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刘宁宁
（辽宁大学 辽宁 沈阳 110036）
〔中文摘要〕本文在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动因、含义、形式、目标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对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基础及可行性、协调收益进行了研究，说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参与其中的国家会从政策协调中获得收益。欧洲经货联盟的创立及实践对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做出了新贡献。
〔英文摘要〕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meaning, forms, targets and causes of international macro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On this basis, it goes on to study theory foundation, the possibility and the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The results tell us that it is beneficial to coordinate national policies among governments. The emerge of EMU and the its practice contribute to this theory.
〔关键词〕宏观经济政策 协调 博弈
〔研究领域〕：国际经济学
一、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动因
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国际经济学中的主要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不同的经济体越来越相互依赖，所有国家都是相互依存的。在封闭经济条件下，一国可以忽视经济政策的外部性，它能够通过调整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实现国内外经济的均衡。而如今，全球化带来了新的变量（如汇率的稳定或避免贸易失衡）、新的媒介变量（资本流动，进出口）、和新的工具（贬值，不同的贸易政策和外汇储备方面的政策诱导的变化）。这些新的工具，及那些在封闭经济中运用的变量，会对国内外均产生影响。这意味着外国政策的选择会对本国经济福利产生重要影响。从理论上说，在纯粹的浮动汇率条件下，汇率的完全自由波动可以隔绝经济震荡在国际间的传导，因而一国的宏观政策效应不会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状况，于是也就不需要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但是纯粹的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是不存在的，各国都在运用宏观经济政策优先保证实现内部均衡，进而对其国际收支和货币汇率水平产生影响。
政策协调的主要动因源于国内独立的政策会对他国产生潜在的溢出效应。这些溢出效应会导致他国不利的经济后果。例如，一国为降低通货膨胀而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使汇率上升，从而使他国进口价格上升，而对他国未来的通货膨胀产生不利影响。随着贸易壁垒的不断降低，技术进步的提高，资本和劳动力流动性的加强，世界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溢出效应问题显得越来越重要。不断的一体化导致世界经济间宏观经济冲击更迅速地传播。像亚洲危机及其对世界的影响进一步说明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重要性。
根据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文献，对政策协调的原因有如下论述：1．使国际相互作用的收益最大化，同时，使缓慢变动的约束（crippling restrictions）的成本最小化（Cooper 1968） ；２．考虑国际间相互联系，修正国内政策，以获得共同受益（Currie 1990）；３．通过浮动汇率使国内经济免受外部冲击（蒙代尔－弗莱明模型）；４．蒙代尔－弗莱明两国模型，包括本国和外国，假设静态预期和完全资本流动，证明了本国的货币扩张对外国有负的溢出效应（外部性）。
当存在溢出效应时，各国达成协议，同意追求协议中能够促进各国福利的经济政策，这时，政策协调就会出现。这就要求各国要特别考虑其政策对它国的溢出效应。在国际经济中，各国政府主要有两种简单的政策决策形式，尽管还有很多其它的可能性。一是各国政府独立决策，假定他国的决策是给定的。这种政府行为称为纳什非合作模型。在这种没有政策协调的时候，每个国家忽视这些外部性，而寻求各自的福利最大化。所有的国家都独立行动，最终的结果是纳什均衡，这个均衡是帕雷托无效率，这就促使各国协调其政策。另一种国际经济政策博奕的简单解是合作。这时各国政策制定者，局中人，协调其决策。他们降低差异，追求共同利益，以避免帕雷托无效率的结果出现。
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含义
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经济学界有不同的定义。Wallich（1984）把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定义为国际经济一体化中各国经济政策相互调整的过程。这一定义较为宽泛。Kenen（1990）认为，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是一种政府间明确的经济合作形式，是参与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一致的过程和彼此在政策执行上所遵守的承诺和约束。Webb（1995）指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单方面实施宏观经济政策的政府间就相互不同的政策目标协调统一，并就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工具和实施路径统一设计的行为 。因此，可以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从狭义上定义为指各国在制定国内经济政策的过程中，通过各国间的磋商、谈判等方式来对某些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共同的设置，或各国充分考虑国际经济联系，有意以互利的方式调整各自的经济政策。对于单个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政策也许并非最佳的政策选择，但是却能够实现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从广义看，凡是在国际范围内能够对各国国内宏观经济政策产生一定程度制约的行为均可视为国际间政策协调。通过政策协调，可以避免负外部性；可以取得与目前经济形势相适合的政策组合；一致的和共同加强的宏观、微观经济政策会有利于整体经济运行。
依据进行政策协调的程度，国际间政策协调可由低到高分为六个层次。第一，信息交换的政策协调。它包括：定期的政府间的信息交换、协商和宣布政策意向。各国政府相互交流本国为实现经济内外均衡而采取的宏观调控的政策目标范围、政策目标的侧重点、政策工具种类、政策搭配原则等信息，但仍在独立、分散基础上进行本国的决策，在政策执行中各行其是。第二，危机管理的政策协调。危机管理指针对世界经济中出现的突发性、后果特别严重的事件，各国进行共同的政策协调，对国家政策作重大修正，以缓解、度过危机。这些特殊的政策以暂时的协议为基础。第三，避免共享目标变量的冲突。即是指两国面对同一目标采取的政策的冲突。国家间的竞争性贬值就是典型的形式。第四，合作确定中介目标。各国就某个中介变量作为政府协调的共同目标。国内一些变量的变动会通过国家间的经济联系而形成一国对另一国的溢出效应，因此各国有必要对这些中介目标进行合作协调。第五，部分协调。是指不同国家就国内经济的某一部分目标或工具进行的协调。一组国家自愿采用某一特定的政策原则，如金汇兑本位制，关贸总协定的贸易原则；IMF体系，欧洲货币体系中汇率机制的成员国的协调原则；欧洲经货联盟(ＥＭＵ)内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协调等。他们最初进行政策协调，达成协议，制定原则，之后按照原则独立地行动而不需要再谈判。第六，宏观经济政策的全面协调。是指将不同国家的所有政策目标、工具都纳入协调范围，从而最大限度地获取政策协调的收益，实现联合福利函数最大化。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ＭＦ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更为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他的开放经济下的两国模型也分析了两国经济的相互依存性及政策的传导效应。相互依存意味着一国政策当局要实现自己的目标就必须与其贸易伙伴国采取的政策协调一致。还有博奕论在经济政策理论中的大量应用。
三、国际宏观经济协调的目标
一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是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目标则是，在考虑本国宏观经济目标的同时，实现共同福利最大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来，在一个较长的时期， 经济政策协调的目标主要是经济大国之间达成某种货币与财政政策临时的默契，是发达国家相互的经济政策在短时期内不至于冲突太大，政策的负面效应不至于对世界经济产生巨大的危害。到了20世纪80年代，经济政策协调的目标想更深层次发展，即通过对财政和货币政策长期、持续的调整，消除各国之间经济结构、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的不平衡，使得协调整体的经济周期能够同步，是各国采取紧缩或扩张的需求一致。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制裁的协调目标，将不再是出现经济危机时所采取的唯一应急措施，而是成为针对各国经济发展状况采取的一致的对策。随着协调目标的深化，协调的氛围也从流通领域扩展到了生产领域，深入到经济生活。而且通过宏观经济政策的挑战，影响物价、就业、经济增长，实现对社会再生产的调整。这也是国际经济协调进入更高阶段的一种表现。 但是协调的目的是为各国经济体系的发展创造一个平稳竞争的环境，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各国经济发展的手段。欧盟的经济货币一体化就是一个很好的政策协调的实践。
四、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基础-国际相互依存理论
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关于政策协调的文献并不多见。其中比较重要的早期研究的文献是尼汉斯（Niehans, 1968）、库伯（Cooper，1968，1989）和哈马达（Hamada,1974,1976,1979）的著作。他们奠定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的基础。80年代以后，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理论和实证文献。
对国际经济相互依存问题进行研究较为权威的要数美国学者理查德·库伯（Richard Cooper），他是该理论的开拓者。库伯在其著作中（1968，1969）提出了国际相互依存的理论，并分析了没有政策协调的后果。他在其著作《相互依存经济学：大西洋共同体的经济政策》（The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Economic Policy in the Atlantic Community）（1968）中阐述了其国际相互依存理论。
国际相互依存理论的主要内容是：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其它国家的发展和政策；一个国家的发展和政策又影响到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相互依存分为对称与均衡的依存。他提出了相互依存的定量指标，把一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进出口贸易所占比重以及两者的发展速度之比作为相互依存的数量值指标。库伯建立一个了简单的模型，是固定汇率及相对价格不变的对称依赖性经济。他的分析主要针对政策协调的收益以及这些收益怎样随经济依赖的程度而变化，而且随着对外开放程度与资本流动性的提高，依赖程度也会加深。库伯的主要结论是：由于波及效应还随着经济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而增强，分散（非合作）经济的政策效力会减轻，从而经济政策协调显得尤为重要。在其模型中，政策效力的减弱在那些需要较大干预的领域暴露出来，减弱度恰好等于那些目标向其期望值移动的速度。所以，相互依存的加深，意味着要么忍受更长期的经济偏离均衡，要么为干预付出更高的代价。国际相互依存理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产生，它不仅包含了经济因素，还包含了政治因素。Cooper(1968) 研究了固定汇率制度下，国际间货币政策策略相关性的问题，并认为由于国家间经济联系的加深使一国实现本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难度加大，缺乏国际间的经济政策协调将会代价高昂。
Cooper（1969）利用短期汇率多国模型比较了两种形式的协调。一种是内部协调；Cooper把它定义为“各国的财政和货币当局同时关心国民收入和利率的决定……，但他们不关心其它国家的这些变量的值”。另一种是完全协调；政策制定者在使用其政策工具时考虑其相互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每一种政策工具都与受其影响的所有目标变量有关。库伯利用一系列数量模型对每一种协调进行了两种变量分析：支出变化和资产偏好的改变。
他的结论是：政策制定者之间缺乏政策协调（1）拖延了国家目标的实现，如充分就业和目标增长率（利率目标）；（2）增加了国际储备的需要。 同时它还发现，随着国际相互依存度的增加，达到目标的延迟和对国际储备的需要都随之增加。
Buiter和Marston(1985)指出，由于外部性和公共产品的存在，一国的政策行为会对另一国产生溢出效应，这种溢出效应可能来自财政、货币、税收、贸易、产业政策的变动，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是必须的。然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有着负面效应，如Vaubel(1983)指出，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减少政府间的竞争，如果政策协调失误，将增大其失误的成本。
五、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可行性研究
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理论说明了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博弈论（The Theory of Game）则揭示了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可行性理论。随着国际经济相互依存的加深，博奕理论逐步引入该领域。博奕理论模型表明，在有重大溢出效应时，合作行为可以导致帕雷托最优结果。最早将博奕论引入宏观决策分析和国际经济政策协调领域的是施希托夫斯基（Scitovsky）和哈里·约翰逊（Harry Johnson）,他们于1942年和1953年分别撰写的有关贸易关税与报复的文章，就是较早从博弈论的角度对国际贸易冲突进行的一种探索性分析，查理·库伯在其1968年发表的专著中也对欧共体的经济政策协调做了策略性的分析。70年代日本经济学家哈马达（Hamada,1974,1976,1979）对货币领域的国际协调进行了策略分析。在他的著作里，协调博奕被定义为政府使其福利函数最大化。非合作博奕是政府在假定他国政府行为已知的条件下使自己的福利函数最优化。这个简单的动态博奕为：
Min L j ＝ w j ( x j , uj , u i )
条件是
x j ＝ f (x j , uj , u i )
在这里，x是国家变量向量；
u是控制变量或政策工具向量。
在非合作均衡中，政策制定者是局中人，每个局中人都假定其他局中人的政策工具是已知的，而使自己的损失函数最小化。均衡可以通过解决第一序列条件（the first order conditions）获得：
对于所有的 j
假设所有国家都是对称的，他们会选择同样的政策工具路径，所以设定u j = u i在第一序列条件下取得纳什均衡，将其代入损失函数可以得出纳什损失。 在合作均衡下，每个国家似乎将国内政策主权交给了单个“局中人”，这个“局中人”假设具有功利的社会福利函数。 “局中人”会使其损失函数和最小化（aweighted sum of their loss functions），即政策工具将满足下列第一序列条件：
再将u j = u i 代入上述第一序列条件，得出效率均衡，将其代入损失函数，得出效率损失。效率均衡只有在局中人都致力于有法律约束的协议时才能获得。在这个简单的框架下，可以看到，每位局中人在合作解中的损失函数比在纳什均衡解中的损失函数小。
在相互依存的世界中，政策制定的博奕被很多重要的学者所认识。除哈马达（Hamada, 1974,1976,1979）外，还有大量作者，像奥笛兹和萨克斯（Oudiz & Sachs, 1984），坎佐尼里和格瑞（Canzoneri & Gray, 1985），米勒和萨尔曼（Miller & Salmon, 1985），库瑞和列文（Currie & Levine, 1985），坎佐尼里和汉德森（Canzoneri & Henderson, 1991）等也在研究中运用了博奕论，将第一代博奕论引入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理论中。他们将注意力集中于政策协调可产生的解优于各方独立行动时会产生的解的可能性。
坎佐尼里和汉德森（Canzoneri & Henderson）于1991年对国际战略相互作用的分析中出现的博奕论进行了非常系统和详细的阐述。
首先他们描述了宏观经济两国模型，本国和外国；每个国家生产自己的产品，货币政策是有效的，福利由就业和通货膨胀目标来定义。政策的外部型通过进出口交换比率来表现，贸易平衡的正变化（意味着另一国的负变化），降低进口价格和增加通货膨胀。
然后，他们分析了宏观经济调整的一次性博奕。他们考虑了世界经济的两种变化：世界生产力的变化和世界需求从外国商品转移到本国商品。对于每一种情况，考虑了四个均衡：纳什均衡、斯坦科贝尔格领导均衡、固定汇率均衡和效率均衡。他们的结论是：维护主权的政策制定者的非合作行为没有使外部性内部化。如果政策制定者合作，并且利用政策的溢出效应为他们的共同利益服务，他们都会得到福利改善。他们还证明，政策制定者在合作解下有欺骗的动机，这会破坏此合作解的信誉。
第三，他们在模型中加入第三国，研究政策制定者的联盟。他们把其中一国称为欧洲，然后将其分为两个不同的经济体，形成联盟对抗另一国—美国。罗格夫（Rogoff, 1985）提出第三国效应会使合作达不到预期目标。坎佐尼里和汉德森（Canzoneri & Henderson, 1991）表明的是，如果联盟内支持合作的机制允许一个很强的承诺程度，合作不会达不到预期效果。
第四，他们进行了重复博奕分析。补（赔）偿战略(Quid pro quo)采取中间触发机制(intertemporal trigger mechanisms)，对前期反常行为进行惩罚。这个思想不是坎佐尼里和汉德森首创，巴罗和高登（Barro & Gordon）在1983年讨论国内博奕的文献中首次介绍了触发机制(trigger mechanisms)。坎佐尼里和汉德森想要验证的是，在无限重复博奕中运用博奕论观点的有效的非合作结果的可能性，按照政治学家的观点，论证政府间多次或反复博奕的联系允许拥有政治主权的政策制定者通过补偿安排取得有效结果。他们得到了预期的结果。当博奕无限重复，未来不是过去的预期时，触发机制总是支持有效的结果。他们还将不稳定性引入模型，寻找不完全信息下博奕的信誉均衡。
最后，他们分析了超国家机构的双重作用。（1）一方面，一次性博奕的分析导致了主权政策制定或非合作政策的悲观观点。在这种情况下，超国家机构的作用是通过加强政策制定者间的合作协议来增进结果。（2）另一方面，对具有不断的收益的重复博奕的分析得出主权政策制定者的乐观观点。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有超国家机构来加强政策制定者的协议，因为他们自己会取得有效的结果。 超国家机构的作用是提供一个论坛，在这里政策制订者可以聚在一起，就某个特别的福利改进解进行协调。
他们最后的结论是：“几乎没有人质疑政策制订者的战略行为的必要性。但是对于合作的必要性和政策制订者协调以取得好的纳什解的必要性还存在争议。按博奕论的观点，没有解决的问题仍然与政策制订者做出的可信任的承诺的能力有关”。
六、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收益分析
关于协调收益的实证分析主要用下列两种方法。第一种利用以大型多国模型（large scale multi country model）为基础的模拟技术。这些模型以主要国际溢出效应的经济计量为基础。这种方法比较了最优合作与最优非合作政策，从而获得合作政策的潜在收益。第二种方法利用仅仅包含几个公式的小型理论模型对合作和非合作的不同结果进行分析。在这个方法中，参数值是加入模型中的，而不是用经济计量学进行估算。这两种方法都对在独立的政策行为假设下所获得的经济福利与合作的福利结果进行比较。
首先运用实证宏观经济模型对政策协调潜在收益进行估算的是奥迪兹和萨克斯（Oudiz & Sachs,1984）。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运用政策乘数及静态博奕理论来测量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收益。他们估计了G3国家（美国、德国、日本）潜在的福利收益，假设20世纪70年代协调了他们的宏观经济政策。这是通过计算每个国家与静态纳什均衡相一致的最优政策与合作解相比较得到的。一般来说，福利收益是很小的，每个国家估算的收益大约为每年GNP的% 。奥迪兹（Oudiz, 1985）检验了欧洲货币体系各国间政策协调的收益，发现其中的收益占国民收入的1%。之后的分析支持这一发现。如休斯·哈雷特（Hughes Hallett 1986，1987）运用了动态决策估计了美国、欧共体和日本政策协调的潜在收益大约为GNP的%he %。曼森（Masson，1992）、坎佐尼里和明福特（Canzoneri和Minford, 1989）的研究，以及以数字模拟为基础的几个模型，如MSG (McKibben-Sachs Global), Mutlimod (IMF)，Interlink (OECD)，都表明国际经济政策协调的收益很小。
在相类似的研究中，库瑞和列文（Currie & Levine, 1985）使用了两国家模型，包含18个公式，溢出效应是持续的，两国经济完全对称。米勒和萨尔曼（Miller 和Salmon, 1985）使用了更为简单的模型，每个国家只包含三个公式。他们最后测定的结果收益依然很小。泰勒（Taylar, 1985）估算了七个经合组织国家的价格-产出方程体系的简化形式（每个国家两个方程），然后根据不同的策略，将产出与过去的价格水平和产出水平联系起来， 选择一个政策规则的参数，是产出和价格目标的方差最小化。从中可以看出，美国的需求对其他国家有影响，而德国、法国、意大利之间则有很强的相互作用。但对美国与德国来说。这种收益比其他国家要小。
但是，McKibbin(1997)指出，合作的收益会很大，如果对不确定性进行考虑的话（如不对称信息、真正的经济运行方式的不确定性、政策制定者政策选择的不确定性等）。库瑞和列文（Currie、Levine & Vidalis, 1987）研究表明，政府的信誉非常重要，它可以导致更大的协调收益，并增加协调的相对价值。然而没有信誉的政策协调也许没有收益。这项研究是以使用完全最优政策（fully optimal policies）来计量完全信息下潜在收益的大小。
虽然实证分析证明协调收益很小，但是，与非合作相比，合作政策的潜在收益已被广泛接受。在不完全信息条件下，政策机构需要协调彼此对世界如何运作的看法，这一点与经济政策协调本身具有近似同等的重要性。这表明，在国际间的经济传递机制方面，国家之间信息的交换会产生巨大的裨益。信息交流可以增进相互了解，有利于再政策目标、工具上达到共识，交换的过程是双方获得潜在的利益。此外，政策协调还可以促使政府树立信誉，减少动态不一致性，这种信誉的积累也为政府间多方面的合作奠定了基础，而这种收益是无法在模型中具体体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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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杨照东、王劲松，《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理论研究综述》，《经济学动态》2004年第2期，7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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