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经济危机 是经济学危机 ∗∗傅勇 诚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尔·罗德里克所说，当前的问题不是经济的问题，而是经济学家的问题。纵观最近40年的宏观经济学理论，它要证明的是，经济周期如果不是已被成功驯服的话，其破坏力也不足为忧。 在理论上，看似臻于完备的经济周期理论没有为剧烈经济波动留下应有的空间。理性预期排除了因经济行为人的错误决策而导致经济波动的可能性。作为理性个体行动结果的宏观经济即便有什么波动的话，也是合理的，并且是短暂的。而自1980年代以来，真实经济周期的理论家将经济周期归因于意外的供给面冲击，比如技术革新或战争等，经济周期是经济行为人应对这些冲击的结果，经济波动甚至也是经济行为人最优决策的结果，不需要政府做出干预。 在政策上，明智的政策操作有能力避免经济出现剧烈波动。弗里德曼在1963年将大萧条归咎于货币政策，在证明“货币的确重要”的同时，也给世人留下了一个简单的政策处方：管好货币。格林斯潘的政策实践与之呼应。在经济出现波动的早期，货币政策立刻实行了强有力的反向操作，市场信心得以提振，结果经济之舟平稳地驶过了高科技泡沫和“9·11”危机。 在创新上，包括电子通讯在内的技术进步，推动金融创新层出不穷，使得风险看上去被充分分散。要命的是，MIT的大经济学家达伦·阿瑟莫格鲁指出，数据分析也明白无误地显示：随着一国人均收入的提高，该经济体的波动也将减弱；也有大量证据表明，自1950年代以来，宏观经济的波动性有所减弱。 这进一步催生了我们对股票和房地产市场的乐观情绪。如果经济收缩是轻微而短暂的，那么金融机构、企业和消费者就会更容易淡化对资产价格大幅缩水的忧虑。 事实证明，大规模的宏观金融动荡显然没有如恐龙一样消失。标准的宏观经济学不仅没有预测出我们正在经历的这场明显收缩，也很难给出合理解释。导致金融危机的很多因素都被排除在了现有框架之外。金融危机显示，高智商高科技组成的经济体，其宏观经济表现可能并不理想。市场和金融机构的相互勾连也促使风险更容易扩散。在微观层面，我们都被告知应相信经济主体尤其是大企业的运行和选择，它们理性决策，并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但巨型企业的破产倒闭粉碎了我们的理念。当前的宏观理论已经过于完美，以至于无法容下这些在一般均衡框架中被当做前提排除掉的元素。 变革和修补宏观理论框架的一个渠道在于重新拾起那些被主流理论丢失的智慧。在危机发生后，很多人想到了奥地利学派，特别是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此外，如果我们没有忘记熊彼特的话，就不会想当然地认为经济周期正在收窄或消失。在熊彼特看来，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之一，是资本主义创造性毁灭的表现。他一再指出，如果经济周期消失，那么一个社会就将停滞不前，陷入一个封闭的循环流转之中，而只有创造和毁灭才能突出这个封闭循环，将经济带上一个更高的平台。 ∗ 原载于2009年3月28日的东方早报。 ∗∗ 傅勇，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经济周期的火苗深藏在人性之中。凯恩斯作为数学科班出身，却非常排斥经济学的数学化。当崇拜者将他的理论诉诸精美的模型分析后，他作为一代卓越投资家的诸多闪光点也就被遗漏殆尽。现在凯恩斯有关“动物精神”的提法又重新流行。对于这场危机，如果我们不从人性出发，就难以给出完整解释。 另一个有望赢得声誉的人性分析概念，是索罗斯“反射理论”。“反射理论”指的是投资者（及其行为）与金融市场间相互决定的互动关系，投资者根据自己获得的资讯和对市场的认知形成对市场的预期，并付诸投资行动，这种行动改变了市场原有发展方向，就会反射出一种新的市场形态，从而形成新的资讯，让投资者产生新的投资信念，并继续改变金融市场的走向。由于投资者不可能获得完整的资讯，他们投资所依据的是“投资偏见”，这些“投资偏见”是金融市场运转的根本动力。当“投资偏见”在互动中不断强化并产生群体影响时就会产生“蝴蝶效应”，从而推动市场朝单一方向发展，最终必然反转。 理论界还没有对现实的调整做出积极回应。国内外的主流教科书不可能做出很快改变。这固然有时滞问题，更重要的是，主流经济学仍然占据着大学校园。《纽约时报》近日也指出“象牙塔未受经济衰退影响”，研究生之所以不学习凯恩斯或者明斯基（美国非主流经济学家，“明斯基拐点论”是索罗斯“反射性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的经济学，是因为它们不像真实经济周期那样处于学术前沿领域。正如有学者所说，这些数学模型是无聊的前沿。 或许，要想让宏观经济学重获活力，或许还需要实体经济出现更长时间的萧条。在经历2－3年的萧条期之后，那些坚持经济不会自己出现剧烈收缩的学说，自身也将面临剧烈的市场收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