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俄罗斯经济转轨及中国经济转轨比较的理论思考提要：俄罗斯和中国还都处在从传统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中，这是一个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历史过程。文章对相关的比较理论作了评价，如：经济转轨和宪政改革的理论；政府竞争的理论；“大政府”“小政府”的理论等，提出应该继续对有关国家的转轨进程进行追踪研究、仔细分析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从中找出转轨是从哪儿起点的？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转轨的目标是什么？弄清怎样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转轨的路子该怎么走？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转轨策略！而不要急于去对“渐进”还是“激进”进行比较并由此得出“奇迹”与“失败”的褒贬。一个国家的社会转轨，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全方位的理论，但就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国有产权的重新配置和新的企业制度建设；二是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宏观调控机制完善；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建设。普京政府改变了叶利钦的改革思路，实行可控制的市场经济；中国加入ＷＴＯ后也需要调整转轨思路。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在整体推动下，有可能取得突破。ＷＴＯ的的原则是自由经济，不要幻想发达富裕的国家不从转轨国家中谋取经济利益。我们应该给转轨继续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中国、俄罗斯，还都没有建立起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半个世纪前，两国在制度安排和发展政策上有相近的方面；在下个世纪，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虽然两国选择的方式和手段上有所不同，但其最终将会怎样？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转轨的长期比较研究，会有新的判断和理论！这是理论经济学学科基础建设的需要。从传统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是２０世纪后半期发生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一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全新的如何进行制度创新的理论研究课题。中国、前苏联以及俄罗斯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转轨的实践及其比较，为这个新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最近以来，国内外学术界非常关注对中国、前苏联以及俄罗斯转轨历史进程理论思考，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使我们能从中领悟怎样才把我们自己的事情办好的思路。在我国学术界，对“转轨”和“改革”的含义并没有太大的争议，一般都是指从传统的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的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和实践。但在国际学术界，对二者的含义却有严格的区分，被称作波兰改革的总设计师格则戈尔茨．Ｗ．科勒德克不久前强调指出：“转轨”，是一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过程，它从基于由国家控制产权的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转向自由的市场经济。这个过程意味着引进全新的制度安排，或者说放弃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以市场经济替代了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因此，“转轨”是一个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过程，如俄罗斯；“改革”，是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制度范围内作一些改进，但并不发生制度的根本改变，如中国。他还指出：中国目前虽然也在进行“改革”，已经走出了传统的中央计划控制经济体制，但还没有从社会主义跨入“转轨”的道路即走上自由市场经济。但是，科勒德克也认为，由于中国实行市场化改革，其发展的必然结果，以及逐步建立起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不排除中国这样的国家最终也会踏上“转轨”的道路。他也注意到：目前中国舆论界，运用“转轨”的说法时，通常是被看作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一种变革，不是那种抛弃社会主义制度的“转轨”。中国还是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只是改变经济的运行方式，或者说，坚持不偏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国家集权经济的范围内允许进一步的分权和自由化。当然在中央集权计划经济的历史上，“改革”的含义通常是要提高经济效益、改善人民物质生活，以此来维系现有的社会主义制度。对“转轨”和“改革”所涉及到的制度含义作出如此严格的限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1]。但本文在研究中不打算对此作过多纠缠，还是沿用我国学术界通常的习惯，对“转轨”和“改革”二者所涉及的经济事实，统称为“转轨”。因为在事实上，随着我们的改革的不断深入，“改革”本身也具有了制度变迁的含义。但是，中国的“转轨”，就其内在所包含的事实来说，的确与俄罗斯的“转轨”不同：
俄罗斯的“转轨”包括着两层含义：一是在国家政体上由共产党的一党极权执政转向多党的议会制；二是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层又包括两个阶段：一个是叶利钦时期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普京时期的可调控的市场经济或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但在中国的“转轨”，目前还基本上还限于经济领域，一是指由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现代市场经济或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二是指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向现代的工业国，因此，体制转型和经济发展是我国“转轨”的主要含义。（一）对以往研究方法的评价在一个时期比较流行的研究方法是：把俄罗斯选择“休克”（激进）的改革策略模式的失败案例和中国选择“摸着石头过河”（渐进）的改革策略模式的成功案例进行比较，研究者从比较中得出结论：中国的“渐进式”的转轨取得了“奇迹”；俄罗斯的“激进”转轨遭到了失败，从而，“渐进”的改革优于“激进”的改革。[2]但从最近国内外的研究进展来看，这样的比较研究方法并由此而得出的结论未必就科学。俄罗斯经济学家Ｂ．梁赞诺夫在《中俄市场经济转轨：改革的战略选择》一文中对此就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选择什么样的改革策略是有效和最好？是“激进”，还是“渐进”？这是有前提条件的！如果在变革的过程中，在打破旧体制的同时能够尽快地建立起新体制，同时有变革的可靠的社会基础和坚强的革命先锋队，当然要实行“激进”的变革。在评价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及其与俄罗斯改革进行比较时，不能总是谈论“渐进”的改革如何优于“激进”的改革，实质性的问题是经济模式和社会经济约束的选择，国民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异，这些都会影响改革目标和方法的选择。不同的国家只能选择最适合本国现有经济条件的经济模式，要从实现自身的竞争优势和同世界经济联系的有效性方面，来选择最有发展前景的经济模式。他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始终是在社会主义的框架下进行，但俄罗斯不是这样，前苏联还坚持过社会主义的口号，但后来的俄罗斯就非常明确地提出要实行资本主义。俄罗斯执政的政治精英不会提出“渐进”的阶段性改革来完成社会制度的更替，所以选择了“激进”的改革策略。选择什么样的改革策略？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战略目标和改革家中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俄罗斯的自由派改革者的思想意识形态中，从根本上排除了选择“渐进”改革方式的任何可能性。“只有在现有经济体制范围内逐步地分阶段的发生质变并有可能在整个改革周期的完成阶段用一个经济模式来代替另一个经济模式的方式实现改革的战略条件下，渐进改革才能是有效的”[3]俄罗斯的自由派改革者认为：国有经济的现有体制不能进行变革，而只能摧毁，“用商品货币市场来全面地取代官僚市场，它的主要途径是对所有国有生产资料进行民营化；取代所有对经营活动的法律限制；取消所有对企业进行行政管理的机构”。这是俄罗斯改革选择“激进”改革策略的根本原因！Ｂ．梁赞诺夫从亲身经历中阐述了俄罗斯经济改革策略选择的过程，他认为：俄罗斯经济改革策略的选择，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学派意识形态在一个时期的主导作用，通常我们把新自由主义学派意识形态称作“华盛顿共识”。这种所谓的“共识”，源于７０年代世界经济危机。当时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经济计划受挫，失去了自己在科学和政治上的主导地位。但同时，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危机也渐渐的显露了出来。这时，世界范围内以“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理论为基础的自由化和民营化思潮的具体实施，使得一些主要国家克服了危险的通货膨胀和严重的经济衰退，从而巩固了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扩张，同时也以最极端的形式得到了一些国际金融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认可。这些机构向一些发展中国家推荐体现着自由化的结构改革方案，成了他们向这些国家提供新贷款和延期还贷的主要条件。俄罗斯的“激进”式转轨正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下实施的。俄罗斯自由派改革家实施的“激进”式转轨，包括四个方面的主要内容：（１）价格、收入和所有经济活动的全面自由化。（２）依靠紧缩的货币政策来保证宏观经济的稳定，抑制通货膨胀（缩减预算赤字、减少货币发行、货币自由兑换）（３）进行迅速的经济体制改革（重新的嗯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并取消其对经济的调控，实行民营化，发展市场基础等）
（４）经济开放的方针（对外贸易自由化、缩减关税等）在实施这些措施的过程中，俄罗斯自由派改革家认为：迅速启动市场机制的可能性与随后完成的经济改革，在结构和制度上的适应性，以及融入世界经济联系，其过程大体上需要１０－１５年的时间。自由化改革的含义，在于推行彻底消弱国家调控政策，期望市场关系能够自我诞生和自我调节，以及这些过程有效地发生在自由放任的制度中。最主要的是，把国家的“有害”影响，作为市场的外部力量从经济空间中清除出去，接下来就是市场来完成必要的工作。但是，由于生产者垄断和国民经济结构畸形的状况没有得到改变，经济和价格的自由化仅仅是启动了跳跃式的通货膨胀和同时发生生产衰退的经济机制，同时还出现了其他无法预见的消极结果。俄罗斯的经济学家从主导转轨进程的意识形态上考察“渐进”和“激进”转轨方式的选择，不能说没有道理。波兰的经济学家格泽戈尔茨.w.科勒德克另一个角度对“激进”和“渐进”的选择作了分析。他认为：从严格的政治背景分析，经济的因素决定着改革和转轨的性质，但实际上，经济活动对于政治发展的依赖是相当高的。在政治制度还没有相应转轨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经济能不能转为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逻辑表明，如果政治的改革进程不是很深入，那么经济的发展是有限的。并且速度会越来越慢。当然也有这样的例子，无论国家的政体如何，在国家处于不发达状态下，市场运作良好并也能获得持续的增长。但是，到一定的时间，技术进步的特征以及与世界经济融合程度，就会使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和发展，与政治的自由化紧密结合在一起了。政治制度迟早都会成为经济进步的桎槁或者是催化剂。所以在通常下，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的过程，是向议会民主和公民社会的政治转变联系在一起的。他的这种分析方法，当然也关注了意识形态对“转轨”策略的选择和“转轨”进程的影响。但格泽戈尔茨.w.科勒德克的独到之处是从经济内容方面比较详尽的讨论了实施“激进”和“渐进”改革策略的具体领域和问题，他认为，“激进”和“渐进”的选择，主要发生在三个领域：一是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的稳定方面，这主要是看货币和金融的稳定程度。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的初期，一般都会出现经济的不稳定，从而需要辅之于有力的稳定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这个领域，到底是实行“激进”，还是实行“渐进”？要认真分析货币和金融的状况，如果转轨之前经济的控制程度很高，转轨初期出现了金融的不稳定，那么实行“激进”的方式就可达到经济的自由化。二是结构改革和制度变革方面，包括民营化、公司治理结构，则必须采用“渐进”的改革方法，因为这项改革所需要的时间长，花费的财政和社会成本高。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也不能采取“激进”的改革。三是产业的微观结构重组方面，要注入新的投资，要关闭旧工厂、要对劳动力重新进行调配和再培训、要提高行业的竞争能力、要吸收流动资本等等，这些改革措施都需要时间，在这个问题上，那个也不能采取“激进”的方法。所以，不能简单地说，可以在“渐进”和“激进”这两种方法上作出“转轨”的选择。除了经济自由化和宏观经济稳定可以选择外，结构改革和微观结构重组都不能采取“激进”的方法。９０年代一系列经济、金融事件也使得“激进”改革的首创者－－哈佛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改变了对“激进”的看法。与此同时，俄罗斯国内的一些曾主张实施“激进”改革的自由派，如：亚夫林斯基等也都相继改变着自己的激进主张。多数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实施“激进”改革策略的俄罗斯，失败了！但是，国际上也有经济学家认为：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在新的宪政制度下，人们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杨小凯（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研究员、莫纳什大学经济系讲座教授）等认为：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轨的一部分。宪政制度是一种为人民认可并接受其约束的游戏规则，人们在这种游戏规则下从事各种活动，包括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他们联合撰写的《经济转轨和宪政改革》[4]文章认为：赞成“渐进”改革模式的经济学家缺乏宪政思考，只看到不同转轨方式的短期经济效果就轻易地下了结论。文章对国际范围内有关研究经济转轨的两种方法进行了评价，那种使用内生交易费用的模型分析经济转轨的研究方法，说清楚了转轨的假设和预测，但却无法反映制度变化的复杂性。另一种研究方法是对引起制度和政策变化及它们的经济后果的文件进行详细的记录，同时对历史的进程进行描述性的分析。他赞成后一种研究方法，他们由此指出：不赞成以中国的“渐进”的改革业绩去否定俄罗斯“休克”改革的失败。他们还指出：建立新的游戏规则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英国式的宪政制度的建立经历
了痛苦的历程，其间伴随着战争与大规模的经济衰退，但最终建立的宪政制度为经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美国内战是宪政转轨的又一代表性案例，在内战结束后10年间美国经济持续衰退，但今天内战对以后的经济繁荣的贡献显而易见。从这一意义上说，对俄国与东欧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的失败，或者认定它们不如中国改革成功。现在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出改革的振荡，步入增长时期，而且增长速度很快。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经历的振荡相比，其振荡的时期要短得多。另一方面，根据拉迪（NicholasLady）等人的计算，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至少被高估了1－2个百分点。因此，有关两种改革的成效的认定一是要考虑长期因素，二是要重新计算实际已经取得的绩效。如果考虑到长期因素，现行改革制造的长期宪政转轨的成本可能超过了在短期内而取得的收益。因此，对中国现在改革的成就也要重新评价。杨小凯教授用俄罗斯作为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相结合的一个例子，用中国作为缺乏宪政转轨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另一个例子，分析了两种转轨模式下的特征和问题，得出结论说：在执政党的政治垄断下，经济转轨将被国家机会主义所挟持。经济转轨双轨制产生了宪政转轨的非常高的长期代价，也许大大超过它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轨的短期好处。对杨小凯教授的这种结论，国内有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看法，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既然宪政是人民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写在纸上的宪法，那么人民认可和接受一个新的游戏规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转轨就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因为一部宪法的颁布和一次选举的举行而完成转轨的过程。因此，用激进改革并不能真正实现宪政转轨，但这种改革对经济的破坏是直接和立即的。因此，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至于中国改革过程中采用的双轨制度，不能因为这种制度在其他国家、地区或时代被采用过就不认为是一种创新，因为创新不等于发明，只要采用的制度和过去的不同，就属于经济学所说的创新。茅于轼也认为，中国过去20年的改革无论如何应该认为是成功的。在现实的改革过程中，必须选择在现实情况下可行的改革办法，任何一个改革策略都是有路径依赖的。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成功者到底是俄罗斯，还是中国？这种争论在我看来，短期内不会有结论。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理论问题：以一个时期经济增长的快慢来判断转轨策略选择的得失，这是否科学？！从经济理论上到底如何认识体制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实际作用？！这还是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科勒德克对这个经济现象的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认为：从长时段看，一般而言，制度改革是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但是，也经常出现在某一时段中体制转轨缓慢，但增长迅速；或者体制转轨迅速，但经济却大幅度下降的情况。甚至，一个较长时间中也未必能看清楚转型与增长两者之间的清晰联系。“总体上讲，转轨不应当因实际经济中发生的事件受到责备或颂扬，改革也是如此。这里的关键是政策。在两种制度下都有好政策和坏政策的例子，因此两种制度下也都有增长和衰退的例子。．．．．．．．。经验和历史证据都表明，事情可以做好或做坏，紧靠制度分析是不能解释一切的。”[5]所以，他明确地提出：在对中国和俄罗斯“转轨”的比较研究中，不要太看重一时经济是增长还是衰退并对此进行褒贬。由于“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化理论给俄罗斯的转轨带来了很大的混乱和无序，这引起许多学者对这种理论的适用性的怀疑，因此国际上有学者提出了关于政府竞争问题[6]，作为一种研究思路，认为：“政府竞争”（competitivegovernments）概念对于大国经济体制转轨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这种研究的大体思路是：由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存在着巨大的空间（或地区）差异，全国统一的经济转轨政策将会引发各地政治经济不同的反应，而这种反馈差异又将促使各地逐渐形成不同的转轨路径。同时，在转轨过程中，各地不同的制度安排，会引起相互趋异的结构变迁，而这种相互趋异的结构变迁，反过来又会使得地方利益逐渐形成并日益显著。例如，地方经济的内生增长及其溢出效应和集聚效应将导致中心与边缘地区之间在政治经济上出现断层和差距；出于不同的利益考虑，地方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互动作用就会对这一过程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其程度视边缘和中心之间的断层和差距具体在多大程度上反映到全国性政策层面上而定。中国与俄罗斯都具有以下特征：都出现了地方政府作为产权主体的“地方产权制度”现象，由中央确定的货币政策都对解决财政矛盾起着关键作用，以及中央－地方政权之间存在着围绕税基和财政收入再分配的复杂的讨价还价现象。两国之间一个明显的区别在于，俄罗斯在引进议会民主以后，一方面，地方利益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得到更加强有力的体现，另一方面，在吸引那些具有流动性的生产要素时，资方与工会会表现出不同的利益取向。在这两个国家，政府竞争都将促使地方精英不断参与政治决策，形成
许多新的政治团体，尤其是增加了市一级政府的重要性。从政府竞争的角度看，必须用一种全新的观念来确立经济体制转轨政策。适宜的转轨政策应该为政府竞争创造一种能够操作的政策框架，而不应过细地规定在地方转轨中地方政府要采取哪些措施。从理论的角度看，仍然有着关于政府竞争的不同解释，如新古典主义的解释和进化经济学的解释，前者强调更多的集权主义政策，而后者则更倾向于分权和自主决策。天则经济研究所对这个问题曾组织过讨论，我在会上有一个发言，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充分地考虑了大国国家政治体制特点和地区经济文化差别对转轨的实际影响，把它作为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提出来，是有新意的。大国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不同地区的政府会通过市场竞争获得重要的生产要素：如投资、人才，促进本地区经济的增长；而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也会从经济增长中获取多少财政收入而出现讨价还价以及“地方主义”的出现等经济现象，这些都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是，把财政制度作为分析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关系的“切入点”，说明“政府竞争”对大国经济体制转轨的理论意义，这并不很恰当，因为（１）对于一个大国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的变化，是这个国家总体上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它可以从一个侧面来观察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但不大可能由此成为大国转轨理论的分析的范式和框架。就中国来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的变化，从本质上说，从属于国家和企业经济关系的改革。由此才派生出社会和个人、中央和地方以及城乡经济关系的变化。（２）如果把财政体制的改革作为政府竞争的切入点，这并不能反映大国转轨的基本特点。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存在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的问题。特别是这种研究，目前还缺乏系统的资料支持，而仅仅是把一些很不系统的“事例”堆积起来，简单的套进了进化经济学的“理论”。所以，我认为政府竞争，很难成为大国体制转轨理论的分析范式。８０年代早期，有一种转轨理论很有影响，认为：在转轨社会里，原来的那个无所不在、无所不管的国家机器，要缩减。过去很多由国家自己去干预、自己去做的事情，要放开。按照这个观点对集权计划经济进行反思并由此进行转轨的过程中，提出了“大政府”、“小政府”的理论。实际上，这种理论的主要依据是英美国家与社会的历史经验，英美国家的法律及其宪法传统的基本模式。在英美国家，最基本的制度设计就是考虑如何限制政府的权力，他们一般把国家和社会看成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当时，丁学良教授对这种所谓“大政府”、“小政府”的理论就提出了异议，认为：这种理论不适合东方国家，特别是俄罗斯转轨的教训更说明了这一点。从而特别强调了转轨社会中的立法和司法问题[7]。他指出：俄罗斯转轨的初期，西方主流学派强调，要实现转轨，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无所不包的全权国家搞散架。但实践证明，把国家机器搞散架的代价是非常沉重的。把一个国家机器搞散架是一回事，获得有实质公民权的民主政体又是一回事。对一个转轨国家来说，需要的是国家机器的重新构建，通过立法，把政府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在集权计划经济下，行政部门把许多其它部门对公共事务的调整和管理的功能给同化了，该由法律来调节和管理的领域，却通过行政干预来处理，传统体制下最小最弱的部分恰恰是在转轨中最需要强化的部分，即强化司法和执法。丁学良教授说：“没有法制的市场，一定是骗子和强盗横行的地盘；没有法制的民主也一定是骗子和强盗横行的地盘。”他列举了俄罗斯社会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犯罪现象：比如在银行界和金融业内，“７０－８０％的银行后面都有黑社会在运作，至少与黑社会有关，“黄道”和“黑道”相勾结。几乎每一个银行都雇佣有全副武装的私人保安队……..债务执行之类的经济关系多半不是通过银行业务交易，而是通过黑社会组织来实施的”、“进出口业也是和黑社会勾结在一起的……,为了争夺对原材料开采的控制，暴力暗杀是基本的手段”，“更可怕的是黑社会已经渗透到两个对国家安全和稳定、对国民利益至关重要的公共领域：军火贸易和公职竞选”，“俄罗斯的国民经济整体有４０％以上被控制在黑社会手里，而在几个行业中，如：银行界、房地产、消费品市场，黑道更是不容争议的龙头老大”。所以，他认为：在一个系统的转轨社会里，决不能认为只要消弱了国家机器或政府的权力，就自然而然的会达到公民社会的健康成长。要把集权计划经济条件下过分扩张的部位裁减下来，把这些部门过去耗费的资源转移到迄今为止尚很弱小、但对新兴市场经济和开放型社会相关的那些部门中去即立法、司法方面。上述这些研究方法，从不同则面说明了不同问题。但我还是赞成这样一种研究方法：在对有关国家选择的转轨目标模式进行比较研究的同时，追踪描述、仔细分析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从中找出：（１）转轨是从哪儿起点的？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２）要转到哪儿去？怎样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３）转轨的路子该怎么走？探索符合本国国
情的转轨策略！。如果仅仅限于“渐进”还是“激进”的比较并由此得出“奇迹”与“失败”的褒贬，那科学研究的路子就显得很狭窄了！（二）俄罗斯经济转轨及其与中国经济转轨比较的重点理论问题转轨是一个体制推陈出新的过程；转轨也是一种发展的战略工具。一个国家的社会转轨，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等全方位的理论问题，但我认为，就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国有产权的重新配置和新的企业制度建设；二是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宏观调控机制完善；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在对这三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作出阐述前，有三个前提性的问题需要说明。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国情的基本差异？。改革前的俄罗斯主要是一个工业化的国家，农村居民的比例为２６％，农业在ＧＮＰ中比重为１７％～１８％，工业和建筑业的比重为４５％～５０％。按照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和人均指标，俄罗斯属于人均不低于５０００美元的发达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福利涵盖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中国当时还是一个农业国，农业人口超过８０％，农业创造的ＧＮＰ为３５％以上。于发展水平，中国还属于人均不超过２５０美元的贫穷的发展中国家，所谓的社会主义福利仅仅是城市居民享受。在经济的集权和管理水平上，还有文化传统、民族因素等方面也都有比较大的差距。一个是发达的工业国；另一个则是发展中的农业国。这种极大的基本国情，难免会造成中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大国在转轨进程中的某些差距。二是苏联共产党为什么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苏联共产党在它领导的70多年里，虽然使落后的俄国跻身于强国之列，但长期以来却没有使人民的生活得到的改善。这是苏联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根本原因。斯大林时代的大镇压，严重败坏了共产党的声誉！６０年代，赫鲁晓夫在反对个人崇拜的旗帜下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但却没有触动党内极权领导制度。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实行没有斯大林的斯大林主义，他们对于南斯拉夫、匈牙利、波兰、捷克向斯大林体制的冲击运动实行镇压。在国内，共产党的许多领导干部利用权力变成了新的权贵阶层；基层党员，也对一切无动于衷。我们注意到：在苏共总部被查封的时候，拥有1800万党员的共产党竟然没有一个党员出来表示抗议，苏共中央的工作人员也顺从地撤出总部，广大群众则围观看热闹。苏联共产党在很长的时期内不“与时俱进”，一个腐败的党，一个完全失去了人民支持的党，丧失了执政党的地位，这是咎由自取！三是怎样看待苏联转轨前的社会性质？在斯大林倡导下，前苏联实行了不少革命措施，比如：消灭剥削阶级和私有制，实行共产党一党专制，实现生产资料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采取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实施了普遍低水平的福利制度，等等。过去，我们通常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提出，要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这里包含着对苏联这样一种“社会主义”的质疑。按照马克思规定的共产主义的根本目的来看，社会主义是要为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基础。社会主义革命以后采取的所有措施都应当服务于这一根本宗旨，其他的各种政策方针都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服务。国有化、工业化、集体化、计划经济等等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从这个观点看，苏联的所作所为是背离这一目的。人要生存，要发展，这是基本的人权要求，也是社会主义理应给与保障的每一个人的天然权利，斯大林所倡导的阶级斗争理论背离了这一起码宗旨。８０年代，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应该看作是挽救社会主义声誉的一种努力，但他在经济活动中却毫无建树，没有给人民带来直接的物质利益。这说明，前苏联实行的所谓社会主义制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所追求的社会主义。正因为如此，在苏联解体的时候，在苏联共产党被解散的时候，也才没有人出来捍卫这种社会主义。俄国的一些学者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变形的社会主义”、“扭曲的社会主义”。所以，不能说前苏联或者是俄罗斯的转轨是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对中国来说，我们也不能说，中国的转轨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内的完善，邓小平同志用“不够格的社会主义”对转轨前的中国
社会性质作了概括。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在进行着制度创新。重要理论问题之一：国有产权重新配置和企业制度建设打破国有资产对国民经济的垄断，对国有资产重新配置，是由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首要任务。俄罗斯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方法是对国有产权直接实行民营化。90年代初，俄罗斯在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中，非常迷信少数西方经济学家的意见[8]。这些经济学家在帮助俄罗斯政府设计的“经济改革方案”中，始终坚持两个最基本的论点：一是在市场经济中，个人有权利建立公司、管理公司、从中获利以及清盘关闭公司。他们有权决定公司生产什么、购买什么、销售什么以及同谁进行业务往来。要求任何形式的财产都应该具有自由的经济活动的权利。二是在市场经济中，公司要想有动力参与竞争，制造消费者想买的商品以及满足消费的需求，就必须追逐利润，并认识到金钱是一个稀缺的资源。强调政府对经济的不过多的干预。叶利钦接受了这两个论点。以此实施了“休克疗法”的改革，在90年代初，用很短的时间，（1）放开价格，不再控制国内外贸易，使所有的企业都能自由地参加竞争；（2）给公民建立企业生产产品的自由，建立什么样的企业、生产什么样的产品，都由企业自己决定；（3）减少财政赤字，政府不再对企业进行补贴；（4）建立稳定的可兑换的货币，抑制通货膨胀；（5）简化法律和税收制度，发展小企业；（6）剥离国家的所有商业和工业企业，向“民营化”迈进。在这样的总体改革战略下，俄罗斯政府内具体负责国有企业的改革小组在制定具体方案时，提出了国有企业改革的三条原则：第一，俄罗斯人民可以通过“民营化”成为新的所有者；第二，俄罗斯人民能够对经济信号作出理性的正确反映；第三，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必要的控制。执政的盖达尔总理，按照这三条原则，在1992年1月2日，放开了80%的批发价格和90%的零售价格，对其余的商品制定了最高的限价。当然，某些食品、能源和某些服务的价格仍然由国家来确定。允许建立各种小企业，允许公民自由从事贸易活动。这些措施的结果表明，的确比较快地扭转了长期存在的商品短缺现象，商店的货架上逐渐丰富了起来。但是，在价格和贸易自由化后，也许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按照协议提供资金以稳定卢布，特别是俄罗斯政府继续对许多企业进行补贴，这样就推动了持久的通货膨胀，消费品以1354%的速度上升。由于俄罗斯的现代企业都是军工企业，所以，生产出来的产品一般没有人来买，所有的企业一旦进入市场，全国生产滑坡是难以避免的。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背景下，1992年6月11日俄罗斯国会通过了有关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方案，方案的核心内容是：从1993年1月到1994年6月，大约用18个月的时间将国家所有权分散给大部分的大企业。把大部分的股份以低价出售给企业的职工和管理者，把一小部分售给企业外的投资者。每个公民都得到可以兑换成多种多样企业股票的价值10，000卢布的凭证。具体操作是：管理者和职工以帐面价值计算出除土地之外的全部资产的价值总和，然后用这一数字除以10，000卢布，就可以得出企业的股份数。这些股份都是国家的财产并交给俄罗斯财产基金会直到被售出。然后管理者和职工选举产生由4名成员组成，一名董事长，他有两票的投票权；一名是普通工人的代表；还有当地和联邦政府的代表。俄罗斯实施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改革方案，虽然包括大多数企业，但不包括军工企业、石油公司和医疗机构。1，000名以上的许多企业也被排除在外。10，000名以上职工的企业实行“民营化”必须得到特批。实行这个方案核心有一个过渡的步骤即公司化。在公司化的阶段企业所有的股票仍由国家所有，实际上是国家持股的公司。每一个企业在实行公司化时都召开了职工大会，对具体的方案作出选择，具体有三个方案模式：一是把40%的股份出售给职工，60%将在拍卖会上出售或由国家持有，以便在以后出售，从而形成职工少数所有权。二是把51%的股份出售给职工，49%的股份在拍卖会上出售或由国家持有，形成职工多数所有权。三是由一些重组公司收购和管理。在实际操作中，比较多的采用了第二种方案；其次才是第一种方案；只有少数的公司选择了第三种方案。国有企业“民营化”开始后，职工以非常优惠的条件购到了股份。他们可以用企业内部的部分利润或政府分配的凭证来进行支付。
而他们所支付的价格并不是西欧国家通常采用的企业市场价值，而是企业建筑、设备和资产的历史成本即企业的帐面价值。这个价格实际上是很低的。允许职工先于他人购买。经理和职工购买企业的股份时，没有任何外界的人来竞争，按自己的意愿办，想买多少就买多少。根据1994年和1995年的调查，董事长支付的份额仅仅是企业真正价值的1/40。职工在完成了本企业的购买股份后，就可以举行凭证拍卖会。在俄罗斯，大中型企业的经理和工人有700多万人，而公民人数达1亿5千多万人，初始购买企业股份的人还有许多其他非企业的职工，比如：军队和克格勃、医疗和教育行业、养老金领取者、农业和交通运输、学生和政府官员等。每一个公民，不管是工人还是其他人，他们都有权得到一张价值10，000卢布的凭证，公民只需为每张凭证支付大约8美分，凭此凭证可以购买本企业或其他企业的剩余股份。按照这个方法，叶利钦在1992年8月14日签署命令，要求在10月1日前在全国范围内由俄罗斯的储蓄银行将凭证分发完毕。但实际上，在1993年1月底，只有98%的凭证发放结束。按照规定，凭证是不能流通的，但事实上，凭证却象货币一样在流通。家庭可以把全家的凭证都集中起来，大家都参加投资。公民也可以从其他不相信“民营化”的人手中用5，000卢布把10，000卢布换回来。由于凭证在事实上作为流通手段在流通，因此，加剧了通货膨胀。凭证的发行，实际上是变相地增加了货币的流通量。但另一方面，不能不承认：政府官员对企业的经理进行了各种行贿，他们很快就变成了企业真正的所有者。我们通常说的“内部人控制”，就是由这些人构成的。到1994年，实行了“民营化”的许多企业中有90%以上的企业，都是由全体职工拥有多数股票。无论是经理，还是职工，都对外部投资人持反对的态度，许多公司的所有权被经理和全体管理人员所拥有。可以这样说：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高潮中，由管理者、职工、外部投资人以及这三种人的混合，形成了对国有财产的瓜分。对于大量的小商店和零售商点，几乎都转给了其职工。但是，大中型的企业怎么办？确实是一个难题。管理者和职工都想使这些企业无偿地转移或便宜地出售。他们反对外部的投资者介入企业的改革，因为在职工看来，新的投资者会大幅度裁员；而管理者却害怕自己的权力被削弱。那些管理者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由他们自己来控制企业，所谓的“职工所有制”，对企业的管理者来说，不过是一个幌子。事实上，职工所有制在企业中的唯一重要作用是控制董事会，投票支持为自己大幅度增加工资，并且不把利润再投入企业的发展。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目标是以出售企业的收入来补贴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政开支，政府希望通过非通货膨胀的办法来筹集资金。但实际上并不是很好。凭证“民营化”结束时，方案计划“民营化”的15，000家企业仍然保留着国家所有权。通常所说的50家大企业中，国家所有权还在38%以上。而那些职工人数在10，000名以上的企业，要想采取某些“民营化”措施进行改革，必须有政府的批准，因此，许多公司并没有“民营化”，特别是在那些石油、天然气行业中，政府继续保留着国家所有权。中国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却走了另外的一条路：首先发展非国有经济，为打破国有经济垄断状况创造外部的竞争环境。但就国有企业改革的具体措施来说，中国和俄罗斯大体上差不多。而从实施的绩效来看，却相去甚远。问题的症结，主要发生在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标确定上。俄罗斯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目的是扶植新的财产所有者；中国则是为了调整国有资产的布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民营化的速度，是一个重要问题。与民营化相联系的放开价格、清理资产负债表、创建资本市场、建立法律框架以确保契约的实施和竞争的实施等问题，是在民营化前完成还是在民营化之后去搞？实质上就是速度之争。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俄罗斯民营化操之过急，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所谓“政治帐”是指：俄罗斯转轨的设计师们担心，如果要等到法律制度完全建立后再实行民营化，就会拖延民营化的实际进展，甚至导致反复，造成共产主义制度的死灰复燃。在他们看来，民营化的实现速度要比如何实现民营化更为重要，他们主张必须快速进行民营化，能多快就多快！谁是民营化最初的所有者，这一点并不重要，“市场”会很快把资产重新分配到能够有效利用资产的新的所有者手中，从而形成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这股新的强有力的政治力量，是实行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他们会更积极的进一步推进更为广泛更为彻底的转轨计划。因此，俄罗斯转轨的设计师设计的国有资产产权重新配置的方案，重要的不在于民营化最初能不能成功，而是要通过民
营化尽快创立一股有利于市场经济的政治力量，配置新的财产所有者。就实际情况来看，在俄罗斯，这股新的政治力量，其中多数都是由共产党的官员们演变而成的。原先由他们掌管的国有财产，现在以“改革”的名义，通过各种途径把原国有资产转化为他们的个人私产。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精英研究部的调查资料，新的政治精英主要由过去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组成，而新的经济精英则来自原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据统计，来自诺民克拉图拉的人，在总统周围占75％，政府中占％，政党领袖中占％。这些数字是颇能说明苏共的精英们在剧变中以及剧变后的作用的。俄罗斯国有产权重新配置的主持者丘拜斯本人有一段精彩说明，：“他们绝对正在盗窃一切财富。不可能阻滞他们的。但就让他们盗窃并拥有财产吧。他们将变成盗窃来的财产的所有者和体面的管理者”(".")。崔之元先生借用我国一句古语来讥讽他：“逆取顺守”，但事实上却是“逆取不顺守”[9]！他从大量的文献中归纳出了俄罗斯新的政治精英是怎样把原国有资产转化为私人的财产，有三种方法：第一，“掠夺”。斯坦福法学院的布莱克教授和哈佛法学院的克拉克曼教授在“俄国民营化与公司治理：错在何处？”一文认为，民营化以后的企业的新所有者(有控制权的股东)面临一个选择：是创造企业价值还是掠夺?如果新所有者选择改善生产，他在新增企业价值中可以得到与他的股份相应的份额。但是，在未来很不确定的宏观经济背景下，这个份额可能小于他选择掠夺的所得。因此，有控制权的股东盗窃企业的“自由现金流”,把原本应归企业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资金(如工资，少数股东的分红，应偿债务和税收)据为己有。以掠夺起家的新所有者将继续盗窃自己控制的企业，将资产转移到海外，而不是改善发展生产。其中有一种盗窃方法是运用“金字塔控股结构”。例如，别列佐夫斯基1997年控制了石油控股公司“西伯利亚石油公司”,该公司又拥有其子公司的61%股份。在别列佐夫斯基接管前，子公司1996年盈利6亿美元，但别氏接管后，子公司1997年盈利为零！别氏不顾子公司其他小股东和职工的反对，将子公司盈利全部转移到“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别氏的这种盗窃方法在俄国金融大亨中带有普便性。第二，“期权”。期权是金融理论中的概念，主要包括“看涨期权”和“看跌期权”两大类及其各种组合变形。近年来，经济学家将期权理论和期权定价方法用于生产性投资选择的研究，形成了研究投资决策的方法，认为：在不确定条件进行一项不可逆的新投资，相当于放弃了“看涨期权”，即放弃了等待更好时机的选择权。因此，如果新投资净收益仅仅大于零，还不足以激励出新的生产投资。只有当新投资净收益相当大(高于某临界值)时，投资者才会进行新的投资。叶林斯基在他的新著中，认为，“休克疗法”和掠夺式民营化所造成的宏观衰退和“半罪犯经济“，大大提高了新所有者面临的不确定性，他们宁愿保持“看涨期权”，继续盗窃，而不进行改善生产的新投资。这可从俄国工业设备的平均寿命中得到验证。1970年代，俄国工业设备的平均寿命是年，而1996年，平均寿命竟延长到了年。第三，“为获利而破产”。加州伯克莱大学阿克洛夫(GeorgeAkerlof)和罗墨(PaulRomer)1993年针对美国1980年代末的“储蓄与贷款协会”(一种以经营房地产为主的银行)破产而提出的所有者掠夺的一般模型，认为：所有者通过破产而掠夺本企业资产。那么，所有者如何掠夺本企业资产呢？企业资产的会计恒等式是：资产=所有者权益+负债=净资产+负债。在这里只要所有者(包括个人和母公司)只负“有限责任”(这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常态)，并且投资要经过若干个会计期才能完成，所有者就可以人为膨胀前期会计净资产值，从而增加所有者权益分红，尽管后期会计将会显示整个企业的亏损，实现“为获利而破产”。崔之元例举了俄罗斯新所有者人为膨胀前期会计净资产值的方法之一：低利率从国际金融市场贷进，高利率在国内贷出。假定卢布贷款的利率是50%，假定一家俄罗斯金融大亨以15%的利率从国际金融市场贷进美元。这时，这位大亨可轻易地以15%和50%间的利率对俄罗斯企业进行美元贷款，即使他明知一旦卢布贬值，许多企业根本不能偿还美元贷款。为什么呢？因为金融大亨已经膨胀了银行前期会计(贬值前)净资产，增加所有者权益分红。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提供我们深入思考不少问题，主要集中在两点：
一是如何建立严格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据统计，俄罗斯职工所拥有的公司股票比世界上任何国家职工所拥有的都要多，但他们的权利却很小。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完全掌握在董事长、经理的手里。董事长、经理还继续保持着集权计划经济下的思维方式，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控制权，极力排斥外部投资者。由于内部人的控制，“民营化”后的企业很难进行重组。企业的资金不足，就靠削减生产，解雇职工，然后依靠政府的补贴、贷款和拖欠债务来继续生存。对传统的国有企业，不按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改造，这样的“公司”只能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实质内容并没有什么变化。曾经参与过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的美国经济学家评论说：对内部控制权的依赖是俄罗斯国有企业改革的致命错误。这个教训说明：建立科学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确定符合国情的多元股权结构，是非常重要的问题。俄罗斯搞过“职工多数所有权”。这似乎是俄罗斯国有企业“民营化”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在中国，类似“职工内部股”。美国的经济学家对俄罗斯的职工内部股评论说：职工所有权在俄罗斯国家经济中普遍存在并非常集中，这一现象在世界经济史上是罕见的。而想依靠职工所有权作为激励机制，那所产生的结果必然是：工人们将把主要的力量放在对个人利益的追求上，投票赞成提高工资，把公司的利润分光吃净。但事实上，尽管企业的多数职工都具有了股票所有权，但他们并没有得到比别的企业职工多的工资。因为存在着“经理的所有权。”公司的董事长们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意见：“企业必须有一个所有者”。而这个所有者，实际上就是指董事会的董事。俄罗斯还搞过“经理多数所有权”。在中国，这一现象可以参照经理“控大股”。就一般情况来说，如果是经理收购了企业，成了企业的所有者，那么职工的多数所有权，实际上也就是经理管理者所有权。美国哈佛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曾认为：（俄罗斯）“民营化”后的企业中有60%的所有者是党政官员或以前的工厂经理。1993看2月，在出售200家大中型企业时，曾经有过一种意见：每一个企业可以利用政府的低息贷款买回进行“民营化”时出售给外部投资人的那些股票，从而建立100%的职工所有权。这实际上是一种实行经理控股的措施。因为董事长一人可以投票决定公司的经营业务，可以决定大多数职工的股票权力。但是在政府工作的官员反对这样做，他们感到，如果让企业中的经理、工人独自获取了企业的财富，他们将会一无所有。因此，俄罗斯也曾设想引进美国职工股权的计划。但实际上，职工股权的模式很容易变成经理控股的信托形式，经理可以向国家借钱买入外部投资人的股票。俄罗斯曾一度非常注意“外部投资人多数所有权”。这在中国，可以参照资产的“重组”问题。应该说，俄罗斯的许多企业都需要进行资产的重组，对那些得不到银行贷款的小企业，外部投资人无疑可以有更多的机会买到这个企业的股份；那些能发行新股继续进行重组的企业，也可以吸引更多的投资。但这样的企业，资产的质量和财务状况一般都比较差，甚至面临着破产，这实际上对外部投资人并没有特别大的吸引力，因为外部投资人把资金注入这样的企业，很有可能会失去全部投资。所以，外部人的投资并不对那些需要重组企业的经理构成什么大的危险。相反，企业的经理却对外部投资人怀有深深的敌意，他们公开地说：我们希望国家的银行购买我们企业的股票，如果有人在资本市场上匿名购买了我们公司的股票，第二天到我们公司说：我是这个公司的新主人，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指出“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要明确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职责，形成各负其责、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所有者对企业拥有最终控制权。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董事会对公司的发展目标和重大经营活动作出决策，聘任经营者，并对经营者的业绩进行考核和评价。发挥监事会对企业财务和对董事、经营者行为的监督作用。俄罗斯要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但却缺乏对现代企业制度的理解，没有形成严格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二是如何让一部分国有资产“有序退出”？俄罗斯在国有资产产权重新配置中，一些国有资产“无序退出”，造成了经济上的混
乱，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要出售一家企业，必须做好两项工作，一是会计事务所评估企业的价值，二是为出售做广告和与买方接洽。他们往往需要半年的时间来做这两件事情。但俄罗斯采取了凭证“民营化”的方法，为职工免费提供和低价出售国有企业的股份，采用了很短的时间就来进行。这种急促的“无序退出”，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同时引发了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我们国家吸取了这个教训。十五届四中全会有关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提出了“有进有退”的基本思路，对“有序退出”作出了相当周密的部署，比如：明确地规定了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决定》指出：除“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外，其他行业和领域，可以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集中力量加强重点的同时，加快非国有经济的进入，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国有经济的整体素质，而且也增强了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和竞争力。再比如：对那些“退出”的领域中，明确规定不能损害职工的利益，《决定》指出：要从实际出发，无论采取哪种“退出”的形式，都必须听取职工意见，规范操作，注重实效。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依法扩大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强化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包括变现部分国有资产、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等，开拓新的筹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障资金。完善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搞好这三条保障线的相互衔接，把保障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基本生活的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完善促进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优惠政策。《决定》还特别强调了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和政府在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中的重要作用。而这两条教训，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非常重要。重要理论问题之二：政府职能转变和宏观调控机制完善新自由主义在本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陷入危机而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并深刻影响着东欧、前苏联的经济转轨。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国家放弃对经济的干预，强调市场的神奇力量。受此影响，转型国家大多采用激进的转轨模式，也有称是“创造性毁灭”。“一定要把原来的那个国家机器搞散架”，这是俄罗斯“转轨”的一种理论。１９９２年，俄罗斯总统顾问、总统信息分析中心主任Ａ拉基托夫在《哲学问题》杂志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文明、文化、技术、市场》。作者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社会的统一性都是由一个稳定的文化核心和一个保护带所组成的，保护带阻止外界环境对核心的影响，保护期不受损害和发生变化。俄罗斯的问题正是由于它的文化保护带所具有的特征造成的。作者认为：这个文化保护带的“基本准则就是不尊重人和否定一切新生事物”。要进行改革，就必须“冲破保护带，深入到俄罗斯的文化核心”，“并转变其中包含的历史遗留机制”，主张要不惜一切代价，消除俄罗斯的文化和传统，他理由是：第一，俄罗斯和西方是两个不同的、互相不能转化的社会和经济形态；第二，俄罗斯文化根本就不具备经济增长和保障世界福利标准的潜力；第三，用平稳的演进式的方法不可能实现从传统社会向西方模式建立社会过渡。因此要猛烈的突击性地打破窜通的社会结构和制度。他说，要进行这样的手术，“不可排除的是，最近的时期内，生产的降幅可能达到４０％，甚至更多。俄罗斯将爆发动乱、暴动和各种冲突、饥饿、病疫、社会文化崩溃、民族地区冲突、知识潜力全面衰落以及其他许多反面的、具有毁灭性后果的事件。总之，俄罗斯除了放开价格、实行金融专制和紧缩的稳定政策以外，没有其他的出路。只有这些急剧的硬性的措施也许能够在不远的将来把俄罗斯引向现代的文明社会和文明市场。”从这一点来看，俄罗斯社会经济衰退，其根本原因并不简单地是由于经济改革的货币理论“考虑不周”或者“失误”所造成，而是改革家的思想信念，他们思想深处的史学观的结果。“一定要建立一个小政府”，这是俄罗斯有关这方面的又一个理论。他们有一个错觉：好像大政府便意味着无效率；小政府意味着高效率。杰弗里、萨克斯在１９９３年认为：中央计划官僚机构一退出原位，市场马上就会繁盛起来。这个建议被一些转轨国家所接受，认为，在转轨形成后扭转经济萎缩、实现经济复苏和增长的最简捷的路径是缩小政府的职能。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放在了建立小政府上，却忽略了政府自身的政策目标。采取各种措施，减少政府对经济事务的干预。转轨前政府集权官僚体制，曾通过预算大规模地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的，而在转轨的过程中，突然减少政府开支，仅仅是小规模的通过公共金融机构的国
民收入再分配对经济事务的进行干预。实践证明，全面降低政府支出，这并不是转轨中政府职能转变的主要问题，关键是政府要能以有助于经济较高增长和有助于收入公平分配为目标的结构性变化。转轨中建立的新政府，面临着许多新问题，政府的一些支出会上升，而另一些又会降低。如果通过简单的消减政府支出而达到政府规模地缩小，不仅损害目前的消费和生活水平，而且不利增长，及未来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一般情况而言，新政府，一般都在国防和补贴这两个方面消减开支，但在短期内，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的开支，会急剧上升，特别是人口增加、失业人数也在增加，还有老龄社会问题，使社会保障的迅猛增长，形成了一项特别的负担，政府的公共财政开支的发生巨大的变化。格则戈尔茨．Ｗ．科勒德克在研究中指出：从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并没有明显的两者择一的一种关系：即大政府、低增长对应小政府、高增长。如果把大政府经济定义为公共支出超过国内生产总值一半的经济，如：比利时、意大利、荷兰、瑞典和挪威等国家；而把小政府经济定义为公共支出不足国内生产总值三分之一的经济，如：澳大利亚、日本、瑞士、美国等国家。那么这两类国家在经济上其实又很像似的地方，从１９９７年人均产值（按购买力平价进行了调整）来看，前一组国家超过了２１，０００美元；而后一组国家大约为２３，０００美元。这两组国家从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９５年经济的一般情况，如表[10]：大政府小政府年经济增长率２，５％２２，５％固定资本净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２０，５％２２０，７％比重通通货膨胀率３，９％３３，７％人人均寿命率７８岁７７７．８岁中中学入学率９２，８％８８９，０％婴婴儿死亡率千人６，７千人６。４但从收入的分配情况来看，问题却很大。如果考虑人口中４０％的贫困部分，他们所得到的收入在大政府的国家总收入中占２４，１％，而在小政府的国家中仅占２０，８％；如果以人口中最富和最穷的各占２０％人口作比较，在大政府的经济中，最穷的２０％仅获得总收入的７，４％，而最富的人２０％仅获得了约３７％；但在小政府的经济中，最穷的２０％只获得５％多一点儿，而最富的２０％却获得了总收入的４４％。从以上的数据来看，大政府和小政府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基本相同；但是，在大政府的经济中，穷人的基本状况相对小政府来说比较好，而在小政府的经济中，富人的基本状况要好一些。这样来看，政府的规模应该是其服务目标的功能体现，而不应该更着决策的变化而变化。当然，政府的规模也是有限度的[11]。这一限度通常被限定在国内生产总值的４０％（Tanzi和Schukencht,1997）上下浮动。如果在这一基础上扩大其规模，其结果必然会使增长的无效率以及政府支出的增加对福利的影响。按照世界银行的研究结果（１９９７年），有五种功能由于市场和私人机构无法实现，所以属于政府职能范围：（１）法律基础；（２）执行宏观经济的政策框架；（３）基础社会服务、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４）为社会的薄弱阶层设置的综合网；
（５）对自然环境的保护；所以，什么是“小政府”和“大政府”？什么是“强政府”和“弱政府”？这是一个很不清晰问题。实践说明，转轨国家政府在精简机构的同时，面临主要任务的首先是改善分配政策和提高投资效率，转变政府职能。刚刚通过的“十五”计划纲要中指出，要按照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集中精力搞好宏观调控和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明确地解决了政府职能的定位问题。在推进经济体制转轨的同时也要进行政治体制转轨，从政治体制转轨的顺序看，它涉及到国家政治生活的诸多方面，如党的领导方式的转变问题、党政关系问题、民主问题、法治问题、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完善问题、司法改革问题等等，但这些问题却又都涉及到社会的稳定。但政府职能的转变则不同，虽然它也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但又有其特殊性，它属于行政转轨的范畴。所以，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转轨的关键，又是推进政治体制转轨的起点。政府职能转变的目标是依法治国。在实施依法治国中，依法行政是关键。依法行政也称行政法治，实施法治，最重要的是行政权必须受法律的约束，行政权也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行使。因此，法治首先对政府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提出了新的要求，可以说，依法治国，是治“官”，而不是治“民”。在我国，要做到依法行政，要求政府的行政主体、行政职权、行政行为都必须合法，体现行政合法性原则；要求政府行政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适度，符合理性，体现行政合理性原则；要求政府行政机关平等而无偏私地行使行政权力，体现行政公平性原则；政府所施行的公共事务管理必须既是低成本的，又是优质和高效率的，体现行政效率性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对其所实施的行政活动应承担法律责任，体现行政责任性原则。这些原则作为依法行政的准则，是作为要求和评判政府行政行为的标准和尺度而存在的。因此，转变政府职能，规范政府行为，是实现依法行政的关键。在依法治国下，还要明晰政府与公民权责。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通过的法律授予的，它的行使应当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公民权利自由的限制；政府的责任主要是维护社会公正和公共安全，维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利。在经济活动中，政府通过宏观调控，公正执法和提供公共品的服务，来最大限度地减少经济发展的成本和风险。但政府不直接承担经济活动中的各种风险。公民的权利和责任也都不是无限的，它必须在法律范围内活动，不能侵害他人的利益和合法权利。当然，公民对于自主作出的决定，要独立承担法律风险和经济风险，公民还必须履行法定义务。在依法治国下，政府要还权于社会。在我国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当中，政府直接面对社会，直接从事大量的具体的管理活动，由于社会事务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增加，这样就会使政府的负担越来越重，当社会事务管理达到一定量的情况下，就不得不进行新的权力划分，增加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编制，这样就形成了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的恶性膨胀。实践证明：政府的统制功能越强，社会的自治功能和自我发展能力就越弱。社会转轨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政府还权于社会的过程，把政府职能与一般社会职能分开，培养社会自我管理组织，提高社会的自律水平，将大部分社会事务还给社会组织(中介组织、社会团体、民间的服务机构以及群众性的自我教育组织)进行管理。我们注意到，行政审批制度是传统管理模式下政府履行职能的基本方式，审批范围广、环节多、效率低；审批几乎不受法律的制约，审批的自由裁量权很大。市场准入的前置审批，给人力资源的进入和流动设置了重重障碍，大大削弱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项目行政不负责任的审批，对社会造成了严重的浪费，政府也因此承担了对社会的无限责任，并由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为寻租、官员以权谋私的腐败提供了温床。随经济成分比重更新变化，政府部门直接支配的企业财产形态的资源性审批项目会逐渐减少，改革政府项目审批制度显得非常重要，政府要把以项目审批为中心的直接行政管理方法，转变到对经济活动的间接控制上来。因此，改革行政审批制度，推进行政体制改革，加快国家体制的创新，重新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行政审批制度，是转变政府职能的关键。
重要理论问题之三：社会保障体系完善和社会安全网建设凡实行转轨，都必须对原有的国有经济垄断布局进行调整和结构改革，都必须对原来的收入分配平均主义制度进行调整，都必须使产业、金融、财政等方面的宏观调控逐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需要，而这一切都会引起社会经济利益的新矛盾，从而引发出一些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动荡，诸如通货膨胀（紧缩）的压力、失业和再就业、城市退休和养老、农村养老和保险、文化教育医疗、地下经济等城乡社会诸多问题的威胁。如何实现社会的健康转轨？这不仅需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同时，还需要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并重构新的社会安全网，由具有社会保障、社会服务和社会救助功能的正规和非正规部门或组织构成社会保护伞，维护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公平。由于国情和转轨策略的选择不同，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及其带来的社会震荡也有显著的差异。就一般而言，转轨期间，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的深化、管理机构精简，企业停产甚至破产，都成为一种成为正常的经济现象。这使得过去以企业或机构为基础的社会保障失去了根基。另外，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养老金，一般都由公共财政负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国家大都进入了老龄社会，而且人均寿命也在延长，这使得公共财政的压力越来越大，社会保障的赤字变成了中央财政的赤字。在转轨过程中，如果缺乏经济增长作后盾，税收制度不健全，中央财政状况就更加恶化，常规的社会保障项目也就成了无源之水，这使得原来社会保障水平低但却还算比较稳定的社会保障制度遭到了破坏。俄罗斯经济严重衰退和剧烈的社会动荡，使原来的社会保障体系遭到了完全的破坏，由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改革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成为成为规避市场转轨风险的安全网和有序推进转轨的保障。转轨期间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主要应该在社会保障筹资方式、财务管理、运行监督制度等等方面寻找新的思路，将集权计划经济下的企业保障转为现代市场经济下的社会保障。但俄罗斯似乎在这方面还毫无建树。而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保障供给却包含着更加复杂的难题，整个保障体系面临着更加沉重的财务危机。我国的社会保障的水平较比俄罗斯就低，转轨期间中央财政收入与国内总产值的比重逐年下降，财政用于社会保障的开支与其他方面，如：基础建设设施、文化教育等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值得注意的是，我国集权计划经济时代存在着城镇职工保护过度和乡村人口保护不足的差别，过去在企业保障下的工人，曾经获得过“从摇篮到坟墓”式的全方位生活保障及福利待遇。突然的失业不仅使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中断，家庭生活状况迅速下滑，过去的社会保障也都丢失了。因此在城镇社会保障危机引发的社会矛盾远比乡村尖锐，失业者直接面对的就是政府，城市大规模的失业难免引发集中的社会冲突或社会动荡。但困扰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核心问题是资金严重不足，加上中国即将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社会保障任务十分繁重。在集权计划经济的低工资下，国有企事业职工所积累的养老金，曾经被政府用作了不断扩大生产的投资，它物化在了现有的国有资产之中。将养老金的受益基准制转向供款基准制，将现收现付制转向基金积累制，那些在旧制度下没有养老金个人账户积累的退休职工和在职职工，理所当然要向政府索取其养老退休金的权益。这项权益实质上就是政府背负的隐形养老保险债务。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指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包括国有资产变现、合理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开拓社会保障新的筹资渠道，充实社会保障基金”。将一部分国有资产变现为社会保障资金，实际上是将国有企业职工的在国有资产中的一份劳动积累返还给他们。目前我国城镇职工为2亿多人，参加社会统筹保险的已有近一亿职工，有近３０００万的离退休职工参加了社会统筹。参加统筹的离退休职工和其原所在企业已基本脱钩。１９９９年全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收入近２０００亿元，加上医疗、失业和工伤与生育保险，扣除当年年支出外，年末结余大约近７００亿元，但由于社会养老基金的收入，大部分是现有职工为自己缴付用于未来自己退休后领取的基金。这种状况意味着到１９９９年末，现有在职职工为自己缴付积累的养老基金已经全部支付给现在已离退休的职工了。说明目前我国个人帐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养老基金模式实际上还是演变成了现收现付制，这有很大的隐患。考虑到目前养老基金覆盖的范围还很小、这几年企业缴费的困难、下岗职工和退休职工的增加、退休职工寿命的延长和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以后每年这一缺口还会继续扩大。匈牙利对养老保险改革的经验值得借鉴。1998年，匈牙利实现了养老金由受益基准制向供款基准制的过渡，建立了一个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南美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其第一支柱称为零支柱，是以生活调查为基础的老年收入保障取代以往的统一最低养老金的产物，所需资源来自于一般税收，其作用是救助老年人中的
贫困者。第二支柱是与个人工资收入相联系的现收现付制，资金全部来自于缴费，由公共部门操作。第三支柱，由35岁以下的职工对私人养老基金投保构成，虽然每个人可以自由选择不同的基金，但按法律规定必须参加，因此这一支柱在匈牙利称为强制性的基金积累制。第四支柱是自愿投保形成的养老保险。这一体系的突出特色是将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区分开来，增强了整个制度的财务可持续性。（三）对普京政府经济转轨目标的初步判断：可控制的市场经济普京执政后，调整了转轨的基本思路。在他所公开了的纲领性文件《21世纪的前十年》和《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以及其顾问班子先后在世纪之交制定的俄联邦政府长期社会经济政策等一系列文件和法律草案中，大体上勾画出了俄罗斯转轨所要达到的目标模式的基本框架[12]。普京吸取过去的教训，强调要加强国家的作用和政府建设。普京对国家在经济中的作用的作了明确的界定：国家调节经济的实质是保护一切所有制形式的积极性，保障经济自由，保障市场的有效运转，保障全国经济活动的统一条件，建立全国统一开放的市场经济。地方政权的任何限制经济自由的行为都要追究法律责任。国家对经济工作，要少一些行政干预，多一些经营自由、生产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普京在2000年8月的国情咨文中严格界定国家调控的范围，强调国家在经济中作用是：保护产权、保障平等的竞争条件；减低税负拉平税率、改革金融体系；实行现实的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卫生、教育和文化；加强立法，保障优越的投资和经营环境。放弃对经济的过多干预，并提高调控的效率。他还把保护私有产权看作是建立建立有效的经济体制和良好经营环境的根本条件。同时，采取措施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在行政机构方面，国家政权和管理结构的合理化，加强反腐败斗争；改革国家人事干部政策；创造条件建立真正的公民社会，实行权利均等；加强司法的作用和权威；改善中央与联邦主体的关系，特别是财政金融关系；全面严厉打击犯罪活动。在巩固联邦国家方面，首先建立了七个联邦区，每个联邦区由总统任命总统全权代表，帮助有效地解决本区的问题，缩减地方联邦公务员机构，加强总统对地区的垂直管理结构，提高政权机构的工作效率。他的顾问班子在有关政策建议中，把彻底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降低社会不平等，保护和扩大俄罗斯的文化价值观，恢复国家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作用作为政府的长期社会经济政策主要目标。可以看得出，这是一种国家可控制的市场经济的模式，相对于叶利钦的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继续坚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致力于恢复经济秩序；加强国家政权对民营化成果的保护，发展多种所有制和经济形式，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刺激国内需求；积极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浪潮，分享世界范围内的高新技术成果，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普京批评了前一时期激进民主派模仿美国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给国民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失，指出：９０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将外国课本上抽象模式和公式照搬到我国，就无法进行没有太大代价的真正顺利的改革。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也是没用的。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之路，只有将市场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现实有机地结合起来，我们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应该继承和发扬俄罗斯的文化传统。普京还批评了“休克疗法”，他指出：俄罗斯在激进改革中已经精疲力竭，民族的忍耐力、生存能力和建设能力已处于枯竭的边缘，社会简直要崩溃，现在只能采用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要保证社会稳定，不使俄罗斯人民的生活恶化。所以从总体上判断，普京时期俄罗斯体制转轨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与早年自由主义体制路径切入相异的方向。虽然，普京依然坚定地推行以自由主义为方向的市场化改革，但显然越来越强调“政府守夜人”的监护作用；虽然普京从未放弃政治民主的口号，但可以见到的是越来越多的“有管理的民主”；这标志着极端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在俄罗斯转轨中已彻底丧失了它的作用，普京政府将重新构建“可控制的市场经济”。
普京政府同时又提出了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实现经济的现代化的宏观政策，比如：改革金融体系，达到中期金融稳定。建立准备金制度，实行会计核算和报表制度的国际标准，吸引外资，鼓励竞争；完善税收的行政管理，提高税收制度和关税制度的效率，创造条件实现国家预算平衡，使国家的支出同其资源相适应，集中资源用于解决社会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问题。降低通货膨胀水平，建立统一可靠而有效的支付体系，保持对货币供应量和浮动汇率制度的控制。加强国有资产的管理。提高国有资产管理的效率，完善国家在股份公司管理机构的利益代表制度，对大部分联邦国有独资企业和归联邦所有的公司股份实行民营化。清点国有资产与负债，修改《俄罗斯联邦国有资产民营化法》，完善联邦国有独资企业改制成股份公司的程序，其100%的股份归国家所有。制定财产国有化原则法，排除没收性国有化的可能性。坚定地保护民营化的成果，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济形式并存，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促进经济结构变革。国家财政从对亏损企业的支持转向发展基础设施，保障劳动力的流动，支持新兴部门（首先是创新和信息产业）的发展，鼓励企业和自然垄断企业重组和改革。经济结构改革的目标应当是民营化。国家支持发展风险投资和创新风险保险制度，保护知识产权，创造条件实现高新技术产业的超越性发展，充分发挥科技和知识的潜力。重点发展交通和电信基础事业、燃料能源工业体系、国防工业体系，实施现代农业政策，国家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创造条件使俄罗斯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遵循互利互让的原则鼓励俄罗斯商品、服务和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的同时有效保护国内市场，建立联邦出口扶持机构，为俄罗斯企业的出口实行担保，开放对经济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的国际资源，如俄罗斯缺乏有限的资本和技术、商品和服务等，保障国际收支顺差，提高国家出口高附加值产品支持的效率。尽快结束俄罗斯加入WTO的谈判。严厉打击影子经济。肃清经济和金融领域的有组织犯罪活动。为了彻底打击这一顽疾，并完善执法机关的活动，将严格强化许可证、税收、外汇和出口监督。普京政府在加强国家的作用和刺激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措施方面，作为局外学者来看，最为重要的还有两条：一是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叶利钦时期，由于政府和议会之间没完没了的政治斗争，叶利钦为了在与国家杜马的斗争中寻求地方政权的支持，曾与各自治共和国的总统和州的行政长官单独达成协议，总统允许地方做他们喜欢做的事，但在总统需要的时候，地方鼎力相助。叶利钦有一句名言:“你们能拿走多少主权就拿走多少。”结果是无限的地区主权威胁到联邦国家的统一，一些地区享有无限的立法自由，地方政权各自为政，独断专行，中央政权软弱无力。因此，改革联邦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是普京执政的第一项重大举措。普京上台后，要在俄罗斯建立一个“单一的法制和经济空间”，因此，他把全俄划分成7个大联邦区，委任驻联邦区的总统代表，代表拥有广泛的职能。同时，改组联邦委员会法案，法案规定，联邦委员会成员将不再由各联邦主体长官和立法机关的领导人兼任，而改为由各联邦主体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代表组成。联邦总统有权解除地区领导人的职务和解散不遵守联邦法律的地方立法机关，而地方领导人也有权解除下属权力机关领导人的职务。这些改革，最终目的是建立以总统为核心的国家垂直权力体系。二是打击金融寡头。普京执政后曾向新权贵发出过警告：“我奉劝那些人最好还是先把自己在法国或西班牙地中海沿岸买的宫殿卖掉……他们的钱是哪里来的？”中央税警也开始清查俄罗斯新贵们近些年来在海外购置的不动产，所涉国家包括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希腊、塞浦路斯和马耳他。俄罗斯舆论认为：在总统普京强大的反寡行动震慑下，大小寡头们已乱了阵脚。我们从媒体上看到，俄罗斯寡头新贵的穷奢极侈，同平民百姓的贫苦形成了巨大反差，比如：俄寡头古辛斯基经常身着豪服出入巴黎五星级饭店，每餐一掷千金。他的周末是在欧洲的私人别墅里度过的，出门必有保镖跟随，他公开声称，他雇用的保安人
员达几千人之多。而另一方面，俄罗斯近两成居民处于赤贫状态。普京发誓说：要“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政府惩治金融寡头的行动，多少能赢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当然我们也十分清楚，仅仅依靠公开发表的文件来判断俄罗斯目前的转轨目标模式，那是非常不够的。最近，美国《科学与社会》杂志２００１年夏季号上发表了大卫·科茨的题为《俄罗斯是否正在变成资本主义？》的文章[13]，对俄罗斯是否正在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问题提出了不同看法。作者认为：目前的俄罗斯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源于前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非资本主义的掠夺／榨取制度，它只进行盗窃和投机，而不致力于生产、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它的出现造成了俄罗斯持续的技术退步、人口的灾难、独裁统治和持续的国家解体。”文章着重研究了俄罗斯的当前的市场状况和起主导的社会结构，指出：俄罗斯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决策者所盼望的“正常市场经济”并没有出现。俄罗斯目前的市场是“一个非常不健全和扭曲的市场。”文章着重对俄罗斯的新贵阶层的收入来源进行了分析，指出：俄罗斯新贵阶级的收入主要不是直接来自于资本家对于剩余价值的占有。他们高收入的来源是：１．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２．拥有、控制城市的房地产；３．借款给国家；４．贸易；５．投机；６．从企业榨取收入；７．盗窃公共资金；８．敲诈勒索。作者的这个结论是源于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分析，读起来颇有兴趣，他认为：俄罗斯新贵的高收入，大部分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石油和天然气的出口。因为石油和天然气是俄罗斯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出售的主要产品，也是俄罗斯新贵们极欲寻求的硬通货的主要来源。在１９９７年，俄矿产品的出口额达３２５亿美元，占俄罗斯出口总值的４６％。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流入了前苏联部长级高官、共青团干部、国家银行官僚和影子经济的运作者手中。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者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资本家。来源于自己工人的那部分利润，无疑是直接榨取的剩余价值，但那是资本家为了维持必须投资于油气产业的总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而以高额固定资本费用为基础，对雇佣劳动整体创造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分享”。但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它们获得的油气井、管道等不是资本家投资的结果，而是原来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投资的产物。新的石油和天然气大王免费或低价获得了这些资产，他们却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价格出卖石油和天然气，．．．．．。人们可以认为，流入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大王口袋的那部分利润是非资本主义的收入流动，是自然禀赋加上苏联的遗产。．．．．．．。高额利息也构成了俄罗斯新有产阶级高收入中的主要部分。在１９９４年俄罗斯评选出的５大富翁中，有４个人是银行家。俄罗斯新寡头控制的银行不履行传统银行向私有企业贷款的职能。对于它们来说，最有利可图的事情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借款给政府。俄罗斯政府的债券偿还利息很高，甚至随通货膨胀率的变化而变化。其年平均实际利息率估计１９９５年为７７％，１９９６年为４４％，１９９７年为１１％。俄罗斯新贵的另一部分收入是来自于贸易的商业收入。新寡头中近年最有政治影响力的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发迹于销售俄罗斯汽车。进口豪华汽车和其他昂贵的西方消费品成为一个获利不菲的行当。通常，这些进口商品的零售价远高过它们在波恩和纽约出售的价格。投机是获得收入的一种形式。购买者购进某种资产，希望它可以在市场价格上扬时出手。与向国家贷款一道，投机已经成为俄罗斯新银行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在９０年代初期，外汇、贵金属、证券领域的投机使银行家收入猛增。．．．．．，俄罗斯大多数非金融企业都没有创造剩余价值，甚至工人的工资也时常被拖欠。尽管如此，控制这些企业的人还是想方设法找到种种收入的途径，甚至揩不盈利企业的油。通常的做法是：成立一个由企业经理们秘密控制的公司，向企业出售生产投入要素。这些人购买这些投入要素并以高价再卖给企业以期从中渔利，或者向企业提供咨询或其他服务以收取大笔的费用。这样，虽然企业不盈利，可企业的收入还是被人大量榨取。这是商业利润的实现方式，而不是资本主义利润的实现方式。国家之间的比较研究，当然要注意政府提供的文件；但是也要关注学者的研究成果。所以类似美国学者大卫·科茨的看法，在中国也散见于学术刊物，开拓了我们深入认识俄罗斯转轨的基本走向。但我们不能否认，从１９９９年开始，俄罗斯的经济出现了转机。当年，GDP的增长达到%。外贸顺差提高一倍，达到290亿美元，全年实现工业总产值29950亿卢布，比1998年增长%，表现突出的是食品工业、建材、化工和木材加工等行业，农业生产比1998年增长%。全年通货膨胀维持在%的较低水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在此基础上，2000年的俄罗斯经济又取得了更为喜人的成就，GDP增长%。国民经济各部门基本上
已经恢复并超过了1998年金融危机以前1997年的水平。主要经济部门（工业、建筑业、农业、运输业和零售商业）的产品和服务生产比1999年增长8%，比1997年增长%。其中，工业增长9%，固定资产投资增加%，农业总产值增长5%。对外贸易增长幅度高达%，其中出口猛增%，达到949亿美元，比1997年增长%。国际收支顺差达到625亿美元，比1999年增加73%。工业各部门都已表现出了强劲的增长趋势，增长最快的是轻工业，达22%，比1997年增长%。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增加%，截止到2001年1月1日拖欠工资总额比上年减少%。失业总人数为760万，比上年减少%。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俄罗斯1999年和2000年上半年经济恢复，有两条外在的条件，其一是国际上石油价格的不断攀升，使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原材料的生产大幅度增加，并由于美国处处表现的攻击性大大刺激了俄罗斯的军事装备的出口。其二是1998年发生的金融危机，一方面，由于卢布大幅贬值，大大提升了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抑制了外国产品的进口，从而刺激了对本国产品的需求，进而促进了民族工业恢复生机。但国际市场上石油、原材料和其他能源价格下跌，对于俄罗斯这个原材料出口国来说，46%的财政收入来自这方面的出口，其后果不堪设想。实际上，到２００１年，经济增长的势头的确开始减缓。但是，俄罗斯经济发展中还潜藏着许多隐患，比如：贫穷，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截止到2000年12月1日俄罗斯常住人口为14490万，比年初减少万。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口1992年曾高达全国总人口的50%，到1997年减少到30%，1998年金融危机后的1999年上半年又增加到53%，2000年第一季度仍高达44%，下半年又重新减少到约30%。这是影响社会稳定的贫穷大军。但一个极端却是拥有大型企业和银行控制股份的少数个人、家族及氏族。俄罗斯社会缺乏一个支撑经济稳定增长的社会基础。犯罪活动，已经成为困扰俄罗斯经济正常运转的痼疾。俄罗斯经济犯罪比率极高，据统计，俄罗斯全国有4万家公司和银行被黑手党控制，他们与大大小小的官僚相互勾结，偷逃税款，牟取暴利；与此同时，形形色色的金融寡头们争相控制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为了利益斗得你死我活；俄领导层内部也并非一片净土，前总统叶利钦的家庭成员卷入纽约洗钱案……所有这些极大地挫伤了投资者的信心。军费开支增加，也困扰着俄罗斯的经济。普京把俄军视为实现“强国理念”的重要支柱和内容，多次表示将增加军费。今年1月27日，普京批准了俄军武器和装备采购计划，根据计划，未来俄军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的资金将比以往增加80％，军需供应的总体开支将增加50％。在普京执政下俄军费约占国内生产总值3．5％。经济的结构改革还任重道。由于经济尚处于转轨时期，俄国内工农业企业的亏损面大，预算拨款、财税和企业资金结算拖欠严重，造成企业资金短缺，生产设备陈旧，生产性投资不足。在普京总统对税制进行改革后，银行系统的种种问题亟待俄政府解决，因为没有银行的支持，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得到发展。俄罗斯现有1300家银行，但大多数面临破产，如何对这些银行进行合并重组困难不小。尽管面临着如此之多的困难，俄罗斯经济毕竟迈开了走向复苏的第一步，所有俄罗斯人都在热切期待着俄经济重新崛起的那一天能尽快来临。（四）中国市场化转轨的新阶段：加入ＷＴＯ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也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转轨经济的国家来说，加入ＷＴＯ，可以在国际范围内寻求转轨成本和转轨成果之间的平衡，比如：加入ＷＴＯ后，取消了贸易关税及非关税壁垒，会加大全球经济范围，这使转轨国家进入全球市场找到了一种比较安全的方法；ＷＴＯ的成员国在贸易组织规则的约束下，也可以缓解国内贸易保护主义的压力；ＷＴＯ规则要求成员国在出现争端时诉诸技术层面处理，就事论事，避免政治因素干扰，这种机制使转轨国家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贸易纠纷不易被政治化，为发
展各种贸易关系和纠纷正常化提供了条件，从而为转轨国家建立了稳定的多边经济贸易关系。所以转轨国家一般都把加入ＷＴＯ看作是在国际经济活动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国，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谈判，终于在２００１年底成为ＷＴＯ成员国。但是，我们清醒地注意到，既然我们接受WTO的规则，成为WTO的成员，就必须真正解决国内现存的各种“体制瓶颈”，改变经济转轨中还继续存在的各种弊端，这就使得我国的市场化转轨今后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市场化转轨将按照WTO的规则进行，淡化所谓的“中国特色”，加快建立起符合国际通行规则的现代市场经济的市场体制。那种认为中国需要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然后再应对世界性结构调整、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挑战的转轨思路，需要进行大大的调整。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一些难度较大的问题，比如：国有经济布局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国有银行经营效率和风险控制、社会保障制度和安全网建设、农民农业农村发展、还有私营经济的发展等一些重大问题，将在在外力的推动下取得突破。从而迫使正在进行的市场化转轨将由过去的重点突破，转变为整体推进，转轨会更加规范化、法制化、制度化，转轨的过程也将会更加透明，更具有可预见性。这既巩固和扩大了过去已有的市场化转轨的成果，同时以开放为动力，加快了国内整个社会转轨的步伐，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整体转轨。但是，我们也清醒的懂得，WTO的原则是自由经济。要想把国家的经济运行纳入这样一个新的规则体系，需要一个过程，比如：按照国际通行规则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法律法规；在政府部门、特别是在地方，培养ＷＴＯ的规则意识，克服地方保护主义，这都需要时间。ＷＴＯ中有发达富裕的国家，期望他们不从转轨国家中谋取经济利益，那是太天真了！在国际交往中，利益就是一切，没有利益就没有一切。判断加入ＷＴＯ利弊的标尺，当然要看它是否有力地维护本国的经济主权和保护本国经济利益，归根结底，是我们政府工作做得如何！我国加入ＷＴＯ，正逢世界经济的全面萧条期，国际经济环境非常严峻，911恐怖袭击之后，西方主要经济体受美国连带集体下滑，中国出口已经受到严重影响，而国民总产值年增长也将大幅放缓。但是过低的经济增长率，又将难以为每年失业和新添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在巨大经济压力下，我们是否能兑现WTO承诺，将对我们的政府是一个严重考验。加入ＷＴＯ后，最为有利的是加快产业结构的调整。一些技术、资金密集型企业会因入世后进一步开放市场而受到一定冲击，但市场经济就是要优胜劣汰，而且这也是结构调整的需要。一些发展时间短、条件不成熟的行业，比如：金融、保险、通讯、传媒与出版以及文化领域还需要把握住开放的节奏。金融业的开放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成败得失的关键。加入ＷＴＯ后，将对金融垄断、资本市场带来冲击，比如：允许外资银行在中国做人民币的生意。但目前，中国的银行，全部是国有性质，经营效率很低。外资的银行参与竞争后，外资银行的财力较稳、信誉较高、保密较可靠，这使中国的客户存款，会利用外资银行现有的国际联系，很容易的转户跨国，可以设想，外资银行完全可以搞内放外存（客户在国内放钱进去，户口在国外），也可以搞内存外借（存款在国内，国外不可以提款，但可以国内的存款作抵押在国外借钱），这就给国家的外汇管制带来了新的难度！最近，网络上风靡着一篇美籍华人的文章：《新经济理论和WTO本质》，引起人们的很大关注[14]。文章指出：ＷＴＯ的的原则是自由经济，政府不得干涉企业和经济。目前，美国的经济和技术已经在世界上占领了绝对的优势，没有任何企业和国家可以和它抗衡。共产主义的一个特点是可以集中全国的力量进行某项工作，这样的事例在社会主义阵营建立之初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印证。在未来，要保证美国新知识经济的长久，美国就要在技术和资金上保持优势。一旦丧失了这个优势，美国的新经济就会成为泡影。维持美国的优势就是要维护自由经济，防止任何一个国家集中资金和技术只从事某一研究，而在世界各国企业中，企业的资本和力量都没有办法和美国的企业相比。这样一来，通过WTO协议，就可以合理地压制了政府对经济的涉入，同时也保护了美国企业在技术和资本上的优势，更保护了美国新经济的实施。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政府极力要中国政府加入WTO，但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步的原因。文章还指出：资本的原则是流动，当美国转型为知识经济时，资本就必然要跟随着转移，无论企业还是政治都脱离不了资本的运用。同时，美国自由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将产业和技术、知识产权引进到世界各地。这样的情况就要求美国必须要保持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
量。只有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才能保证美国人民和企业的利益，才能保证新经济理论的具体实施，才能保证美国未来不败。才能将美国的文化和思想传送到每个人的心中。文章继续指出：网络经济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美国新经济的发展。在美国，网络经济泡沫的消失并没有损坏美国新经济体系，相反正在促进美国新知识经济的发展。在前几年，高速发展的网络经济有着技术的缺陷和相对社会意识上的技术性超前。美国是个自由民主但又绝对隐私的国家，当网络经济在消费上没能解决隐私和安全问题时，美国的网络经济尽管有齐全的信用和配送体制，但大众仍担心因为消费而损害自己的隐私，网络消费没有真正地形成规模。而一哄而起的网络又良莠不齐，投资没有办法产生新的利润。在这样的情况下进行产业调整是非常正常和必要的措施。事实上，当网络经济破灭之后，美国的网络已经经过了几次大的并购逐步走向赢利，走向完善。美国网上购物已经比前一年增长七倍。网络消费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网络的发展，将会大幅度降低美国的社会成本，这样的美国将比其他国家更具备竞争力，更充满活力。安定有保障的美国就更吸引世界游资，世界其他国家的资本将通过美国金融之手转化为美国企业的资金来源，将更加促进美国新知识经济的发展，带动美国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文章最后说：中国经济全面进展是无可怀疑的。但中国作为新的制造大国，有着劳工便宜和资源丰富的优势，另外，巨大的中国内需市场又非常容易为中国企业积累资金，使之发展。可以预料的是，如果中国政府能够采取正确的经济政策，充分让中国的制造业自由发展，中国制造业从低档产品到高档产品的制造中获得大的发展。中国企业同样可以利用内需所赚取的利润在世界创造知识品牌。但如果没有一个正确的政策，中国沦为劳工国家和世界加工厂也将会成为现实。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上的改革是当务之急，如何制定未来的中国政策也同样是迫在眉睫。面对世界新知识经济的冲击，没有良好的应对，没有长远的目标，中国就会陷入一个悲惨的境地。这篇文章被看作是２００１年有关中国和美国经济比较和ＷＴＯ分析最为深刻的佳作，其中提出的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思考。我们注意到，ＷＴＯ成员中有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他们“入世”后曾有过不少值得我们借鉴的经验和教训，比如：为了使本国的法律体系与世贸组织的“游戏规则”相适应，在国际贸易争端中有法可依，加强了国内相关立法和法律修订工作，与此同时，政府还建立了健全的相关机构，强化政府调控职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逐步开放国内市场、加强外国投资管理等。我们应该避免由于规则改变而使本国经济受到太大冲击，以给转轨继续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五）结论就目前来看，俄罗斯和中国还都处在转轨的实践过程中，这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所以，还不能说目前中国，或者是俄罗斯已经是已经建立了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判断什么是、什么不是市场经济的标准是动态的，而决定哪个国家是、哪个国家不是市场经济，最终，这将又是由历史，而不是由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决定。“像半个世纪前一样在走向社会主义制度时，两国在制度安排和发展政策上紧紧相随，在下半个世纪，他们在走向市场经济又会发生类似变化。虽然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在因日市场经济的方式和手段上会有显著的不同，但其最终的表现将越来越相似。然而这两个大国和新兴市场的制度安排、真实的经济结构、文化因素和地缘政治地位将决定将来仍有足够的机会同时也十分必要对他们继续做比较研究。”[15]这是非常合理的一个判断。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转轨比较研究还有新方法！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的转轨比较研究也会有新的判断和理论！初稿：２００１年1０月－１１月底修改稿：２００１年１２月中旬
注释：[１]格则戈尔茨．Ｗ．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导言》第１－８页。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出版。[２]斯蒂格利茨1999年4月发表的《改革向何处去？转轨的十年》中，把中国和俄罗斯列为“渐进”和“激进”改革模式的两个极端，而中东欧诸国位于两者之间。他认为俄罗斯改革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激进自由主义乌托邦计划，而中国改革是自下而上的多元化的群众选择。[３]Ｂ．梁赞诺夫：《中俄市场经济转轨：改革的战略选择》《中俄经济学家论中俄经济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１月出版。[４]杨小凯等：《经济转轨和宪政改革》。[５]格则戈尔茨．Ｗ．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出版。第９４页。[６]何梦笔(Herrmann-Pillath)：《大国体制转轨理论分析范式》。http//[７]丁学良：《俄罗斯现象》，《清华社会学评论》，２０００年第二期。[８]约瑟夫．Ｒ．布拉西等：《克里姆林宫的经济民营化》上海远东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１月[9]崔之元：《联合早报》２０００年８月２５日[10]详见：格则戈尔茨．Ｗ．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第３１７－３２２页。文章中的表，是根据其提供的材料由作者整理的。[11]参见胡家勇：《对政府支配资源量的实证分析》《改革》１９９９年第三期,[12]参见李新：《新世纪俄罗斯经济改革战略评述》[13]《国外理论动态》2001年10期[14]《强国论坛》[15]格则戈尔茨．Ｗ．科勒德克：《从休克到治疗》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６月出版。第４２３－４２４页（编者注：２００２年１０月作者在莫斯科经济转轨学术会议上的俄文稿附件，因发布程序不能正常显示，故略）（原载：《中国市场经济论坛》2002年第一期。本文由作者惠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