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经评论》2011年3月第2期企业家精神对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基于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王 然 邓伟根[摘要]本文从企业家职能入手,探讨了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影响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微观机理,并以36个工业行业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随机前沿分析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创业精神基于纠错机制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在行政壁垒越大的行业越明显,对全部行业却并不显著;创新精神通过推动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成为提升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主导力量,且该效应在市场竞争较充分的行业会得到强化。[关键词]企业家精神; 技术效率; 创新; 随机前沿分析[中图分类号]ī [文献标识码]Ħ [文章编号]1674-8298(2011)02-0030-08一 引 言以库茨尼茨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学派强调,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部门之间重新配置所引致的结构转变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起飞,而技术效率则成为该国实现“赶超”目标的关键(ĦňŊŒŔŌőŚ,2009)[1]。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都在探索与本国要素禀赋相匹配的产业结构调整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府作为我国产业高度化的重要主体,通过行政力量促进了产业结构的有序转化。然而,政府主导的产业升级虽然在短期内能够带动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从长期来看却容易造成市场扭曲,使增长方式难以摆脱“高投入、低效率”的粗放型特征。如何提高产业的技术效率和竞争力、推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已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所面临的最迫切任务之一。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产业高级化主要是大量企业家基于市场不断技术创新、对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结果(IJňIJŎőņœņœʼnļŔŔʼnŗŚŋ[2],2002;ĬŗŎŊŘņœʼnijņŚʼnŊ[3],2008)。那么在当前中国转型背景下,随着民营经济的迅速崛起,纷繁的市场信号将会如何改变企业家的行为?空前释放的企业家精神对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提升又有怎样的微观机理?对以上问题的分析和解释构成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和主要内容。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内学者开始关注企业家精神在我国经济转型中的重要作用(鲁传一、李子奈[4]5],2000;张维迎[、盛斌,2004;庄子银[6],2005),尤其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何予平[7],2006;高波[8]、赵奉军,2009;李宏彬等[9],2009)。然而,这些研究并没有考虑技术效率的问题。因此,本文将重点探讨企业家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并以36个工业行业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的方法进行实证检验,这对于研究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无疑是有所裨益的。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企业家精神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相关的理论也很多,比较有影响力的主要包括以熊彼特为代表[收稿日期]2011-01-13[作者简介]王然,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家精神、技术创新与经济增长;邓伟根,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增长理论、产业结构与产业组织。·30·
的德国学派和以柯兹纳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前者强调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既有新兴企业的破坏性创造(ĸňōŚŒŕŊřŊŗĮ型创新),也有大企业的常规化创新(ĸňōŚŒŕŊřŊŗĮ型创新);后者注重于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识别能力。为了较全面地反映出企业家的各种职能,本文将企业家精神划分成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两大类。其中,创业精神包含任何建立新企业的行为(ĬņŗřœŊŗ,1989)[10]。其目的可能是寻求创新,也可能是追逐市场中未被发现的获利机会,分别体现了ĸňōŚŒŕŊřŊŗĮ型创新与柯兹纳式的企业家精神。创新精神主要表征在位企业的创新行为,反映了ĸňōŚŒŕŊřŊŗĮĮ型创新。接下来,我们将着重分析这两类企业家精神各自对产业技术效率的作用机制,并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说。(一)创业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创业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两种不同的机制:ĸňōŚŒŕŊřŊŗĮ型创新主导的优化机制与柯兹纳式企业家精神主导的纠错机制。根据经典的熊彼特创新理论,创业者不断地将新的组合引入市场,从而推进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并提高产业整体的技术水平。与优化机制不同,柯兹纳(İŎŗşœŊŗ,1973)则指出并不是每个创业者都会产生破坏性创新,他们主要通过捕捉市场套利机会,带动生产要素在产业内或者产业间的重新配置,从而逼近潜在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并降低技术非效率的程度[11]。两类机制的相对重要性则取决于相关产业的发展程度以及技术创新的成本。例如,对于距离生产前沿较近的发达国家,优化机制往往发挥关键作用;而在距离生产前沿较远的发展中国家,柯兹纳式的企业家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改进的空间反而更大。在我国的转型过程中,原有的计划经济政策导致资源配置偏离最优路径,这为企业家的纠错行为留下了空间。因此当政府规制逐步放松时,企业家通过快速进入的方式重新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以实现潜在的获利机会,使资源从效率较低的部门转移到效率较高的部门。然而,随着行政壁垒的不断降低,基于纠错机制的效率改进空间将越来越有限。具体而言,在国有企业较多的行政垄断性行业,企业家的创业精神通过引入市场竞争有利于克服Ľ-非效率,对产业技术效率的改进效果十分显著;在那些取消管制的行业,新企业的市场进入已推动资源配置逐渐向最优状态趋近,此时由资源错误配置所产生的套利机会大大减少,从而使得柯兹纳式的企业家精神对技术效率改进的贡献度趋于下降。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两个研究假设:假说1: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会促进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假说2:行政壁垒越大的行业,创业精神对其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二)创新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创新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与创业精神的优化机制类似,在位企业通过原始型或模仿型创新,将科技发明商业化并促进产业技术的不断升级,从而使得生产可能性边界向外移动(IJŎœœŎřŎņœʼnıŊśŊŘŖŚŊ,2010)[12]。另外,企业家的创新精神还会受到市场结构的影响。虽然著名的“熊彼特假设”认为垄断有助于创新的实现,但同时熊彼特也明确指出,企业拥有的市场力量并没有消除竞争,而是出现了新的竞争方式。正是市场竞争的压力迫使企业家们开始将创新作为企业的一项惯例性活动,并纷纷通过创新在竞争中角逐暂时的市场势力。随着我国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企业家已经意识到技术创新才是企业竞争的主要手段。在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在位企业有激励进行创新以免被市场所淘汰,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成为推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外移的主导力量。相较而言,在一些寡头垄断行业,企业的市场势力是行政权力所赋予的、并非通过竞争而得,因此它们还尚未形成惯例性的创新竞赛。基于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到假说3和假设4。假说3:企业家的创新精神会促进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假说4:市场竞争有利于创新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31·
三 模型、变量与数据说明(一)模型设定目前广泛使用的技术效率估算方法主要包括随机前沿分析(ĸřŔňōņŘřŎňīŗŔœřŎŊŗĦœņőŞŘŎŘ,ĸīĦ)与数据包络分析(ĩņřņĪœśŊőŔŕŒŊœřĦœņőŞŘŎŘ,ĩĪĦ)两大类。与ĩĪĦ相比,ĸīĦ有两大优点:一是考虑了随机误差项的作用,使得技术效率的估计不存在潜在偏误;二是还能进一步分析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从而扩大了实际应用的范围。鉴于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所使用的面板数据特征,我们选择随机前沿分析的方法,并以ħņřŊŘŊņœʼnĨŔŊőŎ(1995)[13]提出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为蓝本。该模型最大的特点在于,通过设定技术非效率服从常方差、期望为特定变量的线性函数的截尾正态分布,可以同时对前沿生产函数和技术无效函数的参数进行估计。具体而言,先以Ĩ-ĩ函数作为前沿生产函数的具体形式,即有:őœľŎř=β0+β1őœİŎř+β2+ĮœıŎř+(śŎř-ŚŎř)(1)其中,Ŏ=1,2,…,36代表36个两位数工业行业①,ř=1,2,…,10代表1998-2007年。ľŎř、İŎř和ıŎř分别为第Ŏ行业在ř年的产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复合误差项的第一部分śŎř是经典白噪声,服从Ŏʼn.ij(0,σ2ś)分布,主要包括测度误差和其他不可控的随机因素;第二部分ŚŎř是独立于śŎř的非负随机变量,且ŚŎř～Ŏʼn.ij+(ŒŎř,σ2Ś)(即零值截断的正态分布),期望ŒŎř反映Ŏ行业ř年的技术非效率情况。因此,技术效率(ĹĪ)的计算公式可以表示成:ĹĪŎř=Ī(ľŎř ŚŎř,İŎř,ıŎř)/Ī(ľŎř ŚŎř=0,İŎř,ıŎř)=Ī(Ŋŝŕ(-ŚŎř))=Ŋŝŕ(-ŒŎř)(2)当ŒŎř=0时,ĹĪŎř=1,行业不存在技术非效率,达到生产前沿边界;当ŒŎř>0时,则,行业处于技术非效率状态。ŒŎř越小,ĹĪŎř的值越大,表明产业技术效率水平越高;反之则越低。ŒŎř对应的函数即为技术无效函数,结合第二节的理论分析,其形式如下:ŒŎř=δ0+δ1ĪĻŎř+δ2ĪĮŎř+δ3ĪŝŕŔŗřŎř+δ4ĸĴĪŎř+δ5(ĪĻŎř＊ħĦķŎř)+δ6(ĪĮŎř＊ĨŔŒŕŊřŎř)(3)其中,ĪĻ和ĪĮ分别代表企业家的创业精神与创新精神;ħĦķ和ĨŔŒŕŊř分别表示行政壁垒与市场竞争程度;ĪĻ与ħĦķ、ĪĮ与ĨŔŒŕŊř的乘积交互项,主要用于检验假设2和假设4;出口份额(ĪŝŕŔŗř)和国企比重(ĸĴĪ)两个变量主要控制国外市场需求与所有制结构对技术效率的影响。模型(1)～(3)一起构成了本文分析所用的基础计量模型,我们采用ħņřŊŘŊ和ĨŔŊőŎ(1995)[13]提出的单阶段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似然函数中的方差参数为σ2=σ2ś+σ2Ś。该方法克服了两阶段估计关于技术非效率的独立性假设条件不一致的缺陷,使得估计结果更有效。(二)变量选取与数据说明1.投入与产出变量。鉴于生产函数只考虑了资本和劳动两种要素投入、没有包括中间投入品,因此本文使用工业增加值而不是工业总产值来表示产出,并根据分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平减折算成1998年不变价的实际值;劳动投入为各行业从业人员年平均人数。工业增加值、从业人员平均人数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分行业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摘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然而,代表资本投入的资本存量指标却无法从现有统计资料中直接获得。对于资本存量的估算,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采用由ĬŔőʼnŘŒŎřō(1951)提出的永续盘存法,计算公式为:İŎř=(1-δ)İŎ,ř-1+ĮŎř。第一步需要确定各行业的基期资本存量İ0,借鉴ĴŘņʼnņ(1994)以及ĹŎŒŒŊŗ(1999)[14]的做法,我们通过资本产出增量比率(ĮœňŗŊŒŊœřņőĨņŕŎřņő-ĴŚřŕŚřķņřŎŔŘ,ĮĨĴķŘ)的方法估算出1997年我国工业分行业的资本存量。再参照相关文献的做法(刘志超等,2006)[15],本文将经济折旧率δ取为15%。最后,新增固定资产投资ĮŎř使用当期与上一期的固定资产原值之差来表示。为了剔除价格的影响,将ĮŎř按照1998年①为了保持数据的完整性,本文剔除了2002年以后才新增的“其他采矿业、工艺品及其他制造业、废弃资源和废旧材料回收加工业”等三个行业。·32·
的价格基准进行折算。各行业的固定资产原值、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分别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2.创业精神ĪĻ。关于创业精神的测度,已有文献经常采用的指标包括企业新建率、自我雇佣率、企业所有权比率等(如ĦŚʼnŗŊřŘňōņœʼnīŗŎřŘňō[16]13],2005;ĬőņŊŘŊŗ[,2007;ĨņŗŗŊŊņœʼnĹōŚŗŎŐ[14],2008)。根据第二节的理论分析可知,我国的企业家创业精神主要体现在大量新兴企业的市场进入,因此本文采用企业新建率指标。企业新建率=当年新成立的企业数/年末企业总数,计算所需数据来源于1998-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该数据库提供了分行业工业企业的成立时间,截止2007年底样本企业数高达33万多家,涵盖了全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与规模以上非国有企业。3.创新精神ĪĮ。目前相关实证研究衡量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指标主要有专利或发明数量(ļŔœŌŊřņő.[19][19],2005;李宏彬等,2009)、研发经费投入(张晔、刘志彪,2004)[20]。为了更好地体现企业进行创新的意愿和努力程度,本文采用单位工业总产值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指标来表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4.行政壁垒ħĦķ与市场竞争ĨŔŒŕŊř。一般而言,行业中的国有企业越多,行政壁垒也就越高,因此我们使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数量在行业中所占比重来衡量行政壁垒的高低。借鉴陈羽等(2007)[21]的做法,本文采用企业的平均资产规模来衡量市场竞争。当一个行业拥有的企业数目越多(少),每个企业的平均规模则偏小(大),其市场竞争程度往往越激烈(弱)。鉴于企业平均规模与市场竞争之间的反向关系,我们最终使用该指标的相反数来反映市场竞争的程度。这两个变量计算所需的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此外,控制变量ĪŝŕŔŗř和ĸĴĪ分别用出口交货值所占比重、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总产值所占比重来衡量,相应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四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基于īŗŔœřŎŊŗ软件对模型(1)～(3)的回归结果,我们整理得到了1998-2007年36个行业技术效率的均值及其平均变化率(图1)与企业家精神影响技术效率的参数估计值(表1)。(一)各行业技术效率水平及其变化的分析图1 我国工业1998-2007年技术效率值及其变化趋势·33·
如图1所示,我国工业整体的平均技术效率值约为,生产效率处于中等水平。同时工业部门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36个行业的技术效率差距较大。效率水平最高的前五个行业(计算机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办公机械设备制造业、皮革制造业、纺织服装制造业)的技术效率值都超过了,几乎不存在资源配置的非效率。而水的生产和供应业10年间的平均技术效率还不到,离生产可能性边界前沿最远。另一方面,从技术效率的平均变化率来看,行业间技术效率的差距则呈阶段性缩小趋势。具体而言:(1)初始效率水平较低的资源型行业(如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技术效率出现大幅上升,年均增长率介于3%-8%的范围内。(2)以计算机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办公机械设备制造业等为代表的高技术行业的效率水平较高,但增长速度已十分缓慢。这主要是因为我国高技术企业普遍缺乏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导致基于技术创新推动生产前沿外移的效果并不明显。(3)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部分劳动密集型行业表现出技术效率不断恶化的趋势,例如皮革制造业、纺织服装制造业的生产效率分别以年均%和%的速度下降。这一现象反映了我国传统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两大问题:一是依靠要素的重新组合与配置对效率的提升作用已越来越有限;二是新兴的技术进步还没有很好地运用到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中,使得传统产业自身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与生产前沿的距离更远了。(二)技术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由表1可得,的估计值大于,且ıķ统计检验在1%水平下显著,表明采用随机前沿模型是合理的①。对于前沿生产函数而言,资本和劳动的产出弹性系数都通过了1%水平下的显著性检验,且前者大于后者,说明我国工业现阶段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物质资本投资。接下来,我们将根据技术无效函数的参数估计结果对影响产业技术效率的因素进行分析。表1 企业家精神对我国工业技术效率的回归结果变量参数估计系数标准差Ĺ值前沿生产函数:常数项β＊őœİβ＊őœıβ＊技术无效函数:常数项δ＊ĪĻδĪĮδ＊ĪŝŕŔŗřδ＊ĸĴĪδ＊＊＊ĪĻ＊ħĦķδ＊ĪĮ＊ĨŔŒŕŊřδ＊＊①γ=σ2Ś/σ2且0≤γ≤1,反映误差项中技术非效率所占的比例。γ越接近于0,表明实际产出偏离前沿产出主要由白噪声误差引起的,可以直接使用Ĵıĸ估计,没有必要选择随机前沿模型;γ越趋近于1,说明实际产出与前沿产出的差距主要来源于技术非效率,采用随机前沿模型就越合理。·34·
(续上表)变量参数估计系数标准差Ĺ值方差参数:σ＊γ＊对数似然参数:őŔŌőŎŐŊőŎōŔŔʼnŋŚœňřŎŔœ=ıķřŊŘřŔŋřōŊŔœŊ-ŘŎʼnŊʼnŊŗŗŔŗ=样本数:360 注:(1)＊、＊＊、＊＊＊分别表示通过1%、5%和10%的显著水平检验;(2)ıķ为似然比检验统计量,服从混合卡方分布。1.企业家创业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如表1所示,虽然创业精神(ĪĻ)对技术非效率的回归系数为负,即企业家创业精神有利于促进技术效率的提高,但该结果在统计上却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创业精神与行政壁垒(ħĦķ)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只有当新建企业进入到国有企业数量较多的行业时,创业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的改进才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上述结论意味着基于纠错机制的柯兹纳式企业家精神在我国现阶段占主导地位,而ĸňōŚŒŕŊřŊŗĮ型创新主导的优化机制还不太明显。这与我国渐进性改革的制度环境对企业家创业精神分布格局的影响完全吻合。改革开放以来,正是在民营经济持续回应和消解各种进入壁垒的大背景下,企业家精神在我国才得以重新复苏(汪伟、史晋川,2005)[22]。由于原有计划经济政策造成的供需关系扭曲,使得市场中资源的配置偏离最优均衡的路径,因此一旦政府政策逐步取消某些行业的进入壁垒时,企业家通过快速进入的方式重新组织各种生产要素以实现潜在的获利机会。此时,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更多地是体现对市场套利机会的捕捉以及风险的承担能力,而非熊彼特的破坏性创新。然而,中国改革的“渐进性”特点使得创业精神在行业间的分布极不平衡,并导致行政垄断性行业缺乏新企业的进入与取消管制的行业过度进入同时并存的二元格局。例如,在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电力、石油等行业由于存在较高的行政壁垒,潜在的资源配置的非效率为创业精神改进技术效率留下了巨大的空间;与此同时,在农副食品加工业、纺织服装及鞋帽制造业、皮革制造业以及家具制造业等取消管制的行业,大量新企业进入所产生的市场竞争已使得资源配置逐步恢复到最优路径,从而创业精神对提升这些行业的技术效率的作用越来越有限。所以,创业精神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在行政壁垒越大的行业越明显;而对全部行业而言,其促进作用已经变得并不显著。2.企业家创新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创新精神(ĪĮ)对技术非效率的回归系数为,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水平检验,说明在位企业的常规化创新对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有积极作用。通过比较ĪĻ和ĪĮ的估计系数可以发现:企业家精神促进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动力机制已逐渐从基于行业间要素重置产生的结构红利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导。同时,创新精神与市场竞争变量(ĨŔŒŕŊř)的乘积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市场竞争有利于企业家创新精神对产业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这也意味着ĸňōŚŒŕŊřŊŗĮĮ型创新范式(由寡头垄断企业主导的常规化创新)还没有成为推动我国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在我国,新企业的进入主要依赖企业家对市场机会的敏感以及风险的承担能力,因此初始的创新能力较薄弱。然而,一旦新兴企业在行业里成功存活下来成为在位企业后,外部的市场环境会对它们的行为选择产生重要影响。具体而言,激励的市场竞争会迫使它们加强创新能力的培养以免被淘汰出局;市场竞争的缺乏则会滋生企业家的惰性,·35·
使得这些原本就不是凭借创新能力成功进入的新兴企业,没有任何压力和激励去寻求创新能力的突破,从而削弱了企业家创新精神对技术效率的贡献。3.其他因素对产业技术效率的影响。技术无效函数还给出了出口份额(ĪŝŕŔŗř)与国企比重(ĸĴĪ)两个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其中,出口份额显著地促进了我国工业技术效率的提高。正如众多研究指出的那样,出口带来的国外市场需求为企业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提供了机会,同时在与国际买主互动的过程中,出口企业通过干中学还能够不断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从而有利于改进整个行业的技术效率。此外,行业中的国有企业所有制结构则对产业技术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这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普遍存在的“所有者缺位”使其Ľ-非效率极其严重,较高的行政壁垒又进一步锁定了这种低效率状态,最终导致国有企业掉入低效率的均衡陷阱。五 结 论技术效率问题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的一个核心话题。与已有的研究不同,本文重点从企业家职能入手,探讨了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作用于产业技术效率的微观机理,并以36个工业行业1998-2007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ĸīĦ)实证测度了我国工业行业10年间的技术效率水平以及企业家精神对其产生的影响。我们得到的研究结论主要有:(1)我国工业部门之间的发展极不平衡,36个行业的技术效率水平存在显著差异,但总体的差距呈阶段性缩小趋势。(2)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在我国现阶段更多地依赖对市场套利机会的捕捉以及风险的承担能力,而非熊彼特的破坏性创新。因此,创业精神主要通过纠错机制影响产业的技术效率,ĸňōŚŒŕŊřŊŗĮ型创新主导的优化机制还不太明显。(3)以企业新建率衡量的创业精神对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在行政壁垒越大的行业越明显,对全部行业却并不显著。(4)企业家的创新精神通过推动生产前沿边界的外移促进了产业技术水平的提高。(5)以在位企业ķċĩ支出比重衡量的创新精神对我国产业技术效率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且该效应在市场竞争较充分的行业会得到强化,说明由寡头垄断企业主导的ĸňōŚŒŕŊřŊŗĮ型创新范式尚未成为推动产业技术进步的主要源泉。本文的研究结论还包含了重要的政策启示。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基于纠错机制对产业技术效率的改进空间已经越来越有限,因此企业家精神作用于技术效率的动力机制必须逐步转向以技术创新为主导,才可能支撑我国产业技术效率的持续提升。然而,高壁垒行业缺乏新企业的进入与取消管制的行业过度进入同时并存的二元格局,导致了ĸňōŚŒŕŊřŊŗĮ型创新的不足;行政权力赋予的市场势力使得寡头垄断企业还未形成惯例性的创新竞赛,弱化了ĸňōŚŒŕŊřŊŗĮ型创新。因此,只有进一步减少行政干预与降低行政垄断势力,强化市场的基础作用,充分激发企业家的能动性,为企业家精神发挥对产业技术效率的积极作用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经济增长中的低效率难题。[参考文献][1]ĦňŊŒŔŌőŚ,ĩ..ĮœřŗŔʼnŚňřŎŔœřŔIJŔʼnŊŗœĪňŔœŔŒŎňĬŗŔŜřō[IJ].ijŊŜįŊŗŘŊŞ:ĵŗŎœňŊřŔœĺœŎśŊŗŘŎřŞĵŗŊŘŘ,2009.[2]IJňIJŎőņœ,į.,ļŔŔʼnŗŚŋŋ,Ĩ..ĹōŊĨŊœřŗņőķŔőŊŔŋĪ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ŎœĹŗņœŘŎřŎŔœĪňŔœŔŒŎŊŘ[į].ĹōŊįŔŚŗœņőŔŋĪňŔœŔŒŎňĵŊŗ-ŘŕŊňřŎśŊŘ,2002,ĻŔő.16,ijŔ.3:153-170.[3]ĬŗŎŊŘ,Ĺ.,ijņŚʼnŊ,ļ..Ī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ōŎŕņœʼnĸřŗŚňřŚŗņőĪňŔœŔŒŎňĹŗņœŘŋŔŗŒņřŎŔœ[Ĩ].ĺijĺ-ļĮĩĪķķŊŘŊņŗňōĵņŕŊŗijŔ.2008/62,2008.[4]鲁传一,李子奈.企业家精神与经济增长理论[į].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42-49.[5]张维迎,盛斌.论企业家:经济增长的国王[IJ].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4.[6]庄子银.企业家精神、持续技术创新和长期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į].世界经济,2005,(12):32-43.[7]何予平.企业家精神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Ĩ-ĩ生产函数的实证研究[į].当代财经,2006,(7):95-104.[8]高波,赵奉军.企业家精神的地区差异与经济绩效[į].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9,(9):58-63.·36·
[9]李宏彬,李杏,姚先国等.企业家的创业与创新精神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į].经济研究,2009,(10):99-108.[10]ĬņŗřœŊŗ,ļ.ħ..ļōŔŎŘņœĪœřŗŊŕŗŊœŊŚŗŎŘřōŊļŗŔœŌĶŚŊŘřŎŔœ[į].Ī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ōŎŕĹōŊŔŗŞņœʼnĵŗņňřŎňŊ,1989,ĻŔő.13:47-68.[11]İŎŗşœŊŗ,Į.IJ..ĨŔŒŕŊřŎřŎŔœņœʼnĪ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ōŎŕ[IJ].ĨōŎňņŌŔ:ĺœŎśŊŗŘŎřŞŔŋĨōŎňņŌŔĵŗŊŘŘ,1973.[12]IJŎœœŎřŎ,IJ.,ıŊśŊŘŖŚŊ,IJ..ĪœřŗŊŕŗŊœŊŚŗŎņőĹŞŕŊŘņœʼnĪňŔœŔŒŎňĬŗŔŜřō[į].įŔŚŗœņőŔŋħŚŘŎœŊŘŘĻŊœřŚŗŎœŌ,2010,ĻŔő.25:305-314.[13]ħņřŊŘŊ,Ĭ.Ī.,ĨŔŊőőŎ,Ĺ.į.ĦIJŔʼnŊőŋŔŗĹŊňōœŎňņőĮœŊŋŋŎňŎŊœňŞĪŋŋŊňřŘŎœņĸřŔňōņŘřŎňīŗŔœřŎŊŗĵŗŔʼnŚňřŎŔœīŚœňřŎŔœŋŔŗĵņœŊőĩņřŊ[į].ĪŒŕŎŗŎňņőĪňŔœŔŒŎňŘ,1995,ĻŔő.20:325-332.[14]ĹŎŒŒŊŗ,IJ.,ĸşŎŗŒņŎ,Ħ..ĨŔŒŕņŗřŎśŊĵŗŔʼnŚňřŎśŎřŞĵŊŗŋŔŗŒņœňŊŎœIJņœŚŋņňřŚŗŎœŌŎœĸŔŚřōņœʼnĪņŘřĦŘŎņ,1960-93[į].ĴŝŋŔŗʼnĩŊśŊőŔŕŒŊœřĸřŚʼnŎŊŘ,1999,ĻŔő.27:57-79.[15]刘志迎,叶蓁.中国高技术产业各行业技术效率的实证分析[į].科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6,(9):22-27.[16]ĦŚʼnŗŊřŘňō,ĩ.,īŗŎřŘňō,IJ.,ıŎœŐŎœŌĪ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ōŎŕřŔĬŗŔŜřō:ĹōŊĨņŘŊŔŋļŊŘřĬŊŗŒņœŞ[į].ĮœʼnŚŘřŗŞņœʼnĮœœŔśņ-řŎŔœ,2003,ĻŔő.10:65-73.[17]ĬőņŊŘŊŗ,Ī.ı..Ī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ōŎŕņœʼnřōŊĨŎřŞ[ķ].ļŔŗŐŎœŌĵņŕŊŗ,2007.[18]ĨņŗŗŊŊ,IJ.,ĹōŚŗŎŐ,ķ..ĹōŊőņŌĸřŗŚňřŚŗŊŔŋřōŊĮŒŕņňřŔŋħŚŘŎœŊŘŘĴŜœŊŗŘōŎŕŔœĪňŔœŔŒŎňĵŊŗŋŔŗŒņœňŊŎœĴĪĨĩĨŔŚœ-řŗŎŊŘ[į].ĸŒņőőħŚŘŎœŊŘŘĪňŔœŔŒŎňŘ,2008,ĻŔő.30:101-110.[19]ļŔœŌ,ĵ.İ.,ĭŔ,ľ.ĵ.,ĦŚřŎŔ,Ī..Ī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ōŎŕ,ĮœœŔśņřŎŔœņœʼnĪňŔœŔŒŎňĬŗŔŜřō:ĪśŎʼnŊœňŊŋŗŔŒĬĪIJĩņřņ[į].ĸŒņőőħŚŘŎœŊŘŘĪňŔœŔŒŎňŘ,2005,ĻŔő.24:335-350.[20]张晔,刘志彪.政府干预、经济自由与企业家精神[į].南京社会科学,2004,(9):336-343.[21]陈羽,李小平,白澎.市场结构如何影响ķċĩ投入[į].南开经济研究,2007,(1):135-145.[22]汪伟,史晋川.进入壁垒与民营企业的成长[į].管理世界,2005,(4):132-140.ĹōŊĮŒŕņňřŔŋĪ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ōŎŕŔœřōŊĹŊňōœŎňņőĪŋŎňŎŊœňŞŔŋĨōŎœŊŘŊĮœʼnŚŘřŗŎŊŘ:ņœĪŒŕŎŗŎňņőķŊŘŊņŗňōŇņŘŊʼnŔœĸīĦļĦijĬķņœ ĩĪijĬļŊŎ-ŌŊœĦŇŘřŗņňř:ĹōŎŘŕņŕŊŗŊŝņŒŎœŊŘřōŊŊŋŊňřŊ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ōŎŕōņŘŔœřōŊřŊňōœŎňņőŊŋŎňŎŊœňŞŔŋĨōŎœŊŘŊŎœ-ʼnŚŘřŗŎŊŘŇņŘŊʼnŔœřōŊĸīĦ,ŚřŎőŎşŎœŌřōŊŕņœŊőʼnņřņŘŊřŔŋ36řŜŔ-ʼnŎŌŎřŎœʼnŚŘřŗŎŊŘŋŗŔŒ1998řŔ2007.ĹōŊŗŊ-ŘŚőřŘŘōŔŜřōņřřōŊśŊœřŚŗŊŊ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ōŎŕŎŒŕŗŔśŊŘřōŊřŊňōœŎňņőŊŋŎňŎŊœňŞŒŔŗŊŔŇśŎŔŚŘőŞŎœřōŊŎœʼnŚŘřŗŞŜŎřōōŎŌōŊŗŊœřŗŞŇņŗŎŊŗŘ,ŇŚřœŔřŘŎŌœŎŋŎňņœřőŞŋŔŗřōŊŜōŔőŊŎœʼnŚŘřŗŎŊŘ,ŇŞřōŊʼnŎŘňŔśŊŗŞŔŋŒņŗŐŊřņŗŇŎřŗņŌŊŔŕŕŔŗřŚœŎřŞŇŊňņŚŘŊŔŋŗŊŘŔŚŗňŊŘŒŎŘņőŔňņřŎŔœ.ĦʼnʼnŎřŎŔœņőŞ,řōŊŎœœŔśņřŎŔœŊ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ōŎŕŊœōņœňŊŘřōŊřŊňōœŎňņőŊŋŎňŎŊœňŞřōŗŔŚŌōŘōŎŋřŎœŌřōŊŕŗŔʼnŚňřŎŔœŋŗŔœřŎŊŗŔŚřŜņŗʼnŘ,ŜōŎňōŜŔŚőʼnŇŊŘřŗŊœŌřōŊœŊʼnŇŞřōŊŒņŗ-ŐŊřňŔŒŕŊřŎřŎŔœ.İŊŞŜŔŗʼnŘ:ŊœřŗŊŕŗŊœŊŚŗŘōŎŕ;řŊňōœŎňņőŊŋŎňŎŊœňŞ;ŎœœŔśņřŎŔœ;ŘřŔňōņŘřŎňŋŗŔœřŎŊŗņœņőŞŘŎŘ[责任编辑:祁湘涵]·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