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语言转向研究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研究 童 珊 【内容提要】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来看，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不仅需要以人为本，以人及其活动作为研究主体和研究对象，同时还要考虑作为“社会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哲学、道德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都将进一步融入大经济学的范畴。大经济学可能会进一步实现“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分离，在所使用的语言上也将各有侧重。经济学将从辩证逻辑与数理逻辑两个角度进一步分化与发展：规范经济学将更侧重辩证逻辑的表达，而实证经济学则更偏重数理逻辑的运用。经济学语言的转向，实为哲学在经济学中的兴起，是经济学对哲学贫困反思的结果。 【关键词】经济学 语言转向 辩证逻辑 数理逻辑 哲学 作者童珊（1977- ），华东政法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博士 研究生，哈佛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上海 201620）。 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学科，研究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来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类的需要，显然，人是经济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人以及人的活动是经济学研究的行为主体和对象。但人总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生活，作为“社会的人”而存在，需要不断地去认识世界并与世界融合，而这又必须借助于语言，从而语言不可避免地会以可见或不可见但又真实的方式对人类活动进行约束，因此经济学的研究也会受到语言的束缚。如“决策者在进行选择之前会有意识地思考，而他们通常要用语言来思考。这样，决策者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语言就限制了他的偏好集。因此，决策者语言丰① 富程度上的一些局限，会对经济人可实现的偏好产生一定的限制。”此外，语言构成了人成之为人的主要维度，因此，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显然我们就难以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内在秩序及其变迁机理有一个到位的理解和把握。因此，反思经济学用来描述人类经济世界的语言本身，也就成为当今经济学研究进程中的一种趋势。20世纪初，在哲学、伦理学、人类学、历史学以及社会学等学科普遍发生语言转向后的经济学的语言也会发生转向吗？是到了经济学语言转向的时间了吗？而它又将转向何方？主流经济学家呕心沥血所构建的“科学的”、“优美的”数理模型，要比古典经济学家用“日常语言”所构建的经济世界更接近人类真实生活的经济世界吗？本文将针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解析。 一、文 献 综 述 经济学语言转向问题的产生源自哲学的发展。随着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不断深入，哲学家从思考 ∗ 本文为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项目（09HZK027）的阶段性成果，并得到上海市教委专项学科资助。 ① 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钱勇、周翼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3页。 ·81·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 这个世界是什么，进而转向反思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然后开始关注人们表述所认识世界的工具，从而引起学者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角度来探讨语言问题。从20世纪初开始，对语言转向问题的研究从哲学领域开始，然后向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不断推进，进而波及经济学。 最早对语言进行比较系统的经济学分析的经济学家是亚当·斯密，他较为详细地探讨了语言在经济活动、市场秩序以及制度形成中的作用。但最早对经济学语言进行反思的经济学家是威廉姆·查理（William W. Carlile），他在1907年发表了一篇题为《经济学的语言》的文章，尖锐地批评了当时一些经济学学者使用一些玄奥的词语，认为这将使经济学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某种玄学。他进一步指出，我们应当使用真实生活的语言，以便我们能够保持与真实生活情形的联系。 在这以后，尽管语言转向问题在其他领域如火如荼地展开，但经济学家似乎依然没有意识到经济学也有自身语言问题。由于逻辑实证主义的影响，主流经济学家们认为日常语言的模糊性不足以精确表述经济理论，狂热地引进数学分析工具并构造大量数理模型，在这个相对自我封闭的世界里自我陶醉。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舒尔茨也意识到了经济学的研究会受到语言的束缚，但他的呼吁——反思经济学的语言——并没有改变这一现状。 直到20世纪末，经济学家开始醒悟，鲁宾斯坦意识到了经济学的语言问题。鲁宾斯坦在博弈论的基础上，利用最优化选择的思路探讨了语言的性质、形成机制和演化进程。可是，从这里，我们也许就能理解鲁宾斯坦的经济学的语言反思的初步性和局限性了：鲁宾斯坦对经济学和博弈论的语言反思，只是限于对经济学模型中的具有“解释”功用的日常语言构成部分的初步反思，他目前还没有意识到，数学公式和数学推导过程本身也是一种“话语”（discourse），更没有进一步认识到数学作为一种“语言”本身也有一个语言问题。 当代经济学家对数学着迷，认为用抽象的数学思路所构建起来的理性结构，能超越文化和具体社会的制度并能反映人类不同社会的自然秩序。同时，也“由此形成了一种局限性的观念,不是经济①学科学性的看法不同形成了方法论上的差异,而是方法论的不同决定了经济学是否具有科学性”。对此，我们需要强调的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是人的经济行为以及解释人的经济行为的社会后果，经济学的语言转向是其本质的自然延伸和理论深层推进，它不能也不可能完全脱离日常语言的描述而完全变为由一种纯数学语言推理而来的理论逻辑建构，更不能将某种方法的使用与否成为衡量研究科学与否的标准。 尽管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语言问题进行了一些反思和探讨，意识到语言研究与经济学发展紧密相关，并对经济学的语言转向问题有不同程度的涉及，但他们对经济学的语言究竟会怎样转向还探讨得不够充分，本文将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二、经济学的性质与语言现状 在讨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之前，本人认为有必要对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性质进行探讨。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学科，其研究的行为主体是人以及人们活动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而作为经济行为主体的人都是在具体的、特定的、历史的社会环境下生活，要受到其时代生产方式和制度条件以及文化习俗的制约，同时人又是能动的，能够去创造制度和改变制度。因此经济学研究资源优化配置的背后，更深一个层次其实就是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因而经济学必然与哲学、人文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紧密相关。 ① 卫兴华、张建君：《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的整体性和层次性》，载《理论学刊》2008年第1期。 · 82·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研究 比如，人类与其说是在追求丰富的物质资料所带来的便利，不如说是在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物质财富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经济学不仅需要用逻辑实证主义来证明“是什么”的问题，也更需要用历史唯物辩证法来回答“应该是什么”的问题。人类的进步需要从我们这个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环境中以多快的速度来攫取资源，这一问题既属于经济发展问题，又是生态问题，似乎更是价值伦理问题。制度的变革和演进对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仅仅从经济学的角度，即使是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可能无法给出圆满的回答。人们需要多少财富才能满足，或者说效用函数构建的问题，与经济学相比，可能跟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相关性更高。“在阶级社会中，处于不同阶级的人们对重大问题的是非、优劣、好坏、利弊、善恶等等往往有不同的评价标准”，因此“价值判断在经济学中起①着重要作用，关系到经济学家对经济制度、经济政策等的评价标准”，从而整个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这些问题无一不与文化习俗、价值判断紧密相关。 由此可见，经济学的研究需要涉及许多学科，不仅需要定量分析，也需要定性分析；不仅需要实证分析，也需要规范分析；不仅需要数理逻辑，也需要辩证逻辑。因此，针对经济学不同的层面，需要使用不同的工具和方法，也就需要不同的语言为这些目标服务。 然而，由于理性主义的影响，数学逐渐成为经济学最主要的语言。经济学家通过逻辑学连锁推论的悖论，得出一个片面的结论——由于日常语言是模糊的，因此用日常语言所描述的经济理论是不精确和不科学的，只有通过数学语言所构建起来的模型才是科学的。为了能够有效地运用数学这一工具，他们逐渐抛弃了作为经济学研究主体的人的道德伦理和哲学观，经济学家把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简单地抽象为“理性的经济人”，进而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的概念——最大化选择经济利益成为其唯一的追求目标。而这一“经济人”甚至还被赋予某种神一样的光环，知道自己一切选择方案，了解每个方案所产生的结果，能够比较和评价所有方案的优劣。 尽管博弈论开始强调人的自主选择，但依然没有摆脱理性主义的窠臼。作为数学工具的博弈论是不可能为经济学带来一场革命的，它只是将经济学的数学化向前推进了一步，从而更好地满足了②主流经济学家们对形式主义模型的沉溺。由于狂热地追求精确性，经济学成了数学的奴隶，经济人成为没有感情、苍白的、冷酷的完全按照指令行事的没有生命力的机器，同时，市场也成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由此产生的恶果就是经济学哲学的贫困和人文终极关怀的缺失，在这样一种机械的、冷血的经济理论指导下，整个世界生态急剧破坏，道德严重沦丧，人性极度扭曲，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在这一研究范式下，即使人类达到了其所宣扬的最高目标，也可能演变成为一场“我拥有了世间的一切，可我依然并不幸福”的悲剧。 此外，另一恶果就是导致数学在经济理论研究中的日益泛化，滥用、假用、错用和误用数学层出不穷。正如里昂惕夫曾批评说，一页页专业的经济报刊充斥着数学公式，诱使读者从一组或多或少似乎有理实则任意的假定得出精确的、用数字表示的但又不符合实际的理论结论。大量经济学者在作研究时，往往重点关注的只是数学关系，而对数学变量、概念、函数关系是否与对现实世界相吻合却漠然视之。也正如布坎南指出，“80年代，经济学习惯地被认为是一门没有最后目标或意义的‘科学’”，“80年代的经济学家”，“他们在思想上是一个阉人”，“他们的兴趣是在于他们用以工③作的模型的纯知识特性，他们似乎从只适合他们自己梦境的、发现命题的证据中自得其乐。”我国学者丁堡骏也有过类似的批判：“以往研究转形问题的经济学家,由于没有对经济过程的这一本质关系做出科学的说明,茫然不知所措地游历于数学科学的各个成果领域，却对这一本质关系的说明一无 ① 吴易风：《西方经济学可以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载《成人高教学刊》2003年第1期。 ② 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16页。 ③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吴良健等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13-14页。 ·83·
《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10期 ①所获。” 三、数学与经济学语言 不可否认，数学语言相对于日常语言来说，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无法比拟的优势。在持有相同的经济学假设的前提下，一旦出现分歧，经济学家可以沿着推理的思路逆流追溯，找出分歧的所在，它排除了因为所用语言词语的模糊性而导致的歧义和先入为主的偏见，而且不论数学推理的过程如何冗长，数学上可靠性能够得到保证。同时，它具有高度的抽象性、精确性和逻辑一致性，使得经济问题的研究既严肃又简洁。 然而，数学也有局限。一是数学本身的局限，二是数学在经济学中运用的局限。如哥德尔证明了“相容性”和“完全性”是不能被同时满足的，数学不能全部规划为逻辑推理，构造性的发明及具有指导意义和推动作用的直觉是不可能归结为简单的哲学性的公式的。因此，即使当代主流经济学家的模型在数理上的推导是完全正确的，我们依然无法判断他们构造的数理模型是否要比用日常语言描述的经济世界更为准确。 此外，由于不同语言之间是不能完全的、精确的自由转换，因此丁晓钦指出：（1）只有比较简单的经济学问题才能通过数学语言来解决，因为此时的语义比较明确；（2）大多数人对自然语言和数学语言的掌握程度具有高度一致性的情况下，经济学问题才能用数学语言来解决，因为掌握程度的不一致将会导致语言翻译上的误解；（3）只有那些在语言还原上可以得到明确检验的经济学问题才能运用数学形式来表达。同时，他还指出由于经济学的逻辑跟数学逻辑在内涵与外延上并不完全一致，因此，（1）只有那些能够而且可以实现假定的经济学问题，才能在逻辑上与数学保持一致，从而通过数学来解决；（2）具体的经济学问题与具体的数学问题在强弱程度上可以作到十分接近，② 所以说，只有那些能够实现强弱程度与数学对应的经济学问题，才能用数学来解决。当然，正如不能因为菜刀不能像指甲刀一样修剪指甲而否定菜刀的作用一样，数学的局限并不能成为经济学不使用数学的理由。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必须继承《资本论》开启的高度重视数学的优良学术传统，并科学借鉴现代西方经济学采用的数学方法，2007年，全国首届现代政治经济学数③学分析研讨会在上海财经大学召开便是一个重要标志。本人在这里只是想要强调，数学因为自身的某些局限，因而不能成为经济学唯一重要的语言和分析工具。本人也并不反对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甚至是高深的数学，关于这个问题将在下面会进一步谈到。 四、经济学的未来与语言 “我们的时代，过多地被自我中心论所控制：每个人都把自我看成是主体，其他都是客体，自我的活动就是使他人、他物对象化，亦即把他人他物看成是我的对象”，“这样，自我与他人他物的④关系就无非是占有与被占有的关系”，从而使人类自己也被物化而失去了主体意义。因此，人应该以“天人合一”、“民胞物与”的态度来对待世界。从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来看，经济学未来的发展不仅需要以人为本，并将考虑人与世界的关系，因此，哲学、道德伦理学、社会学、生态学等都将 ① 丁堡骏、黎贵才：《转形问题研究的马尔科夫过程解法之迷途》，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② 丁晓钦、王朝科：《经济学运用数学的条件》，载《经济经纬》2008年第2期。 ③ 程恩富：《经济学现代化及其五大态势》，载《高校理论战线》2008年第3期。 ④ 张世英：《哲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9页。 · 84·
经济学的语言转向研究 进一步融入大经济学的范畴。大经济学可能会进一步实现“规范经济学”与“实证经济学”的分离。由于彼此的目标不同，所使用的工具也将各有侧重。 规范经济学则将更注重辩证逻辑以及所谓的日常语言。尽管这些语言由于本身语义的模糊性会对经济学的研究带来种种歧义，或者降低了以数学语言来衡量的所谓“精确性”，然而在规范经济学的分析中，这种语言却是不可缺少的。即使数学语言抛开其自身的局限，并认为它是精确的，但也正因为这种精确，缺少了回旋的空间，显得过于生硬而限制了思维的灵动。从目前来看，对于哲学、伦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似乎还不能用数学语言来阐述。这一方面是由于，“辩证逻辑更适合于解决综合性问题，适合于在一个大范围内将更多的社会人文因素考虑在内，适合于宏观环境最大化目标问①题的思考与解决。”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的人们并没有形成准确的主观信念。换言之，不是人们②对世界有了精确的看法却含糊其辞地进行交流；而是人们对于世界的看法是模糊的”，因此模糊的语言就是必要的。更何况，信息传播者不知道信息接收者的所有可能环境，也不确定未来形势的变化，因此用模糊的语言可能更容易传达“大图景”，也就更灵活，精确的语言反而会表面化、片面化、形式化。 而在实证经济学方面，则数理逻辑的运用将会进一步扩大。尽管数学语言在经济学领域的运用有着诸多的局限，然而这并不能阻止它在实证领域的扩张。正如20世纪的物理学一样，当时由于矩阵代数和量子力学的深入运用激起了许多理论物理学家的强烈抗议，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最终得到了学者的认同。其原因在于，人们认识世界一般都经历从感性到理性，从模糊到具体这样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人类总是希望更好地了解人类本身以及我们所生活的世界。经济学需要研究人的行为，或者解释经济现象，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从而数学语言在经济学中的扩张也就成为一种理所当然了。 因此，与其说是经济学语言的转向，不如说是哲学在经济学中的兴起，或者说经济学对哲学贫困的反思的结果。正是基于这种反思，经济学将从辩证逻辑的角度与数理逻辑的角度进一步的分化与发展。规范经济学将更侧重辩证逻辑，而实证经济学则更偏重数理逻辑的运用，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经济学的数学运用应该被强化或弱化。 参考文献： [1] J. L. Austin, 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 W. Henderson, T. Dudley-Evans & R. Backhouse, Economics and Langua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3] J. Marschak, “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Behavioral Science, 1965, vol. 10, pp. 135-140. [4] H. Putnam, “Is Semantics Possible?” in H. E. Kiefer and M. Munitz (eds.), Language, Belief and Metaphysics,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University 1970. [5] 程恩富、胡乐明：《经济学方法论》，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编辑:黄华德） ① 吴德勤：《经济哲学》，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87页。 ② 鲁宾斯坦：《经济学与语言》，钱勇、周翼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62页。 ·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