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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产权和经济分析
陈森林
河海大学商学院，江苏南京（210098）
摘 要：通过构造牧场主和农场主模型，考察互动的社会成员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选择，
并分析软件盗版的盛行，湖南省邵阳农村灌溉权和稻田二次承包费用的变化和浙江东阳—义
乌水权交易事件背后的机理，得出了市场延伸和扩大，产品价值和生产要素价值相对变化和
交易成本降低，必然导致生产函数发生变化，互动的社会成员会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决定，按
照对自己最有利的原则决定把产权界定到什么程度，使他们权利的价值最大化，实现社会总
产值更优。因此，建立健全广泛统一的市场体系，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资源配置和产权安排
优化，应该成为推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核心政策。
关键词：交易；交易成本；产权；产权结构；经济效率
中图分类号：F091 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每个社会都必须解决它的社会成员之间由于需求无限，资源稀缺引起的利益冲突问题。
那么，为了解决这一利益冲突，应当采用什么样的竞争方式，从而决定在何种程度上每个社
会成员能达到的多层次的个人目标。自科斯（Coase）在《联邦通讯委员会》（1959）和《社
会成本问题》（1960）文中提出了业已被归纳为科斯定理的观点：只要产权界定明晰并且交
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则无论在开始时将产权赋予谁，市场均衡的最终结果总是有效率的，
资源将被用于价值最高的地方，社会产值将最大化。科斯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研究
认为：产权制度是一种基础性的经济制度，它不仅对经济效率有重要影响，而且构成了市场
制度及其他许多制度安排的基础。[1]
既然产权赋予谁无关，产权的起源和一个社会的产权结构又是如何产生的？德姆塞茨
（Demsetz,1967）[2]在关于产权的理论中论述外面的变化导致产权的出现，但对产权出现的
动力机制未进行分析。我们试图确定市场交易在人民生活中形成约束、确定产权和社会不同
的产权的结构的重要性和广泛作用。我们研究认为，只要交易成本为零或很小，社会成员之
间的利益冲突解决与区分会采取交换的方式。交易者双方将通过博弈，同意对自己行为加以
约束，对私人使用资源的权利进行限制，同时社会产权结构的安排和资源的配置将被决定。
几组重要概念：
理性经济人的假设：经济人在一切经济活动中的行为都是合乎所谓的理性的即都是以利
已为动机，力图以最少的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理性经济人假设意味
着，在经济利益既定下，个人成本将是约束条件下最小值，或个人成本既定下，个人利益将
是约束条件下最大值。经济人使他们权利的价值最大化假设含义：不论何时个人察觉到某种
活动增加他们权利的价值，他们就会采取这种行动。[3]
产权的定义：产权是指通过习俗、社会惯例和法律规定拥有的权利束，该权利束能为拥
有者带来收益。任何个人的任何一项权利的有效性，都要依赖于 1）这个人为保护该项权利
的所做的努力，2）他人企图分享这项权利的努力，和 3）任何第三方所做的保护这项权利
的努力。由于这些努力是有成本的，世界上不存在绝对权利。（巴泽尔（Barzel），《产权的
经济分析》中译本，1997）[4]
市场交易是指人与人之间的权利交换活动，交易费用则是这种权利交换活动引起的成
本。权利在社会成员之间的转移，提供有关交换机会的信息即要有搜寻费用，要求就交易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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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进行商议即要有商议费用，还要求确定实施契约的步骤即要有实施费用。每次交换都改变
着产权的界定。在这里，我们将人力资源的转移也定义为交易活动。[5]
社会最大产值，我们定义为零交易成本情况下的社会能实现的产值。社会最优产值，我
们定义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社会能实现的产值。
2．产权，交易成本和效率
在鲁滨逊·克鲁索的世界里，不存在社会成员利益冲突，不存在产权竞争，没有交易，
因而也不存在产权界定的问题。产权界定总是在交互作用中通过交易确定的。
我们想以一个的案例剖析作为分析的起点。假定某一封闭地区有牧场主和农场主，牧场
主和农场主都是其人身资产—人力资本使用权利的所有者。牧场主和农场主生活在自然经济
状态下，他们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采摘野生谷物和捕获野生动物来满足自己不同的需要。野
生资源充足，牧场主和农场主的相互活动不会影响另一人，相互之间没有交互作用，没有或
很少有社会经济联系。技术的发展，天赋要素能力的差异扩大，牧场主擅长捕获野生动物，
发展了畜牧业；而农场主擅长采摘野生谷物，发展了种植业，出现了专业化。假定在该技术
和外部条件下，牧场主获得自己消费所需一定的谷物的成本如下表 1，农场主获得自己消费
所需一定的动物的成本如表 2。
表 1 牧场主获得自己消费所需一定的谷物的成本
自己种植 采摘野生谷物 偷盗农场主种植的谷物 交换 防盗损失
1000 900 300 700 300
表 2 农场主获得自己消费所需一定的动物的成本
自己畜牧 捕获野生动物 偷盗牧场主畜牧的动物 交换 防盗损失
1000 900 300 700 300
其中：牧场主的防盗损失=牧场主的防盗成本（100）+牧场主被偷盗的动物对牧场主的
价值（200）。
牧场主的交换成本=牧场主所承担的交易成本（500）+牧场主用于交换的动物对牧场主
的价值（200）。
农场主的防盗损失=农场主的防盗成本（100）+农场主被偷盗的谷物对农场主的价值
（200）。
农场主的交换成本=农场主所承担的交易成本（500）+农场主用于交换的谷物对农场主
的价值（200）。
牧场主和农场主之间出现了生产上的相对优势和消费效用上的相对剩余。牧场主偷盗农
场主种植的谷物来自己消费所需一定的谷物个人成本 300，低于其他生产和分配方式。牧场
主基于个人最大化考虑，在收益既定情况下会选择成本最小的活动。牧场主发现进行畜牧业，
并偷盗农场主种植的谷物来满足自己所需消费成本最小。牧场主将选择偷盗农场主种植的谷
物来满足自己消费所需一定的谷物。农场主偷盗牧场主畜牧的动物个人成本 300，低于其他
生产和分配方式。农场主基于个人最大化考虑，在收益既定情况下会选择成本最小的活动。
农场主发现进行种植业，并偷盗牧场主畜牧的动物来满足自己所需消费成本最小。农场主将
选择偷盗牧场主畜牧的动物来满足自己消费所需一定的动物。牧场主偷盗农场主种植的谷物
社会成本=牧场主实施偷盗的成本（300）+农场主防盗成本（100），低于其他生产和分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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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社会成本，农场主偷盗牧场主畜牧的动物社会成本=农场主实施偷盗成本（300）+牧场主
的防盗成本（100），低于其他生产和分配方式社会成本，社会成本最小，实现在该约束条件
下社会产值最优。[1]
牧场主和农场主之间发生了相互生产产品即牧场主畜牧的动物和农场主种植的谷物的
争夺，但因交易成本高于其他某一行动方式偷盗的成本，牧场主和农场主的生产产品即牧场
主畜牧的动物和农场主种植的谷物的产权不会得到充分的界定。交易成本在特定情况下阻止
了形成产权。
普通用户软件盗版比较普遍是这种情况一个很好的说明。一方面，软件盗版成本较低和
使用盗版软件不隐定给普通用户带来的损失很小，另一方面，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使用盗版
软件的用户所有承受的道德和法律成本也较低。普通用户采用交易购买正版软件所承担的交
易成本和支付购买正版软件费用之和高于普通用户使用盗版软件所承担的成本。由于软件产
品的特殊性，软件厂商的要想杜绝盗版，防盗版成本极高。软件厂商基于利益最大化，选择
进行一定程度的防盗版，使其支付的防盗版成本和因盗版而遭受的损失之和最小。在现有技
术和市场条件下，对于普通用户和软件厂商来说，交易成本应是高于普通用户使用盗版而使
普通用户和软件厂商所共同承担的成本和遭受损失的之和。软件盗版成为了普通用户使用软
件的主要方式。软件厂商软件的知识产权因交易成本的存在，并高于盗版带来的成本和损失，
不会得到充分的实现，软件厂商软件的知识产权产权不能得明确界定。
技术的变化，防盗技术进步，在支付相同防盗成本情况下，偷盗成本大副度增加。假定
防盗技术变化后的牧场主获得自己消费所需一定谷物的成本如表 3，防盗技术变化后农场主
获得自己消费所需一定动物的成本表 4。
表 3 防盗技术变化后的牧场主获得自己消费所需一定谷物的成本
自己种植 采摘野生谷物 偷盗农场主种植的谷物 交换 防盗损失
1000 900 450 700 300
表 4 防盗技术变化后农场主获得自己消费所需一定动物的成本
自己畜牧 捕获野生动物 偷盗牧场主畜牧的动物 交换 防盗损失
1000 900 450 700 300
在该技术条件下，牧场主偷盗农场主种植的谷物的社会成本=牧场主实施偷盗成本（450）
+农场主的防盗成本（100），高于牧场主与农场主进行交换的社会成本=牧场主承担交易成
本（500），农场主偷盗牧场主畜牧的动物的社会成本=农场主实施偷盗成本（450）+牧场主
的防盗成本（100），高于农场主与牧场主进行交换的社会成本=农场主承担交易成本（500）。
牧场主和农场主察觉到交换活动能增加他们权利的价值，牧场主和农场主基于个人最大化考
虑，在收益既定的情况下，会选择成本最小的行动方式，采取交换活动。牧场主和农场主将
同意对自己加以约束，通过交换，让渡（放弃）自己的偷盗权，从而牧场主和农场主的生产
产品即牧场主畜牧的动物和农场主种植的谷物的产权将得以明确。
德姆塞茨关于拉布朗多(Labrador)半岛的蒙特哥奈斯印第安人捕猎场地边界划分确定案
例，应是因为猎户家庭对非法进入可以实行的报复，使偷猎行为成本高于猎户家庭放弃自己
的任意捕猎权所遭受的损失，从而猎户家庭同意对私人的任意捕猎权进行限制，通过交换，
让渡（放弃）任意捕猎权，使捕猎场地产权获得承认和界定。[2]
再看资源产权明晰的典型案例。有一块土地，没有相互作用条件下，牧场主放牧可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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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元，农场主种植可收益 800 元，交易成本为 400 元。假定初始产权界定给牧场主，社
会收益即为牧场主的收益 1000元，社会产值实现了最大化。假定初始产权界定给农场主，
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产权交易增加的收益不能补偿交易所承担的交易成本，不会发生产权
交易。土地资源将由农场主使用，社会收益即为农场主的收益 800元，实现了该条件下的社
会产值最优，未实现社会产值最大化。这里假定该土地资源使用的盗窃成本和防盗成本之和
高于交易成本，如该土地资源使用的盗窃成本和防盗成本之和低于交易成本，实行盗窃使资
源配置更优增加的收益能补偿土地资源使用的盗窃成本和防盗成本之和，将如上文所述，资
源的使用将通过盗窃进行配置。假定在初始产权界定给牧场主情况下，市场需求发生了变化，
对农场主种植的谷物的需求增加，农场主的谷物价值发生变化。市场变化的条件下，假定农
场主种植可收益 1300元，牧场主放牧的收益不变，仍为 1000元。产品价值发生了变化，交
易成本的存在并过高，产权交易增加的收益不能补偿交易所承担的交易成本，不会发生产权
的交易。土地资源将仍由牧场主使用，社会收益为牧场主的收益 1000元，未实现资源配置
的优化，社会产值也未实现最大化。
3．市场交易、私人产权和公有产权
交易、市场的发展和延伸，社会成员能按合理的成本去交换想要的得到的商品，社会成
员各种各样的需要满足成为可能。更多的需要要得到满足，必然要求更广泛地使用资源，资
源相对社会成员的需要日益稀缺。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扩大产生三大作用：第一，各种产品价值发现变化。第二，生产产品
的要素价值发生变化，第三，交互作用的成本发生变化。产品价值、要素价值和交互作用的
成本相对变化，必然导致生产函数发生变化。新的生产函数导致新产权竞争，新的产权竞争
导致互动的人们调整产权的界定。在新的市场条件下，互动的社会成员会发现产权结构的安
排和资源配置的现有水平不能令人满意，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对产权结构的安排和资源配置进
行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实现产权的最优界定，从而实现产值最优化。[6][7]
产品价值的变化对交互双方和产权结构的影响。我们仍以牧场主和农场主案例来分析。
他们在未与外部市场发生社会经济联系的封闭经济状态下，牧场主畜牧和农场主种植只需满
足牧场主和农场主自己消费所需的动物和谷物，畜牧规模和种植规模都很小，土地资源充足，
牧场主可任意畜牧，不影响农场主的种植，农场主可任意种植，不影响牧场主的畜牧，未出
现土地资源使用权的冲突。土地产权未界定为私人产权，被置于公共领域，为公有产权。假
定新的市场进入，牧场主和农场主封闭经济变为开放经济，交易扩大。在新的市场条件下，
对动物和谷物的需求量巨大，动物价值对牧场主和谷物的价值对农场主来说都大副度增加，
作为相应的后果种植活动和畜牧活动的规模急剧上升。假定在某一特定市场容量条件下，牧
场主可交易畜牧动物为 1000头，收益 100000元；农场主可交易 200亩地种植的谷物，收益
100000 元。牧场主畜牧规模和农场主种植规模上升，由于资源限制，土地资源不足，出现
土地资源的竞争。牧场主畜牧 1000头动物和农场主种植 200亩地由于交互作用，互有损害，
牧场主收益 90000元，农场主的收益 90000元。牧场主和农场主都较没有土地资源竞争时少
收益 10000元。假定牧场主和农场主对土地资源的产权进行界定需承担总交易成本为 10000
元，土地资源产权得到界定，牧场主收益 97500元，农场主收益 97500元。土地资源产权界
定，牧场主和农场主的收益增加能够补偿土地资源界定的交易成本，牧场主和农场主基于自
身的利益，有动力重新安排产权，通过权利交换，牧场主将同意让渡（放弃）其全部土地资
源的部分放牧权，农场主将同意让渡（放弃）其全部土地资源的部分种植权，限制资源的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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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使用权，使土地资源公有产权界定为牧场主和农场主的私人产权，实现利益最大化。市场
扩大导致产品价值变化，引起产权争夺，又通过交易，产权结构得以重新安排，实现社会利
益最优。假定产权界定交易成本为 20000元，而其他条件不变。市场扩大，产品价值发生变
化，出现了土地资源使用的权利争夺，但因土地资源产权界定牧场主和农场主的收益增加不
能补偿土地资源界定的交易成本，土地资源的产权不会界定为私人产权，将被置于公共领域。
著名的蜜蜂饲养者和果树种植者案例也会是一个很好的说明。[1]市场容量小，蜜蜂饲养
者的蜜蜂为果树传授花粉的贡献给果树种植者带来的收益和果树种植者的苹果花对蜜蜂生
产的有益效应给蜜蜂饲养者带来的收益由于度量信息成本很高，因而蜜蜂饲养者和果树种植
者通过交易来界定其收益权的交易成本很高，高于产权界定给蜜蜂饲养者和果树种植者带来
的收益增加，蜜蜂饲养者和果树种植者基于个人收益最大化，不会发生交易行为，产权不会
得以明晰。假定市场发生变化，对蜂蜜的需求量增加，蜂蜜的价值上升，蜜蜂饲养量大副度
增加，出现了对苹果花资源的争夺。蜜蜂饲养者支付一定补偿金给苹果树种植者来的获得放
蜂权或激励果树种植者种植更多的树以供放蜂，果树种植者的苹果花对蜜蜂生产的有益效应
给蜜蜂饲养者带来的收益增加大于所支付的这一定的补偿金，蜜蜂饲养者将选择这一活动，
支付这样的补偿金。果树种植者的苹果花对蜜蜂生产的有益效应给蜜蜂饲养者带来的收益产
权虽然度量信息成本很高，因市场变化，蜂蜜的价值上升，通过交换能得以部分界定。假定
对苹果的需求量增加，苹果的价值上升，苹果树种植规模大副度增加，出现了对蜜蜂传授花
粉的争夺。苹果树种植者支付一定补偿金给蜜蜂饲养者来获得的蜜蜂为其果树传授花粉或激
励蜜蜂饲养者养更多的蜜蜂来为其果树传授花粉，蜜蜂饲养者的蜜蜂为果树传授花粉的贡献
给果树种植者带来的收益增加大于所支付的这一定的补偿金，果树种植者将选择这一活动，
支付这样的补偿金。蜜蜂饲养者的蜜蜂为果树传授花粉的贡献给果树种植者带来的收益产权
因市场变化，苹果的价值上升，通过交换能得以部分界定。市场变化，产品价值变化，产权
结构安排相应得以改变。
德姆塞茨对拉布朗多的蒙特哥奈斯印第安人的研究是这一问题另一个很好的说明。在皮
毛贸易出现之前，捕猎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取得食物，和相应获得少量捕猎者家庭所需的皮毛，
海狸皮的价值很低，海狸聚集地未界定为捕猎者家庭私人产权，人们可以任意捕猎，被视作
共同财产。当欧洲市场能够进入后，皮毛贸易的出现产生了两个直接的结果，海狸皮的价值
对印第安人来说大副度增加，作为相应的后果捕猎规模急剧上升，出现了对海狸皮和海狸聚
集地权利冲突。捕猎者家庭通过交换自己的任意捕猎权，约束自己的行为，来获得其他捕猎
者家庭对其家庭的捕猎场地承认，海狸聚集地也相应地转变为私有财产。产权能得以界定为
私人产权，应是欧洲市场进入后，皮毛贸易的出现，海狸皮的价值上升，海狸聚集地产权界
定的收益增加能补偿交换任意捕猎权的交易成本。“利科斯克明确断言了这样一个事实：无
论从历史还是地理角度看土地私有权的发展与商业性皮毛贸易的发展间有着一种密切关
系。”（Demsetz,1967）[2]
市场扩大，生产要素价值发生变化，互动的社会成员会相应地改变原来的决定，放弃某
些财产，使其化作公共领域财产或对现有公共领域的财产进行重新界定，使之归于自己名下。
我们以湖南邵阳农村改革开放前期后期引天然泉水灌溉稻田来进行典型分析。湖南邵阳农村
有许多泉水，用于灌溉稻田。在风调雨顺的时候，水量足够，不会出现灌溉权的争夺。但如
遇天旱，就会出现水量不足和灌溉权的争夺。邵阳一村庄有一泉水，灌溉稻田 12亩，在天
旱时，该村依据习俗，按每块稻田的面积分配一天 24小时的灌溉权。改革开放前期，由于
农民的人力资本不允许转移或无转移的可能，除种地外，几乎无其他就业途径，人力资本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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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很低。每户耕种者，在轮到自己灌溉的时候，总是安排成年劳力守护，以防其他人偷灌。
这种安排，能保证各家农户灌溉的最低需要，不至于出现严重减产。但如遇到大旱，由于水
量严重不足，农民有时为了争夺交接时几分钟的灌溉权，甚至会暴力相向。守护灌溉的劳力
也增加了。即使这样，也不能保证各家农户灌溉的最低需要。大旱之年，农户往往颗粒无收。
如果泉水集中灌溉一两块稻田，还可能略有收获。但由于一开始不能预期到天旱的持续时间，
交易成本巨大，灌溉权很小能进行交易，用于集中灌溉一两块稻田。社会产值未实现最大化。
改革开放后期，由于农民可以外出打工，人力资源有了转移的可能，出现了其他就业途径，
种田的生产要素人力资本的价值发生了显著的相对变化。为了节省灌溉的人力资本的投入，
农民购买了各种抽水机用来解决天旱时稻田的灌溉问题。对于依习俗分给自己的灌溉权，由
于守护时间成本相对过高，选择放弃。灌溉权常常是那些人力资本相对价值较低、较难转移
的家庭（比如老人）占有。产权得以重新分配，灌溉权由严格的私人产权置于公共领域。湖
南邵阳农村农民承包地二次承包所收取的费用变化也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在农村人口几
乎没有流动，外出就业的改革开放初期，每亩地转包者收取的收益为免费从二次承包者收取
150斤稻谷或以低于市场价格一定比例的价格收购 300斤稻谷，并由二次承包者完该亩地所
承担的农业税。随着外出就业人员增多，农村人力资本和土地资源要素价值相对变化，每亩
地转包者仅要求二次承包者完该亩地所承担的农业税。再后来，外出就业机会增多，外出就
业成为农村青壮年人员的首选，青壮年人员几乎全部外出就业，稻田使用权不再实行转承包。
稻田使用不需支付任何费用，也不用完该亩地所承担的农业税。当然，现在农民农业税已全
部免除。对于有机会和能外出就业的人员来说，从集体所承包经营土地使用的收益权因要素
价值相对变化被放弃，置于公共领域。
我们再来看一下牧场主和农场主案例。假定在某一特定市场容量条件下，牧场主交易畜
牧动物为 1000头，收益 100000元；农场主可交易 200亩地种植的谷物，收益 100000元。
牧场主畜牧规模和农场主种植规模上升，由于资源限制，土地资源不足，出现土地资源的竞
争，牧场主畜牧 1000头动物和农场主种植 200亩地由于交互作用，互有损害，牧场主收益
仅为 90000 元，农场主的收益 90000 元。牧场主和农场主都较没有土地资源竞争时少收益
10000元。假定牧场主和农场主对土地资源的产权进行界定需承担总交易成本为 20000元，
土地资源产权得到界定，牧场主收益 97500元，农场主收益 97500元。交易成本存在并过高，
土地资源产权界定牧场主和农场主的收益增加不能补偿土地资源界定的交易成本，土地资源
的产权不会界定为私人产权。现假定牧场主的人力资本有其他就业途径，价值发生变化，他
发现用一半人力资本畜牧 500头动物，收益 70000元，再用一半人力资本用于经商，可获收
益 70000元。那么，他将选择该各人力资本使用组合，既以一半人力资本畜牧 500头动物，
收益 70000元，再用一半人力资本用于经商，可获收益 70000元，总收益 14000元。农场主
种植 200亩地，由于牧场主畜牧 500头动物，畜牧规模收缩，未与其争夺土地资源，其收益
为 100000元。市场导致要素价格变化，土地资源收益产权因牧场主的放弃而由农场主占有
和收益，资源得以重新配置。
决定了产权界定的不是资源的总价值，而是资源对特定个人的价值减去攫取资源所需的
成本，即资源的净价值。人们获得，保持及放弃权利，是一个选择问题。当人们相信这种行
为的收益将超过成本的时候，他们就会运用权利，相反，当认为拥有产权的收益并不足弥补
成本时，他们就不会运用权利，从而使这种产权置于公共领域内。随着情况的变化，曾经被
认为不值得拥有的东西可能又会被认为值得拥有，相反，最初被拥有的也可能会被置入公共
领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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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阳一义乌水权交易事件，是另一个很好说明。2000 年 11 月 24 日浙江省东阳和
义乌两市经过多次的谈判和协商，签订了有偿转让部分水使用权的协议，义乌市以 2亿元的
价格一 次性购买东阳市横锦水库每年 万立方米水的永久使用权，水质要求达到国家
现行一类水的饮用标准。作为配套措施，义乌市另投资新建引水管道工程和新水厂，规划投
资分别为 亿元和 亿元。管道工程从东阳横锦水库到义乌市城区新水厂，全长约 50
公里，其中，东阳境内的施工由东阳负责，造价原则上参照对方的中标单价，但费用由义乌
承担。义乌购买 用水权的 2 亿元，根据引水工程的进展分期付清，即供水合同签订生效后
支付 10%，供水管道 工程动工时支付 40%，建设一年后支付 20%，供水工程全部完工后支
付 10%，其余 20%在供水工程正常使用一年后付清。东阳负责横锦水库的维护和正常运行，
按照双方水行政部门批准的用水计划均衡供水，高峰供水量原则上在低峰的 2倍左右。义乌
按实际供水量，以 元 /立方米的价格，按季度支付东阳横锦水库综合管理费。综合管理
费包括水资源费、工程运行 维护费、折旧费、大修理费、环保费、税收、利润等。义乌为
什么选择买水，而没有按传统的方式向上级要水？按照传统的方式，义乌有两种选择。第 一
种，既然横锦水库处于上游，它可以要求东阳开闸放水，加大下泄流量，这样通过增加冲污
水量可以减轻河道污染水平，或者更进一步，上游毕竟对义乌江的污染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它可以 要求东阳减少排污、治理河道污染。事实上，在过去的干旱季节里，东阳也曾多次
开闸放水，无偿支援义乌用水。但是一次次的紧急求水，使义乌深刻认识到，这种靠上级行
政协调方法阶段性、无偿性的调水，既不可靠，也不长久。加之河道污染，河道提水主要供
农业灌溉，而义乌主要又急待扩大城市供水，于是跨区域调用横锦水库的优质水成为首选。
义乌还可以选择第二 种方式，就是请求上级安排横锦水库到义乌的调水工程。传统的跨区
域调水方式最大的吸引力在于，调水工程由中 央财政或者上级财政投钱，地方几乎是无条
件受益。但这种依 靠行政协调的方式往往耗时耗力，周期较长，特别是由于对调出 方缺少
利益补偿，调水各方较难达成一致。由于义乌的经济发展，时间、人力资本的价值上升，相
对义乌买水所支付的费用，时间、人力资本价值更高。正因为时间、人力资本的价值相对上
升，于是义乌“明智”地选择了自主解决，主动与东阳平等协商，通过交易来获得用水权。[8]
市场体系的存在和延伸，信息传播扩散，交互作用的成本发生变化，交易成本下降，
交互作用的双方通过交换权利进行产权界定成为可能。假定牧场主和农场主之间发生了相互
生产产品即牧场主畜牧的动物和农场主种植的谷物的争夺时，有一外部市场存在提供交易场
所，交易成本低，各自承担的交易成本为 100。在该技术和外部市场条件下，牧场主获得自
己消费所需一定的谷物的成本如下表 5，农场主获得自己消费所需的一定动物的成本如表 6。
表 5 外部市场存在牧场主获得自己消费所需一定谷物的成本
自己种植 采摘野生谷物 偷盗农场主种植的谷物 交换 防盗损失
1000 900 300 300 300
表 6 外部市场存在农场主获得自己消费所需一定动物的成本
自己畜牧 捕获野生动物 偷盗牧场主畜牧的动物 交换 防盗损失
1000 900 300 300 300
牧场主偷盗农场主种植的谷物的社会成本=牧场主实施偷盗成本（300）+农场主的防盗
成本（100），高于牧场主与农场主进行交换的社会成本=牧场主承担的交易成本（100），农
场主偷盗牧场主畜牧的动物的社会成本=农场主实施偷盗成本（300）+牧场主的防盗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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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高于农场主与牧场主进行交换的社会成本=农场主承担的交易成本（100）。牧场主
和农场主察觉到交换活动能增加他们权利的价值。牧场主和农场主基于个人最大化考虑，在
收益既定的情况下，会选择成本最小的行动方式，选择采取交换活动。牧场主和农场主将同
意对自己的偷盗行为加以约束，通过市场交换，来满足自己需要。牧场主和农场主的生产产
品即牧场主畜牧的动物和农场主种植的谷物的产权因市场体系的存在，交互作用成本低，得
以明确界定。
我们再来看浙江东阳一义乌水权交易事件，为什么水权交易率先发生在浙 江？水权交
易的发生是偶然的吗? 通过对水权交易发生的外部环境的考察，我们发现水权交易的背后有
其深刻的经济、社会和体制背景。浙江省市场发育程度高，分工和交易氛围浓 厚，互补互
利的合作意识很强。义乌小商品城 1999年的成交额 高达 193亿元，东阳的综合经济实力也
已进人全国百强县。这一地区的工商业非常繁荣，当地政府官员自然也具有很强的市场意识。
东阳、义乌两市毗邻，在道路、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上多有合作、东阳人在义乌从商者超过
20 万，经济联系密切，大大降低了地区之间冲突的可能性。从而提供有关交换机会的信息
即搜寻费用，就交易条件进行商议即商议费用，确定实施契约的步骤即实施费用都很低。交
易成本低，水权价值相对上升通过交易增加的收益补偿交易所承担的交易成本成为可能，交
易得以发生。市场机制重新配置了东阳义乌两地的水资源使用权。
4．交易限制与经济效率
完成限制交易，交易成本巨大，经济将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经济主体
发展和生产差不多大部分供自己消费的产品和劳务，不会享受到专业化分工的好处，资源也
不会得到最优配置。由于交易的不可行，人们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可能进行偷盗。社会将偷
盗盛行，秩序混乱，社会生产处于低效率状态，社会产值不可能最大化。充许产品进入市场
交易，限制生产要素交易和人力资本的转移，能部分享受专业化生产分工的的好处。生产要
素交易和人力资本的转移的成本存在，人们不能充分转移自己的人力资本和资产，不能交换
他们关于这些人力资本和资产的各种潜在有用性，而实现其有用性的最大价值，资源配置不
会最优，社会产值也不会最大化。市场过小，市场分割，人为设置市场进入障碍，未形成广
泛统一的市场体系，市场规模受到限制，市场交易成本较高，交易成本在特定情况下将阻止
交易的进行，产品分配，资源配置就不可能最优，社会产值不会最大化。
5．结论和建议
市场交易是解决社会成员利益冲突，产品分配、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个人对资产的
权利的由消费这些资产，从这些资产中取得收入和让渡这些资产的权利和权力构成。运用资
产取得收入和让渡资产需要通过交换，交换是权利的互相转让。交互作用的社会成员互相转
让的自己权利，约束自己的行为，实现个人权利价值最大化。
是什么因素阻止人们实现他们资产的全部价值呢？个人资产价值是它能产生的总收入
的函数和测度控制它的交易成本的函数。只要存在交易成本，个人资产的权利价值不会最大
化，社会产值也不会实现最优产值。在约束条件下，人们可以界定产权，可以按照对自己最
有利的原则决定把产权界定到什么程度。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产权总能得到最好的界定。但
交易成本存在，产权界定从来不可能得到充分的界定。有交易成本约束实现的社会最优产值
与社会最大产值的差值，不会超过该条件下的交易成本。交易成本为零，无论产权是否界定，
理性的经济人总能通过交换让渡自己的部分权利来实现个人权利价值和利益的最大化。其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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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等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率等于社会收益率，社会产值和收益也将最大化。
中国改革开放的政策决策中，在强调产权界定明晰时，我们的研究认为组织好的市场，
形成统一广泛的市场体系，应该成为推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核心政策。无处不在的市场体系，
降低交易成本，社会产值净损失最小化，社会总产值能够上升。市场扩大和延伸，信息传播
的扩散，提供有关交换机会的信息即搜寻费用便越低。交易规模扩大，规定标准的做法或者
先着手谈判基本贸易条件则显得比较有利，大市场可以保证产品和销售条件的专门化。标准
化交易方式，合乎惯例的交易方式，交易谈判和实施的费用便越低。交易费用降低，交易范
围的扩大，市场机制越有效率。每一次交换的进行，改变产权的结构的安排，刺激将个人的
经济努力变成私人收益率接近社会收益率的活动，资源配置更优，社会总产值更大。随着市
场的不断扩大，来自专业化的潜在收益也应增长，专业化生产更好的产品，每个社会成员能
在更高程度上达到的多层次的个人目标。交易费用降低的重大技术进步，市场发展，是促进
经济发展和生产率增长的源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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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change, Property Rights and Economic Analysis
Chen Senlin
Business School of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Abstract
By the stockman and farmer model, this paper inspects the interactive society member choices under
different constraint conditions. This paper also discusses the theory and mechanism of the prevailing of
software pirate and the change of the irrigate rights and repeated contractor fee of rice field in rural
areas of Shaoyang of Hunan province and Zhejiang Dongyang-Yiwu City water rights business event.
The result indicates that with marketplace extending and expanding, products and essential productive
factors value relatively change and exchange costs reduce, which lead to the producing function change
surely. Then the interactive society members will change the original decision correspondingly, and
decide what degree determining to define property rights according to one's own most favorable
principle and maximize the value of their rights and the total social output value. Therefore, the paper
suggests that setting up and amplifying extensive and unified market system and reducing the exchange
costs to promote resource distribution and arrange property rights to be optimized should be the key
policy pushing forward economic growth and development.
Keywords: Exchange; Exchange Costs; Property Rights; Property Rights Structure; Economic
Efficiency
作者简介：陈森林（1974—），男，河海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规划与战略决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