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李觏田制思想述评
李 楠
（黑龙江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黑龙江 哈尔滨，150001）
（黑龙江大学 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研究所，黑龙江 哈尔滨，150080）
摘 要：
李觏是宋代初期较为活跃的思想家之一，其在多个方面都有所建树。本文主要通过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李觏的田制思想进行综述与评价。从考察的结果看，李觏的田制思想具有很多超乎前人之处。特别是其具有的朴素的经济增长理论元素以及在处理田制问题上能够从平等与效率两者有机统一的角度出发分析解决问题，这些对于中国古代社会而言是十分难得的。尽管在如何抑制兼并的措施设计中，李觏的制度设计存在着缺陷，但是仅仅这一点决不能抹煞李觏对于整个中国古代田制思想的贡献。总之，李觏的田制思想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其思想是中华民族思想宝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关键词：
李 觏 田制思想 宋代经济思想
引 言
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道格拉斯·诺斯（North, 1973）指出“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句话道出了制度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即制度的有效与否直接关系到社会发展的绩效。正因如此，许多学者都注意到了制度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演化所起到的重要作用。[1]对于中国而言，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土地制度则成为人们争相讨论的焦点。这是因为由于其典型的农业社会特征，使土地制度的好坏与否不仅影响社会经济绩效，而且还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或朝代的治乱兴衰。而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自春秋井田制度瓦解以后，土地私人占有被合法化以来，中国封建社会一直没有走出由土地私有制所产生的土地兼并与抑制兼并不断交替的“怪圈”。关心社会发展的贤哲士大夫们一直就对土地“抑兼并”还是“不抑兼并”展开了无穷尽的争论，提出了无数的为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土地制度政策。特别在宋代，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当时的统治者一反常态，把“不抑兼并”作为一项政策来执行，因此这就使大量富有见解田制思想在宋代不断涌现出来，并且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田制思想发展的高峰。
宋代田制思想的发展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其主要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种是以张载、林勋为代表。他们认为井田制为“三朝圣制”，是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而目前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则是导致社会危机的罪恶根源。在改革措施方面他们则要“复井田”。第二种是以李觏、苏洵为代表的渐进改革者。他们虽然认为井田制是一种理想的土地制度，但是从当前的社会现实出发认为想恢复井田制已经不可能。因此在改革措施方面他们提出应该吸收井田制当中的思想，对现有的土地制度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第三种认识则是走得最远的，代表人物为叶适，其既认为恢复井田制不可能又认为不必要，在根本上对井田制进行批判和否定，肯定当前土地私有制的合理性。在这些认识中，李觏、苏洵、叶适的思想又是最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和重视的，其思想认识不乏有被我们今天所吸收之处。本文则就主要对李觏的土地制度思想从现代经济学的理路出发对其进行评述。
本文结构如下：在第一部分，主要对李觏的田制思想进行一个总括；在第二部分，主要从现代经济理论出发对李觏田制思想中一些重要思想进行考察；第三部分主要对李觏的田制思想中的存在不足进行分析；最后是全文的总结，在这部分里笔者将对李觏的田制思想给出一个全面的评价。
李觏田制思想概述
在宋代众多的思想家中，北宋李觏的田制思想以其独到的见解、深刻地分析在宋代特别是北宋占有重要地位。李觏的田制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平土书》、《富国策》、《潜书》、《国用》及《周礼致太平书》等著作中。从这些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觏对农业发展问题的认识与同时代的很多思想家不同。他不仅仅注重从兴修水利、改进生产技术以及轻徭薄赋等来加强农业生产，而且把解决土地制度问题看作是强本的首要问题。这点恰恰构成了李觏田制思想的一个主要特点。尽管李觏对于强本问题的思考主要放在土地制度层面，但是他的思想主张前后也有所变化。[2]在早期，李觏主要从分配角度来阐述“平土”问题，希望通过土地分配方面实现平均来达到促进农业生产的目的；而在后期，李觏则从分配领域转向生产角度来认识土地问题，希望通过劳动力与土地能的有效结合，进而实现促进农业生产的目标。
李觏早期思想主要表现在其二十九岁之前写得著作中。首先李觏认为“吾民之饥，不耕乎？曰：天下无废田。吾民之寒，不蚕乎？曰：柔桑满野，女手尽之。耕不免饥，土非其有也；蚕不得衣，口腹之夺也”[3]，即在土地私有制下，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土地分配严重不均是百姓饥寒、农业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而这种土地兼并能够存在的原因则是由于“法制不立”的结果，即根源于当时的土地制度的不合理。这种认识与阿马蒂亚·森（Sen, 1981）考察分析印度孟买大饥荒时得出的结论是相似的，即都认为造成“民饥”的主要因素不是没有足够的食物即李觏所说的“不耕”，而主要原因是人们没有获得食物的权利导致的，而在李觏这里这种权利就表现为农民对土地这种生产资料的占有、使用的权利。因此针对这种情况，李觏着重强调“平土”的重要性，强调农民获得农业生产重要生产资料的权利的重要性。而“平土”的主要措施则就是恢复井田制度，即“井地之法，民生之权衡乎！井地立则田均，田均则耕者得食，食足则蚕者得衣，不更不蚕，不饥寒者希矣。”[4]从这点上来说，李觏的田制思想表面上并没有超越前人以及其同时代人的思想，但是其对土地制度、生产要素（土地）以及人们如何获得这些生产要素的权利的认识上又是超出前人及其同时代学者认识的。
李觏田制思想之所以会产生巨大影响，更主要表现在其后期[5]对土地问题的认识上。在这一时期，李觏摆脱了从分配角度认识土地问题的局限性，转而从生产角度来揭示土地兼并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影响。这种认识在李觏之前关于田制问题的探讨中是史无前例的，这使中国传统的土地思想上升到一个新的认识水平。李觏从生产角度认识土地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才能促进农业生产这一问题上。李觏认为，若要“强本”可以采取两种方法来实现这个结果。这就是，其一要做到“尽地力”，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投入[6]，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做到“人物遗力，地无遗利，一手一足无不耕，一步一亩无不稼”[7]，达到“谷出多而民用富，民用富而邦财丰”[8]的目标；其二则是要做到“广垦辟”，即扩大耕地面积。但是这两种做法都受到土地兼并的严重阻碍。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土地的高度集中阻碍了农业生产向深度发展，使“地力不尽”[9]。这主要是因为土地兼并使大量土地高度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中，进而出现了作为生产资料和生息手段的土地与作为主要生产投入的劳动力之间的分离，出现“虽有丁强，而乘坚驱良，食有梁肉，其势不能以力耕也，专以其财役使贫民而已”[10]的现象。由此大家富贾农业生产就会出现劳动力的短缺，造成“田广而耕者寡，其用工必粗”[11]，这就迫使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采取粗放型经营模式，于是造成产量的必然下降。所以可以看到由于土地兼并的存在，会出现“地力不可得而尽也”[12]的结果。另一方面土地兼并也阻碍了农业生产向广度化的发展，使“田不垦辟”[13]。这主要是由于农民被剥夺了土地，“食不自足，或地非己有，虽欲用力，末由也已”[14]，肚子吃不饱，无力开垦荒地；此外再加上土地开了也不能作为己有，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因此造成农民更无兴趣开荒。而富者虽然有能力开垦荒地，但是其根本不愿意去开垦，这是因为以剥削来的钱财兼并土地，比开垦荒地要容易的多。“恃其雄财，膏腴易致，孰肯役虑于菑畲之事哉”[15]。因此土地得不到有效的垦辟，进而“垦辟不得”。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土地兼并是造成农业生产要素不能有效结合，阻碍农业生产发展的主要障碍。针对这个情况，李觏提出了解决问题的“限田方案”。李觏首先从经验角度对宋代以前历次田制改革进行考察，通过分析，李觏认为恢复井田制度已经不可能，这是由于开阡陌以来土地私有制是农业生产与阡陌未开时相比，给农业生产者更多的自由，“民从之，各自便也”[16]，从而使农业生产更加灵活，并且农民可以更具实际情况来决定安排自己的农业生产活动。因此土地私有制对于激励农业生产是成功的。所以李觏提出了在不触及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施行“限田”的主张。具体措施主要有三条：一是“行抑末之术”[17]，把过多的工商手工业者以及游民赶回农村，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二是限制地主占田，使之“各有顷数，不得过制”[18]。三是用爵位奖励开垦荒地，“有垦田及若干顷者，以次赏之”[19]。李觏认为，通过前两条措施抑制了土地兼并，可以实现“尽地力”，使劳动力和土地进行有效的结合。而通过第三条则可以通过奖励官爵的方式使地主雇用佃农“务垦辟矣”[20]。这样社会所面对的土地问题也就可以得到相应得解决。
二、几个值得认识的问题
通过对李觏田制思想的简单阐述，我们对其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但是就其思想中的一些认识我们则需要进一步的认识和解读。而正是这些认识才决定了李觏在中国古代思想史所具有的特殊地位。下面我们主要从李觏田制思想中的经济增长认识元素、田制思想中的平等与效率的体现以及李觏的经济伦理思想与田制思想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对李觏的田制思想展开进步的分析和认识。
1、思想中的新元素——经济增长理论
李觏的田制思想其中一个值得我们思考，又被大多数经济思想史学者忽略的问题就是在关于如何强本的问题上，能够体现出朴素的经济增长理论元素。对于古代社会，特别是一个封建的农业社会，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就是农业[21]。因此一个社会经济增长与发展的表现主要就体现在农业上。因此如何促进农业粮食产量增加，如何“强本”的思想认识主张也就成了古代社会如何促进财富增加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认识。
李觏的田制思想中经济增长理论的新元素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或者通过兴修水利、采用先进的耕作技术等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或者注重土地制度对农业生产的组织活动产生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农业生产的经济绩效。尽管李觏也注重现有的土地制度如何阻碍农业的发展，但是其认识的角度却与其他思想家不同，存在认识上的超越。其先进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李觏在认识土地问题时尽管也从生产角度出发，但是其认识能够把生产活动与制度两者有机结合在一起进行思考，思考两者之间的关系，认为“法制不立，土田不均，富者日长，贫者日削，虽有耒耜，谷不可得而食也”[22]“自阡陌之制行，兼并之祸起，贫者欲耕而无地，富者有地而或乏人……饥馑所以不支，贡赋所以日削”[23]，考虑现有的土地制度如何对生产活动以及国家财富产生影响。另一个思想超越则表现在其晚期的思想中。李觏晚期希望通过“尽地力”和“广垦辟”，来达到“强本”的目的。在这个制度设计的过程中，李觏注意到了劳动力投入与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之间的有效结合可以使农业产出得以增加的问题。而且注意到劳动投入对单位面积上土地产出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农民或者地主面对不同生产约束条件对生产方式究竟是集约型还是粗放型的选择。但就这两点而言，李觏的这种认识是史无前例的。
2、平等与效率
如果我们把李觏早期与晚期田制思想放在一起进行认识，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李觏的田制思想中存在一个关于平等与效率认识的问题，并且这种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平等到效率再到平等与效率统一的过程。
李觏早期的田制思想主要体现在对于平等的追求上。在早期，李觏认为“法制不立，田土不均”[24]是导致一系列社会问题——特别是宋代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因此为了抑制土地兼并，使百姓摆脱贫苦，进而更好的促进农业生产，李觏提出了平均分配土地甚至提出“复井田”的主张。从这一时期李觏有关田制的思想主张及可以看出，其理论重点完全是从分配的角度看问题，并且分配的重点放在如何使土地的分配更加平均，以解决现实中存在的土地兼并阻碍农业生产的问题。以上李觏早期的思想认识正式从平等的理念出来剖析当时的社会问题。
在后期李觏的思想则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就是李觏认为要想“强本”仅仅从分配角度来认识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并且指出“言井田之善者，皆以均则无贫，各自足也。此知其一，未知其二。”[25]因此，李觏在后期对田制问题的思考时，从生产的角度进一步对其进行思考和研究。李觏认为阻碍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是通过增加对土地和劳动力投入来促进农业生产，因此提出“尽地力”、“广垦辟”，希望通过这两个途径解决劳动力和土地严重分离的状况。但是李觏发现现存的土地兼并现象严重阻碍了“尽地力”与“广垦辟”的实施。因此李觏提出了限田平土的主张。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时期关于该问题的制度设计时，李觏没有像以往思想家那样对土地私有制进行彻底的否定与摒弃，而是肯定了土地私有制对农业生产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因此在晚期对土地问题解决措施中，其注重了生产与平土的有机结合，而这种认识正体现出了平等与效率的有机结合。
在这里应当注意的是，人们对于平等与效率的重视程度在不同时期、不同社会背景以及不同生活方式下是有所不同的。在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中，人们对平等与效率的要求也是随着社会发展有所区别。但就宋代社会而言，由于土地兼并严重，并且地主与佃户的比例在这一时期有了很大的变化（李文治，江太新，2005）。致使当时的思想家对于公平与效率的取舍也是不一样的。而李觏则与当时其他思想家有所不同，既注意到了社会平等问题，也注意到了农业生产的效率。这在当时来讲，李觏的思想是具有先进性的。
3、李觏的田制思想与“义利观”
李觏的田制思想之所以能够从平等与效率的层面上来认识当时的土地制度，这与其所具有的义利观及欲望论是分不开的。李觏的义利观与欲望论在宋代初期具有典型的反传统特征，它反对传统的经济伦理“贵义贱利”思想，主张“义”与“利”两者有机的结合。
李觏“义利观”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从不成熟到成熟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早期，李觏的利欲观主要围绕求利的合理性以及利与义的统一性进行论证。李觏认为“夫礼之初，顺人之性欲，而为之节文者也”[26]，这就是说李觏认为人们追求物质财富的欲望是自然的，为了满足这种欲望而进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求利，是礼仪（义）产生的基础。而且“食不足，心不常，虽有礼义，民不可得而教也”[27]，也就是说失去了物质利益这个前提，礼仪（义）也就不能够存在了。李觏在其《礼论第一》中对礼义产生于物质生活的全过程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论述[28]。这种分析方法是对荀子的思想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其进一步阐明了利欲作为礼义的基础的地位，人们为了解决饮食布帛、饥渴寒暑等物质生活的需要，进行各种社会生产活动，必然导致礼义的应运而生。因此，李觏不仅把礼义从抽象的理论说教中还原为实在的经济生活，而且明确地指出：没有利欲这个前提条件，就没有礼义的起源，伦理纲常也就不能赖以生存了，从而有力地论证了利欲的合理性。而关于义利统一性的认识上，为了论证利与义的统一性，李觏在理论上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解释。李觏把“礼”的作用尽可能的加以扩大（胡寄窗，1981），他说：“礼，人道之准，世教之主，……治天下、国家、修身、正心无他，一于礼而已矣。”[29]他还指出，礼包括很多的内容，礼、乐、刑、政这些“天下之大法”和仁、义、理、智、信这些“天下之至行”都“一本于礼”[30]。可见，李觏突破了历史上将礼、乐、刑、政、仁、义、理、智、信并列的传统说法，而是把礼抬高到首位，认为礼是其余七者之本，这七者实际上就是礼的体现。更重要的还在于，他把经济生活纳入到了礼的内涵，认为物质财富本身也是礼义的组成部分。在这里，他把社会生活最基本的衣食等物质条件，与那些在封建时代视为神圣的纲纪伦常共同作为礼的基本内容，而且还突出地把前者放在首位。这样就使礼与经济生活密切结合了，使“利”与“义”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么自然重视现实发展经济，成为礼义本身的内在要求了。在李觏思想的成熟阶段时期，李觏的义利思想则更加旗帜鲜明得对传统“贵义贱利”思想进行犀利的批判，并且展开了正面的攻击。他强调：“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为不可言？”[31]在思想成熟时期他又指出，利欲是人的本性，言利是正常的，不准人们言利是“贼人之生，反人之情”[32]。并且公开否定孟子“何必言利”[33]的说教，认为这是一种偏激的言论。这种对儒家权威思想的批评在封建社会是难能可贵的。此外，李觏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从历史上寻找依据来批判儒家正统的义利观，李觏曾说：“焉有仁义而不利者乎？其书数称汤武将以七十里、百里而望天下，利岂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逾矩，非无欲也。”[34]正是这种反传统的“义利观”构成了李觏既注重平等又关注效率的田制思想的经济伦理基础。
三、“抑制兼并”措施的“误区”
尽管李觏的田制思想在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具有较为重要地位，但是对某些问题的认识也存在着误区。其中一个主要认识误区就是对于其设计的“抑制兼并”措施在市场运行中的结果存在认识不足，有可能造成制度实施绩效与目标之间的不相容。关于李觏的限田平土措施，我国早先学者也给出了相似的结论（胡寄窗，1981；漆侠，1999；赵靖，1998）。但这些早期观点多是从土地生产与分配关系，以及李觏所处的阶级属性来分析评价李觏的“限田平土”措施。但实际上仅从这几点对李觏的“限田平土”政策进行认识是不全面，甚至在某些方面是不科学的。因此我们在这里需要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对其进行重新解读，分析其有效性及、可行性。
李觏的“限田平土”措施是希望首先通过“行抑末之术”，把过多的工商业者以及游民赶回农村，使他们从事农业生产。然后再限制地主占有的土地面积，使之“各有顷数，不得过制”。最后通过用爵位奖励开垦荒地，“有垦田及若干顷者，以次赏之”。李觏希望通过以上措施，特别是前两项使土地兼并得到抑制，并且使土地价格得到回落，从而有“土价贱，则田易可得。田易可得而无逐未之路、冗食之幸，则一心于农”[35]。而没有能力买田的人，还可以佃耕地主的土地，“依富家为浮客，则富家之役使者众；役使者众，则耕者多”[36]。这样就实现了土地与劳动力之间的有效结合，“地力可尽矣”。但是李觏的限田平土主张真的能够完全按照其制度设计的模式发展，实现其既定的目标吗？这个问题是值得进一步商榷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将采用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来对李觏的限田平土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分析考察。
从李觏的“限田平土”政策内容上看，实际上对两个市场的市场均衡价格和均衡产量产生影响。一个是土地交易市场的土地数量和价格，另一个是作为土所有者的地主与“浮客”之间的土地租赁市场中的土地数量和地租。
我们首先对土地交易市场进行分析。为分析方便起见，我们假设土地交易市场中的土地供给函数与土地需求函数都是线性的，其中
土地需求函数：
土地供给函数：
均衡条件：
此时土地交易市场均衡价格为。
假设如李觏所说先行“抑末之术，以驱游民”，这将使原来从事手工业的大量劳动者和城市游民向农业部门的转移，进而必然导致土地交易市场中人们对土地需求的上升。因此土地需求函数将变化为
EMBED
然后再按照李觏的限制大地主的土地占有数量，令其“各倾有数，不得过制”，则使土地交易市场中的土地供给也发生了变化。这是因为由于政府对土地占有数量有了相应的规定，土地占有者不能超过这个限制，因此其将会把超过边界的土地拿出来进行交易，由此造成了土地供给相应的变化，其变化为
EMBED
现在我们假设土地交易市场达到了均衡，则我们根据市场均衡条件得到市场均衡价格为。
从这一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在施行“平田限土”政策前后土地交易市场中交易价格的变化。我们对照着两个均衡价格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
结论一：
假定在土地交易市场满足市场均衡条件且当时，实行限田政策后，土地市场中土地转让交易价格要大于没有限田平土时的市场均衡价格，即 EMBED 。
结论二：
假定在土地交易市场满足市场均衡条件且当时，实行限田政策后，土地市场中土地转让交易价格要小于没有限田平土时的市场均衡价格，即 EMBED 。
现在我们转而分析土地租赁市场。同样为分析简便起见，我们假设在土地租赁市场中佃户对土地的需求函数以及土地租赁市场中地主能够提供的土地数量函数均为线性函数。其中：
佃户对土地的需求数量：
地主能够提供可租佃土地数量：
市场均衡条件：
则可知当土地租赁市场实现均衡时，土地租赁市场的均衡地租为。
如果按照李觏的制度设计来对社会进行改造，首先通过实行“抑末之术”，使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劳动者返回农业部门从事生产，由于这些重返农业部门的劳动者本身就是没有财力是原来经不起土地兼并的贫穷百姓，因此其中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够通过土地买卖获得土地。因而这部分农民必然变成“浮客”来参与农业租佃生产，由此导致土地租赁需求的增加。此时，土地租赁市场的需求函数为
而对于土地租赁市场的供给而言，则存在两方面的问题导致了土地供给萎缩。这就是一方面限田措施的实施要求“各有顷数，不得过制”，使得在不增加新的土地面积的前提下，原本可以用于租赁的土地规模的减小；另一方面由于大户的土地面积的减小，导致其对佃户需求的减小，从而影响土地租赁市场的规模。正是这两个原因导致土地租赁市场中的土地供给的下降，因此土地租赁市场的供给函数将改变为
那么当社会按照李觏提供的制度设计对制度调整完毕时，根据市场均衡条件，则土地租赁市场的均衡地租为。
比较土地租赁市场变化前后的两个均衡结果，我们通过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
结论三：
假定土地租赁市场满足市场均衡时且由于，所以实行限田政策后，土地租赁市场的均衡地租高于没有“限田平土”前的市场均衡地租，即 EMBED 。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到，李觏所采取的这种限田平土措施，尽管在制度设计上具有较大的吸引力和优越性，但是其可操作性并不是很强。通过我们对土地交易市场和土地租赁市场两个市场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到土地租赁市场在限田后并没有实现其土地易于交易的结果，反而地租价格的上涨把更多的“浮客”阻绝在土地租赁市场之外。而从土地交易市场来看，通过实行限田平土措施，土地交易市场的变化又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或者交易均衡价格高于原先的市场均衡交易价格，或者低于原先的市场交易价格。因此综上所述，李觏的限田平土主张尽管带有进步色彩，注意到平等与效率协调发展，但是就具体的操作措施而言，其可操作性则表现不佳。这正是李觏田制思想中主要缺陷所在。
结 束 语
宋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朝代，它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因为经济之发达、科学技术之先进、思想文化之丰富，更是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的充满着离奇悖论的社会环境给人们带来的无穷魅力。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导致了在宋代人们思想的空前活跃。而李觏就是在这一时期非常耀眼的一位。李觏思想的重要不仅仅是由于其打破了在宋初经历了几十年的思想沉闷，在宋仁宗时期激起思想的波澜（赵靖，1998；漆侠，1999）。更重要的是李觏对宋代改革有巨大的影响——“庆历新政”与“熙丰变法”是宋代历史上两次主要的政治变革运动，而在这两次社会变革中，李觏的经济思想都有较大的影响。此外，李觏的田制思想对于当今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发展演化问题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本文仅就李觏田制思想中的一些问题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和理路对其进行认识和分析。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觏的田制思想具有很多超乎前人之处。特别是其中具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元素，在对田制问题认识上能够从平等与效率的角度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这些是十分进步的。尽管在抑制兼并的政策措施的设计中存在着缺陷，但是仅仅这一点决不能抹煞其对于整个田制思想的贡献。总之，李觏的田制思想具有重大现实和历史意义，其思想将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注 释：
[1]、例如早期欧洲大陆地区对专利制度的重视导致技术发明的不断出现，进而促进欧洲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North，1973）；在如地中海地区热那亚人和马格里布商人委托代理制度的发展，导致了不同委托代理关系，从而使热那亚人和马格里布人之间商业远足贸易表现出不同的绩效（Greif，1993）；再如西方社会与中国社会继承制度的差异，从而导致了不同的经济结构的产生，即由于西方社会实行长子继承制度从有效的分离出一部分流民，进而为近代工业与手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劳动力，而中国实行的是诸子均分制则把劳动力固定在土地上，使之不能流动，进而影响不了要素的相对比例价格，最终影响到了东西方经济结构的差异（李楠，2003）。
[2]、关于李觏经济思想为什么能够经历前后两个发展阶段的问题，赵靖先生分别从李觏的生活阅历、社会状况以及范仲淹对其的影响等三个方面给与解释。（参见赵靖，1998：《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潜书》。
[4]、《平土书》。
[5]、李觏后期一般主要是指其二十九岁以后的岁月。
[6]、在李觏的田制思想中，增加单位土地面积的投入主要是增加单位土地面积上劳动力的投入，使劳动力能够更有效的同土地结合在一起，以发挥潜在的生产能力，实现单位面积土地产量的增加，达到促进农业生产的目标。
[7]、《周礼致太平书·国用第四》。
[8]、《周礼致太平书·国用第四》。
[9]、《富国策·第二》。
[10]、《富国策·第二》。
[11]、《富国策·第二》。
[12]、《富国策·第二》。
[13]、《富国策·第二》。
[14]、《富国策·第二》。
[15]、《富国策·第二》。
[16]、《常语下》。
[17]、抑末的主要对象为两类人：一类是由于土地兼并，从土地上被排挤出来，经营小商小贩或小工的劳动者；另一类则是从事土地兼并的商贾高利贷者。而且还应该注意的是，李觏在抑制上述两类人的同时也要抑制一些“冗食”，主要地是指释老之徒和巫婆神汉之类。抑制冗食的目的与抑末一样，即一方面缓和土地兼并，另一方面是寺院役使得劳动力回到农业生产上去，从而垦辟更多的土地。（参见《国富策·第四》）。
[18]、《富国策·第二》。
[19]、《富国策·第二》。
[20]、《富国策·第二》。
[21]、我本人认为在农业问题上，中国古代思想家与西方重农学派尽管两者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但是对于农业在社会财富积累以及所起到的作用的认识上却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例如都肯定农业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
[22]、《平土书》。
[23]、《国用》。
[24]、《平土书》。
[25]、《周礼致太平书·国用第四》。
[26]、《礼论第一》。
[27]、《平土书》。
[28]、参见赵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二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29]、《李直讲先生文集》卷二，《礼论第一》。
[30]、《李直讲先生文集》卷二，《礼论第一》。
[31]、《原文》。
[32]、《原文》。
[33]、《孟子·梁惠王上》。
[34]、《原文》。
[35]、《富国策·第二》。
[36]、《富国策·第二》。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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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 靖，2002：《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三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版。
On Gou Lee’s Thoughts of Land Institution in Song Dynasty
Nan Lee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Provincal Government of Heilongjiang
Research Institute of Population Resource and Environment,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Abstract:
Gou Lee was an important idealist in early Song Dynasty.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d Gou Lee’s thoughts of land institution, using modern method of economic analysis. From the result, Lee’s thoughts of land institution are further than others who are living in the same time. Particularly, the elements of economic growth and noticing the equality and efficiency in his land thoughts, this is unusual in that era. Although, there is some shortcoming in Lee’s thoughts, Lee’s thoughts have great contributed for how to do our modern research of land institution. In a word, Lee’s thought, not only in Song but also today, is very essential for us. His thought is the important part of a mine of thought in China.
Keyword:
Lee，Gou; Thoughts of land institution; Economic thoughts in So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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