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投资率是否“过高” 关于我国投资和消费的比例问题一直是经济界关注的问题。虽然许多经济学者为提高我国的消费率提出了许多建议，政府部门也采取了许多政策措施控制投资，但从数字上看，我国的投资率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一直是比较高，而消费率则比较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我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1.我国经济发展处于消费率下降的阶段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以农业为主的时期，生产力相对落后，社会生产的绝大部分被用于消费，没有过多的剩余 1
可用于建设，消费－投资比率中的消费必然占有极高的比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向工业化转变的时候，一方面投资能力会随着社会储蓄的增多和国家积累能力的增强而上升，另一方面为适应工业化的发展，对社会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导致投资规模不断快速增长，消费－投资比率中的投资比率会不断增加；而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能力的时候，投资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政府和民众会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投资率就会从停止上升到逐步下降，最后保持在满足维持简单再生产和经济低增长的水平，消费－投资比率也相对稳定在消费率较高的程度。 因此，一个国家在向工业化发展的经济快速增长阶段，普遍存在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的现象。如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经历了连续六年GDP平均增长%之后，最低消费率出现在1988年，达到%；日本在1961～1970年GDP连续10年的高增长(算术平均增长率%)之后，消费率在1970年降至%，是近50年间的最低点。 我国目前处于向工业化转变的经济快速发展时期，也是基础设施加快建设和生产能力快速增长，消费需求增长相对缓慢的发展阶段，投资增长必然快于消费增长。从数学的角度看，近几年投资每年都以高于消费十几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消费占GDP的比例必然要随着投资的快速增长而逐年下降。 2.我国的统计不能准确反映消费和投资的比率 虽然在目前我国处于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的阶段，但从比率数据上看，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率明显偏高。我认为，一方面由于各国在经济发展阶段、资源状况、分配状况、消费的传统习惯、历史和文化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国与国之间的消费--储蓄比例必然是不同的，而且基本上是不可直接对比的，特别是我们与西方发达国家 2
之间的可比性更差。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在统计方面的缺陷造成的。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投资的实际数量统计偏高。《中国统计年鉴（2006）》对投资率的计算是，2005年按支出法统计的GDP为亿元人民币，资本形成总额为亿元，两者相除，得到的投资率（资本形成率）为%; 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为亿元，就是说有亿元投资没有算入投资率，主要是土地购置和搬迁等不应计算在固定资产之中的投资,占总投资的%。而实际上还有许多费用不应该算入固定资产投资之中，或者说从投资中流失了，但仍然计入投资。其中，腐败的因素占据主要的位置。如《建筑时报》今年4月24日刊登的特约记者杨光的文章“揭密建筑业商业贿赂”中指出：在工程招投标过程中“一般而言，发包方的回扣为工程总金额的3%-5％”。我国近几年处理的贪官之中，大部分都是在工程委托之中索贿和受贿，成克杰、李嘉庭、慕绥新、马向东、十几个交通厅局长的落马都是因为拿了工程建设的钱，北京的毕玉玺在五环路建设中拿的“茶水钱”就达6000多万元，除了厅局长，还有处长、科长、直接的办事人员，所拿的数量不会比厅局长少。国家早就规定不准层层转包，但在许多工程中仍然层层转包，有的工程甚至转包4～5次，许多特级或一级施工企业承包的工程，但在工地上施工的是没有任何资质的农村包工队。每转一次，就被扣掉8％～15％的管理费，最后到施工现场的工程费往往不到计划的50%；一个典型的案例是计划每公里造价4200万元的高速公路，实际到位的工程款只有每公里1800万元；在这种情况下要完成工程，只能是降低工程质量和拖欠工人工资。另外还有在设计中虚设项目和虚报采购价格，重复计算工作量等等；前些年北京军区对建设项目进行审查，在总额8亿多元的建设费用中, 查出施工单位虚报的工程结算达亿元，占施工费用的15%左右；湖北省审计部门审计总额56亿元的施工费用中, 发现亿 3
元的虚报, 占施工费用的13%左右。这些从工程中流出去的资金都被计入固定资产投资，但实际上是进入个人的腰包。这些流失主要发生在国有投资中，估计达工程计划投资的30%或者更多，占全社会投资的15%以上。 在投资所需要的三大材料中，水泥的需求最能反映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化情况，我国2004年投资比上年增长%，水泥产量仅增长%；2005年投资比上年增长%，水泥产量增长%；说明我国投资的实物量消耗增长还不到投资货币量的一半。 二是消费的数量统计偏低。国家统计局去年对2004年的GDP举行普查，增加的万亿中有万亿是服务业的产值，而服务业主要是用于消费。即使如此，我国还有一些难以统计的消费没有计入，例如城市及其郊区居民出租房屋是租房者的消费，有许多是私下进行没有通过房屋租赁公司，是没办法统计的。另外，据建设部的统计，我国去年居民购房支出达万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居民自己居住，属于住房消费，大于住宅建设投资的数量。这笔费用既没有计入投资，也没有计入消费，但这是居民收入的重要支出。另外还有居民在教育等方面的额外支出也难以进入消费统计的数据之中。 三是价格产生的偏差。中国投资学会副会长刘慧勇研究员在2006年《投资研究》第二期上发表的论文“我国投资率国际水平剖析”中指出：用国际的物价结构来衡量，目前我国消费品价格相对于投资品价格明显偏低，消费品价格大约低50%，如果按国际水平调高消费品价格，我国的GDP总量和消费率都将大幅度提高。经过粗略的推算，他认为2004年我国的投资率可能只有27%左右。虽然估算的方法和准确程度还有待于深入探讨，但我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我国的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与大多数国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相比确实低很多，但很多投资品，如钢材和一些生产设备的价格基本上与国际价格持平，这是导致我国的投资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的因素之一。当然，正如刘慧 4
勇所说，如果要比较精确的计算，需要大量的工作，而且有许多不可比因素。但这种以定性为主的分析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我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投资率明显偏高（消费率明显偏低）的结论是需要商榷的。 3.正确看待消费和投资的比率 近几年我国的消费总量每年以超过GDP 增长2个百分点左右的速度增长，是相当快的。说明我国在消费供给方面具有强大的实力，能够满足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的需要。如前所述，消费率下降是由于投资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所造成的,只是相对的下降。目前每年居民储蓄增长的数量都超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规模，而居民储蓄是消费的剩余，完全是自愿的，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他们的储蓄应该被用于投资，但实际上却有几万亿积压在金融机构中，没有使用。 我国经济发展需要投资的快速增长，而消费由消费者自己决定，可以利用票证等行政办法限制其消费，却不能强迫他们去增加消费。从我国的现状看，在物质消费方面，除了住房还难以全面满足需求外，绝大多数的居民消费都不存在供应紧张的问题，而且许多消费品供大于求，在原材料价格等生产成本上升的情况下，仍然降价销售，消费自然不可能更快增长；另一方面由于教育、养老等预期开支和缺少合适的消费热点而使绝大多数居民的消费不能随收入同步增长。因此，可以说我国不是由于投资过多挤了消费，即使我们的固定资产投资不增长，消费也不会以超过目前的速度增长。 投资是经济发展的主推动力，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消费和出口都要通过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满足其增长的需要。虽然绝大多数经济学者在谈到投资与消费的关系时，都认为消费占主导地位，但在现代社会中，没有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所创造的产品和居民收入，消费几乎无从谈起。同时投资对消费具有促进作用。国家统计局在1985年曾利用投入产出表推算出每100元固定资产投资中有40元以上转为个人收入，进入消费领域；2003年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 5
所的罗云毅研究员采用另一种方法，推算出100元的投资有58元转入消费领域。因此在投资资源供给充裕的前提下，投资越多，居民的收入越多，消费的潜力也越大。投资不但不会挤消费，而且会促进消费。 综上所述，我认为学者和政府没有必要每年都为投资率的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而担忧，并花很大的精力作无用功，而应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完善统计工作和制止投资建设过程的腐败现象等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