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型企业家理论探析
摘 要
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就单个企业来说，竞争优势不再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制定和实施战略决策的速度和标准都发生了变化，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和革新性的行动已成为企业在发展中需要面临的核心问题。这种新竞争形势，不仅使理论研究上出现了提倡从动态变革和适应性角度促进企业发展的许多新课题，而且在实践中，也使许多企业不同程度地采取更为主动的变革性举措来确保自身能够不断进步，如发掘和利用企业家精神所富有的进取性和变革性的优势等。战略型企业家就是在这一新形势下出现的、在思维模式上与传统企业家具有不同特点的一类企业家。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首先对这一战略型企业家的特有内涵进行了界定和分析，认为战略型企业家是主张从企业内部出发，专注于在战略管理过程及其支持性活动中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强大作用、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的变革者。以此为研究起点，本文进一步揭示了战略型企业家关于战略革新的本质，指明了其独有的伦理性、组织管理性、共享性的特征以及它与传统企业家的诸多差异。并且，通过分析战略型企业家在战略管理相关的活动——企业使命构建与贯彻、企业文化建设、组织学习以及战略变革方面的行为表现，本文着重论证了它在构建企业竞争优势过程当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这些研究分析使得本文初步构建了一个思考和认识战略型企业家的理论框架。
本着服务于我国企业实践的目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又深入分析了我国企业家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指出战略型企业家是可以帮助我国企业解决当前发展中的问题、促进我国企业竞争优势形成的一种新的企业家思考模式。也因而培育一批战略型企业家就成为构建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基于此，在借鉴国外企业在战略型企业家方面取得的经验的基础上，本文最后为我国战略型企业家的培育提出了一些对策建议，认为我国可以通过企业家个体的心智模式培育、发展激励企业家精神的柔性组织以及营造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外部环境，促进一批战略型企业家的形成。
关键词：战略型企业家；企业家精神；竞争优势
Abstract
Entering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with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informationalization, quick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in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and taking revolutionary actions have become the core issues of enterprises operation. This new competitive situation h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pertinent enterprises’ management theory, but also forced entrepreneurs make necessary adoptions of their behaviors from certain aspects. As a new type of entrepreneur, strategic entrepreneurs with many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from the traditional entrepreneurs emerged in response to requirements of this new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Based on relevant researches of predecessors, this paper starts with defining and analyzing the meanings of the key term ‘strategic entrepreneur’, and proposes that strategic entrepreneur is a implementer of enterprise changes who focuses on creat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his/her enterprise by exerting the power of entrepreneurship during strategic management and its supporting activities. This paper continues to reveal the essences of strategic entrepreneurs with regard to strategic renovation, and explains their unique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ethical,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and sharing as well as many differences between them and traditional entrepreneurs. In addition, this paper also demonstrates that strategic entrepreneur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provid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their enterprises by analyzing a series of their behaviors which are relevant to strategic management activities such as establishing and executing enterprise mission, creating enterprise culture and making strategic changes. Base on this analysis, this paper provides a framework on how to view and understand strategic entrepreneurs.
With the purpose of serving enterprise practices in our country, this paper goes deep into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ed in entrepreneurs growth of our country and exploring the root causes of these problems, and concludes that strategic entrepreneurs are a type of entrepreneur who can help enterprises of our country resolve the problems they are currently facing and g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this reason, cultivating strategic entrepreneurs becomes the key of creat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for our country’s enterprises. This paper finally put forward several ideas and suggestions about how to cultivate strategic entrepreneurs in our country, including molding the minds of individual entrepreneurs and building flexible firms and exterior environment which can prompt entrepreneurship.
Key words: strategic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ship; competitive advantage
目 录
I摘 要
IIAbstract
IV目 录
1导 论
1一、问题的由来
2二、研究动态
2（一）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回顾
4（二）企业家精神领域的研究回顾
5（三）企业家精神和战略管理领域的交叉研究及战略型企业家的提出
6三、文章结构
7四、研究方法
7五、研究目的和意义
7（一）论文研究的目的
8（二）论文研究的意义
9六、创新之处
10第一部分 战略型企业家概念界定及产生背景分析
10一、有关基本概念的界定
10（一）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12（二）战略管理
13（三）竞争优势
15二、战略型企业家的界定及内涵分析
16（一）战略型企业家概念的探索
17（二）战略型企业家基本涵义分析
19三、 战略型企业家的产生背景分析
19（一）竞争环境的动态化趋势
19（二）理论创新引起的战略管理模式转变
21（三）企业家精神日益成为战略核心资源
22第二部分 战略型企业家的理论探析
22一、战略型企业家本质特征分析
22（一）战略型企业家的本质分析
23（二）战略型企业家的本质特征
25二、战略型企业家与企业竞争优势构建的理论机制分析
26（一）企业使命理论分析：企业使命的主导者
27（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分析：企业文化的塑造者
29（三）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战略变革的推动者
30（四）组织学习理论分析：学习的代理者
32三、与传统企业家行为的差异性分析
33（一）革新更具方向性
33（二）塑造企业人格的偏好
33（三）与企业内部管理关系更为紧密
34（四）群体特征的差异
35第三部分 我国企业家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35一、我国企业家当前存在的问题
35（一）非职业性
37（二）弱社会辐射性
39（三）弱组织性
41（四）非理性的企业家精神
43二、问题成因分析
43（一）具有短期化特点的职业价值目标导向仍占主导
44（二）“官本位”的心理取向
45（三）受现代市场经济洗礼时日尚短，企业家历练不足
45（四）企业家信仰的缺失
47第四部分 国外企业在战略型企业家方面的经验研究
47一、固守核心的执著使命追求
47（一）其使命追求是超越利润的
48（二）对核心理念的固守与执著
48二、教派般推行企业文化
49（一）如信仰宗教般对企业文化的严格认同
49（二）全方位的灌输
50三、导师般企业家知识的传递者
50四、动态化地引导战略管理过程
53第五部分 构建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型企业家的培育
53一、战略型企业家对构建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分析
53（一）增强我国企业发展的方向性
54（二）改进我国企业组织学习水平，加快组织知识的沉淀
54（三）推动我国企业人格的形成，降低交易成本
55（四）增进战略柔性，提高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55二、战略型企业家培育的对策研究
55（一）塑造战略型企业家式心智模式
58（二）构建能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柔性组织
61（三）营造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外部环境
63参考文献
66在学期间发表的论文及科研成果清单
67致谢
导 论
一、问题的由来
在二十世纪早期，经济学家熊彼特曾经指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是社会发展的力量源泉 。这一论断在经济发展的事实中得到了充分的验证。管理学家德鲁克通过对二十世纪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美国、德国和经济发展停滞的英国、法国进行分析比较得出的结论指出，“在‘技术’方面，这些国家同停滞的英国或法国没有什么不同。能解释它们的经济行为差异的是一个因素，而且是唯一的因素，那就是企业家” 。张维迎、盛斌也通过比较分析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十九世纪以来，特别是二战后的经济发展情况得出结论：“摆在我们面前的两部历史，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发展史，说明一个道理：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
基于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所表现出如此重要作用的现实，在当今社会中企业家群体已被视为是社会的精英，被认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马新建更是明确指出，“就经济活动而言，企业家资源属于人力资源金字塔构成的塔尖部分，是经济发展诸要素的‘资源中的资源’”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经济既不同于古代资本主义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经济，也不同于现代商业占主导地位的‘经理型资本主义’或‘管理型经济’，而是一个崭新的‘企业家经济’” 。在这样一个“崭新的经济”中，企业家在创造财富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在创新、发现和利用机会等方面的特殊禀赋引起了学者们和广大企业管理者们极大兴趣，也因此成为有关企业家问题研究的重要主题之一。
然而，对于企业而言，如何去发现和利用机会这类问题固然重要，但是如何在竞争中赢得持续的卓越绩效、以保持企业的不断成长同样不可忽视。虽然这两类问题在根本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但是两者的侧重点却是不同的。前者更加侧重具体的行为手段，是从战术层面讲；而后者更加侧重大方向，是从战略层面上入手。这种不同会使得企业在行为选择等方面出现差异，从而影响企业绩效表现。
基于这一背景，近年来在理论研究中，出现出了吸收战略管理领域有益的研究成果，从战略层面研究企业家的理论趋势。在企业实践中，也出现了许多知名企业利用企业家精神塑造企业竞争优势、促进企业不断成长的行为。本文研究的战略型企业家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一个从战略层面研究企业家的新课题。
二、有关研究的文献综述
（一）企业家理论的研究回顾
理论界对企业家的研究起于经济学领域。它作为一个术语也是最早由Cotillion（1755）引入经济学理论中的。Cotillion把它界定为承担市场上买价和卖价风险的人。后来，萨伊进一步突出了企业家的地位，首次提出企业家是把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要素进行结合的人，同时萨伊也强调了企业家对风险的承担。1848年，穆勒在英国推广了企业家这一术语，把它作为经济学理论中的一个变量，企业家从那时起逐步受到人们重视。虽然如此，但由于经济学在研究企业时是把企业看作是一个黑匣子，并没有深入到企业内部中去。因此，那时对于企业家的研究并不深入，其重视程度也是较低的。
这种情况直到1912年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出版他的《经济发展理论》才有所改观。熊彼特在这本著作中指出，是企业家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进行生产，并通过不断创新改变其组合方式才带来经济增长，从而充分肯定了企业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和地位。自那之后，人们对企业家的研究才日益增多，企业家也逐步由一个“变量”成为一门“理论”——企业家理论。梳理前人们在企业家理论方面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
1、经济学视角中的企业家
西方主流经济学对企业家的研究，往往只把它当作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因此，学者们以经济学视角研究企业家，也多是对企业家的职能、性质等问题的研究。由于各自的出发点不同，经济学家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形成了许多不同理论成果。
早期的学者，如Cotillion和萨伊主要对企业家的某些特征，特别是承担风险的特征，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这一点被后来的马歇尔、柯兹纳、奈特等人所继承。马歇尔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进一步关注了企业家从市场不均衡到均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认为企业家是解决由于信息不完全所造成的市场不均衡问题。柯兹纳、奈特、彭罗斯、卡森等人对马歇尔的这一基本思想进行了继承性的发展。如柯兹纳集中分析了企业家通过套利和投机对错误进行修正，构建了经济如何能够实现均衡的理论。彭罗斯则提出企业家的作用是有效组合企业内部资源的内在机能和使生产活动适应市场环境的外在机能的统一。
与他们的研究思路不同，熊彼特遵循了从市场的均衡到不均衡的研究思路，认为企业家是经济发展的带头人，其作用在于创新，或“实现新的组合”。舒尔茨和熊彼特一样，也遵循这一思路提出企业家是经济现代化和经济从非均衡的恢复过程的关键角色 。
除了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有关企业家的研究，新制度经济学家也从自己的理论角度对企业家进行了研究。比如德姆塞茨从团队生产角度、詹森和麦克林从委托代理角度等对企业家问题进行了研究。
除了以上提及的研究外，经济学领域中近年来对于企业家还有从人力资本等角度进行研究。比如丁栋虹提出所谓企业家就是异质性人力资本的拥有者的观点。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但综合分析研究成果，可以发现经济学领域对企业家的研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理论，仍局限于企业家的性质、作用、职能等少数几个方面问题的研究。
2、社会学视角中的企业家
与经济学对企业家的研究几乎均立足于市场经济框架之内不同，社会学视角下对企业家的研究关注的是企业家阶层和整个社会的联系与互动，从而拓宽了企业家理论的研究视野。这一视角下，学者们主要是研究企业家和社会环境、文化背景、社会经验等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米顿（1989）在其企业家行为的研究中认为，在企业家广阔的视野中，环境充满机会。企业家的特殊素质是知道如何将出现的机会转化为资本。切尔（1985）通过研究将企业家行为的发展视为是个人所遇到的环境和情形相互作用的结果。
基于社会学视角下对企业家研究在宏观层面上的这种积极作用，本文在研究中部分地吸收了该领域的观点。
3、管理学视角中的企业家
伴随着对企业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企业家理论的研究也开始向企业内部拓展。有关这方面的研究， 大多是探讨企业家非理性的特点和企业发展壮大中规范管理的理性的互动。即，这些研究一方面集中于企业家如何在企业发展中实现向理性靠拢，如斯韦恩和塔克（1973）认为，在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需要不同类型的企业家技能。内亚威利和福格尔（1994）则强调了成长型企业家培训项目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则集中于如何将企业家的非理性在创造和发现利用机会等方面的功用，改善企业理性僵化的一面。比如内企业家和公司企业家精神的提出，以及本文所研究的战略型企业家就是属于这一研究范围。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学者从激励和约束等角度对企业家的管理问题作了研究。如吴光炳、黄群慧等人。
总之，有关企业家的理论研究从整体上可以分为以上三个方面，其中又各自包含了许多不同的研究角度。限于篇幅，本文未一一指出。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之间本身并非互相独立的，而往往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许多学者都是吸收了其他领域的所取得的有价值的研究成果而综合发展形成的。因此，以上的分类也不是绝对的。
（二）企业家精神领域的研究回顾
由于企业家精神在内在逻辑上归属于企业家理论范畴的特性，它在自身理论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和企业家理论发展交织在一起。但由于其自身的抽象性、难以定量性及其与企业家复杂的交织关系等特点，理论界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和认识相对企业家的理论研究来说仍是比较模糊的。1984年，德鲁克在《创新与企业家精神》一书中较为全面地论述了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关系，揭示了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实践、乃至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这一理论成果的出现成为企业家精神理论发展的一次转折点。自那时起，在这一理论进步以及外部环境的变化的共同推动下，企业家精神理论开始进入一个较为快速的发展时期，并取得了比较丰富的研究成果。
由于企业家精神本身所具有的难以测量性、受文化价值观等影响较大的特点，学者们对什么是企业家精神的认识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因此，学术界对它的研究也主要围绕对企业家精神内涵的解释进行的。
在这方面，除了熊彼特创新的观点外，奈特(Knight)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中赋予企业家以不确定性决策者的角色，把企业家的首要职责界定为“决定什么以及如何去干”，在这一过程中，企业家精神体现为承担企业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哈耶克(Hayek，1937)和柯兹纳（Kirzner，1937年）则部分的延续了熊彼特的观点，提出了对市场机会具有敏锐的洞察力的看法。除此之外，英国经济学家卡森、马克斯·韦伯、管理学家彼得·德鲁克、舒尔茨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对于企业家内涵的解释和认知上学者们的研究主要分布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从企业家的功能和能力的角度来认识企业家精神。
（2）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企业家精神。
（3）从文化的差异性角度研究企业家精神。
除此以外，还有学者从企业家心理素质、性格特点和个人品格等方面探讨企业家精神内涵的研究。当然，以上分类不是绝对的，学者们的研究往往是各种角度交织在一起的。除了对企业家精神内涵的解释方面的研究之外，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的影响等问题的研究也是学者们的关注点。
近年来，学术界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在继续深化研究企业家精神内涵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比如把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扩展到其他行业，从那些具有特殊性的行业入手，分析企业家精神在推动这类行业发展上的特殊意义和作用，Guo. Kristina L和Buss. Terry F（2006）、Phillips. Frank S和Garman. Andrew N（2006）等学者近期都在这方面发表了自己研究成果。另外，对于社会企业家精神（social entrepreneurship）的研究也是一个新的领域。Dave Roberts and Christine Woods指出，“社会企业家精神的领域仍处于它发展的初期，现在缺乏关注” 。除了这些之外，结合当前一些新的经济学、管理学观点及新的时代特点，对一些企业实践中涉及企业家精神方面的内容进行细致分析也是近期研究中的一个新的特点。
（三）企业家精神和战略管理领域的交叉研究及战略型企业家的提出
伴随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对环境变化的快速反应和革新性的行动日益成为企业经营的核心问题。因此，对于企业来讲，竞争优势不再是相对稳定的，因为制定和实施战略决策的速度和标准都发生了变化，在国际竞争中也出现了新的竞争形式（Bettis和Hitt，1995；Hitt，2000；Hitt、Keats和DeMarie，1998），诸如快速响应、战略联盟及战略网络关系等。这都要求企业发掘和利用企业家精神所富有的进取性和变革性的优势。
我国学者王德建指出“是环境的变化把企业家和战略管理紧密地联系起来，企业家在企业的战略管理中处于重要位置 ” 。Hitt等学者也明确指出，“企业家精神的理念代表了一种对经营模式和机会的思考方式，代表追求利益和不确定性的行为方式”，“公司要想在新的竞争格局下取得成功，就必须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理念，必须制定并实施富有企业家精神的战略” 。
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出现了将企业家精神和战略管理加以交叉研究的新领域。综合有关两个领域交叉研究的文献，主要有如下课题：
Hitt & Ireland详细阐述了企业家精神和战略管理领域相互交叉的几大领域——革新、组织关系网络、国际化、组织学习、高级管理团队和控制、成长性、适应性和变革性。Sandberg（1992）从战略的角度提出了公司企业家精神的概念，并将其视为企业家精神和战略管理领域的“交接核心”。Meyer、Neek和Meeks等人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提出了企业家精神与战略管理领域关系的新思路：企业家精神——战略管理交界面新概念。他们认为，这两个领域各有各的特点，两者的接合不是必需的，更有意义的做法是划出两者有边界的空间、领域，这更有利于这两个领域进行沟通。在这个新模型中，企业家精神最终是关于创新的行为，而战略管理主要研究如何通过竞争优势实现超过平均水平的绩效。
随着这种交叉研究的深入，部分学者开始将战略管理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发掘利用联系在一起进行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企业家思考模式——战略型企业家的新课题。有关它们之间的理论关联参见图1。由于这课题提出的时日尚短，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既不多也并不深入。从笔者所检索到的文献来看，学者们对这一课题已进行的研究主要是有关对企业家的战略意识的培育、战略领导的领导规则等问题的研究，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关战略型企业家理论的研究框架。基于这一理论空白，本文从Slater和Olson（2000）关于“企业家精神和战略的根本组成部分决定了组织是如何建立起竞争优势”的观点出发，对战略型企业家理论进行了尝试性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认识和思考战略型企业家的初步的理论框架。
三、文章结构
本文共分为五大部分：
在第一部分中，本文首先对所涉及的重要相关概念企业家、企业家精神、战略管理等做了界定。在此基础上，对战略型企业家的内涵做出了独特的见解，并从四个方面对其进行了剖析。同时，为了更为明确地对这一新理论进行认识，本文在这一部分，还从实践和理论两个角度分析了战略型企业家产生的背景，为下一步构建战略型企业家理论的研究框架奠定了基础。
在第二部分中，本文从深入分析战略型企业家的本质及其特征入手，揭示了战略型企业家本质属性。在此基础上，本文又从企业使命、企业文化管理、新制度经济学、组织学习理论视角探讨了战略型企业家在构建企业竞争优势中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通过与传统企业家比较研究，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异，从而为思考和认识战略型企业家理论确立了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在第三部分中，本文主要就我国企业家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归纳，并对这些问题产生的成因进行了分析，指出企业家信仰的缺失是造成我国企业家诸多问题的内在根本性原因。
在第四部分中，本文主要对国外企业在战略型企业家方面的做法进行了归纳总结，从使命追求、企业文化、知识传递、战略管理过程四个方面总结了国外卓越企业及企业家的经验，为我国企业家提供了学习的基础。
在第五部分中，根据前面的理论框架和我国企业家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本文详细分析了战略型企业家对于解决我国企业家存在的问题，帮助我国企业确立竞争优势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企业家个体、组织、外部环境三个层面上提出了在我国培育一批战略型企业家的对策。
四、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研究方法：
1、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本文在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还通过文献综述、案例、数据分析等界定了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竞争优势等概念，分析了我国企业家存在的问题等。
2、演绎的方法。本文应用企业使命理论、企业文化管理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组织学习理论对战略型企业家及战略型企业家对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等进行了演绎性的分析。
3、比较分析。对战略型企业家和传统企业家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分析。
4、归纳的方法。归纳总结了国外企业在战略型企业家方面的做法。
五、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论文研究的目的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企业在发展中不仅表现出许多不合理，甚至违法的行为取向，而且与跨国公司相比，其自身也缺乏独特的竞争能力。从深层次上讲，这既是一种现代企业家精神的缺失的结果，也是我国未形成一个有力的企业家群体的结果。在这种形势下，国内的许多学者开始从多方面寻求能够指导我国企业家行为的有益理论，如晋商精神、徽商精神等，均是本着这一目的而进行的理论研究，本文的研究亦是如此。
本文的研究目的主要是在国内外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构建一个能够适应当前实践发展需要的战略型企业家理论框架，为我国企业家在行为选择上提供有益指导，并在结合国外企业的相关经验基础上研究培育我国战略型企业家的有关对策，力图为我国形成一批卓越的战略型企业家提供建议。
（二）论文研究的意义
1、有利于塑造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
企业是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主体，对人们的生活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而企业家阶层作为现代企业发展的掌舵者，在社会发展中扮演了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角色。他们的行为不仅对社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还对其它阶层的人们有着重要的表率意义。正如汪岩桥所说：“在现代西方,企业家精神不仅仅被看作代企业家的灵魂和文化品格而备受重视,还被视整个公营系统运行的重要价值取向和现代市民需要的一种新世界观和时代精神而广受褒扬”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塑造良好的企业家精神非常有利于积极向上的社会文化的形成。
2、现代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看，现代经济的有效运行需要资源必须得到有效率的配置。而现代企业家精神本身就内含着要对资源配置进行有效率的配置。企业家精神的这种优势明显地表现在一些中小企业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创建企业需要资金、技术和人才等资源的投入和组织，而且要冒巨大的风险。这些都需要企业家发挥企业家精神的特殊作用才能够成功。从这个意义讲，在经济发展中现代企业家精神发挥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不仅如此，企业家精神所包含的创新精神等，更是能够直接推动技术创新、制度创新等，这些同样对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因此说现代企业家精神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丝毫不为过。
3、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途径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着大量寻租、实施商业贿赂、制假贩假、缺乏信用等不良现象。企业家作为企业的人格承担者，对于这种不良现象滋生负有相当大的责任。而战略型企业家理论中包含着对企业家行为的道德等方面的规范。因此，用战略型企业家理论引导我国企业家，能够在多方面对他们的行为起到规范化的作用，从而成为解决当前我国经济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
4、是提升我国企业竞争力的关键
在当前发展中，我国企业总体暴露出来的不足是产品技术含量低、自主创新能力差、企业寿命短、企业缺乏长远发展的规划等，这使得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往往处于劣势地位。除了带有垄断色彩的一些大型国企外，我国企业中鲜有能与跨国企业抗衡者。而战略型企业家由于其对竞争优势的独特关注，以及从提升企业内部实力出发塑造企业竞争优势的发展思路等，能够在多方面弥补我国企业在发展中暴露出来的不足，也因而能够提升其竞争能力，推动其快速成长。
六、创新之处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从理论角度来说，战略型企业家的问题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有关它的研究不仅较为分散，而且也不深入。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和内涵的探索阶段，以及对与其有关的创新性行为、企业家精神资源等课题的研究方面。而本文在国内外学者们已有的研究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理论探索，构建了一个思考和认识战略型企业家的理论框架。该框架的主要意义在于，不仅深刻揭示了战略型企业家本质及其特征，区分了它与传统企业家的差异，而且还分析了战略型企业家实现其构建企业竞争优势目标的作用机制。从而为进一步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从实践角度来说，本文所提出的战略型企业家的主要创新意义在于，不仅为解决我国企业家发展中存在等问题，促进我国企业家群体的成长，提供了一个新的参考模式，而且还从发展思路上为我国企业应如何“做大、做强”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视角。既指出战略型企业家应当成为我国企业家所追求的一个发展方向，也指明了一批战略型企业家的出现是推动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在未来几十年内得到有效提高的充足动力。
第一部分 战略型企业家概念界定及产生背景分析
一、有关基本概念的界定
有关企业家问题的研究是一个较为宽泛的领域，具有层次较多、多学科交叉等特点。因此，有必要对本文涉及的一些基本概念进行界定以确定本文的研究边界。
（一）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在对其界定之前有必要界定清楚两者的关系。一般可以认为，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的物质载体，或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的品格。这种认识基本正确，却不够严密和准确。本文认为，两者关系更为准确的界定是：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行为独特的内在逻辑。虽然不同企业家的这种内在逻辑有所差异，但就企业家群体而言，他们这种的内在逻辑存在一定的共性，这种共性即为企业家精神。
关于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界定在理论界虽然有很多，但由于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内涵的多层次性以及复杂性等特点，至今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
1、一些经典界定的回顾
马歇尔从人力资本角度将企业家视为第四种生产要素，认为企业家是“那些把企业的风险和管理看作自己在组织工业工作中应尽本分的人” 。而企业家要做的事也就是如何依照市场需要获得和利用知识，来创造获利机会。据此，相应的企业家精神应是“学习和获得知识”的能力，以及“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利用知识”的能力。虽然马歇尔的这种界定赋予了企业家多种的角色，并为后人研究企业家奠定了基础，但是他并没有深入探讨企业家人力资本的构成，也没有对人力资本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解释。
熊彼特从创新的角度认为，创新的本质就是“生产手段的新组合”，企业家就是实现新组合的能动者，而企业家精神就是做其他人没有做过的事或是以别人没有用过的方式做事的组合。这一界定后来经过德鲁克的进一步发展与推广，得到了社会极大的认可。
卡森在其1982年出版的《企业家：一个经济理论》一书中，从决策的角度将企业家定义为，“在独特的、不可预期的、通常也具有复杂性质的环境中，专门从事判断和决策的人”。这一界定下相应的企业家精神则应当是：企业家必须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十分重视控制系统等，善于把组织过程及意义的全面研究集中到经营决策之中。
科斯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出发，将企业家定义为“在一个竞争性体制中替代价格机制指挥资源的人或人们”。在这一角度下，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认为企业家精神是制度变迁的产物，并指出不同的制度安排和连续性的制度变迁，将深刻影响了人们的行为：一方面有效遏制了人性的弱点，一方面也激励了人性所具有的积极因素。基于此，他们把企业家精神视作是在制度变迁过程中形成的新的文化意识。
除了以上学者的研究，还有一些学者从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对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进行了深入的界定和研究，也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限于篇幅，本文不再列举。
2、本文的界定
综合分析前人有关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界定，他们主要从不同角度强调了资源的安排与使用——既包括有形资源的安排也包括无形资源（如知识等）的获取和利用、行为的逻辑特征——创新或新方式、以及企业家所隐含的社会群体意义等要素。
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对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界定应涵盖资源、行为的逻辑特征、社会性这三个要素。据此，本文将企业家界定为资源的革新性整合者，而对应的企业家精神即为这种革新性整合行为的内在逻辑，即Ireland等人（2001）所提出的，“企业家精神就是创造新资源或是以新的方式整合现有资源，并由此形成企业保持竞争力的机制”。具体来说，本文中的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主要内容如下：
（1）企业家
就企业家而言，作为资源的革新性整合者除了行为逻辑上的创新或新方式的特点之外，还包含其它两方面内容：
eq \o\ac(○,1)有关企业家的整合对象——资源。这里所提到的资源仅仅是对能构成资源的所有要素的总称，并没有界定其性质及归属。这也就是说它可以是任何形式的资源，也可以是那些不属于企业的资源。这种界定一方面强调了企业家在对任何形式资源整合上的禀赋，也强调了企业家在获取资源上的特有能力——能够采用各种可行的方式，如联盟等，来为企业创造财富。
eq \o\ac(○,2)有关革新性整合背后所隐含的社会性。从社会意义角度看，企业家作为现代经济社会的重要群体其行为具有很强的社会学意义，表现在企业发展和管理中即为他们在经济伦理方面对企业的影响。本文对企业家的研究进行了这方面的关注。
（2）企业家精神
根据上述对企业家精神的界定，并结合企业家概念的有关内容，本文中所指的企业家精神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企业家在创造或整合资源中表现出来的独特的认知结构，包括发现、利用机会以及对资源的独特使用上的异质性能力；企业家在其行为中所体现出来的人格精神，主要包括进取精神、敬业精神以及创造精神等。这是企业家社会学意义的体现。除此之外，它还有两个特征需要加以说明：
eq \o\ac(○,1)可共有性。本文继承了Lumpkin & Dess、Sharma &Chrisman等主张公司企业家精神学者的研究逻辑，认为企业家精神不仅仅是个体的行为，而是可以存在于现有的组织及其内部群体中的。如Sharma &Chrisman（1999）提出，公司企业家精神是现存组织中个体或者群体，组建一个新组织或在原有组织内更新的过程。在这一逻辑下，本文刚才所提及的异质性能力及人格精神是具有可共有性的。
eq \o\ac(○,2)资源性。本文认为，企业家精神作为依附于企业家的内在逻辑，实质上是竹内和大前研一等所指的存在于组织个体中“私人的、有特殊背景”的、企业家特有的隐性知识的外在体现，属于专家知识的范畴，因而可以归入企业隐性资源的范围。
总的来看，以上界定不仅延续了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问题中对企业家“功能”、“能力”的问题上一贯的强调，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汪岩桥所说的企业家精神研究中的“理论盲点”，即“不重视研究‘功能’、‘能力’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忽视企业家成长的哲学世界观、经济伦理乃至学识品质意志等更深层次文化因素的学习和培育” 。
（二）战略管理
自20世纪60年代战略管理的概念诞生以来，有关它的研究发展迅速，并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由于本文所研究的是有关企业家在战略管理领域中将战略与企业家精神结合的行为，因此有必要对什么是战略管理做出明确的界定。
许多著名战略管理专家从各自的角度都曾对战略管理的概念做过研究，其中较为有影响力的有以下几个：
美国战略管理专家安索夫认为：“企业战略管理是指将企业的日常业务决策同长期计划决策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系列经营管理业务。”在安索夫这一定义下，企业战略管理是对企业战略的设计、选择、控制和实施，直到达到预期总目标的全过程。这一界定的特点在于把战略看作一个有控制、有意识的正式过程。但是却相对忽略了战略的动态调整学习。
弗雷德·戴维在《Strategic Management Concepts》中认为，战略管理可以被定义为：制订、实施、和评价使组织能够达到其目标，跨功能决策的艺术与科学。该定义强调了战略管理的主要特征，突出了其管理的实质，但是也存在定义范围过于宽泛、针对性较差的不足。
美国学者斯坦纳在其1982年出版的《管理政策与战略》一书中认为，企业战略管理是确立企业使命，根据外部环境和内部经营要素设定企业组织目标，保证目标的正确落实并使企业使命最终得以实现的一个动态过程。该定义比较以上两个定义更为全面的反映了战略管理的主要内容和特征，主要表现在：不仅从使命角度突出了战略管理关注于企业的成长性，还涉及到了将使命落实到目标的具体过程；对战略管理过程的基本活动范围的界定较为全面和准确，即战略管理是根据使命，制定战略目标、并实施及控制以保证其正确落实的一系列活动的过程；同时，这一定义还强调了战略过程中的动态变化性的特征，从而更具时代性特点。
根据以上分析，本文将把斯坦纳对战略管理的界定应用于本文的研究之中。
（三）竞争优势
1939 年英国经济学家张伯伦（E. Chamberlin）首先提出了“竞争优势”的概念，后来霍夫和申德尔（Hofer & Schendel）把它引入到了战略管理领域。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竞争优势如今已成为战略管理领域理论研究的核心问题，并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基于研究问题的需要，本文主要对竞争优势来源及其产生加以研究和关注。
1、有关竞争优势产生的研究回顾
由于对竞争优势研究角度不同，战略管理专家们对竞争优势产生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的分歧。从整体上来看，他们可以划分为主张竞争优势外生论和主张竞争优势内生论两大阵营。
（1）竞争优势外生论
竞争优势外生论者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是来自于企业外部的环境，诸如企业所处行业的特点、产业结构等外部因素使得企业获得了高于平均收益水平的投资收益率。竞争优势外生论者的代表主要有梅森、贝恩和波特。其中波特以梅森和贝恩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结构的特征决定了产业内企业的长期盈利能力，指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是产业的选择和产业内位势的选择。但是这一理论无法有效解释处在同一行业、面临相同环境的企业为何存在巨大的绩效差异，从而暴露了理论的不足。
（2）竞争优势内生论
竞争优势内生论者则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内含的资源、能力和知识等。蒙哥马利（1997）指出，“企业的内部特征和能力是竞争优势更稳定的依靠”。但在具体是企业内部的何种因素使得企业具备了竞争优势上，内生论者有较大的分歧。
以彭罗斯和沃纳菲尔特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以资源为基础的观点。他们认为，企业“成功的业绩依靠获得具有产生租金潜在价值的资源” ，不同企业之间在获取这些“资源”时在决策和过程上的“异质性”便构成了企业的竞争优势。以巴顿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企业是一个知识的集合体，企业间的绩效的差异来源于知识的不对称和由此导致的企业能力的差异（Conner，1991；Konutandzander，1996；Conner and Prahalad，1996），提出“由企业知识决定的企业认知学习能力是企业开发新的竞争优势的不竭源泉” 。以普拉哈德和哈默尔为代表的学者则从能力角度出发，认为企业内部能力或“核心能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基础或源泉。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学者提出了基于演化经济学的竞争优势观点，认为“在任何一个给定时间，一个组织的惯例决定了它与众不同的能力——使之能比别的公司做得更好” 。
虽然以上内生论者研究出发的角度不同，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存在着互补性，都认为企业的发展和企业能力及知识的积累密切相关。
2、本文对竞争优势来源的认知
基于以往学者的研究成果，本文赞同竞争优势内生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来自企业内部。因为企业对于外部环境中机遇的把握、行业的选择等最终要通过自身内部独特决策过程来实现。在同样外部条件下，企业在发现并恰当利用这些机遇、做出适合企业情况的策略选择等方面存在的能力的异质性使得它们之间的绩效产生了差异。Cool等人用实证得出的美国制药业同一战略集团中企业的绩效具有明显的不同 的结论支持了这点。
但在究竟是企业内部何种因素使得企业具备了竞争优势上，本文在借鉴不同内生论者观点的基础上，认为企业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对其战略资源——尤其是那些可交易性比较差的战略资源有效整合的动态能力的异质性。这一观点主要包含三方面内容：
（1）可交易较差的战略资源
可交易性较差的战略资源是指那些企业难以通过外部市场交易获得的资源，包括知识、惯例、企业家精神、独特的组织结构等，这些可交易性较差战略资源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但它们本身不能直接给企业带来卓越的绩效，还需要企业具备对其有效整合的能力，不过这些资源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企业能力的形成。比如“知识是获得能力的必要条件”。
（2）整合资源的能力与竞争优势的获得
资源的多寡往往不是决定企业是否取得卓越绩效的决定因素，艾米特、斯格迈克（1993）指出，资源构成了企业成功的必要条件，但从来都不是充分条件。那么，从资源的投入到产出卓越绩效之间的中间环节，就成为企业取得竞争优势的过程，而同时这一中间环节恰恰是企业运用特有能力对资源有效整合利用的过程，因此企业整合利用能力上的异质性就成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3）能力的动态性
能力的动态性是说企业的这种能力是不断发展的，具有动态发展的特性。因为从企业外部来讲，存在促使企业不断增强其能力的竞争压力——环境的变化及竞争对手能力的增强等，从内部来讲，企业知识的积累、特质人力资源的获得等使得企业能力的发展具备了基础条件。同时这种能力的动态性特点也是保证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的关键。这是因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竞争的重点会有所不同。比如过去高度重视产品的质量和今天重视顾客个性化需要的满足就是两个不同的竞争重点。而企业整合能力动态发展的特性就使得企业能够更好地适应这种竞争重点转移。也因此，一个具有持续竞争优势的企业其优势表现形式如图2所示。
二、战略型企业家的界定及内涵分析
作为研究的逻辑起点，战略型企业家的界定工作是必需的。然而，由于这一新领域正处于发展成长期，许多学者并未就战略型企业家的概念等基本问题形成共识，从而在带给本文一定研究空间同时，也使本文研究必须从基本的起点开始。据此，本文综合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将先探索性地对战略型企业家做出界定，并加以分析。
（一）战略型企业家概念的探索
1、国内外学者的界定回顾
由于战略型企业家属于新的研究问题，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综合相关文献，目前已有的界定主要有以下几个：
Hitt等（2001c）提出，战略型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比如寻找机会的行动）和战略（比如建立优势的行动）的结合，可以用来进行企业家战略的设计和实施，从而创造财富。他们认为战略型企业家是一种以战略观点开展的企业家精神。这一概念虽然较为深刻地揭示了战略型企业家的内在功能，但是却没有指出战略型企业家的组织性特征，即忽视了战略型企业家以战略观点开展的企业家精神不同于以往的个体性精神，而是企业家精神在整个公司的渗透，是把个体意见变成群体的行为。
我国学者项国鹏则认为，“所谓战略企业家是指具有高超的制度能力、战略能力和应用这些能力所必需的资源配置权的企业经营者，制度能力是指企业经营者创造性地管理制度不均衡而促进企业成长的能力，战略能力是指企业经营者在企业战略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两种能力共同构成战略企业家能力”。这一界定的缺陷在于，忽视了企业家精神所包含的学习、富有进取性等，而过多地关注于企业家静态能力及其应用。
原清华紫光集团总裁张本正从实践的角度认为，战略型的企业家就是那种拥有战略头脑，高瞻远瞩，从战略高度来经营和发展企业的人。他应该抓住有利时机，将战略目标和定位、特殊优势、战略推移等战略要素有机地结合为一个整体，使企业战略既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总方向和战略，又符合本行业的实际情况。既有“领先一步”的超前性，又步步为营、扎扎实实。该界定虽然较为明确地指出了战略型企业家的一般职能，但是却缺乏对战略型企业家系统的思考，因此该界定更贴近于对一个战略领导的描述。
2、本文的探索
本文认为，作为企业家精神领域和战略管理领域的融合产物，战略型企业家的产生不是孤立的，它是和由融合产生的相关新课题（比如公司企业家精神、革新、组织学习等）紧密相关的。因此，战略型企业家的需要体现出这些课题的内在要求。据此，本文认为，战略型企业家是为确立持续的竞争优势，而推动企业家精神由个体行为向群体行为扩散，使企业家精神的精髓有效运用于战略管理过程的战略革新者。由这一界定出发，战略型企业家是主张从企业内部出发，专注于在战略管理过程及其支持性活动中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强大作用、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的变革者。
（二）战略型企业家基本涵义分析
基于本文以上对战略型企业家的界定，其基本涵义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以竞争优势为目标导向
自20世纪60年代战略管理学诞生以来，企业竞争优势的获取和保持一直就是战略管理研究的中心命题，不同的战略管理学派都对其进行了研究。作为战略管理和企业家精神融合的产物，战略型企业家保持了这一延续性。Hitt等人就明确指出：“战略型企业家的目标就是不断建立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实现财富的最大化。”因此，本文也延续了以竞争优势为战略型企业家的目标导向。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战略型企业家的这种延续性不是一成不变的。与战略管理学派对竞争优势的研究相比较，战略型企业家对于竞争优势的研究更加侧重于从塑造企业竞争优势的主体的角度出发，把战略型企业家推动企业构建竞争优势的功能加以突出，从而使得这一问题更加具体化。也就是说，是战略型企业家作为行为的主体，把企业家精神资源所具有的潜在价值应用于战略管理之中，使其能够充分发挥出彼特拉夫所说的作为战略资源的四个特性（资源的独特性、对竞争的事后限制、不完全因素的流动性，以及对竞争的事前限制），形成特有的异质性整合能力，从而实现为企业确立持续竞争优势的目标。
2、以企业家精神资源为工具手段
战略型企业家以企业家精神资源为工具手段，即是说通过发掘和利用企业家精神的潜在使用价值，把企业家精神加以扩散，让其成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一种共有行为，使革新、学习、对机会的敏感及利用等能够在战略管理过程中得到体现，实现动态化的战略管理。相比较企业家精神领域对创新、学习以及机会的发现和利用等研究，战略型企业家通过对竞争优势这一目标的延续，使它们有了更为明确的导向性。
但是这里存在两个需要说明的问题：一是这种行为的产生前提是需要一个具有企业家精神资源的企业的存在。一个僵化、官僚的企业不存在企业家精神，也不会有战略型企业家；二是强调战略型企业家以企业家精神资源为工具手段，是为了突出其把发掘和利用企业家精神作为自己的一个职责。因为如Hitt等所说：“顶尖公司管理者和企业家的行为似乎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具有战略企业精神。”但这些人可能并不都对运用企业家精神资源这一工具给予高度关注，并将其作为自己得的主要任务和职责。
3、以战略管理为载体
企业战略管理简要地说就是在研究环境变化和自身资源的基础上，确定企业在市场中的“位置”，并通过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予以保证。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从被动适应管理向主动适应性或创造性管理的一种转变。“如果说经营管理的本质是提高企业全局的适应性，那么，战略管理的本质就是争取企业全局主动型的创新和变革” 。从这个角度来讲，战略型企业家把企业家精神资源运用于企业战略管理是契合战略管理本质的，也和战略管理过程的内在逻辑相一致。因此，战略型企业家以战略管理活动为发掘利用企业家精神的载体塑造企业竞争优势是恰当的。
具体地讲，发挥战略管理活动作为载体的作用就是将企业家对机会的敏感性、对于革新的偏好以及熊彼特所说的资源整合融入到战略分析、选择与实施等于战略管理过程相关的各个步骤之中，使整个战略管理过程具有更为广泛地适应性和更为鲜明的主动性。
4、以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为潜在主体
张维迎、盛斌指出：“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培养成企业家的。培养只对于具有企业家天赋的人才有意义”。据此，本文也认为不是人人都是可以成为企业家、都拥有企业家精神的。这也就是说只有部分人能够成为企业家、具有企业家精神。同时，从企业家在既定组织中实际所处的层次看，如萨缪尔森所说：“企业家是推动企业发展、推动企业这部机器转动的心脏”，即企业家是资本家、企业经营者属于同一层次的概念。据此，在一个既定的组织中一般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显然不属于企业家的范围。根据这两方面的分析，本文认为，在一个既定组织那些中高层的管理者的职责和任务使得他们更有可能成为企业家。
而从另一个方面，对战略管理的实际过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它主要也是以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为主体的——越扁平化的组织越是这样。其它人员仅仅是参与到战略管理的部分工作中，难以形成对战略管理更为全局性的认识，从而限制了他们对战略管理活动的整体性把握和运筹的能力。
因此，可以认为，企业家本身的构成特点及战略管理工作的特性内在地、共同地决定了在一个既定组织中企业中高层管理者是战略型企业家的潜在主体。即战略型企业家所内含的，将企业家精神由个体向群体扩散，使其成为一种共有行为的潜在导向的实现，是指向企业中高层管理者这一主体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小型企业和扁平化的企业之所以表现了更强的创新性，是由于它所具有的企业家精神的扩散更为容易实现，所以也就更容易发挥企业家精神的创新作用。
三、 战略型企业家的产生背景分析
战略型企业家的产生和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和当今的时代背景、战略管理发展的新特点等息息相关的，是受多种因素驱动而出现的。具体地讲，这些驱动因素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竞争环境的动态化趋势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日益加深，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和普遍应用的今天，消费者的需求变化愈加迅速，由技术进步引起的市场结构也更容易变化，从而使得企业竞争日益从传统的价格竞争向着眼于未来的快速响应、研发创新等方面的竞争拓展。传统的经营模式不再适用或者也不应该再被采用了（Ridderstale 和 Nordstrom，2000）。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应对竞争环境的这种动态化发展趋势，实施有效地竞争，以确立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就成为一个迫切的课题。
对这一问题，许多学者都作了有益的研究和探讨。比如Teece、Pisano and Shuen（1997）认为在动态环境中，企业要能够适应环境和竞争对手的变化，不断进行技术、产品和管理创新，及时发现和创造竞争优势的新来源。我国学者陈明、余来文认为，“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动态环境中，企业获得战略能力的关键在于如何利用所拥有的知识和快速获取新知识”，他们还进一步指出“动态战略管理中的战略调整、变革是企业家行为选择的结果”。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所长陈小洪也明确指出，“动态不确定环境下的竞争，不是产品的竞争，而是理念的竞争，关键在于理念的转变和对变化理念的理解、适应。”
综合分析学者们的研究，发现他们关于动态化环境的应对建议都主要集中在了对创新、快速地获取和利用知识以及竞争理念的变化几方面，而这些恰恰基本都是属于企业家精神领域的内容。这也就说明了，企业要有效应对竞争环境的动态化趋势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也就需要以新的企业家思考模式——战略型企业家把企业家精神和战略管理加以融合，为企业赢得竞争。因此可以说，应对竞争环境的动态化趋势催生了战略型企业家。
（二）理论创新引起的战略管理模式转变
战略管理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战略管理的研究重点已经从静态的产业模型和有效市场问题（Brain，1956；Caves，1964；Porter，1984）转移到更为动态的变革模型和适应性问题（Sanchez，1983；Bowman & Hurry，1993；Teece等人，1997；Brown & Eisenhardt，1997，1998）上。混沌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就是这一转变背景下涌现的新研究热点。这两个理论都提出了战略变革和适应（或是缺乏适应）动态化环境的能力问题，为战略管理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混沌理论认为，经济的和其它社会的变量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能产生混沌行为，从而导致系统的不确定性混沌行为对初始条件具有严重的依赖性，系统初始条件一点小变化，最终能带来行为结果的巨大变化。究其理论意义在于它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许多动态系统就短期而言，明确地具有确定性的特点，就长期而言，它却可能是不确定性的，而且这种不确定性是内生的，因此是不可预测的。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作长期计划不应过分注重预测结果的精确程度，而应注重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境的分析，减少战略的刚性和被动适应性、缩短战略规划长度，增加战略的柔性、增强战略的灵活性和敏捷性，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 而且，混沌理论把战略看作一种平衡的结构和时期（Brown 和Eisenhardt，1998），认为“‘结构的边缘’要求组织结构的最简化，即要求组织结构能对变革、试验、即兴创作和领导方式进行迅速反应。‘时间的边缘’是一种暂时性的状态，此时组织建立起了某种节奏，内部变革成为标准的运作程序。”
而动态能力理论则从企业能力的角度提出企业应从内部着手建立竞争优势。该理论隐含了两个假设条件：环境是变化的；能力的不可持久性。在这种假设前提下，它主张企业应当主动地去适应环境的变化，甚至是预测环境的变化而领先于竞争对手做好应对变化的准备，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在该理论的视野中，企业“不再局限于利用现有能力，而是更加关注能力的改进、整合和重构。” 它还进一步强调了知识和学习，认为“只有不断创新才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动态能力理论）用位势和路径来说明企业知识存量的重要性，而用学习过程来揭示知识流量的流动过程。所以相对于资源理论和核心能力理论，对知识存量和流量共同关注的动态能力更能够解释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尤其是在面对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时。”
综合分析以上两种战略管理新模式的内容可以发现，正是这种理论创新引起了战略管理模式向企业家精神领域靠拢，使得战略管理发展中所表现出来的趋势和具有创新性、富有进取性等特点的企业家精神形成了内在的统一，从而促进了两个领域的融合，也促使企业去追求运用企业家精神资源去从事更为有效的战略管理，以确立持续的竞争优势。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战略型企业家的产生。
（三）企业家精神日益成为战略核心资源
资源基础论认为，企业是有形资源与无形资源的聚合体，企业的成功与竞争优势来源于企业独特的资源和特定竞争环境中这些资源的配置方式。彼特拉夫（1993）提出，如果企业要想保持超过平均水平的回报或者企业家回报（即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满足四个条件：资源的独特性、对竞争的事后限制、不完全因素的流动性，以及对竞争的事前限制。Barney（1986，1991）也进一步探讨了赢得企业竞争优势的战略资源特性：a、有价值；b、稀缺性；c、不完全模仿（独特的历史条件、原因不明、社会复杂性）；d、不可替代性。虽然两人的观点在重点上略有不同，但是基本内容是相通的。
企业家精神作为企业的无形资源具备了以上所提到的特性。具体地说，企业家精神的特质性表现在，不同的企业家在认知模式、对机会的敏感程度以及对知识的利用上都是不同的。比如，Alvarez和Barney就提出，企业家往往在认知模式上都具有独特的资源，他们运用这种认知模式来进行战略决策。同时，由于企业家精神产生基于企业家个体自身的特性，使得某一企业家对于机会的理解、对于知识的利用等方面都有各自的特点，在企业间存在信息不对称的前提下，使得难以为其他企业所模仿和复制，从而能够产生对竞争的事后限制。企业家精神具有不完全流动性在于它是一种无形资产，往往具有强有力的隐含纬度和社交关系。Alvarez和Barney就指出，“由于这些资产的性质，它们往往是拥有它们的企业所特有的资产。”企业家精神的竞争的事前限制，主要表现在它们往往是在外部市场上难以获得的，是产生于组织内部的，并且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的特点。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竞争对手就难以在事前就加以效仿，从而产生限制。
如今，环境动态化的发展趋势已日渐明显，作为应对动态化环境的有效手段和企业战略资源的企业家精神所具有的价值也愈发重大。这正如Barney(1991)所说：竞争优势的源泉就是知识创造和决策能力所带来的潜力。而企业家精神也正是由于具备了在知识的创造性使用和对机会把握和利用方面的独特潜力，而日益成为竞争的战略核心资源。
第二部分 战略型企业家的理论探析
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战略型企业家尚未形成一个明晰的理论框架。本文在前一部分明确战略型企业家概念的基础上，将在这一部分通过对其本质及其特征的分析、战略型企业家与竞争优势构建的内在运作机理的探析、以及它与传统企业家行为差异性的分析，为思考和认识战略型企业家确立一个初步的理论框架。
一、战略型企业家本质特征分析
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或异质的人力资源，对其本质及其本质特征的研究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内在的根本性质，从而为深入研究企业家的其他理论和现实问题建立一个可以参考的基础。也因此本文对战略型企业家的理论探析从其本质及其特征分析开始。
（一）战略型企业家的本质分析
由于战略型企业家是一个新课题，目前还没有学者对战略型企业家的本质进行研究。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企业家本质思路的基础上，从功能角度认为战略型企业家本质是以企业家精神资源发掘利用为基础的战略革新。对这一本质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分析认识：
1、其核心是有关革新的
从本质分析战略型企业家，虽然它在功能等方面和一般的企业家的有所不同而成为一类特殊的群体，但它仍属于企业家范畴之内。因此，它的本质核心仍是和企业家的本质保持内在的一致性的。
而从已有企业家的研究文献来看，企业家作为异质性人力资本与其他企业经营者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在创造财富行为中表现出来的独特方式，即他们总是能够以更有效率的方式整合和利用资源，使企业得到异质性的产出。并且在企业家的行为中，他们“始终在寻求变革，对变革作出反应，并把变革作为机会予以利用”，“认为变革是常规，是健康的” 。
对于战略型企业家而言，同样是这样。它仍是通过企业家精神的革新性资源整合，将战略管理的过程变成一个能够得到异质性产出的过程，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因此，其核心仍是有关革新的。
2、革新是有关战略的
“企业家精神最终是关于创新的行为，而战略管理主要研究如何通过竞争优势实现超过平均水平的绩效。” 而作为战略管理和企业家精神领域互动的产物的战略型企业家，由于受到战略管理领域的影响与一般企业家产生了不同。他们将自己的行为导向由一般企业家的关注于创新，丰富为不仅关注创新还关注创新的结果——组织绩效的取得，并且关注这种绩效的持续取得所依赖的战略管理及其相关活动给组织带来的竞争优势。这就形成了战略企业家的竞争优势目标导向和战略过程的载体。而这进一步使得战略型企业家的行为围绕战略管理及其相关活动展开和进行，能够体现其本质的革新也因此依附于战略管理，成为有关战略的革新。同时，将企业家精神引入到战略管理之中，改变传统战略管理的行为及思维方式，这本身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对战略的变革。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说战略型企业家是将革新贯穿于战略管理，并将这种战略革新视为一种德鲁克所说的“常规”和“健康”的，从而使其在根本属性上具有了战略革新性的一面。而这也在同时保证了战略管理的动态化和适应性，使企业能够在复杂且变化加剧的环境中应对自如，取得持续的竞争优势。
（二）战略型企业家的本质特征
基于以上分析，虽然本文指出其本质是战略革新的，但战略型企业家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具有多维性，有必要从更多角度去把握它的根本属性。因此，本文将进一步从以下几方面对其本质特征进行分析：
1、伦理性
从战略型企业家的目标导向分析，他们关注的是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取得，关注的是企业长远的发展性，而不是某一次机遇的把握之类短暂的成功等短期行为。因为某一次或某一段时间取得较优的绩效，并不意味着企业能够长久的保持这种竞争优势。但若企业不断地在成长和发展，从一个较长的时间看，企业却必然能够取得一个较优的绩效。同时，战略管理本身是一个对企业未来成长与发展定位——企业使命贯彻的过程。这即是说，战略型企业家的战略革新本质，也内在地决定了战略型企业家对企业成长性问题的关注。
而根据同样关注企业成长的企业生态学观点，战略型企业家竞争优势目标的实现，首先就要保证需要作为社会有机体一员的企业的行为，至少与整个社会及其成员保持最低限度的协调。而伦理恰恰是协调不同社会成员关系的规范。这就使得对企业伦理的关注、遵循和建立成为战略型企业家在推进企业成长中需要予以关注的长期性的基础性工作，从而外在地使战略型企业家行为始终表现出具有伦理性的一面。
不仅如此，由于企业家精神具有社会性的一面，这就使得战略型企业家在战略管理及其相关活动中发掘利用它时，其行为本身也会表现出战略型企业家的伦理性行为，比如竞争精神、进取精神等对企业成员的行为及企业文化塑造等方面的伦理性影响之类。因此，战略型企业家的这种内在的道德品格等也使其表现出伦理性的一面。
据此，在内外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战略型企业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伦理性的特征。
2、组织管理性
对于战略型企业家的这一特征，可以通过两方面的分析来认识：一是它与行政管理的联系与区别；二是它与传统企业家活动的联系与区别。
①与行政管理联系与区别
Chandler（1962）将战略（或战略管理）任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关注组织内部的各种活动的协调，防止组织亏损，监督资源的使用；二是关注机会的把握，以及运用资源为公司创造新的能力、产品或是市场。据此，Michael、Storey和Thomas进一步将战略管理任务区分为“行政管理”和“企业家精神管理” 两个领域。从两个领域的内容来看，本文的战略型企业家所从事的是企业家精神管理领域的活动。
比较两个领域的内容，战略型企业家活动与“行政管理”的区别是明显的。但是，从它们相互之间的联系看，由于“企业家精神管理”和“行政管理”的活动都是战略（或战略管理）任务的一部分，因而也都是战略管理活动的一个组成环节，就使得从广义上讲，战略型企业家的活动由于这种联系的存在也成为管理活动的一个表现形式。
②与传统企业家活动的联系与区别
“企业家精神管理”和传统企业家行为的联系则表现在它们实际的过程都是发挥企业家精神资源的效用的过程，具有内容上的一致性。就两者的区别而言，与传统企业家活动相比，战略型企业家有关战略革新的本质，拓展了其活动范围，使其行为和战略管理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联系密切，变得依附于组织管理的某些流程与环节。如根据Michael、Storey和Thomas的研究，有关活动有“知识管理”、“组织革新”、“组织学习”、“企业家融资”等。战略型企业家通过这些活动使战略变得更有效率，更有利于目标的实现。而这一过程也使得战略型企业家和组织管理产生了密切关联。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虽然战略型企业家行为和传统企业家行为仍存在内容上的一致性，且也和行政管理有着明显的不同，但是其行为和战略管理活动内在联系，及同传统企业家行为比较中所表现的差异性，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了组织管理的特征。因此，是战略型企业家活动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在本质上呈现出了组织管理的特性。
3、共享性
在传统企业家的领域内，企业家活动一般都是以企业家个体行为的方式进行的，强调的是企业家个人的能力等方面的发展及其对企业的积极影响。但是战略型企业家不仅仅依靠个体行为，为组织创造财富，还通过中高层管理团队的协作与支持共同来完成企业战略目标。这是因为：
首先，依照本文对企业家精神资源的分析，它正在日益成为战略核心资源，因而具有极大的价值性，它的发掘和利用能够给企业带来更为快速的发展，能够使企业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这就为战略型企业家提供了将其共享的动力。同时，根据本文对企业家精神性质的分析，它具有可共有性的内在性质，从而使得共享它成为可能。
其次，通过为取得超过平均水平的组织绩效和持续的竞争优势而进行的战略管理及相关支持性活动，具有系统性、复杂性、多维性等特点。并且和组织规模的大小、组织结构的层次等密切相关，组织规模越大、层次越复杂，信息取得、反馈以及决策的速度及难度就越大。而当前外部环境的特点却是日益动态化，要求企业的反应速度更为迅速和更为及时。这就使得组织目标的实现不能单单只依靠企业家个体来完成，需要更多的主体参与进来。这种形势就为战略型企业家扩散企业家精神等企业家知识施加了外部压力。
最后，根据本文对竞争优势来源的分析，可以知道它来源于整合资源的动态能力的异质性。而这种异质性动态能力指的是企业组织在参与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并处于不断发展中的一种组织能力。虽然它的形成需要强有力的企业家个人能力作支撑，但不仅仅是企业家个人能力所能涵盖的，它更是一种团队性的能力。而由于企业家精神等企业家知识的独特性，它可以有力促使组织这种能力的形成。这就为战略型企业家扩散企业家精神提出了客观的需要。
总之，在以上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战略型企业家为了有效实现其目标而在行为上表现出了共享性的特征，并通过组织学习的形式，以及民主化、授权化、扁平化的管理来完成共享的过程。
二、战略型企业家与企业竞争优势构建的理论机制分析
本文在研究中一直强调战略型企业家的竞争优势目标，然而战略型企业家与企业竞争优势构建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理论联系呢？对此，本文通过以下几方面的分析将其内在的理论联系予以揭示。
（一）企业使命理论分析：企业使命的主导者
企业使命是近年来战略管理领域较为受关注的一个课题。作为对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和目标的构想和设想，它深刻地反映了企业的生存目的和经营哲学，表述了企业在社会中的经济身份或角色。基于企业使命这种方向标的角色和作用，它成了“战略制定的前提和战略的行动基础” 。而根据斯坦纳关于战略管理的界定，战略管理本身也是一个将企业使命加以贯彻的过程。因此可以说，企业使命的确立与贯彻是企业战略管理中一项不容回避的重要工作。从它在企业实践中的发展状况来看也验证了这点：根据有关调查，世界上“大约有80%的主要企业都具有自己的企业使命或者某种企业价值声明” 。
既然企业使命如此重要，那么作为将企业家精神应用于战略管理过程中的主体——战略型企业家将如何发挥自己在企业使命方面的作用，以确立企业的竞争优势呢？本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将分为两个方面进行：
1、企业中未有或未正确确立企业使命阶段
在一个未确立或未正确确立企业使命企业中，战略型企业家作为创业者在企业使命确立中扮演的往往是倡导者和规划者的角色。在这一阶段中，战略型企业家在战略管理思想的指导下，出于对企业长远发展考虑能够认识到作为战略管理起点——企业使命的确立对企业成长与发展的重要性。因为研究表明：在企业使命指导下，员工工作能产生高生产率、低缺勤率、低人员流动率和提高士气的绩效。因为企业高层领导者与员工进行使命沟通，展示了高层管理者对企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具体化、形象化；减小了盲目决策的风险；表达了激励员工超越现实的组织意图；作为组织的灯塔，为各个部门形成本部门使命、设立各自目标和相应战略提供了依据；为公司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准备条件(小阿瑟·A·托马森，2001)。基于企业使命的这种重要性，战略型企业家往往成为主张确立或改变不合适的企业使命的倡导者。
而在确立或改变不合适的企业使命的实际过程中，企业使命往往成了“企业家构想的表达” 。战略型企业家这一规划者的角色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其独特的认知结构，能够比一般的管理人员更为明确地把握顾客的需求和对产品做出定位、更好地抓住和利用外部市场可能存在的机会等，而这些恰恰是构成企业使命的核心因素。因此，可以说他们能够更有效地为企业确立正确的使命；另一方面，企业家凭借其自身行为逻辑——企业家精神社会性方面的表达，如进取精神、创造精神及合作诚信精神等，把他们的独有价值观念灌输于企业使命之中，从而使企业能够表现出更强的成长性和更富有活力。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企业使命更强大的号召力和生命力。
2、在已确立正确企业使命阶段
在这一个阶段的组织中，战略型企业家所扮演的主要是使命实践者的角色 。具体来说，一方面通过发挥企业家本身身体力行的表率作用和的独特人格精神，把企业使命作为企业行为的参照，贯彻使命于企业各项战略活动之中，使之能真正发挥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自身对变化和机会的敏感等，保护那些虽实质上和使命具有内在一致性，但是却不合常规、有违企业管理程序的行为，比如某些特立独行的创新或组织结构的改善建议等。从而保证了企业的柔性，也更为彻底地贯彻了企业使命。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战略型企业家确立、调整或贯彻企业使命的过程中的行为表现可以发现：由于战略型企业家在利用发挥企业家精神中的异质性，使得他们不仅能比企业中其它人员能更好地塑造或更有效贯彻企业使命，同时也能够在这方面表现出相对于其它企业的独特性。而也正是这种异质性使得企业在获取和利用资源的导向上，以及战略发展重点等一系列问题上都表现其特别的一面，从而不仅会使一个企业在前后两个时期有所不同，也会使同一行业中同一类型企业面对同一环境也会出现不同的行为取向。因此，这种因企业使命塑造、调整以及贯彻方面而表现出来异质性所引起的企业最终能力上的差别将造就企业的竞争优势。
（二）企业文化管理理论分析：企业文化的塑造者
企业文化管理理论产生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是西方学者在总结日本企业卓有成效的企业文化管理实践经验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它与以前的管理理念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重心偏移和理论支撑的关系，是一种深化，一种进步，即由文化管理来统领对物质资金的管理、员工行为的管理和人力资源的管理。” 也因此，该理论被看作是西方管理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该理论主要观点是，认为管理人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通过企业文化的象征和暗示作用，用企业共同的价值观规范和引导人们的行为。它主张通过培育并倡导共同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增强全体员工在生产与经营活动中的忠诚力、向心力和凝聚力，激发他们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增强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时，这种文化一旦形成，也就成为Sternberg（1995）所说的“组织文化是隐形知识的大宝库”。从而组织文化也具有隐性知识所特有不便于移动、不便于模仿和不可替代的性质。
基于企业文化的这一特殊的资源性质，资源基础论的观点将企业文化视为战略性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部分；在给定一家公司的独特性时，文化甚至可以决定战略的选择(Barney，1986；Prahalad，1990；Stalk Evans&Shulman，1992)。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的约翰·科特教授和詹姆斯·赫斯克特教授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种论断。1992年他们在《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中，总结了在1987-1991年期间对美国22个行业207家公司的企业文化和经营状况的研究成果，发现企业文化对企业长期经营业绩确实有着重要影响：重视所有关键管理要素(消费者要素、股东要素、企业员工要素)、重视各级管理人员的领导艺术的企业，其经营业绩远胜于那些没有这些企业文化特征的企业。
与企业文化对一般的企业家仅是一项辅助性活动不同的是，由于它在企业竞争中的这种重要地位和塑造竞争优势方面的独特作用，它对战略型企业家来说，更是一个塑造企业竞争优势的全面的软性支撑性活动，需要特别加以重视。亦即，战略型企业家本身所内含的竞争优势目标的导向使他们形成了区别于一般企业家对于企业文化的认知，从而更加注重对企业文化的管理。
具体来说，战略型企业家对企业文化的管理主要是充分利用自身处于企业文化建设发展中重要地位的优势和影响力，发掘自身的企业家精神资源，用自身的理念、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影响企业文化的发展方向及所处的层次，用自己的权威和人格魅力去整合企业中的价值观，培育员工的创造性思维能力、激发他们学习知识、更新知识的积极性与自觉性等等。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企业家自身人格精神的示范作用在企业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发挥。这主要是由于东方特有的“家长”式文化背景本身所造成的，而这种文化背景在企业文化中的投影就是企业家及企业高层管理者作为企业的“家长”对员工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力。正如汪岩桥所说：“在东方文化中，父亲是权力、爱心、力量、智慧、责任等众多品格的综合。因此文化管理理论中的企业家，能够爱护、体察、善待每一个员工，并能把全体员工亲密无间地团结在‘家族’中，最大限度地激发所有员工的潜能，把一切力量和智慧统一在企业生产经营中。这种富于东方文化意蕴的‘家长’其实是一个东方式的优秀团队的缔造者和统率者。”
（三）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战略变革的推动者
新制度经济学作为经济学的一个新的理论发展，近年来备受关注，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经济问题的分析之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在有限理性、机会主义倾向、交易成本设的理论假设前提下，对市场和企业的关系进行了独特分析。他们指出，市场与企业是协调生产经营活动的两种替代方法：在企业之外的市场中，生产由市场机制协调，在市场交易的形式下通过价格机制等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而在企业内部，市场交易被企业家的活动所替代，由企业家指挥和组织生产。而这两者的边界是交易成本问题。因为根据他们的观点，不论是市场的价格机制的运作还是企业家指挥生产的企业管理活动都由于信息的不完全性、交易的不确定性等而存在交易成本，当市场上交易成本过高时，会出现市场失灵。此时，企业作为市场的替代而出现，并通过企业家的活动来组织生产，其交易成本会低于通过市场来完成相应的活动的成本。同样，一旦内部化所花的成本高于外购成本时，也可能会发生组织失灵，从而出现市场对企业的替代。市场失灵与组织失灵同时发生即造成所谓“双重失灵”时，介于市场交易与内化交易的合作方式将变得可行。
把这一理论具体到企业战略管理之中，可以说企业是基于战略核心的一系列合约的联合。这一系列合约包括合资、授权、特许及其他合约等形式，而战略核心是企业资源的有机结合。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企业战略变革是战略核心更为有效的积累和利用，是一种帕累托改进。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作为对市场有效替代的企业家在企业内部的生产指挥活动具体到战略变革之中，就成为企业家另一种方式的指挥与协调。企业战略变革亦即是在使组织的成本和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发生变化，变革的效果则具体取决于企业家对于两种成本之间的相互替代性的判断与决策。因此，企业家的行为在战略变革中至关重要。而战略型企业家由于关注于将企业家精神运用于战略管理的过程之中，因而成为了战略与变革的积极推动者。
因为如前所析，在两种机制的替代中，由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及人的有限理性所带来的各种不确定性是导致替代出现的主要原因。据此，经济当事人对企业与市场的替代进行的竞争性判断与决策，也就相应转化为谁具有相对更强的信息搜寻、识别及转化等能力的竞争。哈耶克（1945）指出，机会的存在具有不对称的信息，机会不一定对所有人都是明显的。而在这方面，马歇尔、柯兹纳、奈特、莱本斯坦、舒尔茨等几乎所有的企业家研究者都认同一点，即企业家具有机会敏感性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家要获得利润或企业家的收入，必须对市场非均衡状态提供的获利机会十分敏感，如果不具有机会的敏感性，企业家的创新行为、承担不确定性、进行“判断性决策”等都无从谈起。Mitton（1989）更是指出，企业家可以发现独特的机会，而其他人不能。这即是说，除了制度、政策等外部因素外，企业家自身所具有的理念、个性、知识、经验等会使企业家比其他经济当事人能够更有效地对信息进行甄别、对机会进行识别。并且，企业家之间也会由于上述理念、个性、经验等方面差异而表现出反应质量上的不同。
而战略型企业家作为将企业家精神运用于战略管理之中实践者，他们不仅具有不同于一般管理者在发现机会方面的禀赋，能够更有效的发现和识别机会，从而更早地提出战略变革，而且还因为在理念上、个性上以及其在战略管理中所形成独特经验、知识的优势，使他们能够比其他企业家在感知战略变革契机上做到更为敏感，并更好地加以把握。罗伯特（Michel Robert）就指出，战略企业家是现代“战略人力资源”（strategic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SHRM）的主体，是企业“战略意图提供者”（Strategic intent support）和“核心知识拥有者”（Core competence holder）。战略企业家引领企业不断创新，在高信息和高竞争性经济中，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企业家善于捕捉管理机会，利用控制局势去影响别人，“而恰当的局势依赖于他们的领导理性、知识和经验”。
正是藉此，战略型企业家成为战略变革的积极推动者与引导者。他们在“资源重组过程中所做的就是运用目前所知道得最清楚的信息来制定决策、生产产品，以一种比过去更为优秀和高效的方式来运用同样的资源。信息及其应用，即诀窍，是企业家在以前的经验中学到的。企业家所拥有的信息与复杂的重组资源的诀窍深深地融为一体，企业家据此所作出的决策就是企业独特性的源泉” ，从而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
（四）组织学习理论分析：学习的代理者
组织学习理论近十多年来为西方学术界关注比较多的研究热点之一。它之所以能够得到高度的关注和人类社会开始步入知识经济时代以及环境变化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日益增强是密切相关的。当前，知识的快速进步及其被作为独特生产要素而加以利用的发展趋势以及环境变化给企业在增强应变性、创新性和处理速度等方面带来的压力，不允许企业被动地去适应。因为“今天社会的急剧变化也许还来不及适应，就将你永远排除在这个世界之外”，因此“应变的根本之道是学习” 。Sveiby（1997）更是指出“在知识经济中，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唯一途径就是别人学的更快。”也因此，战略型企业家关注于借助组织学习的形式，将作为隐性知识的、以企业家精神为构成主体的企业家知识加以扩散与传播，提升企业竞争能力，实现其塑造企业竞争优势的目标。具体来说，战略型企业家在组织学习中是通过学习代理者的角色来完成这一过程的。
根据Probst和Buchel（1997）的界定，学习代理是代理人通过自身学习效应引起组织知识基发生改变的过程。它“是一个在组织学习中起关键作用的要素。它实现了个体学习行为向群体学习行为的转化” 。因为“组织学习和个体学习既有区别又具有天然的联系” ，“不能简单地认为组织学习只不过是其个体成员学习累加的结果”（Herdberg，1981：P6），“组织学习过程比个体学习过程更为复杂”（Argyris和Schon，1978）。而学习代理的作用也正是保持个体学习和组织学习联系的桥梁，是实现个体学习向组织学习的一个方式和手段。根据Probst和Buchel（1997）的研究，有四类关键的学习代理人：个体、杰出人物、小组和社会系统。由于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主要关注作为学习代理人之一的杰出人物。根据Duncan & Weiss（1979）的研究，杰出人物表现为主导组织成员。典型的主导组织成员有董事、经理、组织内部领导和特定小组中有影响力的成员。而战略型企业家及其潜在主体中高层管理者恰恰是属于这一范围之内的。沈璞（2004）也提出：企业家是组织学习的代理人，他们是从个体学习转向组织存储知识和经验的转换机制。
本文对战略型企业家作为杰出人物发挥学习代理人在组织学习中的作用的分析，主要是根据Domsch 和Gerpott（1989：P9）对代理人在组织学习过程中角色的界定，即代理人担任了两种重要的角色——知识的创造者和知识传递的推动者。
1、知识的创造者
在学习代理中，作为知识的创造者的代理人主要是通过自身学习等途径获得知识，从而成为知识拥有者，也即是一个知识获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战略型企业家和其他企业家的知识获取一样的，是通过“干中学”得来的。正如张焕勇等人所指出的，“企业家在经营实践中不断地获取知识，进行学习，并形成新的知识平台” 。因此，企业家的知识来自于自身在独特的环境、经历等方面中形成的经验，并且具有如Alvarez和Barney所指出的“企业家所具有的敏感和知识是与众不同的” 特性。
对于这种独特经验性知识，Alvarez和Barney进一步指出，“企业家的知识就是关于从哪里以及如何获得这些资源的抽象知识” 。即他们认为企业家知识的价值在于转化和整合方面。据此，可以说作为学习代理人，企业家不仅是其自身独特知识的创造者，而且他的独特知识本身还是一种有关将已有知识进行转化整合、创造新知识的知识。这突出了企业家在组织学习中作为“某类特别知识”的创造者的重要作用。
2、知识的传递者
根据赵海峰的观点，杰出人物的“组织学习主要体现为精英成员个人能力的发展”。对此，本文并不赞同。因为根据K•普塞尔和迈克尔·格里高瑞研究，组织学习发生在“主要的组织成员表现出以下能力，即知道哪种组织变革程序可能会成功，什么时候应该发生，学习能力怎样转换为技能和资源” 的时候，亦即企业家对其企业家精神等独特性知识进行应用时组织学习发生。而这种应用恰恰也是将企业家隐性知识外在化，使得他人能够得以观察到，并加以模仿、学习的过程。
就一般企业家而言，在上述过程中他们是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充当起了知识传播者的角色。而战略型企业家由于关注于通过学习代理的方式，将企业家精神加以扩散来影响其他中高层管理者，因此他是一个主动性的知识传播者，同时也是一个积极的学习代理者。而其作为积极代理者发挥作用的过程正如于克信所提出的，“战略管理过程中的组织学习是以高层管理者为发起者的个人学习为基础，它以个人和组织知识存量（信息、知识、智能、经验等）为已有基础条件，进一步获取知识、传递、共享、整合和创新知识并确定战略，采取行动，以期实现组织使命和目标的组织学习过程” 。
除此之外，根据伊丽莎白·切尔关于“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学习和变化结合起来” 的观点，战略型企业家作为组织学习的代理者通过发挥企业家精神，能够在组织学习中更有效地处理好环境变化带来组织学习的各种影响，并对组织学习做出针对性的调整，从而增强组织学习的有效性。
最后，有关的调查也进一步为战略型企业家能够在组织学习中有效发挥学习代理者的作用提供了论据。根据经济学家情报社（2000）等组织对全球350多位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调查表明：有60%的人认为，“最高层领导的模范作用”为建立一种学习文化最重要的因素。
三、与传统企业家行为的差异性分析
在前面的研究中，本文对战略型企业家的概念、内涵、本质及其构建竞争优势的内在机理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基于这一研究基础，本文下面将对战略型企业家与传统企业家行为差异作进一步深入分析，以求能够更加明晰地显现出战略型企业家的独有特点。
（一）革新更具方向性
传统的企业家理论认为“企业家的主要功能是创新” ，战略型企业家也把变革和创新看作是其本质核心。因此，在有关革新这个大方向上它们是一致的。但是两者在这方面还是有所不同的。这种差异表现在：
传统的企业家理论关注的主要是如何创新的过程，而缺乏对创新结果的关注，仅仅将创新的结果归于利润的提升。而战略型企业家从一开始目标就是明确的，直接指向了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取得，这就使得企业家的革新性行为始终围绕增强企业整合资源的动态能力的异质性而进行，从而更有针对性。
不仅如此，由于战略型企业家关注的是企业使命的是最终实现和企业的成长性，因而在不自觉的过程中就为自己的创新行为设置了一个伦理约束。即，战略型企业家会放弃或避免那些虽然也属于创新的范畴、但却带有短期化性质的行为。而传统企业家由于缺乏这种明确的导向性约束，就有可能不自觉地进行一些短期化的创新行为。
据此，本文认为战略型企业家的革新行为比传统企业家更具方向性。
（二）塑造企业人格的偏好
根据赵宇（2006）的界定，企业人格指的是“企业对所有相关者的的反应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总和”，具体体现为企业的信用程度、员工素质、道德水准、商业伦理、文明程度、文化氛围等软因素。
与传统企业家更多地关注“功能”和“能力”不同，战略型企业家由于吸收了文化管理、社会学等方面对于企业家行为研究的营养，积极提倡企业家精神社会学的一面，注重企业家人格精神等内在品质的发掘和利用，亦即重视商业伦理的塑造、关注企业文化的建设与员工素质的提升等。也因此，他们比传统的企业家表现出更多的文化性、社会性的特点。这种特点具体表现在，战略型企业家通过前文所分析的企业使命的表达、贯彻以及企业文化的塑造过程，将自身独特的价值观、世界观等运用于企业成长过程中，从而形成了塑造企业人格的偏好。这种偏好的结果是，战略型企业家引领下的企业表现出与环境更强的相容性及适应性，并因此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广阔的成长前景。
（三）与企业内部管理关系更为紧密
基于前文对战略型企业家组织管理性本质特征的分析，可以知道战略型企业家已经明确介入到企业管理的过程之中，其活动也成为构成战略管理的一个环节。同时，由于战略型企业家的“管理”活动主要利用企业家精神等企业家知识把握机会，“为公司创造新的能力、产品或是市场”，这种“管理”活动显然由于企业家能力的异质性，而变得更为专业化，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管理”活动，也是他们独有的管理活动。这与传统企业家将行为集中于创新领域，附带性地从事一些有关企业管理各方面的零散工作是有质的区别的。也因此他们与企业内部管理的关系表现的更为紧密。
（四）群体特征的差异
如前所析，战略型企业家是适应当前动态化环境要求出现的、并且是战略管理和企业家精神领域互动的产物。它的这种于传统企业家不同的产生基础和外在环境，使其在群体特征上和传统企业家家表现出了差异。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传统的企业家相对静态及简单的外部环境，使其群体构成具有单一性的特点，他们往往是企业的创立者或最高层管理者。但是战略型企业家群体由于外在环境的复杂性，以及战略管理活动复杂性的要求，使其在范围上要比其更为宽泛。也因此战略型企业家以企业中高层管理者为潜在主体。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包括传统企业家中的创业者或最高层管理者，还有可能是在他们影响下成长起来的中高层管理者。这些中高层管理者中的部分成员一旦具备了企业家精神，并能够对其发掘利用，符合了战略型企业家的本质要求，就可以认为他们是属于战略型企业家群体的。
除此之外，战略型企业家群体由于自身具有的共享性本质特征以及为了追求企业的竞争优势，而成为组织学习代理者的行为表现，使得他们具有群体学习性的特征，这和传统企业家群体的个体学习性特征也形成了明显的差异。
第三部分 我国企业家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成因分析
我国近现代由封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经历了一个非常曲折的过程，直到现在我国市场经济仍处在不断完善的阶段。在这种国情的影响下，我国企业家群体也是最近二十年才真正开始成长和发展。这种短暂的成长历史，以及我国独特的社会性质等国情因素的影响，使得我国企业家仍处于走向成熟的阶段，在发展中存在着许多问题需要加以面对和改进。
一、我国企业家当前存在的问题
虽然我国企业家为我国经济的腾飞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作为现代社会发展中坚力量，他们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也并没有使得中国企业以较强的竞争力和独特的竞争优势而闻名。其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非职业性
在现代经济中，企业家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最主要的功能是创新与变革，发挥其独特的企业家精神，推进企业和社会的共同发展。并且这种创新与变革行为有别于包括技术人员创新在内的其他任何群体行为的企业家式行为，因而带有明显的职业化特征。但是我国企业家在行为上却表现出较强的非职业性特点。这一特点突出表现为我国企业家过强的政治倾向性，即我国企业家政同各级政府组织存在过于密切的关系及他们在行为方面表现出过多政治性的一面。
1、企业家同各级政府组织的关系
就同政府组织之间密切的关系而言，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国有企业家
从严格的理论意义上讲，他们就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虽然近些年我国国企改革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国企主要人员工作安排由上级任命并按照相应的行政级别来“对号入座”、业绩考核上实行类似于考核党政干部的标准等情况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观。根据2002年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的调查，通过“组织任命”获取现任职位的企业家最多，占被调查人数的%。沈阳机床（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陈惠仁曾无奈地说：“国企领导人难啊，常常扮演‘双面人’角色，一方面是企业家，另一方面是政府官员形象。”这就使得国有企业家在行为的许多方面表现出官员诸多特征。
（2）有过政府部门工作经历，或在国有企业、集体企业中工作过的企业家。
他们当中的许多人虽然在形式上已经脱离了原有的组织，但是在实际中经常是凭借自身和原组织之间良好的关系来维系和推进企业发展。比如有的直接是为原企业提供相关服务为主要业务来源——电力等垄断部门中就存在着大量类似这样的企业，有的是能够优先承揽和原组织有关的项目等等。这类企业家和原有组织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得他们往往需要迎合有关领导的意图，进行一些具有某些政治效果的行为，从而使得难以像企业家那样去进行企业的运作。
（3）原来没有和政府或国有及集体企业有过关系，完全是依靠自身力量创业并不断发展壮大的企业家。
这类企业家主要那些所谓民营“草根”型企业家，他们往往有着更为高涨的政治热情。张维迎教授对此就曾经明确指出：“民营企业发展中的最大隐患不是经营问题，而是企业家的政治化倾向太严重。”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十分热衷于参加各种政府或者带有官方性质的组织。据2004年私营企业年鉴，有79%的民营企业家加入了各级工商联，有%的人是各级政协委员。第十届人大会和政协会上出现了100多名来自非公有经济的代表、委员，数量之多为新中国成立之最。虽然这类企业家参政、议政对于我国民主建设有促进作用是好事，但他们这种行为背后的“政治性”心态，却是有悖于企业家应有的职业取向。重庆力帆集团董事长尹明善的一番话较有代表性反映了这类企业家内心的想法，他说：“财富并不是我惟一追求的目标，我们读书人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我当选重庆市政协副主席以后，曾提出变卖所有家产，专职从政。 ……我以前连科长都没有当过一个，现在一步登天做了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做了全国政协委员所以我很感激党和政府，有一种士为知己者死的感觉。”
以上这些同政府组织之间的密切关系，使得我国企业家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出屈从于领导意志倾向，违背了企业家应有的职业取向，表现出了企业家不应有的政治性的一面。
2、政治性行为表现
在我国，企业家由于和各级政府组织密切的关系，往往为了迎合某些领导的意图或讨得领导“欢心”而采取一些带有政治色彩的行为。比如史玉柱当初建造巨人大厦时，为了让其成为标志性建筑，多次修改设计方案，层层加高，最终造成资金链断裂。湖北幸福集团周作亮的失败也有类似的表现。当时，他为了继续维持企业在领导中的典型形象，而搞幸福铝业等三大工程，最终因项目商业价值不高而拖垮整个幸福集团。对于这种行为，周作亮曾说到：“我们是国家树起来的企业家，有责任带这个头，幸福怎么办，我们的目标就是快速壮大。如果领导到这里，你不发展行吗？我们下了很大的决心，向省里请示搞幸福铝业（他最后搞的一个厂，被这个企业拖垮了），我在全国十佳乡镇企业中排第五，如果我们再不上，而别人上去了，别人就会甩掉我们，别人上去了，我们对得起领导吗？反过来，上级领导也不会再树我们这个典型了，如果我们不搞三大项目，省里的领导哪个会来开现场办公会？哪一个部门会来支持我们？领导需要好企业家，企业家需要好领导，这是辩证的，不是孤立的。”中国企业家如史玉柱、周作亮的人不在少数，即便是很成功的企业家内心也往往有落草为寇暂栖身的委屈感，一旦有机会非商业的东西就会占上风，从而表现出其政治倾向性的一面。
（二）弱社会辐射性
在西方，企业家精神所具有的社会性一面使企业家对社会具有较强的社会辐射性，即他们的行为对社会中其他阶层人们的行为具有良好的引导性意义。但是在我国企业家却表现出非常弱的社会辐射性。对此，本文主要从我国企业慈善行为、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家的社会形象三方面加以分析。
1、慈善行为表现不足
慈善理念也是企业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国际上的著名的企业，不但企业家热衷做慈善，慈善也早已成为他们企业文化的重要组分部分。如贝塔斯曼前任总裁、贝塔斯曼家族第五代继承人莱因哈德·默恩所说：“企业家对社会应具有责任性，同时也应督促自己为社会做出贡献。”而与之相比，我国企业的慈善行为却明显表现不足。虽然由于我国企业目前正处于起步的发展阶段及外部制度的不健全等因素，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像西方国家的企业家那样进行大额和大规模的捐助，但是就目前数据情况来看，我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和当前他们的承受能力是不相匹配的。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 ，中国大陆企业家每年用于慈善事业的资金占当年总值的%。而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6年中国GDP数值为209407亿元，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8784亿元。按上述比例换算，去年我国大陆企业家用于慈善事业的资金约为亿，即为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的%，亦即中国企业每赚100元，仅捐赠元。而且这结果是仅以规模以上工业的利润为基数而得出的，实际比例应当更小。而在美国占当年GDP的数字是%左右，在欧洲和日本这个数字是%和%左右。同时，据2006年度中国大陆慈善家捐赠排行榜的统计，2005年163位上榜慈善家共捐赠了亿元，约占全国总捐赠额的1/7。但与这163名企业家相比，我国目前身价达到百万美元以上的企业家就有23万。
除此之外，根据中国扶贫基金会等比较大的基金会统计，它们的资金有三分之一来源于境外捐助。一半来自于国内小额捐助——个人多少不等的捐助，剩下的来自于企业——其中又以靠某些领导关系游说而来的国企为主。中华慈善总会的统计数据也印证这一点。据它们统计，其所获捐赠的70%，都是来自国外及港台，内地富豪的捐赠仅占15%。“非典”期间，中华慈善总会总共才收到770万元捐款，其中只有一个富人以个人名义捐了200万元人民币。
2、企业社会责任感差
根据埃德温•埃普斯坦的观点，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与组织对特别问题的决策（有一定规范性）结果有关，决策要达到的结果应对利益相关者有益而不是有害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关注企业行为，结果的规范性、正确性。但是我国企业的行为结果却并没有做到对利益相关者是有益的，其行为表现出非规范性的、甚至违法性的特点。
在对待股东利益方面。据统计2005年以来，全年深沪两市共有46家上市公司被证监会立案调查，为2004年的两倍多；有53家上市公司家被深沪证交所公开谴责，较2004年多16家；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全年先后有20多名上市公司高管落马。上市公司违规记录呈明显上升趋势
在对待国家税收方面。以经济发达的广州为例，据信息时报报道，广州地税稽查部门在2006年4月至9月对6大行业的458户进行的税收专项检查中，发现有问题户数225户，占查结户数的49%，查补税费入库亿元。著名学者黄苇町的估算，有大约五成国有企业存在偷税、漏税现象。而据《中国税收流失问题研究》一书作者、税收专家贾绍华估计，自1995年至2000年，每个年度税收流失的绝对额均在4000亿元以上。
在对待企业员工方面，《中国纺织服装行业企业社会责任年度报告2006》显示，100%的被调查企业都存在超时工作的现象，部分企业员工每天工作达到13个小时，晚上加班4-5个小时，每周工作时间达到83-90个小时，有的企业的员工则在3个月内仅有1天休息，4个月内仅有3天休息。其他行业中，根据《2006年全国非煤矿山事故分析》，2006年全国非煤矿山共发生伤亡事故1869起、死亡2271人。因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三违”）和生产场所环境不良导致的事故占总量的60%左右，其中“三违”导致的事故占35%左右，生产场所环境不良导致的事故占25%左右。除此之外，拖欠农民工工资等问题仍不容乐观。
3、社会形象不佳
社会形象是企业家能否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力的基础，从而也成为判别企业家社会辐射性的一个标志。在这方面，我国企业家的社会形象并不佳。
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2的调查结果显示，有%%的企业经营者感到企业家群体的社会形象并不太好，有四成左右的企业经营者仅认为企业家群体的形象“一般”。这说明，企业家队伍的整体形象和职业声望还有待进一步提升。
与企业家群体的自我形象认知相比，最近几年社会公众更是对以企业家为主体的“富人”阶层表现出很强的敌对情绪。每当有企业家落马，即使案情还未调查清楚，也总是引来网上一片讨伐。而据公安部刑事侦察局长何挺透露，2004年全国绑架案立案3863宗，绑架对象主要是富裕的企业家、名人和家境富裕的中小学生。事实上近年来，针对国内富人阶层的绑架、敲诈、勒索、抢劫等暴力事件一直层出不穷。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中国过去25年中相当数量的富豪们的致富过程有明显的权贵性、犯罪性、和投机性，从而使得中国企业家整体社会形象不佳。
（三）弱组织性
现代企业的运作是具有极强组织性的活动，不仅需要企业家给企业指明革新性方向，还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家组织资源的能力，不断发掘企业各种资源的内在价值。因此，现代企业家的行为具有较强组织性的特征。但是就我国企业家而言，却表现出弱组织性的特点。这具体表现在：
1、依赖个人能力的“家长式”专制管理倾向
我国企业家在企业管理和运作中，往往喜欢大事小事都由一人拍板，热衷于树立个人权威。他们过分地看重自己过去已取得的成功经验和因此所形成的能力，在企业管理和运作中缺乏对他人的信任和授权，从而形成了“家长式”专制管理的倾向。这种情况在民营企业中尤为突出。据有关数据显示（参见表1），我国私营企业中虽然企业主个人单独就重大问题做出决策的比例自1996年以来有所下降，但相对于其他的决策所占比重而言，这种决策方式仍是第一位的。
另外，根据我国学者韦华宁的调查 ，战略决策中“一言堂”现象明显。在其参与调查的企业中，企业最终的战略决策是由董事长或总经理个人做出的比例占%。企业战略的最终决策是由集体决策的仅占16%，由上级主管机构决策的占%，由董事会决策的占%，其他混合决策方式的占%。
表1：私营企业的重大决策由谁做出 （%）
决策主体
1996年（城镇）
1996年（农村）
2004年
企业主本人单独决策
股东大会
——
——
董事会
主要管理人员
职能部门
其他
——
——
数据来源：由《中国私营经济年鉴（1996）》，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6年版、《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2年—2004年6月）》，中国致公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整理所得。
2、强调自我的“修身”，忽视群体学习
《礼记·大学》中说，“古之欲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受其影响，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逐渐成为我国精英阶层所奉行的至理名言。这种认识几千年的影响下，我国企业家在行为中也往往表现出虽有极强的个人能力，但是相对地在合作能力、推动团对于群体共同进步方面却显得不足的特点。对此，可从我国企业家个人学习与组织群体学习情况中管中窥豹。
根据《2006·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经营者个人综合学习能力的平均值为，属于中等偏上，即学习能力较强的水平，但传递知识能力和知识管理能力相对较弱，分别仅为和。而组织学习的能力虽然也处在中等偏上水平，但其中组织在知识管理能力和传递知识能力方面却处在各项能力的最后两位，并与其他指标达均到5分以上平均值相比，均值分别仅为和。进一步把经营者个人学习能力与组织学习能力对比可以发现，经营者个人和组织的差距最大的同样还是传递知识的能力。除了知识管理能力方面略大于经营者外，组织的其他能力均小于经营者。
这些结果表明，我国企业家虽然具有较强的个人能力，但是却难以对这些知识进行有效传递和管理。因而，组织在这两方面表现较差也在所难免。不过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的企业经营者个人学习能力仍明显比组织能力强，并且两者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因此，我国企业经营者虽然比较注重个人学习，但在提升企业的组织学习能力方面却重视不够，仍缺乏作为。
（四）非理性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是企业家之所以被称作异质性人力资本的标志。企业家的革新能力以及其发现和利用机会的特有理性都是他们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表现。但是我国企业家却表现出一种非理性的企业家精神，即他们在企业行为不仅缺乏对创新的足够重视，而且还往往在企业发展中采取一些非理性手段。
1、革新激情不足
我国企业家革新激情不足突出表现在对于创新不够重视。在支撑创新的研发投入方面，据统计，2006年中国企业500强中411家企业的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的比例不足%。远低于世界企业8%-10%的平均比重，而一般认为研发费用占销售收入5%，一个企业才有竞争力。这就使得，近年来我国企业虽然企业规模不断扩大，但大型企业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核心竞争力；虽然几乎已经能够提供各个领域的产品，但是真正高端的、高档次的产品很少，往往还需要从国外进口。
同时，从我国企业家的创新能力方面看，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2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报告，我国企业家但被问及“认为自己最强和最弱的三项能力是什么”时，按被选择的比例排序，所选择的最强能力依次是：决策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创新能力（33%），所选择的最弱能力依次是：公关能力（%）、市场营销能力（%）、表达能力（%）、创新能力（%）。这一结果表明，虽然有一些企业家将创新能力视为自己最强的能力，但实际的所选比例并不高，和将创新视为最弱能力的比例相差不多。这说明，我国企业家并不认为自己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而且认为自己创新能力较弱的不在少数。
2、缺乏企业家的理性
企业家的理性化包含行为动机的理性化和行为手段的理性化两方面。企业家行为动机的理性化是使企业家行为符合所处社会大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企业家行为手段的理性化是在企业家动机适应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的同时，其行为手段也要接受社会的约束和规范。我国企业在这两方面都表现出了缺乏企业家理性的特点。具体表现在：
（1）动机的功利性过强
我国企业家是伴随着我国经济强劲的增长而不断发展起来，他们当初目的很简单，就是在国家“多劳多得”，“先富起来”口号鼓舞下，追求发家致富。但随着许多人的成功，中国企业家却没有形成一个良好的对待财富的心态，其整体素质也未得到真正提高。
据《2003·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关于我国企业家素质调查结果显示目前企业家队伍“素质高”的认可率只有%。而认为企业家队伍“素质低”的占40%。同时，对于我国企业家致富心态，经济学家赵晓指出：“西方清教徒企业家是从‘禁欲’开始走上商业之途的，我们的企业家则是从‘贪欲’走上发展之途的。大多数企业家对于自己的经营目的并不明确，攀比心态、‘江湖’心态严重，表面上是民营企业家，骨子里其实是‘江湖豪客’，很少有人想到要通过创造财富而获取财富、最终达到兼济天下的目的。许多人想的是钻制度的空子，通过‘分配财富’、‘转移财富’的办法，去实现一夜暴富的贪婪目的。”
正是由于我国企业家的这种心态，使得我国社会精神层面，“变革的意识形态在为私欲正名的同时，却缺乏对市场伦理和财富伦理这一远大理想的扎实建构，因此陷于另一个极端，日益将社会引向物质崇拜、金钱崇拜。”
（2）商业伦理道德缺失
在我国企业家在行为手段方面非理性的表现即为在经济行为中普遍的商业伦理道德缺失，这主要体现为严重的信用和经济纠纷等方面。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2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报告，企业经营者认为，我国企业信用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拖欠货款、贷款、税款”（%），“违约”（%）和“制售假冒伪劣产品”（%）；其他问题依次是“披露虚假信息”（%），“质量欺诈”（%），“商标侵权、专利技术侵权”（%）和“价格欺诈”（%）。
2005年私营企业调查发现，企业之间的拖欠日益严重。被调查企业应收货款和被其他企业拖欠的借款，最高的达30亿元；被调查企业拖欠其他企业的货款和借款，最高的达4亿元。“三角债”所表现的市场信用危机，影响着企业和经济的健康发展。据《中国外贸企业信用体系白皮书》，中国企业因为信用缺失而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高达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年财政收入的37%，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每年因此至少减少2%。
企业纠纷情况也十分严重，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2年发布的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报告，2001年各类企业都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合同纠纷。%的企业合同纠纷为1到4起，20%的企业合同纠纷为5起以上，%的企业合同纠纷为10起以上，只有%的企业没有发生合同纠纷。
在制售假冒伪劣产品方面，据国家工商总局等有关部门2003年的数据统计，我国每年假冒伪劣商品市场流通额为3000亿元，其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2000亿元。
以上这些行为突出反映了我国企业家在经营管理企业方面严重的商业伦理道德缺失。他们不仅没有表现出企业家应有的诚信意识、道德意识等企业家精神良好的一面，反而在大肆地破坏这种良好的精神。
二、问题成因分析
造成我国企业家上述行为表现的原因有很多，既有外部环境性因素，也有企业家自身的问题。限于本文的研究范围，本文仅从企业家自身角度对造成上述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
（一）具有短期化特点的职业价值目标导向仍占主导
职业价值目标是引导人们行为的内在动机性因素，它对人们的行为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引导作用。我国企业家之所以表现出非职业性和非理性的企业家精神很大程度都是受我国企业家具有短期化特点的职业价值导向仍占主导地位而形成的。
按成就目标中的相关理论并结合职业目标的分类方法，职业价值导向目标可分为自我/维持型目标和社会/发展型目标。自我/维持型目标取向的企业家往往在企业经营中倾向于与自身需要和利益相关的具体事物，如收入、快乐、孩子等，并将企业成功归因于外在的、表面的因素，如背景、关系和炒作能力，在行为上也就更加倾向于“寻租”等不规范的商业行为。而社会/发展型目标取向的经营者往往更关注于事业及与事业相关特征，如责任、诚实智慧等，并更对地将成功归因于内在的、实质性因素，如技术与产品、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及对客户需求的重视程度，他们在行为上也就更加倾向于关注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与长远发展。对比两种目标导向，自我/维持型目标导向带有明显的短期化特点。
学者金盛华、叶扬 对《2004·中国经营者价值取向专题调查报告》有关指标归类整理的基础上，分析指出我国企业家的职业目标价值取向中，自我/维持型目标被选比重为%，社会/发展型目标被选比重为%。虽然两种目标取向被选比重所差不大，但自我/维持型目标比重仍高于社会/发展型目标个百分点，且所占比例过半。结合这两种价值取向在其他指标的选择表现，发现自我/维持型目标价值取向的企业家在“金钱权力”、“非法经营”上的分数显著高于社会/发展型目标价值取向，而社会/发展型目标价值取向的企业家在“合法经营”、“法规与公益”“工作与成就”上的分数显著高于自我/维持型目标价值取向的。这也说明我国企业家行为上符合关于两种取向在行为偏好上的假设。
综合分析上述结果，可以认为我国企业家的价值取向中，自我/维持型仍占相对主导地位，但基本是和社会/发展型处于胶着状态。这种情况一方面说明，正是受这种占相对主导地位价值取向的影响，我国企业家表现出了诸多非职业、非理性的行为；另一方面，结合近年来的调查所反映的我国企业家对“合法经营”等方面认同比不断上升的情况，可以认为随着我国经济转型的完成及市场秩序的日趋完善，我国企业家正在逐渐转向社会/发展型目标取向。
根据本文对战略型企业家的界定和分析，他们属于社会/发展型目标取向，是我国企业家未来所要发展的方向。也因此，他们是解决我国企业家当前存在问题的良好出路，我国企业家应当积极向战略型企业家转变。
（二）“官本位”的心理取向
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以官位尊，以官为贵，一切为了把当官，官的大小作为基本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一个人的成就 。
这种心理取向是和我国封建社会根深蒂固的“士农工商”的阶层观念密切相关的。自古以来，在“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之下，官被贴上了神圣的光环，商人则是最低一等，我国社会上也逐渐形成了无商不奸的观念。以至于非但其他阶层的人看不起“商”，就连经商者自己对自己的政治地位也很不满。为了改变他们自身的地位，他们或是鼓励子女投身科举，或是花钱捐个士绅的头衔。余英时指出，“明清时期当然还有大批的商人企慕士的地位，他们鼓励子弟治举业也是为了由商上升为士。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事实上，这种“以官为贵”、“以商为卑”的官本位心理取向在今天仍然存在，许多企业家对自身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依然感觉不太满意。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2002的调查结果显示，企业经营者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相对比较满意，选择满意的（包括“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分别仅占%和%。
在“官本位”心理取向的作用下，一方面出于内心对从商的“自卑”，我国企业家对于政治和一些非商业性行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另一方面，过去封建社会对士的特殊优待以及当今实际中官员所具有某些“特权”，又成为激励过去的商人和今天的企业家追求“入仕”和进行非商业行为的动力。即这些优待和“特权”不仅能够满足他们心理上的需要和提高其地位，而且还是他们能得到某些实实在在的特殊“好处”，促使他们更加沉迷于其中。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官文化的思维方式是后观式的保守思维；市场文化下的思维方式是前瞻性的创新性思维。因而前者的事业是地方性、局域性的，后者的事业则是世界性、未来性的。” 这种区别的存在就使得，我国受官本位心理取向影响的企业家们难以推动企业不断发展壮大，难以更好地表现出其作为企业家的价值，从而也就产生了非职业性、非理性的企业家精神等诸多问题。
（三）受现代市场经济洗礼时日尚短，企业家历练不足
与国外近代发达的工业文明相比，我国除了最近二十多年外，商品经济一直处于不发达状态。无论从市场竞争的手段、形式及激烈的程度，还是从企业经营管理的水平、方式等，都和经过百年工业文明洗礼的国外企业有较大的差距。WTO前总干事穆尔先生在一个公开场合就曾经说过，“中国企业的管理相当于30年前的日本，相当于100年前的英国。” 这就使得我国企业家还没有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市场竞争所本有的大浪淘沙的过程，他们的管理素质和各方面能力也因而缺乏有效的锤炼，从而仍存在许多不足，引发了各种已提及的各种问题。
而从观念上讲，虽经过二十多年的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关市场竞争与现代企业管理运作的观念逐步深入人心并得到有效普及，但国人经过几千年文化沉淀形成的小农式的封建经济观念仍在人们行为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并且，人们行为习惯方面受市场经济影响而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也不是二十多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的。对于我国企业家来说，他们行为习惯的改变也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的。因此，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某些企业家不应有的非理性的一面也就不足为奇了。
（四）企业家信仰的缺失
对于信仰，威尔逊认为，“人存在于这个世界，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本身并没有什么意义。只有在为了把握人生而给予生活以解释和评价时，它才具有意义。信仰能够给予人生以最广大的意义，在解释与构筑人生方面，它比科学具有更大的作用。” 由于信仰的这种重要的作用，它对人们思想行为的各个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对于现代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企业家，信仰也同样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西方企业家出于对清教徒的宗教文化的信仰而形成他们节俭、勤奋、创新、敬业的现代企业家精神，日本企业家出于大和文化和武士道精神信仰形成成了他们合作、实利、有危机感的现代企业家精神。
就我国而言，我国早期的企业家——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商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也形成了以义利兼顾的儒商精神。然而，这种儒商精神却并未能转化为现代的企业家精神。这主要是因为，
（1）传统的儒商精神本身存在问题。一方面它所依存的封建的儒学思想，使其表现出讲究秩序，各安本分，压制创新变革与个人积极性发挥以及对“利”的过分贬低等不适应现代经济发展的糟粕一面；另一方面，它所扎根的儒家文化是一种是弱化竞争的仁义文化，是主张避免竞争的文化，而当前市场经济所遵循的法则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丛林法则，竞争是它的行为方式和基本原则，优胜劣汰是它具体表现形式。这两方面就使得它在没有被改造的情况下，难以有效服务于现代企业家从事经济活动的需要。
（2）我国价值观体系当前处于混乱、重构的阶段，我国企业家群体价值也未能得到构建。从历史上看，我国属于“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国家，它是在外力的压迫下被强行拉入到世界现代化的进程中来。这使得一方面国人热衷于追求国外那些代表着“先进”和“现代化”的价值观和文化，另一方面又对我国代表着“落后”的传统文化进行极为严厉的批判，特别是“改革开放前，我国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路线，把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作封建主义加以批判，造成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危机” 。在这两种行为的共同作用下，使我国当前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这一时期的突出特点，即是整个民族处于一种信仰缺失和道德准则失范的混乱状态，多种价值观在冲突中逐渐趋向重建。
基于此，传统的儒商精神未能得到有效的改造，我国企业家群体价值也未能得到构建，从而使得我国企业家在精神层面缺乏约束，表现出信仰缺失和道德准则失范的一面。
社会学家将信仰表现形式分为敬畏、情感和理想。其中，对自然事物和自然之力的敬畏使人保持理性、节制欲望、恪尽职守；对亲情、友情和爱情等方面情感追求与维系使人充满激情；对未来生活的理想使人被欲望所驱使。在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信仰对人的思想和行为发挥着良好的协调作用。而我国企业家由于缺乏信仰，不仅没有敬畏——也因此缺乏理性和难以节制欲望，也缺乏理想——也因此容易小富即安，不注重企业长远发展。因此，本文认为企业家信仰的缺失是造成我国企业家诸多问题的内在根本性原因。
第四部分 国外企业在战略型企业家方面的经验研究
虽然战略型企业家是一个新兴的课题，但通过研究发达国家的企业实践发现，尽管很难直接把国外许多卓越的企业家界定为战略型企业家，但他们在企业运营中或多或少地确实表现出具有战略型企业家特征的一些行为。这些经验非常值得我国企业家为塑造我国企业竞争优势而加以学习和借鉴。
一、固守核心的执著使命追求
对作为企业发展的方向的企业使命追求的主导和塑造，是战略型企业家为实现竞争优势目标的重要手段。而分析对比美、日等发达国家的许多成功企业家及其曾经引领或仍在引领的伟大企业的诸多行为表现可以发现，他们都在实践中表现出固守核心的执著使命追求。具体来说如下：
（一）其使命追求是超越利润的
企业是逐利的经济性组织，但同时企业作为社会的一个成员又有其独特的社会价值——满足人们某方面的价值需要。前者偏重于现实，能够更为直接地使股东获益；后者则偏重于理想化，却更符合社会和企业发展长远需要。当两者面临冲突时，究竟以何为先，是企业家们在企业发展中所遭遇的困难的抉择之一。对国外卓越的企业的使命理念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国外许多卓越的企业家在这一问题上的选择都指向了超越利润的使命追求。
福特公司前任CEO唐•皮特森曾说，“把利润放在人和产品之后是福特公司造就的奇迹”。而惠普公司前任CEO 约翰•杨也认为：“我们的基本原则，从创办人构思出来后一直维持不变，我们把核心价值观和实务分得清清楚楚，核心价值观不改变，但是实务做法可以改变，我们也清楚地表明：利润虽然重要，却不是惠普存在的原因。公司是为了更基本的原因而存在。”而更有甚者，如索尼井深大，在二战后刚刚创立索尼时就为公司确定了一种理念，“构建一个场所，让工程师能够感受科技创新的欢乐，了解他们对社会的使命，并心满意足地工作。动力十足地追求科技活动以及用生产来复兴日本和提升国家文化的行动。把先进科技应用在公众生活中。……我们要消除任何不当追求利润的行为，始终强调实用与根本的工作”。而此时的索尼公司连多余的周转资金都没有。
对于做这种选择的缘由，约翰•杨曾详细地作了表述，他说：“尽管增加股东的财富一直是我们放在很下层的目标。……事实上，重点是求取胜利。胜利与否要由顾客的眼睛来判断，由你是否做了一些能够自豪的事情来判断。这当中有逻辑上的对称性，如果令真正的顾客感到真正的满意，我们就会获利。” 而事实上他们的这种选择也确实推动了公司发展。吉姆•柯林斯分析多家著名企业的实践后指出，“高瞻远瞩公司（即所在行业中的一流公司）能够奋勇前进，根本的因素在于指引、激励公司上下的核心理念，亦即是核心价值观和超越利润的目的感。”
（二）对核心理念的固守与执著
对比分析国外著名企业不同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它们中的许多企业在成长过程中，虽然在业务、具体的竞争优势等方面都发生了诸多变化，但是作为公司的核心理念却从未发生过改变，一直被那些卓越的企业家所固守，并不断用来推进公司向前发展。
创立于1928年的摩托罗拉公司，最初从事修理家庭收音机电池整流器业务，后来发展到制造汽车收音机、家用电视机，再到半导体、集成电路、移动通信等，现在是全球芯片制造、电子通讯的领导者。但是不管其业务如何变化，却始终没有偏离其追求“以公平的价格向顾客提供品质优异的产品和服务，光荣地服务于社会”的根本目的。作为入主财富500强的唯一的从事酒店管理业务的公司——万豪国际集团，曾经经历了从啤酒店到连锁食品店、空中厨房，再到旅馆的历程。其创始人老威拉德•马里奥特将万豪酒店目的归结为：“第一是对我们的客人提供友善的服务；第二是以合理的价格提供高品质的食物；第三是尽我所能日夜努力工作，赚取利润。……让离家在外的人觉得置身朋友当中，而且真正受人欢迎”。在公司发展中，老威拉德将这个观点制度化，并用这一价值观教导他的儿子兼继承人小威拉德•马里奥特，以使之不断传承下去。而后来小威拉德•马里奥特和万豪集团的经理们在老威拉德退休后，也始终遵循着他为公司奠定的这一原则。小威拉德曾表示，驱动公司的主要因素是把公司真正做得很好而产生的自豪感和成就感。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许多卓越的企业家固守其核心的使命追求，但这并未意味着它们拒绝变革，只是不能改变其核心。如IBM前任CEO小沃森在他的《一个企业的信念》里所说的那样，“一个企业组织如果要应付世事不断变化的挑战，除了‘基本的’信念之外，企业在向前进时，必须准备改变本身的一切……组织中惟一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应该是它营业的基本哲学。”
二、教派般推行企业文化
企业文化在塑造企业凝聚力及员工共同的价值观方面的积极作用，使得它备受企业家们重视。而战略型企业家由于比之传统企业家具有更强的塑造企业人格偏好，以及更注重发挥自身企业家精神资源的社会性一面的优势，从而也表现出对企业文化更为热衷的追求，可以说达到吉姆•柯林斯所说的“教派般”狂热的程度。
（一）如信仰宗教般对企业文化的严格认同
一般而言，宗教信仰对于信徒的行为具有很大并且很有效的内在约束力。国外企业家多为教徒的经历，往往使他们相信员工只有像信仰宗教那样认同企业文化、并为之感到骄傲，才能真正融入企业以及使企业和自身都得到成功。这就往往促使他们要求员工如对待宗教信仰般认同自己的企业文化。
在《美国最适合就业的100家大公司》中，提及创立于1901年的财富500强——诺斯通公司时说：“如果不喜欢在狂热的气氛里工作，不喜爱和总是奋发向上的人共事，那么这个地方就不适合你。”而诺斯通公司的员工也喜欢称呼自己为“诺家帮”——具有“教派意味” 的一个名称。而IBM前CEO老沃森也曾很尖锐地说：“如果你不相信这家公司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司，你在任何事业上都不会成功。”而对于坚守“要使人快乐”使命的沃尔特•迪斯尼来说，任何违反公司理念的行为都是不可宽恕的。马克•艾略特在《沃尔特•迪斯尼传》中提到：“要是偶尔有人不小心在沃尔特•迪斯尼和众人面前说了一句脏话，结果总是立刻被开除，不管这样做在业务上会造成什么样的不便，结果都是这样”。
这种严格的以要么接受并认同企业的文化，要么走人的做法，虽然有些带有淡淡的宗教色彩，但也正因为如此，诺斯通、IBM以及迪斯尼等才有了更为强大的员工团队以及更为优异的表现。
（二）全方位的灌输
为了保证企业文化能够真正为员工所接受，国外许多企业家积极对他们进行全方位的文化灌输，力求使他们将这种文化融入自身的各个方面。
宝洁公司不仅通过各种各样的培训和引导课程，鼓励员工研读和学习公司的传记《展望明天》等充分认识公司的历史以及未来的构想，还通过内部刊物、高级经理的谈话等在不同情况下不断强调公司的价值观和文化。另外，宝洁公司通过从严格的服装和办公室布置规定，到其举世闻名意在统一的沟通风格，这一系列的制度安排和要求，使得公司达到了其CEO约翰•斯梅尔所说的，“虽然有文化和个性的差异，可是我们却说同样的语言。我和宝洁人会面时，不论他们是波士顿的销售人员，还是罗马的管理委员会成员，我都觉得是和同一种人说活，是我认识、我信任的宝洁人”。
而日本的企业家同样也是如此，他们除了采用各种培训等正式的渠道进行文化灌输外，还经常通过与员工聊天、与员工一起参与各种文体活动，员工结婚、生日、生孩子或办丧事，及时送去慰问信和礼品，员工做出成绩或晋升，为其开庆祝会并打电话向其妻子祝贺等诸多非正式的方式，向员工传递日本企业所具有“亲如一家”的企业文化理念。
三、导师般企业家知识的传递者
根据本文理论分析，战略型企业家和传统企业家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更为热衷于将其所特有的企业家知识——企业家精神传递给企业的管理人员，实现知识的共享和企业家精神的扩散。而分析国外卓越企业家的行为，许多企业家也的确在行为中担当起了如导师一般的企业家知识的传递者。
被《财富》杂志称为“美国企业的哈佛”的GE克顿维尔管理发展中心，由GE前总裁克迪纳于1956年创立。杰克•韦尔奇在任职GE期间，每月至少去一次克顿维尔，发表演说和回答问题。即使最繁忙的时候，韦尔奇也承担那里四门课的教学，每次都要进行3个小时以上的授课。韦尔奇接任GE的CEO之后的19年间，这样的课他仅仅缺过一次。另外，韦尔奇还热衷于通过在克顿维尔的“洼坑”（克顿维尔发展管理中心一个大型演讲厅，因其建筑设计是四周听众的座位高高在上、中间的演讲者仿佛被置于一个“洼坑”而得名）中，和GE的主管们就其思想等进行深刻地交流和激烈地争辩。通过这些方式，韦尔奇将他的理念传递给GE的员工，从而对GE发展和变革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M公司前任董事会主席兼行政总裁德西蒙尼也采取了定期在明尼苏达的圣保罗召开会议的形式，与员工进行自由的交流和沟通，事先并不设定讨论的主题，也没有规定来限制问题的范围。3M公司负责交流与变革的芭芭拉•帕金斯对此曾说到，“员工队德西蒙尼抽出时间同他们会面印象深刻，他们欣赏这种方式，而且我认为德西蒙尼很喜欢这种‘公平交换’的论坛”。
除了这种较为正式的方式外，许多企业家还采取了非正式沟通的方式来传递其知识。如可口可乐前总裁罗伯特•伍德鲁夫。他在乔治亚州拥有一处狩猎森林，那些最终得到他赏识的员工通常被邀请到这里同他一起打猎。抛开平时公司里的等级制度，伍德鲁夫与员工愉快地进行交流、讨论。通过这种方式，伍德鲁夫就许多有关公司的决策和想法同员工进行了良好的沟通。
四、动态化地引导战略管理过程
国外卓越的企业家虽然十分重视企业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然而他们由于表现出将企业家精神应用于战略管理之中的战略型企业家特征，所以并没有精确地、死板地固守其战略，而是在对战略管理实施了动态化的引导，实施一种变革性的引导，使公司战略能适应变化日益迅速的环境。
零售业巨头沃尔玛在战略上虽然一直专注于零售业，但是其战略管理过程却并非是沿着事先制定好的战略，按部就班地加以执行就取得成功的。对此，他的儿子吉姆•沃尔顿曾说到：“一些作家把家父看成伟大的战略家，说他靠直觉设计出复杂的计划，并且准确地实施这些计划，对此我们都回窃笑。家父是靠变革发迹的，没有什么决定是神秘莫测的。而纵观沃尔玛发展历程，正是在山姆•沃尔顿领导下，沃尔玛率先在业内实行条形码技术、积极推广ECR（电子收款机）和POS系统、利用EDI电子数据交换平台与供应商合作构建自动订货系统等，最终使其建立起了世界上最大的民用数据库，充分为沃尔玛在竞争中塑造了比较优势。
而专注于创造影像和信息文化的日本富士胶片公司，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不断创新的影像和信息技术、产品，如今已发展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导者。然而探究其发展历程，也充满了变革。1980年自就任富士社长的第一天起，大西实就提出了“建设性的破坏”口号，并积极地付诸于实践。大西实认为，从富士胶片公司主要制造照片感光材料的角度来看，这个在化学产业中居下游末端且附属于光学、精密科学的行业，必须维持高度的先进技术。如果一旦落入重复技术性的机械作业泥坑，时间一久，人的惰性本能便容易使心态流于保守陈旧。因此，富士胶片公司要在延续过去的基础上，发挥现有的条件继续增长，不被时间、潮流所淘汰，就必须进行建设性的破坏。在他的领导下，富士进行了强有力的组织变革，在与富士胶片公司营业规模相近的、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20家制造业的董事平均人数为人，而富士胶片公司则只有21人；在业务改革方面，大西实彻底将一些非必要的会议、公文往返、协商等全部删减，使得在人员已经被精简的前提下，工作量却反而减少了四成。
吉姆•柯林斯在分析老威拉德•马里奥特带领下的万豪国际集团以及麦克奈特带领下的3M等卓越公司的战略行为后也指出，这些卓越的企业家在带领企业固守其核心理念的同时，还不断鼓励刺激进步和变革的行为，并偏好于“机会主义渐进式的行动”。
而进一步深入地分析这些卓越企业家的这些变革的行为可以发现，他们主要是在企业战略管理过程中，发挥了企业家精神所特有的对机会敏锐的洞察力、敢于尝试进行变革并勇于承担风险的一面，快速发现并把握住了发展的机遇而获得了成功。
然而，需要说明的是，这与国内许多企业家在不重视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基础工作本身，在战略管理水平处于较低水平上而较主观地采取行动是有质的区别的。如果说国内企业家的这种主观行为是建立在盲目基础上冲动，而以上所提及的国外卓越企业家的动态化引导行为则更多地是建立在理性基础的自由。也正因为如此，我国才急需对战略型企业家加以培育，以求尽早出现一批战略型企业家带领我国企业去实现这种理性之上的自由。
第五部分 构建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型企业家的培育
纵观美国、日本等国的成就卓越的企业成长历程，，一个共性的特点即为它们在发展过程中都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在引领其前进。然而，由于我国企业家存在前文所指出的种种问题的影响下，我国企业既没有在国内竞争中表现出较高的竞争水平，也没有在国际竞争中表现出独特的竞争优势和较强竞争力。基于此，一批卓越企业家的出现就成为我国企业发展的迫切需要。而战略型企业家理论，凭借其作为当前应对日益动态化的竞争环境的有效手段，以及国外优秀的企业家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经验，使得它能够有效帮助我国企业家解决当前所存在的问题，并推动他们为我国企业塑造出独特的竞争优势。也因此，战略型企业家的培育成为塑造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一环。
一、战略型企业家对构建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作用分析
基于前文战略型企业家的内在运作机理，它不仅能够帮助我国企业家改进自身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还能够凭借其对竞争优势的强烈关注，推动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对此，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
（一）增强我国企业发展的方向性
从国外企业在战略型企业家方面所取得的经验来看，具有战略型企业家行为特征的卓越企业家们都对于企业使命保持了高度的关注，并使公司业务发展始终围绕使命展开，从而使企业发展表现了较好地方向性。既没有因业务的增加和规模的扩大，而迷失企业发展和前进的方向；也没有在企业发展遇到发展的瓶颈和困难时，而放弃企业发展的愿景。也正是由于他们这种对于企业使命的专注和固守，使其在市场竞争中，能够比其他同类公司在相关业务领域上表现出更为专业化的比较优势，也更容易使其形成整合这些相关领域内资源能力的异质性。而这些优势和异质性的能力恰恰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而进一步从理论上看，根据前文分析，战略型企业家不仅能够促使企业形成更有感召力和更能适应企业发展需要的使命，而且还凭借其自身异质性的能力更为有效地调整以及贯彻方面使命。这有助于企业保持发展方向上的稳定性和一贯性，使企业形成比之其他竞争者相对的优势。
据此，本文认为战略型企业家的行为倾向有助于解决我国企业当前盲目多元化等方面存在的问题，有助于解决我国企业家在发展中短期化的目标价值导向以及行为动机功利主义等方面的不足，从而最终有助于增强我国企业发展的方向性，推动我国出现一批“基业常青”的企业。
（二）改进我国企业组织学习水平，加快组织知识的沉淀
根据前文分析，可交易性较差战略资源是企业获得竞争优势的基础。而组织知识作为可交易性差战略资源的一种形式，凭借其具备的、彼特拉夫所界定的战略资源的四个特性，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的背景下，在企业赢得竞争优势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其中，作企业家知识为组织知识一个重要构成部分，更是成为“企业异质性的重要来源” 。
然而，在这方面我国企业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却是企业家偏重于个人学习，企业组织学习水平发展水平较低，企业家在传递知识方面表现较差。而作为主张成为组织学习代理者的战略型企业家，是主动性的知识传播者，同时也是一个积极的学习代理者，注重发挥于克信所说的“战略管理过程中的组织学习是以高层管理者为发起者的个人学习为基础”的作用。结合国外具有战略型企业家行为特征的优秀企业家在组织学习行为表现来看，他们也一直积极通过各种方式，如导师般地传递企业家知识，发挥了“最高层领导的模范作用”，从而也使其所在企业具有较高的组织学习水平，创造了良好的绩效。
因此，不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战略型企业家对于提高组织学习水平，加快组织知识沉淀都有促进作用。也因而一批战略型企业家的出现也就能够帮助改善我国企业组织学习水平，加快组织知识的沉淀。特别是将企业家的“个人知识”变成组织整体结构性的“共同知识”，适应复杂性管理的要求（张玉利，2002），为我国企业赢得竞争优势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推动我国企业人格的形成，降低交易成本
从战略型企业家与传统企业家的差异来看，战略型企业家表现出更多的文化性、社会性，从而使其形成了比传统企业家更为强烈的塑造企业人格的偏好，并热衷于实施构建企业人格的行为。也因此，用战略型企业家的这种理念去指导我国企业家，能够对他们当前的行为偏好产生积极的影响，为我国企业改变当前竞争中的非理性行为提供帮助。
同时，进一步从国外企业的发展历程及当前的状况看，国外企业虽然在工业革命时期也曾存在类似于我国企业当前在商业伦理等企业人格方面所存在的类似问题，但今天它们却表现出规范化、社会责任感强、具有凝聚力等方面的特点。它们之所以有今天良好的局面，其企业人格也是伴随一批如通用、福特、索尼、西门子等卓越的企业，及一些如亨利•福特、老沃森、老威拉德等优秀企业家的出现，不断进步，而最终形成的。正是这些具有战略型企业家行为特征的企业家引领下，这些今天依然优秀的企业不论是去追求核心理念，还是像教派般推行自己的企业文化，以至再到它们所表现出的积极学习与不断追求进步等，都深刻地表现出了赵宇（2006）所指出的，优秀的企业人格应该具有的特征：“诚信、公平、有凝聚力、积极向上、开放、学习型、高效率等。”而这也就为我国通过培育战略型企业家来推动我国企业人格的形成提供了实证性的支持。
基于以上分析，战略型企业家能有助于我国企业家改变行为及观念，推动我国企业人格的形成，规范企业行为，确立有中国特色的商业伦理，降低因不规范行为而产生过高的交易成本。
（四）增进战略柔性，提高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战略柔性是一种被视为“公司借助于其更高级的知识和能力，通过调整其目标来适应不确定环境的能力”。这种能力直接指向企业所面临的在日益动态化的竞争环境中如何比竞争对手更快地做出反应与行动，以确立竞争优势的问题。
而战略型企业家本质特征中有关战略的革新，和其追求将企业家精神应用于战略管理过程的行为偏好，使得他们：不仅能够固守企业家的创新精神等，使企业战略保持良好地变革性，还能够通过组织学习等使企业家精神在高层管理团队中扩散，从而企业能够在战略管理中增强其应对不确定环境的能力。国外优秀企业家在企业实践中表现出的“机会主义渐进式的行动”的偏好，以及凭借此所取得成功都证明，战略型企业家行为在增进企业战略柔性的基础上，为企业赢得了竞争，确立了竞争优势。
因此，战略型企业家的行为同样能够增进我国企业战略柔性，既帮助我国企业在做好基础性战略工作的基础上，使战略表现出更好地适应性，还有助于改变当前我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适应性较差，难以在国外市场立足的局面，提高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二、战略型企业家培育的对策研究
基于战略型企业家的上述积极作用，培育一批战略型企业家也就成为构建我国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而就我国企业及企业家当前的发展现状而言，一批战略型企业家的出现，不仅需要企业家自身不断努力，转变自身的心智模式，还要形成一个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市场环境和能够促进企业家精神扩散的组织环境。
（一）塑造战略型企业家式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是指受个人经历、工作经验、知识素养、价值观念影响，而根深蒂固于每个人或每个组织中的基本固定的思维认识方式和行为习惯。心智模式一旦形成，对人们的行为具有深刻影响。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指出“我们的心智模式不仅决定我们如何认知周遭世界，并影响我们如何采取行动”。
对于企业家而言，心智模式不仅影响着他们自身，而且还由于企业家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而对企业具有重大影响作用。吴子稳、胡长深就指出，完善的企业家心智模式，不仅“能够使企业家本身不断增强人际交往能力，更好的发挥其影响力，提高领导水平”，而且还由于企业家“通常是企业前行的航者和企业文化的塑造者，……将极大的影响公司所建立的各种程序或行为规范” 。也因此，就企业家个体层面而言，战略型企业家的培育主要是确立一种战略型企业家独特的思维认知方式和行为习惯——战略型企业家式心智模式。基于战略型企业家理论及我国企业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本文认为我国企业家应着眼于以下三个方面塑造战略型企业家式心智模式，：
1、视野开阔、远见卓识的知识能力结构
知识能力是心智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战略型企业家主导企业使命、塑造企业文化等方面运用企业家精神，更有效地实施战略管理，对革新行为进行更长远的把握，都需要他们要具有相应的、能适应这些方面要求的远见卓识的知识能力结构。因此，增强与发展这一方面知识能力就成为塑造战略型企业家式心智模式的重要方面。对此，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①丰富的知识的获取与应用
一般说来，企业家的能力和其他素养同他的知识水平——既包括理论知识也包括从经验而来的实践知识成正相关关系，知识面越宽，思路越宽，眼光越远，思维能力越强。因此，不论是通过理论性学习，还是通过实践性学习，作为综合性人才的企业家都应该尽可能多地丰富自己的知识。既要学习最新的理论学术成果，还要能改进自身能力不足的社会学或心理学等其它学科的知识，并通过“用中学”和“干中学”将其转化为自身的能力。
同时，应注意的是，广泛地、尽可能地丰富自身知识，并非是诸子百家、东西方各种各样的知识都不加选择地获取，而是应该有专注性，更加专注于能够改进自身不足、能够更有利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方面知识的学习。这点在“知识爆炸”的今天尤为重要。
②系统性思维方式的培养
思维方式是企业家知识能力结构中的核心部分，是作为企业家行为内在逻辑的企业家精神产生的源泉。企业家正是凭借其独特的思维方式，而形成其异质性的行为逻辑。从战略型企业家行为运作机制看，在空间上他必须顾及各个方面、有整体观念；从时间上他要考虑到整个过程及各个发展阶段，并能敏锐地预见未来的发展趋势。这就需要战略型企业家具有一种系统性的思维方式，需要能够从系统的具体构造到系统的综合，从局部到全局，从现象到原因的对问题加以分析和思考。同时，系统性的思维方式由于能够使企业家将相关因素都更加广泛地加以分析考虑，从而也是一种发散思维，能帮助企业家发现事物之间隐藏的或内含的联系，使企业家更具创造性。因此，远见卓识的知识能力结构的形成需要企业家培养自身对问题加以系统性、辩证性、发散性分析的系统性思维方式。
③放眼国际地学习
在国际化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远见卓识的企业家所需要的知识能力，应侧重于通过向国外卓越的企业家学习、向国外优秀的企业学习而获得。这主要是因为就近现代发展的客观史实而言，西方发达国家是企业经营与管理的发源地，它们有着更为成熟和成功的经验，它们有着一批卓越的企业家和堪称伟大的企业，也只有它们才是我国企业在未来真正的对手。而我国企业家在过去及当前的学习中却过分固执于传统“儒商”文化及经商之道，盲目自信于“五千年的文明”，对国外企业通过吸收我国经商文化中的某些精华而获得的成功津津乐道，却鲜有人注意到国外企业对这种产生于封建小农经济下的经商之道仅仅是基于自身经验基础之上部分地、有甄别地吸收。并且，在这种学习观念影响下，我国企业家中鲜有人参加具有国际性、甚至是地区性影响的管理论坛或企业家论坛之类的活动，去向国外企业及企业家学习。这种观念和做法对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能力的形成是极为不利的。因此，我国企业家应放眼国际地学习。
2、扎实地积累与超越的行为作风
对于以塑造企业竞争优势为目标的战略型企业家而言，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形成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需要一个漫长的累积过程，最终才能够实现突破性的超越。吉姆•柯林斯对于拥有持续竞争优势的卓越公司的研究表明，“没有瞬间的奇迹”，“从优秀公司到卓越公司的持久的转变总是遵循从积蓄到突破这样一种普遍模式” 。因此，战略型企业家发展企业的行为方式是扎实地积累与超越的，是将企业当作一项事业来做、是不计功利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却是能够获得丰厚回报的。也因此，这种行为作风就成为战略型企业家心智模式的重要方面。
从我国企业家当前的发展来看，扎实地积累与超越的行为作风的形成不仅需要企业家们不断深刻认识地反思与总结自身包括非理性表现在内的各种行为、动机及所依据的理论，还需要他们逐步培养自己面对市场的考验的心态，以更为积极、主动地心态去接受竞争的历练，以早日形成成熟的战略型企业家式心智模式。
3、顽强意志与坚强品格的锤炼
对于战略型企业家而言，不论是带领企业去扎扎实实地去积蓄能量，经受市场各种残酷的考验，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还是在发展中不断提高自己，使自己能够真正专注于所进行的事业，都需要有顽强意志与坚强品格。因为“意志是保证一个企业家坚定自己的信念、坚持走自己的路，从而走向成功的重要条件” 。因此，顽强意志与坚强品格就成为一个企业家能否走过漫长的积累和超越的道路，成为战略型企业家，引领企业构建出持续竞争优势的内在支持。也因此，对于意志和品格的锤炼就成为战略型企业家式心智模式的重要方面。
而结合我国企业家现状看，他们不仅在解决自身所具有的短期化特征的行为功利主义等问题方面，需要表现出面对短期利益的诱惑时应有的坚强品格和对自身事业追求的顽强意志。而且在应对因工作压力过大所产生的心理健康方面，同样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定的品格。因为据2003年《中国企业经营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我国企业家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企业经营者对于自己身心健康满意程度的平均值为，相当百分制71分，一些与工作有关的慢性疾病在企业经营者中具有较高的发病率；经营者的情绪健康方面，%企业经营者感到“压力很大”。
基于此，我国企业家应当不断加强对自己意志与品格的锤炼。对于意志和品格的锤炼，可以通过面对挫折和失败时乐观向上积极情绪的培养，也可以通过培养自制力，有意识地灵活约束自己的言行，逐步克服懈怠、懒惰等负面的意志影响，还可以通过自我暗示等方式锻炼意志的坚韧性等。
（二）构建能激发企业家精神的柔性组织
Khandwalla（1977）指出：“如果高层管理的导向是追求风险和企业家型的，那么组织结构应该是有机的，因为风险型管理通常是在市场机会以及开发所应采取得行动被清楚定义之前就做出资源上的长期投资或承诺，除非管理是灵活型的。否则组织就不能对环境有很好的适应。” 基于组织在影响企业家精神发挥方面的这种作用，从组织层面着眼，战略型企业家的培育可考虑如何构建一个能够激发企业家精神的组织，以推动企业家精神的扩散和发挥。
而组织柔性由于在促进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发挥方面的作用，近年来被企业家精神领域的许多学者认为是“促成成功的企业家活动和创新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坎特（1988）指出，当组织条件允许柔性生成时，最有可能使创新欣欣向荣。她的研究（1982）也显示，内在的企业家精神在柔性管理方法缺失的情况下不能生机勃勃。基于组织柔性的这种效应，本文认为，从组织层面入手，战略型企业家的培育可以通过构建一个能够激发企业家精神的、具备组织柔性的组织来实现。
对于什么是组织柔性，亨克•傅博达从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视角做出了分析。他指出 ，渐进式创新理论下的柔性是建立一整套合适的惯例，以改善组织对利用现有机会的适应性的组织能力，而剧变式创新下的柔性是一种抛弃惯例，以改善组织开拓未来机会的适应性的组织能力。虽然这两种柔性发展的道路不同，但是其最终结果都是指向了适应性组织能力的形成。据此，结合其他学者对组织柔性研究，本文认为构建具备柔性的组织可从以下三方面入手：
1、增强组织结构的柔性
组织是实现企业竞争优势目标的重要工具，组织结构的恰当与否，将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行效率。在当前日益动态化的竞争环境下，“金字塔型”的传统组织结构由于组织层次多、信息渠道长等特点，使企业难以对市场做出快速有效的反应，从而也影响了企业竞争优势的形成。Geller & Khandwalla（1980）指出，“组织结构和高层管理的企业家导向的匹配，可影响企业绩效与企业的成长”。因而，构建柔性组织需要对对其加以变革。
增强组织结构的柔性主要在于，通过组织结构的变革，使组织形成层级较少、部门间相对独立但又能够保持有效沟通的结构体系。在这一结构体系下，由于层级少、部门相对独立，信息传递和工作效率都可得到提高，而部门间能够有效沟通又使得企业整体能保持反应的速度。因而，能够使企业具备组织柔性。
一般而言，组织结构柔性形成可通过扁平化、网络化、虚拟化三种形式来实现。扁平化组织结构的特征是围绕工作流程而不是部门职能来建立结构，传统部门的边界被打破，组织的纵向层级结构横向扁平化，中间管理层的规模大大减少。网络化组织结构主要是通过网络技术的运用，使得信息通过网络联系在员工和部门，子母公司之间，甚至是公司与外部合作者之间进行传递，从而使信息传递的效率大大提高。虚拟化是比网络化更为深入地运用网络技术来改造企业的一种形式，它主要是依靠电子网络手段，把不同地区的资产迅速组合成一种没有围墙、超越空间约束的企业组织模式，企业只保留具有核心竞争力部分，其他制造、分销等活动均以合同为基础依靠不同组织来完成。诸如业务外包、战略联盟、网络营销等新形式就虚拟化的具体应用。
2、增强管理机制的柔性
Burns & Stalker（1961）指出，管理关系灵活性、非正式和分权与信息拥有者的有机式组织有利于创新，而管理关系刚性、正规化和权威等级分明的机械式组织会阻碍创新。因此，增强管理机制的柔性也同组织结构一并成为构建柔性组织的重要方面。由于管理机制涵盖企业营销、战略、人力资源等多方面内容的管理，因而增强其柔性主要是使企业形成一种具有较强适应性的管理能力。对此，一般而言可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入手。
纵向地发展这种能力，主要是从企业不同层级之间的行为入手去推动这种能力形成。在具体方式选择上，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情况，既可以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由高层发起进行能力的拓展，采用授权、分权等方式，促使下层级能力的形成，如GE的复兴运动；也可以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由低层级个体发展出新的技能或知识并进行扩散，高层管理者仅充当教练或辅导员的角色。横向地发展这种能力，则是在组织中发展更加民主、更加富有参与性的能力发展形式来完成，具体方式上可选择通过项目团队建设、任务小组或者增强同一层次部门之间的协调和沟通来实现，上一级管理者主要侧重于提供组织支持。
3、具有柔性特征的企业文化建设
从形成的角度讲，企业文化可以被视为是群体经验学习的结果。它包括企业中成员共同拥有的行为假定和价值观以及基于这些价值观的管理氛围、行为规范等。在构建柔性组织中之所以需要进行具有柔性特征的企业文化建设，主要是因为在竞争日益动态化的背景下，组织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为适应这些变化而实现组织管理理念、思维模式和成员观念的变革，以便为适应性的组织能力的形成提供支持。而这些观念的变革都是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如果文化不能适应经营环境的变化就会阻碍企业柔性形成和发展。
从内容来看，具有柔性特征的企业文化建设主要是使企业文化具备发展性的特征，即郭咸刚、陈力凡所说的“文化柔性的核心是企业价值观及经营理念在动态环境下的不断创新”。因而，具有柔性特征的企业文化建设应从建设有利于创新的文化入手。对此，根据亨克•傅博达对影响组织柔性潜能发挥的组织文化因素的分析结果 ，可通过改善领导者的领导风格——与专制向授权式转变，降低不成文规则对信仰不同价值观的个体之间进行知识和信息的自由交流所产生的影响，树立关注长期问题的、公开的外部导向等方式来实现。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创新和前文所指出的需要固守核心并不冲突。因为固守核心并非是固守所有的经营理念，而是仅固守企业最为根本的理念追求。而根据环境需要不断发展企业文化，应被视作是刺激进步的一种行为。
（三）营造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外部环境
由于我国由传统的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间较短，且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更是仅有不足20年的历史，因而我国企业仍面临着一个不太成熟，但又处于发展中的外部环境。许多现代市场经济所应有的价值理念、行为方式、制度法规等仍处在不断形成发展之中。基于此，营造一个鼓励企业家精神的外部环境对战略型企业家的培育是十分必要的。对此，本文认为可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鼓励企业家精神的价值体系的确立
社会价值体系是人类在其文化创造过程中，为了实现社会的和谐一致而建立起来的一套规范和准则，它表现了人类的价值取向。价值体系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它对个体的规范引导作用上，也表现为对社会的规范引导作用，比如确定人们追求奋斗的目标，确立人们评价自我、他人及社会的标准，确立人们努力的方向和选择的道路等。
当今，由于自身独特的发展历史以及所处的社会改革时期，我国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以及相应的价值失范，其中前文所指出的“官本位”的心理取向以及我国企业家信仰缺失等均是一些具体的表现。也正是由于这种冲突和价值失范的存在，我国尚未从原有的、基于封建经济的价值体系走出来，形成一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价值体系。而我国企业家也没有得到类似美、日企业家所得到的社会尊敬和认同，甚至许多企业家仍有着很高的“从政热情”。最终的结果是，我国缺乏一个适宜企业家成长发展的外部环境，成为一名卓越的企业家并未成为受到我国社会推崇的价值目标导向。
因此，从外部环境讲，战略型企业家的培育应当积极改变这种不适宜企业家成长的土壤，努力推动鼓励企业家精神的价值体系的确立。就具体的方式而言，可以通过媒体、文艺作品等手段帮助公众确立对企业家及企业家精神的正确认知，比如可以通过各种形式树立国外卓越企业家的榜样，积极引导包括我国企业家在内的公众更为深刻地认识企业家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和意义等。同时，也要对我国企业家行为中不良的一面做出恰当的评判，避免公众因某些企业家的不良行为而对整个企业家产生误解。
2、推进有利于企业家精神运用的制度建设
“制度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它们建立了构成一个社会，或更确切地说一种经济秩序的合作与竞争关系” 。相比较价值体系内在的约束激励，它可通过一些手段外在地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引导。也因此，有利于企业家精神运用的制度建设能够和鼓励企业家精神的价值体系一起相辅相成，共同为培育战略型企业家营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结合我国的实际，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①推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经济体制决定着社会上是否存在激活企业家进行创新的动因，决定着企业家在创新和风险的平衡上采取何种态度，从而决定着企业家精神的供给” 。因此，为促进企业家精神发挥，应积极推进现代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对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行为以及管理体制的漏洞等有碍公平竞争、不利于企业家精神运用的制度不足之处进行重点建设，早日形成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
②产权制度。产权制度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也是能够直接促进企业家行为的制度。它对知识产权、个人产权等有关产权的保护，能够激励人们为取得更高的收益而进行创新活动。因此，完善的产权制度建设是促进企业家精神运用制度建设中的最重要环节。
③鼓励创业的制度。从事企业行为，进行有关企业家式的活动是企业家精神运用的基础。而我国目前所设置的创业门槛过高，不仅需要较高的入门费，还要经过一系列非常繁琐的申办程序等。这就使得许多有意进行创业的人望而却步，也就谈不上企业家精神的运用问题了。因此，需要设计一套有利于创业的制度，使更多的人有机会去从事企业家活动，从而也就能够更加促进企业家精神的运用与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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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在这里隐含前提是，在处于该阶段的企业中，企业家和该企业的使命在价值观等方面具有内在的一致性。那些不一致的情况，要么因企业家不适应而离开企业、要么因原有企业使命被更替，而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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