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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论 探 讨
腐败有三个要素，即“腐败主体、腐败对象、腐败机会”。这三个要素是相互联系，相
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缺少任何一个，腐败行为都不可能完成。开展反腐败斗争，就要针
对这三要素，制定科学、管用、有效的预防和惩戒对策，而加大“腐败成本”就是良方之
。 一
0
一
、“腐败成本”的含义及分析
一 个人或一个团体，在谋取一定利益的同时，必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者叫成本。
“腐败成本”，是指在一个特定社会中，腐败行为受到来 自国家和社会现实的制裁和谴
责，包括法律成本和道德成本。具体包括被查处的概率、法律处置程度、经济惩罚程度、
精神或名誉损失、道德法庭的审判及社会舆论的否定性评价和谴责，还包括进行腐败
活动时行为人为此付出的金钱、精力、时间及心理压力等。我国的反腐败工作当前急需
大幅度地提高腐败的成本，使腐败行为高风险、低收益。从对公务员腐败成本与收益进
行分析可以看出：当公务员从事腐败或犯罪活动的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时，其
腐败的动机增加；当腐败潜在收益足够大时，他就可能“铤而走险”。而当公务员廉洁的
收益比其成本或风险大得多时，他就具有廉洁的动机；当廉洁潜在收益足够大时，他就
可能“廉洁一生”。由于腐败行为并非都能被发现或被公正地制裁，且腐败收益大于“腐
败成本”，腐败动机由此产生，并支配行为人实施腐败行为。通过分析腐败收益、腐败成
本和腐败动机这三者关系发现，腐败成本与腐败动机之间存在逆相关关系。
二、腐败成本过低导致腐败的泛滥
在社会转型期腐败异常突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惩罚失当，腐败成本过低。
腐败是一种利用国家赋予的公共权力去谋取私利的非法行为。支撑腐败分子敢于
利用公权换取私利的行为至少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现行制度中的缺陷使其有隙可
乘；二是行为本身不会带来严重后果，不会受到法律制裁、舆论谴责和名誉扫地的概率
较低或处罚偏轻。对于前者，当然要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对于后者。原因是多方面的。如
“刑不上大夫”的历史传统使官官相护现象得以延续 ，权力关系网、金钱网、人情网使他
们能够轻易逃脱法律的惩罚等等。中国早就有这样一种说法：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
权取其重。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道德的滑坡和制裁力度的疲软，大大地强化了低成本
腐败的行为。现在大案要案、窝案串案时有发生，涉及官员的级别和案值越来越大，表
明我国现在仍然处于腐败的高发期。
惩罚是对付违法犯罪与腐败行为最重要的手段。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看。我国对
腐败行为的惩罚措施不可谓不严厉，切实加以执行的话，足以对行使公共权力者形成
巨大的心理威慑力。然而，这些惩罚措施在实施过程中主要存在四点不足：其一，执行
不严格。其二，被查处的腐败分子比例小。一些隐藏的腐败很难被揪出。其三。对腐败
分子的惩处多在行为主体被查出之后，在腐败行为发生过程中。没有相应的措施，如果
腐败行为没有被抓住的话，根本无法对他进行惩罚。其四，对腐败行为的惩罚不够及
时。所以，邓小平同志一再指出：“这些年来在党内确实滋长了过分容忍、优柔寡断，畏
难手软、息事宁人的情绪，这就放松了党的纪律，甚至保护了一些坏人。”
腐败若不及时遏止，将会产生某种负面效应：一是“模仿效应”。上梁不正下梁歪，
腐败便流行起来。二是“攀比”效应。违法受益而不受惩罚，于是，你捞 、我捞 、大家都捞。
三是侥幸心理。被逮住的是少数，而逮不着的是多数，“成功”大大多于“失败”。腐败分
子没有被抓，抓住没有重罚，从而导致制约的失效，使腐败分子的预期收益远远大于预
期成本，这是腐败分子敢于冒险的根本原因。各种腐败活动因“低风险、高收益”而日益
活跃 、猖獗。总之，腐败者所要付出的代价太低，这就大大地“激发了腐败者投机的欲
望，腐败行为泛滥便是社会为惩罚失当所付出的一种代价。”
三、加大“腐败成本”可以有效地遏制腐败
提高腐败成本和风险，运用法律手段和经济杠杆调整规范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
部的行为，消除腐败动机，无疑是遏制腐败的有效途径。具体说来，主要应抓好以下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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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a品 。；
黄 茜 谢平贵×_e gGu～
关于加大一腐败成本一的 几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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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探讨
：
L -LU N Y U D A N o D A -
方面：
一 是必须坚持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制度面前人人平等。不管哪一个人，只要踩到了党纪
国法这一“高压线”，都要坚决查处，决不因人而异，王
子犯法，与民同罪。
i 二是加大查处力度，增加腐败行为被发现 、被查
； 处的概率。这是加大“腐败成本”的重要方面，对腐败
j 行为，要建立健全信访举报有效机制 ，着力挖掘发现
i 案源，做到有案必查。对腐败行为，不管涉及到谁，必
； 须一查到底，决不手软。只有使腐败行为被发现、被查
处的概率大幅度上升，有腐败动机的行为者才能“三
思而行”，不敢轻举妄动。
三是施用“重典”，慎用缓刑，维护反腐工作的权
威。对违法违纪的腐败分子坚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i 执法必严，在量刑上从重从严，坚决杜绝失之于宽，失
之于软的现象。如果对腐败分子该查的不查、该抓的
； 不抓、该判的不判或重罪轻判，缓刑过多，造成对贪污
； 贿赂等经济犯罪的处罚远远轻于其它刑事犯罪，就极
不利于对腐败分子的有效惩治。因此，加大腐败成本
必须要施以“重典”，从重从严，绝不姑息迁就。
； 四是清缴所得，施以罚金，加大经济制裁，铲除腐
； 败动机。彻底清缴非法所得，不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
； 占到任何便宜；施行罚刑并执行到位，使违法违纪者
因此而倾家荡产。绝不能让腐败分子达到“牺牲我一
人，幸福全家人甚至几代人”的目的。总之，要让腐败
： 分子为自己的腐败行为在经济上、精神上付出沉重代
价，进而达到铲除腐败动机，有效防止腐败的目的。
i 五是加大对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惩处力度。一系列
贪污腐败分子都如影随形地跟着财产来源不明这一
条，且有的数额大得吓人。这就使得一些腐败分子没
有得到应有的惩处，使受贿者心存侥幸，使行贿者逍
遥法外，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们的反腐败的惩处力
度、震慑力、警示和教育作用受到影响，因此，对财产
来源不明罪应加大惩处力度。
六是实行廉政保证金制度，根据公务人员职级 、
职务及业绩等状况，赋予其在没有违规违纪违法的情
况下，退休时可得到优厚的保证金。一旦发现公务人
l 员有腐败行为，不仅开除公职，而且要视情取消其部
分或全部保证金，对腐败分子取消公务员所享有的一
切待遇，让腐败者臭名远扬 ，身败名裂，得不偿失，加
大“腐败成本”的时效，从而增加公务人员腐败的即期
成本和未来风险。使其因惧怕失去显赫的社会地位和
； 优厚的退休待遇而选择清廉。
； [作者单位：毕节学院(筹) 毕节地区人事局]
责任编辑 ：安慧林 1’ ·． 思 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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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
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强调在建设有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
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
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2002
年5月，他在四川考察工作时又指出：“要坚持依法治
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进程中，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都有自己的重要作用，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施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同时要
充分发挥以德治国的重要作用。法治和德治是一个紧
密结合的整体，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在
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应始终注意把法制建设同道德建
设紧密结合起来，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起
来。
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过程中，之所以要提
倡法治与德治的结合，是因为法与德在治理国家、规
范人们行为的过程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前者强调的是
法律的威慑性和强制性 ，后者强调的是自我道德修养
和自律。法治以其严格的法律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
为，德治则以其伦理道德思想对人们的内在价值理念
进行引导，使每一个社会成员不仅能自觉地遵守各种
法律制度，而且能在不同环境中坚持道德信念不动
摇。尽管两者在治理国家、规范人们行为方面的做法
不一样，但却是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营造一个团结、协
调和谐、健康有序的社会氛围。因此，“以德治国”思想
的提出，并不是说要回到传统的道德模式中去实施
“人治”，而是要和“依法治国”有机地结合起来，在治
理国家的过程中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德治是法治
的内在需要。
首先，法律可以动用外在的权威手段对社会成员
进行强制性的制约，但是缺少道德规范的内在引导 ，
就很难使社会成员作到真正自觉地履行法律。仅仅是
迫于法律的威慑性而产生的法律结果是不可能持久
的，只有通过人们的内在价值理念进行道德引导而产
生的对法律的信服，才能使法律的权威性得以真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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