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三个层次和一个模型*
——基于1702个个体调查数据的研究
作 者1 作 者2 作 者2
[摘要]基于文献考察和经验观察，本文提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三个层次的基本假设；运用问卷调查研究方法、借助SPSS处理分析数据，验证了劳动力三个层次的流动存在于1702个个案的样本之中；进而综合构建了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一般模型。
关键词：农村劳动力流动 三个层次 模型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in China：A Model & Three Levels
——A Questionnaire Research on the 1702 Cases
领域：劳动、人口经济学 或 发展经济学
Abstract：Based on the experiential observation and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we put forward in this thesis the basal hypothesis that 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rural labor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 Through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the data of 1702 cases by means of SPSS, we have validated that three levels of laborers’ migration exist in the 1702 cases. Therefore, a general model for the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is developed.
Key words: migration of rural labor; three levels; model
JEL Classification: J610, O150, C420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经济学所考察的劳动力流动“是指处于转移、流动中的经济人口(刘伟&平新乔,1989 )”，而劳动力的流向则是“劳动力流在劳动力市场上发生方向性变化时的各种指向（胡军,1986）”。自20世纪70年代由中国农民自发进行继而于1979年初以后为中央政府正式认可与肯定 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改革，使农业生产急速增长(蔡昉&林毅夫,2003:)，一方面，农村新增资源被配置到原先受压抑的劳动密集部门(蔡昉&林毅夫,2003：)，促进了一些地区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在“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村的宪法秩序(林万龙,2003:)”下广大农村地区长期累积起来的剩余劳动力开始了自发性的流动，农业劳动力比重在1978—1986年间，以平均每年％的速度下降……，进入1989年(春)，一股前所未有的农民进城求职谋业的浪潮给社会造成强烈的冲击(夏振坤&李享章,1989)，也致使1993年成为“全国‘民工潮’高涨的年份(胡斌,1996)”。2001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总数约亿人，超过33%的农村劳动力(亿人左右)已经转移出农业，在工业、建筑业和第三产业等部门就业，其中很大部分转移到本乡以外(蔡昉&林毅夫,2003:) 。目前，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已经达到亿”(胡鞍钢,2005:)。
“人口的移动一直是离开土地而不是趋向土地(约翰•希克斯,1969:)”，经济学家很早就发现，非农产业部门的发展和资源从农业向这些部门的流动，是经济发展过程的重要环节(特丽•西库勒,约1992:)。从历史上看，发展过程始终是与大批人口离开土地的过程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以此为特征的，这个过程持续了几个世纪(A•P•瑟尔沃,1999:)。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实际上是农村劳动力在追求经济收入最大化的动机驱使下所采取的一种资源重新配置行为。通过外出打工和异地就业，农村劳动力可以避免原居住地就业资源配置严重不足、劳动力收入明显偏低的现象，以实现劳动力家庭收入最大化(胡斌,1996)。经济学对劳动力流动的解释是根据收入均等化的理论 。收入的差别构成了流动的动机——赵耀辉(1997)认为，人们有一种往他们能够获得收入最高的职业或者地理位置流动的趋向，而收入差别的定义是比较广泛的，包括了非货币性的工作条件的差别。中国农村改革以来，尤其是广大东部地区率先快速发展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吸引了中西部地区的农民纷纷涌入城市和东部地区打工”(蔡昉&林毅夫,2003:)。
对于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结构性劳动力流动(引文为“结构性流民”)，在现代发展经济学中有两个基本解：一是刘易斯(A•Lewis)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二是托达罗(M•P•Todaro)“关于乡村到城市的移民模型”，……显然，前者强调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后者强调农村城镇化就地吸收农业游离出来的劳动力，进而把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与农村城市化的分析统一起来(刘伟&平新乔,1989)。由于“人口流动不仅仅是两个部门真实报酬的实际差别的函数，而且是城市部门工作机会水平的函数 (A•P•瑟尔沃,1999:)，因此，在当前中国发达与欠发展地区之间存在非常明显的收入水平差异情况下，对那些呆在农村老家一年很少甚至毫无经济收入的中青年农民、多年来农村教育逐步改善高校扩招接受了初中高等教育但在当地难就业的青年来说，只要他们具有一定的心理承受能力和必需的迁移费用，在比老家获得高得多的收入或过上更好生活的预期下，会充分利用便宜的交通、便捷的通讯和教育为寻求就业机会提供的刺激与手段 ，纷纷涌向东部地区和城市(梁雄军,2004b:)。
根据我们的观察与考察，中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先发于“人—地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如浙江省的温州、台州地区等)。一些更能吃苦、胆子更大、不安现状(有些还有工匠技能)的青壮年农民在中国“十年‘文革’”的前期率先进城谋生，他们不可能进入城(市)镇经济中正规部门工作，便“在非正规部门从事各种小服务活动(如街道小商人、理发、擦皮鞋、搞搬运等)以维持生活”(A•P•瑟尔沃,1999:)；随着城市居民服务需求的增长，进城农民的规模和服务领域也不断扩大；而后的城市改革为农民进入城市正规部门从事“苦、脏、累、急、难、险”的工作提供了机会，以及农民进城显著的收入效应，对农村劳动力流动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并导致“民工潮”的几度出现，虽然“这种巨大的移民潮减少了每个移民得到工作的机会”(坎贝尔•R•麦克南&斯坦利•L•布鲁伊,2002:)；继而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和(后来的)民(私)有经济在大量安置本地农民就业后，按照市场法则招收和使用外地农村劳动力(李实，1997)，致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村—城市”流向出现了分岔——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尤其是东部沿海地区) ；近年来，中国政府进一步重视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并在工作中和政策上采取了许许多多保护农民工利益与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措施 ，必将对全国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和有效转岗起到积极的增进作用。
中国近三十年来的发展，主要是意识形态及由其约束下的经济政策逐步放宽过程中传统部门以外增量的增长；中国的农村城(市)镇化和农村工业化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因此，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也必有其自身的特点与规律。首先，发达国家的人口迁移，主要是农村流向城市，而中国还有从低收入地区向高收入地区的流动——这已是(还将是)主要的流动方式，并且流入地的城市扩张或乡村城(市)镇化进程的加速也得益于这种流动。其次，发达国家的劳动力流动是在较完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人口迁徙，而中国目前正在构建的市场制度因其尚不完善，有不少体制性因素阻碍着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再次，虽然托达罗等的流动模型和研究成果已精辟地分析或实证了劳动力流动的原因或动机，中国也有许多学者对此做过多维度(dimensions)的深入讨论(除前文已提及的学者外,还有:傅政德,1982;马评,1987;吴仁洪&邹正青,1989;周天勇,1991;张西营&邢莹,1993;赵勇,1996;张茂林,1996;李实、赵人伟&张平,1998;林毅夫、蔡昉&李周,1998;蔡昉&王德文,1999;等)，但似乎都未对劳动力流入城市或发达地区后继续流动的各种原因作进一步的探讨；个别研究也仅对变换务工单位的年收入增加和男、女性流动的收益差异等做过估算(诸建芳等,1995)，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改革”课题组(1995)讨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二个过程：即流动过程和稳定过程，有可能暗含了外出务工者的换地流动与换工流动，然而他们却未展开分析。我们认为，对于劳动力的流动，应该也可以做出更加全面的解释。
基于长期的经验观察，我们假设：农村劳动力的流动，一般有三个层次。一是“外出流动”，指劳动力离开家乡到外地务工，称“大流动”；二是变换务工地的流动，指外出务工者从一个县级(或地市级与省级)行政区域流向另一个行政区域，简称“换地流动”，称“中流动”；三是“换工流动”，指务工者在一个务工地内由一企业转到另一企业谋职(即在一个县、地级行政区域内流动)，称“小流动”；同时，中、小流动也包含着跨行业的流动。这三种流动都有其各自内在的多种原因或动机(我们多用“因素”一词概述)，且影响三个层次流动的因素可能相互关联、交互作用。进而，我们以学界以往的研究成果为基石，假设劳动力流动由众多的因素所致，这些因素主要有：经济因素(收入报酬、工作机会、劳动条件与迁移费用等)，能力因素(求职、语言、心理、适应性和人际关系能力等)，自我发展因素(技能提高、能力增长等)，向往更好生活因素，交通通讯因素，管理因素(制度方式、教育培训等)，政府行为，社会保障，务工环境，以及其它因素。接下，我们运用问卷调查研究的方法，试图在对所集数据进行多种分析的基础上，对上述假设进行验证，最后建立起劳动力流动模型。
二、问卷调查与数据分析
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是本文的基础与重点。本节先对问卷调查工作作一简要介绍，然后进入数据分析工作。
（一）问卷设计、研究取样和统计说明
1．问卷设计
为使调查问卷内容在依据构思、假设与贴近外出(外来)务工者实际上取得尽可能的一致，在《劳动力流动调查问卷》设计过程中，我们两次到浙江省台州市的6家企业与20多位管理者和外来务工人员访谈。问卷由反映被调查者个体特征、个体经历的相关内容和个体对所经历的事实或感受进行评定的7点(间距)量表等三部分组成。
2．研究取样
问卷调查工作于2005年3月底至5月初在浙江省台州市、温州市、宁波市，福建省厦门市和天津市津南区等五个地级市(区)的41家(加工制造、餐饮服务和建筑施工)企业的外来员工(即非本市籍人士)中进行(非随机取样)。在全面调查进行前，先在2家企业的77名外来务工者中对问卷进行试测，并对问卷做了必要的修订。共收回问卷2182份，有效问卷1702份，有效问卷率为%。样本个体的基本情况见表2-1和表2-2 。
表2-1 样本个体分布情况等（一）
性别
老家居住地
政治面貌
婚育情况
男
女
未填
乡村
城镇
未填
党员
团员
群众
未婚
有孩
无孩
未填
937
727
38
1463
137
102
73
608
1021
979
621
101
1
年龄段（岁）
文化程度
上岗证书（本）
≤21
22-26
27-31
32-36
≥37
小学
初中
高\职中
中专
大专\本科
0
1
2\3
474
633
294
203
98
82
907
396
165
103\49
1158
388
104\52
工作岗位
职称
一线
班组长
普管
技术
市场
中管
高管
其他
未填
无
员
助
师\高
1247
123
178
48
14
60
10
5
16
1470
144
52
26\10
外出务工年数
务工的省市区个数
中断在外务工①次数
≤1
1-2
3-4
5-6
7-8
≥9
1
2
3
4
5
≥6
无
1
2
≥3
161
424
497
290
159
171
647
581
292
102
43
37
860
400
310
132
中断务工的原因②
离校（结束学业）后③
太辛苦
收入低
条件差
受歧视
私事
其他
未填
外出
务农
无业
家务
临时工
个体户
学手艺
做生意
其他
83
423
81
31
99
46
79
504
238
104
107
253
44
227
116
109
在现务工地务工年数
在现务工地变换单位数
变换单位原因④
≤1
1-2
3-4
5-6
7-8
≥9
未换
1
2
3
≥4
太辛苦
收入低
条件差
受歧视
其他
未填
380
561
443
196
73
49
1007
294
232
114
55
64
412
71
19
69
60
个体籍贯⑤
安徽
四川
湖北
河南
江西
山东
江苏
重庆
河北
湖南
陕西
浙江
贵州
福建
广西
其他
未填
232
228
218
149
119
117
83
73
71
69
64
60
54
43
15
54
53
注：①指由于各种原因辞去工作回家呆一段时间。 ②私事包括家里召回、探亲、结婚、生孩子、照看小孩、生病、旅行等；其他原因除所列的5种外，还有23种，多的1种也仅涉及6人，平均每种不足3人；另外，上表未反映出的同时填写由于“太辛苦、收入低、条件差、受歧视”4种原因中断务工的有14人，因其中3种原因中断的有43人，因其中2种原因中断的有92人，合计149人。 ③其他栏除所列8项外，还涉及8项，包括70人有国有集体单位的工作经历（其中2人为退休者），28人服过兵役，4人当过代课教师，4人未填，当过村文书、村会计和村医生的各1人。另外，结束学业后外出务工前从事过(除务农、做家务外)二个(临时)职业及以上的有86人(其中从事过3个的15人、4个的3人)。 ④其他栏除所列4种原因外，还涉及12种，其中：16人因私事、11人为换环境、6人为多学技术(或多长见识)、8人为更好地发展、8人因企业停产，等等；由于“太辛苦、收入低、条件差、受歧视”4种原因变换务工单位的有13人，因其中3种原因变换的有40人，因其中2种原因变换的有99人，合计152人。 ⑤填写问卷的务工者来自27个省、市、自治区；个体籍贯栏的其他包括黑龙江(13人)，云南(9人)，吉林(7人),内蒙古(4人),海南、甘肃、广东、山西、辽宁(各3人)和北京、上海、宁夏(各2人)。
另外，有370个个体在就学期间从事过赚钱的活动，如：60人当过家教、239人打过工(含勤工俭学)、27人为家里做帮工(干手艺活、做小生意)，以及其它事务。
表2-2 样本个体分布情况等（二）
外出时在家受训
外出务工后自费培训
在外地免费培训
在现地免费培训
无
有
无
外地
现地
都有
无
政府
企业
无
政府
企业
1510
192
1377
121
161
43
1521
24
157
1245
19
438
老家在当地的生活水平
首次外出务工路费等的解决①
很高
较高
中上
中等
中下
较低
很低
未填
自己
父母
借
单位
未填
4
67
262
1056
167
97
39
10
550
1041
97
8
5
作首次外出务工的决定②
首次外出务工
首次外出务工找工作③
自己
父母影响
他人影响
与家人商量
独自
他人同行
未填
自己
别人帮助
企业招
其他
1160
127
205
210
523
1177
2
562
1017
92
31
来现地务工的原因④
同学同乡都在此
经济发达
条件好
配偶在
机会多
收入高
来过此地
学校推荐
亲朋介绍
企业招聘
其他
834
195
139
97
91
75
62
60
29
17
103
在现企已办工伤保险
在现企已办失业保险
在现企已办医疗保险
在现企已办养老保险
四种保险全办理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是
1282
420
1542
160
1456
246
1352
350
107
注：①单位解决指聘用单位为应聘者预支或报销路费等；此项中另有1人的费用是由兄长解决的，未在表中列出。另外，有14人的首次外出费用部分属于自己或父母或借的。②其中有15人做的决定受后3种方式中的2种综合影响。③其他栏中有14人为学校推荐、2人作为企业急需人才引进、6人通过劳动力介绍所介绍、1人到亲戚创办的企业谋职、8人未填。④其他栏还涉及18种原因；有173人到现务工地工作由2-5种原因所致；有52人未填。
3．统计说明
7点(间距)量表的定义是：1为“非常赞同”、2为“同意”、3为“基本同意”、4为“说不清”、5为“不太同意”、6为“不同意”和7为“极不同意”，统计量均值越小则表示评价程度或认同水平越高。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工作，我们借助了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
（二）问卷调查数据的各种分析
以下侧重对变量做因素分析，对相关因素做回归分析(在需要时再做有关统计分析)。
1．因素分析
依据研究构思与假设，我们运用主成份分析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因素分析。
1)外出务工原因变量的分析
该维度从表2-3所列的9个变量中，提取出4个因素，分别命名为“为增加收入外出务工(简称增加收入)”、“为增长能力外出务工(简称增长能力)”、“为改变现状外出务工(简称改变现状)”和“为更好生活外出务工(简称更好生活)”，解释了%的总变异。
表2-3 外出务工原因变量的因素分析及变量间一致性分析结果
变量内容
因素及其荷重
α系数
增加收入
增长能力
改变现状
更好生活
Q1 为学习掌握技能外出务工
Q2 为增长见识外出务工
.067
.002
.870
.836
.117
.088
.159
.672
Q4 为找合适工作外出务工
Q5 为更好于老家生活外出务工
.024
.430
.249
.029
.089
.066
.843
.704
.536
Q10 为更多于老家收入外出务工
Q9 老家找工作不易外出务工
Q8 为帮助家里挣钱外出务工
.796
.757
.740
.081
.066
.069
.223
.029
.163
.182
.692
Q14 不愿呆在老家外出务工
Q12 别人都出来了我也外出务工
.078
.166
.059
.019
.831
.817
.082
.049
.584
2)务工素质变量的分析
该维度从表2-4所列的11个变量中，提取出5个因素，分别命名为“求职能力”、“语言能力”、“生活适应”、“同事相处”和“身心健康”，解释了%的总变异。由变量内容知，这5个因素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个体的心理特征。
表2-4 务工素质变量的因素分析及变量间一致性分析结果
变量内容
因素及其荷重
α系数
身心健康
同事相处
语言能力
生活适应
求职能力
Q15 外出务工很快找到工作
Q16 很快掌握了务工技能
.171
.100
.120
.097
.028
.241
.064
.123
.838
.773
.591
Q17 在外务工讲普通话没问题
Q18 我的语言适应能力比较强
.061
.153
.155
.157
.831
.809
.061
.173
.212
.051
.682
Q20 适应务工地伙食
Q19 适应务工地气候
.172
.126
.090
.162
.316
.878
.729
.093
.105
.618
Q22 与工友同事很谈得来
Q21 很快与新同事熟悉相处
.210
.105
.856
.838
.137
.189
.092
.152
.083
.153
.751
Q26 务工以来心情比较舒畅
Q25 务工以来一直很健康
Q24 务工时没有感到力不从心
.792
.742
.705
.021
.161
.149
.012
.165
.068
.193
.068
.067
.120
.074
.111
.666
3)迁移条件变量的分析
该维度从表2-5所列的7个变量中，提取出3个因素，分别命名为“通讯条件”、“交通条件”和“首次外出务工费用(简称迁移费用)”，解释了%的总变异。
表2-5 迁移条件变量的因素分析及变量间一致性分析结果
变量内容
因素及其荷重
α系数
迁移费用
通讯条件
交通条件
Q27 在外务工给老家打电话很方便
Q28 在外务工打老家的电话费用能承受
.897
.778
.102
.324
.684
Q31 外出务工往返老家的交通费用能承受
Q30 外出务工往返家乡的交通很方便
.107
.276
.863
.757
.581
Q34 当时外出务工好不容易凑足路费
Q33 当时没路费推迟了外出务工时间
Q35 当时一有路费我就外出找工作了
.869
.814
.813
.054
.782
4)务工状况综合评价变量的分析
该维度从表2-6所列的15个变量中，提取出6个因素，分别命名为“现务工地与别地综合比较更好(简称异地比较)”、“目前务工心情(简称务工心情)”、“目前务工收入满意度(简称收入满意)”、“在现单位务工能力有提高(简称能力提高)”、“目前工作比较辛苦(简称艰辛务工)”和“参加现务工单位培训(简称在职培训)”，解释了%的总变异。
表2-6 务工状况综合评价变量的因素分析及变量间一致性分析结果
变量内容
因素及其荷重
α系数
异地
比较
在职
培训
务工
心情
能力
提高
艰辛
务工
收入
满意
Q39 现务工地务工条件好于别地
Q40 现务工地生活条件好于别地
Q38 现务工收入多于在别地务工
Q37 在现务工地找工作更容易
.844
.763
.755
.691
.140
.159
.065
.097
.159
.154
.128
.042
.024
.243
.024
.139
.144
.132
.305
.805
Q42 与老家比现务工比较开心
Q43 与老家比现务工生活丰富多彩
.231
.178
.057
.109
.835
.835
.086
.125
.026
.007
.097
.121
.710
Q48 目前务工每月积下一些钱
Q47 对目前的务工收入比较满意
.093
.305
.091
.113
.036
.230
.277
.076
.126
.798
.741
.599
Q50 在现务工地增长了不少见识
Q49 在现单位学到了一些技能
.081
.129
.152
.241
.112
.110
.808
.764
.162
.042
.161
.170
.667
Q53 我工作比别人更吃苦
Q52 我外出务工经得起吃苦
.051
.030
.143
.019
.064
.242
.863
.819
.049
.027
.634
Q56 对现单位的培训内容有兴趣
Q55 参加过现单位组织的培训
Q57 参加现单位培训后技能有提高
.116
.100
.084
.837
.831
.818
.047
.044
.103
.164
.020
.235
.059
.091
.040
.109
.090
.011
.815
5)对务工单位管理评价变量的分析
该维度从表2-7所列的8个变量中，提取出3个因素，分别命名为“认同现单位管理制度与方式(简称认同管理)”、“现单位人事薪酬福利管理公平(简称公平管理)”和“现单位未欠薪扣薪(简称未克工薪)”，解释了%的总变异。
表2-7 对务工单位管理评价变量的因素分析及变量间一致性分析结果
变量内容
因素及其荷重
α系数
公平管理
认同管理
未克工薪
Q61 认同现上司的管理方式
Q60 遵守现单位管理制度
Q62 认同现单位领导的管理方式
.363
.438
.793
.790
.767
.043
.147
.044
.772
Q66 现单位对员工实行同工同酬
Q65 现单位在员工提拔上一视同仁
Q64 现单位劳保福利没有区别
.775
.764
.759
.035
.265
.171
.130
.136
.153
.734
Q68 现单位未欠过我的工资
Q69 现单位未克扣过我的工资
.115
.204
.084
.098
.874
.844
.712
6)持续现地务工意向变量的分析
该维度从表2-8所列的13个变量中，提取出5个因素，分别命名为“不愿换工”、“政府关心”、“环境和谐”、“打算长期在现地务工(简称长留现地)”和“社会保障”，解释了%的总变异。
表2-8 持续现地务工意向变量的因素分析及变量间一致性分析结果
变量内容
因素及其荷重
α系数
社会保障
不愿换工
政府关心
长留现地
环境和谐
Q72 变换务工单位对自己不利
Q71 没打算离开现务工单位
Q73 没想离开本地到别处务工
.001
.065
.057
.807
.793
.733
.018
.125
.077
.235
.277
.197
.026
.732
Q90 本地政府重视解决欠薪
Q91 本地政府关心务工者权利
.094
.077
.111
.082
.900
.810
.063
.159
.036
.284
.732
Q92 本地人未另眼相看我
Q93 现务工地社会治安较好
.156
.004
.150
.036
.130
.203
.042
.421
.849
.657
.544
Q95 告诉他人现务工地不错
Q94 打算长期在现地务工
.144
.101
.172
.384
.105
.109
.836
.692
.125
.168
.676
Q98 对参加医疗保险的兴趣
Q97 对参加失业保险有兴趣
Q96 对参加工伤保险有兴趣
Q99 对参加养老保险有兴趣
.897
.852
.851
.834
.047
.056
.047
.006
.072
.005
.094
.053
.044
.028
.127
.079
.065
.127
.010
.017
.888
7)变换务工单位变量的分析
该维度从表2-9所列的11个变量中，提取出5个因素，分别命名为“管理粗暴苛刻(简称管理粗苛)”、“劳动强度过大(简称劳动强度)”、“遭遇不公”、“会学到更多技能(简称多学技能)”和“会获得更好发展(简称更好发展)”，解释了%的总变异。
表2-9 变换务工单位变量的因素分析及变量间一致性分析结果
变量内容
因素及其荷重
α系数
遭遇
不公
多学
技能
劳动
强度
管理
粗苛
更好
发展
Q75 上司粗暴我会换务工单位
Q76 管理苛刻我会换务工单位
.262
.155
.012
.107
.164
.295
.855
.825
.050
.052
.768
Q78 劳动强度太大我会换务工单位
Q79 长期强制加班我会换务工单位
.175
.262
.052
.087
.820
.813
.259
.191
.100
.074
.734
Q84 人格不受尊重我会换务工单位
Q83 用人不一视同仁我会换务工单位
Q82 欠薪或克扣工资我会换务工单位
.828
.783
.752
.109
.035
.115
.016
.276
.280
.184
.086
.214
.036
.164
.781
Q86 变换务工单位会学到更多技能
Q87 变换务工单位会增长我的见识
.089
.124
.882
.845
.073
.056
.063
.044
.192
.267
.788
Q88 变换务工单位会改善工作条件
Q89 变换务工单位会使我有机会提升
.033
.083
.376
.158
.089
.077
.070
.032
.754
.888
.694
上述因素分析所得的31个因素，与本文的构思与假设较为吻合，且构成因素的各相关变量也具有较高的内部一致性(请见α系数)。
2．回归分析
先对数据进行(Histograms with normal curve与P-P Plot)检验，结果表明：各因素的数据呈渐正态和正态分布，峰度一般；散点的随机分布状况也尚理想，基本符合线性回归的统计假设条件。故我们运用相关因素对“外出务工原因”4个因素、“异地比较”和“不愿换工”因素以及“变换务工单位”5个因素分别作逐步回归分析，建立如下11个回归方程(模型)，并对各模型中因素间(即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进行必要的阐述和解释 。
1)对“增长能力”(模型A)相关因素的解释
由表2-10知：在模型A中，“为‘更好生活’外出务工”、在现务工单位“能力提高”、变换务工单位会“多学技能”、得到现务工单位的“在职培训”、在现地务工与“异地比较”综合感觉更好、融洽的“同事相处”、往返老家便捷且费用可承受的“交通条件”以及现务工地“政府关心”等8个因素都有助于“为‘增长能力’外出务工”目的的实现，但在外务工打老家电话方便且费用能承担的“通讯条件”、在现务工企业务工的“收入满意”度和“为‘增加收入’外出务工”等3个因素却反之。该模型中，三个外出务工原因的因素间存在着增进或抑制的交互作用，说明外出务工的多个目的之间既具类同性，又有矛盾性，如，在追求更好生活与期望增长能力之间从长远看更具一致性，而既要增长能力又要增加收入的外出务工目标在短期内往往难以成为现实；同样，对于缺少务工技能的务工者来说，为增长务工技能可能要在收入满意上作出必要的牺牲 。另外，无论外出务工者个体在背景、特征上存在多大差异，他(她)们对收入水平的期望总会高于实际挣得的程度，难使自己对现实收入感到心满意足，因为，就我国农村外出打工劳动力的流动动机而言，绝大多数是为了追求更高收入才外出打工的(吴斌,1996)。诚然，我们在这里尚不能就近年来持续改善的“通讯条件”对“为‘增长能力’外出务工”产生负影响给出合理的解释。
表2-10 其他因素对“增长能力”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VIF值
D-W值
F值
调整后R2值
增长能力
(模型A)
更好生活
能力提高
多学技能
在职培训
异地比较
同事相处
通讯条件
交通条件
收入满意
政府关心
增加收入
（常数）
.280
.141
.133
.070
.110
.098
.058
.053
.523
**
**
**
**
**
**
**
*
*
*
*
**
**
.170
注:本文的显著性表示：*为.05水平上显著，**为.01及.001水平上显著；下同。
2)对“更好生活”(模型B)相关因素的解释
在(表2-11)模型B中，除管理粗暴、苛刻这一因素外，其他7个因素均对实现“为‘更好生活’外出务工”的目的起着促进作用；务工者即便在遇到管理者的粗暴对待和苛刻的管理而可能做出变换工作单位(包括异地换工)的选择，但这种务工生活质量与在老家比仍属较好，在其“为‘更好生活’外出务工”的初衷作用下，会忍受当前的管理而继续在现单位工作(这一解释适用于模型G)。
表2-11 其他因素对“更好生活”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VIF值
D-W值
F值
调整后R2值
更好生活
(模型B)
增加收入
增长能力
身心健康
务工心情
社会保障
改变现状
更好发展
管理粗苛
（常数）
.369
.227
.097
.065
.069
.056
.057
.218
**
**
**
**
**
**
*
*
**
.271
3)对“增加收入”(模型C)相关因素的解释
在(表2-12)模型C中，“为‘增长能力’外出务工”和“变换务工单位会‘多学技能’”都不利于“为‘增加收入’外出务工”目标的达成，为何如此？我们从三个维度进行解释：一是样本企业都属制造加工、建筑施工和饮食服务类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除少数在校受过专业训练外)新员工一般经过非常简短的辅导即可上岗有些甚至在岗位上边学边干(不完全等同于人力资本理论的“learning by doing”)，前者的一线员工多实行计件工资，后二者的一线员工多实行定额工资，在目前普通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近年原材料高幅上涨企业盈利空间缩小的状况下，务工技能增强与务工收入增长的相关性不能明显体现，这会弱化务工者提高技能的激励；这也支持了前人关于“在二级市场上教育和培训的投资收益低下”(见R•麦克纳勃&P•瑞安,1990:)的研究结论。二是技能的提升有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而本调查样本个体在现务工单位的工作时间较短 ，企业即使有将技能增长与薪金增加结合的薪酬管理制度，也难以在这些短期务工者身上得到体现，虽然“劳动力流动能给职工提供更多的机会去获得更高的收入，因此一般说来劳动力流动对收入有积极影响(诸建芳等,1995)”，但在同一地变换务工单位能增加的收入也有限 ，而跨地区流动他(她)们又面临迁移成本(包括心理成本 )和不确定性的约束，并成为影响收入实际增长的因素。三是“增长能力”和“多学技能”两因素 都暗含着交易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的特征，一般更存在着特质交换，如生产经营中的专门培训和边学边干(奥利弗•威廉姆森,1979,)，“由于专用性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使用更趋单一，从而更缺乏向其他用途转移的可能性”(奥利弗•威廉姆森,1979,-44)，这就增加了他(她)们的机会成本，并且这种人力资本投资也可能无助于他(她)们变换务工单位后收入的增加 。
另外,参加四种社会保险，务工者需要自己支付一定比例的费用，会减少其即期现金收入。再者，“身心健康”状况影响“收入”的原因有三：一是正影响，即身心健康者有效工作时数更多且支付的医疗费用更少，总收入会更多；二是负影响，即身心欠健康者有效工作时数较少而支付的相关费用较多，实际收入会更少；三是通过另一中介变量产生影响，即务工者在做务工选择时倾向于注重有助“身心健康”工作环境与条件，因而相对降低了收入水平；经方差分析(两两比较)发现，个体样本间在“身心健康”的自我评价上无显著差异 ，故模型中自变量“身心健康”阻碍因变量“为‘增加收入’外出务工”此目的实现，原因很可能就是第三种。还有，无论交通条件有多好，回家探亲等总要发生各种开销，抵消部分既得务工收入。
表2-12 其他因素对“增加收入”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VIF值
D-W值
F值
调整后R2值
增加收入
(模型C)
更好生活
改变现状
迁移费用
艰辛务工
异地比较
增长能力
管理粗苛
社会保障
身心健康
通讯条件
遭遇不公
多学技能
交通条件
（常数）
.350
.140
.142
.146
.129
.047
.102
.076
.542
**
**
**
**
**
*
*
**
**
**
**
**
*
**
**
.284
4)对“改变现状”(模型D)相关因素的解释
在(表2-13)模型D中，在外“艰辛务工”可能影响以“改变现状”为目的的人外出(或继续在外)务工，而其他8个因素都有助于“为‘改变现状’外出务工”目的的实现。
表2-13 其他因素对“改变现状”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VIF值
D-W值
F值
调整后R2值
改变现状
(模型D)
增加收入
务工心情
迁移费用
求职能力
劳动强度
艰辛务工
更好生活
通讯条件
异地比较
（常数）
.196
.109
.156
.132
.092
.076
.062
.070
**
**
**
**
**
**
**
*
*
**
**
.160
5)对“异地比较” (模型E)相关因素的解释
在(表2-14)模型E中，务工者将现地与以往在异地的务工感受作综合比较，有9个因素支持对现地作出更好的综合评价，有2个因素则反之。
表2-14 其他因素对“异地比较”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VIF值
D-W值
F值
调整后R2值
异地比较
(模型E)
务工心情
收入满意
长留现地
增加收入
改变现状
政府关心
通讯条件
身心健康
在职培训
同事相处
增长能力
（常数）
.189
.208
.132
.089
.072
.073
.082
.050
.047
**
**
**
**
**
**
**
**
*
*
*
**
**
.334
6)对“不愿换工”(模型F)相关因素的解释
在(表2-15)模型F中，对于不愿变换务工单位的务工者而言，他(她)们需要在“多学技能”和“更好发展”上作出放弃，并且要接受“劳动强度”较大的工作；换言之，追求“多学技能”、“更好发展”和较低“劳动强度”的务工者，或通过变换务工单位已实现这三个愿望的务工者，他(她)们都会因这三种想法而改变自己原来“不愿换工”的态度。其他9个因素，都会让务工者安心在现单位工作，即便遭遇粗暴、苛刻的管理也会忍受。
表2-15 其他因素对“不愿换工”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VIF值
D-W值
F值
调整后R2值
不愿换工
(模型F)
长留现地
管理认同
收入满意
未克工薪
务工心情
多学技能
管理粗苛
身心健康
劳动强度
增加收入
更好发展
公平管理
（常数）
.270
.217
.083
.074
.078
.089
.063
.047
.048
.678
**
**
**
**
**
**
**
**
**
**
*
*
**
**
.378
7)对“管理粗苛”(模型G)相关因素的解释
在(表2-16)模型G中，务工者因“身心健康”更具忍耐力、在现企业已获得“能力提高”，而未(或不愿)因“管理粗苛”选择变换务工单位，这是外来务工者在“品质和行为上的一些相对优势(李实,1997)”；除非跨地区重新择业，否则在本地改换务工单位不会涉及(往返家乡的)“交通条件”(此因素可能由于其他中介因素的作用而进入方程，我们不能做出更合理解释)；对“更好生活”因素的解释，已在模型B的解释中作过表述；其他8个因素，都将(或已)导致务工者在遭遇“管理粗苛”时做出(过)改变务工单位的决策。
表2-16 其他因素对“管理粗苛”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VIF值
D-W值
F值
调整后R2值
管理粗苛
(模型G)
劳动强度
遭遇不公
不愿换工
身心健康
通讯条件
交通条件
改变现状
社会保障
能力提高
多学技能
更好生活
增加收入
（常数）
.409
.300
.132
.076
.040
.047
.056
.048
.590
**
**
**
**
**
*
*
*
*
*
**
*
**
**
.357
8)对“劳动强度”(模型H)相关因素的解释
在(表2-17)模型H中，“不愿换工”的意愿、“艰辛务工”的吃苦耐劳精神，都能使务工者并不(或不愿)以“劳动强度”过大为由离职换工；对于“通讯条件”为何阻碍因“劳动强度”过大的换工选择，我们也不能进行有效的解释；其他5个因素都(将或已)是促进务工者为回避过大的“劳动强度”采取变换务工单位的原因。
表2-17 其他因素对“劳动强度”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VIF值
D-W值
F值
调整后R2值
劳动强度
(模型H)
管理粗苛
遭遇不公
更好发展
不愿换工
改变现状
艰辛务工
通讯条件
语言能力
（常数）
.351
.372
.132
.076
.061
.912
**
**
**
**
**
**
**
*
**
**
.393
9)对“遭遇不公”(模型K)相关因素的解释
在(表2-18)模型K中，具有良好“务工心情”和感受着(一些管理者的)“公平管理”的务工者，在(某些场合)“遭遇不公”时没有(或没想)选择改变务工单位；其他8个因素都将(或已)促使务工者在“遭遇不公”时选择(了)另外的企业。
表2-18 其他因素对“遭遇不公”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VIF值
D-W值
F值
调整后R2值
遭遇不公
(模型K)
劳动强度
管理粗苛
艰辛务工
多学技能
同事相处
未克工薪
务工心情
社会保障
通讯条件
公平管理
（常数）
.288
.197
.155
.104
.078
.065
.055
.043
.067
**
**
**
**
**
**
**
**
*
*
.531
**
.373
10)对“多学技能”(模型L)相关因素的解释
在(表2-19)模型L中，有变换务工单位会得到“更好发展”和“遭遇不公”会另谋高就的经历或预期、在现单位已有“能力提高”、为“增长能力”外出务工、有良好“求职能力”以及有现地“政府关心”的务工者，他(她)们有通过变换务工单位会学到更多技能的经验或期望；而在现单位感到“收入满意”、“不愿换工”和作“异地比较”对现地有更好评价的务工者，他(她)们或变换过务工单位却没有掌握更多技能、或安于现状缺少追求多学技能的激励。
表2-19 其他因素对“多学技能”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VIF值
D-W值
F值
调整后R2值
多学技能
(模型L)
更好发展
遭遇不公
能力提高
收入满意
增长能力
求职能力
不愿换工
政府关心
异地比较
改变现状
（常数）
.486
.131
.149
.071
.067
.050
.039
.585
**
**
**
**
**
**
**
**
**
*
**
**
.347
11)对“更好发展”(模型M)相关因素的解释
在(表2-20)模型M中，有变换务工单位会“多学技能”的期盼或收获、因“劳动强度”太大曾炒过企业鱿鱼或有此想法、为谋求“更好生活”外出务工、现务工地“环境和谐”、不畏“艰辛务工”及“务工心情”良好的务工者，程度不同地有过在变换务工单位后得到更好发展的经验或预期；但感受在现单位“能力提高”者和“不愿换工”者，却不会离开现单位去谋求更好发展或认为转到另单位未必就有“更好发展”的机会。
表2-20 其他因素对“更好发展”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因变量
自变量
回归系数
T值
VIF值
D-W值
F值
调整后R2值
更好发展
(模型M)
多学技能
劳动强度
更好生活
环境和谐
能力提高
艰辛务工
务工心情
不愿换工
（常数）
.474
.098
.044
.060
.077
.053
**
**
*
**
**
**
**
*
**
**
.317
在以上11个模型中，作为自变量的各个因素对因变量存在着综合、交互的影响，它们作用的大小，或曰影响程度，则以其回归系数的大小来测度。
三、综合模型与理论解释
根据上文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假设，本节的主要工作是对上节建立的11回归方程(模型)按“外出流动”(大流动)、“换地流动”(中流动)和“换工流动”(小流动)三个层次构建综合模型，进而再将这三个模型转换成一般的数学表达式；同时，给出模型的理论解释和本文的结语。
(一)三个层次的劳动力流动模型
透过表2-3至表2-20的因素分析和回归分析结果 ，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模型A、B、C和D同属于劳动力离家外出务工(原因)维度，我们将它们“集合”并称之为第一层次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外出流动”(大流动)模型；模型E和F属于是否选择改变务工地维度(综合比较如在现务工地的务工状况更好，不会作出改变务工现状的决策，不然则反)，我们也“集合”它们且称之为第二层次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换地流动”(中流动)模型；模型G、H、K、L和M属于改变务工单位维度(即什么原因导致改换雇主)，我们同样将它们“集合”，并称之为第三层次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换工流动”(小流动)模型。我们由此综合相关因素，分别建立三个层次的模型。
1．第一层次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外出流动”模型
“外出流动”模型{模型A，模型B，模型C，模型D}
= a+a5求职能力+a8同事相处+a9身心健康+a10通讯条件+a11交通条件+a12迁移费用+a13异地比较+a14务工心情+a15收入满意+a16能力提高+a17艰辛务工+a18在职培训+a23政府关心+a26社会保障+a27管理粗苛+a28劳动强度+a29遭遇不公+a30多学技能+a31更好发展+a32其他因素 ………………………………公式（A）
式中a为常数项，ai（-1≤ai≤1，i=1,2,……32。）为回归系数。
“外出流动”(大流动)是欠发达地区中青年农民和农村知识青年在多种动机(个体间的主导动机不一)支配下，离开家乡到城市或发达地区的非农产业寻访 职位并就业的经济活动过程 。在公式中(A)中，有19个因素程度不同地对农村劳动力“外出流动”的预期目的构成影响，这19个水平上的因素可以归类到以下7个维度 ：经济(economy)维度(E)，涉及因素：迁移费用、收入满意；(个体)能力(特征)(ability)维度(A)，涉及因素：求职能力、同事相处、身心健康、务工心情、艰辛务工；(企业)管理(management)维度(M)，涉及因素：在职培训、管理粗苛、劳动强度、遭遇不公；(追求自我)发展(development)维度(D)，涉及因素：能力提高、多学技能、更好发展；社会(公共)管理(society)维度(S)，涉及因素：政府关心、环境和谐、社会保障；(向往)更好(工作)生活(life)维度(Life)，涉及因素：异地比较；联络条件(liaison)维度(Liaison)，涉及因素：通讯条件、交通条件。
2．第二层次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换地流动”模型
“换地流动”模型{模型E，模型F}
= b+b1增长能力+b3增加收入+b4改变现状+b8同事相处+b9身心健康+b10通讯条件+b14务工心情+b15收入满意+b18在职培训+b19管理认同+b20公平管理+b21未克工薪+b23政府关心+b25长留现地+b27管理粗苛+b28劳动强度+b30多学技能+b31更好发展+b32其他因素 ……………………………………………公式（B）
式中b为常数项，bi（-1≤bi≤1，i=1,2,……32。）为回归系数。
“换地流动”(中流动)是在外务工人员将自己在目前务工地务工的综合感受与外出务工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比较，并利用相关信息(主要来源于在其他地方务工的同学、同乡、亲友等)预期当前的务工状况肯定好于异地(或不如异地)的情况下，而(不)选择到另一行政区域谋职 的活动。在公式中(B)中，有18个因素程度不同地对在外务工者“换地流动”的决策产生影响，这18个水平上的因素可以归类到以下7个维度：经济(economy)维度(E)，涉及因素：增加收入、收入满意；(个体)能力(特征)(ability)维度(A)，涉及因素：同事相处、身心健康、务工心情；(企业)管理(management)维度(M)，涉及因素：在职培训、管理认同、公平管理、未克工薪、管理粗苛、劳动强度；(追求自我)发展(development)维度(D)，涉及因素：增长能力、多学技能、更好发展；社会(公共)管理(society)维度(S)，涉及因素：政府关心；(向往)更好(工作)生活(life)维度(Life)，涉及因素：改变现状、长留现地；联络条件(liaison)维度(Liaison)，涉及因素：通讯条件。
3．第三层次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换工流动”模型
“换工流动”模型{模型G，模型H，模型K，模型L，模型M}
= c+c1增长能力+c2更好生活+c3增加收入+c4改变现状+c5求职能力+c6语言能力+c8同事相处+c9身心健康+c10通讯条件+c11交通条件+c13异地比较+c14务工心情+c15收入满意+c16能力提高+c17艰辛务工+c20公平管理+c21未克工薪+c22不愿换工+c23政府关心+c24环境和谐+c26社会保障+c32其他因素
…………………………………………………………………公式（C）
式中c为常数项，ci（-1≤ci≤1，i=1,2,……32。）为回归系数。
“换工流动”(小流动)是务工者个体将自己在现企业的务工感受与外出务工目标的实现程度作比较，并依据当地的企业信息从最大化个人效用(长远的或短期的)出发，(是否)实施变换现务工单位决策 的活动过程。在公式中(C)中，有21个因素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务工者“换工流动”的选择，这21个水平上的因素可以归类到以下7个维度：经济(economy)维度(E)，涉及因素：增加收入、收入满意；(个体)能力(特征)(ability)维度(A)，涉及因素：求职能力、语言能力、同事相处、身心健康、务工心情、艰辛务工；(企业)管理(management)维度(M)，涉及因素：公平管理、未克工薪；(追求自我)发展(development)维度(D)，涉及因素：增长能力、能力提高；社会(公共)管理(society)维度(S)，涉及因素：政府关心、环境和谐、社会保障；(向往)更好(工作)生活(life)维度(Life)，涉及因素：更好生活、改变现状、异地比较、不愿换工；联络条件(liaison)维度(Liaison)，涉及因素：通讯条件、交通条件。
观察回归分析结果和经“集合”而成的劳动力大流动、中流动和小流动三个模型，上文关于“影响三个层次流动的因素可能相互关联、交互作用”的假设从1702个个体经验数据中得以证实。
(二)一般意义的劳动力(迁移)流动模型
基于以上三个层次劳动力流动模型及所做的因素归类，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将它们“集合”为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流动模型，即：
Migration Model{“外出流动”模型，“换地流动”模型，“换工流动”模型}
= B+B1E+B2A+B3M+B4D+B5S+B6Life+B7Liaison+B8Others
…………………………………………………………………公式（D）
式中B为常数项；Bi（-1≤Bi≤1，i=1,2,……8。）为回归系数；E，A，M，D，S，Life和Liaison分别为影响劳动力流动因素的7个维度；Others为其他未知因素。
至此，我们完成了基于1702个个体样本数据构建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模型的全部工作。
(三)模型的简要解释与全文结语
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是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的产物 。中国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先集中流向城市(城镇)的边缘部门，继而分流至较发达地区城乡的特点，从人力资源低成本配置优势和人口集聚角度揭示了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 的一个规律。中国各级政府是“强势”政府，具有很大的增进或抑制农村劳动力流动的能量 ；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过程中，宏观与微观二个层面的体制性、制度性 问题交互作用并影响着劳动力的流动和(相对于流动的)稳定；而目前吸纳农村劳动力进入非农领域的主体是各类民营企业，大量经营理念和管理水准有待提高的企业经营者一直面对并将继续面对“数以亿计教育水平较低的农村劳动力(林毅夫,2004:)”进行雇用决策，半斤对八两的非合作博弈曾使局部地区的劳动力市场无法运用市场机制实现均衡 ，较长时期内可能还会使“在职寻访”活动处在较高的水平上(或曰“换地流动”与“换工流动”的流量、流速居高不下)。胡鞍钢(2005:)估计，中国目前形式的农村劳动力迁移，“还将延续到2030年甚至更长时间”。这就需要对不断变化中的劳动力流动持续进行观察与研究。
针对上述特征和状态，相对于以往的劳动力流动模型，我们经推演得到的Migration Model，在影响农村劳动力流动和促进稳定就业的几个维度上有了扩展。一是社会(公共)管理维度，涉及政府行为、社会环境和社会保障三个因素；二是企业管理维度，涉及管理制度与方式、工作条件、就业歧视等因素；三是个体能力特征维度，比前人增加了几个心理和品格方面的因素；四是离乡流动动因维度，将外出务工的目标多元化，而未局限于经济性的思维；五是从中国农村城(镇)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化的现实出发(在我们抽取的1702个个体样本中，1201个个体所在企业驻地为经济发达的乡镇与村，92个个体所在企业驻地为城市的郊区)，我们在模型中导入了引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异地比较”因素。因为，城乡人口流动问题尤其是青年人迁移问题需要通过促进城市中心之外的就业机会的增加来解决(A•P•瑟尔沃,1999:)。同时，我们建立的三个层次劳动力流动模型，不但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相关因素的关系，而且还将微观企业的运作情况导入模型之中，这既与中国由于经济发展差异引致劳动力流动的现实更加接近，还可能有助于人们“正确地认识和处理流动和稳定的关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改革”课题组,1995)。这些可能是我们工作的意义之所在。
诚然，因认知的局限和一些内容不便在问卷中安排，我们的工作还存在有待深入的地方。比如，企业间的“挖墙脚”行为对务工者的“换工流动”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又如，各回归方程的决定系数(调整后R2值)是否未达到应有的水平——是否存在应考虑及的相关因素却为我们所不知？我们期盼得到指教！ （完稿于2005年6月6日星期一凌晨2时）
作者：梁雄军，浙江省台州市人民政府口岸办公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私营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员，台州学院(等)兼职教授；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建设路16号，318000；0576-8226128,013806598905;johnliang858@，lxj858@。
林 云，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邵丹萍，台州职业技术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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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大培(2004).解读“民工荒”.博客中国网,2004-12-23[引自经济研究资料,2005(1):-24]。
*作者十分感谢支持、帮助本文问卷调查的有关人士！他们是：天津市津南区委领导李先生和区府相关部门负责人，中国人民银行厦门市中心支行阮小姐，浙江省(宁波市)余姚市政府领导王先生，浙江省(温州市)乐清市二镇的党政领导廖先生兄弟俩，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温岭市、临海市、玉环县有关镇的领导林先生、张先生、江先生、叶先生、史先生和其他同仁，朋友和同事徐先生、王女士、陈老师，以及样本企业的领导、同仁和填答问卷的员工们。
本文在2000年以前《经济研究》杂志中的引文，均从《经济研究》(光盘,1978-2000)下载，故无页码，请见谅为感!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讨论农业生产经营体制的改革问题。1979年3月国家农委召开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形成并由中央于4月3日批转到各省、自治区参酌执行的《关于农村工作座谈会纪要》，首次对农民的“包产到户”作了定义。在《中共中央关于印发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发[1980]75号文)中，对尚有广泛争议的包产到户，从政策上规定：“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中发[1982]1号文件（关于农村、农业问题的第一个“中央1号文件”）——《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当前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已经转入总结、完善、稳定阶段；集体经济要建立生产责任制是长期不变的；健全与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要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实践中，由于手续繁琐、农民不放心、影响积极性，小段包干和包产到户很快被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大包干”——“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都是自己的”——“包干到户”替代。《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的通知》（中发[1983]1号文件，即第二个“中央1号文件”），首次高度评价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它“是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人民公社体制要从实行生产责任制特别是联产承包制和实行政社分设两方面进行改革。”来源于《中国农村工作大辞典》:-685；转引自梁雄军(2004b，)。
本文所涉的1702个个体，家住乡村的1463人，占86%(请见下表2-1)。另据农业部2000年底对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西部地区外出劳动力中的66%集中在建筑业、工业和餐饮服务业３个行业(张晓辉,2003)。
Rosen(1985)；转引自赵耀辉(1997)。
这是托达罗人口流动模型的核心思想。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托达罗模型是：Mt=H(PWU-Wr)。式中的Mt代表时间t内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数量，H代表潜在迁移者的响应率，P表示在城市找到工作的概率，WU表示城市工资，Wr表示农村工资。当PWU大于Wr时，农村劳动力就会流向城市；当PWU等于Wr时，流动才会停止；当PWU小于Wr时，在城市找不到工作的人会失望而返乡。参见何炼成&李忠民(2001:-188)。
A•P•瑟尔沃(1999:)认为,现在教育和便宜的运输却为寻求别的就业机会提供了刺激和手段。
本文第一作者曾有近五年的乡镇企业工作经历，且长期在浙江台州的基层政府和乡镇企业管理等经济部门工作，十数次考察苏、鲁、闽、粤、琼、徽和浙江省内各市的乡镇企业，数十次与莅临台州的外省市经济考察团作过工作交流，故在大量经验观察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发展过程做此简要描述。目前，台州的一些镇，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比例1:2，有的高达1:3以上。
如：温总理带头解决民工的被欠薪问题，为外地务工者提供廉租房，开办民工子弟小学，将民营企业职工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等等；相关政策规定请参见2004年、2005年的“中央1号文件”(《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关于加强农村工作若干政策的意见》)和全国人大十届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
从三大类企业的个体样本分布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处在劳动力的“二级市场”。关于“二级市场”的定义，请见R•麦克纳勃&P•瑞安(1990:187)。
我们试图通过聚类分析按若干维度对外出务工者做大致的归类并解释其类型，结果表明，(可能是软件和PC原因)无法对全部样本进行聚类；在分别对一二百个个案聚类时仅发现个别个案属于几种另类；可以认为个案间有很强的同质性。
由于本文读者不但都能很好地理解模型中各因素之间的关系，而且也能指出我们可能的败笔，加上篇幅原因，在下面的解释模型过程中，笔者仅作简述，对读者可能需要解释的相关因素写上可能属于多余的几笔。
从另外角度对此的继续解释，我们将在对模型C的解释中同时给出。
在该表和以下回归分析结果的各表中，各自变量回归系数的T检验和回归方程的F检验结果均处于非常显著的水平，说明各回归方程中自变量与因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成立，且方程的拟合程度良好。经对方差膨胀因子和自相关系数作检验，所有VIF值都未超过界限(1＜VIF＜10)、D-W值均接近2，可以认为各方程的自变量间无显著的共线性和无显著的自相关。
接受本次问卷调查的1702个有效样本个体，人均在外务工年左右的时间里人均在个省份工作过，且人均有次辞职回家呆一阵子和人均在现务工地变换过个务工单位的经历，据此估算他们平均在一个单位的务工时间仅在一年左右。
据对个体样本所在企业的调查统计，在五个市、区内，行业、企业间一线员工平均收入的差异无显著性，但台州、温州企业一线员工的平均工资要非常显著和显著地高于津南企业一线员工平均工资。另一项研究对1992年的调查数据做回归，估计值显示，每增加一次工作变换，可以增加年收入%(诸建芳等,1995)，但增长并不显著。
心理成本，即人们对于更换工作和生活的环境而需要的心理上的调整，被认为是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的障碍(Sjastaad，1962)。转引自赵耀辉(1997)。
两个因素构成变量内容在目的上一致，差异仅是原因与结果(或期望)的区别，由此作出不同的命名，请见表2-3和表2-9。进而，我们将“更好生活”和“改变现状”二因素从模型C中剔出，则有因素“在职培训”进入回归方程，且它的回归系数为(T值为*)，同样可以用免费的在职培训存在机会成本和在职培训中可能有部分自费却难以获得预期的回报这两方面对某种情况下人力资本投资不利于一定时期内个体收入的增长作出进一步的解释。
从这一意义讲,人力资本因为同样要被“套牢”,它一旦投入于某个组织,风险便随之而来(梁雄军,2004a:)。正如玛格丽特•M•布莱尔(1995:)所言:“这些资产——设备和人力资本——是‘合作专用化’的，离开了哪一方,另一方都将失去它存在的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在企业的现实运营中存在着人力资本专用性“投资陷阱”,它对企业的传统治理提出了挑战。
这一结论经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文化程度的个体做多重(两两)比较所得。
由表2-1知，无跨省(市、自治区)务工经历的务工者有647人,故模型E涉及的个体样本为1055个，而非全部。
在下面的公式(A)、(B)、(C)中，因素：增长能力、更好生活、增加收入、改变现状、求职能力、语言能力、生活适应、同事相处、身心健康、通讯条件、交通条件、迁移费用、异地比较、务工心情、收入满意、能力提高、艰辛务工、在职培训、管理认同、公平管理、未克工薪、不愿换工、政府关心、环境和谐、长留现地、社会保障、管理粗苛、劳动强度、遭遇不公、多学技能、更好发展的排序为1-31，且固定不变；如某个序号的因素未入模型，则模型中无此序号，请留意为感。另外，从11个回归方程中的统计量(调整后R2值)判断，可能尚有其它因素未被事先考虑，故我们在模型中加入了序号为32的“其他因素”。
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外出的求职寻访方式已大大降低了不确定性——事先通过在外务工的同乡、同学、邻居或亲友等与用人企业联系并得到认可，这与我们的经验观察相一致，也与本文的调查结论吻合——表2-2统计结果表明，%的(1177)人首次外出务工与他人同行，%的(1017)人的第一份工作是由别人帮助介绍的，其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的分别有771人和709人。这一特点，有较强的降低成本、增进福利、稳定社会等多种正面效应。
我们做这样的描述，没有否认下列事实：欠发达地区在成为发达地区后，该地区仍有大量的人口继续在外谋生——方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由原来的做手艺、干苦力甚至捡破烂变成各类企业主等；当然，有些人并未明显改变原来的谋生方式。如数据表明，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温州和台州二市，目前在中国国内其他省、市区的人口有二三百万和一百余万，而这二地的外来人口分别有330万和110万。
对因素作7个维度的归类是相对的：如增长能力与增加收入和更好生活间存在关联，但不同一；又如务工者比较关注的工作机会、工作条件等变量，本文将它们包含或暗含于增加收入、更好生活、求职能力、身心健康、异地比较、艰辛务工、劳动强度和更好发展等因素之中(请见因素分析结果)。这些因素既可归到某一维度，也可归到另一维度。
与目前中国农村劳动力首次外出的求职寻访相似，表2-2统计结果同样表明，1022人由于同学同乡、配偶等已在现务工地、自己到过现地和亲朋介绍而到现务工地谋职的，这种依靠私人信息做决策的比例达到%。在有跨省际务工经历的1055人中，有%的(626)人是依靠这种私人信息决定到现务工地谋生的。
务工者个体做“换工流动”决策的实际情况远比这里描述的具体和复杂。根据长期的调查观察，在产业簇群发达的地区，务工者利用私人信息的“在职寻访”活动比较活跃；对于掌握一定务工技能的人来说，“跳槽”的另一个原因是企业间的“挖墙脚”——专用性技能在同类或相似产品生产企业间具有很强的可迁移性，而“跳槽”的主要诱因通常是工薪水平更高。
我们不对新中国成立后至1970年代前由屯垦边陲、三线建设、精简下放、知青下乡和局部地区严重自然灾害等形成的人口大迁徙进行讨论。
中国改革以来，沿海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显著加快，无不与劳动力资源比较优势——成本优势发挥无关。正因为“沿海地区也是农民工的主要聚集区”(胡鞍钢,2005:)，所以，这种比较优势才得以运用。
如各个时期中国政府对农工进城谋生采取不同的政策；而城市政府出于某种原因一纸通告便驱赶农民工出城在过去也不鲜见，这与近年来政府倡导并采取实质性措施(包括取消许多歧视政策)善待农民工形成鲜明对比。
农民工的户籍、子女就学和住房等问题未能普遍有效解决，不但增加了他们的心理成本、降低了实际务工收益，还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务工地的产业发展；要使这些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外出农民工聚集地的政府往往力不从心(如用地政策的强约束等)。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是中国政府的一个政策取向，但因农民工期望解决的前几大问题悬而未决，其推行的结果难如人意；平新乔(2005:-7)认为中国目前高于国际标准的社会保障缴费率，已导致“某些民营企业选择不参与或少参与社会保障制度”，“实际上会很不利于提高社会保险的人口覆盖率”，也不利于增加就业、提高职工工资。同时，他还暗含地警告：政府应注意避免在“推行最低工资标准”上的“失灵”。
参见左大培.解读“民工荒”.博客中国网,2004-12-23；转引自经济研究资料,2005(1):-24。发生“民工荒”的地区和企业固然需要反思和检讨，对哪些黑心雇主实施法律制裁也不为过。但台州市众多民营企业向我们反映他们的无奈：一是企业受《劳动法》约束，必须与雇员订立劳动合同，而签订合约的员工想走便走，企业毫无办法；二是对那些掌握企业关键技术或商业秘密不辞而别的员工，企业同样束手无策(即使事先有合同约束，事后借助法律诉讼也无法挽回损失)。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改革”课题组(1995)指出:流动是剩余劳动力离开农村或农业向城镇或非农产业转移，寻找职业的过程；稳定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稳定在其它地区或行业就业。这二个过程的区别是不容忽视的。流动是前提。只有流动，才谈得上农村劳动力的充分就业，谈得上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没有流动，根本无法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但是，流动并不是目的。流动最终是为了让劳动者选择适当的地域和职业稳定下来，达到人尽其才的效果。如果只有流动而不能相对稳定，就会形成流动的失业大军，改变的只是农村失业的形态，即由隐型失业变为流动失业。流动的目的是为了稳定。稳定是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前提，只有稳定，才能把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结合在一起从事生产。所以，稳定是流动的目的，流动服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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