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智主义”笔谈.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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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 反智主 义 ’’笔谈 贺昌盛 孙玲玲 黄云霞 郑雪 王琴 摘 要：“反智主义”现象在中国并不是集中出现于某个时期或某个区域的单一话题，有着“反智” 倾向的文学创作在现代中国文学中其实一直都或隐或现地存在着，人们对此现象的理解也是众说纷 纭。这里的一组笔谈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围绕“反智主义”展开讨论。其中既有对这一概念在美国 的出现及其历史渊源的梳理、从宏观视野上概括分析当代中国文学中“反智主义”叙事的基本形态与理 论基础，又有以个案分析的形式从正、反两方面对“反智主义”的价值取向给予的具体探讨。“反智主 义”本身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这里的讨论主要是为了能引起中国作家及批评家们对这一问题的广 泛关注 ，以便能将这个问题的探索进一步引向深入。 关键词：理查德 ·霍夫斯塔特；反智主义；反智叙事；王朔；沈从文 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思潮 1963年，理查德 ·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撰写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出版，一时在美国国内引起了巨大反响，该著 作于次年荣获了普利策非小说类奖。作者曾在书中坦言： “本书是为了回应 1950年代的政治和知识分子状况而 写。” 霍夫斯塔特在书中一方面结合美国当时的社会政治 及教育现状，一方面援引了美国历史上的大量事实，最终将 潜存于美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反智主义”思想潮流暴露在 了世人的面前，“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也因此 成为了排斥知识及知识分子思想倾向的代名词。评论家卡 特 ·沃尔夫(Kurt H．Wolff)认为：⋯反智主义’不是一个命 题，而是多个命题的集合体，不是一种纯粹的态度而是一种 矛盾的态度，不是一条稳定的历史线路而是波动的历史脉 络。”②尽管霍氏撰写此著的主旨是为了结合美国社会及其 历史文化的特殊境况来分析美国知识分子的现实遭遇，但 由于此著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带有某种更为广泛的普遍性， 其影响在世界范围内已逐步扩大，因此使得“反智主义”本 身已经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问题视域。 “反智”倾向最初集中出现在麦卡锡(Mcca~hy)时期， 由于麦卡锡主义极力鼓吹知识分子对社会状况的批评与指 摘隐藏着巨大的毁灭性力量，各个阶层的知识分子因此遭 受了来自政府及其所操纵的舆论工具的残酷打压，直至在 整个美国社会引起了广泛的恐慌。这种思想倾向甚至一直 曩 延续到了艾森豪威尔(Eisenhower)时期，当时的《时代周 刊》曾评论认为，艾森豪威尔的当政显示了一个长期以来备 受怀疑的警示性事实：美国知识分子和民众之间横亘着一 条宽阔而危险的鸿沟。在整个 1950年代，美国社会不断蔓 延的政治动乱和持续的教育争论一度使“反智主义”一语 成为了美国人自我评估其价值倾向的核心语汇，并悄然进 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甚至在某个时期，一切不好的现 象都可能被冠以“反智主义”的称号。 霍夫斯塔特认为，“反智主义”一词应当与“反理性主 义”区别开来，“反智”主要是指反对知识分子以及具有知 识分子特性的思维形态，而反理性则是现代哲学上的一种 特定的主张。从尼采、柏格森、爱默生到威廉 ·詹姆斯，甚 至布莱克、劳伦斯、海明威等人，他们都是反理性论者，但在 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却并不一定都是反智论的，换言之， 反对理性与反对知识分子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而非同一 个问题。霍夫斯塔特正是在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来定义 “反智主义”的，他明确指出，虽然“反智主义”一词在 1950 年代才为人们所熟知，但事实上反智倾向在美国有其相当 长的历史渊源，而它的发展也是以一种循环波动的态势轮 番隐现的。霍氏总结认为，美国的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之 间的关系一直是围绕着“疏离”(alienation)和“顺从”(con- formity)这两个核心主题展开的，从 1 888年到他撰写此书的 1962年为止，美国知识分子的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主 要的阶段： 一 、19世纪美国知识分子的困惑 l9世纪的美国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一个艰难的过渡 “反 智 主 义”笔 谈 时期，他们的困境主要来自于对其自身身份的重新确认，以 及如何协调欧洲式的贵族偏见与日渐发展的美国民主政治 之间的矛盾。在美国以其“新大陆”姿态所展示出来的全 新的社会环境中，美国作家始终面临着摆脱欧洲文学的束 缚以建立其新的本土文学的任务，他们的创作也因此面临 巨大的压力，加之日趋残酷的商业竞争，这个时期的美国作 家几乎大都生活在极度的困窘之中。他们把对社会大众的 “疏离”看做是实现其自身价值的必要的途径，当然他们尚 未能真正自觉地意识到这种“疏离”本身的价值之所在。 他们对美国这个全新的国家一直怀有一种极为矛盾的认同 感，一方面认为自己不过是一个“被放逐的人”(麦尔维尔 语)，而另一方面，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又必须保持其难以割 舍的关系。l9世纪早期的美国，除了一些职业的知识分子 以外，全国性的知识分子团体或交流机构并未出现，所以， 直到 1890年前后，美国知识分子一直都生活在自认为是社 会精英却并不被大众认可的状态之中。早期美国社会的 “反智”显示为社会整体对知识分子的拒斥。 二、l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知识阶层的反抗和复兴 20世纪初期，美国知识分子最大的变化就是他们逐步 形成了一个特定的阶层。从 1890年开始，知识分子由个人 的小天地日益走向了彼此的联合与团结。就知识分子自身 的生存而言，僵化的欧洲传统及新兴的商业竞争对于任何 一 个知识分子个体来说都将是一种无时不在的毁灭性力 量，知识分子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抵制和反抗这种来自 美国社会的挤压和排斥。1890—1930年的一段时期内，知 识分子们一直在坚持不懈地为争取舆论和批评的自由而斗 争，而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与社会的“疏离”已经被转换成为 了一种斗争的符号，甚至直接成为了知识分子的审美活动 和政治斗争的一部分。在过去，美国知识分子大多被视为 与传统保持联系的必要的纽带，但现在，知识分子已经完全 转变成了在宗教、政治、道德、文学等等各个领域全面倡导 革新运动的公众舆论的代言人。他们摆脱了此前的那种被 动无能的地位，而使其自身占据了话语权力的中心，特别是 在进入 1930年代以后，在席卷全球的红色左翼运动的直接 推动下，知识分子对国家机构及社会弊端的抨击几乎达到 了高潮，但在另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的激烈情感及其对理 想社会的设计却日益偏离普通民众的实际生存境况；知识 分子的身份认同再度遭遇危机，而来自国家机构与底层民 众的对于知识分子的质疑与抵触也在不断增强。2O世纪 初期的美国知识分子，其各种努力都显得自相矛盾：他们试 图以平等意识保持对民主及社会公民的信任，但同时，他们 又必须从根本上阻止文化本身走向低俗化；知识分子努力 希望与民众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但所有的尝试几乎都无 法得以真正实现，大众文化需求的肆意膨胀使知识分子的 理想蓝图不断遭遇重创，这就从另一个反面为知识分子与 普通大众的“疏离”提供了机会。当由知识分子所倡导的 种种新的社会变革屡遭失败时，知识分子和大众之间“和睦 亲善”的可能性也随之而 日渐消散。尽管他们在大众文化 _ 潮流中也曾寻找到了一些自由表达其艺术和政治主张的合 理途径，但他们仍旧只能退回到自己的小团体中而各自为 政。此种“反智”多来 自于知识分子 自身对社会的主动 隔离。 就国家体制来看，20世纪之初的美国已经为知识分子 建立起了相对较为完善的社会体制机构，比如完备的大学 体系、功能齐全的大型图书馆、专门的学术研究与出版机 构，以及广泛发行的各式专业报刊杂志等等。在国际版权 的保护下，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上层社会规则的 束缚，而不同学科所组织设置的专业性学会，更是以丰厚的 资金补贴鼓励知识分子投身于各种专门的学术研究，知识 分子的高度职业化成为了 20世纪初期美国社会的一大独 特景观。这一点从杰克逊时代的《哈佛法律评论》、波尔卡 时代的古根海姆奖学金以及克利夫兰 w．P．a．剧院工程等 等一系列的操作中都能窥见这种变化。表面上看，知识分 子终于由散乱的个人奋斗走向了团体化的协同合作，知识 分子似乎有了自由表达其意见的平台，而事实上，国家对于 知识分子的体系化管理其实只是为了在更大程度上更为有 效也更有组织地控制知识分子本身，国家机构在转移知识 分子视线的同时，既巧妙地避免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直接 攻击，也使其所具有的专业知识得以更合理地服务于社会。 知识分子可以自由介入美国社会的这种幻象，在相当程度 上掩饰了国家以其行政手段人为地使知识分子与社会进一 步产生“疏离”的事实。一战以前的美国社会，“疏离”仿佛 已经是年轻而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固定不变的法则，其中当 然既有主动的因素也有被动的因素。当知识分子团体以充 沛的活力和创造性投身于美国社会的文化建设时，一种被 称为“小型文艺复兴”(Little Renaissance)的时代就到来了； 但也正是在知识分子并未自觉的情形之下，知识分子与美 国社会的“疏离”已经在暗中悄悄地凝结成了一种新的意 识形态。 三、放逐的一代(expatriate generation)与短暂的和谐 20世纪初期的美国社会，“欧洲／美国”的两极文化对 立极为明显。在流行的观念看来，欧洲代表着僵化、腐败和 堕落，而美国则代表了民主、活力和率真。但知识分子的看 法似乎正好相反，自本杰明 ·韦斯特和华盛顿 ·欧文以来， 无数的艺术家和作家总是习惯于远离美国而去欧洲畅游。 他们为美国文化所定下的罪名是：“一个不思改进的民 族”，“诗人、画家、哲学家、科学家和宗教人员在自我发展方 面寸步难行”，“社会由于缺乏领导力而陷于停滞”。⑧然而， 当这群美国文化的激烈批判者发现欧洲其实正在追随着美 国的步伐，并且以更加工业化和大众化的取向来重构其社 会形态的时候，失望的知识分子不得不重新回到了美国。 知识分子的摇摆不定其实正强化了社会民众对知识分子的 不信任。 1930年代以后，“欧洲／美国”的那种文化对立观趋于 破产。特别是在罗斯福新政以后，国家仿佛一夜之间出现 了对“思想”资源的迫切需要，知识分子也似乎开始获得了 焦 点 ·反智 主义 论 ·当代 文坛 ·2009．2 一 种全新的尊重，新的道德理想和社会氛围日渐袒露。知 识分子发现一个新的美国正在形成，文学上的理性主义思 潮逐步兴起，不同风格与持不同动机的作家纷纷把注意力 集中在冷静的理性分析而非激烈的社会批判上。这个时期 所出现的温和、全面而又具有意蕴的各式传记作品与此前 的那种贬损、攻击式的风格的区别，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 点。以指责美国文化而闻名的范 ·威科 ·布鲁克斯开始转 向从正面来看待美国，门肯、辛克莱 ·刘易斯、约翰 ·多斯 · 帕索斯等人也有类似的转变。当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开始 蔓延时，大批欧洲知识分子也潮水似的逃亡到了美国，除了 托马斯 ·曼、爱因斯坦和肖恩伯格等人以外，欧洲优秀的艺 术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及其所代表的流派思想几乎都 一 股脑儿移植到了美国。新生力量的注入不仅使美国由工 业领袖变成了西方世界知识分子的聚集地，而且使欧洲在 1930年代以后彻底丧失了其既有的政治和道德权威的 地位。 以张扬个性与创造力为核心的“美国精神”的确立，为 知识分子与社会的和解提供了短暂的契机。这个时期美国 的知识分子已经认定欧洲彻底丧失了其文化传统和道德中 心的地位，以“美国精神”为标识的“美国主义”开始兴起。 四、1940—1950年代的“顺从”与沉思 20世纪 40、50年代，已经获得了新的自由、机遇以及影 响力的美国知识分子开始慢慢走向惰性化，他们虽然得到 了大众的普遍承认，他们自身却逐渐丧失了作为知识分子 的独立判断力和社会责任感。他们供职于大学、研究机构 或政府机关，乐于为大众媒体服务，并且努力让自己适应这 些机构的需要。他们已经完全遗忘了往 日的愤怒——那种 对于一流作家的创造冲动来说所不可缺少的愤怒，那种对 于公正的社会批评来说所必须的否定和反抗，甚至对于科 学目标而言所必不可少的能动性和独立性。当权力无视知 识分子的存在时，知识分子只能处身于社会的边缘境地，但 是当权力给予其“荣誉地位”时，他(fq~N腐化成为了权力的 奴隶。如霍尔(Howe)所言，知识分子要么被社会排除在 外，要么被国家收买。④这一判断无疑暗示了知识分子自身 所难以摆脱的悲剧性困境，国家以合理的手段与适当的价 格收购了他们作为独立批判的知识分子的身份，知识分子 自身似乎也心甘情愿地转变成了国家机器的有效工具。即 使这个时期也曾出现了诸多表达知识分子不满的写作，但 也仅仅是表达自己对所受到的待遇的不满，而绝非是对他 们自身所面临的潜在危机的深思。 随着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增强，“疏离”的传统逐渐 变成了一种可有可无的道德制约力量，而对社会及大众的 “顺从”与妥协则成了知识分子的普遍趋向。先锋派已经 失去了往日的反抗激情，并且在逐步制度化和机构化的过 程中已演变成了“时尚”的替代物，一切艺术的创造都可能 只是在生产商品。此种“反智”形式恰恰意味着国家的体 制化策略已经巧妙地剥夺了知识分子的独立特性。 到1960年代初期，有关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关系的讨 _ 论仍在继续，美国思想界及艺术界的众多知识分子已经逐 步认识到了与社会大众间的“疏离”本身的意义之所在。 “疏离”所要求的不是单向度地屈从于大众的“反智”倾向， 进而服从于大众的全部要求，而是要求知识分子自身在精 神层面上必须具备蔑视权力和现实功利的勇气，要求他们 将大众的“反智”看做是知识分子与社会之间必要的间隔 和距离，以便有效地摆脱规范的束缚而对世界给予应有的 独立批判。正如霍夫斯塔特所说，“一起面对世界是政治的 一 种策略，但独立面对它则是典型的创造性姿态。”菲利 浦 ·吉利森(Philip Gleason)也曾评价说，霍夫斯塔特其实 是在提醒我们，“要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要重新审 视那些最为熟识的事件”。⑨ 注释 ： ①④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Alfred A．Knopf，Inc．and Random House，Inc，1966．pp1．417 ②AnnM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1．353，City Bosses and Political Machines(May，1964)，PP．184 — 185． ③Van Wyck Brook：America’s coming of age．New York：Anchor ed．，1958，po99． ⑤Philip Gleason：Anti—Intellectualism and Other Reconsiderations， The Review of Politics，Vo1．28，No．2．Apr．，1966，PP．238—242． (孙玲玲、贺昌盛，厦门大学中文系) 当代文学中的“反智主义’’倾向及其根源 “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又称“反智论”，是 与“理智主义”(intellectualism)或“理性主义的”(rationalis- tic)相对而言的某种思想倾向。一般认为，此一概念的流行 主要源自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 ·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 — tadtex)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1963)一书，霍夫斯塔特的主旨是希望借助 对美国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轻视乃至嘲弄知识理性现象的历 史渊源的细致清理，来提醒人们警惕美国文化传统中所隐 含的“反智”倾向及其危害。余英时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 传统》一文中认为，“反智论”也可以译为“反智识主义”，它 “并非一种学说、一套理论，而是一种态度I．．⋯·这个现象可 以说普遍地存在于一切文化之中。”其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 一 是对于‘智性’(intellect)本身的憎恨和怀疑，认为 ‘智 性’及由‘智性’而来的知识学问对人生皆有害而无益。” “另一方面则是对代表‘智性’的知识分子(intellectuals)表 现一种轻鄙以至敌视。”概而言之，“反智主义”主要显示为 对人的理性能力(intellect)、智力活动(intellection)乃至知 识(knowledge)本身及其作为特定载体的知识分子阶层(in- telligentsia)的蔑视、抵制与反叛。 “反智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文学创作与 批评中所呈现出来的“反智主义”倾向则是此种文化现象 “反 智主 义 ”笔谈 在文学中的具体渗透。由于“反智主义”涉及到政治、哲 学、历史、美学等多重视角的不同内涵，且在不同的历史时 期又有各自不同的功能，所以，对此种现象不能从价值判断 上给予其简单的肯定与否定，而应当从其在特定历史时段 所产生的实际效果作具体的分析。 从总体上看，当代中国文学中的“反智主义”倾向主要 表现为意识形态层面上对于知识分子形象的贬斥、审美现 代性层面上对于启蒙理性及其后果的质疑以及大众文化层 面上对于“精英”文化的否定与嘲弄等这几种比较典型的 形态。 就意识形态层面而言，由于某种极为特殊的原因，在一 个较长的特定历史时期内，政治意识形态一度成为了当代 中国文学书写的决定性因素，文学创作与批评必须服从于 具体政治实践的一般需要。20世纪50—70年代，工农兵被 确立为民族国家与历史叙事的核心主体，而作为思想承载 者的知识分子则几乎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表现在文学 创作中，则普遍显示为对于知识分子的某种懦弱、虚伪、善 变、投机、不劳而获、自私自利、小资情调等等特性的刻意凸 显与嘲讽，以此与坚韧、善良、朴实、勤劳、大公无私、任劳任 怨的工农兵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此种“反智”倾向主要 源于政治意识形态对于个体存在的阶级意识及其阶级属性 的先验规定，在“极左”思潮的大力推动之下，在极端年代， “思想”本身最终形成了一种整齐划一的单一格局，其他一 切异己的“智力”活动均被认为是有害的“毒素”，并由此成 为了理应被彻底排除、否定和批判的对象。极端年代的“反 智”现象与封建时代统治者对于“异己”思想的普遍排斥意 识有很大的关系，同时也与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始终未能 取得真正独立的地位有关；当知识及其承载者只能依附于 政治意识形态而存在时，“知识”、“智性”活动及知识分子 一 旦偏离统治者的需要，就会自然而然地落入被打压乃至 彻底否弃的状态。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智主义”有着 明显的破坏性。 进入新时期以后，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反智”倾向又 滑向了另一种极端，即由对“异己”思想的批判逐步滑向了 对所有知识分子的否定，其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王朔。王 朔小说的“反智”倾向具体显示为以其所认定的所谓“真 人”形态来展开对他所认为的“虚伪的知识分子”的全面嘲 讽，尽管从表面上看，他所否定的主要是“极左”思想遗留 下来的那种僵化、刻板、专权以及虚假的“崇高”等等特定 年代的特定知识分子的性格特征——正是这一点才被王蒙 认定他是在“躲避崇高”——似乎与政治意识形态没有多 大的关系，但实际上，王朔其实是在“复活”极端年代的另 一 种意识形态形式，即肆无忌惮、无所顾忌的所谓“绝对自 由”——“文革”时代对于知识分子的肆意愚弄和全面批判 其实正是“无知者无畏”的最为真实的写照。从这个角度 讲，王朔的“反智”并不具有所谓“后现代”的意义(其与 196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而恰恰只 是“文革”之“造反精神”的延续(只不过由群体性的造反分 一 解成了单纯的个体行为而已)，他所塑造出的所谓“真人” 形象，不仅完全否定了“知识”存在的合法性，甚至彻底地 否定了“思想”本身。此种“反智”倾向所隐藏的危害性是 值得警惕的。 现代性层面的“反智主义”一般体现为审美现代性对 启蒙现代性的合理抵制与制衡。尽管启蒙理性使人类最终 走出了蒙昧与神权统治，但由于理性自身的膨胀和 日益技 术化，对于人的理性的单向度无限制张扬同时也为人类带 来了深重的灾难，诸如思维的机械化、公共体制的官僚化、 现代专制政治的出现、人类中心主义以及生态资源的 日趋 枯竭等等。审美现代性的出现正是对启蒙现代性的有效反 叛，此种层面的“反智”主要体现为对于“知识”谱系的合法 性及其效用与后果的质疑、对于技术理性的否定和批判以 及对于“人”的“本然”生存形态的追怀与颂扬。审美现代 性在当代中国文学中主要以“乡土”文学的复兴为代表，如 汪曾祺、贾平凹等，而其所延续的则是沈从文等京派“乡 土”文学创作的传统。“乡土”文学的“反智”倾向重在以 “人”的“本然”生存形态显示对“人”的“异化”形态的批判 — — 这也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统领下的“乡土”题材创作最 为根本的区别——其渊源则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道家理念和禅宗思想。从历史的角度看，老子所强调的“绝 圣弃知”、禅宗所倚重的“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本 心，见性成佛”等等，虽然始终未能演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 流，但此类“反智”思想却对儒家的“功利主义”或法家的 “教条主义”与“酷吏政治”的过度蔓延起到了有效的制衡 作用。无论我们如何评价道家与禅宗的思想，此种“反智” 意识毕竟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审美现代性诉求提供了有益的 文化资源。从这个意义上说，以审美现代性形态体现出来 的“反智主义”倾向，无疑可以看做是当下日益僵化的技术 理性的有效解毒剂。 最后是大众文化层面的“反智主义”，主要显示为对 “精英文化”的极度反感与排斥，以及对“市民”阶层价值理 念的充分肯定和张扬 ，其在当代中国文学中的代表则是池 莉、刘震云等人的创作。从上世纪 90年代至今，由于受法 兰克福学派(如本雅明的“机械复制艺术”等)及杰姆逊 (Fredric Jameson)有关“第三世界文学”等理论的影响，中 国批评界开始引入“文化研究”的方法展开文学批评，大众 文化也因此得到了充分的肯定。从文化研究的角度看，大 众文化的勃兴是晚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极为突出的特 征，其核心在于消解所谓高雅文化自身所享有的由来已久 的特权，以便使底层的普通民众同样能获得享受和占有文 化资源的权利。此种层面上的“反智”取向针对的主要是 资本主义长期发展过程中所逐步形成的社会等级秩序及其 背后起着操纵作用的权力话语，其对于打破资本主义形态 本身所造就的现代性神话有非常明显的积极意义。但文化 研究被弓I人中国以后却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情形，一方面， 当中国的现代性进程尚处于发展之中而非成熟形态之时， 刻意强调大众文化势必形成对现代性进程的障碍和阻挠； 焦点 ·反 智主 义论 ·当代 文坛 ·2009．2 另一方面，当“精英文化”自身同样处于非成熟状态时，大 众文化的凸显只可能使传统文化中那些需要重新加以审视 和批判的成分以及人性本身的某种无节制的非理性因素得 以复活和释放，当代文学创作中正在肆意蔓延的“欲望”叙 事与低俗趋向就是最为充分的证明。在当下中国这种由前 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相互混杂而形成的叙事语境中，过分强 调大众文化的价值意义，其实是在将初步被建构起来的现 代中国人高层次的精神位格向底层市民的低层次位格上 拉，这种情形恰恰走向了文化研究的反面——它不是如本 雅明所希望的那样使最底层的普通民众人人都能享有欣赏 《蒙娜丽莎》的权利(以提升自身的精神位格)，而是鼓励底 层民众人人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价值理念去“创造”《蒙娜丽 莎》(使高位的精神取向朝低位游走)。以“市民”价值为核 心的文学创作是对“智性”本身所具有的批判意识的根本 取消，尤其是在“后现代”外衣的装饰下，其“反智主义”的 内在目的性更容易获得某种貌 合理的合法性；而当此种 虚假的合法性与其背后的商业效应合谋时，其所产生的危 害将会是巨大而深远的。 “反智主义”在总体上一般显示为对于“智力活动”及 其主体的质疑，它其实也可以看做是主体的“人”对于其自 身的深刻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也应当被看做是人的 “智力活动”之一，只不过此种智力活动主要依靠感性层次 上的精神诉求而得以展开。“反智主义”试图恢复一直被 压抑着的人的“感性”活力，这无疑是节制和制衡人的理性 活动的有效手段，但是，当“反智主义”被推向极端时，它就 会无视人的理}生存在的合法性，而使其自身成为人的感性 欲望肆意释放的宣泄口。文学艺术中的“反智主义”倾向 确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如果单向度地将此种倾向推向极致， 如同单向度地将理性推向极端一样，其最终同样会造成无 可预计的危害。因此，对当代文学中的“反智主义”给予具 体而细致的清理应当是有着非常及时的现实意义的。 参考文献： ①Richard Hofs—tadter：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New York：Alfred A．Knopf，Inc．and Random House，Inc，1966． ②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余英时文集(第二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2年版。 ④[美]卡林内斯库：《现代性的五副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北 京：商务印书馆 2002年版。 (黄云霞，集美大学中文系) “反智”叙事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 形象的负面书写 一 般说来，“反智主义”主要体现为一种敌视和对抗知 识与智性的态度，而知识分子作为知识与智性的载体，则首 当其冲地成为了“反智主义”所攻击的目标，在文学作品中 主要体现为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有意识的丑化和贬低，并以 此形成了某种极为特殊的“反智”叙事模式。就当代中国 文学而言，“反智”叙事集中显示为对负面知识分子形象的 刻意张扬。此类文本多借助漫画化、粗鄙化以及知识分子 对自身的自我否定等多种方式，试图实现其对传统知识分 子的那种高尚忠诚而又充满智慧的“光辉形象”的彻底否 定和颠覆。 一 、“无知者无畏”——知识分子形象的漫画化 自新时期以来，当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直显 得非常暧昧，这不能不说与作家自身的某种潜在的“反智” 倾向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文坛第一个打出“无知者无 畏”口号的就是王朔，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在整体形象上普遍 有着委琐、庸俗、虚伪却又道貌岸然的特征；无论是学者、教 师、作家、编辑，还是医生、工程师等等，所有的知识分子在 王朔眼中几乎无一不是可以被肆意戏谑和调侃的对象。尽 管在某种程度上，王朔确实深刻暴露了留存于知识分子身 上的诸多劣行及人性的弊端，但当王朔将知识分子连同其 所负载的知识与智性给予了根本性全盘否定时，其无疑就 形成了对知识分子本身的毁灭性打击。 《顽主》中的肛门科大夫王明水和“德育教授”赵舜尧 表面上风度翩翩，一派善解人意、慷慨大方、为人y币表的“君 子”形象，实际上却极端自私和虚伪，内心灵魂极其阴暗。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于观、杨重、马青等等“顽主 (Play Boy)”型的所谓“真人”。王朔对于知识分子的贬斥 策略主要在于，以“真人”的无知和“真实”性情无所顾忌的 袒露，与“有知者”的伪善和道德说教相比照，藉此剥落知 识分子的所谓“假面”，以便最终实现其对知识、智性及知 识分子本身的全面否定，这一点基本上是贯穿王朔整个创 作过程的核心主题。曾有人认为，以王朔为代表的中国当 代所谓的“痞子文学”与上世纪60年代左右出现于美国的 “垮掉的一代”的书写有着极为相似之处，他们都以极为特 殊的嬉皮士生话方式塑造了一种全新的“反英雄”形象。 但事实上，王朔笔下的那类人物在本质上与“垮掉的一代” 并不属于同～类人；虽然他们都共同显示出了反叛传统、张 扬个性、与常态生活格格不入等等方面的特征，但王朔笔下 的这类人物所反叛的主要是中国社会因长期禁锢而导致的 虚伪保守的思想观念，包括遗留的封建意识与极左观念等 等。如果说“垮掉的一代”的“反智”倾向主要是针对被推 向极端的技术理性及冷战时期特定的意识形态观念的话， 王朔的“反智”策略则主要是针对刻板的说教、僵化的思维 以及机械的官僚体制而言的；“垮掉的一代”是为了在反叛 技术理性的基础上试图重建更合乎人性的合理而鲜活的生 存形态，王朔的“反智”却是对智性及知识分子必要的社会 功能的根本性否定，其最终目标其实是希望退回到人之初 的那种完全无知无识的状态；“垮掉的一代”是在寻求自我 人性的彻底解放，它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整个社会对技术 时代理性膨胀现象的反思和修正，而王朔的“真人”们所希 望实现的其实只是某种无所约束的绝对自由(“我是流氓 “反智 主 义”笔 谈 我怕谁”)，其与极端年代“红卫兵”式的自由自在并没有什 么本质性的区别。从这个角度来看，王朔所张扬的“反智” 其实是有着非常巨大的破坏性的。 正因为如此，王朔笔下那些被高度漫画化的知识分子 形象实际并不是知识分子的全部，而仅仅只是王朔出于自 身创作的需要刻意摘取的某些知识分子的侧面。其在表面 上似乎应和了现代社会对于知识与启蒙理性的反思，实际 上恰恰代表了理性自我的真正缺失。 二、“知识即无能”——知识分子形象的粗鄙化 当代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的涌起， 经济因素已逐渐成为了主导人们生活的核心因素，知识分 子的生活也不例外，同样经受了来自市场经济的猛烈冲击。 市场经济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实用”，如果说此前的知识 分子，特别是人文知识分子一直是以知识与智性的承载者 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的话，那么，当整个社会普遍趋于将 “知识”的有用与无用作为评判知识之价值的标准时，人文 知识分子所拥有的知识及其道德理想就很难符合普通民众 的实际生存诉求，知识分子也由此必将被民众视为“无能之 辈”的代表。就知识分子自身而言，当他所拥有的知识无法 或不可能迅速转化为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资源时，他 们同样不得不放弃自己所固守的理想、原则与责任，转而向 庸俗的社会潜规则低头，用改变自身的办法去适应整体社 会的“生存法则”。表现在文学文本中，那种庸俗、无奈、可 怜、伤感而又自欺欺人的知识分子形象就不断闪现在各式 作家的笔下，并由此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学中粗鄙化知识分 子的形象系列。 刘震云的《一地鸡毛》中的小林就是一个典型的个案。 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他，一身的知识分子精英气派，怀抱理 想，正气凛然；但是当狭小的住房无法满足基本的居住，薪 水的入不敷出使生活处处捉襟见肘，就连送女儿进一家较 为理想的幼儿园也遭到碰壁时，他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庸 常的生活比对知识分子身份的极力维护要重要得多。小林 在不知不觉中被世俗社会的点点滴滴日渐打磨和同化，尊 严被改变成了逢迎拍马，骨气已经为媚俗与谄笑所替代，在 日复一日的无聊岁月中，小林纵容着自己的堕落。“生活就 像流水，一天天地过下去，也蛮舒服的。舒服世界，环球同 此凉热。”在最为基本的生存层面上，小林不得不取消知识 分子与普通民众的界限，转而投身于世俗大众琐碎而粗鄙 的生活洪流之中。与之相似，方方笔下的大学教授高人云 (《行云流水》)，同样一生辛劳却半世清贫；池莉笔下的庄 建非(《不谈爱情》)和李老师(《你以为你是谁》)，在粗俗 的妻子面前只能卑躬屈膝出尽洋相。如此等等。上世纪90 年代至今，以“新写实”称号出现于中国文坛一股创作潮流 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几乎无一例外地显示出了在市场经济与 世俗文化的冲击下不断退缩、屈服及自甘堕落的精神趋向， “知识”之于知识分子，仿佛成为了某种专门用于标示无 能、懦弱、卑微、笨拙、迂腐等特征的耻辱的符号，其在一定 程度上将那种一直潜存着的社会性的“反智”倾向推向了 _ 前台 。 知识分子的粗鄙化固然与经济社会的实际发展境况有 关，但在更深的层面上，其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识及其社会 定位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当知识分子的理想设计与普通民 众的实际生存出现巨大的错位时，大众必将视知识分子为 阻碍其生存发展的力量而予以厌弃和拒绝；而如果知识分 子本身无条件认可和屈从于这种厌弃，则整个社会就将完 全失去一种必要的批判力量。表面上看，知识分子似乎真 正投身到了民众的生活之中，实际上，知识分子的高位精神 诉求已经被大众逐步拉向了精神层面的低位，这样非但无 助于整体社会精神的提升，反而会形成人的低层次精神需 求的恶性循环。 三、光环隐退后的堕落——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 当代文学中还有一种“反智”倾向较为隐晦，那就是知 识分子对自身的彻底否定，最为突出的代表是贾平凹小说 《废都》中的庄之蝶等人。此类形象与王朔式的对知识分 子的刻意丑化，及刘震云等人笔下的知识分子迫于生存压 力而走向世俗生活均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庄之蝶式的“反 智”并非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排斥和挤压，而恰恰主要是来自 于知识分子自身对“知识”与“智性”的深刻怀疑。 庄之蝶的形象比较复杂，从社会地位来看，他是一位文 化名人，并且一直生活在荣耀的光环之中，几乎是一切知 识、智慧、高尚、尊严等等理想符号的化身。他的生活处境 称得上是知识分子所努力追求的目标，但正是这样一个似 乎无忧无虑的人对自身生存的真实性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在庄之蝶看来，他所获得的全部荣誉都不过是一种假象，他 一 直在利用“知识”作为招牌去掩饰自己内心的空洞；幸福 生活的背后是无聊乏味的应酬，高尚尊贵的另一面是对无 休止的欲望的追求；知识与智慧非但未能帮助他寻找到生 存的意义之所在，反而成为了其加倍自欺欺人的虚伪的工 具和借口。也因此，庄之蝶只能在声色沉迷中释放自己的 欲望，以图能抓住一丝所谓“真我 的气息，以便填充其精 神的空洞。庄之蝶的形象可以看做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处 身于迷茫与沉沦之间的精神境况的真实写照，是放弃自己 知识分子的身份转而享受现世的生活，还是坚守知识分子 的职责与立场，这种悖论式的双重选择所折射的正是转型 时期知识分子的尴尬境遇，而作为其核心支撑的也正是对 知识与人类智性的怀疑与背叛。 庄之蝶形象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知识与智性本身的危 机。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庄之蝶的“反智”有着明显的 中国传统道家及禅宗思想中“绝圣弃智”、“无知无识无障” 等诸种理念的影子，但从根本上讲，其真正的内在原因应归 于“自我”主体的缺席。人类对“理性”的确立实现了人类 自身从“神本”时代向“人本”时代的转换，尽管随着社会的 发展，理性被推向了极端进而导致了技术理性的产生，但这 并不意味着人类必须彻底放弃“理性”；相反，人类也许正 需要重新回到理性建立之初去反思和修正理性本身的失 误 ，而不是单纯地回到纯粹感性时代或者中国古代的庄禅 焦点 ·反 智主 义论 ·当代 文坛 ·2009．2 思想中去寻找逃路。庄之蝶所遭遇的也许是整个知识分子 群体都可能面临的问题，特别是其“反智”趋向发生于知识 分子自身内心时，更值得引起我们深刻的思考和探究。 历史上既有的知识分子形象一直承载着太多的政治及 道德等方面的因素，也许正因为如此，当整个社会发生根本 性的转变时，知识分子既有的精英人格才会出现空前的失 落。作为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无论是王朔式的贬斥，还是 “新写实”式的粗鄙化策略，抑或庄之蝶式的沉沦，都应当 看做是作家们对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诸种思考。因此，对于 “反智主义”尚不能作简单的肯定与否定，就社会及人自身 的全面发展而言，如何真正协调好知识分子与社会民众 的关系，或者说知识分子如何随着社会的发展来重新 确定自身的身份 ，也许这才是我们应当密切关注的根 本问题。 参考文献： ①余英时：《中国思想传统及其现代变迁》，《余英时文集(第二 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②董健、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5年版。 ③赵俊贤：《中国当代小说史稿》，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年版。 ④李欧梵：《未完成的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邓晓芒：《文学与文化三论》，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郑雪，厦门大学中文系) 审美现代性视野中的“反智主义” — — 以沈从文创作中的“反智”倾向为中心 无论是在霍夫斯塔特的《美国生活中的反智主义》中， 还是在当前国内学术界的主流评述中，学者们对于“反智主 义”的评断基本上是负面的，认为这种否定人类智性活动的 倾向要么表现为一种对既有的思想和观念的反叛，要么显 示为对精英与大众两个社会阶层间的冲突与对立的简单化 理解，这些批判主要是从意识形态层面或大众文化层面上 而展开的。事实上，反智主义作为一种复杂的文化现象，在 审美现代性层面上恰恰凸显出了其对于启蒙理性的批判和 抵制功能，这一点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讲， 诚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反智主义“应该理解为依据一定 的价值标准对人类智性以及由此而来的知识崇拜与技术迷 信的心态所表露的一种质疑和批判的态度。”①它的最终目 的并不在于泯灭智性，甚至也不在于摧毁理性。它只是反 对将启蒙理性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和最高价值，并以此寻 求审美现代性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制衡，使启蒙现代性和审 美现代性之间构成～种张力结构，对现代性自身进行不断 的修正。此一层面上的“反智主义”无疑为当代中国文学 的审美现代性诉求提供了很好的文化资源。 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乡土”文学作家群的创作明显 表现出了这样一种以审美现代性对抗启蒙现代性的反智主 义倾向。沈从文正是其中的突出代表。 _ 一 、以感性生活经验对抗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 沈从文最具有鲜明“反智”倾向的作品，无疑是收录在 《新与旧》作品集里的短篇小说《知识》。作品描写一个念 了十几年书、研究人生哲学的硕士，在回到自己的“野蛮” 家乡之后，面对乡下人淡漠的生死观念，忽然觉悟到自己所 学的知识全然无用。“到了家乡后，他第一件事是写信给他 那博学多闻的先生说：‘老骗子，你应当死了，你教我十来年 书，还不如我那地方一个大字不识的乡下人聪明。你是个 法律承认的骗子，所知道的全是活人不用知道的，人必需知 道的你却一点不知道!我肯定说你是那么一个大骗 子’。”②主人公由此决定把所有书籍全部烧掉。沈从文并 不是一个极端的反知识论者，他在这篇小说中所要表现的， 只不过是抽象的理论知识在与感性生命的鲜活经验迎面碰 撞时，前者所显露出的苍白无力与不堪一击。小说主人公 在回乡前曾信仰自己的导师“如一个神”，这种对于知识顶 礼膜拜式的迷信正是沈从文所无法认同的，因此他必须以 乡间感性的生活经验对其进行亳不留情的解构，“反智主 义”在此成为了展开这一批判的有效手段。 在《从文自传》中，沈从文也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我 就是个不想明白道理却永远为现象所倾心的人。我看一 切，却并不把那个社会价值搀加进去，估定我的爱憎。我不 愿问价钱多少来为百物作一个好坏批评，却愿意考查它在 我官觉上使我愉快不愉快的分量。我永远不厌倦的是 ‘看’一切。⋯⋯但我的爱好显然却不能同一般目的相合。 我不明白一切同人类生活相联结时的美恶，换句话说，就是 我不大能领会伦理的美。接近人生时，我永远是个艺术家 的感情，却绝不是所谓道德君子的感情。”④在此，沈从文的 “反智”范围进一步扩展到了社会价值和伦理道德的层面。 以艺术家的眼光来看世界，使得他对于感性生活的观照和 体验超越了现实层面，摒弃了功利的目的，达到了审美的高 度。五四以来，人们在谈及现代性时，多将其直接理解为一 种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工具理性)和人文精神(价值 理性)，而忽略了现代性还存在着自我反思和自我超越的层 面。以感性之审美来反理性之“智”，沈从文对于审美的极 力推崇，可说是为这一反思和超越开辟了一条可行的路径。 二、以个体感性的生命对抗人性的异化 作为一个侨寓京城的“乡下人”，沈从文的写作在很大 程度上遵循着一种城乡二元叙事的结构。然而在现代性发 轫之初，在知识分子普遍以启蒙者的姿态对乡下人发出“改 造国民性”的指令之时，沈从文无疑是另类的。正如他自己 所说：“请你从我的作品里找出两个短篇对照看看，从《柏 子》同《八骏图》看看，就可明白对于道德的态度，城市与乡 村的好恶，知识分子与抹布阶级的爱憎，一个乡下人之所以 为乡下人，如何具体反应在作品中。”④ “感性个体”是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着力渲染的一种 几乎仅存于乡土间的生命形式，并试图以此来对抗都市中 理性束缚下异化的人性。这是沈从文创作中“反智”倾向 的又一种体现。“沈从文对人性所秉持的尺度，不是现代的 “反 智 主 义”笔 谈 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批判精神，也不是传统的儒家伦理规 范的善，而是自然。”⑨沈从文对于自然生命活力乃至原始 生命力有一种近乎宗教式的膜拜。因此他笔下的湘西农村 并非鲁迅《阿 Q正传》里麻木而愚昧的未庄，相反，沈从文 眼中的乡土生存方式似乎更接近人的本真状态，孕育着原 始的、鲜活的生命力。在沈从文的“感性个体”身上，“爱的 本能”和“死的本能”都以一种直接甚至野蛮的方式，自然 而然地彰显出来。《龙朱》中的郎家族女子愿意“抓出自己 的心，放在爱人的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 ，不是门阀也不 是假装的一切，只有真实热情的歌。” 这样的“自然之爱”， 热烈率真，令人动容。即使是那类动辄砍杀殴斗的人物 ，也 常常显露出其豁达大度、谦卑诚实、仗义好施且多情孝顺的 一 面，与赢弱虚伪的都市知识分子恰成鲜明的对比。对于 乡下人的生命欲求，沈从文始终认为：“他们的欲望同悲哀 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掺进他们命运里去，扰 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⑦《柏子》中描写水手柏 子上岸去见他相好妇人的一段即突现了这一点，“这是其中 之一个，名叫柏子，日里爬桅子唱歌，不知疲倦，到夜来，还 依然不知道疲倦，所以如其他许多水手一样，在腰边板带中 塞满了铜钱，小心小心地走过跳板到岸边了。先是在泥滩 上走，没有月，没有星，细毛毛雨在头上落，两只脚在泥里慢 慢翻——成泥腿，快也无从了——目的是河街小楼红红的 灯光，灯光下有使柏子心开一朵花的东西存在。”@在沈从 文看来，柏子们的一份动人处，就在于他们的情爱欲望是 “原生态”的，对于生命欲求的宣泄也丝毫没有刻意掩饰或 矫揉造作的痕迹。与之相反，都市里所呈现的却是所谓“知 识人”在理性律令的压抑下人性极度异化扭曲的图景。在 《绅士的太太》里，都市里的爱情和婚姻已经完全被“程序 化”了。绅士在婚外情被太太发现、太太离家出走以后，总 是能有一整套的方法来劝服太太回家。太太虽心知肚明绅 士的这些套路，却也乐意服从这一套“游戏规则”，任凭这 样的闹剧一次次地上演。到了《有学问的人》里，人性的异 化甚至发展到了几乎丧失“生殖力”的地步，“他笑他自己 不济，这之间，不无‘人真上了年纪 ’的自愧，又不无 ‘非呆 不可’的自励。绅士就是这样的：教育修正了他的身分，却 并不能克服他的本能。一到有所冲突时，自己就常常疑心： ‘究竟我是不是一只阉鸡?” 在重塑国民性的问题上，沈从文的观点与同时代的作 家们迥然有异。他反对理性文明之“智”，是因为他已经敏 锐地觉察到，单凭启蒙理性并不能塑造出健康丰富的人性。 相反，对于理性的片面强调往往使得“理性压抑感情，道德 约束自由，工具理性反过来统治主体自身，启蒙走向了反 面”。 由此，沈从文才坚信，惟有寻求回归本然生存状态的“感 性个体”来对抗理性异化的人性，才是真正切实的救赎之道。 三、以“旧”与“常”对抗“新”与“变” 现代l生的时间观念是线性的，既不可逆转，也不可抗 拒。五四以来的启蒙之路一直秉持着一种进化论的观念， 即最新的事物永远是最好的，而长期潜藏在现代文学观念 一 体系中的二元论惯性，更使得现代性进程被转换成为了一 种非此即彼的单项选择。于是当“新”与“变”成为时代的 呼声时，“旧”与“常”就必然被视为保守的、落后的东西而 渐渐丧失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这个问题上，沈从文再次以 一 个“反智者”的姿态，消解了“新”凌驾于“旧”之上的地 位。他不但不像其他的启蒙者，为那样农村的现代化进程 鼓掌欢呼，反而时常流露出他对湘西传统文明受到现代文 化冲击的隐忧：“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 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 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 点真正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 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 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 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的“反智”并非一味地以传统社 会的前现代生活方式来对抗现代性，他对历史进程的意义 有他独到的思考：“一套用文字写成的历史，除了告给我们 一 些另时代另一群人在这地面上相斫相杀的故事以外，我 们决不会再多知道一些要知道的事情。但这条河流，却告 给了我若干年来若干人类的哀乐!⋯⋯这些东西于历史似 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 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分命运，为自己，为儿女， 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 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 起无言的哀戚。” 在此，沈从文的历史观已多少带有一些 后现代新历史主义的意味了。克罗齐说过：“一切的真历史 都是当代史。”历史中往往只记载下具有“进步”意义的人 与事，以期实现与“当代”的完美衔接。而那些日复一日因 循守旧的人们也就很容易成为被历史忽略或遗忘的对象。 然而沈从文看见的却是这些处于历史边缘的人们“忠实庄 严的生活”，他们鲜活的生命经验无疑是对抽象的历史记载 的对抗和消解。 事实上，沈从文在面对现代性的问题时所显示出来的 “反智”意识与西方浪漫派的基本取向有不谋而合之处，即 以审美之维来批判启蒙现代性，借以实现对现代性自身的 修复和补救，以便寻找一条更为人性、更符合人的自然属性 的现代性之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他精心建构的“湘西世 界”正是这样一个富有审美救赎意味的乌托邦，充满着田园 牧歌式的情调：“近水人家多在桃杏花里，春天只需注意，凡 有桃花处必有沽酒。夏天晾晒在阳光下的紫花衣裤，可以 作为人家所在的旗帜。秋冬来时，房屋在悬崖上的，溪水上 的，无不朗然入目，黄泥的、乌黑的，位置则永远那么妥帖， 且与四周环境极其调和，使人迎面得到的印象实在非常愉 快。”@沈从文的“湘西世界”里，不仅有古朴宁静、如诗如画 的自然景色，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都是诗意化 的。《边城》中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 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 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下转第102页) 作 家 与作 品 ·当代 文坛 ·2009．2 “白莲浦首尾的小水港生机盎然，两岸臭柳株株， 别见它的名字不好听，枝叶儿排排对对地生长，开的花 一 串串，秋季里，叶落了果儿一串串地悬在枝头，阳光 好又遇上无风的时候，枝枝果果地映在水里，水更清幽 明净，偶尔些些小鱼虫鸟倏然而过，一圈圈儿的清波漾 了开来，直消失到两岸的水草丛中去。水草儿和杂蔓 随着岸坡浸入水中，除了冬季外，人们无不来水草丛中 捕捉小鱼小虾，给餐桌上添一碗腥荤。” 应该看到，作者对这些景色的铺写，并不是单纯为了写 景而写景，而是将景物与乡村人性的纯美和宁静交融在一 起。就像沈从文笔下的湘西那样，正是山水的绝美与自然 的宁静，养育了乡村人自由而美好的人性，赋予了他们宽容 而独立的人格。 《遍地青菜》也是如此。当许小晴赖以生存的农村伦 理与城市伦理发生碰撞时，她没有放弃自己的尊严委曲求 全，而是以纯朴和善良瓦解了横亘在人们之间的隔膜，疏通 了城里人与农村人的心里障碍，更重要的是让城里人重新 审视了城市与农村的关系。 无论是《白莲浦》还是《遍地青菜》，这两部小说的作者 都没有简单地重复大多数作家笔下那种城乡对峙、撕裂的 局面，而是通过想象，努力挖掘人性中美的存在，使每个人 的生命尊严获得了有效维护。虽然他们把这一和谐的关系 建立在爱与宽容之上，多少显得有点脆弱，但他们至少向人 们展示了城乡和谐的某种可能，也给苦难中的人们带来了 些许的安慰。当我们阅读了太多的有关“底层苦难”的小 说之后，《芳草》却能够从另一种角度，持续不断地为我们 提供一种充满诗性和温情的底层作品，这无疑是极为难能 可贵的。 注释： ①路易斯 ·芒福德：《城市是什么?》，张艳虹译，转引自许纪霖主 编的《帝国、都市-9现代性》，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年 1月第 l版。第 193页。 ② 严正主编：《中国城市发展问题报告》，中国发展 出版社 2004 年2月第1版，第76页。 ③④丁帆：《“城市异乡者”的梦想-9现实》，《文学评论 2005年 第4期。 ( [秘鲁]略萨：《给青年小说家的信》，赵德明译，上海译文出版 社2004年l0月第1版，第6页。 ⑥ 王宁主编：《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谈创作》，北京大学,44版社 1987年4月第 1版，第191—192页。 ⑦史铁生：《信与问》，花城出版社2008年 1月第1版，第66页。 ⑧ 查特吉：《关注底层》，《读书》20o1年第8期。 ⑨ 洪治纲：《底层写作-9苦难焦虑症》，《文艺争鸣》2007年第 l0期。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陈林 (上接第25页)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 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翠翠是名副其实 的“自然之女”，《三三》里的三三也同样具有诗意般的性 情。而在为人处世方面，“湘西世界”中的人往往重义轻 利，下层人依靠自己的力气挣得自己的衣食，坦坦荡荡；上 层人也少见为富不仁，总是侠义地为邻里排忧解难。没有 阶层间的冲突对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真挚、和谐的。 “湘西世界”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存在的，抑或又在多 大程度上只是沈从文的想象，这些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 是，它作为一个意象、一种标识，与现实中刻板僵化的生存 景观构成了鲜明的对比，并以此激发了人们对启蒙现代性 的批判性反思，以及对如何塑造健康丰富的人性、如何更好 地推进中国的现代性进程的探索。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有 着独特价值的“反智”取向，也许更值得身处现代与后现代 相互交织时期的中国作家作更进一步的深入思考。 注释： ①周可：《反智主义-9林语堂文化理想的人文偏至》，《河北学刊》 1996年第2期。 ( 沈从文：《知识》，《沈从文别集：新-9旧》，岳麓书社 1992年版， 第 197页。 ③沈从文：《从文自传》，《沈从文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 社 1983年版，第82页。 ( 沈从文、张兆和：《沈从文家书》，台湾：商务印书馆 1998年版。 第144页。 ⑤姜峰：《沈从文创作中的审美主义与现代性问题》，《学术探索> 2004年第6期。 ⑥沈从文：《龙朱》，《沈从文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ll5页。 ⑦沈从文：《一个多情水手-9一个多情妇人》，《沈从文选集(第一 卷)》，四川1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177页。 ⑧沈从文：《柏子》，《沈从文选集(第二卷)》，四川人 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86页。 ⑨沈从文：《有学问的人》，《沈从文选集(第二卷)》，四川人民出 版社 1983年版，第105页。 ⑩周宪：《审美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研究》2000年第 1期。 ⑨沈从文：《长河》，《沈从文别集：长河集》，岳麓书社 1992年版， 第l7页。 ⑩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沈从文选集(第一卷)》，四 川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第 162页。 ⑩⑩沈从文 《边城》，《沈从文别集：边城集》，岳麓书社 1992年 版，第100 页、第104页。 (王琴，厦门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 鄢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