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领域分类：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与计量经济学、中国经济改革
市场化影响下的中国货币需求关系
张宗益 康继军 傅蕴英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00040)
Index of Marketization Study and Application：An Econometric Study of China’s Money Demand Relation between 1978-2003
Zhang Zongyi Kang Jijun Fu Yunying
(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China)
Abstract：Through the market-oriented reforms of 26 years, the economic system of China has already changed deeply, it is a job with important theory value and meaning of practising how to make scientific measurement to the degree of marketization. This paper designed an index of marketization based on the statistic data on four respects and 19 indexes. The result analyzed from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data and figure is read, market-based process of description China's economic system with better marketization index that this paper constructs, can apply to macroeconomy modeling as the institutional variable. As a instance of application, this paper regards this marketization index as the institutional variable and applies to study in monetary demand relation since China's reform, reconfirm the market-based process and fail to impel the currency amount to be independent of the monetary demand relation notably, the ultra demand regulation and control function on the macroeconomy of the currency is a quite limited and this temporary conclusion.
Key words：marketization,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 money demand, general to simple dynamoic specification modeling approach
市场化影响下的中国货币需求关系
张宗益 康继军 傅蕴英
(重庆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400044)
摘要：经过26年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何对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做出科学的量化测度是一项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工作。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四个方面、19个指标为基础构造了刻画中国改革以来经济体制市场化相对进程的市场化指数，从数据特征和图形分析的结果看，本文构造的市场化指数较好地描绘了中国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本文将该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对市场化影响下的中国货币需求关系进行了研究，证实了市场化进程未能促使货币量显著独立于货币需求关系，货币对于宏观经济的超需求调控作用是相当有限和暂时的这一结论。
关键词：市场化、制度创新、货币需求、动态建模
中图分类号：、、F820 文献标识码：A
引 言
中国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始于1978年，经过26年的市场化取向的改革，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推进确定为今后发展的中心任务。对市场经济的进程进行总结和评价，不仅需要定性的分析，更重要的是进行定量判断。但是，正如江晓薇、宋红旭(1995)指出的，市场经济体制因国而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模式，对于不同的市场经济体制，只能从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及其市场构造方面进行分析研究和比较。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多家国外的研究机构对全球范围内不同国家的经济自由化程度进行了实证性评估，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美国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 、自由之屋(Freedom House)和加拿大Fraser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编制的经济自由度指数(Index of Economic Freedom)，三家研究机构编制经济自由度指数的目的是在全球范围内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进行评分和排序。
与此同时，国内学术界关于测度制度创新、制度变迁和市场化进程的文献也非常多，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卢中原、胡鞍钢(1993)从投资、价格、工业生产和商业4个方面进行测度；江晓薇、宋红旭(1995)则从企业自由度、市场国内开放度、市场对外开放度和宏观调控度4个方面来衡量；顾海兵(1997)从要素市场化方面进行研究，他提出的测度指标包括劳动力市场、资金、生产、价格4个分指标；金玉国等(1998、2001)使用非国有化率、市场化程度、国家财政收入占GDP比重、对外开放程度4个分指标，使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分配权重来构造市场化指数，指标设计则是在卢中原、胡鞍钢(1993)的市场化指数和李翀(1998)构造的对外开放度指数基础上作了改进。权重的分配是构造市场化指数时除了指标设计以外最为重要的一环，已有的研究中大多是按照主观的感觉来确定各个分指标的权重，灰色关联度方法虽然有其理论依据，但是选择不同的灰色关联度方法、采用不同的初值化或者均值化处理，使用不同的分辨率值，都将使所得到的权重无法保证“保序”性(不仅权重的数值会发生变化，而且权重的排序也将发生变化)，这就对该方法在权重分配上的运用提出了质疑。
陈宗胜等所著《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研究》一书(1999)是市场化进程研究领域的重要文献，提出了一套详尽而完整的测度市场化的指标和方法。其后，高明华(2003)就中国企业的市场化进程作了专题研究，以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和重点企业为研究对象，设计了24个评分指标，其测算过程借鉴了美国传统基金会的等级评分法，该文估计2001年的中国企业市场化程度为74％左右。
周业安、赵坚毅(2004)根据7大类指标设计了1984-2002年中国市场化总指数，其指标包括政府规模，消费、转移支付及补贴，经济结构与市场的运用，价格的稳定性，使用(获得)不同通货的自由，私人财产权(保护)，国际贸易和与外商的自由贸易。在此基础上运用协整理论对市场化指数、政府政策和产业发展、地区增长和收入水平进行了协整分析。
已发表的绝大多数研究都是以中国为对象，研究中国的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樊纲等(2003，2004)则对中国1999年以来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程度进行了测度，给出了各年度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指数，从指标体系设计和指数合成方法上看是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最完善的。该文认为可以将其构造的相对指数作为制度变量，“作为解释体制变革在中国经济效绩改进中的作用的有效工具”。
国内学者们在研究中都使用百分比来对中国宏观经济整体的市场化进程进行基于时间序列的刻画，他们的研究在测度角度、权数分配、计算方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别，所得到的测算结果存在较大的差异。此外，编制市场化指数的目的主要在于测度市场化的进程(或相对进程)，将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应用于宏观经济建模，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而且通用的数据处理和建模方式也往往过于粗糙、流于简单。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一套更为全面和合理的指标体系，构造刻画中国改革以来(1978-2003)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的市场化指数，并将其作为制度变量应用于货币需求关系建模，研究市场化影响下的中国货币需求关系。根据这个思路，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对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关于市场化进程量化测度研究进展的文献进行了综述；第二部分对于中国的货币需求关系建模研究进行了文献回顾和理论分析；第三部分介绍了新的市场化指数指标体系的设计、数据处理和权重分配方法，构造制度变量——市场化指数；第四部分为包含制度变量的中国货币需求关系的模型分析；第五部分为结论以及经济要点分析。
货币需求关系理论分析
历史经验表明：我国中央银行实际上对货币供应量的调节是十分有限的，货币的供求平衡主要由货币需求决定。因此本文在研究改革以来的中国的货币需求关系时主要依据的仍然是货币需求理论。传统的货币需求理论在凯恩斯(1983)、米什金(1998)和易刚(1999)的著作中有详细论述，本文不再赘述。
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们开始试图通过对经济计量方法的探究来建立和完善货币需求模型。邹至庄(Chow，1966)首先提出了以局部调整模型PAM(Partial Adjustment Model)来建立美国的长期和短期货币需求模型。局部调整模型对于美国1973年以前的数据拟合相当好，所有参数都能通过稳定性检验，对于当时美国的货币需求可以做出合理和可靠的解释。但是，局部调整模型也引来了一些经济学家关于模型滞后结构的限制的质疑，于是，一些学者试图通过加入理性预期假定，建立全面的滞后分布模型来改进局部调整模型。但由于这些模型比较复杂，而且缺乏更好的理论解释，在政策分析中较少使用。进入20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们开始试图将长期关系加入到短期货币需求模型中， Hendry(1980)建立了英国货币需求模型：，式中项代表货币和其对应收入间的长期偏差，所以该模型被称为误差修正模型(ECM)，协整理论为ECM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从此，ECM在货币需求模型的建立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张延群、朱运法(2001)建立了中国季度宏观经济计量协整模型中的金融模块行为方程；刘斌等(2003) 建立了中国人民银行经济模型中狭义货币M1、准货币、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模型；何新华等(2005)建立了中国宏观经济季度模型(China_QEM)中的狭义货币M1和准货币行为方程。
秦朵(Qin，1994)根据1952-1991年的年度数据建立的中国货币需求模型得出了中国货币的基本交易弹性未发生显著变动的结论，之后，秦朵(1997)又研究了我国的货币需求关系。我国经济中非市场均衡的制度因素大致源于两个方面：原来单一的中央计划体制与计划和市场并存的转轨体制。从货币需求的角度看，由这二个方面可能引出的制度因素有：(1) 由计划控制造成的抑制性投机需求；(2) 由计划体制软约束造成的过度资金需求；(3)由改革引起的市场化对货币的超常需求(即所谓货币化过程)。在通用的货币需求模型中，因素(1) 涉及的投机需求可用利率变量来表出，而这种需求在我国的受抑制状况可能反映为利率变量在货币需求关系中缺乏解释力；因素(2)对于货币需求的变化可能造成非一般理论规定的变量所能解释的短期冲击，可采用广义货币政策中的总存贷比变化率来近似表示；因素(3) 则是货币对于GDP的中期超量增长的另一种解释，该解释也需要在一般理论之外选择变量，秦朵(1997)的做法是使用国有制工业产出在工业总产出的比例来近似表示。
改革以来，由于我国的真实货币增长较持续和显著地高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相应地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减慢；另外，货币增长速度对于国民总产值的增长速度和通货膨胀率都呈现出正向的前导作用。所以国内学术界有人认为：改革以来的货币量具有显著独立于需求关系的能动性，而且失去了稳定性。秦朵(1997)的研究结果表明，将制度因素纳入货币需求关系之后中国的货币需求存在较强的稳定性，从实证上否定了该观点。
在秦朵(1997)的研究中，制度变量的选择流于简单，这与当时测度市场化进程的研究进展有关，同时，其研究样本的时窗为1978-1994年，而目前可获得的数据到了2003年，从1992年开始，中国已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的各组成部分已开始进入市场经济的角色，所以有必要再次对中国改革以来的货币需求关系进行研究，看我国的货币需求是否仍然能保持其稳定性。本文沿用秦朵(1997)的思路，使用新构建的制度变量——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来研究市场化影响下的中国货币需求关系。
制度变量
在研究市场化程度的定量测度的文献之中，以陈宗胜等(1999)和樊纲等(2003、2004)的研究最具代表性，陈宗胜等(1999)从体制构成、产业部门和地区差别三大方面11个领域测度局部的指数，然后进行总体市场化程度的合成。然而“体制构成”和“地区差异”之间的关系属于主次关系，可以用一套指标体系进行测度，将其并列测度之后再综合的过程在逻辑上存在一些矛盾。从具体指标设置来看，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指标本身的市场化涵义如何；二是该指标是否是测度市场化程度的主要指标。张曙光等(2000)就指出“某些指标的设计仍然和其他众多的研究成果一样根据某些一般的、广泛流行的说法和观点进行设置，降低了其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樊纲等(2003、2004)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相对程度进行了测度，从指标体系设计上是目前国内同类研究中最全面的，只是由于其大量使用横截面的普查和调查数据，无法构造足够长的时间序列进行宏观经济建模分析。
此外，除樊纲等(2003、2004)之外的全部研究市场化程度测度的文章，均采用百分率的方式给出指标值，这种方式虽然能够比较直观地表明市场化的程度，但同时也存在较大的负面影响，由于不同指标的绝对数值存在较大差距，所以不进行标准化处理的简单百分率虽然也可以反映出市场化的程度，但是指标值与现实的实际感受存在较大差距，而多数研究对此情况的处理均采用主观调整的方式，这就给测度过程带来了随意性。
比较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和Fraser研究所(Fraser Institute)的研究和分析可以看出，在基本逻辑关系上二者是一致的，都遵循了从基本指标到综合指数的整合过程，而没有采取国内学者用指标的原始数值直接作为指数来源的做法。这样做的结果是可以使大量影响经济自由化的因素成为分析和测度的对象，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经济自由化的丰富内涵。两家机构的区别在于前者对各个指标采用的是“打分法”，后者对不同性质的指标采用不同的计算公式。从对经济自由度的界定来看，前者的定义相对狭窄，后者的定义相对较宽。从测度内容来看，前者侧重于自由化的“投入”方面，着力于制度和政策内容的反映，后者侧重于自由化的“产出”方面；不过，与以前相比，Fraser研究所也加强了对自由化“投入”方面的测度，只是这方面的测度范围还没有传统基金会宽，但在权数的应用上比较精细，在指数的可测性上较为合意。
本文借鉴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与华尔街杂志的研究(Miles等，2004)以及樊纲等(2003、2004)的思路和方法进行制度变量的设计。我们选择的制度变量指标主要考虑指标的可度量性，有些指标虽然理论上可行，但是缺乏数据或者数据可信程度低，则宁可暂缺。(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对各方面指标体系中的二级指标均作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以及基于VEC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证实了各方面二级指标与lnGDP之间存在Granger因果关系，限于篇幅，本文略去具体的检验过程)。
图1 市场化指数指标集图
图1为本文设计的市场化指数指标集(具体的指标构成限于篇幅，此处略去)。
各方面指标体系建立以后，首先对数据进行处理。本文采用“相对比较法”将各个“指标数据”转化为“指数值”，然后将各个指标数据进行评分，从而得到该指标数据对应的指数值。具体的计算方法如下：
其中：Vi为第i项指标的原始数据，Vmax和Vmin时窗中指标原始数据的最大值和最小值。需要指出的是，所得到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0]，这主要是沿用了国际通用的评分习惯。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选用4个方面，13个二级指标(含19个三级指标)建立单项指数，再加权构成总的市场化指数。为了尽可能减少主观随意性，本文在构造对市场化指数的时候采用主成分分析法(Principal Components Analysis)来分配权重。主成分分析法在决定变量权重的时候最主要的特点和优势在于客观性：一方面，它在尽量保留原有变量的信息量的情况下，给那些在考察期内变差较大的变量赋予较大的权重，对于那些变差较小的变量则赋予较小的权重，从而使最后生成的指数更加能体现差异性。
本研究采用的数据均为公开的统计数据，数据来源为：《新中国五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CSY，1996－2004)；IFS(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各年度《中国物价年鉴》。我们首先对选定的指标评分值序列进行主成分分析 ，按照上述各指数评分值序列的第一主成分的相应系数分配各指标的权重，这是基于以下理论假设前提条件做出的，即该对市场化指数分析框架所反映的第一信息是市场化进程的相对程度。此外需特别说明的是，这里得到的权重是基于我国1978年至2003年的相关数据用主成分分析法产生的，如果以后年份有了新的数据，短期内可以仍沿用以上权重，长期则需要重新按这一方法生成新的权重。这也符合我们前文提到的“相对指数”的概念，随着年份的不同，年份间指标值的相对情况将发生变化。
图2 市场化指数(Rf)以及市场化指数增长率与lnGDP增长率的相关图
图2中左图为市场化指数的时序图，右图为市场化指数增长率与lnGDP增长率的时序图(为便于比较，此图将两曲线做了均值相等的调整)。从图形上看，市场化指数(Rf)与lnGDP的数据特征反映出二者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从市场化指数(Rf)增长率与lnGDP增长率的图形与数据我们可以发现，在市场化程度提高较快的两个阶段1982-1986、1990-1994，同时也是改革以来国民生产总值增长最快的时期，这就可能意味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动力来源于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能量释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改革的力度越大则经济发展越快，由此推论当市场化趋于稳定时，持续的超高速增长则不可能重现，增长速度将趋缓。普遍的观点都认为经济体制市场化是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来推动经济增长的，认为市场化进程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是显著的，然而，以传统经济计量建模方法简单的将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直接同国民生产总值、劳动力、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等要素纳入宏观经济模型中的做法是粗糙的和不严谨的。作为一个应用的实例，本文根据所得到的市场化指数，运用协整理论和动态建模方法对改革以来(1978-2003)市场化影响下的中国的货币需求关系进行了研究。
模型分析
从对理论假说的证伪要求看，通用的数据列举方式往往过于粗糙、分辨率低。本文依据两种尺度：一是划定肯定理论成立的实据须与数据关系中参数的稳定性(即时不变性) 相对应；二是规定理论假定的基本关系一般仅与数据信息中的长期部分相对应。前一规定将理论隐含的规律性表述为可测信息；后一规定则力图根据理论隐含的抽象长期均衡将数据信息分离成长期与短期部分。后一规定对我们讨论货币政策的短期与长期目标是十分必要的。
本文依据的计量经济学理论为协整理论，建模方法使用以为代表的动态建模方法(又被称为伦敦经济学院方法“the LSE approach”)，动态建模方法是当今主流经济计量建模方法之一，其主要目标是探寻数据的生成过程，从被解释变量的最广泛的影响因素出发建立初始模型，在建模过程中遵循“检验、检验、再检验（test, test, and test）”的原则，在信息损失最小化的条件下对初始模型逐步约化，最终形成“简洁、包容初始模型”的简化模型。动态建模方法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1) 依据经济学理论及对现实经济运行规律的分析找出与被解释变量密切相关的解释变量；2) 对所有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如系非平稳变量，需确定其单整阶数；3) 以所有变量形成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模型)，根据Akaike信息准则(Akaike criterion)确定最优滞后阶数；4) 将该ADL模型约化成简化模型并改写为ECM形式。
我们从通用的货币需求理论(Goldfeld and Sichel，1990)：入手，将货币需求模型扩展为：。
其中M表示货币 、P表示物价水平、Y表示真实国内生产总值(GDP)，小写字母表示经对数变换了的变量，Ri表示利率、Rf为市场化指数、Rl为表示软约束的存贷比率，函数f为参数线性函数。模型估计样本期是1978年至2003年度。容易验证经过不变价格处理的各变量均为I(1)变量且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根据由广至简(General to Specific)的动态建模途径，从最大滞后阶数lag = 4的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ADL模型)开始，在进行了数种模型试验之后，我们得出解释货币增长率的以下数据相合模型：
(1)
其中，误差修正项为，其隐藏的货币需求的长期均衡关系为：，式中gP*为均衡物价增长率，Rf*为均衡市场化指数，在均衡状态下二者为小于1和10的常数(本研究的市场化指数的取值范围为[0,10]而非[0,1])。均衡关系式反映了货币波动过程中隐含的长期规律，这一规律由式(1)中真实货币增长率对于长期需求关系的(非均衡)偏离(由解释变量ECMt-1表出)之负反馈体现出来的。式(1)还告诉我们，真实货币增长率含一定的惯性运动(由解释变量g(M/P)t-1、g(M/P)t-2、g(M/P)t-3、g(M/P)t-4表出)；此外，它同时受到通货膨胀率变化率和市场化指数变化率的响应。这些响应都属于短期响应。可见，模型(1)将真实货币波动过程的解释因素分解为长期与短期两类了。存贷比变量与利率变量由于统计不显著被剔除出模型(1)，模型所未能解释的货币量波动部分仅为3%。其拟合程度见图3，从图3可以看出，方程(1)很好地模拟了市场化影响下的中国货币需求变化规律。通过进行时不变性检验(方程及主要估计参数的递归分析图)可以发现，方程(1)及方程中的各解释变量均具有较好的时不变性，并且各解释变量均具有较好的超外生性，因而方程可被用作政策分析。
图3 模型(1)的拟合结果
结 论
根据本文设计的市场化指数(图2)，我们可以得出如下一些基本的结论：
1) 中国的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已经卓有成效地推进了经济体制的市场化进程。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是持续提高的，市场化相对指数从改革初期小于1提高到2003年的8左右，这在25年来的改革过程中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它说明我国所采取的渐进式改革道路是成功的，当然，距离改革的目标模式还有较大的距离(改革的目标模式不是通常所认为的100％的市场化，而是接近于某种理想状态的市场化程度)，还需要用更大的努力继续推进，因为改革推进到目前的以制度创新为基本特征的“理性推进阶段”，其难度将更大。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更是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把市场化改革向广度和深度推进确定为今后发展的中心任务。
2) 各个方面的市场化进程是很不均衡的，例如产品市场发育方面的市场化程度就接近于比较理想的程度，而其他方面的发展情况就不太均衡。另外，在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改革仅仅是刚开始。
3) 各个方面的市场化进程在不同时间阶段的推进是不稳定的，有波动的，这主要是国家形势和政策的影响所致。改革开放以来，一共有六次宏观调控 ，其中的五次宏观调控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时窗内：前面连续四次反通胀，分别发生在1980年、84-85年、88-89年、93-94年，然后是1998-2002年反通缩。从4个方面分指数的图形来看，在各对应的时间点，各方面市场化分指数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其中波动程度最大的是对外开放程度，这与对外开放度指数的构成指标有关：投资和贸易这两个方面不仅受国家经济形势和政策影响，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受到国际经济形势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例如89年时间点的最大的波谷就与此有关。另外，金融分指标受国家政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对外开放程度分指数的变化情况最为复杂。
据此，我们提出一些加速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对策思路：
从总体上看，加速中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关键步骤是产权制度的改革，在以往的各方面改革中所有制的改革是最困难的一环。如果坚持国有经济或公有经济的绝对主体地位，则市场经济就没有稳固的基础。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是“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应该是指公有制经济在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占相对优势，在此基础上重点改进公有经济的质量，提高效益，同时控制住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即“制高点”)就可以保证经济的稳定发展。
对于宏观经济主体——政府的改革，仍然应按小政府大社会的思路转变政府职能，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改革的关键步骤仍然是精简政府机构，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合，政治体制中的行政体制改革应在适当的时候加速进行。
对于企业的市场化改革，国有企业在数量上大大减少以后，对国有企业的改革主要是按照抓大放小的方针，推动大型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将企业资产进行重组，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从企业的管理者到人财物的管理权都应当由企业自主决策，而国家应主要考核其利润和税收指标。
对于产品市场的改革，商品市场的价格改革已经到位，应进一步加以完善，同时，各要素市场的改革仍在进行中，需要进一步从体制上进行完善及改革。没有完善的要素市场，宏观调控就没有了载体。
从全国总的市场化指数的波动来看，主要是需要减少政治上的干预和动荡，这就与政治体制改革的推进有关，例如在加速民主进程、惩治腐败和健全法制的同时，需要注意防止一些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经济问题(如通货膨胀、失业、收入分配不均等)转化为政治问题。必须注意不断化解这些社会矛盾，防止其激化而导致经济体制改革的动荡和摇摆。政治体制的改革也应该采取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的渐进方式，保持一定程度的稳定，对推动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发展是必需的前提条件。
在市场化指数的应用方面，如前所述，秦朵(Qin，1994)根据1952-1991年的年度数据建立的中国货币需求模型得到了中国货币的基本交易弹性未发生显著变动的结论，其后，秦朵(1997)又证实了将制度因素(国有工业总产值与工业总产值的比值)纳入货币需求关系之后中国1978-1994年间的货币需求存在较强的稳定性，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新构建的市场化指数作为制度变量，运用动态建模方法建立的包含制度变量的货币需求动态模型再次证实了1978-2003年间中国的货币需求关系仍然存在时不变性，那种“中国货币需求关系在改革的冲击下失去稳定性”的观点，实际上是把各变量的样本时序反映出的无规则波动混淆为货币需求关系之结构参数的显著波动了。
本研究建立的包含制度变量的货币需求动态模型的主要经济要点如下：
1) 在一般货币需求模型中引入表示市场化进程的制度因素——市场化指数，为货币流通速度减慢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合理解释。如果不考虑制度因素，我们将得到基本不含长期趋势的潜在货币流通速度，从而被简单的货币数量论引入货币流通速度持续减慢的迷途。
2) 从存贷比的加速度ΔgRl在样本后期失去显著性的结果看，由总信贷速度激变所表出的软约束膨胀随着改革的深化逐渐减弱，对货币过度需求的引致力逐渐消失。诚然，存贷比并不一定是软约束唯一和充分的表现形式。模型(1)中的gRf也有可能反映由软约束引致的国有企业产出的变动。此外，我们从存贷比变量作用的消失可看出计划机制中非均衡部分的削弱，即货币需求关系在不断向一般理论关系靠拢。
3) 利率变量在模型(1)中仍然是不显著的，这个结果与秦朵的研究是一致的。这意味着我国利率调控机制仍显著落后于市场化的改革进程。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利率种类不断增多，本研究中使用的利率指标可能并不能完全代表理论模型中的利率变量。但就所用的利率指标而言，其所代表的由持币成本引致的投机需求，不论在长期还是短期，基本都被通货膨胀率所覆盖。
4) 关于通货膨胀的作用及其相对于货币量的关系，在刚性利率政策下，通货膨胀自然成为人们测度持币成本的主要指标。在模型(1)中，这反映在该变量在长期与短期都呈现出显著的解释力。同时，本模型表明，通货膨胀是解释货币量的有效外生解释变量。
综上所述，模型的实证结果并未发现货币的内生性在改革的冲击下有明显减弱，亦即证实了市场化进程未能促使货币量显著独立于货币需求关系，货币对于宏观经济的超需求调控作用是相当有限和暂时的。当然，这里所指的货币需求关系并不等同于一般货币论所定义的关系，它必须是对人们在转型时期市场与计划混合机制下的货币需求行为的综括。本文运用新构建的市场化指数对1978-2003年间中国市场化影响下的货币需求关系所得到的结论与秦朵(1997)对1978-1994年间改革影响下的中国货币需求关系的结论并无二致，新得到的动态货币需求模型(1)具有较高的拟合程度和解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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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来源：教育部2003年度“优秀青年教师资助计划”项目“制度创新与管理创新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与量化方法研究”( HYPERLINK " )。
本文所有数据处理均使用OxMetrics软件包的PcGive和PcGets模块完成。
本文选用M1作为货币指标，因为从统计指标的匹配程度出发，M1 与代表社会总收入的流量指标的匹配程度最好(秦朵，1997)。
易纲，改革开放以来的六次宏观调控，中国网， HYPERLINK " , 2005年1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