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训练与行政管理
摘要：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夺取金牌总数第一；田径、三大球等高含金量项
目的表现，尽量好一些；这样具有重大意义的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为此，需
要切实改善体育行政管理。
关键词：北京奥运会;体育行政管理;二元训练理论;一元训练理论
中图分类号：G8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90(2007)02-000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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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夺取金牌总数第一；田径、三大球等高含金量项目的
表现，尽量好一些；这个目标，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金牌不是评价奥运会的唯一
因素，却无疑是主要因素之一；高含金量项目水平对评价体育强国更有重大意义。）历史
上曾经百多年饱受屈辱（包括 “东亚病夫”的蔑称）而当前正在崛起中的中华民族，能
够在奥运大平台上展示出这样的软实力，对于人民增厚平等和自尊感，以进一步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增强与各国人民的友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是百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体育为国立功，此其时矣！能不能做到，就在于能否理顺
关系，团结和协调全国的有关力量。作为体育战士，就像研制两弹一星的科学家一样，这
是当仁不让的历史责任，即使需要克服再大一点困难，花尽最后一点精力，也是心甘情愿
的。在这样的形势下，能否做到、做好，关键就在于体育行政领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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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体育运动发展百来年，运动成绩水平有了大幅度进步。促使成绩水平进步的主要
原因有二：人力和物力的投入；训练方法的改进。
运动竞赛的胜负，基本上由投入和训练方法这两大因素决定之。“投入”的对立面，
就是“投入不足”；如果不存在“投入不足”，就看谁的训练方法更先进了。在这个意义
上，可以说：训练方法决定了运动成绩水平。刘翔的辉煌和中国田径大多数项目的沉闷，
首先就在于，各自所采取的训练方法大不相同。在这里可以看到：训练方法的能动性和重
要性。
几十年来，中国的体育运动水平有了巨大的提高。在体制上，中国主要靠国家行政，
西方主要靠社会。在大量的低含金量项目上，中国夺得了国际优势；这主要靠“充分投
入”，超越于西方的“投入不足”。在高含金量项目上，西方基本不存在“投入不足”的
问题，中国在训练方法上的落后，就暴露出来了。高含金量项目成绩水平的差距，从根本
上看，主要是训练方法的差距。新中国建立已近六十年，训练方法的差距，不能继续简单
地归结于历史原因，而应该主要地归因于行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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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在行政管理上存在明显区别：国际体坛的训练工作，理论对于
实践，虽然具有影响力，却并无行政约束力。中国体育行政所认定的训练理论，对于训练
实践，却具有很大的行政约束力。
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训练理论的核心内涵：“运动成绩由体能＋（加）技术构成”，
这是全面化的“二元理论”。“体能与技术是同一本质的不同侧面，两者不能彼此分
离”，这是专项化的“一元理论”。不同理论决定了不同的训练方法、特别是训练大方
法。
半个世纪以来，国际体坛与中国体坛领导层所认定的训练理论，基本上是一致的，这
就是“二元训练理论”。同时，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之交开始，在中国民间，还逐渐孕
育出系统形态的“一元训练理论”；而国际体坛则尚无。
由于行政管理方式上的不同：国际体坛的训练实践中，存在着进化运动（主要由于教
练员对训练工作具有充分的自主权）。中国体坛的训练实践，则基本上不存在进化运
动。
无数事实表明：国际体坛训练实践进化运动的发展走势，是从“二元训练理论”潜在
地趋向于“一元训练理论”。而中国体育行政却仍然持“二元训练理论”。这就在相同理
论认识的掩盖下，运行着相反的实践动向。不但如此，中国体育行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
对民间的“一元训练理论”萌芽，还进行了有规模、有声势的“大批判”；这就更加加大
了对于训练进化运动的阻断力度，加深了与国际训练实践相反的发展动向。
上述差异，就使中国体坛的训练方法，对国际体坛处于“被迫尾随”的局面。这在高
含金量项目上，尤其明显。时间的流逝导致积重难返，以至于不得不采取引进洋教练的办
法。由于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认识，而引进的选择和实行也难免认识的影响（如期望
被引进者“态度谦虚、便于领导”等等）；所以，这种引进，只能缓解、并不能扭转“被
迫尾随”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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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者不弱，弱者不来。对于奥运赛场来说，胜败可能就在毫厘之间。对于赛场上的中
国选手，增强一点就可能获胜，坑害一点就可能落败。（对于小胜、大胜、惜败、惨
败……等等结果差别，也存在着类似问题。）
半个世纪以来，国内外体坛无数实践事例证明，“二元训练理论”可以坑害选手，
“一元训练理论”可以增强选手。（刘翔的扬威全球，中国足球的屡战屡败，就是最鲜明
的例证。）对于业外人士，不能苛求辨别这一点；对于体育岗位上的领导，若始终不能辨
别这一点，将无以对历史交代。能不能辨别，对备战北京奥运会是现实的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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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元训练理论”的原创者之一，几十年来，我从未停止过一次次向中国体育行
政领导进行申述。因为，作为已被打入另类的“一元训练理论”，在体育行政未解除批判
态度——在实践者存在害怕沾边的条件下，是不可能获得与“二元训练理论”平起平坐的
学术竞争地位的。而人为制造着的这种学术壁垒，对中国体育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这些申述，绝大部分杳无回音。少数几次，有好心的领导答复我：交给“有关部门认
真研究”去了。于是我们看到，在创新训练理论与训练实践者之间，横亘着不止一道闸
门：体育行政、以及为行政决策服务的“有关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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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有关部门我以为是体育的学术庙堂。它能够促使训练方法进步吗？能够欢迎或至
少是容忍新生的“一元训练理论”吗？让我们来看看历史和现实：
第一，在新中国体育史上，从朱建华、崔文华到刘翔……有哪一桩重大成功，是在中
国体育学术庙堂的经典精神（“二元训练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有哪一桩不是反映专
项化征途上的里程碑——突破“框框”取得的？突破谁的“框框”？不就是“体育学术庙
堂”自己的“框框”吗？
第二，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元训练理论”在中国民间刚刚萌芽的时候，不就是由
体育学术庙堂打头，才搞出来这次“大批判”，欲一举浇灭这个“星星之火”的吗？四十
多年来，不断地打击压制“一元训练理论”的多少次申述努力的，不仍然是这个学术庙堂
吗？
第三，由“二元”走向“一元”，虽然是国际体坛训练实践进化运动半世纪来的发展
大趋势。但是，在国际体坛理论界，迄今尚无成形的“一元训练理论”呈现（主流理论仍
然是“二元训练理论”）。在这样的学术形势下，中国体育学术庙堂，谁敢为了国家利益
而不顾眼前得失，主持正义，揭竿而起，欢迎创新理论呢？更何况其背后，还存在着深刻
的学术“范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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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创新，必然激起是是非非。这是否能由原来的学术权威进行公正的判断呢？
库恩引用大科学家普朗克“悲伤的”话语说：“一个新的科学真理的胜利并不是靠使
它的反对者信服和领悟，还不如说是因为它的反对者终于都死了，而熟悉这个新科学真理
的新一代成长起来了。”（托马斯．库恩的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 136页。）库恩在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艰巨研究中得出：具体的认识，是与认知
思维的“范式”密切联系着的。沉陷在旧“范式”中的、过时的“科学家”，即使已经接
触到了新鲜的事实，也不可能认同创新的科学真理。科学创新，首先要突破认知思维的旧
有“范式”。
可见，依靠原来的体育学术庙堂权威，来推举创新的训练学理论，这是不可能的。这不
是我国体育学术界的独特问题，而是世界科学界认知运动中的一项普遍规律。
四十多年来，“一元训练理论”得到无数的、显著的实践事实的证实和支持，却不能
获得我国体育学术庙堂的认可，这正好证明了库恩的结论。同时说明，“一元”、“二
元”两种训练理论，并非简单的、浅显的认识区别；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范式”
鸿沟，它们是不可通约的。
体育行政对于训练理论的重大论争，需要从“范式”演进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对待。
对于创新理论，不能漠不关心，不能下意识地拒斥，更不应该简单地交给学术庙堂包办，
而应该敏锐地尊重训练实践的判别。科学真理是必须依靠实践、而不是依靠原来的学术权
威来进行识别判断的。只有实践，才是最公正、并负有最高判断责任的法官。实践标准，
这是进步的动力。这就需要给予创新和实践相互间，结识、结合、互动的自由和方便；需
要给予、而不是扼杀有关的条件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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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制创新、特别是封闭实践者对于创新思想的可能接触机会，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
严重失误之一；允许、欢迎并鼓励理论和知识的创新，藉以尝试解决实践难题，这正是现
代文明的伟大内涵之一。要建设创新型国家，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精神状态，需要改进
和改革。
中国是有着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古国（考古新发现又前推了几千年）。这是同它的优秀
的民族精神状态分不开的。中国儒家，主张仁爱、教化、威权、宽容、自强、贡献社会，
在这样的精神主导下，历史地成就起伟大的民族。但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中，也存在
着严重的失误。“唯上、唯书”，讲究大一统，就是一个突出表现。创制，被规范为“上
面”的事情。这就严重地抑止了创造性、特别是中下层的创造性；严重削弱了核心竞争
力。
《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不认识民众也是知识和智慧的创造性源
泉，缺乏民主思想。这与“唯上智与下愚不易”是一致的。久而久之，这就不仅是“认
知”问题，也是“秩序”（面子、排场）、甚至是“政治秩序”的问题了。结合着对“内
圣外王”的讲求，不但是创造性，甚至连知识，也似乎变成统治者和上层的专利了。并认
为：若民间搞起创造性，就有“僭越”的嫌疑。若允许、鼓励创新争论，就会予人以“乱
糟糟”的印象，予人以社会不稳的危险印象。
这与所有权问题是一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有的物质财富都归属于最高
统治者。他可任意地予取予求（没收），而民众和臣下的财富，均须仰赖于最高统治者的
恩惠，是不具有法律保障的。郑和下西洋，秉承的完全是皇帝的意旨；这与哥伦布的自主
创新，并且同国王签订有规定双方权利与义务的协议，在性质上完全不同，其后果也就完
全不同了。
在欧洲中世纪，也存在过与中国传统相似的问题。所以，哥白尼等科学家，正是由于
其发现、发明、创新，遭受了残酷的惩罚。然而，经过政治和社会变革，西方的这类问题
已经基本解决。经过文艺复兴等文化运动，群众思想也已基本解放。这就进入了现代社
会：从牛顿力学到相对论，从蒸汽机到电算机，风起云涌；从《国富论》到《资本论》，
都可以自由出版流行。这就出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空前涌现的
历史时代。作为下层职员的亚当•斯密，可以被英国首相尊奉为先生；革命导师马克思，
可以被西方社会评价为千年知识分子的首席。
在我国，面临任何难题，群众总是盼望圣人和救世主的出现，而不是解放自己的创新
精神去解决。我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但是，其制造业内容，却主要是仿制
和组装型制造，而并非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制造。其要害，就在这里。
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这是一个伟大的召唤。这既是重大的经济改革和建设问
题，也是重大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的改革和建设问题。陈云同志提出：“不唯上，不唯
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这 15字箴言的核心，就是要改革民族的精神状态，
使普通人也能够焕发出自由的精神，进行独立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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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工作由认知、操作、反馈观察三个环节构成。反馈观察就是再认知，三环节实际
是两因素。
历史上，训练工作表现出经历训练、经验训练、科研训练三种状态：“经历训练”就
是第二次照着第一次重复，徒弟照着师傅重复。“经验训练”就是重复中有改进，而并非
简单的重复；它的持续运行，就会演化成训练方法的进化运动。“科研训练”就不是谈重
复，而是按科研规律，进行训练工作的认知和操作；这就有可能实现训练方法的改革和跨
越。三种状态的区别，是由认知状态的不同所决定的。
从大面上看去：国际的训练工作，主要处于“经验训练”状态。这一方面是由于其所
称道的“二元训练理论”缺乏科学性，从而缺乏由理论认识指导训练革新的机会；另一方
面是由于其训练理论不具有行政约束力，允许实践中存在进化运动，这就可以在经验中进
步（不顾与其所称道的训练理论是否相背）。我国的训练工作，主要处于“经历训练”状
态。其所以如此，主要由于在行政干预下，“二元训练理论”具有极强的行政约束力。
然而，同时我国民间，还存在“科研训练”的星星之火。例如，六十年代的南京体院
体操班；又如，崔文华、刘翔等训练工作之辉煌成功。这些训练，与“一元训练理论”是
符合的，与“二元训练理论”是抵触的。在民间一隅逐步系统发展的“一元训练理论”，
是我国的一项独特优势。若把它贯注到大面训练的“认知”环节中去，有可能将“经历训
练”改革为“科研训练”。这就可以争取到更多一点的“增强”，更少一点的“坑害”。
对于备战北京奥运会来说，这是不容忽视的。
当前我国训练方法发展的关键，在于坚决贯彻“政业分开”，解除对训练创新的束
缚。这就是：行政管理尊重创新和教练员自主权，取消阻碍创新的行政干预。例如，训练
工作是否需要由行政来规定方针？如果说需要，这只能是目标性质的方针，这就是“身体
健康”和“更快、更高、更强”这样一类。而不能制订限定着训练方法，却反把目标蒙蔽
的“方针”。训练工作属于复杂巨系统，它十分需要多环控制，使各个环节均具备自主的
灵活控制能力。如若全国统一限定（规定）训练方法，就把单环控制强加给训练工作，使
方法凌驾于目标之上；除非聪明的教练员在“下有对策”掩护下进行自主调节，就必然会
导致落后和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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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的各种机具装备，迅速地发展着“工作能力”：像“万吨水压机”，突出表现
了某种单一的“能力”；像“无人驾驶作战飞机”，突出表现了复杂的“智能型能力”。
这个“智能型能力”是以机具内部的智能化为前提。
运动训练所发展的“体力”，由于是由人体所发出的，其本质都属于“智能型能
力”。不仅是对外反应，而且同时是内部调整改善。不光篮球、足球等项，表现出非常复
杂的“智能型能力”，即使是赛跑、举重等项，所比赛的也都是复杂的“智能型能力”：
刘翔比赛能力的“智能型”，十分明显；王军霞之被称为“东方神鹿”，崔文华之被称为
“笑面虎”，从群众的称谓中，也均透露出其能力的智能性质。即使是人体一条腿的蹬
伸，均需要生理、生化和组织结构等等层面的无数种因素在空间上、时间上的复杂配合。
竞赛中胜出的能力，就反映了这种配合的更高的巧妙性；训练，就在于如何智能地提高这
个巧妙性。这就需要多种多样的知识和智慧（特别是科学前沿知识和哲学智慧）之富集、
综合、研究。“三从一大”单一强调对于训练耐受性的无节制的蛮拼，排斥多侧面、多层
次知识和智慧的选取、富集、运作，这是非常不符合人体特性的。堵塞、排斥多种相宜措
施，促使整体向低智能型偏转，阻碍运动能力的可能发展高度。退一万步说，“三从一
大”即使作为可供选择的训练方法的一种，其选择，也只能由单个教练员自己作出，而不
能由行政、特别是总局这样的国家一级的体育行政来规定。以免排斥了创新所必需的每个
教练员的自主权，从而消失了灵活性、智慧性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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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创新的推行和流行，要求创新思想和实践者相互间，自由方便的：结识、结合、
互动的可能和机会。这就需要方便地跳越原学术权威，而不是支持原学术权威构筑更坚固
的闸门。如果创新观点任由原学术权威给予封杀，那么，出现活跃的创新局面是不可能
的。过去半个世纪里，我国体育行政所主导的训练工作的凝滞状态，就已经充分地给予了
证明。
我对备战奥运会的具体训练情况缺少了解。但是，仅仅从媒体报道的无心透露中，就
可以看到，众多的国家队仍存在由于“二元训练理论”而自我坑害的情况。如果能从“一
元训练理论”给予改革，将会有效、有力、现实地提高各自的成绩。“苟利国家生死以，
岂因祸福趋避之。”国家利益就是召唤，不容许以自谦来回避。为此我写了：《迎北京奥
运训练方法紧急献策》，力求说清楚两种理论在具体训练方法上的不同表现，急切地盼望
能够到达各位教练员的手上，以供自由选择，提供结识、结合、甚至互动的机会。该文虽
蒙《体育与科学》杂志刊载，但是，我担心刊物的印数有限，而训练实践群体又缺乏阅读
风气，相互间本缺联系。若非体育行政有意搭桥，这个《献策》根本无法及时地、广泛地
到达训练实践群体的手上。机缘尽失，“供自由选择”就无从谈起。同时，也无从消除害
怕沾边情绪。若能由国家体育总局作为参考观点予以印发，表明体育行政对于“双百方
针”的醒觉，对于学术创新的态度转变，表达出对创新尝试的鼓励和支持。不仅对这件事
情有益，还会有效地激发训练实践群体和科研队伍的广阔的创新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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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管理还需要负责任地抓好宏观调控，注意解决宏观调控缺失的有关问题。例如：
1、鉴于体育总局对训练理论和训练方法的信息，非常闭塞梗阻，影响工作。谨建议
总局设立关于训练理论和实践的信息网站，包括信息流通、历史信息、信息分析等分支，
为领导了解情况以及与多方面的沟通服务。
2、孙海平教练突出的创造性成功经验，不仅需要从训练方法的角度，而且非常需要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给予总结和推广。梁松利等自由教练，训练出了世界水平的成绩，这
也是超越干预，发挥教练员自主权的成果，显现出训练进化运动的可喜迹象；同时，也显
现出市场经济的某些特点。这些，都需要及时、深入地总结，以改善宏观管理。
3、“一元训练理论”强调“运动训练全周期”，重视前期（童少年时期）的正确培
育；“二元训练理论”则无视之。
《三联生活周刊》2007年第 7期朱步冲报道：1月 28日，21岁的埃塞俄比亚女运动
员特鲁纳什•迪巴巴以 14′27″42 的成绩，打破室内 5000米世界纪录，轻松夺得波士顿
室内田径邀请赛冠军，其姐姐获得亚军。其另一位姐妹则获得 2006年全国 3000米铜牌。
她们的家乡比库齐，诞生了包括“男子 5000米和万米世界纪录保持者凯内尼萨•贝克勒
等众多高手”。这是地处海拔 3000米的一座小镇，交通闭塞，10年前才开始用上电，年
人均收入不到 100美元（迪巴巴现在年收入达 100万美元）。迪巴巴从 14岁开始训练，
现在，比库齐至少有 200名青少年进行田径训练，其中接受纽约一家运动基金会帮助的有
25人。从报道中可以看出，作为“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的埃塞俄比亚，之所以能
“成为世界田径运动当之无愧的霸主”，是和先进的“前期培育”，并得到国际帮助分不
开的。这种成功经验（训练的、就业的、经济的），值得从宏观管理的角度予以吸取。
显然，比库齐的田径开发，注入的人员和资金都非常有限。具有比库齐相似条件的地
点，在我国并不稀缺。如果利用派遣志愿者、或特选工作人员的方法，去进行开发，并不
困难。（若从本地培养教练员，则更易坚持。）问题在于，体育行政在管理环节中，是否
给予关注，并且是长期的（非短期的、或时断时续的）给予关注。
我国的各个运动项目，均需要重视落实“从娃娃抓起”的精神，在“前期培育”的正
确性这一点上，展开与强大对手的竞争。为此，需有重点地建设好各自的、必要的“前期
培育”基地，以引导群众性童少年体育运动的广泛开展，并有力地促进全民健身事业。
4、防止“骏马绝种”。“骏马绝种”是与“鞭打快牛”性质相似的现象。中国男子
跳高原来有多名运动员成绩在 米左右，朱建华打破世界纪录以后，各省市竞相放弃
男子跳高项目，以致跳过 米的运动员都难觅了。现在刘翔打破世界纪录，这样的现
象要防止重演。应该反过来前赴后继，掀起大家更加抓好跨栏项目的局面，促使技术和事
业涌向新高度。这就关系到行政管理的科学和艺术问题。（通过加权奖励等等办法，这是
可以做得到的。）
5、接力赛 4×100米，是一个“门面项目”。2006年多哈亚运会上，泰国夺得男子冠
军，显得很突出。这个经验，同样值得从行政管理的角度，予以重视。如果能够吸取这个
经验，那么，我国在北京奥运会上夺取这个项目的决赛权（第八名），并非不可能。为了
在一年半的期限内争取到这种跨越式的进步，不仅需要重视，还必须引入竞争机制，准备
至少不止一支的接力队伍，并适当安排多次交锋机会。这就需要坚强而细致的行政管理工
作。在人员众多，而各省市均具有较强行政能力的伟大祖国，可供为之选择的管理方法，
还不止一种。中国论文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