
第五届
Ｐｅａｒｓｏｎ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０．６４５ ０．２１４ －０．２８９ ０．９１０
Ｓｉｇ．（２ ｔａｉｌｅｄ） ０．０００ ０．２４７ ０．１１５ ０．０００
历届的相关性分析表明，行政改革类创新与创新总体数量在历届都是显著的，且相关性逐年增
强，其他两类创新与创新总体数量没有太多规律。这验证了行政改革在总体数量中的比重越来越
大，而且与经济的相关性较强的现象。
３７１第２期 韩福国：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三、结论与讨论
（一）初步结论
对于中国单一制国家结构而言，国家整体性变革主要取决于现有的制度空间，但我们通过中国
地方政府的创新差异分析，发现经济增长水平差异导致对政府创新取向的诉求差异，从而使中国区
域之间的地方政府创新存在着明显的数量与类型差异。
第一，经济增长水平高的区域，地方政府创新的数量远远高于经济增长水平低的区域。在东部
区域内，经济增长活跃的省份，地方政府创新数量比经济不活跃的省份明显较多。
第二，总体上分析，地方政府创新类型的主体集中于行政改革，说明区域行政改革与经济增长
水平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而政治改革和公共服务两类与经济增长相关性均不明显。
第三，经济增长水平高的区域，地方政府创新集中于行政改革，经济增长水平低的区域，地方政
府创新集中于政治改革。行政改革类在数量上主要集中于东部经济比较发达的区域，而政治改革
类在中西部比例相对较高。所以通过以上两类相关性的关联性分析，可以得出经济增长水平较慢
的区域，其政府创新多为政治改革，而经济较发达的区域，地方政府进行了更多的与经济增长直接
相关的行政改革。
第四，在创新类型上，地方政府的整体公共服务比较缺乏，政治改革不明显，说明两者的创新缺乏
激励机制或制度空间。通过长时段跨度比较，各个区域之间呈现出较明显的类型变化趋势，即由政治
改革向行政改革方向变化①。总体上，公共服务的内容并没有明显增加，这说明中国地方政府的发展
重心并没有太多地转移到社会服务，“服务型政府”的理念和意识仍然让位于经济增长的激励。
第五，东部进行政治创新的激励不明显，或者行政改革本身也包含政治改革内容在里面。这也
从另一方面说明，地方政府的政治改革空间有严重的体制因素，笔者在相关研究中已分析了地方政
府创新和中央政治空间的关联性问题［４１］。
（二）研究的政策含义
从区域发展的比较分析中可以发现，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活力有着重要的内
在关联。地方政府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地方市场化改革进程，创造出了一系列区域经济发展和管理
创新模式，这些实践为中国整体性制度变迁提供了地方性的经验支撑。同时，地方政府的创新行动
也主动探索了政府在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中的职能边界，在一定意义上完成了“创造性转换”。
同时，有学者认为地方政府的自主创新行为造成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ＧＤＰ增长，地方公共产
品和公共服务供给长期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中央宏观调控政策屡屡失效，“行政区经济”现象
久治不愈等一系列问题［４８］。事实上，追求ＧＤＰ的增长是整个中国的导向，地方政府往往受制于干
部提拔机制的激励或者制约而坚持这一导向。中央宏观调控要求又好又快，但如何完成这一任务
并没有清晰的路径，它仍然要落实在地方政府的行为上面。这就使地方政府面临着发展的悖论。
地方政府一直被视为政府改革的试验田，取得的成功经验常被其他政府吸收和借鉴。由于规
模较小且决策迅速果断，地方政府相较于中央政府更倾向于进行创新。区域发展与国家发展的不
同之处在于：第一，地方政府是营造区域发展环境的主体，国家发展环境则主要依靠由中央政府来
４７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① 行政改革的数量增多也与中国经济部门比较活跃有关，或者是因为每五年度的发展规划中有专门的行政部门改革的规划，但
这恰恰说明了两者关联性比较强。
营造；第二，地方政府是将中央政府的发展政策和制度具体化到地区的政策和经济行为之中的主
体，并根据具体地区的经济文化特征加以丰富和补充。
因此，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这种关联性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国的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
要重视区域发展中的地方政府创新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的建构。中央政府要自上而下地从制度
和政策层面为地方政府创新提供公共服务和政治改革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空间，充分重视地方政府
创新的自主性所带来的问题解决能力，而不能仅仅依靠地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创新激励，要从整体
上、自上而下地构建制度化分权机制。
具体而言，中央政府要使地方政府逐渐从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的“代理机构”转化为地方公共
利益的“合法代理者”，发展和维护地方公共利益，促进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中央政府要建构一个
合理化的中央与地方的互动秩序，形成各级政府公共权威层面的制衡机制，用法律和制度来保障中
央政府的权威性和各级地方政府的自主性，成为未来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发展方向。
（感谢《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修改意见！）
［参 考 文 献］
［１］Ｊ．Ｃ．Ｏｉ，″ＴｈｅＲｏｌｅ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ｈｉｎａ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１４４（１９９５），ｐｐ．
１１３２ １１５０．
［２］Ｋ．Ｍｕｒｐｈｙ，Ａ．Ｓｈｌｅｉｆｅｒ＆ Ｒ．Ｗ．Ｖｉｓｈｎｙ，″Ｉｎｃｏｍ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ＭａｒｋｅｔＳｉｚｅａｎｄ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Ｖｏｌ．１０４，Ｎｏ．３（１９８９），ｐｐ．５３７ ５６４．
［３］Ａ．Ｙｏｕｎｇ，″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ｂｙＤｏｉｎｇａｎｄＤｙｎａｍｉｃＥｆｆｅｃｔ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ｒａｄ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Ｖｏｌ．１０６，Ｎｏ．２（１９９１），ｐｐ．３６９ ４０５．
［４］Ｐ．Ｍ．Ｒｏｍｅｒ，″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ｔｕｒｎａｎｄＬｏｎｇｒｕｎ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９４，Ｎｏ．５
（１９８６），ｐｐ．１００２ １０３７．
［５］Ｐ．Ｍ．Ｒｏｍｅｒ，″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Ｖｏｌ．９８，Ｎｏ．５（１９９０），ｐｐ．
Ｓ７１ Ｓ１０２．
［６］Ｐ．Ｍ．Ｒｏｍｅｒ，″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ｓ，Ｖｏｌ．８，Ｎｏ．１（１９９４），
ｐｐ．３ ２２．
［７］Ｒ．Ｊ．Ｂａｒｒｏ，″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ｐｅｎｄｉｎｇｉｎａＳｉｍｐｌｅＭｏｄｅｌｏｆ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Ｇｒｏｗ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
Ｖｏｌ．９８，Ｎｏ．５（１９９０），ｐｐ．Ｓ１０３ Ｓ１２５．
［８］Ｇ．Ｇｒｏｓｓｍａｎ＆Ｅ．Ｈｅｌｐｍａｎ，″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Ｃｙｃｌｅ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０１，Ｎｏ．４０８（１９９１），
ｐｐ．１２１４ １２２９．
［９］Ｐ．Ａｇｈｉｏｎ＆Ｐ．Ｈｏｗｉｔｔ，″ＡＭｏｄｅｌｏｆＧｒｏｗｔｈ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Ｖｏｌ．６０，Ｎｏ．２（１９９２），
ｐｐ．３２３ ３５１．
［１０］Ｙ．Ｑｉａｎ＆Ｃ．Ｘｕ，″ＷｈｙＣｈｉｎａ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ｓＤｉｆｆｅｒ：ＴｈｅＭｆｏｒｍ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ａｎｄＥｎｔｒｙ／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ｏｆ
ｔｈｅ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Ｓｅｃｔ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ｆ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Ｖｏｌ．１，Ｎｏ．２（１９９３），ｐｐ．１３５ １７０．
［１１］Ａ．Ｇ．Ｗａｌｄｅ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ｉ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ｓｅｑｕ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Ｓ．Ｇ．Ｇｏｏｄｍａｎ ＆ Ｂ．
Ｈｏｏｐｅｒ（ｅｄｓ．），ＣｈｉｎａｓＱｕｉｅｔ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Ｎｅｗ Ｙｏｒｋ：Ｓｔ．
Ｍａｒｔｉｎｓ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ｐｐ．３ １８．
［１２］Ａ．Ｇ．Ｗａｌｄｅｒ，″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ａｓ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Ｆｉｒｍｓ：Ａ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ｓ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０１，Ｎｏ．２（１９９５），ｐｐ．２６３ ３０１．
［１３］Ａ．Ｇ．Ｗａｌｄｅｒ，″Ｍａｒｋｅｔｓａｎｄ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Ｔｅｓｔａｂｌ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Ｖｏｌ．１０１，Ｎｏ．４（１９９６），ｐｐ．１０６０ １０７３．
５７１第２期 韩福国：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１４］Ａ．Ｇ．Ｗａｌｄｅｒ＆Ｊ．Ｃ．Ｏｉ，″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ｉｎｔｈｅＣｈｉｎｅｓｅＥｃｏｎｏｍｙ：Ｃｏｎｔｏｕｒ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ｉｎＪ．
Ｃ．Ｏｉ＆Ａ．Ｇ．Ｗａｌｄｅｒ（ｅｄｓ．），Ｐｒｏｐｅｒｔｙ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Ｓｔａｎ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１ ２４．
［１５］Ｇ．Ｍｏｎｔｉｎｏｌａ，Ｙ．Ｑｉａｎ ＆ Ｂ．Ｒ．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Ｆｅｄｅｒａｌｉｓｍ，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ｔｙｌｅ：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ｕｃｃｅ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Ｖｏｌ．４８，Ｎｏ．１（１９９５），ｐｐ．５０ ８１．
［１６］［德］何梦笔：《政府竞争：大国体制转型理论的分析范式》，陈凌译，《广东商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
４ ２１页。［Ｃ．ＨｅｒｒｍａｎｎＰｉｌｌａｔｈ，″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Ｐａｒａｄｉｇｍ ｆｏｒｔｈｅ Ｓｙｓｔｅｍ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ＣｈｅｎＬｉ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Ｓｔｕｄｉｅｓ，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４ ２１．］
［１７］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ＷａｎｇＳｈａｏｇｕａｎｇ＆ ＨｕＡｎｇａｎｇ，
ＡＲｅｐｏｒｔｏｎＣｈｉｎａｓＳｔａｔｅＣａｐａｃｉｔｙ，Ｓｈｅｎｙａｎｇ：Ｌｉａｏｎ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３．］
［１８］Ｊ．Ｃ．Ｏｉ，″Ｆｉｓｃ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ｏｒｌ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Ｖｏｌ．４５，Ｎｏ．１（１９９２），ｐｐ．９９ １２６．
［１９］Ｊ．Ｃ．Ｏｉ，″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Ｓｔａｔｅ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ｓｍ，″ｉｎＡ．Ｇ．Ｗａｌｄｅｒ（ｅｄ．），Ｚｏｕｐｉｎｇｉｎ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ｏｎ：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ＲｕｒａｌＮｏｒｔｈＣｈｉｎａ，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８，ｐｐ．３５ ６１．
［２０］Ｊ．Ｃ．Ｏｉ，Ｒｕ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ＴａｋｅｓＯｆｆ：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ｆｏｒｍ，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
［２１］［美］托尼·赛奇：《盲人摸象：中国地方政府分析》，邵明阳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２００６年第４期，第
９６ １０４页。［Ｔ．Ｓａｉｃｈ，″ＴｈｅＢｌｉｎｄＭｅｎ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ｅｐｈａｎｔ：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ｂｙ
ＳｈａｏＭｉｎｇｙａｎｇ，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Ｎｏ．４（２００６），ｐｐ．９６ １０４．］
［２２］杨瑞龙：《我国制度变迁方式转换的三阶段论》，《经济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第３ １０页。［ＹａｎｇＲｕｉｌｏｎｇ，
″ＴｈｒｅｅＳｔａｇｅ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１（１９９８），ｐｐ．３ １０．］
［２３］杨瑞龙、杨其静：《阶梯式的渐进制度变迁模型：再论地方政府在我国制度变迁中的作用》，《经济研究》２０００
年第３期，第２４ ３１页。［ＹａｎｇＲｕｉｌｏｎｇ ＆ ＹａｎｇＱｉｊｉｎｇ，″Ａ ＭｏｄｅｌｏｆＳｔｅｐｗｉｓｅＧｒａｄｕ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ＡＲｅ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ｓｏｆＣｈｉｎａ，″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Ｎｏ．３（２０００），ｐｐ．２４ ３１．］
［２４］李军杰、钟君：《中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０４年第４期，第２７ ３４页。［ＬｉＪｕｎｊｉｅ＆
ＺｈｏｎｇＪｕｎ，″Ａｎ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ｃｔｉｏｎ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ＶｉｅｗＰｏｉｎｔｏｆＰｕｂｌ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Ｔｈｅｏｒｙ，″Ｃｈｉｎ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Ｎｏ．４（２００４），ｐｐ．２７ ３４．］
［２５］［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周敦仁译，上海：上海
译文出版社，１９９６ 年。［Ｄ．Ｏｓｂｏｒｎｅ ＆ Ｔ．Ｇａｅｂｌｅｒ，Ｒｅｆｏｒｍｉｎｇ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ｒａｎｓ．ｂｙＺｈｏｕＤｕｎｒｅ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ＳｈａｎｇｈａｉＴｒａｎｓｌａｔｉｏｎ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６．］
［２６］［美］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吴爱明、夏宏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Ｂ．
Ｇ．Ｐｅｔｅｒｓ，ＴｈｅＦｕｔｕｒｅ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ｉｎｇ：ＦｏｕｒＥｍｅｒｇｉｎｇＭｏｄｅｌｓ，ｔｒａｎｓ．ｂｙＷｕＡｉｍｉｎｇ＆ＸｉａＨｏｎｇｔｕ，Ｂｅｉｊｉｎｇ：
ＣｈｉｎａＲｅｎｍｉ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
［２７］Ｅ．Ｃ．Ｋａｍａｒｃ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ｒｏｕｎｄ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ｈｔｔｐ：／／ｕｎｐａｎ１．ｕｎ．ｏｒｇ／ｉｎｔｒａｄｏｃ／ｇｒｏｕｐｓ／ｐｕｂｌｉｃ／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ａｐｃｉｔｙ／ｕｎｐａｎ０１５６２６．ｐｄｆ，２００８ ０８ ０４．
［２８］ＬＳＥＰｕｂｌｉｃＰｏｌｉｃｙＧｒｏｕｐ，″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
ＮＧＯｓ，″２００８ １２ １２，ｈｔｔｐ：／／ａｐｉ．ｎｉｎｇ．ｃｏｍ／ｆｉｌｅｓ／ｔ３ＺＳｏｐＵＶＤｇｂｒｘｇｄＫｔＳＶＴｔｈ４ＲＹｔＱｔＯＪ９４ｓｏｊｏＫｋｅＣｂＡＮ１Ｏ３ｗＨＯ
ｋＥｕＤ８ＵＩＤＫＢＢＩ１ｄＯＡ３ｕｄＸｆＬ７ＡＶｖＧｌＩ４ｙｓｗＱＵ３１ｒ０ｇ４ＡＱｉＯｖＬ／４１．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ＰｕｂｉｌｃＳｅｃｔｏｒ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ｒｖｉｃｅＮＧＯｓＤｕｎｌｅａｖｙｅｔａｌ．ｐｄｆ，２００９ １２ １０．
［２９］Ｍ．Ｖｅｅｎｓｗｉｊｋ（ｅｄ．），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ｓｔｅｒｄａｍ：ＩＯＳ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３０］Ｄ．Ｅ．ＭｃＮａｂｂ，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ＰｕｂｌｉｃＳｅｃｔｏｒ：ＡＢｌｕｅｐｒｉｎｔｆｏ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ｒｍｏｎｋ：Ｍ．Ｅ．Ｓｈａｒｐｅ，２００６．
６７１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第４２卷
［３１］Ｒ．Ａｇａｒｗａｌ，Ｄ．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Ｍ．Ｂ．Ｓａｒｋａｒ，″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ｒｅａｔｉｖ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Ｇｒｏｗｔｈ，″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Ｊｏｕｒｎａｌ，Ｖｏｌ．１（２００７），ｐｐ．２６３ ２８６．
［３２］Ｄ．Ｂ．Ａｕｄｒｅｔｓｃｈ ＆ Ｈ．Ｇｒｉｍｍ，″ＴｈｅＥｎａｂｌｅＰｒｏｇｒａｍｉｎ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ＥｎｔｒｅｐｒｅｎｅｕｒｓｈｉｐＰｏｌｉｃｙＣｏｎｔｅｘｔ，″
ｈｔｔｐ：／／ｚｓ．ｔｈｕｌｂ．ｕｎｉｊｅｎａ．ｄｅ／ｓｅｒｖｌｅｔｓ／ＭＣＲＦｉｌｅＮｏｄｅＳｅｒｖｌｅｔ／ｊｐｏｒｔａｌ＿ｄｅｒｉｖａｔｅ＿００１２４６１１／ｗｐ＿２００８＿０５２．ｐｄｆ，
２００９ １１ １０．
［３３］Ｔ．Ｄ．Ｌｙｎｃｈ ＆ Ｐ．Ｌ．Ｃｒｕｉｓｅ，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ＢｏｃａＲａｔｏｎ：ＣＲ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３４］Ｓ．Ｋｅｌｍａｎ，ＵｎｌｅａｓｈｉｎｇＣｈａｎｇｅ：ＡＳｔｕｄｙｏ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ｎｅｗａｌｉ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
Ｂｒｏｏｋｉｎｇ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３５］周红云：《使农村民主运转起来———湖北广水“两票制”案例分析》，见俞可平编：《地方政府创新与善治：案
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３０１ ３３５页。［ＺｈｏｕＨｏｎｇｙｕｎ，″Ｍａｋ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Ｗｏｒｋ
ｉｎＲｕｒａｌＡｒｅａｓ：Ａ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ＬｉａｎｇｐｉａｏＺｈｉ′ｉｎＧｕａｎｇｓｈｕｉｏｆＨｕｂｅｉ，″ｉｎＹｕＫｅｐｉｎｇ（ｅｄ．），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ｐｐ．３０１ ３３５．］
［３６］吴建南、马亮、杨宇谦：《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动因、特征与绩效———基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多案例文本
分析》，《管理世界》２００７年第８期，第４３ ５１页。［ＷｕＪｉａｎｎａｎ，ＭａＬｉａｎｇ ＆ ＹａｎｇＹｕｑｉａｎ，″Ｔｈｅ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ｍｐｅｔｕｓｆｏｒ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ｉｒ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ｌａｔｅｄ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ＡｎＩｎｔｅｒｃａｓｅＴｅｘｔ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Ａｗａｒｄ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Ｎｏ．８（２００７），ｐｐ．４３ ５１．］
［３７］李景鹏：《地方政府创新与政府体制改革》，《北京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０７年第３期，第１ ４页。［ＬｉＪｉｎｇｐｅｎｇ，
″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ｙｓｔｅ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Ｂｅｉｊｉｎｇ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Ｎｏ．３（２００７），ｐｐ．１ ４．］
［３８］陈雪莲、杨雪冬：《地方政府创新的驱动模式：地方政府干部视角的考察》，《公共管理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第１ １１页。［ＣｈｅｎＸｕｅｌｉａｎ＆ ＹａｎｇＸｕｅｄｏｎｇ，″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ＬｏｃａｌＣａｄｒｅｓ
Ｖｉｅ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ｕｂｌｉｃ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Ｎｏ．３（２００９），ｐｐ．１ １１．］
［３９］陈天祥：《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因》，《管理世界》２０００年第６期，第２０２ ２０３页。［ＣｈｅｎＴｉａｎｘｉａｎｇ，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ｈｉｎａ，″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Ｗｏｒｌｄ，Ｎｏ．６（２０００），ｐｐ．
２０２ ２０３．］
［４０］傅大友、芮国强：《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动因分析》，《江海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４期，第９２ ９８页。［ＦｕＤａｙｏｕ
＆ＲｕｉＧｕｏｑｉａｎｇ，″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ｙｓｔｅｍ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Ｊｉａｎｇｈａｉ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
Ｎｏ．４（２００３），ｐｐ．９２ ９８．］
［４１］韩福国、瞿帅伟：《创新持续力与中国地方政府改革：基于多案例样本的分析》，《香港社会科学学报》２００９年
第３７期，第１３１ １５４页。［ＨａｎＦｕｇｕｏ＆ ＱｕＳｈｕａｉｗｅｉ，″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ｉｌｉｔｙａｎｄ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ｆｏｒｍ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ＡｎＩｎｔｅｒｃａｓ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Ｃｒｕｃｉａｌ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Ｎｏ．３７（２００９），ｐｐ．１３１ １５４．］
［４２］Ｓ．Ｍ．Ｌｉｐｓｅｔ，″Ｓｏｍｅ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ｑｕｉｓｉｔｅｓｏｆ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ｃ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３，Ｎｏ．１（１９５９），ｐｐ．６９ １０５．
［４３］Ｒ．Ａ．Ｄａｈｌ，Ｐｏｌｙａｒｃｈｙ：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ｐ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ＮｅｗＨａｖｅｎ：Ｙａｌ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
［４４］Ｌ．Ｄｉａｍｏｎｄ，″ＴｈｅＳｈａｐｅｏｆＧｌｏｂ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ＴｈｅＢｒｏｗ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ＷｏｒｌｄＡｆｆａｉｒｓ，Ｖｏｌ．１５，Ｎｏ．２
（２００８），ｐｐ．７７ ８６．
［４５］Ｓ．Ｐ．Ｈｕｎｔｉｎｇｔｏｎ，″ＷｉｌｌＭｏｒｅ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Ｂｅｃｏｍｅ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Ｖｏｌ．９９，Ｎｏ．２
（１９８４），ｐｐ．１９５ １９８．
［４６］Ｋ．Ａ．Ｂｏｌｌｅｎ ＆ Ｒ．Ｗ．Ｊａｃｋｍａ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Ｓｉｚｅ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ｏｆＩｎｃｏｍ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ｅｖｉｅｗ，Ｖｏｌ．５０，Ｎｏ．４（１９８５），ｐｐ．４３８ ４５７．
［４７］Ｒ．Ｐｕｔｎａｍ，Ｍａｋｉｎｇ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Ｗｏｒｋ：Ｃｉｖｉｃ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ａｌｙ，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４８］何显明：《市场化进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逻辑》，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ＨｅＸｉａｎｍｉｎｇ，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ａｌ
ＬｏｇｉｃｏｆＬｏｃａ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ｅｉｊｉｎｇ：Ｐｅｏｐｌｅｓ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Ｈｏｕｓｅ，２００８．］
７７１第２期 韩福国：地方政府创新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