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与建筑师
我们的城市与我们的建筑师有着怎样一种关系呢？毫无疑问，是建筑师创造了城市容貌，但是，城市本身也是可以改变和影响建筑师的。尽管中国建筑师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左右，比如长官意志，比如业主的颐指气使，以及各种因素的干扰，但是，建筑师的主观努力也还是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怎么可以想象没有陈植这样的建筑大师呢？正如南京城怎么能够不与杨廷宝先生、童隽先生联系在一起呢？首都北京有着建国以来最为重要的建筑，比如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和平宾馆等，当我们如数家珍般地去称颂这些建筑时，我们能忘记建造这些作品的杨廷宝、张博、张开济等建筑师吗？他们与这些作品同在。当我们说到广州建筑，我们首先想到的就应该是建筑大师佘俊南，他是著名的建筑师，他设计了广州著名的建筑--白天鹅宾馆。 广州有个佘俊南 如果没有佘俊南先生，那么就不一定会有白天鹅宾馆。当然也还会有这样一座宾馆性质的建筑物存在，却不一定叫这个名字，更不会是这样一种造型和风格。我曾于1992年在北京的华都饭店举办的中国建筑学会第八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上采访了广东建筑设计院副院长关富椿先生。这位六十年代初毕业于华南工学院的中年建筑师有着北方人的豪爽、健谈。他认为广州这座南方城市阳光充足，气温高，城市建筑颜色以浅为主，太重的颜色属于北方。南方城市建筑一般愿意采用新工艺、新材料，窗开得比较大，公共建筑装修得比较讲究，打破了火柴匣式建筑，越来越注重了建筑的外型之美。他谈到了五星级的宾馆白天鹅、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还有东方宾馆，他说东方宾馆是国内第一家自己经营达到五星级水平的。说到白天鹅宾馆就自然谈到了佘俊南先生。白天鹅建在白鹅潭那个地方，因天鹅潭而取名。宾馆的墙体是白的，整个外形有雕塑感，窗户凹进去一些，组成一排交错的空间，从侧面看，有点天鹅的羽翼的参差感。建筑平面是船形的，两个墙边的线条弧度很是柔和。这座宾馆为广州城带来了许多声誉，成了某种身份和尊贵的象征。在广州佘先生还有一些比较有影响的作品，像东方宾馆、友谊剧院、中国驻西德大使馆等，这些建筑的手法都比较新，都曾在那个时代产生过重大影响。比如六十年代设计的友谊剧场，就有好多地方照抄照搬。据关先生介绍佘俊南身体不好，心脏按装了起搏器，讲话无法高声，深居简出了。 今年，我有机会又去了一次广州。广州的大高楼建得太多了，一派商业味道。高级宾馆可以说比比皆是，当年关先生曾逐一给我数着广州的五星级宾馆有几个，事隔五年了，广州的五星级宾馆一定又增加了几处。当年，我曾到过白天鹅宾馆用过餐，那是在二层楼的一间宽敞的民族风味很浓的包间。那时候走进白天鹅还有种欣喜感，可是如今走在广州街头眺望白天鹅就觉得它不似昔日那般辉煌了。它好象陈旧了。佘先生垂垂老矣，白天鹅蒙上了城市的灰尘，在它周围兴起一片更高更鲜亮的高层建筑。比如国际大厦，比如白云宾馆等，我在想，这些新的更豪华的建筑能取代白天鹅的地位吗？在这座城市里还有比佘俊南先生水平更高、更年轻的建筑师吗？ 我不能作出肯定回答，因为这座城市虽然变化挺大，却并没有变得令人喜欢。尤其是火车站周围，那可是太乱了。火车站周围的脏乱差好像不光是广州的问题，也是我们中国所有城市所面临的问题。尽管我们有好多城市新建了火车站，但是，车站虽然新了，环境却无法更新。在无法更新的环境里，再新的建筑也只能是一种尴尬。所以说，一个建筑师对于一座城市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微乎其微的。他们远远不如市长。他们没有发号施令的习惯也没有这个本事。何况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官员们对于建筑师的尊重太不够了！ 相传一位官员不知道建筑师是怎么回事，当他听到人家说到建筑师时，他自言自语：什么建筑师？哦，理发师、裁缝师、建筑师…… 我在北方的一座文明程度颇高的城市里走进了一所建筑设计院。这里的一位建筑师很激忿地告诉我他们这里搞建筑设计的人不爱要建筑师的职称而爱要工程师职称。由此看来，我们的建筑师所处的社会地位和被人们认识与理解的程度。还不是把建筑师当成文化人与学者，(当然了，现在的人一切都向钱看，就是文化人和学者又能怎么样？)差不多还是停留在过去那种工匠的地位上。 即使建筑师没有什么显赫的受重视的地位，那么，建筑师们在各自的城市中也没有放弃自己的责任。他们当中有的人凭着自己的业务水平与人格魅力，已经或正在发挥更大的作用。正是这种作用和努力，使得城市有了自己的一如继往的文脉。走进这样的城市，就与走进别的城市不一样，别的城市大同小异，而这座城市则完全不可与其它城市混淆。这种城市的历史氛围与文化氛围正是建筑师的独特的魅力所在。 张锦秋之于西安 张锦秋得天独厚，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就连她的丈夫都如是说。张锦秋本来毕业后应该留校工作的，但是，她跟爱人沾光了。爱人是白专典型，在整个清华大学拔掉的三个“白旗”中就有一个是她的爱人。这面白旗被发配到了宁夏。1965年他们结婚了，两人无法回北京，只能留在大西北。因为张锦秋当时是党员，政治上可靠，西安的西北建筑设计院三线任务很重，征求她的意见，让她留在西安，然后再把她的爱人调到西安。张锦秋就是这样来到了西北设计院。对于踌躇满志的张锦秋来说，这种选择显然是出于某种无奈。西安绝对不如北京有吸引力。如果她不是在西安而是在别的城市，她大概就不会有这个机遇去搞三唐建筑。但是，西安也有不少建筑师，何以就得张锦秋去搞三唐宾馆呢？ 张锦秋由于设计了华清池这个古建筑的大门，受到了当地的重视。她被推举为古建筑设计组组长。她不愿意叫古建筑小组，她觉得应该叫传统风格设计组。作为一个建筑师，她认为要搞那种纯粹仿古建筑，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应该搞那种具有传统风格和历史文脉的现代建筑。这样的建筑才是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建筑。西安是历史文化名城，在城市建设改造上一方面要承袭古建筑的文脉，一方面还要有现代建筑意识。如何融汇古今，这是一个有志向的建筑师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日本人对于历史上的长安情有独锺，他们要在这座历史名城里找回某种历史记忆。他们要建阿倍宗麻吕纪念碑，清隆寺、还要建一些大宾馆。阿倍宗麻吕纪念碑选中了张锦秋的方案。清隆寺，这是一个早就被历史云烟淹没了的建筑，西安人对此已无印象。他们每天经过郊外那片光秃的麦田，什么也感受不到。但是，忽然有一天，他们看到了一群日本人跪拜在那片麦田里，虔诚地举行着祭奠仪式，久久不肯离去。看热闹的西安人觉得很蹊跷，却也不知所以。但是，有心的建筑师张锦秋却意识到了这片麦田肯定会有一段重要的与日本人有关的历史。她翻阅发有关资料认定了那里曾经是清隆寺的遗址。唐代的留学僧空海曾经就在这个清真寺内。空海在历史上非常有名，他的中国名字叫晁衡，历史记载了这个空海和尚曾经五笔就把王羲之的一幅书法补全，所以唐太宗非常欣赏他的才华，奉他为“五笔僧”。空海对于中国的文化和艺术均有较深造旨，他自长安回国后也把唐文化带回日本，并且在日本创办了贫民学校，影响深广。所以，日本人现在来长安寻找清真寺，就是要出钱为空海建个碑。日本来了一位建筑师，他叫三木忠司，已经80多岁了。他是日本老一代的现代派建筑师。他认为现代建筑必须要有地方文脉，不能割断历史。他的观点与张锦秋的观点是一样的，所以，他们相见之后非常谈得来。日本建筑师很尊重张锦秋，他把自己要搞的空海碑想法跟张锦秋谈了。张锦秋认为如果仅仅搞一个孤碑显得太单了，不如搞一个碑院。这一提议深得日本建筑师的赞赏。于是，西安就建起了一座碑院。从此，中国建筑师与日本建筑有了真正的交流。张锦秋被邀请去日本讲学，深受欢迎。 由于张锦秋的影响越来越大，她被提为主任建筑师。这期间西安进入了建筑时代。主要是旅游业的红火吸引了外资。日本三井不动产株式会社投资，要在大雁塔周围搞三个项目：宾馆、歌舞餐厅、唐代艺术馆。“三唐建筑”由此叫响。可以说这三个项目都是大项目，建得好赖足可以影响整个古城的风貌，因而，其重要性可想而知。西安市长出面跟日本人签定协议。一般情况下，外国宾馆都由人家自己的建筑师担任主持，这样容易领会的老板意图，所以，由日本建筑师提供的宾馆方案很快就出台了。张锦秋一看这个方案，就皱起了眉头。因为这是“和风”建筑，而没有唐风味道。她提出这栋宾馆建筑一定要慎重，要有中国传统的文化承袭，因为历史上这个地方是有名的“屈江”风景区，古时有好多诗人为这个风景区写下动人的诗篇。因此，这个地方的建筑一定要突出唐朝特色。如果忽视了这点，按照日本人的设计方案搞成和风建筑，那将是永久的遗憾。后来，省里领导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他们一致认为如此重要的建筑不能随便让日本人设计。于是，就决定让张锦秋搞一个方案。我们与日本方面各出一个方案，拿给三井株社他们看了，经过比较，他们马上决定采用张先生的方案。并且委托张锦秋主持。80年代中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有一个外资宾馆广州的白天鹅，是中国的建筑大师佘俊南设计的，再一个就是张锦秋搞的三唐建筑。日本人一向重男轻女，开始他们以为张先生是男的，在建筑现场看到了张锦秋，他们很是惊讶。有意思的是担任三唐工程的结构工程师也是女的。 张锦秋成功地设计了三唐工程，也成功地设计了陕西博物馆。她以自己的才华和激情为西安这座古城创造了一个崭新的风貌。她的事业她的命运甚至她的喜怒哀乐都与这座古城息息相关。我与她交谈得比较多，我觉得她的性格也那么厚实，笑起来一点也不轻浅，还有她的额头，她的装束，都让我去和那片黄土地、那座笃实凝重的古城氛围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我也曾默默地观察过她，也曾默默地观察过来自别的地区的建筑师，这些建筑师们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看似没啥差异，其实，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带有各自生活的城市的印迹。一个人在一个地方生活了几十年，这本身就留下了不可摆脱的印迹，何况建筑师，他们与城市的关系比平常人更密切更长久更难以摆脱。 正像我们的城市与城市之间越来越缺少那种明显的区别一样，建筑师们之间的差异也越来越小。但是，我仍然能够把握住南方建筑师与北方建筑师之间的最基本区别，沿海开放城市与西北、内地建筑师精神面貌及生活习惯上的不同。我曾参加过建筑界的几次会议，在北京在哈尔滨在深圳，我有机会熟悉了一大批建筑师。可以说正是他们把我引进了建筑界。我从他们这些人的身上也读到了他们所在的城市的变化。 建筑学巨擘陈植 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已经所剩无几了。《建筑师》杂志总编杨永生先生是位非常有远见和事业心的人。他主编了一套“建筑文库”丛书，其中《最后的论述》和《杨廷宝谈建筑》都是属于抢救式的财富，多多少少让人感到某种悲壮色采。正是通过这套书，我结识了杨总编，也是通过这套书，我对童隽、杨廷宝增加了崇敬。翻开《最后的论述》一书，首先看到的就是一篇代序的文章，作者陈植。这是我第一次知道了陈植其人。 “陈植，字直生，浙江杭州人，1902年生……”这是从《建筑师》杂志上看到的对于陈植的介绍。我不喜欢这种呆板的文字介绍，所以，下边还有好多关于他的经历与创作特色，我都不再引用。我只想叙述一下他给我留下的印象。 我是从真如车站下车的。当时天色已晚。有位朋友前来接站，朋友是位普通平民，所以，既未带车，也没有给我提供什么优惠，唯一的帮助就是成了我的向导。最难忘的是几年不来上海，就有些陌生了。上海变化太大了，那时南浦大桥已经建成(世界第二大悬索桥)；“东方明珠”电视塔已经矗立(高450米，除了多伦多、莫斯科的电视塔之外，排世界第三)；浦东开发正在紧锣密鼓，旧城改造与新区上马齐头并进，地铁也在上马，本来很窄的路开肠破肚，那天傍晚还下起了雨，在雨中的上海街头奔波着寻找住宿，这很令我难忘。记忆最深得是到处都是高级宾馆，豪华装修，却贵得吓人。本来文人常来常往的文艺会堂，也经过装修后，价格陡涨了好几倍。仍然住不起就仍然在雨中奔走。记得还有一个小旅店，几年前我来上海时就住在那里，可是，出现在面前时，它那小小的店面仅仅经过并不复杂的装修竟然将原先的几十元价格提高到了600元。第一次到上海时，我随时可以找到几元钱的住处，这些旅馆名字叫“向阳”呀，“长征”什么的，然而，才几年时间，就再也找不到这种名字的住处了。上海变得真快，一翻脸就不认人了。 日本人搞的花园饭店，美国人搞得商城，都够气派了，令我望尘莫及，细雨迷蒙中在静安区转悠着，眼前迷离的灯光中看到了高不可及的希尔顿大酒店和与之紧挨着的贵都大酒店。希尔顿是美国人建的，贵都是新加坡的，这个酒店那粉色的着面，给我以高贵的亲切感，在雨的光斑中显得很柔和，使得上海的夜空也由此变得不那么凄冷了。然而，我仍然无法挨近它。还有静安宾馆、华侨宾馆等密集的高层建筑。上海宾馆建得太多，早已供过于求，实际使用率据说连50%也难达到。然而，我还是找不到合适的住处。在这样一个洋味十足的城市里要想寻找一个艰苦朴素的地方住，那简直是强人所难。就是从那个晚上起，我读懂了上海的建筑。 差不多走了两个半小时，一直到23点，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住处，那是部队的一个招待所，也仅仅可以容纳一人。脱下湿漉漉的衣服，想洗个澡，没水。情绪糟透了。屋里墙壁和被褥都是潮的，弥散出一股霉味儿。在这个味道中难以入睡，一直听到外面的雨声，倍感凄凉。 第二天，雨停了，但是天并没有晴。我犹豫半天还是决定打电话给陈翠芬。她是上海的一位女建筑师，已经退离了岗位，我相信她会有时间和热情的。果然，她接到我的电话很高兴。她听说我要去拜见陈植，稍一犹豫，她说她得跟陈植打个招呼。她说陈植老先生年纪大了，90岁了，一般情况下是不愿接待人的。我放下电话，以为陈植不可能同意见我。过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陈翠芬的声音非常好听，她说陈植起先不想见，推说身体不好，后来听说你是东北作家，专门从东北来采访他的，他就同意了。 陈翠芬带着我找到了淮海路1212号。这是一个公寓式住宅。老式铁门，有花格图案，也有玻璃，一看就不是防盗门。按响门铃后，等了半天，也没有回音。让你感到里边没有人。终于，门缓缓开启了。是陈植先生亲自出来开门。他真的不像90岁老人。尽管走路有点缓慢，但是，走得平稳，你丝毫不必担心他会被什么绊倒。他个子真矮，再矮也不影响他的名气。进门后空间很宽，楼梯坡度平缓，很适宜老人上。他穿着一件黄绿色的夹克衫，里边套着棉袄，稍显雍肿。但是，他踩在一个个楼梯踏步时，给人以精干利索的印象。他头发稀疏，能够比较清楚地看见头皮。长寿眉下眼睛很有神。从他的额头上能够看到岁月的沉积，鼻翼两侧的法令线清晰如弧，怪不得他如此长寿。他把我们让进他在二楼的客厅。他的公寓整个看去有些陈旧了，也缺乏收拾。家具没有什么值钱的，屋子显得挺宽。客厅墙上有一幅字，很醒目，任何人一进来就可看到。那是上海书法家谢稚柳在了90岁生日那天送给他的，上面写着：“建筑学巨擘”五个大字，旁边还有排小字，写着庆贺陈植先生从事建筑65年。 前几天，上海各界人士足有二百人聚集到了锦江饭店小礼堂，为陈植老先生从事建筑65周年进行庆贺。这个小礼堂很高贵，中央首长都曾在这里开过会。人们选择这里，一方面因为这里够档次，另一方面因为这是陈植设计的。庆贺会是由上海建筑师学会签头，十几个他曾工作过的单位联合操办的，很隆重也很庄重。陈植老先生在上海德高望重，这不仅因为他在上海有过许多著名建筑作品，当过规划局长、以及各种奖项的权威评委，主要的还是来自他的责任心。他退下来好多年了，但是，他从来没有放弃他在位时的责任。比如他听说大光明影院对面的人民公园被一家肯德基吞蚀了一块绿地，还要往里吞时，他就特别来气了，他到市长那里呼吁绿地不能侵占。结果，他的呼吁起到了作用。他凡是见到不符合城市建筑的事情就总要管，他们这些名建筑家组成一个市容检查团，定期到街上转，比如他发现黄颜色的西班牙住宅被刷成了绿颜色，他就认为是失去了人家的建筑风味，没文化，于是就给市长打个报告，提出来，要改刷黄颜色。当他在车站那儿看到一个大拱圈的广告都是雪碧饮料太碍眼不美观，也写个报告，谈出自己的观点：广告不能没有，但往哪儿摆放，摆在合适的地方有利于城市，摆在不利地方就是丑化城市。上海大世界那儿有层层密集的广告，大家都认为不好看，像一层层奶油蛋糕。陈植和专家们把这些看法和意见写出来，给《科技工作者建议》这份定期内参，这个内参专门为市里主要领导提供，因为这上头有好多意见都特别重要，所以，深受领导们的重视。而陈植老先生的意见更是受到了重视。 上海的建筑是具有世界性的。上海位于我国南北海岸之间，早在11世纪就从一个荒滩、盐场、无名渔港变成了集镇。1074年宋朝庭(宋熙宁7年)在此设立闻上海镇。宋、元、明时上海因未受到战争的直接破坏，“民物繁庶”“市易日盛”(《嘉庆上海县志》)。当时由于出海河道淤塞与海岸的不断向外扩展，上海离海渐远，但生产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挫折，反而因加强了同内地的联系而更加繁荣。16世纪初乃有“江南名邑”之称。(《弘治上海县志》)。嘉靖33年(1554年)上海筑城郭以御海盗，遂成为一个规模不小的的封建性城镇。在以后的日子里，由于航海贸易的再度迅速发展，清政府为适应此形势，设立了上海的江海关，专行征收商船的进出口的货物税。于是，上海的位置变得相当显著。 上海具有了世界性意义还是在近代。洋人欲望的膨胀，可以从外滩那些建筑物上读出。上海历来被建筑界认为是世界建筑博览馆。尤其是外滩。那些建筑几乎全是模仿复古主义风格。例如海关大厦的进门是仿希腊的，中国通商银行的顶层是仿哥特的，亚细亚火油公司、东方汇理银行的进门与许多大楼上面的塔楼是仿巴罗克的，华俄道胜银行是仿古典主义的，中央商场上的装饰是仿古埃及的，汇中饭店是仿文艺复兴的等等。西方建筑思潮的产物竟然能够在我国的城市里如此大量地涌现，其中的意味也是够复杂了。 现在的上海呢？仍然可以说是投资者的乐园。上海比别的城市有着更强的吸引力。不仅吸引了外国商人，就连外国的建筑师也将目光瞄准了上海。那个商城就是美国建筑师波特曼设计的。对于这个设计，人们众说不一。这个商城在上海是个大作品，是最大的一处商业场所。综合性的，正中一个大的建筑，两边各一个相对小的，像几个巨大的变形金钢很霸气地矗立在城市的最高峰，一举打破了那个地方的柔和的天际线，有种铺天盖地的压抑感与威摄感。与对面的苏联人设计的秀美的展览中心缺乏呼应，也将旁边的新加坡人做的呈扇形的锦沧文华大宾馆比得矮小单薄了许多。陈植老先生最有意见的是这个美国人对中国上海尊重得不够，他违背了作为一个建筑师的常识：建筑物压红线了。上海的马路本来就窄就拥挤不堪，这么个庞然大物压到了道边上了，行人还能喘气吗？陈植老先生乘车到商城来，车还没等停下他就让开走了。他抱怨，这地方没法停留，占地太满了，这种占法在全世界各地也是违背占原则的。波特曼是很了不起的建筑师，他创造了共享空间学说，他是以尊重空间而著称，却为什么建商城时不考虑呢？陈老想不通。很多人也想不通。于是，有种说法，这座商城是波特曼的儿子设计的。他的儿子也不该这样吧？ 上海需要陈植老先生这样的建筑师。陈植有资格代表大上海的今昔。昔日，他以他的才华为这座城市增添了好多不俗的建筑，像上海展览馆、大上海大戏院、上海新华信托储蓄银行、上海鲁迅纪念馆等。今天，他以他的道德感和责任感以及他在建筑界的巨大影响在关心着维护着新的上海。如果全国各个城市都有这么一位老人，那将是城市的造化。 与陈植老人仅见过一面，见过一面就无法忘记。他和霭可亲，爽朗健谈，他说他在沈阳呆过，是梁思成让他29年去的，在东北大学当了三个学期的教授，他还说东北人给他留下的印象很深，东北人结婚早，男的一个个都是小女婿…… 他爽朗地笑着，说着，我注视着他，默默地祝福他健康长寿。 成都大师徐尚志 一见面就感觉到他是位教养深厚、具有古典文化味道的长者。举止作派有板有眼，很令人尊重。记得他很庄重地戴顶湛蓝色的布质多角帽，这种帽子大都是导演戴的，所以，人们管这种帽子叫导演帽。徐尚志戴个黑框眼镜，使他方方的脸上充满严肃。 1992年的时候，中国的建筑大师有20名。(建设部颁布的。)其中搞建筑设计的15名，剩下5名是搞结构的。徐尚志是四川唯一的一位建筑大师。他是四川成都人，生于1915年。1935年至1939年在重庆大学学建筑。1942年他与戴念慈、李继华三人成立了怡信建筑师事务所。从此，他走上了建筑设计道路。47年重庆成立建筑师公会，他被推举为公会理事长。公会这种组织形式和叫法对于我们来说很陌生了，但是，台湾现在还这么叫。这种公会是行业协会性质，权力很大，凡是公会会员才可到政府申请开业执照，不是会员不许开业。所以，徐理事长在那时也算风光了。 解放后，重庆市成立了建筑公司，他担任公司设计部主任。由于他跟政府提议，设计部发展成建筑设计院。这时，他调到西南设计院。当时，西南大区的书记是邓小平同志，西南工业部部长是万里同志。不久，西南大区撤销，四川六个省级建制：川东、川西、川南、川北、西康省，重庆当时是直辖市，这些地方丝丝缕缕都缠绕着徐尚志的情感，都给他留下了深刻记忆。他在谈到四川城市的历史沿革与现代规划时，我懂得了一位建筑师对于城市有着怎样的情感。 他说，1953年四川合省。 他是成都人，在成都呆得时间最长，他对成都这座城市的看法最带有感情色彩。这是一种很复杂的情感。早在1958年，成都的城市规划就由他做的，那是个很开阔的思路，当你从机场出来，进入城市的那条大道正对着展览馆，大道两侧的建筑布局也是那时候定的。这条大道通今达古，为这座古城的发展找到了一个明朗的入口。 历史悠久的成都其情调与北京有些相象，过去曾被叫作小北京。街道胡同院落与解放前的北京有些相似。成都的城墙建于明代，清兵入关时派了旗人成都居住，他们把北京的文化氛围带到了成都：一家一户小院，四合院，那味道挺浓。成都也有皇城，那是明代的历史。徐先生熟悉历史更熟悉现实，他懂规划更懂建筑。许多城市规划与建筑是脱节的，但是，成都在徐尚志大师的身上得以统一。他认为城市是两个轴线，他主张搞放射性的街道，以皇城为中心。 1958年的规划在今天看来还是令人叹服的。走在人民路上，观看马路两侧挺然而立的那个时代的建筑，真有股子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感。锦江宾馆无疑是大手笔。这是徐先生59年设计的。61年建成。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在构思与布局上与锦江结合，空间关系、桥的关系、体量体形与周围环境都结合得比较自然。就是现在来看，城市中心的宾馆能够做出这种环境来的也实在不可多得。 还有一处明代建筑明远楼是徐先生最为喜欢的建筑，“明远”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之意，建筑造型确有高雅清幽之感，三层檐，比列尺度相当精确，每一根柱子在建筑上都很有价值。清代时，这栋建筑就很受重视，因而保护得很好。徐先生每次走到这条街上，只要一看到这处古建筑就会马上感到心里踏实了。无论有着怎样的不愉快，怎样想不开的事情，只要走到明远楼前，用上一点心思去仰望那三层檐分割的蓝天，就会使心绪渐渐归于宁静。有时候吃过饭出来散步，他会不知不觉地踱到明远楼下，就像来会见一位老朋友。老朋友不说话，他也不说什么，就那么双目对视，进行一种关于灵魂的交流。忽然有一天，他走在这条大街上眼前出现了一片废墟，他的心猛地一沉…… 明远楼在文革期间被拆了，拆了也就拆了，城市没有因此而伤感，但是，却在徐尚志的内心留下了一个无法弥补的遗憾。每当经过那条曾经深深激动过他的街衢，他就会感到这条街失去了某种最重要的东西，这种失去将带来整个城市的损失。 一处新建的展览馆在破旧中立起来了，其建筑设计完全违反规律。建筑上讲得是空间、比例，展览馆却是讲究政治需要。这是一处迷信年代搞的圣地，有伟大领袖的塑像，这个塑像是按着政治尺寸设计的：高12米26，因为老人家的出生日；下边基座7米1，党的生日；台阶8米1，军队生日；为了政治，完全不顾建筑尺度。这种干法当时的国内很普遍。贵阳也是按着这个尺寸做的塑像。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比附文化，牵强文化。比如“十全大补”“十面埋伏”“十恶不赦”“十全十美”等，九全就不能大补吗？九面就不能埋伏吗？九恶就可以赦吗？ 明远楼、致公堂、三洞门，这是一组珍贵的明代建筑群，到了清代时，改为贡院，立了牌坊，上边刻着醒目大字：为国求贤。明远楼的拆除，切断了历史文脉，也断了文化人的古之幽情。 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和份量在现代的浮躁的城市意识中显得越发尬尴起来，也使得这位集规划与建筑为一身的大师愁肠万转：城市总是要建筑新的东西，如何使现代建筑联接历史文化名城的文脉？完全现代式的，不符合古城文脉；完全古典式的，不合乎现代功能的需要，徐尚志他们出于对古城的挚爱成立了建筑艺术委员会，从建筑艺术角度出发，去审查每一个方案，达到标准的才能建。好在我们还有徐尚志这样的有着历史感文化感的建筑师，他们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着城市。就像保护一寸绿地不被过早沙化，他们在极力保护着城市不致于受到更多更惨重的伤害。比如他们在中心广场建造锦城艺术宫时，就动了很多脑筋，把文章作得很细。比如在建筑物外墙的艺术雕刻上下了很多功夫。那是一种传统味道浓郁的线刻艺术，表现内容从古到今，用舞蹈的方式，从原始的舞一直跳到现代的旋律。这栋艺术宫与对面的图书馆、科技会馆相对应，形成某种空间的默契，它们在浮躁的广场上顽强地守护着贞操般的品格，互相鼓励，互相倾诉，尽管很弱，却令人感动。这是一种高尚的语言，一种悲壮的诉说，是对迅速逝去的文化和历史的啼血般呼唤。然而谁听得懂呢？ 他和他的城市一同在经历着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变化，这是商品经济带来的变化，以其无与伦比的冲击力在冲击着侵占着那些历史和文化的街道和广场。那些地方就像萎缩的肌健，失去了应有的弹性，经受不住任何冲击了。 春熙路原本是商业一条街，不宽，却很有历史。改革开放以来，这条小街犹如一条湍急的河流，不可阻挡地冲击着周围的一切，不仅冲击着中心广场而且冲击着整个成都市。拼命盖高楼，寸土不让，密不透风，全是现代的建筑材料，一片金钱的炫惑。这些高楼一栋连着一栋，越来越挨近中心广场，如果说原先的广场在规划上还有遵重历史文化的意思，并且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努力的话，那么现在，这种努力显得多么微不足道。一栋20层高楼很轻易地占据了广场重要位置，设计时，这栋建筑只有12层，但是甲方要求政府批准再增加一倍高度，不知怎么就增到了20层。这栋建筑以陌生的面孔出现在这里，一下子就打破了这片宁静广场的天际线，对广场环境构成了破坏。问题是破坏的建筑接踵而至，陆续还有几十个高层建筑要建。 “我们反对，但都有来头，规划也起不了领导作用，他们可以找领导批条子。如果这些楼建起来，跟原来的市中心广场所要求的格调就完全不一样了，就不是成都了，就将变成香港、深圳那样的商业性城市了。” 这是徐先生1992年春天对我说的话。时至今日已经5年了，5年后的成都中心广场变成什么样子了呢？我相信徐先生当时拼命反对的那几十栋楼肯定不会因为他们的反对而停建，相反，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建筑紧随其后，从而更大地破坏了那个景观。那么，成都是不是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古城风格，变成了香港深圳了呢？全国其他城市呢？ 说南道北 一位六次到过昆明的作家在最近一次去昆明时写道： “车过昆明市区，除了偶尔看到少许的穿戴斑斓的民族服装的女人外，再也感觉不到与其他城市有什么异样。昆明，昆明，你自己的历史呢？” “昆明正在走向现代，我不能不为之高兴，但是，也失去了昔日的那点特殊的感觉。我几乎没有时空差，到了昆明仍似乎没有离开北京，特别是看到西之碧落、东之金马都被遮挡在九天云外，而街道两旁的商店、饭店招牌、广告……像广州……我并非希望每个城市都保存旧貌，我仅仅希望城市改造要适应自己的历史沿革和民族传统，成为任何其他城市都不可替代的城市。” 这位作家是我的朋友，他很厚道，人缘极好，好的原因就在于他不爱挑剔，尤其是对于女性他连缺点都尊重，他对城市的态度在我看来就像对女人。 我是81年去的昆明。记得当时在丽江遇到了中国社科院的几位同志。他们是去纳西族的摩梭婚姻拍摄资料的。他跟我谈了好多新奇精彩的民族生活习俗。末了，他说这些习俗正在消失，正在逐步汉化。用不了几天，再到这里来找那种文化部落和少数民族的生活情景，将不再在为可能。因此，他说他们现在是在抢救，像抢救大熊猫。为什么我们总是在到了迫不得以的时候去抢救什么呢？一些小的局部的东西可以抢救，但是，一座城市如果建坏了失去了最重要的特色，那怎么可以抢救呢？ 我见过海南的杨虎，他是那次代表当中最年轻的建筑师。他说，海南那个地方在古代时是个没人爱去的地方。现在一下子热起来了。海南的建筑在老城区有殖民式建筑，这些建筑都是罗克克式风格。明清时代，文武将领和功臣流放这里，时过境迁，他们不存在了，但是，却因此而留下了一批纪念性的建筑。南方的古建筑造型比较简单，结合民间特点，骑楼式风格，很轻盈、实用。这些建筑与海水与椰子树的自然风光很谐调。 然而，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海南因建省，全国各地的建筑队伍蜂涌而至。土地出租转让政策一出，房地产业迅速升温以至于高烧不退。简直是跑马占荒。萝卜快了不洗泥。建筑上马得太快，还顾得了什么欣赏什么艺术什么环境氛围什么建筑风格。从南到北，各路大军带着各地文化习俗上的特点，以及设计者自身的习惯，有的干脆就要在这个地方打上他们那个地区的烙印，以标志着他们那个公司有多么的了不起。就像在一处重要的纪念物上留下某某到此一游之类的划痕似的。如此以来海南的城市建筑变得芜杂了。 杨虎认为，骑楼可以说是海南建筑的一大特点。但是，这个特点在现代建筑中怎么表现？任何人任何简单的结论也是说不清的，需要对海南文化的深刻理解。海南建筑应该抓住气候特点，作为线索，去研究建筑形式。由于一些业主的急功近利，在刚刚兴起的海南热时，他们为了赚钱把一块地搞得太挤，空间留得太小，现在他们才意识到了环境的重要。 海南有体现西方建筑特点的高层大楼，也有仿古建筑，西式大楼可以放在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里，千篇一律，尤其外观大感觉上缺乏审美价值；仿古建筑由于那种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导致了这种建筑与海口的城市环境不够和谐。 罗德启是1965年从南京建筑学院毕业分到贵州的，当时非常单纯，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充满激情，从建筑师到主任建筑师，到副总建筑师，到现在的总建筑师、设计院的院长，一晃，27年不觉景就过去了。他边搞设计边钻研建筑理论，著有《石头与人》《新型住宅设计》两部书，均由贵州出版社出版。当上院长之后，他一头陷入了烦恼的琐事中。尽管这样，他还挤时间去考察黔民居。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听他谈民居及当地的少数民族建筑。 罗院长认为贵州民居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在黔西，一部分在东南。黔西的民居是布依族的，块式墙，干砌，错缝，看上去全是大缝子，而风却不能直接灌进去。这种民居很巧妙地依山就势，以石头建筑为主，下边畜圈，中间住人，再上边就是库房了。黔东南为少数民族居住区，主要有侗族、苗族等，他们在极不平的山地上做文章，以木干栏建筑为主，还有架空层，极有味道。侗族建筑有着极鲜明的民族性，侗寨的鼓楼是这个民族的标志性建筑。侗族居住以姓族为团，对外姓陆，对内五个姓，一个姓有一个鼓楼，仁、义、礼、智、信，这是汉侗文化的结合。仁寨7层，底是方的，八角尖顶，每层1米5左右；义寨11层，还有智寨，只有智寨的顶是歇山顶与别的寨顶不同。每个寨都有一组戏台，风雨桥，风雨桥在我看来要比美国的廊桥好多了。在深圳的民俗村就有侗寨就有鼓楼就有风雨桥。鼓楼其实就是汉侗文化的结合，由三个部分组成，底部是中国阁楼阁部分，中间是密檐的，相当于佛塔部分，顶部很像亭子盖，这阁、塔、顶三种结合很说明问题，加上民族彩绘，小装饰，构成了侗族的图形…… 罗院长在深入研究了这些民族建筑的同时，确立了自己的创作观念。他说中国文化有自身的特性，这种特性是由各地区的地域文化组成的。民居是地域文化，当代文化趋向于简洁明快，趋向于当地民俗相结合。在现代与传统之间寻求一个结合点。罗院长把这个观点运用于现代建筑中。 贵阳在建机场时，贵州省省长跟他提出这个机场如何考虑民族性问题。他认为难度很大。航空港是现代产物，应该具备现代气息，而民族性是多年积淀的东西，时间久远了，就有相对的陈旧性，加之民族性的东西一般都是繁琐的，而现代性首先要求的就是线条的简洁性。既现代又民俗，如何融汇？ 机场方案最后选中了罗院长的方案，主要原因是他们的方案较好地体现了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统一。在民族性上，体现了侗族鼓楼的风味。为了体现简洁性，外部材料采用新的，体现高科技的优势，内部装饰体现民族的，壁画呀，雕刻呀，泻染气氛，体现民族精神。罗德启的这个机场设计虽然不能说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建筑，但是，他在现代性与民族性的努力实践上却是非常值得中国建筑师学习的。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城市建筑中，一个最为普遍的难题就是如何把握民族性与现代性的问题。 在西北的城市建设中，相对来说还是比南方城市更容易把握地域特色。甘肃是历史悠久之地，因为偏僻高远而保持了较浓的历史遗迹。这里有古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有嘉峪关，有莫高窟和麦积山。中国建筑有南之秀，北之雄一说，甘肃建筑则处于中间。古建筑非常辉煌，尤其是佛教建筑。张掖的大佛寺，还有拉卜棱寺这是属于藏族六大喇嘛寺院之一的建筑，其规模比塔尔寺还大。天水是伏羲家乡，自然建有伏羲庙，李广的墓也在天水，杜甫曾经被贬到天水，他在这里一边找他的侄子一边写诗，写出许多千古绝唱。据说天水还有个街亭镇，是马谏失街亭之地…… 宁夏的西夏王陵在布局上就宏伟博大，那种融安葬与祭祀为一体的地下地上空间在世界建筑史上也有着辉煌的成就。那排兀立于大漠中的荒冢像山脉一样被等距离切断了，断续中，让你去缀联岁月的残片。陵的背后衬托的山脉，带着大西北的全部气韵，从山体的灰白、淡紫等矿颜色中流出一种永恒的动感，交相辉映，耀古烁今，看上一眼就可以让人激动不已。 最早的建筑半坡村；吐鲁番的交河古城、高昌古城；塔尔寺、莫高窟以及藏族、回族建筑等，都曾为大西北的那片土地增添了无穷魅力。但是，现代的城市建设搞得如何呢？ 兰州是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它是解放后我们国家批准的第一个规划城。也许是由于狭长的城市建在一座高山之下，所以，楼盖得很高。这里的高层建筑在西北五省中居首。十层以上的建筑一百多栋(1992年为止)。在这么多高层建筑中，能够给我留下印象的太少太少。值得一提的倒是出之东南大学建筑系教授王国梁之手的兰州世纪广场的设计方案。这个方案在1996年2月参加的“兰州世纪广场”全国设计方案竟赛中荣获一等奖。 世纪广场这个名字就很让我喜欢。这是一座集商业、办公、住宅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大厦。位于兰州市南关十字东北角，地处兰州市的商业中心区，位置十分显要。设计任务书要求这栋建筑既要体现时代气息，又要反映地方文脉，并与四周环境协调，成为兰州市新的标志性建筑。一座城市要有一个标志性建筑，就像故宫之于北京，埃菲尔铁塔之于巴黎，悉尼歌剧院之于悉尼，很遗憾，我们很多城市没有标志性建筑。也许我们自己说有，却终因这种建筑的平庸而托不起整个城市的风貌。标志性建筑无疑应该是最杰出的建筑，所以杰出，就在于构思的奇特，想象力创造力的丰富。 王国梁的方案我能赞赏，是因为这个方案很有想法，构思不一般。它只能建在兰州而不能建在别的城市；只能建在南关什字东北隅，而不能建在兰州市的别处。这就是特点，就是风格，我们的现代建筑太缺少这种独特性了。众多方案竟争，他何以折桂？一方面来自他的才华，更主要的还是他对于西部文化的深刻理解，从而才有了建筑设计的悟性。他是这样认识甘肃兰州的：“大西北多姿多彩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悠久的历史，铸就了震撼人心的‘西北魂'。黄河、雪山、黄土高原、戈壁滩、山坡地上和高梁、苞米、山菊花；吐纳日月的牦牛，晨浴的野天鹅，清脆的马蹄声，驼铃声，高亢激昂的秦腔，飘溢的酥油奶茶，雄伟的长城，壮丽的嘉峪关，丝绸古道上的烽火台，敦煌莫高窟的壁画，西北汉子的擂鼓方阵的震天吼，西北各民族的大漠情……融汇成一曲雄壮威武、气势磅礴的交响乐，响彻天空，激荡大地。 “世纪广场如何折射出绚丽辉煌的丝路文化，如何辉映出西北魂所蕴含的阳刚之美，如何体现出热情豁达的西北人的豪迈气概，如何展示古城兰州的时代新貌和跨世纪的超前意识，如何谐调商业中心区并成为自然当然不可或缺的一员，这些就是我们构思的出发点。我们盼着在漫漫丝路上留下自己的足迹。” 以上引用的这段文字系王国梁所作的《辉映西北魂》一文。我是从96年12月出版的《建筑师》杂志上读到的。我很为之兴奋。不知道这个方案是否实施，如果真正建起了“世纪广场”，我一定要去看看的。我对于大西北那片土地并不陌生，人喜欢那里的所有的古迹。但愿我也能从这个“世纪广场”捕捉到飘渺的西北魂。 孙国成与中国当代诸多建筑师比较起来可能并不杰出，相貌也平平，与其交谈了半天却怎么也记不住这位新疆建筑勘察设计院的高级建筑师的外部特点。但是，他却为新疆的城市带去了内地建筑文化。他把北京设计院的技术资料风格都带去了。他为那里建了体育馆，展览馆，宾馆等。58年建的昆仑宾馆在当地特别有名气。人们对它很是仰视，叫它8楼。一直叫了几十年现在还是这么叫。现在已经有了比它更高的宾馆，十层、十几层，但是，人家不认，只认8楼，8楼在当今的乌鲁木齐早已不再是最高点了，但它仍然是当地人心目中的制高点。孙国成那矮小的身材走在那个阔大的城市中也因此高长起来了。他不仅是勤奋的建筑师而且是位来自中原的使者，他让我想到了历史上的张骞和文成公主等人。 进入八十年代，新疆的建筑和内地一样突飞猛进。当新疆人的羊肉串在南方街头四处冒烟时，新疆的建筑师为了建造一座高档的现代风格的迎宾馆，于84年专程去了广州，学习那里的花园别墅。造型精美豪华的现代建筑使他们大开眼界，但是，他们没有照抄照搬，而是根据自己的特点建造了自己的宾馆。他们采用了拱圈、曲面、曲线等这些新疆的风味，他们认为广州的宾馆用直棱直角体现建筑之美，而到了新疆就格格不入了，新疆的建筑属于那种生土性质，应该采用圆棱圆角，这种圆角让人联想到维族的舞蹈。那一条条舒缓的绵软的手臂都是那种优美的曲线运动，这种运动线条反映到建筑上是很生动的。孙国成说，他们的新建筑运用了正反曲线，还有曲面，不仅揉进了维族舞姿也成功地融汇了伊斯兰的建筑文化。孙先生在谈到乌鲁木齐建筑时，充满深情，就像谈论他的家乡。他像个出征的边塞将士，走出了家乡，走得那么远，就与那里的城市融入一体了。他接受了城市，美化了城市，自然城市也接受了他美化了他。他邀我到乌鲁木齐去，1995年我在结束柴达木之行后，只身去了乌市，可惜我没有能够找到他。但是，我已经看到了他的作品。我所感受到的乌市已经太现代化都市化了，街上太乱，商业味道太浓文化味道相对淡了。但是，我还是用心地去回味孙国成的话。他说，北京的四合院是灰颜色，紫锦城的颜色灿烂得晃眼，苏州白墙灰瓦清清淡淡，还有江浙一带的徽派建筑都有特点，我们的特点是传统的生土，很纯，日出一片金黄，日落一片辉煌。 我走在乌鲁木齐大街上，日出的时候走过，日落的时候也走过。生土建筑在哪里呢？ 我最先知道生土建筑是从荆其敏那里。荆其敏是天津大学建筑系教授，是拉丁美洲与天津大学生土建筑中心的主席。人长得极瘦，却极善谈，思维也极其敏捷。他是在学生时代稀里糊涂被打成右派。他学习非常出色，每次考试都是第一名，自然是那种白专典型。给他印象最深的是第一任系主任徐中。此人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他特别看重荆其敏的才学。荆其敏说，是这位系主任塑造了他的人生。系主任打算写一本《建筑与美》的书，刚写出提纲，就遭到了批判。系主任说，我还没有动笔写呢，怎么就挨批判呢？ 批判的阴影一直在荆其敏的心灵中凝聚不散。在那个非常的年代他怕挨批判就天天背毛主席语录。他背英文版的语录，背熟了就再背英文版的毛著，他原来是学俄文的，因为背诵英文版的语录从而掌握了英文。这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他的运气也由此而来。学校第一次选派出国代表团，第一要求就是要会英文。那个时代有几个会英文呢？与荆其敏同时代人都因为热衷于政治而荒置了外语，美国留学回来的系主任徐中外语好却躺在医院。当荆其敏接到出国的通知，到医院看望徐中时，徐中颤微微地抓住他的手似有万千话语。这像一幕生离死别，徐中流泪了，那泪水很沉实很缓慢地流着，他以为荆其敏出国后这不会回来了，而且，即便回来，他恐怕也见不到了。 荆其敏作为访问学者在美国呆了一年。临出国时，荆其敏突然焕发了精神，他那一直压抑的状态为之一扫。他特意做了一套崭新的中山装，在国内夹着尾巴做人，来到国外才真正扬眉吐气了。起初美国人以为他是中国官员，特别是当他来到了美国的中北部美尼苏达州时，当地人对他很冷淡。他们认为中国对世界封闭了这么多年，学术水平不会高的。但是，当双方坐下来真正进行学术交流时，荆其敏那流利的语言和深刻独到的见解，还有他画的图往出一拿，就立刻赢得了人们对他的敬重。他们无法理解荆其敏在那种政治狂热的年代里何以能够具有如此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拉芙尔拉福森这位美尼苏达州大学的建筑系主任，是位著名的建筑教育家，他曾荣获过美国建筑教育的最高奖，他激动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朝荆其敏伸出他的左手。这位美国专家因小时候发生车祸而仅剩下一只胳膊。他用左手画图，画得非常出色，他用左手传递着他对这位中国学者的敬佩，非常真诚非常到位。遂之两人成为好朋友。这位专家后来到中国来过数次，中国学者也多次派往他们那里进行交流。这一切与荆其敏的才华和努力是分不开的。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事实上与他一同去的人有的已经留下了，但是，他没有留。当我问他为什么没有留下时，他说得实实在在：在美国搞建筑专业很困难，不如在国内搞，留下来的也改行经商赚钱了。他说他不想放弃自己在专业上的多年努力而改行赚钱，所以，他认为自己回来才是正路。尽管他曾在那个非常年代受尽磨难，受尽做人下人的滋味，尽管许多人都认为他到了美国一变而为人上人了，但是，他觉得自己还是属于事业，属于生土建筑。他认为生土建筑是人类最原始也是最具魅力的建筑。生土对于人类的生命有着永远的魅力。混凝土终究要成为城市的垃圾，僵硬的无法融化的垃圾。现代时髦的钢材及化学材料已经给人类带来了危害，将来人类要自己毁灭自己的，地球成了钢材混凝土的僵世界，不能回到大自然中那该有多么可怕。他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意识到，但是，一些发达国家已经或开始意识到了。他们研究生土建筑，在欧美的一些地区盖了许多造价很高的浮土建筑，以期恢复原始人类的生态环境。烧砖是一种最大的浪费，每年要损失大量的好土，实在可惜。如果用土盖房子，比砖保暖，融热，冬暖夏凉，不仅造价低，而且还可回归自然。 荆其敏从国外回来认准了生土建筑，他充满热情地到处推广他的生土建筑理论和主张。他用外国引进来的土坯机，到内蒙进行实践。那是最先进的设备，把土配点水泥，加水稀释，阴干，不用烧干。他还带去了两位与他一样有着事业心的法国专家。这两位法国专家是被秘鲁政府聘去的，因为秘鲁国内太乱，他们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生土基地。一切费用都由他们出。荆其敏找到了最好的合作伙伴，或者说是志同道合者。 外国专家认为大西北的土质好，他们兴高彩烈地把土坯背回秘鲁进行化验，结果非常满意。他们的头脑比荆其敏还要简单，以为他们可以马上回来建立基地了。因为协议都签好了。岂不知这是个空头支票，当地的一位官员说不干了！ 荆其敏问他为什么？他找了几个不称其理由的理由之后，说了一句真话，可这句真话没把荆其敏的鼻子气歪。他让荆其敏去跟老外说个情，他要出一趟国，他说这样做个条件这事就行了。 荆教授在跟我说这件事时还余忿未消地说，你说他去干什么？一个大老粗连句外语都不会说，出国去干什么？还让我去跟人家说，丢不丢死人了！ 荆教授在内蒙没搞成基地就又去了宁夏，宁夏没成就又去甘肃。结果，他仍然行不通。主要原因是中国农民不接受他的这一套。农民们受苦受穷惯了，住土房子也住得太久了，他们渴望富起来，渴望盖洋楼、盖砖瓦房。他们说，我们有钱绝不会盖土房子的，受穷还没受够呀？推广盖土房岂不是倒退？任你荆教授多么能言善辩，农民也自有一定之规。他也许太性急了。中国人的认识总得随着时代发展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提高认识的，提前了，哪怕一点点也难以行得通。 然而，荆教授坚定不移地去搞他的生土，像位饱经忧患的传教士奔走于广茅的西北大地。那里是中国土层最厚的地方，那里也是中国最有文化最有历史的地方，因而，那里也是最不容易开展生土建筑的地方。那里还有一位教授在搞生土建筑的研究。 他是西安科技大学建筑系的候继尧教授，他对生土建筑也是一往情深。他是个和黄土地一样厚道沉实的人。留学生八代克彦从日本扑他而来，受了他的影响，也对生土建筑如醉如痴。八代一头扎到了最偏僻的地方，他在洛阳的邙山乡冢头村发现了独具特色的窑洞建筑。这位东京工业大学的博士生欣喜若狂，写出了他的博士论文《黄河流域的窑洞民居》。他的发现在日本引起轰动。他曾被称作现代的空海。 侯教授认为世界建筑正处在十字路口，21世纪建筑向何处去呢？他认为世界的着眼点放在了生态建筑学上。回归自然，返朴归真已经成了现代人的向往。他曾应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所大学城讲学，他讲到中国生土建筑和地域文化时，受到了空前的欢迎。讲学期间，他处处受到尊重，当他在那个罗马式的阳台上的一把高档躺椅上悠哉悠哉地享受人生时，他望着外边那片碧绿清澈的芳草地，油然联想到自己那坎坷的一生，于是，他禁不住欣然命笔，写下了感慨人生的诗篇，其中有这样一句：“几度沉浮豁人生”。 或许中国知识分子太容易感叹了。他们的感叹是缘于一种对于人生的美好的向往。荆其敏说：“我们建筑师是为人类服务的，而不是为了物。住宅跟家不是一个概念。住宅是一个物质的，而家是人的情感，弥散着亲情的味道。”他强调说，建筑师在设计房子时，给人一个健康的环境还是一个病态的环境这很重要。他还说建筑师的梦是美好的，可惜破灭得太多了。当时听到他的这番话我就很感动，现在写下来时，仍然为之所动。当时我们不觉谈到了深夜。夜的灯光把他的面部轮廓弄得更加瘦削了。那暗下去的部位是眼眶，就像两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瞅着这样的一张脸，能不焕起怜悯之情吗？以后每每忆起，就不免去想他是如何用那没有份量的身体去感动茫茫的大漠，他那时候没有建立起他的基地，时融五年了，他建起来了吗？ 真希望他能交上好运。他受到了那么多的磨难，他现在好起来了，他由人下人成了人上人。人上人该换个活法了，可是他偏不。于是，我只能给他送去一个最通俗的祝福，希望他心想事成。哪怕少成几件也好呀！ 我可以按步就班地一个一个地去写中国的大城市，去写这些个大城市里的建筑师。但是，篇幅所限，无法做到。还是让他们自己说一说他们的城市吧。 唐葆亨--浙江省建筑设计院总建筑师说： “建筑必须尊重环境。但是，现在有些人就不尊重。他们在西湖周围建了那么多的高层，十几层的一片，密不透风，严重地破坏了环境。老一代建筑家都反对在西湖边上建高层，陈植反对得最厉害。那些人以为建高层就是现代化就是城市的繁荣，这是很可笑的。” 唐葆亨是浙江省人，他生于风光秀丽的兰溪县，从小就被美好的环境所陶冶。他的建筑设计我看到的不多，从介绍中我得知有一江山岛烈士陵园牌坊和纪念塔，还有浙江人民体育馆。他的作品达到了多高的水准我不好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他的作品是尊重杭州这座城市的，并且为这座城市起到了真正的美化作用。因而，几十年过去了，这些建筑还没有被城市遗忘。他热爱杭州热爱西湖，因之这种爱而生出许多烦恼。如果那些承担西湖周围高层建筑的人能够体味到唐总的这份情感，还会那么不管不顾地建高层吗？ 袁培煌--武汉建筑大师(80年代代表作为深圳国贸大厦；90年代代表作为贤成大厦，也还是深圳的；还有武当山风景区的总体规划。)说：“我们在艺术造型上探索较少，在使用上探索较多。武汉建筑没有摸索出自己的道路，这么多年走了一条没有自己特性的道路。 武汉城市并没有沿江形成景线，而是分成几个干道，虽然有个规划，但突出重点是不够的。城市区域划分不够明确，哪儿是商业区，哪儿是文化区，商业区与文化区如何结合。 武汉建了不少房子，但是面貌改变不像其他地方显著，零打碎市敲，没有统一感，碰到哪儿算哪儿。设计院不是管理机构，也不是行政机构，只是城市里的服务机构，决定城市的是领导部门和规划部门。 城市建筑和人一样，没吃饱没穿暖的时候，不挑不拣，都穿干部服，单一色。吃饱穿暖了，要求就不一样了。哪个城市没有解放大道？要求温饱时不追求个性，温饱解决了，才能追求个性。 吴良镛--(清华大学著名教授、梁思成先生最看重的年轻建筑家)说：我的一个学生的论文我看一遍看不懂，再看一遍也还是不懂，我说，你是在中国盖房子，建筑是最丰富的内容，你却作了最狭隘的理解。 建筑是伟大的艺术，任何领域都没有建筑这么富有。建筑要在多学科发展中吸取营养，在新形势下发展建筑学，使之重新成为主导专业。建筑学在希腊语义中就是大的意思。 (我与吴良镛先生仅见过一面，也仅仅是在一次会议上听到了他这番富于激情的讲话。曾听说过他与梁先生之间的一些不那么好说的事情。这在一些人的心目中多多少少投下了阴影。但是，我觉得历史终归是历史，历史的沉重连政治家个人都不能去背负，怎么可能让一个学者去承担什么呢？当然过失每个人都有。在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梁先生见到他第一眼时的那个英才勃勃的年轻共形象了。他个子不高，方脸，戴眼镜，主持会议的人说他是带病到会的。仍然有人仰视他，也仍然有人在会下赞美他，说他这般年纪了还孜孜不倦学习，积累，他特别强调积累。他都积累了那么多年还是积累，他说知识是个金字塔，基础打得越宽越厚盖起高楼来才会有高度。他平生正在为这种高度而积累。或许他最后达不到那种应该达到的高度，但是，他的基础还是给后人留下来了，后人会在他的基座上建起具有世界意义的高度吗？ 安.华.卢那察尔斯基说： “任何一个伟大的时代都有与其相适应的伟大建筑。” 我要补充说，没有伟大的建筑师就不可能产生伟大的建筑。 本章结束时写：中国建筑这些年来无非遵循着两股潮流，一股是仿古建筑，一股是仿洋建筑。仿古建筑大多是用于文化性质的建筑上，那种粗鄙浮浅的诠释造成了许多假古懂，这是一种简单化的形式主义，其实是很幼稚的；而仿洋建筑大多属于商业和饮服业，这是最为普遍的一种抄袭现象，远远谈不到创造，能够模仿好了，那也就谢天谢地了。应该说，这两种路子都走得太简单化，太庸俗化，正在或已经淹没了我们建筑师那本来就不多的才华和想象力。 因为中国建筑目前遇到的主要问题就是现代性与民族性的融汇问题，所以对于建筑师的要求就是既要有深厚的文化功底，又要有一个开放的广阔的艺术视野和现代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