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经济学的眼光看世界
序： 以经济学的眼光看世界
一场出人意料的金融风暴在全球蔓延，它如同一股寒流，扇动着“蝴蝶的翅膀”从华尔街开始席卷全球，地球上的每个男人、女人、老人、孩子，似乎都感到了这场“风暴”的寒意，仿佛一夜之间，我们的生活被打乱了……
在美国密苏里州，一名绝望的失业父亲为了资助一对双胞胎女儿上学，竟然铤而走险连抢了12家银行；在西班牙——这个曾经是欧盟离婚率最高的国家——人们为了省钱却不敢离婚；在比利时，人们发动了一整天的全国性罢工来表达对政府的不满；而在冰岛，这个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却在一夜之间破产了……
假如你这时恰巧是从火星回来，当你目睹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你会发出这样的惊叹：这里没有山洪海啸，也没有蝗虫袭击，机器和厂房完好无损，可是很多人却失去了工作，无家可归。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必须再次面对经济学——这门古老而又年轻的学问，这门充满思辨的学科，这门不精确的学科，这门和政治密切相关的学科……要想走出经济的困境、摆脱压力，人们最需要的就是用经济学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正确的方法。
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时，画家看到的是缤纷绚丽的色彩，音乐家听到的是美轮美奂的音乐，然而在经济学家的心中，或许没有这么浪漫，他们看到的是一个更趋于真实的世界。
我们将借助经济学家的双眼，揭开宏观经济神秘的面纱，告诉你这里曾经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和产生的精彩的思想。在这里，我们将了解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如何运转的。汇率、利率、税率、物价指数背后有什么秘密？通货膨胀是不是政府的把戏？财经新闻和娱乐新闻，究竟哪个更加有趣？
伦敦劳埃德保险公司，波罗的海贸易海运交易所，黄金仓单，写在奶牛背上的支票，石头货币，真正有价值的经济理论正是来源于这些有趣的故事……经济学中充满了智慧的故事，它们使得理论更加生动，并且充分表现了经济学的强大洞察力。这种洞察力来自对抽象经济体制的概括，理论把经济学家的术语和经济机制的知识结合到了一起。
经济学是一种方法，但不是教条，它是一种心灵的辅助设备，一种思考方法，帮助人们得出结论，这里，最重要的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我们的首要任务不是记住答案，而是学会像经济学家一样思考，懂得如何在社会的框架下进行思考。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并不是记住明确的规则，而是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并最终改进这些规则。
当然，我亲爱的读者，请不要担心！
你仍然可以将本书的内容作为侦探故事或者小说来阅读，因为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令人激动的学问。这里充满了知识和挑战，学习经济学的过程更如同一次惊心动魄的航海旅行，或许这种惊心动魄的经历我们一生中只有一次。
第一章 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从大萧条走来的现代宏观经济学
本章导读：
今天的危机似乎很奇怪，没有蝗虫侵袭和山洪海啸，我们的工厂还和过去一样，机器仍然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可工人们却失去了工作，这一切究竟是怎么了？宏观经济学的殿堂究竟是什么样，这里聚集的是严肃的思想家，还是江湖骗子，为什么他们时而被奉若神明，时而又被另一些人深深地踩在脚下……
1929年的那一场危机席卷了全球，也正是这次危机中诞生了现代宏观经济学，让我们顺着历史的足迹，去探求那座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
——米尔顿•弗里德曼
一剂不错的清醒剂
2008年9月16日，美国华尔街经历了近年来最黑暗的一天。随着雷曼兄弟公司破产，金融海啸正式开始了。现在，这场源自美国的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波及全球的金融海啸……
就发生在我们眼前的这场危机席卷了我们的生活，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议论危机。就如同一个夏天的清晨，我们醒来却看到了满地的白雪，仿佛一夜之间就回到了1929年那个令人难忘的萧条的冬季……
人们在英国诺森罗克银行门前排队取款的情景与1929年时的场景如出一辙。黑白的场景，似乎在敲打着这个世界对于未来的仅存的那份期待。
在人们的印象里，但凡出现经济危机，总是会出现下面的典型特征：经济剧烈波动、失业率暴涨、价格水平剧烈波动、货币存量下降、国际贸易萎缩。有人曾开玩笑地说：“如果你的邻居失业了，那就是衰退；如果你失业了，那就是萧条。”
在1929年大萧条期间，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50%，德国下降了40%，失业率史无前例地上升，美国有1/4的人找不到工作，几乎整个世界的生产都急剧滑坡……当时的一位美国失业者留下了这样的自白：
我申请去盖屋顶，可他们不要我，因为没有那么多的工作岗位。我寻找一份工作机会，从清洗汽车到任何事情，但结果令人失望。回到家里，每个人也都变得有些紧张，我们开始为一些蠢事而相互争吵，每个人都成天被囚禁在那个空间里，整个家庭气氛被破坏了……
可我们真正好奇的是，在这场危机中，我们的灾害不是来自于物质的失败，我们的工厂还和过去一样，机器仍然完好无损地躺在那里，可是工人们却失去了他们的工作。蝗虫并没有袭击我们，山洪海啸也没有光顾，战争也被我们遏制了……尽管我们变贫穷了，可我们脚下仍有大量的财富。正如美国胡佛总统曾经说过的：“尽管经济萧条，国家的基础资产并未受到损害，在许多地方，用于生产和分销的巨型设备和无可比拟的组织甚至比前两年更坚强。”经济学家解释说，大萧条真正的危害在于，破坏了人们对市场的信任，使现代宏观经济学开始关注经济的需求方面。
同时，我们也是幸运的，尽管灾难给人类造成了难以磨灭的痛苦，但是，大萧条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有力地刺激了宏观经济学的发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而宏观经济学正是在这片土壤慢慢生长了出来。正是这次大萧条，促成了当代宏观经济学的创立。
今天的宏观经济尽管还处于争吵之中，实际上这反映了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之间的矛盾。我们要做的是，尽可能全面理解经济的运行方式，以及它是如何对特定的政策和可能引起动荡的各种需求和供给的冲击做出反应。
所以，危机是不应该被轻易浪费的，因为它能转化成机遇。因为我们的世界就是在危机中不稳定地前行，这些危机不可避免地创造充分需求的问题。当我们一次次面对这些危机的时候，我们对于经济的理解就会一步步加深。即使在1929年的大萧条的时候，熊彼特在哈佛大学的讲堂上还是风度翩翩地说道：“先生们，你们在为萧条而担忧，这大可不必。对资本主义来说，萧条是一剂不错的清醒剂。”
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关于大萧条产生的原因和蔓延的机制，并不存在一个标准的答案，相反，似乎这里存在很多不同的解释，每一种解释都来自于危机的一个不同方面，每一种解释都表达了复杂宏观经济现象的一个部分。人类对萧条进行解释的历史同时就是宏观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下面我们就回顾一下这简短而又充满斗争的一段历史：
古典学派的没落：
大萧条之前，关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可以看做是知识的大杂烩，这里有奇异的思想，富有洞见的观察，但更多的是混乱的表达。在凯恩斯之前，经济学家对大萧条的解答是：工会阻碍了价格信息的传达，影响了价格因素对市场的调节，因此如果政府解散工会，那么工资会下降，失业会消失，大萧条就会结束；显然，这样苍白的描述无力圆满地解释产出和就业的下降，更无法解释为什么会出现萧条。
凯恩斯革命开始：
凯恩斯的中心观点是，市场经济不能平滑地自我调节，而投资者信心不足是造成大萧条爆发的主要因素；因而这样的经济萧条一旦出现，单靠市场的力量是不能迅速消除的，只有依靠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的调整，才能阻止经济衰退，保持经济稳定。
凯恩斯的这种观点逐渐被大家接受。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美国渡过了大萧条的难关，他的思想也被公认为“凯恩斯革命”。然而随着资本主义社会滞胀的到来，人们发现凯恩斯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货币主义兴起：
货币主义者将经济波动看做是货币供应发生变化的结果，基于此，他们认为只有稳定的货币供应才是宏观经济稳定的真正关键，而萧条的发生是人为制造的繁荣时期投资过度的必然结果。因此，货币主义者主张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因为以刺激总需求的方式干预只会使事态变得更加糟糕，只能在现在的萧条和政府不恰当的干预下未来更严重的萧条之间做出选择。
进一步，货币主义者认为，市场经济是自我调节的经济，如果不加干预，经济会自行恢复到充分就业的状态；相反，看似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只会造成更多的问题，因为治疗手段带来的问题会比疾病本身更可怕，凯恩斯的稳定经济政策正是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原因。于是，货币主义者提出了“反凯恩斯革命”，他们指责积极的政府政策本身就是滞胀的罪魁祸首，其中最著名的代表就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政治中心交替学说：
麻省理工大学的查尔斯•金德尔伯格做出了更加新颖的解释，在他看来，主要国家没有能够阻挡住20世纪末的经济衰退，是因为没有一个经济上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因此，衰退变成了大萧条。
按照金德尔伯格的观点，大萧条发生的年代，英国正在失去世界的领袖地位，而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还未能接过领导者的责任。因此，这种领导地位的缺失是历史的偶然，并且，当时也没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这样的国际机构来为处于困境中的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因而这次萧条持续了10年。
战争延续说：
彼得•特朗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有趣的解释，他认为，大萧条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且是战争冲击迟到的结果，换句话，战争的冲突变成了和平的冲突。因为，当时的获胜国与战败国就战争赔款、国际贷款和其他金融问题争吵不休，脆弱的战争欠债和战争赔款使得大部分欧洲国家将财力耗尽，因而人们花费了10年才最终解决了这次萧条，因为这次萧条在相当程度上是各国之间的更深的恐惧和敌意的表现。
那么又是什么力量使得萧条在这些国家之间蔓延呢？特朗认为，当时的金本位国际货币制度，是使得经济崩溃得以蔓延的主要因素，金本位制妨碍了各国独立的货币政策，或许最早摆脱金本位的国家也能最先从大萧条的深渊中走向复兴。
尽管我们还无法给上面的这些解释做出一个最终的评判，但是必须再次明确的是，1929年的大萧条原本是一次极为特殊的历史事件，关于大萧条的原因及讨论至今仍然没有停止，难怪保罗•克鲁格曼曾经不无感慨地说：“理解大萧条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圣杯。”
事实上，今天的宏观经济学仍然是一个富有争议且引人入胜的课题。从长远的角度看，人们今天对宏观经济学的认识不过是未来经济理论教科书的一段新的章节而已，因为经济学家认识的过程就不平坦，因此许多谈论宏观经济学历史的书中都充满了“革命”和“反革命”这样的字眼。而我们对宏观经济学的了解也在这场争论中不断深化，正如经济学家马克•布劳格曾经所说：
经济学的知识是由历史决定的……今天我们所有的关于经济体系的知识并不是今天早晨发现的东西，而是我们过去所有的洞察、发现和错误出发点的总和。
没有庇古就没有凯恩斯，没有凯恩斯就没有弗里德曼，没有弗里德曼就没有卢卡斯，没有卢卡斯就没有……
你或许会感觉很诧异，在微观经济学内部人们有很强的共识，然而在宏观经济学内部，争论从一开始就存在，并且似乎永无止境。这是因为，正确的答案显然不会来自任何一种纯粹的经济理论，经济学家的任务也正是通过推进研究，从而进入新的更具争议性的领域，创立新的理论。
今天的宏观经济学更像是一场登山比赛，不同的登山队按不同的路线攀登。然而，没有一个登山队看到过这座山的山顶，因为它一直被云雾所遮掩着。不同的登山队有时会在不同路线的交会处相遇，简单交流之后又分手继续前行；在拂去尘埃之后，各队还可能偶尔发现前人留下的依稀足迹；有时一个队员走失了，或从此失去踪迹，或加入攀登速度看起来更快的另外一队；有些路线后来证明是死路，但这也是有用信息，因为后来者不必重走；有时一个队宣布登顶，但云开雾散后发现前面还有更高更险的山峰；各队经常不得不改变路线，但始终都在这样的前行……
那么，如果是这样，我们这样的攀登还有什么用，学习经济学又有什么用呢？我亲爱的读者朋友，请不要着急，让我们随着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去看看曾经在国会山托儿合作社①中发生的故事，或许这会让你改变对宏观经济学的看法。
国会山托儿合作社
斯威尼夫妇参加了这样一个托儿所，孩子的父母大多是在国会上班的人，总共约有150对夫妇，大家彼此都愿意照顾孩子，这些年轻的夫妇共同组成了这家国会山托儿所，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了。
这么大的组织管理起来却不容易，最大的难点在于，必须确保每对夫妇都公平地作贡献，像许多类似机构一样，这家国会山合作社以发行凭证的方法解决管理问题。
托儿所使用的凭证是一种票券，每张票券的持有者有权得到一小时的照顾婴儿服务，代人照顾婴儿的人在完成工作后，会根据工作时间从婴儿家长那里得到相应数量的票券。显然，这样做的好处就是避免有人推卸责任，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能保证每对夫妇提供的托儿服务时间，恰好等于他们得到的托儿服务时间。
真正有意思的故事情节才刚刚开始……
很快人们发现，这一体系需要有大量的凭证投入流通。连续几天晚上有空又暂时没有外出计划的夫妇，将会努力积累票券，以备未来之需。而在他们积累的时候，其他夫妇的票券储备肯定会相应减少。时间一长，各对夫妇一般都想保留足够多的票券储备，以便在不代人照顾婴儿的时候，能够连续外出几天。
另一些夫妇担心自己的票券储备将会不够，于是很想代人照顾婴儿，而不大愿意外出。于是代人照顾婴儿的机会变得稀少了，这使各对夫妇更加注意维持自己的票券储备，除非情况特殊，否则不愿意轻易使用，这又使得代人照顾婴儿的机会更为稀缺……
结果，突然之间，票券的流通量变得不够了，婴儿仍然是同样多，父母也没有变化，可是流通的票券却变少了，少得难以满足合作社的需要了。国会山托儿合作社，这个最微小的经济体，陷入了“通货紧缩”和“衰退”之中。
真实世界里发生的各种经济现象其实一点都不离奇，尽管经济学家构造了各种各样复杂的数学模型，但是当我们用简单的故事描述时，你会发现其实原本是如此简单和有趣……国会山托儿合作社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借此来洞察，真正的经济体为何会繁荣或衰落。
国会山托儿合作社为何会陷入衰退呢？并不是社员们不会照顾婴儿——这家合作社的“产能”没有出问题；它的问题只不过是“有效需求”不足：由于人们竭力积累现金（托儿券），因而花在真实商品（托儿时间）上的消费太少了。那么，合作社的管理者是如何面对这场“衰退”呢？这才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内容。
起初，合作社的管理者规定，每对夫妇每月至少外出两次，这样的做法就如同经济学家所称的“结构性”问题，可是这个由律师组成的合作社似乎很难接受这样的方案。
后来，具有“经济扩张”意味的意见占了上风，管理者们开始增加票券的发行量。这个措施带来了神奇的结果：有了更多的票券储备，社员变得更愿意外出了，于是代人照顾婴儿的机会充裕多了，这又让社员更加愿意外出，如此循环不休。由于得到别人照顾的婴儿人数大大增加，这家合作社的“托儿生产总值”也突飞猛进。
实际上，这也不是因为社员更会照顾婴儿了，托儿合作社也没有经历什么根本性变革，原因不过是托儿券的发放政策发生了变化。换句话说，印钞票就能对抗衰退。有时，解决衰退的方法简单得令人吃惊。
然而，一个问题解决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因为大家都愿意在夏天使用票券，因此这就需要积累一定数量的票券，结果谁也不愿意在冬天使用票券，最终等待大家的只能是一场冬天里的萧条，因为尽管利率是零，但人们依然希望将冬天代人照顾婴儿赚来的票券储存下来，留到夏天使用。
面对这种情况，所有经济学家都会马上意识到，解决办法在于用合理的价格来调整“供需平衡”，应该明确规定，如果把冬天赚到的点数保留到夏天，它就会贬值，比如说，冬天赚到的5小时请人照顾婴儿的权利，到夏天就会缩减为4小时。这将促使人们及早花费票券，从而使代人照顾婴儿的机会增多。
或许你会想，这样做有点不公平，这意味着剥夺人们的储蓄。但是作为一个整体，合作社无法将冬天的照顾婴儿服务留到夏天使用，因此，如果允许冬天的点数与夏天的点数等额交换，那其实是让社员产生错误的预期。
这里，托儿所里似乎上演了与现实经济中相同的一幕：最初，我们用通货膨胀的方法缓解了衰退的发生，但随后，我们又遇到了流动性的问题，情形依旧很严峻。请不要着急，在后面的章节里你会知道人们是如何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解决这些难题的。
而这里我们要明白的是，学习宏观经济学的过程就如同我们剖析这个托儿合作社。尽管宏观经济学不是真理的体现，但却是能够发现真理的完美引擎。即使我们用经济学知识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遇到了困难，也不应当懊恼，或许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那个真正的原因，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辨别出究竟哪个因素导致了这种现实对规律的背离。
学习宏观经济学的过程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基点，或者说是掌握一个理解经济事件的框架。有了动力、基点和框架，我们能够从容面对现实中的许多问题。
一个活生生的模型
《伊索寓言》中有这样一句话：现实的细节可以遮盖事实的真相，真相往往能够在虚构的作品中揭露出来。就如同我们从国会山托儿所中发现的经济规律一样，这些所谓的寓言就变成了经济学家的模型。
要理解任何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全球气候还是全球经济，唯一的途径就是利用模型来分析。模型能以简化的方式来呈现复杂的系统，这样的简化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系统的运行机理。因此，模型是现实的简化，它必须反映实际世界的复杂性。
经济学家常将宏观经济模型与蒸汽机相比较，内燃机通常是由活塞、阀门、点火系统等构成的，同样，在经济体系中，企业、家庭、市场等各个要素共同形成了这个复杂的经济体系。与内燃机的模型相似，一个宏观经济模型复制了一个交互式系统的基本机构，就如同蒸汽机的机械示意图，显示了消费者、企业和政府这些不同的经济单位是如何相互作用的。宏观经济模型重点强调系统的主要功能部分，并告诉我们，消费者、企业、政府三者是如何相互作用来决定总开支、价格、生产、就业这些变量是在我们生活中的变化，并如何影响我们和其他人的生活。
最早为人类绘制经济示意图的人是弗朗斯瓦•魁奈（Francois Quesnay）。这位法国国王路易十五的私人医生对血液循环理论非常着迷，魁奈将这一理论引申到了经济学中，并于1758年制作了第一个经济流程图——《经济表》。《经济表》说明了商品在经济中的循环正如血液在人体中循环一样。
魁奈设想出了天才的《经济表》，这也被认为是部门间流量分析的开端。这是一个描述开支和收入如何在不同经济部门间流动的表格——就像血液在人体的各个器官流动一样。经济表是宏观经济模型中最为根本的基础。
魁奈的《经济表》大大启发了后来的经济学家。著名的经济学家兼工程师菲利普斯就建立了一个活生生的简单经济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MONIAC（Monetary National Income Automatic Computer）。图中这台非常像家庭作坊制作的古怪装置是于1940年建造的一台计算机。它由一系列水槽和水管组成，里面装着花花绿绿各种颜色的液体，它使用有不同颜色的液体在水管中流动的情形，来模拟收入和支出在不同经济单元中的流动——一个直观的简单经济的国民收入决定模型。这个美妙的模型曾经被用来作为教学工具以演示英国经济的动态，并在很长时间里都曾为伦敦经济学派增光添彩。
根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一国的宏观经济中有四个部门：家庭、企业、政府和其他国家，而人们对经济的认识程度也是逐渐深入的。
在最初的古典经济学中，只有家庭和企业的循环。如果要平衡，就要家庭的钱全部花了，企业的产品全部卖了，这样宏观经济才能够正常运行。其中，家庭的角色是将劳动出卖给企业，并以此获得收入，再用收入去购买企业的产品；而企业生产出产品，把产品卖出去，收回钱来继续生产。这样，当经济平衡时，家庭的花费恰好等于企业的收入，而企业的产品又要全部卖给家庭。
随后，经济循环中增添了政府的角色。政府为经济发展提供公共设施，并以此向社会征税，而政府以支出的形式向企业购买商品和劳务。这样，在三个部门组成的经济体中，如果要求经济正常循环，则要求政府税收等于政府支出。
到如今，由于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通过国际贸易、资本流动、劳动力流动进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这时，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进口意味着其他国家对本国的供给，而出口则意味着其他国家对本国的需求。所以，当经济平衡时，则要求进口等于出口。
那么现在，让我们再来整体看看这张经济运行示意图，即一个国家经济平衡的要素，就是要使得经济的血液在家庭、企业、政府和其他国家这四个器官中顺畅地流动。
宏观经济学模型是对真实经济活动的高度简化和抽象化，建立模型的过程就是一个凸显最主要的因素、忽略所有不重要或次要因素的过程。同一经济现象，根据不同经济模型，很有可能推导出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结论。那么，是否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来判断模型的好坏呢？
凯恩斯说过：“经济学理论，与其说是一种教条，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思考方式，意在帮助使用者得出正确的结论。”理论是现实世界的简化，它必须反映实际世界的复杂性。经济理论就是我们在社会科学中的实验室，它们帮助经济学家在进行各类经济事件的起因和结果的思想试验时，分析各种因素的属性。
经济模型是对经济组成部分进行的简化的描述；经济理论是经济模型与现实经济之间的桥梁。建立宏观经济学模型的基本准则是实践数据检验，而经济数据是对经济运行真实而客观的记录。比如，计量经济学家运用各种数学和统计的方法来检验经济学理论模型，考察这些模型与真实相吻合的程度，并由此定量预测未来经济的发展。
当然，我们建立模型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的本质，但是我们却不能被这些模型所迷惑。事实上，人们往往会轻易地弄错很多经济现象的因果关系。比方说，人们通常发现股票高涨后的几个月，经济开始升温，然后工作岗位和人们收入增加，难道是股票市场高涨引起了实体经济扩张吗？真实的原因可能是，许多成本降低的新技术得到应用，企业开始计划扩大生产，股票市场对预期做出了反应。
因此，我们必须对经济体中的各个部分有全面的了解，懂得各部分相互之间的作用，这样才能获得全面而正确的结论。经过长期的探索之后，你才会发现各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的关系，就像冰川浮出海面一样。
萧条中诞生的经济学
1929年的一场大萧条催生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凯恩斯曾这样形容人们在危机到来时候的窘境：“我们使自己陷入一场巨大的混乱之中，我们笨手笨脚，没有控制好一架精密的、我们不明白其运行原理的机器。”的确，凯恩斯提出了一个极富创意的框架，他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分析框架仍然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尽管很多分析方法已经被我们摒弃了，但是宏观经济学却蓬勃发展起来了。
今天的宏观经济学宛如一座战场，不同旗帜下聚集着一群群经济学家。在这个战场上，人们更加关注整个系统是如何运行的，古典方法、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新古典主义、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等。这里有江湖骗子，也有严肃的思想家。萨伊和凯恩斯这些人的理论被一些人奉若神明，也被另一些人深深地踩在脚下……
但同时，这也正是值得我们高兴的事，因为对于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学科来说，争论是好事，它意味着发展和进步，而共识则代表了停滞和死亡。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代表了这个建构的过程，它也是一个理论与事实相互作用的过程。最后，让我们在肯尼斯•布兰查德的这段话中结束本章：
宏观经济学不是一门精密科学，而是一门应用科学。概念、理论和模型不断地依据事实而得以评估，并经常被变更或者舍弃……因此宏观经济学是建构，理论和事实相互作用的过程。
今天，宏观经济学家所相信的是进化后的结果，在进化过程中，他们明白了哪些思想是失灵的思想，保留了那些似乎能更好地解释现实的理论。
第二章 骗人的统计数字
——经济学中的会计知识
本章导读：
假定地球遭受外星人进攻，那么你猜世界各国的GDP会怎么变化呢？当家庭中女保姆摇身变成女主人，为什么会引起GDP的大幅缩水？技术变革究竟是会提高失业率，还是降低失业率呢？你知道“洗钱”这个词的来历吗？
今天，无论是经济学家还是普通大众，几乎所有的决定都是通过统计数据来进行分析和判断的，在GDP、失业率、CPI这些统计数字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呢？本章将一一为你揭晓。
有三种谎言：谎言，弥天大谎，和统计数字。
——英国前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
在我们这个重视靠事实说话的社会里，电视、广播、报纸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经济趋势、商业状况、失业人数、通货膨胀这些指标总是最能吸引我们的眼球。经济学家们似乎最懂得统计数字的奥秘，通过这些数字，他们不必烦琐地记录市场中记录每一笔交易的金额，工人工资的变化，税收微小的差异，同样能够使用各种指标了解并确定经济的运行状况。
有了这些宏观经济指数，我们就能像看天气预报一样，了解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状况；懂得了这些指标的含义，我们每个人才能对经济形势进行正确的判断，作出正确的决策；更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具备了这方面的知识，那么我们会惊喜地发现，报纸上的财经版面将是最有意思的新闻。
如果想致富，就要懂得政府政策和统计数字，多看看财经杂志，了解利率、汇率、股指这些信息的变化。就如同天气预报一样，“晴”和“雨”的区别，翻一翻最近的报纸，通过财经版面，每天的天气都能够一目了然，这样你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根据“天气”的情况作出自己的投资决策。请记住萧伯纳的这句话：“一个真正受过教育的人的标志，就是他能够深深地被统计数字打动。”
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
最早开始运用统计方法的人是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这位充满传奇色彩的经济学家是一个靠个人奋斗而成功的典型代表，他一生精力充沛，先后当过内科医生、外科医生、数学家、理论工程师、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商人。不仅如此，配第也总能在各种政治斗争中获得胜利，而且配第的贡献也可说是不胜枚举，除了经济学之外，配第还是第一位将统计学方法用于经济学研究的人。
威廉•配第在《政治算术》中，第一次用统计的方法分析了国民财富的构成及其增长的原因，还对不同国家国民财富的差异作了比较。他对英国国民收入进行了第一次估算，这被看做是经济学总量分析方法的最早运用。
而今天的人们追随配第的脚步，完成了对国民收入的准确计算。为了能够把锤子、榔头、土豆、手表这样数亿的产品进行统计，人们的做法是把国内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的货币进行加总，从而得到一个概括经济产出的单一数字，这个数字就是GDP（国内生产总值）。按照专业的说法，GDP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所有常住单位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和提供的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总和。也就是说，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在一年内究竟创造了多少新的物质财富。
在我们已经知道的所有的经济指标中，GDP是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它是一个国家经济状况的晴雨表，从经济学家到普通工作者，每个人都密切关注着这个晴雨表。
GDP的确是一个伟大的发明，有了它，我们就能将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进行比较，知道一个国家为什么富，另一个国家为什么穷了。美国前商业部部长威廉•戴利说过：“当我们要寻找商务部的先驱们创造的对美国影响最伟大的成就的时候，国民经济账户——今天称之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发明则当之无愧。”而保罗•萨缪尔森更是总结说：“GDP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相比GDP，国民生产总值GNP是指一定时期内，利用一个国家所拥有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因此两者的区别在于：GDP是有国土原则的，指凡在本国领土上所创造的收入，而不管是否本国国民创造；GNP是有国民原则的，指凡是本国国民所创造的收入，而不管生产是否在国内。
比方说，中国诺基亚公司归芬兰人所有，所以该公司在中国经营得到的利润，虽是中国GDP一部分，但不被统计为中国GNP，而应归入芬兰GNP；同时，中国海尔在美国工厂的利润，应作为美国GDP一部分，且应被统计为中国的GNP。
事实上一个国家内部各个地方之间也不乏这样的情况，2004年，苏州的GDP是温州的两倍，然而苏州老百姓的收入几乎只是温州的一半，尽管“苏州模式”已经闻名全国，但是这种“只长骨头不长肉”的增长方式也有不少缺陷。温州人把GDP留在了苏州，大部分利润却被外企拿走了，而苏州本地人只能收获可怜的工资。
当然，尽管GNP更能反映一个国家的国民生活水平，但是，人们在实际统计中使用更多的仍然是GDP，这是因为按照国土原则计算总产值更为便利。在全球化的今天，人员的流动日益频繁，用地域来计算总产值，可以更加准确地发现一个地区的经济活动状况。
今天的人们能够如此广泛地使用GDP，这都要归功于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他出生于俄国一个皮毛商人家庭，很小的时候随父亲移居美国后，1927年，西蒙•库兹涅茨进入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①），并因为在国民收入核算研究方面的突出成绩而声名鹊起，他提出了今天我们常常使用的国民收入定义，并且建立了完整的计算方法，被誉为“美国的GDP之父”。
GDP虽然一向被认为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但实际上却存在一个重大缺陷，那就是它只是反映了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就是说，尽管GDP是一个国家经济活动和收入水平的重要指标，但不是完全反映一国经济福利及生活质量的唯一指标和完全准确的指标。因为GDP度量的既不是快乐程度，也不是经济福利，而是市场经济活动。
罗伯特•肯尼迪总统曾经这样评价过：“GDP并没有考虑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和他们做游戏的快乐程度。它也没有考虑我们关于公共问题的争论的智慧和我们公务员的廉政。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我们的智慧，也没有衡量我们对祖国的热爱。”
事实上，GDP上升时，经济福利可能在下降。假定外星人派遣了100万名盗贼到地球，那么结果会怎样？世界各国的GDP很有可能都会上升，因为每个国家都将出动军队和警察，购买数以万计的枪支弹药保护人民的安全，但经济福利则会同步下降，因为世界各国的人们不得不生活在恐惧之中。另一方面，GDP的统计中也没有考虑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比方说，当横扫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袭击美国的时候，尽管它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但是美国的GDP的确增加了。
类似的，人们在预防犯罪、离婚、医疗和国防等方面的开支也都被记入GDP内。尽管获得了GDP增长，但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总不能在自己的头上敲了一个大包，就说自己长高了1厘米。
在GDP和GNP数字增长的同时，更加严重的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污染了环境，消耗了自然资源。但是，空气、水和土地，这些不是父辈们给我们的恩赐，而是我们向子孙的借款。
例如，尽管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GDP年均增长%，但这是付出了艰辛的代价的，沙漠扩散、河流污染，土地以每年2600多平方千米的速度荒漠化。可以说GDP高速增长，实际上是用生态赤字来换取的。根据估算，中国是世界上单位GDP能耗最多的国家，我国每年因资源浪费、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起码有4000个亿，我国GDP的平均社会成本比世界高25%。
当然，尽管我们知道GDP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不足，但到目前为止，它仍然是我们了解经济增长情况最好的统计指标。那么，GDP究竟该如何统计呢？
创造了多少GDP？
经济学家确定GDP最普遍的方法是，核算一年之内国内所生产的所有最终产品和劳务的市场价值。那么实际中的GDP如何统计呢？让我们从下面这个家具的例子来看看吧。
林业公司的任务是采伐树木，并将木材以1 000元的价格卖给家具公司；接下来，家具公司将木材截断、打磨、抛光后加工成桌椅，然后以2 500元的价格卖给家具零售商，最后，家具零售商以3 000元的价格卖给了最终的消费者。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多少GDP呢？如果在计算总量的时候将每一项交易的价格累积起来1 000+2 500+3 000=6 500，显然，这样的结果夸大了实际的产出，因为这将木材的价值计算了三次，并将木工工作的价值计算了两次。
经济学家发现，避免重复计算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只关注每个生产阶段的附加值：由于林业公司将自己砍伐的木材以1 000元的价格售出，并未购入任何原材料，所以它为整个经济增加了1 000美元的价值。
既然家具公司支付了1 000元的原材料投入，并最终产出了2 500元的家具，那么家具公司增加了1 500元的价值。
最后销售公司花费了2500元购买家具，又以3000元出售，从而增加了500元的价值，因此最终价值500元的产出被创造出来了。
因此，每个部分新增价值之和就是：1 000+（2 500–1 000）+（3?000–2 500）=3 000。
聪明的经济学家想到了一个更为简便的办法——只关注最终的销售额。既然消费者为最终产品的桌椅而支付了3 000元，那么价值3 000元的总产出是被创造出来的。这种方法被称作支出法。今天的经济学家发现了很多统计GDP的方法，但是上面这种支出法是最常用的一种，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
当然，在核定GDP的时候，有很多有趣的话题。比方说在二手车交易中，你以3万元钱卖给二手车交易商，而交易商又以万元钱转手，那么这个过程中，GDP增加值是多少？
你可能会说，当然是5 000元啊，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创造了5 000元的增加值，把汽车从不需要的人手中转移到需要的人手中，这5 000元是二手车交易商付出努力的回报。可是，经济学家的回答是，这笔交易对GDP的贡献是零，因为这笔交易跟现有产出无关，没有增加值。GDP是度量最终商品的手段。
那么进一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假定你出售了一份去年购买的债券，面值1 000元，你以1 250元售出，付给交易商的佣金为100元，对于最终产出的附加值是多少？如果你说增加值是250元，或许原因是债券的价值上升了250元。那么你可能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GDP只是生产或服务的结果的增加值，而不是金融资产的价值变化。因此，你购买或者售出债券的价格和我们现在的问题无关。
销售的增加值只是把该债券从不需要他的人手中转移到需要他的人手中，据此，由于经济活动的结果而产生的增加值是交易商的佣金100元，其余的1 150元是资产从某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这样的转移不能计入GDP。因此，不管哪种方法，核算GDP的目的就是为了估算产品或产出的价值。因此，所有与新产品或劳务生产无关的交易都不能计入GDP。同样，股票、债券的买卖交易所获得的金额也不能算进GDP，因为这些收入并不会增加最终的产出。
那么，我们真的能将社会生产的GDP都统计准确吗？很不幸，答案仍然是否定的。我们仍然无法准确统计GDP，因为实际经济活动中有很多因素无法在GDP中体现。
假如有一天，男主人娶了自家的女佣人，女佣人的年收入是15 000元，当她摇身一变成为家里的女主人时，同样做这些家务，却没有任何报酬，尽管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一点变化都没有，但GDP的总值却减少了15 000元。
GDP对妇女的偏见却是显然的，通常维系一个家庭的正常运转是不记入GDP的，因为这无须支付薪水。如果女佣人完成照顾孩子，洗碗擦地、洗衣服这些家务劳动，GDP中将会体现出来。
甚至有人做过这样的估计，如果把家务计入国民账户，将使GDP提高34%，甚至54%。事实上，经济学家对妇女的歧视由来已久，比方说诺曼•卡森斯曾经在大萧条时说过的：“今天，美国约有1 000万失业人口，也有超过1 000万的已婚或未婚妇女在工作。如果把妇女都解雇，反正不让妇女干活，转而雇用男子，一下子，失业消失了，萧条问题也解决了……”你觉得这样的建议可行吗？这个问题我就留给亲爱的读者吧。
另一方面，地下经济的存在也使得我们无法完全统计出GDP的总数。地下经济是所有未申报的经济活动，其目的是为了逃避安全管制、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险的支付、所得税及其他对自身不利的法律和规章。根据经济学家估计，地下经济在各国经济总量的比重，美国约为10%，比利时和西班牙约为30%，泰国为54%，尼日利亚的地下经济总量则高达70%。
就像一句笑话说的：统计数字就像女人身上的比基尼，你看到的内容都不重要，更重要的是那些你看不到的内容。犯罪活动占据了地下经济的大部分，在毒品交易、卖淫、赌博这些非法交易中，涉及数额巨大的现金，这些非法的金额很少被统计出来。
过去，那些从事毒品交易和卖淫等非法活动的人为了将他们的收入合法化，经常采用的途径就是购买自助洗衣机，并声称这些钱是从自助洗衣店获得的，而“洗钱”一词也因此得名。尽管今天的洗钱手段高明了许多，但是洗钱的名称却保留了下来。难怪财经作家艾瑞克•西洛瑟曾经写道：“地下经济很好地衡量了一个国家的进步和健康程度，因为许多东西是错误的时候，就会被隐藏起来。”
CPI和PPI，媒体的最爱
娱乐记者总喜欢用绯闻来吸引粉丝的眼球，也许受到他们的传染，财经媒体喜欢用危言耸听的词语来描绘宏观经济，而CPI指数（消费者物价指数）就成了他们运用最娴熟的武器。
所谓CPI是指，政府收集了能够代表普通居民支出其收入的物品组合的物价数据，比较这些物品里的价格变化信息，从而确定消费物价指数CPI。所有这些都是因为，CPI普遍被当做衡量通货膨胀的指标。但是，CPI度量通货膨胀真的准确吗？很不幸，这是非常不可靠的。
首先，CPI无法解决对新产品的统计。新产品只有在投入市场足够长的时间之后，才被并入CPI的计算中，因此，CPI经常无法捕捉到急速变化的产品价格。
比方说，个人电脑替代了打字机，新物品替代了旧物品。因此，当我们比较2008年与1998年的物价水平时，必须用某种方法比较今天电脑的价格与10年前打字机的价格，由于个人电脑比打字机昂贵，这些新物品的出现倾向于使CPI大于通货膨胀，因此，CPI指数往往会高估通货膨胀。
其次，CPI没有充分考虑到质量的提升，而这对于服务的价格来说尤其重要。今天，随着医学水平的发展，现在的医生能够在1次治疗之后就治愈病人的疾病，而不是过去的4次。在这样的情况下，尽管医疗保健的成本上升使得CPI指数提高了，但这使我们的生活更加快乐。
与之相对应，人们常常用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作为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国内生产厂商长期获得的销售价格的平均变化的度量。因为PPI度量的商品大多数不是消费者直接购买的，而是从卖主的角度衡量价格的变化，因此这些指数对于预测GDP有非常大的指导意义。
我们可能更加关心GDP与CPI之间的关系，比方说，通货膨胀能否提高GDP呢？
让我们看一个例子吧，假定一个岛国按照美元统计价格，并且这个奇怪的小岛只生产两种商品：椰奶和橡胶，2005年它生产了100万加仑的椰奶（每加仑椰奶10美元）和200万磅的橡胶（每磅橡胶4美元），只要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这个岛2005年的GDP为1 800万美元。到了2006年，这个岛国的生产能力没有发生变化，而椰奶和橡胶的价格上涨一倍，那么很自然2006年该岛的名义GDP将上涨到3 600万美元。因此，尽管名义GDP可能由于价格或数量的变化而增长，实际GDP却只会随着数量的变化而增长。
换句话说，实际GDP衡量的是给定年度内一国生产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在CPI提高的帮助下，尽管这个小岛的名义GDP增加了100%，但它的实际GDP并没有发生变化。
让我们再来看国会山托儿所的例子，由于票券的增加，家长们照顾孩子的积极性提高了，托儿合作社又繁荣了。同样的道理，通货膨胀为我们带来了价格的普遍上升，因为即使生产出来的产品没有任何变化，名义GDP也会增加，这都是因为名义GDP是按照当前价格计算出来的。关于通货膨胀的内容，我们将在后面继续讨论。
生命攸关的信号
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样一个话题： 经济发生衰退时，为什么失业率会上升呢？你或许觉得这是个无聊的问题，经济衰退了，那么工作岗位减少了，自然失业率上升啊。可是，如果当我们仔细想想，原因似乎并不这么简单。
从逻辑上讲，经济衰退也并不一定会引起失业，也可以是造成每个人的收入下降。在农业社会里，并没有失业的问题，那时的农户并不领取工资，他们获得的是净收益，即支付完所有的成本之后余下的收入。这意味着他们每小时跟工作相当的平均净收入不是固定不变的，在收成好的年份里，他们每小时收入很高，在歉收的年份里，他们每小时的收入很低，而失业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
工业革命改变了工作的本质，并导致了作为社会问题的失业的产生。因为伴随着工业革命，生产单位由家庭转变为企业，进而产生了雇用工人和失业，而失业问题也由过去的家庭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这种“对饥饿的恐惧”变成了社会稳定的重要威胁。
经济学家进一步提供了很多种失业的情形：滑雪救生员只有在冬天才会被雇用，而某些庄稼也是季节性收割，经济学家把这种失业称为季节性失业；1948年印刷机发明之后，欧洲对抄写员的需求就一落千丈，从而引起该行业的大量失业，经济学家把这称作结构性失业；当2008年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波音公司裁退了1万人，东芝公司裁退了4 500人，经济学家们称之为周期性失业。
经济学家解释说，失业率是用于衡量想要工作的劳动力中没有得到工作者所占的比例，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指标，它能够告诉我们，有多少劳动力可以用于增加生产，这样，就使我们清楚了解经济发展速度可望达到多快。
不仅如此，细心的经济学家还发现了失业率与GDP的关系。1962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发现了周期波动中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经验关系，即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下降2%时，失业率上升大约 1%；当实际GDP增长相对于潜在GDP增长上升2%时，失业率下降大约 1%。人们将他的研究成果命名为“奥肯定律”。
奥肯定律表明了劳动力需求水平在动态意义上决定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就业岗位增加，失业率低；反之，经济增长速度越慢，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少，就业水平低，失业率高。事实上，这个定理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一国的失业率与其实际GDP具有负相关关系，不过，在今天看来，奥肯定律更深刻的意义不在于其所提供的具体数值，而是它揭示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关系。
统计数字会撒谎
飞行员仅仅知道飞机仪表上的各项数字的含义是不够的，还必须清楚各项数字之间的关系，清楚哪些指标是正常的，哪些指标是异常的，进而做出调整飞行的决策。企业也一样，成功企业总能从报表中各个数字之间的比例、趋势分析中得出对自身财务状况的正确判断，这是企业运作之所以成功的极为重要的一环。
在宏观经济政策目标中，人们最关心的指标是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这三个经济政策目标之间既统一又矛盾。在增长、失业和通货膨胀三个概念中，通货膨胀为一方，失业和增长为另一方；两方之间处于相互制约的关系。如果政府不担心失业或者增长，那么通货膨胀就很容易对付。
遗憾的是，当政府试图阻止通货膨胀时，常常会引起衰退，失业加重，增长趋缓；同样，当政府试图刺激增长或者减少失业时，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的上升。失业的代价是显而易见的，但通货膨胀的代价是隐性的，因此政府必须在两者之间做出权衡。
1958年，新西兰统计学家威廉•菲利普斯（)根据英国1867~1957年间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的经验统计资料，在《1861~1957年英国失业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的关系》一文中，最先提出了一条用以表示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变动率之间交替关系的曲线。
更具意义的是，1960年，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和索洛根据美国宏观经济数据证实了菲利普斯曲线所表示的交替关系在美国同样存在。更具意义的是，他们将菲利普斯曲线发展成为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表示出的曲线，这就表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存在交替关系，即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高。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经济学家都引以为荣的是，他们能够依据菲利普斯曲线向政府进行建言，以此指导宏观经济政策，通过紧缩或扩张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和失业控制在社会可接受的水平上。
但是，近年来，人们发现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完美，随着20世纪70年代各个发达国家普遍的“通胀”到来，人们开始对菲利普斯曲线发生了质疑。当然，不管怎样，菲利普斯曲线仍然是宏观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人类在这方面最早的探索。
最后，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失业率和通货膨胀存在着交替的关系，它们也可能是并存的，因此，可以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也可以运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较高的失业率来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但有时两者的关系会比较复杂。究竟政府该如何平衡各个指标，亲爱的读者，请不要着急，我们将在后面为你慢慢解答。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聪明的经济学家还发现了什么更好的经济指标。
还有更好的指标吗？
经济学家们苦思冥想，发现了几个有意思的统计指标：
绿色GDP：这是对GDP指标的一种调整，即扣除经济活动中投入的环境成本而统计的GDP，因此这个指标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当然，绿色GDP的计算还面临着许多技术、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目前仅仅有挪威、芬兰、法国、美国、墨西哥等少数国家率先实行了这一指标。
实际进步指标GPI（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是对GDP的调整，GDP把用于因犯罪、自然灾害、家庭解体等造成社会无序和发展倒退的“支出”均视为社会财富，而实际进步指标GPI则要扣除因为环境污染带来的清洁支出、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等，因此实际进步指标GPI的核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过程，其中的每项指标都需要我们对社会发展目标进行调整。
痛苦指数：1970年，作为约翰逊总统经济顾问的阿瑟•奥肯，提出了著名的痛苦指数。痛苦指数就是将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加总来描述一个大致的经济状况，因为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是政府和民众想极力降低的指数，因此痛苦指数可以很好地衡量老百姓对经济运行的感受。痛苦指数的成名来自于卡特总统的竞选胜利，当时福特政府在那年夏天使痛苦指数达到了%，人们以此将福特称作“美国史上最糟糕的”总统。继任者卡特总统甚至说：“任何给国家这种痛苦指数的人，连开口说要当总统的权利也没有。”不过卡特总统的日子也不好过，当1980年他带着%的痛苦指数默默离开总统宝座时，人们果真体会到了痛苦指数对我们生活的影响。
不受欢迎指数：美国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经过调查发现，人们对失业的重视程度是通货膨胀的6倍，因此，他们对痛苦指数进行了修正，也就是将6乘以失业率加上通货膨胀率，用这个指数代表经济运行状况似乎能更加反映人们的疾苦。
基尼系数：1912年，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提出了著名的基尼系数，用以衡量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经济学家通常用基尼指数来表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财富分配状况。这个指数在0和1之间，数值越低，表明财富在社会成员之间的分配越均匀，数值越大，则说明财富分配越不平等。
芝加哥垃圾指数：经济学家迈克尔•埃文斯（Michael Evans）的一个同事从垃圾行业收集信息，创建了一套芝加哥垃圾指数。垃圾指数越高，表明经济形势越好，对此，他们解释说：“垃圾是反映人们正在购买什么的一个相当好的指标，因为他们总要扔掉包装……”根据他们的统计，“9•11”恐怖袭击以后，芝加哥垃圾指数大幅降低了，收集数量减少了，直到半年之后才有所恢复。
不准确的经济学
经过不懈的努力，经济学家找到了经济增长、物价水平、失业率、国际收支这几个衡量宏观经济的指标；当然这也是媒体使用率最高的几个经济学指标。尽管这些数据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经济学家们渴望像物理学家那样轻松地工作，因为统计数据帮助物理学家获得了很多重要的结论，比方说数字能够告诉我们100米以外的子弹能够射穿多厚的钢板，据此物理学家能够准确地预测出，一个躲在钢板后面的人是否会在一次枪击中受伤，然而经济学家却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
事实上，尽管对于很多经济学家而言，统计数字就是生命，他们从事的大部分工作都是与数字打交道，所有的了解、诠释和推理都是建立在统计数字基础上的，然而真正的数字来自哪里呢？让我们回味一下19世纪末英国税务部部长约西亚•斯坦普的这段话吧：
政府常常热衷于收集统计数据……政府收集数据，加加减减，计算n次方，开3次方……最后做出美妙的图表。
但是决不能忘记，其中的每一个数字首先都来自于村里的看守人，天知道，他只会随心所欲地记下自己喜欢的什么玩意儿……
第三章 没有方向盘的汽车
——宏观经济中的供给与需求
本章导读：
在传统观念看来，勤俭是美德，储蓄是好事，可凯恩斯却把浪费奉为繁荣的方法，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政府纷纷采用扩大内需的方法来提升经济，你觉得这样做对吗？如果我们的经济是一辆高速奔驰的汽车，我们该怎么解决供给和需求这对矛盾呢？
事实上，国家致富的秘诀究竟是生产还是消费，经济学家的回答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声音，本章将为你揭开国家繁荣的秘密。
我星期一、三、五信奉萨伊，星期二、四、六尊崇凯恩斯，星期日休息。
——保罗•萨缪尔森
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这是亚当•斯密时代人们普遍信奉的萨伊定律，那么萨伊定律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
这位著名的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原话是这样的：
一个产品一旦被创造出来，从那一刻起，它就以自身的全部价值为限，为其他产品提供了市场……一个产品创造的细小状态立即为其他产品开启了一个出口。
萨伊描述的情形是，市场过剩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供给自己能够创造需求。在他看来，劳动者只有自己就业才能获得收入，而收入是用来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的，因此，生产的同时就创造了收入和购买能力。这就意味着，不可能出现由于总需求不足而引发的失业状态。
事实上，萨伊定律真正的精髓就是瓦尔拉斯定理，该定理认为经济整体均衡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向市场上出售商品和劳务换来的收入是购买资金的来源。每个生产者都希望拿产品来换取货币，仅仅是为了能够拿着这个钱，并立即购买另一种产品，因为我们是不能直接消费货币的，所以人们通常不愿意刻意储藏货币。每个生产者期望用他的产品去换取货币时，他们事实上是用他们生产的商品换取所需要的商品，因此萨伊认为，产品的供给总数必然同需求总数相等。“供给能够自动创造需求”这句格言准确地把握了萨伊定律的本质，它描述了我们的经济体系中的交换本质特征。
当然，有一点要特别注明的是，萨伊定律最初是来自于实物交换的经济中。在这样的经济体中，一种商品的供给行为肯定意味着需要其他一些商品，而货币只不过是为了方便交换的媒介而已，它使得市场参与者避免了实物交换带来的麻烦和不便，但这并不妨碍理解萨伊定律的本质。
古典经济学家很清楚，市场经济有可能偏离产出与就业的均衡，但是他们坚信，这种扰动只是短暂的，市场机制能够相对迅速地运作，以使得经济恢复到充分就业前的均衡状态。古典经济学家们对萨伊定律深信不疑，他们相信市场有能力通过看不见的手进行自我调节。
然而，我们所熟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有些方面模糊了萨伊的真正意思，他似乎准备好发起一场革命……
节约的悖论
有一个流传许久的寓言故事：
小镇上，一个荒淫的富人死了。全镇的人都为他哀悼，当他的棺材被放进坟墓时，四处都是哭泣、哀叹声，就连教士和圣人死去时，人们都没有如此悲哀。
第二天，镇上的另一个富人也死了，与前一个富人相反，他节俭禁欲，只吃干面包和萝卜。他一生对宗教都很虔诚，整天在豪华的研究室内学习法典，当他死后，除了他的家人外，没有人为他哀悼，葬礼冷冷清清。
一个陌生人对此迷惑不解，就问道：“请向我解释一下这个镇上的人为什么尊敬一个荒淫的人，而忽略一个圣人。”
镇上的居民回答说：“昨天下葬的那个富人，虽然他是个色鬼和酒鬼，却是镇上最大的施舍者。他性格随和、开朗，镇上的每一个人都从他那儿获益。他从一个人那儿买酒，从另一个人那儿买鸡，从第三个人那儿买乳酪，出手还十分大方。可死去的另一个富人又做了什么呢？他成天只吃面包和萝卜，没人能从他身上赚到一文钱。当然没有人会想念他的。”
在古典经济学家眼中，节约是一种美德，因为储蓄的增加意味着投资的增加，这将促进增长，然而另一些经济学家们似乎将节俭看成了经济衰退的源头……1714年，荷兰一位普通的医生的一篇生动的文章让人明白了这些。
这位医生就是著名的伯纳德•曼德维尔，他也因为《蜜蜂的寓言》而一夜成名，他用寓言来形容浪费和节俭对人类经济的贡献，故事是这样的：人类社会就好比一个蜂巢，在这个蜜蜂的国度里，每只蜜蜂都在近乎疯狂地追求自己的利益，虚荣、伪善、欺诈、享乐、嫉妒、好色等恶德在每只蜜蜂身上表露无遗。令人惊异的是，当每只蜜蜂在疯狂追逐自己的利益时，整个蜂巢却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后来，邪恶的蜜蜂突然觉悟了，向天神要求让它们变得善良、正直、诚实起来。天神终于愤怒地发出誓言：使那个抱怨的蜂巢全无欺诈。神实现了誓言，接着，在整个蜜蜂王国中，一镑贬值为一便士，昔日繁忙的酒店渺无人迹，蜜蜂王国萧条一片……
这位普通的医生因为这篇文章而被世人记住，人们也记住了他将浪费评价为“私人的罪过，国家的利益”的经典名言，曼德维尔的核心思想就是：浪费能够刺激经济，为此他甚至直接表示：“如果英国人像其邻国人一样节约，那么，他们就可以远比现在富有，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一时间，我们似乎迷惘了，因为我们无法用过去的常识来捍卫今天的选择，如果说储蓄的增加导致支出的减少，那么消费的增加又是如何增加产出的呢？真正用经济学的语言回答这个问题的是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下面，让我们看看凯恩斯是如何回答的。
比方说，假设某公司决定用1 000万元建一座新的办公大楼。这1 000万元最终会以工资和利润的形式分别到建筑工人和建筑公司的手中，建筑公司老板却不会把1 000万元存入银行，相反，他们会花掉大部分钱，假设他们花掉了750万元，剩余的钱存起来，这750万元就是支出。因此在这一阶段，1 000万元投资已经增加了GDP约1 750万元。
商店老板获得了建筑工人花掉的750万美元，然后，他们自己也用掉了新收入的75%，如此循环下去……
假定在这个支出链的每个环节，人们都支出了他们收入的75%，在每一轮中，消费也随之增加了。有点数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这样的过程中，原始支出是1 000万元，通过不断的乘数效应最终带来了4 000万元的GDP，是原来的4倍。
也就是说，最初1 000万元的投入换回了4 000万元的总产出，这就是乘数效应的魔力，当然，在实际中乘数不可能是理想的。事实上，各个经济体的乘数的差别是非常大的，在美国乘数为，而德国为，瑞典为，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乘数是如何获得的呢？
同时，现实世界的乘数效应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比方说当我们决定增加汽车的需求时，首先机动车辆和工业装置的部门会增加相应的需求，紧接着金属制品、机床、电子设备、纺织品、橡胶等相关行业的产能会随之增加，随后这些相关的企业又会带动更多行业。最终，我们也无法知道经济体中某一部分的改变是如何从一个部门传导到另一个部门的。
经济学家列昂惕夫在这一点上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这位前苏联的经济学家的初衷是为整个苏联设计一套庞大的经济引擎，结果他的数学统计为我们理解乘数效应提供了绝佳的平台。列昂惕夫将整个国家的经济活动划分为42个部门，并以此深入研究了经济中供给者的变化是如何一步一步对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转产生影响的。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列昂惕夫的投入—产出表甚至能准确地计算出凯恩斯的开支乘数，他计算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对机动车辆最终需求增长1 000美元，需要价值美元的黑色金属，美元的铁/钢制品和美元的电子设备。根据列昂惕夫的分析，我们甚至会得到一些令人吃惊又有趣的结论，比如当人们决定增加教育开支时，那么硫磺酸的生产企业应该迅速增加产能，为什么呢？因为，增加教育支出就意味着需要教科书，教科书需要印刷物，而印刷物又要纸浆，而纸浆生产中的一种必备原料就是硫磺酸。
当然，这只是众多“乘数效应”中的一种，并且无数种“乘数效应”会互相抵消、互相排斥，其结果更加无法预测，尽管我们不可能根据列昂惕夫的模型知道你多买一个鸡腿汉堡，会带动麦当劳的收入、商业区的租金和农场的养殖业多大的发展，但至少，列昂惕夫为我们找到了解开乘数之谜的途径。
凯恩斯的真正创新在于，他将乘数效应当做政府干预经济的利器。1929年的大萧条中，太多的商品积压在仓库里，大量的劳动力过剩，但当时人们的做法就像美国前总统胡佛说的那样：“什么也别做，站在那儿别动！”他们坚持认为，失业是由工人争取过高的工资引起的，那些排着长队领取面包的工人使他们的家庭处在挨饿的边缘，他们甚至把这些顽固的工人称作傻瓜。
1933年，凯恩斯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题为“繁荣的方法”的四篇文章，首次阐述了关于乘数的概念，在今天看来，乘数的概念仍是“凯恩斯主义魔法中最著名的部分”。至此，萨伊的观点逐渐被凯恩斯取代了，人们接受了凯恩斯的观点。政府开始出面解决这些问题，课求刺激消费，发行国债，进行基础设施建设。
凯恩斯通过乘数效应想要表达的核心思想是，在萧条严重的时期，人们不应该死抱着萨伊定律不放。他重新将需求视为振兴经济的法宝，并提出政府应该刺激总需求，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以让宏观经济平衡发展。他甚至在广播中这样鼓励人们去消费：“如果你们把五先令存起来，那将会使一个人失业一天。”
事实上，人们通过增加支出来提升经济的做法由来已久。据记载，岳阳楼的兴建的原因是这样的：唐朝初年，天下大旱，很多地方粮食颗粒无收。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荒。岳阳地区也遭此大灾，县令见了忧心如焚。他茶饭不香，朝思暮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 县令请来了所有的豪门富户，对他们说：“我们守着八百里洞庭，应该好好地观赏游玩。如果造一座高楼，可以一览洞庭全景。诸位大人在楼上吟诗作画，听歌赏月，举杯极目，岂不是风流千古？”有钱人听了，大喜过望，纷纷出钱建楼。县令立即找人设计、施工。大批农民有了工作，很多行业也沾了光。岳阳人有了谋生之路，非常顺利地度过了荒年，这就是后来的岳阳楼。
用今天经济学的语言解释，岳阳楼的修建正是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最好的例子。县令想要维持一个令人满意的总产出和就业水平，为了调节总需求，就应当积极地干预经济，这也正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核心。
凯恩斯甚至用这样一个形象的比喻来理解乘数效应：如果财政部把用过的瓶子塞满钞票，并把这些塞满钞票的瓶子埋在废弃的矿井里面，然后用城市垃圾把矿井填平，并听任私有企业自由放任地把钞票再挖出来，那么失业问题将不再存在。
事实上，凯恩斯就亲自用古怪的行为实践着乘数的效应。下面是经济学家卡尔文•胡佛教授记录的一个小故事：1934年在华盛顿的一家饭店里，当我准备与凯恩斯共进晚餐时，他善意地讽刺了我从搁架上挑选毛巾而避免将其弄乱的优雅举止，他用胳膊扫了一下，将两三条毛巾扫到地板上，并且开玩笑说：“我确信与你非常谨慎的避免浪费相比，我对于美国经济更加有用，因为弄乱这些毛巾可以刺激就业。”
下面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战后繁荣之父
今天的经济学家们总是习惯这样介绍凯恩斯：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自幼聪明，在政界和学术界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与美丽的俄国芭蕾舞演员结婚，担任过政府高级官员、银行管理机构的成员、新闻工作者，并且还担任过几家公司的董事。
的确，在同时代的经济学家眼中，凯恩斯是那样光彩夺目，熠熠生辉，他总坐在一把扶手椅上，旁边的桌子上有草稿，但他几乎从来不看，他的演讲极其精彩，每个句子都好似一句英语散文，每一段都抑扬顿挫。伯特兰•拉塞尔甚至这样回忆说：“凯恩斯的智慧是我所见过的最敏锐最有条理的，当我和他争论时，很多时候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傻。”
作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一生对经济学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反对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首次提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并且他的很多思想后来都成整个宏观经济学的核心。人们不吝给予这位经济学家最高的褒奖，他一度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甚至有人称他将西方文明从经济崩溃的边缘挽救回来，并且称赞是他把操纵经济大权从神灵手中夺回，并交给了人类。
不过有趣的是，真正使凯恩斯的思想付诸实践的并不是凯恩斯本人。尽管他曾经与美国总统有过一次会晤，但这次失败的会晤却给两个人都留下了坏印象。那是1934年6月，凯恩斯受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专门安排会见了凯恩斯，但会面结束后，罗斯福却很失望，在他看来，“他应该是一个数学家，而不是一个政治经济学家”，因为他觉得凯恩斯只是留下一整套废话，同样，凯恩斯也对罗斯福感到失望。
或许这次会面正显示了经济学家与政治家之间合作的困难，其实，真正的困难在于表述方式。很明显，凯恩斯高估了罗斯福的经济学修养，政治家们无法理解这些用数学方程描述的经济思想。更重要的是，经济学家只是从经济本身来看问题，而政治家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政治和社会等各种更为复杂的因素。经济学是选择的科学，它的任务是认识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经济理论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之一，但不是唯一依据，而制定经济政策是一门高深的艺术。
真正将凯恩斯的思想付诸实践的是一位叫阿尔文•汉森的美国人。据说，这位原本的古典主义者，是在乘火车从威斯康辛到马萨诸塞的路上转变为凯恩斯主义者的，不过真正的情况至今还是个谜。
事实上，汉森从来不相信经济必定会萧条，他也不认为古典主义的说法是萧条的最好解释。汉森和他的学生们通过深入的研究，他们不仅给出了方法，还用具体数字给出了回答。最终，汉森完成了这项卓越的工作。顺便说一句，汉森有一个著名的学生，他的名字叫保罗•萨缪尔森。
当然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人们似乎对凯恩斯和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有些人认同凯恩斯的伟大创举，并称《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开创了宏观经济学的先河。但在另一些经济学家眼中，凯恩斯的书仍然是一个“怪物”，他们认为这本书草草成书，无法阅读，并且这仅仅表达了对萧条的政治反应而已。他们甚至觉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受到追捧看起来是个有趣的错误，这些人无法理解，在凯恩斯那个时代的人们是怎么了？怎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被哄得团团转？那么，“凯恩斯理论”到底是什么原创理论？
我亲爱的读者，还是让我们更加公平客观地理解一下吧，凯恩斯的主要贡献在于帮助人们摆脱了旧观念，承认有非自愿失业的存在，首次提出国家干预经济的主张，对整个宏观经济学的贡献是极大的。尽管后来人们发现，当时的崇拜似乎是一个错误，但人们总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正是凯恩斯为整整一个时代的经济学家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方法，正是凯恩斯掀起了这次思想革命。
有趣的是，真正受凯恩斯思想感染的都是35岁以下的经济学家，而50岁以上的经济学家总的来说没有受到凯恩斯的影响。对此，加尔布雷斯曾经说过：“读者总能找到他们想相信的东西，这也就赢得了追随者。”
事实上，凯恩斯自己在给乔治•萧伯纳的信中，也骄傲地这样写道：“我相信自己将写一部经济理论书，它将彻底改变——我猜想不是马上而是今后的十年里——世界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那么，如果非要用一句话形容凯恩斯，那么我想应该是：
凯恩斯，是他，深深地搅动了陈腐的经济学泥塘！
最后，我想再花一点时间，为大家讲述一下凯恩斯奇特的投资理论。这位名副其实的投资天才在26年间资产增长了大约26倍，然而这位大经济学家秉持这样一种奇怪的投资逻辑——“相反理论实力主义”：他从不做任何预测，从不阅读经纪行的股票分析，当然也从不与“投资者”谈论市场。
凯恩斯坚信，投机大众是盲目的，是永远错误的，因此，他的投机哲学是：人无我有，人弃我取，如此而已。凯恩斯认为，投资的智慧不在于能科学地预测投资本身的未来收益，而在于能先发制人，把坏东西推给别人。因此，凯恩斯无论作何种投资，他只预测群众心理和他们将要采取的没有道理的行动，并不预测事件的真正趋向，不管群众是否有道理，只要能比群众领先一步就是赢家，正是凭着这种“博傻理论”，这位经济学家每天在键盘上敲几下就可以赚进大笔的财富。
乱花钱的孩子
当然，凯恩斯也是有论敌的，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凯恩斯的第一个论敌：供给学派的阿瑟•拉弗。
有孩子的家长肯定都有这样的经验，为孩子选合适的礼物是家长最头疼的事之一，他们一方面担心自己买的礼物孩子不喜欢，另一方面如果把钱给孩子，他们又担心孩子会白白地花冤枉钱。专家们提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干脆就把买礼物的钱给孩子，大人们只要在后面跟着孩子就行了，令人吃惊的是，孩子们不再像以前那样胡乱花钱，家长们也非常满意孩子们买的礼物。
事实上，这其中的关系就好像我们的政府和民众。为了让经济尽快复苏，政府往往选择直接增加支出，这样的做法就如同那些不相信孩子的父母，他们非要直接买礼物给孩子。另一方面，政府也可以选择减免税收的做法，这就如同把选择权交给孩子……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从各国的实践来看，政府的表现有时未必好，因此减免税收比政府直接投资的效果要好。
1998年，日本政府完成了当时世界上最长悬索桥的建设，6 500米的跨度把淡路岛和神户市连接在一起，美国人这样形容日本人的浩大工程：“这可能是自从古埃及法老之后规模最大的公共工程了。日本已经花费了大约万亿美元来修筑建设一条回到经济健康的路。”然而，这项耗费73 亿美元的工程，每天大约承载的交通量却非常小，平均一天只有4 000辆汽车通过。
事实上，当政府决定建造这座大桥时，将消耗大量的钢铁、器材以及工程师的劳动，这样这笔钱必须从市场中的某个地方挪出来，这样的工程必然会带来巨大的浪费。事实的确如此，扩张性财政政策并没有推动日本经济完全恢复。那么，经济学家们是如何从正面回答减税和政府支出的关系的呢？
1974年，在华盛顿的两大洲餐厅，来自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经济学家阿瑟•拉弗正在与一群记者以及政府官员共进晚餐，他受邀来解释相当新奇的税收理论。在谈论的过程中，他在餐巾纸上第一次做出了这条曲线，乍一看，这条曲线好像是麦当劳标志中的拱形转了个方向。
这条漫不经心的曲线就是后来著名的拉弗曲线。拉弗曲线所说的是，政府的收入不可能随着税率的提高而无限增加，在税率为零的时候，政府没有收入，税率不断上升时，政府收入也相应上升，但与税率不成比例，这是因为当税率进一步上升的时候，人们避税的动机就被调动起来了，人们会花费更多的时间用在非税收活动上，这将使休闲代替工作，消费代替投资，最终将会影响政府的税收总额，这就是拉弗的论点。
供给学派便是在拉弗曲线的启发下形成的，他们的核心思想是：减税会增加总供给。比方说，减税可以增加企业和民众的收入，这就好比国家把钱交给孩子们，聪明的人们受到这些激励就会积极地扩大再生产，从而刺激消费。那么这样的减税就会增加经济中劳动和资本的总供给，从而增加社会的产出。
似乎聪明的萨伊早就预见到了供给学派诞生的这一天，他甚至早就准备了这样一个例子：“1775年，杜尔格将巴黎鲜海鱼的营业税和进口税减低一半时，鲜海鱼的生产并没有减少，鲜海鱼的消费因此翻了一倍，而渔民和鱼贩的销售和利润必然也翻了一倍；无疑生产的增长会增加其他部门的税收收入……因此降低税率时，税收却有可能增加。”
罗纳德•里根，曾被誉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他的主要功绩有两项：第一个是发动“星球大战”计划拖垮苏联，第二个就是通过推行“里根经济学”，奠定美国经济复兴的基础。而里根经济学的核心就是通过减税和财政支出来降低通货膨胀。
有趣的是，里根因为其减税政策而闻名，但同时，减税政策也因为里根的失宠而昙花一现。因为减税政策并非万能的灵丹妙药，实行时必须审时度势，适应当时的具体条件，并需要相关政策的配合，才能取得预期效果。事实上，里根上台后所奉行的是大规模扩张军事开支与大面积减税并举的政策，这使得他在第一个任期内创造了累计高达6 002亿美元的赤字，于是，里根总统不得不在第二个任期内通过庞大赤字来创造需求。
减税会经国家带来财政赤字，而政府扩大支出又会使效率下降，我们该怎样平衡呢？事实上，这对矛盾背后更深刻的争论是，让一个国家变得更为富有的究竟是供给，还是消费呢？供给学派的想法是通过减税来增加供给，以此刺激经济，而凯恩斯学派主张政府加大开支，以此刺激经济。在这个问题上，经济学家的回答从来就不仅仅是一个声音，并且这种争论将持续下去。
没有方向盘的汽车
我们的经济就像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在一条宽阔的、两边都有路沿的公路上前行，汽车可能会撞向一边的路沿。为了防止经济周期性波动，使经济在一条更平稳的路线上运行——社会必须给汽车装备一个方向盘。供给和需求就好像左右两个方向，经济这辆汽车必须保持一个正确的前进方向，而政策制定者总是在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反复调整，比方说在萧条和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两个极端之间反复徘徊……
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起初采取过扩张性的政策来刺激经济，但是当通货膨胀出现的时候，他又不得不执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卡特担心经济危机再一次爆发，1980年他又迅速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又一次使得通货膨胀再度飞升。短短两年中他先后三次改变这辆汽车的方向，难怪人们把当时美国的经济比喻成一个喝醉了酒的司机驾驶着一辆没有方向盘的汽车。
我们来理清一下思路，经济生活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供给，另方一面是需求。总供给是整个经济社会在每一总价格水平上对产品和劳务的供给总量；总需求是整个经济社会在每一总价格水平上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那么，国家经济究竟是如何平衡的呢？
这里，我们似乎面对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在供给和需求不平衡的时候，凯恩斯主张加大需求，也就是要增加支出和直接投资；而供给学派提出了相反的观点，主张减免税收。那么究竟哪个方法更加有效呢？
事实上，任何经济理论都是以一定的条件为前提的，离开了具体的条件我们很难确定理论的正确性。同样，任何一项决定都是有利也有弊，政府开支可能造成挤出效应并带来不必要的浪费，但减税政策同样可能会引起财政赤字，因此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是我们需要反复衡量的。
在经济急剧下降的时候，大多数人主张采用刺激需求的办法，因为政府调整总需求是相对容易的，而且立竿见影。比如，只要政府雇工人挖沟渠修铁路，那么第二天就能创造出就业机会，并带动一系列的消费支出。相对而言，调整总供给则比较困难，政府的减税方案需要一段时间讨论才能通过，人们总要过一阵子才能增加支出，而最终反映在消费品上则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当经济形势不是很严重的时候，政府应该更多地调整供给，因为这样能够真正决定社会经济情况的产出，而增加供给能够最有效地调动社会生产的能力。
事实上，政府每天所做的工作，正是通过宏观调控使得总供给等于总需求。供求公式的左边代表总供给，右边代表总需求，就像人的左手和右手，这两者一定要平衡。政府在经济中要做的事，不是动左手就是动右手，让总供给等于总需求，设法求得经济的平衡，从而保证经济的发展。
有用的经济学
这一章是整个宏观经济学中最充满挑战的一章，我们的宏观经济就如同一块试验田，不同的经济学派几度登场，经济学家们施展着自己的才华和梦想，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的华章，就如同凯恩斯所说：“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通常比一般的百姓有力量得多，事实上，这个世界是被少数其他人所控制的……”
供给学派提出过这样的观点：由于低税率能够使得私有部门的人获得更多的净收益，因此减税能够提高人们工作的积极性，鼓励人们将更多的钱用于投资，因此，供给学派主张将减税作为促进GDP长期增长的重要手段。与此相反，凯恩斯主义者的观点则完全相反，他们认为，政府投资可能是构建资本存量、增加劳动力并促进增长的最佳方式。
在供给上做文章，还是在需求上做文章？经济学家的争论从来就没有结束，政府直接拉动需求，这样的做法既直接又有效，但是这样的做法难免出现浪费或者受到利益集团的影响；如果政府采用减税的方法，这样可以更大地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但时间和效率上必然要打折扣。当然，这样的争论还将持续下去，可最后，引用毛主席的一句经典语录来结束供给与需求之争吧：
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
第四章 我们该借钱吗？
——关于财政的经济学
本章导读：
在古罗马，借债被看做是不道德的行为，可是在今天，几乎每个家庭，每个政府都是有负债的，是我们的道德标准变了吗？如果借债一定有利于经济增长，为什么拉美国家陷入了债务的“毒瘾”，而俄罗斯却“戒毒”成功？在2008年的金融风暴里，冰岛因为破产而悲惨地倒下了，而美国尽管债台高筑，却似乎安然无恙，你知道其中的玄机吗？
财政、税收和赤字的话题，看起来似乎离我们很远，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年轻人总是要受到祝福的，因为他们必将是国家债务的继承人。
——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
养活一个国家究竟需要多少钱？
你可能觉得这是一个可笑的问题，抑或你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第一个为人类思考这个问题的人是威廉•配第，他曾经估计，如果要养活英格兰和威尔士，那么这个数目为4 000万英镑，而在英格兰，如果国家每年提供的财富有1 500万英镑，那么人们的劳动必需创造另外的2 500万英镑。事实上，这个略显可笑的答案就是人类对财政问题最早的回答。
财政，英文是“Finance”，起源于13~15世纪的拉丁文“Finis”，古典哲学家将财政看做是“国家的神经”。实际上，所谓财政就是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依靠政治力量，强制占有和支配一部分社会产品，以保证国家机器的运行和社会的发展。因此，从某种角度讲，人们为公共事业缴纳的税款，无非是为了换取和平而付出的代价而已。当然，随着经济的发展，政府需要利用财政来调整社会资源的配置和收入的分配，进而实现经济的健康、快速、稳定发展。
那么，财政收入从哪来呢？财政收入主要有四个来源：
第一，税收收入。这是最主要的一部分财政收入。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都是从税收中来的。据统计，我国现在税收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已达90％以上。
第二，债务收入。当政府的钱不够花的时候，政府可以去借债，这就如同我们借钱一样。
第三，企业收入。国有企业是国家出资办的企业，因此企业的利润，应该有上缴给国家的部分，这就是企业收入。
第四，其他收入。比如，国家拥有的森林、地下资源等，政府出让土地获得的收入等。
税收越多越好吗？
在所有政府收入中，其中最核心的收入是税收。有一个问题似乎没有人问过，政府为什么拥有收税的权力？经济学理论到今天都解释不了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们只能说税收是一种社会契约，社会全体成员为了获得政府的保护而缴税，而税收是一个政府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没有税收收入，政府难以维持运转，所以纳税是每个公民的义务。
简单地说，税收就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其政治权力，并按照法律规定，强制地、无偿地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形式。 请记住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尔姆斯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税收是我们对文明社会的付出。
配第最早提出了“公平、便利、节省”等税收原则，随后，亚当•斯密系统地提出了“税收四原则”：公平、确定、便利、节省。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现代税收原则归结为三点：财政原则、公平原则和效率原则。
财政原则告诉我们，国家税收制度必须有利于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也就是保证国家各方面支出的需要，因为自国家产生以来，税收一直是财政收入的基本来源。供给学派告诉我们，税率与税收收入之间存在一种特殊的函数关系：当税率为零时，市场经济活动或税基为最大，但税收为零时，税率稍有提高后，税收总额还会有所增加，但是当税率上升到某一点时，税收会达到极大值。
公平和效率原则告诉我们，税收应当尽可能不干扰经济系统配置资源的方式，这是因为税收显然改变了人们的支出习惯。比方说，政府为当地的图书馆征收了5元钱的税用来雇用新的管理员，这些钱是从什么地方来呢？如果恰好这5元是汤姆缴纳的，那么他就会少买两粒糖果。这样征税的结果是，虽然图书馆的工作机会增多了，但是糖果业却受到打击。
当然，如果你认为人们对于税收的反应不会如此夸张，那么下面这几个例子或许能改变你的想法：
在新奥尔良有一种独特风格的建筑——“驼背房屋”。这是因为19世纪下半叶时，房屋税根据前排楼层数征税，因此就有了驼背的设计：前排是一层，后面是多层，多么有意思啊！
在英国有很多非常暗的房屋，因为英国政府曾经在1696年至1851年，根据房屋的窗户数目向人们征税。
欧洲有些国家，房子建造得就像保龄球道，因为当地政府会按照房子临街的面积来征税。
在亚洲有些国家，房子永远像是建造中，因为政府向已完工的房子所征的税远远高于未完工的房子。
当我们对某种产品征税时，就会影响这种产品的市场均衡，从本质上讲，税收扭曲了家庭和企业在经济决策中所面临的相对价格，从而造成了资源的重新配置。因此，税收或多或少都会改变财富分配方式，而效率原则告诉我们，税收应该尽可能小地影响我们的生活。
政府的收入来自于企业缴纳的税款和我们每个人的收入，那么，如果企业效益不好，每个人收入都不高，政府收上来的钱不多，可是政府的支出又太多，政府该怎么弥补财政赤字呢？
政府该借钱吗？
有句老话常说，“绝不要借钱来弥补损失”。这意味着借债是恐怖的，不仅要自己偿还还有可能会增加后代的负担，就如同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任何政府，就和家庭一样，可以在某一年支出略高于收入，但我们都知道，长此以往养成习惯的话，就意味着破产。
然而，今天很多经济学家却经常将这句话这样解读：如果你的房子烧成了灰烬，那么你千万不要抵押贷款去买一栋新的房子，最好住在纸箱子里，等攒到了足够的钱再买栋新的房子。
但是，今天几乎每个家庭和政府都是有债务的，那么这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呢？曾经有人问朱镕基总理，为什么中国政府发了这么多国债，朱总理的回答是：“政府是发了很多国债，但是我们给后任政府留下了25?000亿的优质资产。”
就像企业为了筹建新的生产线而向银行借贷一样，国家为了投资未来也会预算赤字。我们曾经发出的国债，都转换成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物品，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经济发展铺了路，为中国经济腾飞建好了快车道。
实际上，赤字、债务和盈余都是会计度量手段，预算中出现的是盈余还是赤字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整体经济是否健康。政府借债的关键是要看能否使该国的生产力变得更强，当生产能力低于潜在水平时，通过借债的确能够提高产出的效率，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偿还债务；但是，如果借债的目的仅仅是用于短期目的，那么债务的雪球只会越滚越大。
那么，当我们缺钱的时候，究竟该怎么办呢？
一般来讲，国家为了平衡财政收支，有三种办法：增加税收、增发通货或发行国债。
第一种：增加税收，这是一种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做法，这尽管是一种好办法，但它的缺点是税收是有一定限度的，如果税赋过重，超过了企业和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仅税收不能增长，反而会影响整体经济的运行。
第二种：增发通货，这是一种“透支”体力的做法，尽管简便但也不可取，用增发通货的办法弥补财政赤字，会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经济的影响最为剧烈。这样的做法就如同变相把老百姓手中的钱悄悄塞进政府的口袋里一样，它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极大的破坏力，无疑，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方法。
第三种：发行国债，在有赤字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公开发行国债的方法筹集资金。这样，政府可以吸收单位和个人的闲置资金，从而从事基础建设和大型投资，提升整体经济竞争能力，带动整体经济的发展。
关于这三种方式的区别，有一个例子很典型。上海刚刚解放的时候，人们刚刚摆脱了国民党金元券带来的恶性通货膨胀，因此人们普遍担心上海物价不稳定，于是纷纷开始囤积货物，这样刚刚成立的人民政府遭遇到严重的资金短缺。这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财高手”陈云展示了超人的智慧，他经过认真计算向中央提出增发国债2 400亿的请求。这样就保证，一不增加解放区人民的税收负担，二不多发货币造成通货膨胀，并且顺利解决了当时人民政府资金缺乏的问题。
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
前面，我们知道了增发货币会带来通货膨胀，但是接下来，我们将面对这样一个问题，政府增加税收和借债究竟有什么区别，难道政府发行的债券就是净财富吗？
先哲李嘉图明确表示，税收和借债这两种做法对经济的影响是一样的，他在《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表述了如下思想：政府为筹措战争或其他经费，采用征税还是发行公债，两者的影响是等价的，即政府无论选用一次性征税还是发行公债来为政府筹措资金，均不会影响消费和投资，这是著名的“李嘉图等价定理”，李嘉图的原话是这样的：
如果为了一年的战费支出而以发行公债的办法征集2 000万英镑，这就是从国家的生产资本中取去了2 000万英镑。每年为偿付这种公债利息而征课的100万英镑，只不过是由付这1 000万英镑的人手中转移到收这100万英镑的人手中，也就是由纳税人手中转移到公债债权人手中。
实际开支的是那2 000万英镑，而不是为那2 000万英镑必须支付的利息。付不付利息都不会使国家增富或变穷……政府可以通过赋税的方式一次征收2 000万英镑；在这种情形下，就不必每年征课100万英镑。但这样并不会改变这一唯一的性质。
让我们用一个通俗的例子解释一下，如果政府筹集4 000万英镑的战争经费，通过征税的方式每人每年缴纳100英镑，人们会从收入中节省下来。当战争结束时，课税就结束了。如果政府举债，假定每年只付利息5英镑，人们会认为自己和以前一样富足，本来可以节约4 000万英镑，现在只节约了200万英镑。这样，生产资本的损失就不仅仅是4 000万英镑，而是还要加上3 800万英镑。
李嘉图等价定理的核心思想在于：公债不是净财富，政府无论是以税收形式，还是以公债形式来取得公共收入，对于人们经济选择的影响是一样的。公债无非是延迟的税收，在具有完全理性的消费者眼中，债务和税收是等价的。
本质上说，李嘉图等价隐含了这样一种推测，表面上看，税收筹资和债券筹资并不相同，但是，政府发行任何债券都体现着将来的偿还义务；如果人们意识到这一点，他们会把相当于未来额外税收的那部分财富积蓄起来，这样人们可支配的财富的数量与征税的情况是一样的。
因此，在李嘉图看来，征税和借款在逻辑上是相同的，在一定条件下，公债既同于税收又不同于税收。税收与公债相同，是因为公债的清偿需要增加向公众征收税收才能实现，公债与税收的不同在于，它是以公众未来的税收替代眼前的税收，消费者的纳税义务并没有消除，只是推迟了而已。为此，李嘉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公债只是右手欠左手的债，不会损害身体。
但是，李嘉图的思想渐渐被人们淡忘了，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另一位经济学家罗伯特•巴罗，他吸收了理性预期的思想，让“李嘉图等价”的思想复活了，把人们重新带回了公债和税收的话题中。1974年，巴罗在《政治经济学》上发表著名的《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用现代经济学理论重新阐述李嘉图的上述思想，他用消费者的利他性重新证明了“李嘉图等价”这一问题。
巴罗认为，公债的持有人是关心后代的，他们不仅从自己的消费中得到满足，还从其子女的消费中获得效用，因此他们在消费的时候会考虑到现时消费对其后代将会产生的收入影响。因此，他提出了一个独创性的论点：具有利他动机的消费者会将其财产的一部分，以遗产的形式留给他的后代。
遗产的确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人们在临终时，常常将财富留给孩子，财富的这种转移称之为遗产。对于遗产的动机，经济学家们始终没有达成一致，比如，有人认为，父母的这种行为是出于对子女的爱，另外一些人则解释说，父母似乎以此说，如果你在我活着的时候好好照顾我，我就会把钱留给你。巴罗则提出一种新颖的解释：人们之所以把遗产留下来是因为利他主义的原因——他们关心自己的孩子，并试图通过收入转移来提高孩子的生活水平。
但无论怎样，当政府财政出现赤字时，人们认识到将由他们或他们的后代来偿还这笔债务，或者将持续为这笔债务支付利息，而他们并不希望在他们的后代身上施加这样的重担，因此，他们将增加储蓄，直到足以使这笔债务不会影响到后代的生活水平。为此，他们将减少与政府赤字等量的消费。结果，赤字财政政策并不能增加政府的收入。
当然，这样的论点在很多经济学家中引起了争论，这些经济学家认为人们没有那么深谋远虑，对赤字的了解不会那么清楚，也不会如此关心后代。巴罗认为，既然消费者具有关心其后代的利他动机，消费者就不会将政府为替代征税而发行的债券作为财富的增加手段，因而即期的消费不会改变。
事实上，关于李嘉图等价的讨论至今都没有停止，毫无疑问的是，罗伯特•巴罗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最为杰出的宏观经济学家之一，尽管他的某些观点还与现实情况存在着的偏差，但其具有独创性的见解却为经济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一位经济学家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在对前人成果研究的基础上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可喜的是，巴罗做到了这一点，直到今天，各国的经济学家还在不断质疑、批评、验证巴罗－李嘉图等价定理。
那么，假如政府一定要采用债务和赤字财政的办法，我们将容忍多大规模的赤字呢？
赤字应该有多大？
赤字和负债在报纸和新闻报道中经常会出现，那么两者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赤字是在一定时期内（通常是指一年），政府支出大于所得的税收。在公布赤字数额的时候，人们通常会指出是在什么期间，例如：“美国在2004年度财政赤字为4 120亿美元”。而负债是在某一时点上政府所欠债务总额。负债额通常指具体的时间点，如美国在2004财政年度结束时的负债为万亿美元。
赤字和债务是有关系的，当政府出现赤字的时候，政府的负债就会增加。不同之处在于，赤字是一个动态概念，它是流入与流出之间的差值，而债务反映了一个国家财政状况，与债务对应的是资产。因此，评价某一个国家债务的多少，关键的一点是看它有多少资产。
先让我们看一个具体的比较事例，假定有两个国家：
国家一：拥有5万亿元的债务，资产为50万亿元；
国家二：拥有1万亿元的债务，但资产也只有1万亿元。
那么，哪个国家的财政状况更好呢？
显然是国家一，因为它的资产大大超过了它的债务，因此在判断某一政府的债务时，我们必须看到它相对于资产的负债。在实际中，经济学家们偏爱的一种衡量赤字方法是“相对GDP”的度量方法，因为这样能够更好地度量政府处理赤字的能力。国家的偿付能力取决于其生产能力，GDP对政府的意义，相当于收入对个人的意义。GDP度量的是政府能够处理的债务和赤字的规模，因此，如果GDP上升，政府可以担负的债务自然也可以增加。
那么，一个国家的赤字究竟该是多大规模合适呢？国际上有两条通用的财政赤字警戒线标准：
第一条警戒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不能超过3％。一旦超过，就会出现财政风险。例如，我国GDP总量在2001年时是10万亿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如果我国的赤字要大于3 000亿元，就超出了警戒线。
第二条警戒线：政府的财政赤字不能超出财政总支出的15％。这是在说，如果政府的钱不够花，可以去借债，但不能借债太多。
还有一点很重要，当一个国家实际经济增长时，政府的负债能力将提高，这样就能处理更多的债务。如果说一国的经济保持5%的增长率，那么该国的债务也能够以5%的幅度增长，同时不会影响债务与GDP比率，但债务增长的话，政府就必须面对赤字。因此，在债务/GDP比率不增加而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不断出现赤字是正常现象。
1999年，美国就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但它并没有因此惶惶不安，因为，其GDP全球位列第一。事实上，早在1986年，美国的赤字就达到了GDP的5%，可是投资者的热情并没有消退，可是当阿根廷的赤字还不到3%的时候，投资者就开始撤资了，因为他们预感到了崩溃的气息。那么，这种大规模赤字财政的做法对经济有没有拉动呢？作为一国政府，是否可以靠发债来拉动经济增长呢？
现实世界里，纷繁的细节总是将事实的真相掩盖起来，而寓言往往能够揭露事实的真相，下面让我们看看苹果欠条里的经济学，在这个故事里，我们将知道为什么拉美国家会陷入债务的“毒瘾”，而俄罗斯却 “戒毒”成功。在这次金融风暴里，冰岛因为破产而悲惨地倒下，但美国尽管债台高筑，却似乎安然无恙，原因又何在？
苹果欠条里的故事
农场主史密斯种植橙子，另一位农场主琼斯先生只种植苹果，他们通过交换剩余的水果而彼此感到满足，这样两人就都从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中获益。有一年，琼斯的苹果园遭遇了洪水，颗粒无收。这时，琼斯不仅没有了水果可以出售，而且连吃饭也成了问题。于是，他向史密斯先生建议自己用“苹果欠条”来交换他的橙子。
而史密斯先生知道自己无论怎样都吃不完自己的橙子，再加上琼斯还愿意为欠条支付他10%的利息，史密斯便欣然接受了。显然，这些欠条本身并没有价值，当琼斯真正支付额外的苹果时，这些欠条才具有价值。
可不幸的是，第二年琼斯的苹果园又遭遇了飓风，同样颗粒无收。这次，他和农场主史密斯先生又达成了和上次一样的协议：琼斯继续用苹果欠条交换史密斯的橙子。这样，琼斯就得到了史密斯更多的橙子，而史密斯也就收到了琼斯更多的苹果欠条。
坏天气连续不断，结果琼斯的苹果园屡遭破坏，一直颗粒无收，可这时，琼斯突然发现自己即使不劳动也能够衣食无忧了。琼斯先生突发奇想，他打算将自己的苹果园改建成高尔夫球场，这样一来，他不仅可以享用史密斯先生提供的橙子，而且还可以整天打高尔夫球。
相反，农场主史密斯则一直在忙于经营他的果园，从没有机会到琼斯先生的高尔夫球场打球，事实上，由于长期以来一直收到琼斯的欠条，他甚至忘记了最初接受这些欠条的原因，而那些欠条便成了他唯一的财富。
那么，这个故事的结局究竟如何呢？我为大家写几个可能的结局吧。
结局一：苹果欠条变成废纸，琼斯先生就像冰岛那样可怜地倒下。
原本琼斯先生经营着不错的高尔夫球场，可谁想到天不遂人愿，一场罕见的危机袭击了琼斯所在的小镇。镇上有钱人纷纷节省开支，没有人愿意光顾高尔夫球场了，于是琼斯先生不得不面临破产的危机，他不仅要偿还高尔夫球场的经费，还要偿还史密斯先生的“苹果欠条”。
事实上，刚刚在金融危机中倒下的冰岛就是典型的例子。冰岛曾经是全球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在金融海啸前是金融自由化的“模范生”。小小的一个海岛国家可以如斯繁荣，实在令人羡慕。但在金融海啸下，小小的冰岛首当其冲，成为全球第一个破产的国家。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冰岛的股票市场主要由银行业组成，而其中八成为外国所持有。银行业的总资产是冰岛国内生产总值的八倍，因此冰岛的经济比较倚重其他国家的发展，而不是主要靠冰岛本身。
冰岛传统的捕鱼业在1980年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6%，到2006年捕鱼业的GDP份额则减至6%，相反，金融、保险及房地产占GDP的比重则从1980年的17%升至26%。可见冰岛金融业在短短几十年间发展速度惊人。
冰岛金融业正是通过“杠杆”形式，在国际市场获得大量融资，同时购入快速增长的国外银行、航空、制药等企业股份，短期内获取大量利润，银行业利润来源大量向国际市场倾斜。凡事都有两面，如此高的杠杆率使得金融海啸前，冰岛三大银行的外债是国内生产总值140亿欧罗的六倍，以冰岛人口32万计算，每个冰岛人平均要负担近27万欧罗的债务。
冰岛工农业基础薄弱，经济失衡的尖锐矛盾终于随着金融海啸全面暴露出来。一方面国际融资陷入困境，另一方面，冰岛并未加入欧盟，于是最终在2009年10月6日上演了悲情一幕，冰岛总理哈尔德通过电视讲话，对全体国民发出警报：“同胞们，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危险。在最糟的情况下，冰岛的国民经济将和银行一同卷进漩涡，结果会是国家的破产。”
这个过去世界上美丽、干净、金融高速发达的天堂，今天却成为一个外债超过1 383亿美元、本国货币大幅贬值的黑色乌托邦，昔日在全世界过得最幸福的冰岛人生活在国家破产、朝不保夕的恐惧中……
结局二：琼斯先生借新债偿旧债，像拉美国家那样苟延残喘。
原本琼斯先生经营着不错的高尔夫球场，可是赚到钱的琼斯先生并没有扩大经营的规模，也没有偿还史密斯先生的欠条，而是选择了投资股票。可是随着投资失败，刚刚好转起来的琼斯先生再次面临了灾难，为了偿还史密斯先生的借债利息，琼斯先生只能不断地通过借债的方式勉强度日，借新债还旧债，苦苦地支撑着高尔夫球场，同时还负担着高额的债务利息。
拉美国家就是这种模式的真实写照。尽管整个拉美地区的经济也有一段时期的发展，但是其表现就如同史密斯先生那样，非但没有抓住宝贵的时机，反而使得债务规模不断扩大。以阿根廷为例，它没有从过去的危机中吸取教训，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实现经济复苏后再次举借了大量外债。更为不利的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外债不是投入生产部门，而是被公共部门用于非生产性目的。在很长时间内，阿根廷的经济仅增长了50％，而政府开支则增长了150％，同时，财政赤字增长了6倍，因此人们普遍认为，阿根廷是在债务和经济衰退中倒下了。
事实上，“借鸡生蛋”的债务策略本身并没有错，只是拉美国家通过这种策略引进大量外国资本以后，没有生出足够的蛋来“还鸡”，他们甚至寄希望于借债来支持本国经济的发展，因此最终必将靠外债来度日，这才是拉美国家真正的症结所在。
最终，拉美国家就这样患上了严重的“债务依赖症”，在经济发展向好时，大量的私人资本涌入，并助长了经济繁荣，但同时又埋下了更多的债务危机的“火种”，一旦经济形势稍有逆转，外资就会迅速撤离，从而导致股市暴跌，货币贬值，而这更加重了经济复苏的困难。
拉美的债务就像一座活火山，虽然在经济正常发展时显得很平静，但一旦世界或本国经济甚至非经济因素稍有动荡，就很可能一触即发。当然，要彻底解决拉美国家的危机，必须摆脱目前严重依赖外部资金的局面，形成自我发展、自我循环的局面，才能最终戒掉可怕的债务“毒瘾”。
结局四：琼斯先生无赖般地拒绝欠条，像俄罗斯那样桀骜。
琼斯先生原本经营着不错的高尔夫球场，可是史密斯先生也发觉他的苹果欠条并未带来任何回报，于是他要求用欠条换取高尔夫球场的股权。最初琼斯先生答应了，可是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琼斯先生面对越来越多的条件实在无法忍受了，他决定拒绝偿还史密斯先生的欠条。最终大家不得不对簿公堂。
事实上，看起来琼斯先生的做法如同无赖一样，可是在我们的社会里，很多国家就曾经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俄罗斯就是其中一个。外债曾经像梦魇一样压得俄罗斯喘不过气来，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几乎年年都需要与西方谈判延期还债和债务重组问题，而西方则利用手中的援助和债权杠杆，附加大量政治、经济条件，对俄罗斯施加了巨大影响。
普京上台后立誓要改变这一状况，他甚至把债务问题同民族生存联系起来，他说：“如果俄罗斯仍是一个弱国，那么的确不得不进行这样的选择，这是弱国的选择，也是一个弱者的选择。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选择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如果我们的发展要一次次地依靠国际贷款和世界经济领袖的恩典，那么我们是否还能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文明国家存在下去？”
激进的想法必然导致激进的做法！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失败之后，俄罗斯终止了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关贷款问题的谈判，表示俄罗斯不再向它借钱，该基金从此也无权干涉俄罗斯的财政政策，双方将平等地讨论各种经济问题。普京在发表2001年国情咨文时曾郑重宣布：俄罗斯今后不再轻易举债；俄罗斯将利用良好的国际原料市场行情增加外汇收入，建立自己的稳定基金，以此偿还外债和防范石油价格下跌所带来的风险。
显然，这是用国家的信誉来换取债务的自由！的确，尽管这样强硬的做法使得俄罗斯信誉扫地，并且很长时间几乎断绝了与美国、欧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家组织的经济来往，但是，这样的做法的确使俄罗斯摆脱了因债务问题所带来的政治束缚，为俄罗斯实现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政治上更具重大意义。
赤字经济学
经济学家经常这样认为，从长期框架看，盈余能为整体经济提供额外的储蓄，是好事；赤字是坏事，因为赤字降低了储蓄、增长率和收入；但从短期框架看，对赤字和盈余的观点取决于整体经济状况与潜在水平的相对关系。因此，如果经济的运行低于潜在产出水平，赤字是好事，而盈余是坏事，因为赤字可以增加支出，使产出接近潜在水平。
赤字和公债已经是现代社会中各国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但是债务对国家的影响是复杂而长远的，每个国家都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出自己的选择，正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尽管存在各种争论，最后，让我们重温一下宋代文豪苏辙的这句话吧：
财者，为国之命而万事之本；国之所以存亡，事之所以成败，常必由之。
第五章 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
——有关货币的经济常识
本章导读：
你有没有想过，货币是怎么发明的，私人为什么不能发行货币呢？黄金和纸币，哪个才是更好的货币？有人曾经说过：“要繁荣，发纸币”，印钞票果真能带来繁荣吗？面对今天的金融危机，人们已经被纸币折磨得筋疲力尽，那么我们能回到金本位货币制度吗？
货币的存在，改变了物物交换的尴尬，大大促进了整个经济的运行，但同时，纸币也埋下了很多隐患，本章将告诉你许多关于货币的秘密。
货币是经济生活中的足球。
——西尔沃•格塞尔
当你随意走进一家小店，无论是想要一杯咖啡还是一张报纸，你只要拿出一张作为钱的小小纸片就行了。但是，你是否想过营业员收进那一片纸就把咖啡或者报纸给你的原因呢？
事实上，在每项实际交易的背后，都有一笔如影相随的金融交易。在我们的社会，有一整套完美的系统，以确保那张小纸片能够顺利的使用。假如你是一位木工师傅，当你用20元钱购买一杯咖啡，交易表现为咖啡的转手，而在另一方面，你可能通过自己加工的一把椅子赚得20元。其实，你是用这把椅子的一部分换回了这杯咖啡，而那张小小的纸片只不过是中间的信物而已。
这小小的纸片之所以能够兑换咖啡、报纸，背后的动因是信用，而“纸片”所构成的经济就被称作金融。在今天的经济社会中，金融对于实体部门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每次商品或服务的流动，背后就会发生金融部门的反向流动。如果金融部门不能顺利流动，那么实体部门也就无法顺利运行，因此，你有没有问过自己，这个庞大的金融体系是如何建立的呢，这张小小的纸片又是怎么发明的呢？
货币的起源
让我们回到最开始的地方，假设我们处在一个没有货币的世界，那么，我们的生活可能是这样的：
农夫彼特恰好有一把锄头，他想要一些面包和衣服，他该怎么做呢？将锄头大卸八块，一部分交给裁缝，其他交给面包坊吗？农夫杰克是一个种植小麦的农民，他打算带着全家去饱餐一顿，为此他不得不找到一家愿意接受小麦的餐馆，否则就要揣摩饭店老板究竟想要什么，比如说几把椅子，然后再去寻找那些愿意用椅子来交换小麦的家具制造商。更不幸的是，恰巧我路过此地，饥寒交迫的我只懂得一点经济学道理，那么我怎样才能获得一块面包呢？
当然，在货币出现之前，人们采取的是物物交换的形式，这样直接的物物交换是极其麻烦和令人不快的，人们不得不花费几乎一半的时间为最琐碎的结果而讨价还价。简单而言，物物交换不可能造就高度发达的经济文明。
为了加快贸易的速度，人们发明了“钱”。货币的出现帮助我们克服了易货贸易的原始性，还提高了运输和信息处理的效率。正如哲学家大卫•休谟所说，货币并不是贸易的一个车轮，它是润滑油，能使贸易车轮转动得更加顺畅。流通的货币就好像一条公路，尽管货币可以流通，可以把所有的牧草和谷物从农村带到市场上，但货币本身不会产生任何东西。
最初被当做货币的依旧是普通的商品，如西印度的糖、阿比西尼亚的盐、古希腊的牛群、苏格兰的钉子都曾经被当做货币。人们只要出售货物和劳动来“买”钱，再把钱“卖掉”来买货物和劳动。为了方便，人们找到了一种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商品，它可以同其他任何商品和服务进行交换，这就是货币。
当人们将货币引入经济系统之后，任何商品的价格都可以用这个度量来表示，由此经济系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荷马史诗》的记录里，当时的人们经常用牛来代表物品的价值，一个工艺娴熟的女奴值4头牛，而第一名角斗士的奖品是12头牛。如今，人们出售各种货物和劳务以换取“钱”，琼斯可以付“钱”给工人；史密斯可以卖掉犁来换取一定数量的“钱”。商品就可以被分割成小的单位被大家所接受，于是人们再用钱买自己想要的货物和劳务。正是因为有了钱，经济系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一种高级的“生产结构”得以形成——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一起促进生产力发展并创造财富。
根据现代经济学的解释，货币是交易的手段，制度化的信用象征，它能有效降低交易的成本。同时，货币是一种网络现象，它是经济网络动态现象的自然体现。当然，货币是一种有效制定规范的工具，它是一种规定的语言，一种个人信用的社会替代物。
下面，让我们简单归纳一下经济学家总结的货币的功能。
计价单位。所有的交换都以货币为媒介，这样，人们拥有了一项衡量任何一种商品的标准。通过货币，我们可以轻松地将一种商品或服务同其他商品或服务联系起来，由此诞生了伟大的价格体系，人们能够从经济的角度计算得失。假设一台电视要2盎司黄金，而一辆汽车要80盎司黄金，最愚蠢的商人也明白40台电视能换一辆汽车，这些交换比率就是价格。
交换媒介。货币的引入消除了物物交换中的各种弊端，货币充当商品交换的中介，为商品和服务交换提供便利，不仅提高了交换的效率，也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价值贮藏。货币可以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被贮藏起来，即“把现在的购买力转变为未来的购买力”。
延期支付。暂时不需要的货币可以借贷出去，以获得利息或回报社会，赊欠行为的发生都是源自于货币的延期支付功能。
为了更加清晰地理解，我们来看看二战时纳粹收容所里的真实货币体系：红十字会给俘虏们送去了各种各样的救援物资，包括粮食、衣服、香烟等等。俘虏们通过交换选择自己需要的物品，如衣服换香烟，面包换衣服，大家在交易中找到两厢情愿的交易方法。这样市场自然而然地在俘虏收容所里形成了。香烟是大家都愿意接受的商品，因此很快成了交换的媒介物，也就是收容所里的货币。渐渐的，收容所里形成了以香烟为货币的价格体系：
一件衬衣=5包烟，洗一次衣服=1包烟。
一块肥皂=2支香烟；一包糖=4支纸烟；一片剃须刀=6支纸烟。
有趣的是，当红十字会的供给中断，作为流动的香烟会减少，这会导致剩下的香烟价值上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货紧缩。同样，集中营周边地区的空袭也会突然显著地加剧通货紧缩，因为焦虑不安的烟民会减少流通货币的数量。
闪光的不一定是金子
究竟什么样的东西适合做货币呢？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为我们描述了人们对货币的要求：这种东西可以在人们彼此之间平等交换；自身必须有价值；出于生活的考虑，它应如铁和银或其他类似性质的物品一样有方便携带的额外优点。
人们选择最适合充当货币形式的商品时，而且几乎无一例外地选择了金银。在欧文•希夫所著的《最大的欺诈》一书中，就诠释了黄金成为货币的先天条件和优势：
首先，黄金色彩鲜艳，有光泽，是唯一不褪色、不生锈的金属。
其次，黄金价值高，便于携带。试想一下，如果以羊作为货币，那么在匆忙之间我们又该如何携带呢？
再次，黄金易于分割，便于锻造，可以满足不同数额的支付需求。
最后，黄金易于识别，便于测量。
黄金作为货币，似乎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金币的产生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在最初的时候，铸币权都是分散的，私人铸币行业本质上与其他行业没有什么区别。私人铸币商生产最讨顾客喜欢的钱币，其价格经市场自由竞争后确定。古希腊几乎每个城邦都有自己铸造的货币；在中世纪的德国，各封建领主的铸币机构就有600多所。
渐渐地，人们为了消除欺骗，开始了统一铸币权的过程，这是因为，人类用货币欺骗的历史和人类最早使用金币的历史一样久远。在坦桑尼亚，牛曾经被用来当做货币，可不幸的是，人们发现交易中所支付的牛都是瘦弱的病牛，因为价格只是用牛的数量来表示，价格在优质牛和劣质牛之间没有区别，因此将劣质牛作为支付品，而将优质牛保留起来就是很自然的事。即使在纳粹集中营里，劣币也会驱逐良币，正如手工卷烟很快就将机器卷烟排挤了出去一样。
铸币做假在古罗马时期达到了最疯狂的时候，有人曾铸造仅含白银2％的银币。渐渐地，那些足值的货币会被市场排挤出去。这就是16世纪英国金融家、商人托马斯•格雷欣提出来的“格雷欣法则”。
为了避免劣币充斥市场，人们开始抵制私人铸币，而更愿意信赖政府铸币，并相信政府能够防止或者惩罚那些私人铸币的欺诈行为。于是，政府渐渐垄断了铸币权。
可是政府就真的值得信赖吗？公元1世纪，在臭名昭著的尼罗皇帝时期，政府铸造的货币中贵金属含量开始减少，金币和银币中越来越多的掺进了合金，紧接着用这种计量单位表示的价格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上涨，罗马帝国的衰落也就从通货膨胀开始了。
当然，尽管出现了种种波折，最终各国政府渐渐垄断了铸币权。这样国家开始制作统一的金币在市面上流通，渐渐出现了金本位货币制度。
黄金仓单
最早在以黄金为货币的交易中，人们每次交易都必须携带大量的黄金或者金币，既麻烦又不安全。后来，人们开始使用金匠给他们的收据，证明他们在金匠库里存放着足量的黄金。
这样，黄金不再是唯一的货币，黄金收据也成了货币，因为在商品交换中它也可以被使用，比方说：史密斯和杰克都拥有100盎司黄金的仓单，那么原本的交易流程是，史密斯先将仓单换成黄金，然后将黄金运到杰克的办公室，杰克再把黄金重新存起来。有了黄金仓单，过程就变得简单了，史密斯直接把100盎司的黄金仓单交给杰克就可以了。
事实上，黄金仓单就具备了纸币最初的功能。越来越少的交易是转移实体黄金，越来越多的交易以黄金仓单的方式进行。没过多久，聪明的金匠们发现，广泛被接受的仅仅是黄金的仓单而并非真正的黄金，而那些存放在金库里的黄金都闲置了。但是无需担心，因为每个人希望得到的都是黄金收据，而不是黄金，金匠拥有的黄金足够满足一小部分交换的需求。
因为通常情况下，只有很少量的黄金被存放或者换回，这是多么大的浪费。当有人需要贷款时，金匠们会说：“我可以把黄金收据借给你，只要你支付我一点利息。”这样，金匠铺子就成了最早的银行。
事实也的确如此，中世纪的商人往往辗转于不同的城市之中。而每到一座城市，他们都会向当地的金匠交纳一定数额的费用，以便存放自己的黄金。这样一来，在各个城市存放的收据便成为最早意义上的纸币，而存放收据的地方就是最早的银行。
那么，银行是怎样创造货币的呢？下一章将为你揭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信用是货币的基石。黄金仓单能够作为货币是因为它背后有黄金的支撑，人们对黄金仓单的信任来自于背后的支付承诺。人们都清楚，货币供应的后盾不是黄金，而仅仅是承诺。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这一点，让我们看一个有关信用的有趣故事吧，这是希莱尔•贝洛克在《真主的仁慈》中记载的一个关于手写货币的故事。
战争开始了，我们缺少黄金，于是我们发行纸币。
一开始，我们允诺以黄金进行偿还，他们按照我们的建议做了，钱花完了，但战争仍在继续。
然后，我又想出了一个惊人的计划，“命令他们，将纸币视同货币”。紧接着我又说，“不再写兑换黄金，而写这就是一块黄金”。
他照我的话做了。
第二天，他急匆匆来到我这里并告诉我，一个无理的家伙得到了五十张这样的纸币作为骆驼的支付，但却没有送来一头骆驼，而是给了我另一张纸币，上面写着“这就是一头骆驼”。
砍下他的头！我简直怒不可遏。
要繁荣，发纸币
马可波罗惊叹中国的纸币，他曾经热情洋溢地写道：“大汗使树皮变成了类似纸的东西，并传变全国各地用做货币。”尽管他早已把纸币从中国带到了欧洲，但直到18世纪的欧洲大陆，各国货币还是采用金属货币，市场上不是金币就是银币，因为欧洲人民都觉得跟黄金白银相比，纸币太不可靠了。
纸币在欧洲大陆流行的历史是由一个叫约翰•劳（John Law）的人改写的。这位身材伟岸、风度翩翩的少年从小就展现出了非凡的数学天才，可是在财富欲望的诱惑下他开始迷恋赌博，两年后，劳因为和邻居为了女人而决斗，在决斗中他失手杀死了对手。然而就在法院即将对他执行死刑的时候，劳逃脱了，从此开始了他奇迹般的人生。
劳开始辗转欧洲大陆推行他的纸币，初期并不成功。苏格兰议会首先拒绝了他的建议，紧接着，卢森堡大公对他说，我的国家太小，实行不了阁下的宏大计划，不过我觉得法国人会对你的计划感兴趣，你可以去法国碰碰运气。
在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去世不久，新当政的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为了清偿债务公然使用伎俩，宣布重铸货币，金币面值不变，但是含金量减少了20%。这样一来，政府债务立刻也跟着减少了20%。但是，尽管这样明目彰胆地掠夺人民，法国财政还是被债务压得奄奄一息，货币频繁变更使政府失去了公信力，贸易极度萎缩，法国经济危在旦夕。
这时，劳先生出现了。奥尔良公爵立刻听从了劳的建议，授权劳组建了法国历史上第一家银行，发行纸币。在开业初期，劳先生坚守承诺，任何他的银行发行的纸币都可以立刻兑换相当于面值的金币。由于政府的朝令夕改，法国人民恨透了金币，因此老百姓纷纷转而相信劳的纸币是有价值的，并争相持有。
以黄金为后盾的纸币很受大众欢迎，投资者对纸币信心十足，却对减轻的金属硬币丝毫没有信心，因而，人们开始用101里弗尔的金属硬币来换100里弗尔的纸币。纸币胜过了黄金！短短的一年时间，纸币的价格就涨到了115里弗尔。新货币的繁荣极大地刺激了商业，纸币很快风靡法国。
于是，劳实施了他一生中最疯狂的计划，或许这是天才的一步，但这一定是走向终点的第一步，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计划”。劳说服腓力二世，用密西西比河的独家贸易权和法国在路易斯安那的所有权来支持一家贸易公司。这家贸易公司的股票在市场上公开发行，而投资者只能用国债来购买该公司的股票。
劳所倡议的公司就是后来的印度群岛公司，这家公司拥有庞大的权力，它独家享有法国在密西西比河、路易斯安那、中国、东印度和南美洲地区的贸易权，享有独家铸造法定硬币长达9年的权力，同时它还充当了国家的征税部门，并且还被授予法国的烟草专卖权。
垄断的权力必然带来超额的垄断利润。以投资者的眼光来看待这只股票：票面股价50万里弗尔的股票，预期年分红为20万里弗尔，那么该项投资的实际收益为（＆#215;100/）%＝200％！每年的实际回报率高达200％！
投资狂人说明了一切！这情形简直无法用语言形容，申请购买印度群岛公司股票的认购要求源源不断，多得让银行职员需要花好几周才能理清。商人、公爵、伯爵和侯爵等涌进甘康普瓦大街，甘愿排队等候数小时，为的不过是确认他们的股票认购是否成功，而认购人数足足是股票发行数量的6倍！
腓力二世似乎也注意到，纸币如同万能药，它就如同是经济这台轰隆隆的机器的油——油越多，机器运转得更好！的确，劳的理论带来了一场了不起的胜利，人们对纸币充当交换手段充满了信心。满怀着复兴法国的梦想，腓力二世决定将中央银行国有化，并改名为法兰西皇家银行。1719年底，皇家银行又发行了10亿纸币，纸币的发行量一下子提高了16倍。再加上人们对印度群岛公司股票的狂热，疯狂的阶段到来了，印度群岛公司的股价攀升到了发行价的10倍，甚至更高。
不可否认，此时的法国经济就像是完全苏醒了。短短四年间，法国民众已经摆脱了绝望的情绪，呈现出兴奋和激动。繁荣的巴黎，人们熙来攘往，奢侈和各种商品从欧洲各地蜂拥而至。巴黎的人口急剧增加，物价也开始上涨。精美昂贵的织品，如丝绸、缎带和天鹅绒成为时尚。艺术品和家具从世界各地进口，而使用者不再仅限于贵族。中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这在法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已经到来：工匠的工资翻了4倍，失业率下降了，新的住房拔地而起——每一个人都将变得富有了！
夸张的故事屡见不鲜，据说当时有一个投机商病了，就让他的仆人以8 000里弗尔的市价抛售250股。当那个仆人到达交易市场时，股价已经升到了1万里弗尔。于是他抛售了250股，把原定的400万给了他的主人，而把多出来的50万留为己有，然后他收拾包袱离开了。
由于密西西比计划取得了巨大胜利，1720年，约翰•劳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人。同时，对于法国人来说，劳就是他们的英雄，甚至比任何法国国王更伟大，这位金融奇才为法国这块土地恢复了繁荣。劳的马车出入都由皇家警卫队护卫，每当他经过时，总会有倾慕者为了争夺一睹其风采的机会而大打出手。圣西蒙在其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劳被股票申购者和怀有各种野心的人团团围住。这些人不是破门而入，就是爬着花园的窗户进入，再不然就从烟囱钻入他的办公室。”
不过，过眼云烟尽管非常美好，但终归有烟消云散的一天！
约翰•劳惊人的胜利刺激了别人的嫉妒心理，1720年初，孔蒂亲王想要插手印度群岛公司的事务，但遭到劳的拒绝。于是，孔蒂亲王把所有皇室银行发行的纸币聚集起来——堆起来大约能装满两个四轮马车——然后拿去银行。“瞧，先生！这些都是你的纸币，不是说‘即时赎回’吗？那给我硬币吧。”银行照做了。后来腓力二世知道了此事之后暴怒，并下令孔蒂亲王将其中三分之二的金属硬币还给银行。
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民众对纸币体系的信心已经动摇。渐渐地，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要求将纸币兑换成金属硬币，投资者也都涌进皇家银行的大门，要求赎回他们手中的股票。普通投资者则开始囤积黄金硬币，把这些金属硬币塞到床下，或者秘密偷运出国。
腓力二世只能依靠政令来重拾信心，1720年2月，他下令禁止法国公民使用金属硬币。接着，他颁布政令：任何人一旦被发现持有500里弗尔以上的金属硬币，金属硬币将被没收充公，而持有人将受到法律制裁。
但是，投资者的信心却如同退潮一样很快动摇了。似乎刹那间，劳的公司以及皇家银行的纸币大势已去。随着1720年密西西比公司倒闭，法国中产阶级、上层社会中数千人破产，法国货币体系也因此动荡不安。几个月前，法国还是欧洲最富裕、人口最密集、最有自信心的国家；几个月后，它就彻底破产了。从国王到普通平民，法国上上下下都因为密西西比公司的股票一事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有意思的是，时至今日，法国人仍对投资股票市场反应冷淡。
劳，这位一度曾被大家认为比国王更伟大的金融天才，不得不将自己关在皇宫中，出入都由皇室警卫队护送。他的马车经过时，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争相观看，而是对马车发起攻击，恨不得将马车砸个粉碎。这位曾经拥有“冷静的深思熟虑和光彩夺目的创意”的强人，再也不复当年的风采——垂垂老矣，说话时声音都在颤抖。最终，1729年劳死于意大利威尼斯。
劳的一生都试图向人们传达这样一个思想：由于货币供给量太少，所以货币的利率就太高，而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供给量。他声称，扩大货币供给量能够降低利率，而且，只要国家以全部生产能力运行，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劳在他的《论货币和贸易》一书中将经济不景气的原因归结为货币问题，劳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商品交换的目的不是获得货币，而是获得商品的价值，货币的用处就是购买商品，而白银作为货币并无更多的用处。从劳的代表作中，我们就能知道这位赤裸裸的货币至上论者究竟是怎么想的：
一国的实力和财富，与人口、军火和外国商品的数量有关。这些东西依赖于贸易，而贸易又依赖于货币。
没有货币，再好的制度也不能动员人民、改进产品、促进制造业和贸易。
如想和这个国家一样强大富有，就必须拥有与这个国家数量相等的货币。
事实上，劳最初的成功在于，他发现当商品货币短缺时，可以通过发行信用或纸币来重新达到最优，这样就弥补了货币不足对经济的影响。这就如同在国会山的托儿所里，增加的托儿券能够带来更大的流动性，人们会愿意外出。但劳后来的错误在于，他将创造货币等同于创造财富。然而，对于国家而言，重要的不是创造货币，而是创造财富。否则，任何国家只要开动印钞机，一切问题就都解决了。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劳先生错在纸币发得太多。因为没有足够的准备金，是不能发行那么多纸币的，否则只会产生通货膨胀。
后来的银行家解决了劳的困惑，当人们完全理解了有关货币供给、货币流通速度与资本市场的理论后，后来的银行家懂得了如何提供有效的货币供给，这不仅取决于发行多少货币，还取决于货币的流通速度，关于这点详细的内容将在后面深入讨论。
当然，就像拿破仑曾大败于滑铁卢但仍是伟大的军事家一样，尽管约翰•劳最终失败了，但是我们无法忘记这位一流的货币理论家。就如同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这样写道：“他以卓越的才华和深奥的知识体系，给出了他的经济学理解，这使他得以跻身一流货币理论家之列。”而马克思则评价说，劳有一种“令人愉悦的特质，混合了骗子和先知的角色”。
最后，让我们用约翰•劳的名言缅怀这位忠诚的货币主义者：要繁荣，发纸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
在人类5000年历史的绝大多数时间里，无论国家、信仰、种族发生何种变换，黄金始终都是世人公认的财富形式。因此，人们确信黄金是一种可靠的货币尺度。尽管这种信任曾经随着金矿的发现而产生波动。15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得大量的金银进入西欧，但随后经济学家发现，金银的增加仅仅引起了物价的飞涨，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1896年，总统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坚信货币的波动会扼杀美国经济，他甚至宣称：“我们不能被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
为了摆脱黄金数量带来的波动，经济学家威廉•费雪提出了激进的方案：如果黄金价格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下降了，那么就应该提高美元中黄金的含量，从而相对于其他商品价格而言，美元会保持相对稳定；如果黄金价格上升了，那么就应该相应地减少黄金的比例。当然，这样的方案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黄金含量的变化并不能随意改变，但是，重大的货币改革已经为时不远了。
正如经济学家指出的，真正需要保持的是美元相对于作为总体的产品和劳务的购买力，而不是专门保持黄金的稳定，可是，黄金的数量也是不稳定的，因此美元和金银挂钩并不能确保交割的稳定性。
真正改变黄金命运的是一次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美国新罕布什尔州有个地方叫布雷顿，这是一个梦幻般的美丽山区，人们可以看到雪白的山峰，那至今还有熊出没。1944年7月，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快结束时，各国的经济政治实力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登上了资本主义世界盟主宝座，布雷顿森林体系正是在这样的局势下达成的。当时，来自44个国家的代表签署了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
该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它规定了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与美元挂钩。即一盎司黄金对应35美元。所有其他的货币兑换美元的汇率都是固定的。这种体系使得美国可以决定货币和经济政策，其他国家必须顺应美国的政策，但是世界各国也从固定汇率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中获得了益处。这个体系使美元在战后国际货币体系中处于中心地位，美元成了黄金的“等价物”，各国货币只有通过美元才能同黄金发生关系。从此，美元就成了国际清算的支付手段和各国的主要储备货币。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在战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确实带来了国际贸易空前发展和全球经济越来越相互依存的时代。但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着自己无法克服的缺陷：特里芬难题。
问题的本质还是信心。一方面，为了保持美元作为结算货币，必须依靠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这样才能使美元流散到世界各地，使其他国家获得美元供应。但另一方面，长期贸易逆差必然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从而引起美元危机，而美国如果想保持国际收支平衡，就会断绝国际储备的供应，引起国际清偿能力的不足。
事实上，布雷顿森林体系最终的命运也缘于此。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竞争力逐渐被削弱，其国际收支开始趋于恶化，出现了全球性“美元过剩”，各国纷纷抛出美元兑换黄金，美国黄金开始大量外流。
1971年8月15日，黄金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因为此时，美国的黄金储备再也支撑不住日益泛滥的美元，尼克松政府被迫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美元也不再是世界货币围绕的中心，这标志着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该体系的崩溃意味着完全信用基础的货币取代了黄金成为本位货币。
事实上，世界拥有共同的货币已经有几个世纪了，只是在40年前才被抛弃。金本位制具有这样一个特质，它不依赖于任何一种形式的政府以实现货币流通的平衡。而纸币的发行，使得人们接受了国家和黄金的双重信任。但从1971年开始，人类放弃了对黄金的信任，这份信任完全由国家来承担了。
今天使用的纸币被称做法定货币，但这只是一种名义上的货币，它虽由政府批准，但却不是根据金银而定，也不能与金银兑换。法币与完全具有价值的商品货币的根本差别在于，后者不要求具有信任或者授信基础，而前者的使用包含了对政府的服从，因为纸币在交易中的广泛使用必须来自法律的保护，但黄金却不用。
真实的情况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前，全球储备货币约为380亿美元，而如今全球货币超过了5万亿，增长了130倍。如此泛滥的货币，是现在屡次爆发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发现，纸币和银行的诞生，在完全有黄金和白银为后盾时可以说是经济的恩赐，为政府控制货币打开了一扇门，但也使整个经济体系门户洞开。奥地利学派大师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曾经对货币和信用有过这样一段经典描述：
信用扩张在起初阶段的确能够带来经济繁荣，这一点是真实的，但或迟或早，这种繁荣必然要崩溃，并且带来新的下跌。银行与货币的伎俩仅仅具有表面的、暂时的救济功效，长期来看，这些伎俩一定会把国家置于极深重的灾难之中。
困惑中的经济学
让我们回顾一下在金匠铺里的情形，最初始的货币是黄金，很快人们发现，更合理的是把黄金仓单当作货币，这样由黄金作后盾的黄金仓单就成为了货币。随后，随着金匠发放的贷款高于其持有的黄金，黄金仓单不再由黄金作为后盾了，其后盾为黄金支付的承诺，但是人们都不愿意用黄金仓单换取黄金。最终，理论上作为后盾的黄金数量如此之少，这样人们都清楚，货币供应的后盾不是黄金，而是承诺。
可以说货币是对人类世界的一种恩赐，少了它等于少了交换的一般媒介，可能就不会有真正的专业化，经济也无法从贫乏的原始层次获得提升。货币的最主要用途是未来的交换，它的价值在于“购买力”。购买力的变化才会改变人们对商品贵贱程度的评价，货币买不来幸福。
但在当今的社会中，货币、声望、权力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货币是社会的测度，它的本质是信任，甚至是一种信仰。在一个不考虑时间的充满信任的社会里，货币没有存在的必要。交易要花费时间，信任是一种稀有商品。作为信任的替代品，被用作货币的商品可担此信任。
实际上，使我们富足的是商品，而土地、劳动、资本这些有限的资源限制了商品的充裕性，钱的加倍无法使这些资源突然出现，或许我们会一时感到自己富有了，但显然我们所做的只是稀释货币供给，由于大家急着花掉财富，这样，价格也会成倍上涨，结果人们还是会失望。换句话说，货币的增加稀释了它本身的购买力。最后，让我们在莎士比亚的一句名言来结束这一章：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点，就可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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