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贸易理论的新拓展 ——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吸纳 洪联英/罗能生 【专题名称】外贸经济、国际贸易 【专 题 号】F52 【复印期号】2007年04期 【原文出处】《财经理论与实践》(长沙)2006年6期第6～11页 【英文标题】New Development of the New Trade Theories Hong Lian-ying, Luo Neng-she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Trade, Hunan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79, China) 【作者简介】洪联英(1972-)，女，湖南怀化人，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制度创新与贸易发展。湖南 长沙 410079 罗能生，湖南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湖南 长沙 410079 【内容提要】中间产品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方式，但它与主流贸易理论发生了偏离。这促使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吸纳。该文梳理了相关文献，对从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激励机制理论和控制权授权理论来拓展国际贸易理论的新成果，进行了归纳和评述，说明了当前该领域的研究动态。这一研究成果表明：人们思考国际贸易的方法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为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新贸易理论进行了有力补充和完善；为全球化新条件下我国国际贸易和企业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现实启示。 Trade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ways to the growth of international trade, but it has deviated from mainstream trade theories. This encouraged H-K new trade theories to combine with modern firm theories. Based on related literatures, this paper summaries and surveys the newest research findings from transaction costs theory, property rights theory, incentive systems theory, and delegation of authority theory, so that illustrate the current research perspectives on this subjec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thinking method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re fundamental changing, and they provide theoretical base for the research of firm behavior and complete and perfect the existing new trade theories, and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realistic enlightenments for the devel- op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rms in our country under global conditions. 【关 键 词】中间产品贸易/新贸易理论/现代企业理论Trade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New Trade Theories/Theories of Modern Firms
中图分类号：F7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6)06-0006-06 一、中间产品贸易对新贸易理论的偏离 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与生产非一体化的迅猛发展，贸易模式更多地转向以中间产品为载体的公司内贸易或公司间外包贸易，中间产品贸易已成为一种新的经济现象。 Feenstra & Hanson(1998)使用投入产出表推测了美国的中间产品进口量，发现美国中间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例从1972年的%增至1990年的 %。[1]Campa & Goldberg(1997)对加拿大、英国 （但日本例外）的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论。[2]Hummels, Ishii, Yi(2001)与Yeats(2001)的研究都表明，国际贸易中零部件贸易比最终产品贸易的增长要快得多。[3]在这些中间产品贸易中，美国商务部门 (The Business Press)强调了与跨国公司内部相关的国际外包贸易增长的壮观事实；Hanson, Mataloni, Slaughter(2003)记载了同样引人注目的跨国公司内部贸易增长情况。[4]Grossman & Helpman(2004)认为垂直专业化之所以会发生，就在于它背后快速增长的中间投入品、零部件和专业化生产服务的中间产品贸易。[5]Spencer(2005)则以1986～2003年中国制造业为例，说明其出口从1988年的390亿美元增加到2003年的3980亿美元中，加工贸易的出口比例从1988年的35%增加到2003年的57%，其中至少有25%的比例是股权式公司内贸易，其余约22%的出口贸易是属于公司间外包贸易。[6] 这些事实表明，中间产品贸易已经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重要方式。然而，由于这种贸易是国际贸易与国际直接投资相融合的直接结果，它既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相似的国家和地区，还可以发生在要素禀赋完全一致的国家和地区。换言之，中间产品贸易与主流贸易理论发生了偏离。在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框架中，虽然它并不像传统比较优势理论那样，把中间产品贸易作为国内的生产结构问题来处理，但它只是合理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产业内贸易，而对垂直型产业内贸易的完美解释则显力不从心。实际上，中间产品贸易主要发生在垂直型专业化贸易范围内，而不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中。具体来说，中间产品贸易对新贸易理论的偏离主要表现在： 其一，国际贸易的生产性与交易性。由于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高度一致性，中间产品贸易实际上就是以零部件、配件、组件及中间投入品等为载体的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或者说是这些生产要素在国际间的直接流动，它既体现了商品的生产属性，也体现了商品的交易特性。但在以H-K模型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中，生产要素是不可以流动的，没有中间产品的投入，生产技术不仅在每个部门内的各个品种间相同，而且在各部门间也相同，国际贸易活动只是最终产品的交易，因而商品的生产特性被忽视了。这从Krugman模型(1979,1980)、Helpman模型(1981)以及Helpman-Krugman模型(1985)的假设中就可以看出。[7]尽管在Either(1982)模型中，出现了中间投入品的生产，但他采用的是单要素假定，其生产函数类似于Krugman所使用的——只不过他用投入品M代替了劳动。而在后来的新贸易理论进展研究中，尽管也吸纳和扩展了Either的方法，将中间产品的投入置于模型假设之中，但都是采用了过于简化的假定条件，即以一体化世界经济作为参照物，并且都只是从产业层面上来考察贸易的原因、模式及其对福利分配的影响，企业只是作为一道简化的装置出现，企业内部组织方式、策略行为等都被简化了。因此，现存的
H-K贸易理论框架无法对国际贸易的生产性特征给予合理解释。 其二，契约的不完备性与不完全市场结构。中间产品贸易是垂直专业化分工的必然结果，准市场的交易环节加剧了交易过程的复杂性。在国际外包方式下，由于信息不完全、当事人的有限理性与机会主义倾向，契约条款描述的完备性、履约方式及违约处理等各方面难以做到事前明确，契约只能考虑到数量有限的变量，或者是与契约直接相关的变量，或者是那些“法庭”容易验证的变量，最终产品商和中间供应商之间很难签订一个完备的外包契约。即使在国际FDI形式下，最终产品商和中间制造商之间也同样面临着雇佣契约和激励契约等，这些契约也是难以对未来的偶然事件及其责任、权利做出明细规定，因而契约也是不完备的。然而，在现有的H— K贸易理论框架中，虽然突破了传统理论中完全竞争、规模报酬不变的假设，强调不完全市场结构、规模经济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使理论进一步逼近现实。但是，在H-K模型中，不完全市场结构是用厂商数目、产品差异化及价格变化来体现的，对于信息不完全这一条件却被简化了，更没有涉及到微观企业内部行为问题。因此，H-K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中间产品贸易中契约的不完备性。 其三，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内部性与外部性。随着国际生产的全球化发展，贸易活动越来越围绕跨国公司而展开。在母公司的控制下，最终产品商既可通过独资、控股、参股等股权式的一体化形式，也可借助于品牌、协议、分包、许可证等非股权控制的非一体化形式，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垂直一体化生产”(vertical integrated production)或“零散化生产”(fragmented production)。相应地，大量的原材料类中间投入品、零部组件类中间产品，将频繁地流转于各子公司、分公司或外包企业网络之间，从而产生了大量的中间产品贸易。显然，发生在“垂直一体化生产”方式下的中间产品贸易是典型的公司内贸易模式，体现了贸易模式的内部性；而在“零散化生产”方式下发生的中间产品贸易则是公司间外包贸易模式，体现了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即贸易各方之间都承担了关系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是介于企业与市场之间的中间形态，用 Spencer的观点来看，这种外包模式最好描述为合资关系(a joint venture)而不是市场关系(an arm's length relationship)(Spencer,2005)。[6]这两种贸易模式都不能简单地以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来区分。但在H-K贸易理论框架中，国际贸易是水平型产业内贸易模式，体现了与产业间贸易模式的外部性相比较的内部性质。因此，中间产品贸易模式的网络性和内部性与H-K贸易理论中贸易模式的性质发生了偏离。 二、新贸易理论对现代企业理论的吸纳 中间产品贸易与新贸易理论之间的偏离，客观上促进了新贸易理论不断改进理论假设，增强理论解释力，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表现在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上。近些年来，新贸易理论学者们尝试将跨国公司的行为分析纳入其分析框架之中，承认在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跨国公司行为会对贸易模式、贸易量、贸易结构以及社会福利都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依据产业组织理论和寡头垄断竞争理论提供了分析跨国公司为何出现的基础。[8]尤其是随着大量中间产品贸易现象的不断凸显，Mclaren(2000)开始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国际贸易模型之中，利用要素禀赋差异①和现代企业理论，解释了契约不完备条件下企业内贸易行为及中间产品贸易现象。此后，西方学者从不同视角对这一研究进行了探索，为新贸易理论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局面。从整体上看，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以下四个视角展开： 1.交易成本分析。Mclaren(2000)首先使用了一个简单的交易成本模型(USF-DSF
Pairs)，将企业组织理论融入国际贸易模型之中，分析了国际开放对垂直一体化的影响及其所产生的福利效应。[9]在模型中，他放弃了新贸易理论中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假设，引入了“市场厚度”(thickness of the market)的概念。他认为，最终产品商获得专业化的中间投入品，既可以通过叫价机制从市场上获得，也可以通过合并供应商从一体化内部获得，企业通过对市场贸易的敲竹杠问题(hold-up)与垂直一体化贸易的治理成本问题进行权衡。他强调这种权衡主要与市场厚度相关，即投入品市场厚度决定了企业组织方式和贸易模式的选择，从而影响贸易利得和贸易效率。尽管Mclaren将交易成本理论与市场厚度概念结合起来，但这一模型抽象掉了对最终产成品的影响，也忽视了一般均衡贸易模型中的要素禀赋差异特征。 Grossman & Helpman(2002)在Mclaren(2000)的基础上，把对垂直一体化与外包之间的组织方式选择发展到一般均衡、垄断竞争框架中，并考虑了最终产品行业的产品差异程度。[10]不过，在他们的模型中，网络性市场贸易是通过不完全契约而不是叫价机制来进行。这样，专业化零部件的生产成本是在讨价还价(bargaining)之前就是沉没的，通过利润分享形式，零部件的购买可在零边际成本上进行，最终产成品通过中间生产商选择供应的零部件数量受到限制。然而，由于这一模型是假定在封闭经济环境中进行，这就妨碍了对国际FDI与国际外包活动的全面考察。 不过，Grossman & Helpman(2005)将这一模型引入到一个两个国家、两个企（产）业的一般均衡的生产和贸易模型中，以市场厚度的外部性为特征，运用要素禀赋差异假设和交易成本方法，分析了在全球化经济中，最终产品生产商必须为企业外包出一些必要的服务或零部件，以及企业进行外包决策时必须要考虑的区位选择问题。[11]并利用这一模型检验了国家规模（用劳动力参数来表示）、外包技术（用定制模具样品的费用参数来表示）、搜寻技术、契约环境对外包行为及国际贸易模式、贸易增长的影响，从而说明垂直生产网络下企业通过国际外包方式获取专业化中间投入品的必然性。 评论：通过交易成本的分析方法，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条件下的一般均衡生产和贸易模型，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间产品的生产行为和贸易性质。但是，这一方法没有考虑生产组织的权力配置影响，因而对中间产品贸易的企业内部行为考察是很有限的。 2.产权理论分析。Antras(2003)首先将GHM财产所有权理论嵌入到一般均衡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根据所有权结构、要素密度和垄断竞争条件来解释国际贸易。[12]在解释美国23个跨部门的制造业行业贸易模式特征时，Antras遵循了Grossman & Hart(1986)的核心思想，认为专业化投入品的生产成本是非契约性的，最终产品生产商通过借助资本的前向性投资，能够消除贸易中的敲竹杠问题，解释了资本密集型商品多公司内贸易，而劳动密集型商品却多发生在市场交易中。[13]在解释美国28个跨部门的国家贸易模式特征时，他将局部均衡框架嵌入H-K(1985)模型中，将企业边界同国际生产选址结合起来，解释了美国与资本富裕国家倾向于公司内贸易，而与资本稀缺国家倾向于外包贸易，而且资本—劳动比率越高，美国与其附属企业之间的进口占美国总进口的比率也越高。不过，在这一模型中，最终商品是被假设为非贸易品，世界贸易都是中间投入品贸易。 在Antras(2003)的基础上，Antras & Helpman (2004)把Melitz(2003)的产业内异质性模型融入 Hart & Moore(1990)财产权模型中，建立了一个北—南国际贸易模型，根据企业生产能力水平选择所有权结构和供应商的区位，从而决定了中间投
入品的贸易模式。[14,15]他们认为，最终产品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是关系专用性投资(relationship specific investment)，并通过不完全契约来治理。在对供应商的区位选择时，最终产品商要在南方的较低可变成本收益与北方较低固定成本收益之间进行权衡；在选择贸易模式时，最终产品商要在垂直一体化所有权优势的收益与独立供应商的高能力激励的收益之间进行权衡。这样，均衡模式取决于要素禀赋差异、所有权优势、事后纳什讨价还价能力和总部密度技术。因此，高生产能力企业在外国一体化或外包获得中间投入品，低生产能力企业在母国外包。 Feentra & Hanson(2003)将GHM财产所有权模型应用到对中国外包贸易实践中，对产权理论分析方法进行了经验性应用。[16]模型根据1997～1999年中国加工出口的1位数SITC产品数据和企业类别的详细数据进行经验检验，发现在中国从事加工贸易出口的跨国企业，最普遍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外国企业至少拥有部分所有权，中方控制投入品采购权，这一结论支持了GHM所有权分析方法。 评述：由于考虑到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问题，通过产权理论方法建立起来的一般均衡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中间产品生产性质、贸易模式和企业组织形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在全球生产网络下，如何考虑非物质权力对企业间贸易模式和贸易行为的影响，对这一方法来说，无疑是个挑战。 3.激励机制分析。Grossman & Helpman (2004)首先将Holstrom & Milgrom(1991)多重委托一代理模型与Grossman & Helpman(2002)的企业组织研究相结合，纳入北—南国际贸易模型中，[5]研究了在垂直一体化方式和国际外包方式之间获取中间产品的权衡问题。认为委托人为了生产出异质性的最终商品，需要获取中间投入品，但投入品必须由拥有专有技术(know how)的代理人生产，这个代理人可以是雇佣经理，或者是独立的供应商。但无论哪种情形，代理人交付恰当投入品的能力都是不确定的，并与代理人的努力程度密切相关。如果委托人雇佣了代理人作雇员，他能监督到代理人部分多重任务中的努力水平，如果他雇佣了一个独立的供应商作为代理人，监督是不可能的。因此，垂直一体化方式的较好监督性与外包方式的高能力激励之间就存在一种权衡。激励机制分析表明，委托人偏好垂直一体化而不是市场契约仍是可能的。另一方面，由于供应商能够承担一些初始投入成本和生产不成功时的烂呆帐成本，同时引诱高水平努力所需要的必要激励成本要比雇佣经理小，因而委托人也会偏好外包方式。这样，模型较好地解释了垂直生产网络下存在着中间投入品、零部件和专业化生产服务的快速增长现象。 Feentra & Hanson(2003)在将GHM财产所有权模型应用到中国加工贸易的经验性检验工作的同时，也对比应用了Holstrom & Milgrom(1991)的激励机制分析方法。认为在价值增值较低或人力资本专业化投资水平较高时，在投入品搜寻比在加工过程中的激励问题更为敏感，因此，如果经营者报酬与所监督到的能力相称，工厂的所有权和投入品采购的控制权安排给同一方是有效率的。否则，应该分配给不同的两方。通过对人力资本专业化投资参数、外国企业纳什谈判权重参数以及合同不能实施概率参数的实证检验，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理论。 评述：尽管激励机制方法也是从财产所有权理论出发，但由于它考虑到外部选择的影响，因而在解释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对中间产品贸易性质和模式的影响方面，激励机制分析方法为新贸易理论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成为产权理论分析方法的一种有力补充。 4.控制权授权理论分析。Marin & Verdier (2002)在一个解释扁平化层级制度
(a flatter hierar chy)的授权模型中，[17]首先将Aghion & Tirole (1997)控制权模型进行扩展，[18]认为在不同生产方法反映到特定的竞争项目上，企业存在三种组织方式：即委托人集权控制（P组织或一体化），授权给代理人（A组织或外包），以及无内部等级制度的单体企业（O组织）。然后将这一授权模型嵌入到Dixit-Stiglitz的垄断竞争模型中，在一般均衡框架内考察了企业内部权力的动态性和组织形式的变化。认为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没有发生贸易的两个相似国家可能有不同的企业组织方式（A形式或P形式）。由于趋同性的影响，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能够导致外包浪潮（由P→A）或者并购浪潮（由A→P），但由于市场规模本质上对控制权形式没有影响，因而增大规模的一体化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少，而降低规模的外包企业数量会越来越多。Marin & Verdier (2005)进一步研究了企业等级制度与国际贸易的关系，[19]表明在非常大或非常小的国家，将有一体化企业组织方式，而在中、高规模国家将实行外包，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会导致外包。 Marin & Verdier(2003)将上述分析扩展到了一个两部门、两要素、北—南两国模型中，考察了企业选址决策行为会造成熟练与不熟练劳动力比率的变化，从而对企业组织方式产生影响。[20]当熟练与不熟练劳动力比率增大时，企业组织方式倾向于从 O→A→p；在技术先进的北方国，企业会选择P组织，而在技术差的南方国，企业在贸易开放之前，会选择O组织方式，然后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导致的外包浪潮下，企业会转向中等的A组织方式，这就涉及到了权力授权问题。 评论：通过控制权授权分析方法，新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企业组织与垄断竞争关系模型，一定程度上揭示企业之间市场力量竞争与企业内部行为之间的互动影响。但是，由于权力的观点也是来源于所有权，因而它对国际贸易中企业组织行为的考察是不全面的。 三、简要评析 综上所述，以H-K为主要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通过吸纳交易成本理论、产权理论、激励机制和控制权授权理论等现代企业理论观点，解释了现有贸易理论不能解释的中间产品贸易现象，突破了现存新贸易理论中规模经济、收益递增的局限性。尽管这些研究成果都只是初期性的，但却为贸易理论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对新贸易理论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首先，人们思考国际贸易的方法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H-K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世界贸易就是小麦模式＋福特（一体化）模式＋耐克（外包）模式的贸易，而不再仅是小麦模式或小麦模式＋飞机模式的贸易了。贸易的对象也从最终产品贸易转向了最终产品贸易＋中间产品贸易，要素流动已成为国际贸易的必然组成部分。这些变化，意味着人们思考国际贸易的方法已经从单纯技术性因素转向了与非技术性因素相结合，由单纯的经济学方法转向了经济学方法与企业管理学方法的融合，这种分析方法的根本性变革，正在逐步弥补新贸易理论与现实偏离的缺陷。 其次，为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国际贸易是各国的企业所为，企业行为对贸易模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贸易理论关注市场和流通性，却忽视了企业和生产性，企业行为被大大地简化了。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和国际生产非一体化的迅猛发展，中间产品贸易在国际贸易总额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贸易的生产性、契约的不完全性、贸易模式的网络性与内部性，越来越成为国际贸易的新特性，对这些特性的了解和把握，显然是离不开对企业内部行为
的研究，尤其是要考察企业组织形式、企业决策等行为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将现代企业理论引入贸易理论的研究，克服了垄断竞争贸易模型中简化企业行为的缺陷，为国际贸易中企业行为的研究开拓了道路。 最后，对新贸易理论进行了有力补充和完善。在新贸易理论的三大发展主线中，应对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的挑战而备受关注的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理论的发展，并很可能成为新贸易理论发展的新台阶。但这一研究还是初期的和尝试性的，缺乏一个系统的分析体系来合理解释全球贸易、投资和跨国公司的行为。将现代企业理论融入H-K贸易理论分析框架中，以企业作为研究主体，为国际贸易与直接投资理论的融合建立起共同的微观基石，尤其是在契约不完全条件下，以要素禀赋差异、垄断竞争和产品差异化构建的一般均衡分析模型，使得新贸易理论拥有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这样，既避免了不完全竞争市场模型的处理问题，又弥补了新贸易理论框架中缺失微观理论的局面。 总之，西方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的基本方向和主要内容、研究方法，以及从企业内部来研究中间产品贸易行为的分析视角，为全球化新条件下我国国际贸易和企业国际化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借鉴和现实启示。但值得指出的是，他们的研究都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和分工体系出发，论证和揭示发达国家的企业外包和一体化策略行为，很少或基本上不关注对欠发达国家的代工者及其行为，忽略了对承接外包订单的欠发达国家的企业组织行为和决策行为的研究，因而揭示出来的中间产品生产与贸易的行为关系也是不全面的。因此，在借鉴与吸收西方学者现有研究成果时，我们要从自身所处的国际分工环节和中间产品生产、贸易特点出发，结合本国的文化传统和体制结构，进行有针对性的探索，这是摆在我们前面的重要课题。 收稿日期：2006-03-24 注释： ①尽管Helpman & Krugman等人在规模报酬递增、专业化分工与贸易结构的模型中假设各国要素禀赋相同，但他们认为要素禀赋是决定产量、贸易结构的主要解释变量。并在Helpman & Krugman (1985)的研究生教材中，将规模报酬递增、专业化分工和要素禀赋差异有机地组合在一起，试用要素禀赋差异来解释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国际贸易的模式。 【参考文献】 [1] Feenstra, R. C. Integration of trade and dis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in the global economy[J].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8, 12:31-50. [2] Capa, J. & L. Goldberg. The evolving external orientation of manu facturing: a profile of four countries[J]. FRBNK Economic Policy Review. 1997,3(2),53-81. [3] Hummels, D., lshii J. and Yi K-M, The nature and growth of vertical specialization in world trad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1, Vol. 54, No. 1,75-96. [4] Hanson, G. H., Mataloni, R. J., Slaughter. Vertical
production networks in Multinational firms[J].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 [5] Grossman, G. & E. Helpman. Managerial incentives and the interna tional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J]. JIE. 2004,63:237-262. [6] Spencer, B. J. International outsourcing and incomplete contracts [J]. NBER working paper. 2005, No. 11418. [7] 亚蒂什锦N.巴格瓦蒂，阿温德.潘纳加里，.施瑞尼瓦桑.高级国际贸易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 [8] 鞠建东，林毅夫，王勇.要素禀赋、专业化分工、贸易的理论与实证：与杨小凯、张永生商榷[J].Working Paper Series. No. C2003033. [9] Mclaren, J.. Globalization and vertical structure[J]. AER. 2000, 90, 1239-1254. [10] Grossman, G. & E. Helpman. Integration versus outsourcing in industry equilibrium[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2, 11791):85-120. [11] Grossman, G. & E. Helpman. Outsourcing in a global economy [J]. RES. 2005, 72(1): 135-160. [12] Antras, Poi. Firms, contracts, and trade structure[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3,118:1375-1418. [13] Grossman, S. & O. Hart. Costs and benefits of ownership: a theory of vertical and lateral integration [J]. JPE. 1986, 94 (4), August, 691-719. [14] Hart, O. & J. Moore.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nature of the firm [J]. JPE. 1990,98:1119-1158. [15] Antras, P. & E. Helpman. Globalsourcing [J]. JPE. 2004,112(3): 552-580. [16] Feentra, R. & G. Hanson. Ownership and control in outsourcing to China: estimating the property-rights theory of firm[J]. NBER working paper. 2003, w10198. [17] Marin, D. & T. Verdier. Power inside the firm and the market: a equilibrium approach[J].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2002, No. 4358. [18] Aghion, P. & J. Tirole. Formal and real authority in organizations [J]. JPE. 1997,105(1):1-29. [19] Marin, D. & T. Verdier. Corporate hierarchie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evidence[J]. University of Munich, mimeo, 2005. [20] Marin, D. & T. Verdier. Globalization and the empowerrment of talent[J]. Centre for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2003, No. 4358, Lond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