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卷 第2期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3年 4月 J 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V01．5 No．2
Apr．2003
中图分类号 ：F81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0150(2003)02—0050—08
B免清财政转型与我国公共生产制度的兴起
刘守刚
(上海财经大学 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上海 200433)
摘 要 ： 本文通过对清末财政转型的回顾和分析 ，并结合 民国和新 中国财政的历史，
来探讨财政与公共生产制度的关系，研究大规模公共生产制度在我国出现的财政根源，最后得
出一些有关我 国公共生产制度的结论。
关 键 词 ： 财政转型；财政压力；公共生产
作者简介 ： 刘守刚(1971一)，男，江苏建湖人，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讲 师，
博士。
公共生产 ，是指以政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生产方式 。在中国，为什么会出现大规模公共
生产制度?一般学者的研究，都将原因归结为新中国领导人所具有 的意识形态或所受经济思
想(如经济发展的要求)的影响。思想方面的原因固然重要 ，但将中国走上大规模公共生产之
路 ，仅仅归结为思想方面的原 因，则是肤浅、靠不住的。因为 ，现实中相互竞争的思想如此之
多 ，新中国建国初期的政府领导人 ，选择 了公共生产这种思想 ，一定有客观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本文的研究将表明，中国公共生产的发展也并不是新中国才开始的，实际上晚清就已经开始了
这一进程，并在民国时期得到加强，很难将这两个时期公共生产的发展单纯归结为思想方面的
原 因。
本文从国家财政的角度来寻求中国大规模公共生产制度建立和发展的深层次原因。从方
法论上来说 ，这也是站得住脚的。因为对一个国家来说 ，首要的和最直接的目标毫无疑问是维
持政府的存在，也就是说只有财政收人能够维持政府支出的需要时，国家才能维持 ，其他的一
切活动才能在此基础上展开。从历史上看，政府几乎所有的重大决策，都可以从财政角度寻找
到渊源 ，凡是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深刻的财政压力的背景。这种从财政角度来研究国家制度
变革和公共政策的选择 ，往往 比其它研究方法更深刻，更有说服力，因而也被众多研究者所注
意 。熊彼特认为 ：“从国家财政人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
为显著⋯ 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陨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
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诺斯在追究西方世界的兴起时也认为，竞争中的民族国家，成败
的关键在于统治者面临财政压 力时采取的所 有权 政策不 同(诺斯 ，1999)。华裔学 者黄仁
收稿 日期 ：2003—02-31
维普资讯
第 2期 晚清财政转型与我国公共生产制度的兴起 51
宇在他的《中国大历史 》等著作中，也多次出色地运用这一方法 ，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变迁 ，认为
中国缓慢衰落的历史与“盛唐之后 中国再无有效的税收制度打开局面”有关 (黄仁宇 ，1997)。
同样的，以研究中国科技史闻名于世的李约瑟对于历史的变迁 ，也曾得出类似的结论 ：“一切靠
抽税而转移 !”(转引自黄仁宇，1997)。
众所周知的是晚清社会 ，正处于上述熊彼特所说 的“社会发展的转折点”。1840年以后在
内忧外患中，晚清社会和晚清财政一再陷人危机，为了维持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政权，财政结
构开始缓慢转型，社会发展也开始转折 ，特别是 1894年对 日作战的失败 ，加重了中国危机 ，也
加速了转型的进程。正是在财政危机和财政转型的基础上 ，中国的公共生产制度才开始逐渐
兴起 。在晚清公共生产初兴的基础上 ，民国政府因财政压力而进一步发展公共生产 ，到新 中
国，公共生产制度发展到顶峰。
因此 ，本文寻求中国公共生产制度的形成原因，从晚清财政人手应该是合适的。本文将对
晚清财政转型和公共生产制度的兴起进行案例剖析，并结合民国和新中国对这一历史的延续，
来验证前述大规模公共生产制度在中国产生，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财政原因的观点 。当然 ，
财政并不是中国公共生产制度兴起的唯一原因。
一
、清末财政危机与财政转型
1．清末财政危机不断加深
鸦片战争是晚清财政发生危机的开始。在战争 以前 ，主要依赖于田赋收人的清朝政府财
政尚能维持，政权也因此稳定。表现在财政收支上，每年都能有所结余。但战争一爆发，军费、
赔款立刻使清朝财政显露出固有的弱点(主要岁人 田赋没有什么弹性)，陷人危机之中。如下
表 1所示 ，从战争爆发的道光二十年(1840年)到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9年时间里 ，只有一
年财政结余。常年财政收支的紧张状况，还不足以显示鸦片战争后 1O年内清朝财政问题的严
重性 。除常年财政亏空外 ，1O年间还有例外支出 8000万两，盘查省库等亏空 1543万两。(周
育民，2000)
表 1 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九年常年财政亏空表 单位 ：两
年份 结余 年份 结余
道光二十年 +230068 道光二十五年 ——1203610
二十一年 ——1744125 二十六年 ——64529
二十二年 ——1434750 二十七年 +802848
二十三年 ——2640375 二十八年 ——949778
二十四年 ——1487840 二十九年 ——2443891
合 计 ——10935982
资料来源：周育民，2000
太平军起义 (1851--1864)爆发后 ，清政府军费开支激增 ，税源大量减少(税收的重要来源
地长江地区成为战区)，财政危机更加严重。1821至 1834年，户部平均库存银两为 2000万
两 ，1850年下降到不足 200万两，而下表 2显示，在 1853至 1858年间，户部结存 的银两竟然
只有 1O万两左右 ，1858年更降到 5万多两。
维普资讯
52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3拄
表 2 1853---1858年户部银库结存实银数 单位 ：两
年 度 银数(两) 年 度 银数(两)
咸丰三年 118709 咸丰六年 91951
咸丰四年 126406 咸丰七年 105230
咸丰五年 114238 咸丰八年 50432
资料来源 ：周育 民，2000
甲午战争及对 日赔款 ，将本已得到一段时间恢复的清政府财政 ，再一次推向危机之中。由
于户部档案被八国联军战火毁灭 ，难以得到较可靠数字，只能用当时掌管海关的英国人赫德的
调查数据 。数据显示 ，1895至 1901年期 间，清政府岁人总数约为 8800万两 白银 ，而岁 出为
10100多万两白银 ，每年亏空高达 1300万两。1894至 t899年 5年间户部库存 白银 ，除 1897
年外 ，有 4年大大低于 1894年之前的储银水平 ，1898年户部储银不足 4O万两，只有 1891年
的 36．5 (周育民，2000)。当时的财政危机状况可见一斑 。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把清政府财政推向崩溃的边缘。庚子赔款总额高达 4．5亿两，39年
本息共计 9．8亿两。1903年清财政收人为 10492万两 ，支出 13492万两 ，亏空额达 3000万
两；1910年预算收人为 2．97亿两，支出为 3．39亿两 ，亏空额达 4169万两 ，比 1903年又增加
了 1000万两(周育 民，2000)。
2．财政结构转型
晚清财政一次次遇到危机，迫使清政府不断去寻找财源 ，弥补亏空 ，维持大一统中央集权
政权的存在。在这一过程中，清政府财政结构开始慢慢转型，财政收入出现明显 的增长，从鸦
片战争后年收入 四五千万两增长到 7O年后的年收入白银 3亿两。这一增长当然不可能是由
田赋等传统收入形式(1885年的田赋收入只比 1849年增长了 23 ，几乎 已经是极限)带来的，
而是开辟了其它较现代的收入来源，晚清财政开始了痛苦的现代转型。下面按时间顺序 ，依次
来考察清政府应付财政危机的办法和财政结构的转型。
鸦片战争后的财政危机 ，清政府弥补亏空 的方法是大开捐输事例(卖官鬻爵)和要求商人
报效捐款 ，来暂时挽救财政危机，所得收入弥补 了亏空总额的一半多(55．5 )。但显然，这些
临时性的措施 ，只能在短期 内奏效，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还会带来吏治的腐败和社会风气的腐
化。1848年开始对传统财政收人中的票盐制度 、地丁钱粮和漕政进行整顿，也因种种原因半
途夭折 。这十年间，有些现代气息的是，来 自于商品进出口贸易的关税收入 ，在财政收人中的
地位越来越重要。关税收入 1843年之前，税额很小，基本上归地方政府和征收者支配；1843
年之后 ，大部分收归中央 ，到 1850年前后 ，已超过 300万两 ，约 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 13 (周
育民，2000)。
太平军起义期间，政府应付财政危机的措施主要有：捐输、铸发大钱、举债、创办厘金。捐
输是老调重弹 ，在 1851年开捐时确实增加了不少收入 ，但此非长久收入 ，两年后就锐减至可有
可无的地步。铸发大钱 ，实际上是收通货膨胀税 ，严重损害经济 ，受到商民抵制，1853年开铸 ，
1859年就被迫基本上停止 。政府举债(以外债为主)，虽古 已有之但确实罕见 ，是晚清财政中
的新事物 。但清政府发行 的内债 ，大多伴随着勒索和摊派，只能救一时之急 ，始终在收人中不
占重要地位，也激化了社会矛盾。而且债务毕竟是需要归还的，其收入只能救急，不能长期依
靠。属于晚清财政收人中的创新形式是在 1853年创办了厘金，一种针对内贸、值百抽一(税率
1 )、在过关卡时征收的税 。厘金和关税，这两种针对商品贸易的税收，共同形成了甲午战争
维普资讯
第 2期 晚清财政转型与我国公共生产制度的兴起 53
前清政府新的财政收人形式 ，如表 3所示 ，其地位 ，已与 田赋收人基本相同。用 1885年的数
据 ，对 比于太平军起义前的 1849年，就可发现 1849年田赋(地丁杂税)实征数为 26322672两 ，
占财政总收人的绝对地位 ，为 73．11 ，关税 (此时无厘金)实征数 为 4724963两，只 占 13．
13 ；到了 1885年田赋的绝对数额增长了23 ，而厘金关税绝对额增长了 5．4倍。厘金和关
税 ，支撑了此一时期财政的危局。
表 3 1885--1893年部分年份财政收入结构 单位 ：两
年份 田赋 比重 盐课 比重 厘金关税 比重 杂项收入 比重 总计
1885 32356768 41．97 7394228 9．59 30186820 39．16 7148645 9．27 77086561
1887 32792627 38．94 6997760 8．31 38724828 45．98 5702179 6．77 8421 7494
1889 32082832 39．73 7716272 9．55 34300609 42．47 6662236 8．25 80762049
1891 33586552 37．45 717243o 7．99 3709201 1 41．36 1 1833865 13．19 89684958
1893 33267852 40．03 7679828 9．24 33922857 40．82 8239464 9．91 8311OlOl
资料来源 ：周育民，2000
甲午战争后的清政府 ，应付财政危机的只有向外国 3次借款、在国内息借商款 、压缩开支 、
整顿财政(将一部分地方财政权收归中央)等办法，除了息借商款这种开始有些正规的内债形
式有点新意，已无新招可支 ，惟有加重钱粮徭役，造成民怨很大。庚子事变之后，面对严重的财
政危机 ，清王朝除了以关税、盐税为担保大举外债之外 ，几乎所有重大的筹款措施，都是通过向
地方摊派进行 的，而地方只能再向老百姓搜刮。财政危机带来严重的社会危机。清朝的灭亡 ，
财政破产肯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3．公共生产的兴起
如前所述 ，晚清政府在财政危机的压力下，财政收人不能再依靠传统 的收人形式，为了维
持政权的存在，越来越转向依赖于商品贸易的厘金和关税，开始具备了一些现代的因素。①这
一 点 ，与西欧国家近代化过程中财政结构转型的轨迹是相似的。如果清政府能象西欧国家那
样 ，为了不断地扩大以现代税收为主要形式的财政收人 ，转向积极扶持私人工商业 的发展，那
么也许就可以成功地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转型。但是 ，现代税收必须建立在一个健康的工商
业经济上 ，私人工商业经济发展 ，需要具备一系列的前提条件 ，首先必须具备的是 以法律限制
政府征税的权力，以保障私人财产 ，这样才能使个人努力得到的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
率 ，才能激励和支持个人创业的努力；其次国民经济中必须具备足够的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
交通、通信、保险及律师等等。这样政府大规模的举措 ，才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第三线 的支
持 ，才能成为一种健全的机构(黄仁宇，1997)。更重要的是，在国家与公 民之 间，要有 中层机
构 ，即一般社会学家所谓的市民阶层 ，并且能够拥有与政府谈判 的能力 ，约束政府无限征税的
权力。要具备这些中国历史上几乎没有的东西，恐怕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引进和吸收。清
末修律和宪政运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发生的。可是，当时内忧外患的环境难以提供很好的历
史机遇，腐败无能的满清政府 ，也不可能完成这个引进吸收的过程。
在传统财政收人形式不可靠、现代税收形式不可得的情况下，晚清政府不得不开始 自己出
面创办较现代的工商业。传统中国的公共生产(官产、官办手工业)由于经济剩余少、效率差，
始终处于较低的水平。清代末期，能产生大量经济剩余的西方工业②的引进，为清政府提供了
获得财政收人的另一条途径。清后期提出“富国强兵”的 口号 ，强兵主要是用新式武器装备军
队，富国的举措主要就是创办各种公营企业，包括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清政府首先创办的是
维普资讯
54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3矩
军事工业企业 。举办军工企业，固然考虑到国防安全 ，但更多的考虑是 ，节约从西方 国家采购
枪炮弹药的费用(节约财政支出)，或者说获得以实物形式表现出来的财政收人 。这一点 ，从当
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极力主张办军工企业的奏折中可以看出。19世纪 60年代到 90年代，
先后创办了诸如上海炮局、安庆军械局、上海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19
世纪 70年代开始从举办军事工业转向民用工业，兴办了举办铁路、轮船、电报、邮政、冶金、纺
织 、面粉 、缫丝等轻重工业 。这些 民用工业企业 的收人，直接形成 国家财政收人 。据统计至宣
统初年，铁路通车上万里，其年收人为 2000万两 ，邮政年收人 600万两 ，电报事业每年收人在
三 四百万两 。
可见，在财政危机和维持大一统政权的压力下 ，晚清财政结构转型的结果是越来越依赖于
政府出面创办工商企业取得企业收人。但是，由于公共生产企业的低效率、没有专卖制度(计
划经济)的配合以及历史已不给晚清政府时间等原因，公共生产并没有在清末政府财政收人中
占据重要地位 。
二、民国公共生产的发展
晚清财政转型促成了公共生产在中国的兴起，继续开展公共生产事业的是民国政府。孙
中山的思想中，早就有把国有企业收人作为财政收人重要组成部分的想法，提出 “国家一切大
实业 ，如铁道 、电气 、水道等事务皆归国有 ，不使一私人独享其利”(孙中山，1982)。北洋政府时
期 ，政权更迭频繁，公共生产没得到什么发展，孙中山也没有条件将其思想付诸实践。在 国民
政府定都南京之后 ，公共生产才能在晚清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其主要原因仍然是财政压力 。
由于内战和抗 日战争，国民政府的财政始终处于极其困难的状态。如表 4所示 ，抗战前
10年每年赤字 ，有 5年财政赤字数 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1／3以上。表 5显示，抗战时期 的国民
政府 ，除 1945年外 ，几乎每年赤字数都要 占当年财政支出的 60 以上。
表 4 1927．---1936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宇 比重 单位：
年度 赤字数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年度 赤字数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1927 48．7 1932 13．3
1928 19．4 1933 19．2
1929 18．7 1934 46．9
1930 3O．3 1935 61．6
1931 19．O 1936 31．7
资料来源：黄天华 ，1999
表5 1937--1945年国民政府财政赤宇比重 单位：
年度 赤字数 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年度 赤字数占财政支出的比重
1937 61 1942 77
1938 73 1943 65
1939 74 1944 77
1940 74．9 1945 47．1
1941 86．9
资料来源 ：黄天华 ，1999
维普资讯
第 2期 晚清财政转型与我国公共生产制度的兴起 55
始终处于危机之中的国民政府财政 ，其收入主要来 自于赋税 、公债和其它收入三大类 。从
形式上看，从清末开始的中国财政结构转型已基本完成 ，田赋收人为财政收入主要形式的历史
彻底结束。在国民政府前期，赋税主要包括关税、盐税和统税(一次性货物税，取代了厘金)，结
构上基本延续了晚清政府财政的形式 。1936年之后开征所得税等直接税 ，其收入逐渐增加 ，
在财政收人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特别到抗战结束之后 ，成为仅次于货物税的第二大税种 。公
债则大量发展，但 内债赖债不还 、拖延 、少付和利用恶性通货膨胀降低债务价值现象时有发生，
以至于政府债信扫地 ，某种程度上这也是来 自晚清政府的遗传。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的其他 收入，主要包括专卖和统购统销收入 ，用于弥补战时财政的恶
化。1941年对盐、糖 、酒 、烟、茶叶、火柴 6项消费品试办专卖，规定专卖 品由政府统一生产、征
购分销的办法，不再课税。专卖收入 1942年在 国家税收总收人 中占 48．5 ，1943年 占 1／4
强。统购统销指的是 ，国民政府以低价甚至低于成本价统购部分商品，再以高价统销 ，来获得
财政收入，补充战时财政。以今天的眼光看，专卖、统购统销就是计划经济的雏形，是传统盐铁
专卖制度的新发展，之所以能发挥大作用，是因为这时候的商品，经济剩余比传统社会的商品
要高，国民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比以往朝代要强。专卖和统购统销制度，给国民政府带来了
过去王朝政府所无法获得的大量财政收入(当然也和总体经济发展有关)。
不仅如此，国民政府还直接建立了大量的公共生产企业，其中主要的是以官办的四行二局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农民银行、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来垄断金融
业，并以此为基础，渗透到各经济部门，垄断进出口、交通运输业，控制工商业 ，所取得的收入形
成了国家财政收入和四大家族的私人收入。特别是抗战后将大量敌伪资产接收为国有资产，
其售价和营业利润两项收入，1946年为 7938亿元，占国民政府关税盐税直接税货物税 四税预
算收入的 127 ，1947年为 34133亿元 ，占四税预算收入的 102 (黄天华 ，1999)。
以上可见 ，国民政府时期，税收收入和公债收入并没有提供稳固的财政基础，财政上 已严
重依赖于专卖和公共生产的收入。值得重复的是 ，当某种商品的生产或销售 的经济剩余 比较
高，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能力比较强的时候 ，采用政府办企业和专卖制度 ，将可能取得比较多的
财政收入。这一点，传统中国已经认识到，但条件不具备。在清朝后期 ，西方工业企业引进之
后，条件开始逐步具备。在财政压力下 ，清政府及国民政府，因无法保证现代税收条件，不能完
全依赖于税收的增长，开始了逐步依靠以公共生产与政府专卖以获取企业利润和超额盈利来
扩大财政收入的新途径。
三、新中国公共生产的高潮
新中国领导人实行大规模公共生产 ，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深层次的社会经济以及财政发
展的原因。举办公共生产以取得财政收入 ，对中共领导的政府来说 ，也有切身在根据地时获得
的经验 。陕甘宁边区的财政收入曾一度依赖于国民政府所给予的外援 ，其比重 1937年为 77．
2 ，1938年为 51．69 ，1939年为 85．79 ，1940年为 7O．5 ，4年平均为 82．42 。但是从
1941年起 ，基本上失去了这项外援。边区政府为了克服严重的困难，由军队、机关从事生产 自
给，创办公营企业 ，发起有名的“大生产运动”。自给收入与公营经济的收入在财政收人 中的比
重，1943年至 1945年 3年最多达 76 ，最少也有 41 (左春台、宋新中，1988)。这种直接的
经验，加诸历史传统的影响，又接收了大量的国民政府资产和企业的现实，再配合当时对农村
和城市的全面控制能力，建 国后的领导人，选择以公共生产加计划经济的制度来取得财政收
维普资讯
56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 2003在
人，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公共生产与计划经济制度在中国的形成，与晚清以来历届政府为了维
持生存，不断寻求可靠的财政收人来源是分不开的。
公共生产加计划经济制度，使新中国政府垄断了几乎所有商品生产、销售和定价的权力。
公共生产的盈利得到了保障，大一统的中央政府，因此掌握了空前的财政资源。据估算，19世
纪后期清政府的财政收人约 占国民生产总值的 7．5 ，其 中中央政府的财政收人 占国民生产
总值的 3 (费维恺 ，1985)。国民政府时期 的 1930年代 ，各级政府的财政收人总和约 占国民
生产总值的 5 --7 (Rawski，1989)。而 1954年，新中国政府的财政收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
的 30 (Naughton，1992)③，该比重远远超过数千年来中国历届政府的财政收人 比重，大一统
的中央集权制也从来没有获得如此多的财力支持。表 6显示了新中国建国初期公共生产(国
营经济)向国家提供的财政收人在整个财政收人中所 占比例不断增大的趋势。表 7则说明了
国有企业直接上缴的收人在财政收人中的比重也在不断提高。这说明了公共生产对财政收人
的贡献 ，也基本证实了本文所描述的财政与公共生产制度的发展趋势。
表 6 国家财政收入构成的变化(以收入为 100) 单位 ：
年份 国营经济 公私合营经济 集体所有制经济 私营经济 个体经济 其他
1950在 33．4 O
． 4 O．3 3O．2 34．5 1．2
1951在 47．8 O．8 O．5 28
． O 21．7 1．2
1952在 58．1 1．1 1．2 19
． 6 19．O 1．0
表 7 财政收入分类 比重(以收入为 100) 单位 ：
年份 国营企业收入 工商各税 农业税
1950 13．4 45．8 29．3
1951 22．9 44．6 16．3
1952 31．2 38．5 14．7
备注 ：1．国营企业收入包括利润和应上缴的折旧金 。
2．三种收入合计不等于 100％，因为尚有债务收入和其他收入未列 。
资料来源 ：左春台 ，宋新 中，1988
四、结论
本文回顾了我 国公共生产制度在晚清财政转型背景下产生，在民国得到发展，在新中国达
到高潮的历史，可以引出以下几点结论：
1．清末以来历届政府始终面临巨大的财政压力，是推动各项制度变革和社会变迁的重要
因素，也是我国公共生产制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2．建立和巩固公共生产制度，并为财政提供较可靠的收人来源，需要具备一系列条件 ，如
能产生大量经济剩余的西方工业企业的引进，配合公共生产企业生产和销售的专卖制度的建
立，政府对城乡控制能力的加强等等。这些条件是逐渐具备的，到新中国建立时才完全具备，
公共生产制度也就此达到高潮，成为新中国生产方式的特征。
3．公共生产制度为新 中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巩 固的财政支持，它的盈利状况也因此影响
政府的财力状况。这预示 了 1978年后 ，由于公共生产的盈利不再能提供财政收人的稳 固基
础 ，政府不得不改革公共生产和计划制度，而其它重大改革也就此发生和发展。
4．现代税收必须建立在一个健康的工商业经济上，而工商业经济发展，需要具备一系列
维普资讯
第 2期 晚清财政转型与我国公共生产制度的兴起 57
的前提条件，首先必须具备的是以法律限制政府征税的权力，以保障私人财产，这样才能使个
人努力得到的私人收益率接近于社会收益率，才能激励 和支持个人创业 的努力。这些条件在
传统中国是不具备 的。未来中国的财政收人，如果要建立在现代税收的基础上，就必须创造这
样的条件 。
注 释 ：
①之所以说具备一些现代因素，主要是因为清政府的关税和厘金，相比于西欧国家，是严重落后的。关税对进
出口货物皆征，由于进口税率必须与外国列强协商，税率很低，不能保护国内产业；而出口税率却很高，抑制
了本国商品出 口。厘金的征收 ，往往是关卡林立、一物数征，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商品的流通。
②工业企业具有较高的经济剩余，这一点是迂回生产理论所证明的。
③以上三个数据都是外国学者的估算，相对而言比较可信，但仍然可能与事实有较大出入。其中Naughton
的数据中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根据我 国以前公布的国民收入调整而得的。
参考文献 ：
[1]何帆．为市场经济立宪[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
[2]道格拉斯 ·诺斯，罗伯特 ·托马斯．西方世界的兴起[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3]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7．
[4]黄仁宇．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M]．北京：三联书店，1997．
[53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6]黄天华．中国财政史纲[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
[7]左春台，宋新中．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简史[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
[83费维恺．187o一1911年晚清帝国的经济趋向，载于剑桥中国晚清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9]孙中山．孙中山全集[C]．北京：中华书局，第 2卷，1982．
[1O]Thomas Rawski．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mia Press，1989．
Il1]Barry Naughton．Implications of the State Monopoly Over Industry and Its Relaxation[J]．Modem China，
Vo1．18 No．1，January 1992． ‘
Fiscal Transition in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Rise
of Public Production System in China
LIU Shou-gang
(School of Public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review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of the fiscal transitio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nd together with the history of public finance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in
new China，the paper stud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finance and public production
system ，the fiscal source of the emergence of the system of large-scale public production．Fi-
nally the paper draws some conclusions on the public production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fiscal transition；fiseal pressure；public production
维普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