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观察过使用欧央行的高质量数据，我们也控制了证券的净发行量。分析得出三项主要结论:第一，危机时期和全球风险及风险反恶上升时期通常伴随着净资产流出，表明外国投资者面临风险冲击时常"竞相退出证实了既有研究的结论。第二，不存在如下资产或国家:在任何危机时期和面临任何风险冲击时，外国投资者对其需求都系统性地增加。然而，至少在我们所研究的部分危机时期，美国、欧元区低收益国家和日本发行的货币市场工具表现得像进险资产。危机期间，外国投资者对短期货币市场工具的购买更有弹性，少数案例中的购买量甚至高于正常时期。总体上看，外资依旧是危机时期长期政府债券的净买家，尽管其购买量较正常时期有所下降(女口雷曼危机时对美国债券的购买降低)，有时甚至成为净卖家(如2011年欧债危机时)。有趣的是，2011年的欧债危机巅峰并未使更安全的欧元区低收益国家免受灾难一一与正常时期相比，这些国家也遭遇了小规模的外资流出。第二，遭受来自欧元区的冲击后，外资倾向于撤离那些属于危机源头的经济体(尤其是欧元区的高收益国)，该行为在始于美国的危机中更为明显。这可能在部分程度上反映出美国事件牵动全球的本性，也在部分程度上表明，美国发行的短期债务工具(以美国国债最为突出)是避险资产，即使在雷曼事件或其他源于美国的危机发生后，外国投资者对其的需求仍然更高。因此，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美国的地位依旧带有一定特殊性。(原文为英文"ForeignInvestors and Crises: There Is No Safe Haven for All Seasons"。见http://w -assets-us-remains-special 0 2014年2月。编译:黄杨荔。)〈纸牌屋〉与人民币汇率肯特·特劳特曼(KentTroutman，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研究员)2014年2月14日，政治题材美剧。氏牌屋》热播，众多争议随之而来。令很多观众吃惊的是，中美之间的外交关系是剧情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在剧情中，在国内拥有实权的中国官员和美国能源巨头相互勾结，影响美国政府政策的制定，他们从而在政治和商业上获益。经济上的主要冲突则在于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汇率操纵行为的不满。在一个场景中，中国官员表示由于国内特殊的政治情况，让中国政策制定者九许汇率升值的最有效的方式就是美国的施压。否则，某些固有的利益群体会使得汇率的改革难以进行。166
智库观察抛开这部电视剧的热门程度，这部分剧情的确反映了中国改革支持者所面临的困境。在这里我们将会简要地讨论一下来自国外的压力是否会影响到中国在人民币升值上的改革进程。关于外国的政治压力是否会对汇率政策有影响的讨论有很多。例如，2008年香港金管局(HKMA)的一篇文章从统计数据的角度发现，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外国的政治压力会影响到汇率升值改革的步伐，但是也不能排除会对汇率的波动有影响。然而，很多分析者和评论家都发现，中国的确会在某些重要的中美双边会议开始之前允许人民币有一定程度的升值，这就是外国政治施压的明显案例O在小布什时代的确存在这一现象，不过最近的影响程度有所降低。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加里·胡弗博(Gary Hutbauer)在《中国汇率争论~CDebating China’s Exchange Rate)这本书中提到，来自羊边对抗形式法案的压力不太可能会使得汇率争议国国内的强权群体加快升值的进程。胡弗博认为，多边对抗法案的方式更有可能有效一些。然而，并不意外的是，这种方法的问题在于对手通常都会面临直接或间接的利益上的冲突，从而不愿意进行合作。的确，和贸易以及一些监管政策的合作不同，货币上的合作要带来共同的收益非常困难，每一个政府都倾向于最大化本国的利益。因此汇率政策的主要改革推动力量仍然来自国内，而不是来自于国外政府的压力O那么关于汇率改革的争论目前情况如何?在最近的一项声明中，中国政府承诺2014年会在原来的模式上允许汇率日交易波动区间扩大。尽管中国仍然有能力将汇率设定在任何其所喜欢的水平上，这仍然是一个非常正面的进步。从2012年开始，人民币兑美元，已经升值了超过3%，但改革仍需要继续进行。在2013年中国央行的外汇储备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高位之后，我们认为仍然会有持续升值的可能。然而，正如所有改革一样，习李政府大刀阔斧进行的改革项目必然会遭到大量的反对。错综复杂的利益群体，特别是来自制造业和金融行业的固有势力，都会受到改革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因此一定会坚决反对金融行业自由化和汇率市场化。当然，某些地方政府部门比较依赖当地金融行业和工业制造业的发展，因此也有可能会反对改革。除此以外，在政府内部，也会有很多官员从目前的格局中谋取私利，从而不愿意支持改革。正如在过去的五年内美国和欧洲一部分地区所证实的那样，将现有利益群体连根拔起并且进行大幅度改革需要承担很大风险。在中国，尽管改革已在最高层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但具体政策要得到实施还很困难。尤其是在汇率政策上，中南海的改革者们需要强调继续干预市场的成本，并大力推行汇率自由化。167
智库观察(原文为英文"Playingthe Cards Right, or Playing the Right Cards: Foreign Political Pressure and China’ s Currency Policy"。见 ed Galen Carpenter，美国加图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两难选择。美苏冷战时期，在国防问题上，美国相当容易地在安全问题上采取了强硬的对苏政策。苏联是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因此决策者的首要目标是牵制苏联势力和影响力的扩大。虽然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会有不同的观点，但美国在西欧和东亚的主要盟国都欢迎美国的军事部署并追随美国。在冷战的大部分时期，经济因素并没有使得该战略变得复杂。美国和苏联的贸易往来极少，峰值出现在1979年两国关系改善时期，为45亿美元。该值在1987年降至20亿美元，仅占美国对外贸易总量的1%。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集团间的贸易量稍大些，尤其是在1970年代联邦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提出东方政策(0呻o1itik)后。但这一贸易量并不足以使西欧与美国的经济联系复杂化，国防问题就更不必说了。当前，中美关系复杂得多。越来越多的美国官员和专家视中国为美国的新对手O他们至少赞同小布什在2000年竞选总统时宣称的中国为"战略竞争对手"(strategic competitor)。近期，中国在南海和东海领土争端问题上的强硬表现，使得美国需要采取应对策略来抑制中国势力抬头的呼声渐长。虽然支持者很少使用"遏制"(containment)一词来描述其战略意图，但其特征与对付苏联时的策略相1’;;’0 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关系不同，当前中美经济联系密切。2013年，双边货物贸易达到了5624亿美元。中国也是美国政府的最大债权人，目前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万亿美元。而且该数额仍在快速增加，因为美国的年度联邦预算赤字接近或已突破1万亿美元。美国应该避免与其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债权人为敌，这限制了美国遏制中国外交和军事力量的倾向和能力O此外，中国与欧盟、美国在东亚地区的盟国均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与冷战时期和苏联的经济关系完全不同。美国官员不能总期望这些盟国会与中国为敌。与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的谈话也表明，这些国家并不希望陷入必须要在中美之间做出选择的局面。1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