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工业的发展与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选择
中国近代工业化始于 19 世纪 70 年代洋务派官僚对西方先进机器技术的大规模移植，
此后便艰难地行进在一条"移植型"的工业化道路上。无论是当时的经济界，还是当下的
经济史学界，人们往往将移植或引进西方先进机器技术的得失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成败
联系在一起，虽然这种联系在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失败原因，但它是
中国早期工业化不成功的全部原因吗？换句话说，"移植型"模式是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
的惟一选择吗？本文试图通过对中国近代传统工业生产力的变革及其取向的研究，说明
在中国近代"移植型"道路之外，还存在着一条通过传统工业生产力的改造而形成的"嫁接
型"的渐进化道路。所谓传统工业，是指以生物动力为主的手工业，与它相对的则是以非
生物动力为主的机器工业。
鸦片战争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以来，随着通商口岸的逐步增加，外国在华资本急剧增长，
民族机器工业初步发展，中国传统工业的生存环境十分不利。以工业化为特征的"西力"
既对传统工业的生存构成压力--工业化以排斥和取代传统手工业为历史使命，如中国传统
手工业中的手纺纱、制靛、踹布、土针、土烛、土烟等行业遭到严重摧毁，但是，要实
现对传统工业经济整体的取代，并非一蹴而就，其过程是漫长的，同时工业化也对传统
工业的发展形成动力--为传统手工业进行制度变革和技术创新创造了前提，如机纱的出现
解除了手织业发展的"瓶颈"，为手织业的改良创造了条件，西方的先进机器及工具的引
进客观上有利于手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据统计，1891～1893 年我国"机器及工具"进口值
为 1259176 元，在进口总值中的比重为 %，1935 年增至 65853248 元，比重上升至
%[1](p75,76)。工业化技术也刺激了手工业者的技术创新意识，他们在商会的支持下，
积极筹组工商研究团体，谋求手工业革新之道，如 1915 年 3 月成立的天津工商研究所就
是一个以手工业为主体的实业研究团体，它的发起人除北洋火柴公司和天津造胰公司为
使用原动力的工厂外，其余 11 家均为规模不等的手工工场，在成立大会上被吸收的 36
家会员企业中绝大多数也为手工工场，该所旨在"开工智、联商情、疏商团"，每月阴历
初一、十五定期集会，共同研究手工业的变革[2](p2626～2628)。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传
统工业出现了以手工工具改良和"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为主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一
发展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产生了积极效应。下面对此作一简要分析。
一
手工工具的改良主要体现为旧式手织机、缫丝机、金属锻制工具的改良和使用。我国旧
式手工棉织机是一种全木结构的简陋工具，据考，这种织布工具大概就是元末王桢《农
书》中所绘制的型式。在我国各地广泛存在，但名称互异，"广西的玉林称为'矮机'，河
北定县称为'扔梭机'，高阳称为'投梭机'，而四川巴县则称为'丢梭机'，但其构造与生产能
力，各地相差无多"[3]。这种织布机在工作时不仅需要两手同时投接，而且在作打纬、送
经、卷布、伸子等工序时，必须停止打梭，同时由于受到双手投梭腕力的限制，布幅宽
度多在 1 尺左右，最宽不过 尺，使用投梭机每人每天至多出布 30 尺。旧式丝织机也
长期停留在木制结构阶段，工作原理与手工棉织机相同，工作效率异常低下，以南京织
缎业为例，"云锦每日每机仅能织数寸到尺余，漳绒、建绒均在 2 尺左右，缎子 4 尺上下，
织工出口微小"[4](p696)。与此相关联的手工纺线和手工缫丝更加落后，成为制约手织工
具进一步改良的瓶颈，如在手纺车和手织布的比例上，据估计至少需三人纺纱才能满足
一架织机的生产需求。鸦片战争后，随着机纱逐步取代土纱及缫丝车的改良，手织机也
逐渐改进。1896 年浙江宁波人王承淮率先改良手工棉织机，以"旧机作新式东洋西洋等布，
专用女工，不借汽力"，踏脚增至 5 竿，可多层开口，王承淮因此获得清廷"五品顶戴之
颁赏，并专利 15 年"[5](p261)。1900 年日本手拉机传入我国，手拉机在原有投梭机的织
纬结构上安装滑车、梭盒、拉绳等件，"拉机一人一日，约能织布四五十尺"[6](p682)。此
后改良与仿造的手拉机日益普遍，四川忠州"留学日本研究实业专科"的易某"回忠后即在
周家场益智学堂内仿造纺花织布各机，灵巧异常，不亚东瀛"[7]。重庆府城裕济布厂"自
出心裁，创造木机，织成宽布，比洋布来者价廉质美，木机织布不用人力，梭机来往纯
用滑车"，所织布匹分为三等，"头等细布长 10 丈有奇，宽 2 尺 6 寸，重 11 斤。二等宽 2
尺 5 寸，重 10 斤。三等宽 2 尺 4 寸，重 9 斤"[8]。1905 年以后又有日本铁轮织布机的输
入，该机"比起以双手投梭打纬并用卷布送经的旧式木机，动作要快若干倍，每分钟打纬
数在 120 以上，每日可织布 80 至 100 尺之多，且以无须用手来投梭，因此布面可加宽至
2 尺 2 寸以上，而且仿制进口的宽面洋布"[9](p11)。由于其效率倍增，很快便被仿造和使
用，四川新津乡绅陈某"新造织布机一具……织工一日可得布 10 丈，宽尤倍之"[10]。上
海、天津、武汉、山东等地民族机器工业对铁轮机的仿造推动了旧式手织机的改型换代，
如上海"在 1922 年至 1924 年间，年产铁木机四、五千台，包括天津式及日本式，初期销
路以上海为主，后销至江、浙二省的江阴、常州、无锡、嘉兴、杭州等地，并远销汕头、
厦门"[11](p270)。
手拉机和铁轮机在织布工场中得到了广泛使用。"1907 年起上海郊区计有小型工场百余家，
主要由安徽帮手工棉织业者自安徽安庆、芜湖等地迁来，当时生产工具仅有手拉机和脚
踏机两种"，到 1925 年，上海手工棉织场增至 1500 余家，已能生产充线呢、洋麻布、大
布、自由布等[4](p96)。据同年对南京的调查，"全城厂数，约有 350 余家，工人数目共
约 2300 余人"，所用织布机有木机、铁机、花楼机，其中铁机、花楼机是从上海、日本
等地引进的[12]。在天津，据 1929 年调查，共有织布厂 328 家，织布机总数 4805 台，其
中平面机 1665 台，提花机 3140 架，两种机型虽有区别，但"梭端均有绳索，系于一滑车
之上，以右手拉之，梭则即能返复往来，以织成纹布焉"[13](p28,42)。重庆在 1928～1929
年间，"铁木（机）合计，凡小厂三千，机数二万四千"[4](p97)。此外，改良织布机在一
些中小城镇织布厂及乡村手织业中也得到了广泛使用，如 1903 年江苏常熟织布工场达 31
家，"合计 31 家之铁机、提花机、平面机总数当在 3000 部左右"[5](p666)。河北高阳手织
业经济区 1928 年时已有铁轮机 29631 台，其中拥有技术水平较高的篓子提花机 4056 台
[9](p18)。后起的山东潍县手织业区在 1915～1916 年时仅有铁轮机 500 台左右，到 1923
年全县达到 50000 台以上。
丝织机的改良是从著名织绸产区杭州开始的。1911 年杭州绸业公所董事金溶仲从日本输
入新式丝织机，成为杭州"民间使用新式纹织机之嚆矢"。1912 年，另一留学生朱光焘集
资 2 万元创设杭州纬成公司，同时向日本引进仿法式手拉机 10 台，此后，杭州丝织业中
改良机的使用越来越多，"迨民国元年，约有 40 台，二年末增至 200 台，三年末竟达 700
台，四年末乃越过 1000 台以上"。其它各主要手织业区也开始推广应用改良丝织机，到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著名丝织区改良丝织机的使用情况如表 1：
表 1 近代主要丝织区改良丝织机应用情况简表
地名 改良丝织机应用情况 资料出处
杭州 1921 年杭垣共有熟货铁机 3000 余张， 《中外经济周刊》第 186
木机千余张，艮山门外有生货铁机 期，1926 年 10 月 30 日。
2500 张。
吴兴 1925～1926 年间，为华丝葛盛行时 《中国实业志》（浙江省
期，有铁木机 6000 余架。 ），第 7 编，第 48 页
宁波 到抗战前夕，估计该地区有手拉机 《近代江南丝绸工业史》
700 台。 第 158 页。
绍兴 华舍丝绸区 1935 年有手拉机 290 台， 同上，第 159～161 页。
下方桥区 2350 台。
丹阳 民初，渐将完全依赖人力之旧式机 赵如珩：《江苏省鉴》，
械淘汰，添备新式铁机，1924 年增 下册，实业，第 151 页。
至 400 余台。
周村 1920 年代，总计该镇之绸机，约 《中外经济周刊》第 190
4000 余张。 期，1926 年 11 月 27 日。
苏州 1929 年有绸场 49 家，织机共 3800 台， 《近代江南丝绸工业史》
其中手拉机 1200 台。 第 135 页。
盛泽 到抗战前夕，据盛泽工商联资料， 《近代江南丝绸工业史》
使用手拉机约 8000 台。 第 140 页。
改良缫丝机在华南、四川、东北等主要蚕丝区得到了使用，如华南丝区，汽机未发明之
前，主要使用手缫机，"只有手縆，其丝略粗，不过供土人纺织而已"。在汽机的影响下，
出现了改良足机，最初被蚕农在家庭缫丝业中使用，"厥后渐有商人创设机多具，收购蚕
茧，雇妇工缫之，更有集股公司，设置场所，购备足机百数十具，排列成行。"[5](p53)在
四川，"为了使川丝适于外销，有些四川的制丝商已经很快地改变了缫车，这一点充分地
说明了他们的企业精神。"[5](p90)据《三台县志》载，"从前县人缫丝，皆用大车，其质
甚粗。清光绪中叶，邑人陈宛溪倡办小车缫细丝，初为足踏，继为扬返，仿而行之者，
相继不绝，现各乡小厂林立。"1904 年，东北地区有人"仿烟台的 CANNAL 式制丝机做了
一件脚踏机器，开始制造大粹丝，这种事业遂引起了许多人的注目"，其结果，东北地区
的安东、西丰、涨城、盖平、岫岩、凤凰城、开原等地，都建起了脚踏机的榨蚕工场
[5](p315)。
机器修造业的前身铜、铁、锡器等业金属器皿的制作主要依靠各业匠人高超的手艺，凭
借大锤、老虎钳、手摇钻、手挫等简陋工具，鸦片战争后，该业在原有手工工具的基础
上引进或自制手摇车床、钻床，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如创建于 1875 年的建昌铜铁机器厂，
资本仅 200 元，起初完全是打铁作坊，1880 年左右，购进五尺老式车床 1 台，雇工手摇
[11](p88-89)。戴聚源铁工厂原为铁铺，甲午战争后开始仿制轧花车，"1897 年购进东洋
新车床 1 台，价 200 元，当增雇车工 1 名，摇车床小工 2 人（时车床多系手摇，尚无动
力）"[11](p171)。武汉周天顺机器厂的前身是历史悠久的周天顺炉坊，1896 年自制了第
一台长 5 尺的木式土车床，人工摇动，1898 年又自制了 2 部钻床、1 部刨床，并购进 2
部英国旧车床。从总体上看，我国旧式铜、铁、锡器作坊在向机器工厂过渡时，大多经
历了手摇车床时代。
二
"石磨＋蒸汽机"技术模式的出现是近代中国特殊时代的产物。马克思说："手推磨产生的
是封建社会，蒸汽机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近代中国处在由传统农业社会向
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时期，与此相适应，手工业生产技术上也出现了一种传统与现代相
融合的过渡模式，最为典型的就是以蒸汽机带动的石磨。本文之所以将"石磨＋蒸汽机"
作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契合的技术模式，是因为石磨是传统技术的象征，蒸汽机乃现代
技术的同义语。当然，传统的手工工具并非仅限于石磨，蒸汽机也涵盖不了现代技术的
完整意义，因此作为一种模式，这里泛指手工工具与现代技术的融合。
传统缫丝、磨粉、榨油等业中出现了"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旧式缫丝业技术落后，
主要工具有缫车、竹磨、锅马、丝笼、缴竿、铁锅等，传统家庭缫丝多在土灶中以炭火
加温煮茧索绪，"缫丝之法，以大锅盛清水，候其沸，加入荞灰汁，调匀，乃置茧于中，
约煮半时，将茧翻转，再煮一二刻，视其茧软，壳外浮丝松散，则茧熟可缫矣"。这种煮
茧方法温度难以控制，并容易造成生丝纤度不匀净的毛病，不适应近代机器丝织业的要
求。最早对手缫丝煮茧技术加以改进的是陈启源，他在继昌隆缫丝厂安装了蒸汽机，其
作用是，"一、用来发动抽水器向外涌吸水入厂；二、煮沸水，并将沸水透过汽管输送到
各缫丝工作位去。尚未作过推动丝縆自动旋转的用途"[14](p786)。继陈启源后，广东顺德、
新会、南海等地也出现了技术改进的缫丝工场，如顺德的缫丝工场"由炭火改为蒸汽热水，
俨如汽机缫丝厂焉，其所不同者，惟缺乏机械与转动车轮缫丝，此无疑受汽机缫丝影响
所致"[5](p53)。新会、南海等地涌现出了数百家手工缫丝厂，"其大厂有用八、九百工人
者，大率以四、五百人为多"[5](p356)，并由炭火煮茧改用蒸汽锅炉热水，称"汽喉踩縆
"[15](p909)。
旧式磨粉业的主要工具是石磨，上下两片，大小不一，厚度不同，家庭磨粉工具较小，
以人力即可推动，俗称手推磨，作坊石磨较大，必须以牛、驴、骡等牲口为动力，称畜
力磨坊，主要加工小麦、玉米、小米、高粱等粮食作物，加工能力的大小受到生物动力
的限制，扩大规模只能依靠多喂养牲口，既不经济，又不卫生。因此，如何打破生物动
力的瓶颈制约，成为磨坊手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设立于 1878 年的天津贻来牟磨坊标
志着旧式磨粉业技术变革的开始，"这家磨坊是用蒸汽机带动石磨，其他工作仍靠人力
"[16](p8)。1902 年的无锡保兴面粉厂也是以 60 匹马力的引擎带动四只法国链子石磨
[17](p42)。据现有资料，在 1878～1913 年间开办的以蒸汽机带动石磨的机器磨坊约 26
家[16](p14-15)。1914 年后随着民族机器工业仿制引擎和电力技术的普及，机器磨坊业得
到进一步发展，如 1930 年，天津以磨杂粮为主的磨坊计 208 家，其动力使用情况如表 2：
表 2 天津 208 家磨坊动力变迁状况表[18]
年代 磨 碾 总计 畜力
畜力 电力 合计 畜力 电力 合计 畜力 电力 合计 磨坊%
1925 108 132 240 40 57 97 148 189 337
1926 60 220 280 32 80 112 92 300 392
1927 31 283 314 20 112 132 51 395 446
1928 10 370 380 14 145 159 24 515 539
1929 8 422 430 14 166 180 22 588 610
1930 8 440 448 14 171 185 22 611 633
表 2 说明，1925 年的磨坊中畜力碾磨占所使用碾磨的 %，到 1930 年，这一比例下降
到 %，使用畜力的碾磨共 22 盘。畜力磨坊的存在并非由于磨粉业者的保守，"所以仍
使用骡力者，非对电力之功用有所怀疑，实因此种牲畜不能得较好之利用也"[18]。正是
由于电力磨坊的生产效率为业者所普遍接受，因此到 1925 年北京的旧式磨坊业中已经"
装设电磨者闻有 30 余家，现（1926 年）已增为 50 余家，且正在装设者亦有数家"[19]。
在京、津两地的影响下，1926 年保定也设立了福和火磨公司，该公司"资本 2 万元，工厂
在保定南门外，动力亦用蒸汽石磨一具"[20]。根据现有材料的统计，从 1878 年至 1936
年，民族机器业经营的机器磨坊和简易小型面粉厂共 136 家[16]，加上天津以磨杂粮为主
的电动磨坊，总数达到了 368 家，它们在技术上介于机器面粉厂和土磨坊之间，既不像
早期面粉工厂那样以原动力带动钢磨，也不是像土磨坊那样以生物动力推动石磨，而是
以原动力带动石磨，处于从土磨坊向大机器生产过渡的中间阶段。
传统榨油业的生产工艺更加复杂，但关键工序是碾磨、蒸煮和压榨，即将用于榨油的原
料碾磨成碎粉后，入蒸锅蒸煮，然后倒入"榨"内，以木楔式方法压榨。如 19 世纪 70 年
代一位西方旅行者所见汉口附近的榨棉籽油，"先用大石磨把棉籽碾碎（这种石磨直径大
约 5 英尺，在一圆槽上转动，磨槽的中心有一木桩，木桩上连着一旋转磨石的杠杆，把
杠杆的另一端系在牛的身上，取得动力），再把碾细了的棉籽装入粗麻袋内，放在一个大
沸水锅上蒸过之后，再倒入榨油机的圆形模子里，榨出油来"[5]。广东梅录博茂村的榨花
生油分为 12 道工序，所用工具与汉口附近的榨油坊稍异其趣，如将原料磨碎的石磨，"
即普通磨麦之磨，惟磨齿略粗、孔略大，圆径 5 尺 5，直径 7 尺，以漏斗堆花生于孔，使
两工徐挽之"，然后将磨细的"纯米"入桶蒸煮，取出后打入"笊箍"，放进木槽加以压榨
[21](p323)。旧式油坊这种细致的分工，为现代技术的局部利用提供了广泛的余地，既可
革新压榨方法，也能以机器带动石磨，或用蒸汽加热取代传统炭火蒸煮。旧式油坊中移
植现代技术的最早记载是营口的豆油坊业，1896 年营口有旧式油坊 30 余家，不久，英商
太古洋行设立了一新式油坊，用蒸汽机将黄豆压碎，以手推螺旋式铁榨榨油，"当时华商
怡兴源（1899 年）、东永茂（1901 年）见新式榨油法之效率比旧式压榨油为大，亦相继
改用新法。迄日俄战争，营口已有新式机器油坊 4 家，旧式油坊 22 家"[22](p649)。营口
新式油坊的影响播及到了大连，天兴福业主邵乾一于 1903 年在大连设立了天兴福油坊，"
以人工汽锅，人工轧油，双马拉压坯，分昼夜两班生产"[14](p732)。"1908 年初计有厂坊
8 家，同年又陆续增设了 10 家，这 10 家厂坊所采用的是铁制螺旋式压榨机，而不是石磨，
并用油力或蒸汽机代替了驴和骡子。"[22](p658-659)民国以来，局部改用现代技术的旧式
油坊进一步增多，如辽宁安东，"华商旧式油坊，亦皆改良用机碾新法，向习旧法已属隐
灭"[5](p378)。山东周村在 1914 年以前，"均为旧式木榨，磨豆工作，完全使用牛力，自
民国 13 年（1924 年）振兴油坊改用机器磨豆后，周村原有油坊，遂相率换用机器"。河
北"扬柳青之油磨房，其一切设备虽皆旧式，然间有用较小之煤气机，或用电灯公司之电
力者"[4](p172)。
机器带动石磨的技术也被引进到其它传统工业行业，如江苏武进的豆腐制作业，"自电厂
兴，有以电力磨豆者，如张宏兴及东小河沿之姚宏兴皆是，以五匹马力之马达，运转石
磨一座，每日以一小时磨豆两石，供一日制品之用"[4](p78)。又如武汉槽坊，开始都是以
牲畜带动石磨，后来逐渐改用电磨，1927 年以前用的是土灶，以后改进为锅炉。这些都
表明了传统工业在"石磨＋蒸汽机"技术模式下的进步。
三
传统工业生产力的变革对中国近代工业化产生了一些积极效应：
其一，为民族机器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过去我们只强调手工业与民族机器工
业之间的竞争，而忽视了两者间的互补，事实上，两者间存在着多层面的互补，其中手
工业与机器生产中具有关联性的行业在产品市场上构成互补，就与近代手工业生产工具
的改良分不开，一方面，民族机器修造业对改良工具如轧花车、织布机、针织机等的仿
造有利于旧式工具的改良，另一方面，改良手工工具的广泛使用反过来又扩大了民族机
器修造业的产品市场，带动了民族机器修造业的发展。1897 年，民族机器修造业开始仿
制轧花车，最早为上海戴聚源铁铺，"随着轧花车的仿制，戴聚源铁铺亦逐步扩大发展成
为铁工厂"[11](p171)。"1900 年前后，国产轧花机的年产销量约二、三百部，1913 年达二
千余部。"[11](p177)产品市场的扩大促进了轧花车制造厂专业的形成，仅上海一地在 1913
年就有 17 家轧花机制造厂。针织机的仿造带动了针织机制造厂专业的出现，针织业是 20
世纪初年从国外传入的新兴手工业，其中以袜子为主要产品，最初使用进口德产手摇机，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货进口减少，民族机器业开始大批仿造手摇袜机，如上海邓顺昌机
器厂，"生产袜机，每月经常在 500 台以上"[11](p185)，到 1924 年针织机制造厂增至 39
家，"袜机销路活跃，每年约有万台以上"[11](p340)。手织机器尤其是脚踏布机的大量使
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机器制造业的发展。如天津织布机生产厂家最初只有少数
几家仿造脚踏机，到 1929 年增至 15 家，产品主要行销高阳一带[13](p48)。上海民族机
器业在一战前后几年开始仿制天津式和日本式脚踏铁木机，"织机制造厂有江德兴、宣东
兴、东升、天利成、东华、泉兴昌、三星等数家；专营修配，不制造成台织机的复有一、
二十家"[11](p270)。潍县新式手织业的兴起也带动了本地机器制造业的发展，该县"织布
所用的织机，是铁轮木架的铁木机，又有脚踏式和手织式两种。……此种脚踏机每具价
值七、八十元，大都是本地做的。潍县现有机器制造厂 11 家，每家制造织机七千台以上
"[23](p130-131)。
手织工具的改良大大提高了手织业对机纱的消费量，据方显廷统计，1913 年全国棉纱消
费量中，手织机占 %，到 1930 年，虽然电力织机消纱量增长了，但手织机消纱量
仍占到 %[24](p275)。另据严中平估计，1934 至 1935 年，全国棉纱消费量 万
公担，其中手织业消费 318 万公担，手织业占全国总消费量的 55%[25](p265)。两项估计
虽有所不同，但手织业消纱量占主导地位则确定无疑。这在客观上为民族纺纱业的发展
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大生纱厂的发展是民族机器纺纱业得益于手织业进步的成功个案，"
大生纱厂的诞生及其发展，是适应了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对于机纱日益增长的需要。当
地农民之所以接受机纱，当初并非是作为廉价的消费品，而是作为价廉质优的原料。在
较长一段时间内，大生纱厂简直可以说是与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共存共荣"[26](p65)。因
此，可以说，手织机的改良及其对机纱需求量的急剧增长为民族机器修造业和民族机器
纺纱业的发展提供了市场条件。
其二，促进了乡村手工业经济区的发展。手工工具的改良提高了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增强了手工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了一批乡村手工业经济区的发展，如河北高阳、
宝坻、定县，山东潍县，江苏通海手织布业经济区，浙江平湖、硖石手工针织业经济区
的兴起，都离不开手工工具的进步。"宝坻手织工业之兴起，即系受新式织机及洋纱输入
之影响。"[27]高阳和潍县区内改良织机的应用极大丰富了土布品种、提高了土布质量，
高阳"最初制品仅有 16 支纱织成之白粗布、粗斜纹布两种，宣统二、三年(1910～1911)间，
添用 20 支及 32 支纱织标布、市布、细斜纹布、提花条子布、被褥被面等。民国元年更
添用 42 支纱织造爱国布及各种袍料，民国七、八年间更添用人造丝织各色提花缎（俗名
法麻缎，花色极繁）"[28]。潍县铁木机"能织白粗布、纹帐布、斜纹布、线呢、哔叽及各
色提花布、白细布等。"同样，定县在清朝末年"于引进机纱之外，定人复将投梭改良为
拉梭式，生产力增加一倍，民元以后，又输入铁轮机，纺织两方面技术上的限制，得此
解除，定县织业，方能迅速发展"[29]。浙江平湖针织业经济区的出现得益于民族机器工
业对手摇袜机的成功仿造。1910 至 1911 年间，平湖商人"高姓见社会上需用洋袜日多，
遂向上海购制袜机十余架……至民国元年，添购袜机数十架，设立光华袜厂"，由于销路
好，利润高，到 1926 年左右，平湖城乡袜厂达 30 余家，"所有大小袜机，现在约近万架
"[30]。因此，没有手工工具的进步，上述若干手工业经济区的出现和发展是不可能的。
其三，有利于传统工业向大机器工业转化，丰富了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的选择。生产工
具的改良、"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是一种介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中间技术，改良的
生产工具虽然仍使用人力为动力，但却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加深了业主对先进技术的
认同，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利用原动力。"石磨＋蒸汽机"的技术模式是在传统
技术基础上嫁接现代技术的尝试，经过一定时期的积累，"石磨"也可能转化为"钢磨"，这
一时期的资金积累和技术积累对传统工业向大机器工业的转化是十分必要的。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机器修造、手工棉织、丝织、针织等业便出现了向大机器工业的过渡。据调
查，1929 年天津机器修造业中以制造织布机为主要业务的 15 家工场中，"计有 8 家，已
渐次利用电力，其马力约自 3 至 8 之间"[13](p47)。上海民族机器修造业中有一批场坊经
过手摇车床时代后开始使用原动力，到 1920 年 114 户机器厂中改用原动力的企业共 81
家，占总户数的 70%，具体情况如表 3：
表 3 1920 年上海 114 户机器动力设备状况[11](p304)
附图{图}
使用铁木脚踏机的手工棉织工场也逐步向大机器生产转化，如 1929 年的常州织布业中，
"纯系铁机者，惟大纶、利源，广益则铁机与铁木机混合皆用。振兴、永成则专用铁木混
合机，此皆专用电力汽力为原动力……余如东定乡之大文、西定乡之协源、政成乡之益
勤，亦皆为铁木棍合机，原动力均用电力，协源则兼理浆纱营业。大势所趋，原动力之
用人力者，将尽改为电力汽力矣"。据 1931 年对上海的调查，"有普通机制洋式布厂主 48
家，以木架铁机为主要设备，每家十余架至一百数十架不等，而以 30 架至 40 架为最普
通，其中用人力者半，用电力者半"[31](p94)。又据南京国民政府 1934 年对上海、江苏、
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北、山西等七省一市小规模染织厂的调查结果，计 415 家
工场，共使用电力织布机 11208 台，手织机 11886 台[25](p301)。
手工丝织业集中的杭州等地在 1920 年代前后伴随着向机器生产的过渡而重新焕发生机。
如民元设立的杭州纬成公司，最初从日本引进手拉机 10 台，至 1920 年手拉机增至 300
台，1926 年购置电力丝织机 13 台，开始向动力丝织厂转化。虎林公司于 1914 年开业时
也是仅有手拉机 10 台，至 1920 年发展到 200 台，1924 年开始添制电力丝织机 24 台
[32](p143～146)。这些丝织厂尚未完全过渡到机器工厂，大多是手拉机与电力丝织机并
存。1927 年，杭州丝织业中共有木机 1000 余台，手拉机 6000 多台，电力机 3000 多台，
到 1936 年，电力丝织机增长到 6200 台，手拉机下降到 800 台，木机减至 500 台[33](p186)。
电力机在丝织业设备中占据主导地位，但尚未完全取代手工织机，依然处于由旧到新的
过渡状态。苏州也出现了手工丝织业向机器丝织业的过渡，如创办于 1920 年的东吴丝织
厂，起初生产设备只有 20 台铁木手拉机，经过几年的发展，逐步淘汰了手拉机，改换"
武林"式铁木合制电力织机。从 1929 年开始，两年间增加了电力机 34 台，同时酌留手拉
机若干，备作传统产品的生产[34](p101～104)。手工丝织业较为发达的其它城镇如湖州、
盛泽、宁波、安东等地也开始了向机器生产的转化。针织业中也出现了手摇袜机与电力
袜机并用或"织袜全用人力，其它工作则辅以电机"的过渡现象[31](p66)。
传统工业生产力变革及其所产生的积极效应，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中国近代工业化道路问
题。过去学术界对直接引进外国机器建立现代工业的移植型道路研究较多，对手工业向
大机器工业的过渡转化注意不够，这是有失偏颇的。一方面，移植型的工业化之路虽是
近代中国无法选择的选择，它在早期工业化过程中也确实起主导作用，但是，移植进来
的工业文明（包括外资在华企业）对传统工业主要采取一种摧毁式的取代，而其自身的
能量又无法完全吸纳失业的传统工业工人，从而遭到手工业者的抵抗，同时民族机器工
业又由于遭受外资在华企业的特权竞争，在一定程度上还需要利用传统工业的劳动成本
优势，使得移植型工业文明的扩展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的传统工业
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在工业化的进程中还会在一定时期、一定区域内存在，移植
的工业文明难以一下子全面代替工业生产中的手工方式，而只要手工业作为国民经济的
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没变，中国就不可能到达现代化的彼岸。因此，近代中国在移
植型的工业化道路之外，还必须对传统工业进行嫁接改造，走嫁接型的工业化之路，即
近代中国工业化应是一条二元工业化道路的结合，深入的探讨已不是本文的旨趣，对此，
笔者将有另文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