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模仿还是制度模仿？
——评杨小凯、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与劣势之争
郭熙保 胡汉昌
（武汉大学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杨小凯、林毅夫关于后发优势与劣势之争，实质上是后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之争。本文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对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提炼和分析评说，认为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是后发国后发优势不可分割的两个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着重点有所不同，单纯的技术模仿论和制度模仿论都是错误的和有害的。
关键词：技术模仿； 制度模仿； 后发优势； 后发劣势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林毅夫教授于2002年6月12日在北大发表了《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的演讲，这是对杨小凯教授在天则研究所所作的《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的演讲，以及杰弗里·萨克斯、胡永泰、杨小凯《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一文的直接回应。由于这场论争涉及到中国改革中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比如对改革的评价和下一步改革的方向与途径问题，因而受到国内学术界和决策部门的广泛关注。这场论争表面上是后发国有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之争，实质上是后发国的经济发展应该走技术模仿道路还是制度模仿道路之争。本文围绕这个核心问题，对双方的主要观点进行了归纳提炼和分析评说，认为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是后发国后发优势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着重点有所不同，单纯的技术模仿论和制度模仿论都是错误的。本文特别指出，制度后发优势不仅存在，而且是后发国可以利用的重要优势。
一、杨小凯、林毅夫关于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论争
1、杨小凯的制度模仿论
杨小凯的主要观点可以归纳如下：
其一，以技术模仿代替制度模仿是后发国的“后发劣势”。认为落后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容易而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难。落后国家倾向于模仿发达国家的技术和管理而不去模仿发达国家的制度，这样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经济获得快速的增长，但是会强化制度模仿的惰性，给长期增长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变为不可能。认为过去苏联取得的短期的经济增长，在于模仿了资本主义的工业化模式。而苏联之所以不能取得经济的长期增长，则在于只模仿了工业化模式而没有模仿西方的制度特别是根本性的宪政制度。认为中国的渐进改革之所以取得了一定的绩效，在于中国过去存在行政分权的政策取向，对工业化模式的模仿是不彻底的，计划体制没有苏联严密，劳动分工不如苏联复杂，改革相对容易起动，因而还存在较大的技术模仿空间。然而，在缺乏资本主义基本制度的情况下，当技术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的时候，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利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
其二，模仿应该由难而易。认为在进行较易的技术模仿之前,要先完成较难的制度模仿，后发国家在模仿好先进国家的制度之前，是没有资格讲“制度创新”的。逆其道而行是不行的，比如先发展经济，再进行宪政体制改革，必然导致腐败现象的产生，引致长期经济发展的失败。认为中国在缺乏宪政秩序的市场取向改革中发展起来的双轨制，使政府官员的腐败和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了，而与渐进改革相伴随的腐败，是赎买特权阶层的垄断权力的一种方式。当经济发展的后来者试图赶上发达国家时，它通常遵循着逆向的制度发展工程学，即它首先试图模仿工业化模式；接下来是经济制度，诸如私人企业的组织结构；再下来是法律体制，诸如公司法；然后是政治体制，诸如代议制民主；它也许最终采纳一些宪政规则，诸如权力的制衡及来自发达国家的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在英国，经济发展的最初过程是倒过来的，从“光荣革命”开始，因形成了议会与国王的权力制衡而有了共和制，这样对国王权力有限制，对私有产权有保护，然后才会出现工业革命，经济发展才会那么快。在制度模仿与技术模仿的关系上，杨小凯强调的是它们逻辑上的先后关系。就是说，当然可以一边宪政改革，一边技术模仿，甚至也可以先启动技术模仿，后启动宪政改革，但在这样的情况下，技术模仿的效果将受到抑制，它对长期经济发展绩效的影响，还是要等到合理的制度安排发挥作用之后才能充分体现出来。
其三，制度模仿特别是宪政改革具有根本的重要性，是经济转轨的核心。认为存在着一个制度核心，它是长期成功的经济发展的根本。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认为经济转轨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经济改革只是宪政转型的一部分。经济增长的最终源泉是制度与技术的创新，而这些都是在给定的宪政制度下完成的。在“大一统”的制度下，所能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远远小于自由制度下所允许的制度尝试的数量与种类，因而制度创新的可能性要小得多，最终的经济绩效也差得多。经济转型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在新的宪政制度下，人们遵守一个新的游戏规则，这种游戏规则能够产生更多的制度创新和更好的经济绩效。建立新的制度的长期利益与短期效果往往并不一致，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特定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并不能导致不同的转轨路径，所有国家应该遵循同一转轨路径。他指出，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尽管现在改革很成功，但是由于没有进行根本的宪政体制改革，长期发展将严重受阻。
其四，激进式模仿是可取的。他认为经济史是许多国家进行不同的制度试验的过程，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具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国家而言，制度演进更有可能是渐进的；但是，对于那些碰巧试验了无效率制度的国家而言，转轨将采取更激进的方式，以便通过模仿赶上更具有竞争力的制度的国家。渐进式改革和“震荡疗法”的共存，肯定比两者之一单独存在更有助于大量发生多样性的制度试验。日本明治维新和二战后大爆炸式地转轨到君主立宪制可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大爆炸式转轨。认为所有的大爆炸式转轨都不适当并注定要失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中俄改革成效的认定需要重新考虑，不能因为短期的挫折而认定改革失败，或者认定俄国转轨不如中国改革成功。现在许多东欧国家的经济已经走出改革的振荡，步入快速增长的时期。俄国虽然目前看起来在改革方面比中国失败，但由于他们进行了根本的宪政体制变革，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内战经历的振荡相比，其目前的振荡和挫折是短期的，所以俄国的成就将来会超过中国。
其五，政治不统一对制度模仿起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不是阻碍作用。在西欧试验过各种制度，从扩散、模仿、转轨到成功，制度变迁的一个重大推动力量是西欧在政治上不统一。这表明因为较多的国家大小相近，所以在西欧不存在能够左右其他国家的超大国家。许多小国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有利于更有能力的政府出现。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庞大的内陆国家，诸如俄罗斯和中国，接受竞争性的制度比其他国家要慢。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小的岛国和地区，如英国、日本和台湾，能够更迅速地接受竞争性的制度。在整个欧洲史上，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创新在一个地区发生，在它们被觉察或证明了有优势的基础上，会通过征服、殖民化、帝国统治，模仿而传播到其他地区。制度创新传播到诸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这样的大陆和大的封闭社会，比起传播到那些依赖国际贸易、国际联盟和及时地采纳来自海外的最佳实践而生存的小的开放社会要困难得多。如果小的实体不是简单地被大势力吞掉的话，也许在经济改革中，“小的就是美的”。
2、林毅夫的技术模仿论
林毅夫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是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在依靠引进技术的发展中国家中，技术变迁的成本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因而从技术的层面来说，发展中国家有比发达国家增长更快的潜力。发展中国家收入水平、技术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有差距，可以利用这个技术差距，通过引进技术的方式来加速发展中国家技术变迁，从而使经济发展得更快。这就是所谓“后发优势”的主要内容。
第二，制度是内生的，制度的转变是一个长期的缓慢的过程。制度是重要的，但是一个最优的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内生的，与发展阶段及历史、文化等因素有关。制度变迁是不可能隔夜就能完成的，即使共和宪政体制真的那么重要。制度不是通过改变宪法或政权就可以在一代人或两代人之间建成的，只能是一面发展经济一面逐步探索，逐步完善。他认为，既然宪政是人民认可和接受的游戏规则，而不是写在纸上的，而一种新的游戏规则被人民认可和接受，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因此，转型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因为一部宪法的颁布和一次选举的举行就能完成。用激进改革的方式并不能真正实现宪政转型，但这种改革对经济的破坏是直接和立即的，因此，渐进的改革比激进的改革好。
第三，宪政体制并不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条件或必要条件，也不具备短期内建成的可行性。宪政体制改革先行的国家并不一定好于宪政改革后行的国家，还没有发现世界上有哪一个后发国家是因为先进行了共和宪政体制改革，然后经济才持续、快速发展。在宪政体制与经济长期发展绩效之间是否相关这个问题上，林毅夫没有进行正面的论证，而是通过举出几个反例来证明，宪政体制对于经济长期发展来说既非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如印度很早就实行了共和宪政制度，但至今未看到其经济发展的良好绩效，所以宪政体制不是经济长期发展成功的充分条件；又如新加坡没有实行共和宪政制度，但其经济发展的良好绩效无可否认，所以宪政体制也不是经济长期发展的必要条件。再从经验上来看，英美的共和宪政体制既不是发展中国家赶上发达国家的充分条件，也不是必要条件；况且，实行英美式的共和宪政体制也不能保证英美的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没有这种体制的国家；此外，不先实现英美式宪政体制改革，也不见得一定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
第四，宪政体制不一定是最优的制度。日本、苏联等国不存在宪政体制，不能将宪政体制是否存在作为日、俄等国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来解释。最优的制度内生地决定于一个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由于各个经济体中许多因素的不同，因而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比如说，要形成相互制衡的共和宪政体制，就必须有好几个在政治和经济力量上大约相等的集团。从理论和经验的角度来看，一个后发国家并非要先实现英美式宪政体制改革才可以避免后发劣势。后发国能否利用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来加速经济发展的关键在于发展战略：如果政府的政策诱导使企业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上，都能充分利用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正确地选择产业，那么，后发优势就能够充分发挥，要素、禀赋、结构都能得到快速的提升，产业结构就会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稳步向发达国家接近；反之，如果试图赶超，经济中就会有各种扭曲和寻租行为，结果会是“欲速不达”，不仅不能实现后发优势，而且，还将产生各种制度扭曲的“后发劣势”。
同杨—林之争相关的研究指出 ，制度模仿的目标对改革道路的形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中俄改革方式的不同是由制度模仿的目标不同所决定的，即对原有社会制度彻底否定，推倒重来，但是，完全模仿西方的基本社会制度，还是在保持原有社会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制度模仿，逐步改革和继承发展，这两者之间有存在着重大差异。俄罗斯的制度模仿把私有化定为目标，以西方的价值观、社会制度为改革内容，彻底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因而在改革方式上必然是激进的；中国的改革以工业化和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为基础的，模仿和借鉴西方成熟有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因而在改革方式上必然强调连续性、稳定性，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不变的前提下，在稳定与发展中逐步实现经济转轨。激进的改革造成了经济秩序的紊乱和经济持续衰退，而俄罗斯近几年经济的好转，正是抛弃激进式改革思路的结果。正如普京在提到执政的总体思路时所言：既不对前苏联70年的成就全盘否定，也不对叶利钦时代的改革全面肯定，要采取“渐进的、逐步的和审慎的方法”进行改革，也就是走所谓的具有俄罗斯特色的第三条道路。至于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普京认为：“90年代的经验雄辩地证明，照搬别国课本上抽象的模式和公式，以及机械照抄别国的经验是不可取的”，他主张“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整体系”。对于激进改革，普京则评价说：“俄罗斯在政治动荡和激进改革中已筋疲力尽”，因此，“每个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必须寻找自己的改革道路。俄罗斯只是最近一两年才开始摸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寻找自己的改革模式。只有将市场经济和民主原则与实际有机结合起来，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二、理论评价
这场论战虽然涉及面不广，也有待深入，但观点鲜明、针对性强，涉及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的许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说明的是，模仿与单纯的复制不同，“复制”较为简单低级，它是原样不动地照搬照抄，“模仿”则主要指的是一个学习过程，通过学习而获得模仿对象的特质。模仿并不一定全盘照抄，可以吸取其一部分为己所用。从这个意义上讲，技术模仿与制度模仿都不是简单的复制过程，而是一个有选择的学习过程。如同技术引进、技术模仿存在“适用技术”问题一样，制度引进、制度模仿也存在一个“适宜制度”的问题。但适用技术、适宜制度只是在模仿前提下对模仿对象的选择问题，而不是对模仿本身的否定。
具体而言，这场论争涉及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1、制度模仿与技术模仿的关系
杨小凯强调了制度模仿对后发国的重要性，批评了只重视技术模仿而忽视甚至否定制度模仿的片面观点，从而使后发优势的内涵更加全面、完整。林毅夫在论争中对后发优势的阐述是片面的，回避了制度后发优势的存在和制度模仿在后发国经济追赶中的重大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这个问题。林毅夫认为作为后发优势主要内容和形式的技术模仿，是后发国后来居上的主要依据，后发国通过技术模仿，促进生产要素的积累（特别是资本积累）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最终达成经济发展，随着经济的发展，上层建筑必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动而发展。在这里，技术模仿、经济发展、制度变迁是一个一元线性的决定过程，其后发优势只是技术层面的优势和潜力上的优势，至于这种潜力能否得到发挥，技术层面的优势能否真正转化为经济发展的优势，则未予以说明和论证。因此，这种观点忽略了制度安排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而“后发劣势”说正好从制度的层面着眼，指出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制度不是等优的，由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构成的这个“经济基础”也不是决定制度安排的唯一原因。后发国家较之先进国家，两者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技术层面，也可能存在于制度层面。如果不解决制度上的落后，一味依赖技术上的模仿，则所谓的“后发优势”将可能无从发挥。事实上，“后发优势”和“后发劣势”同时存在，“后发劣势”概念是对“后发优势”理论的重要补充，为由生产要素、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所构成的模型增加了制度安排这一重要约束条件，使其更接近于真实世界。合理的制度安排，是技术层面的潜力转化为现实发展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在逻辑上，克服“后发劣势”是“后发优势”得以发挥的前提。
制度模仿与技术模仿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性。技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内在因素，但不是唯一因素。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具体到某一特定国家和特定的历史时期，技术和制度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方面却存在着某些差异，有时表现为技术因素更为重要，有时表现为制度因素更为重要，但总体而言，不能将技术与制度分割开来，技术与制度是相互关联的、相互作用甚至是相互决定的，单纯的技术决定论、制度决定论或技术制度先后发展论都是有偏颇的。对后发国而言，这种关系明显表现为建立高效率的制度是技术充分发挥作用进而实现经济追赶的重要前提。制度与技术之间的关联性，决定了后发国家不可能只进行单纯技术模仿而脱离或放弃制度模仿。
2、制度模仿的关联性问题
杨小凯等人认识到，在制度模仿中，基础性制度对其它制度安排以及技术模仿具有重要作用，认为制度是关联的，在基本制度未改革之前，其它制度的引进和模仿将受到制约，被引进的制度也会产生变异，不能达到应有的效率。特别是宪法秩序对制度安排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为一国的具体经济制度规定了总体性质和可能的发展空间，决定了制度变迁可能的选择空间。制度关联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改革互补性，是激进改革压倒一切的论据，这种方式要求同时全面引进所有改革并且首先进行宪政改革。
但制度的关联性并不意味着必须首先模仿基本制度，也不能推出制度必须全盘模仿的必然结论。制度间的关联性和制度模仿的整体性，并不要求制度模仿一次完成，它允许并承认制度模仿必须有先有后。它强调的是，由缺少关联性的制度（如新旧制度混杂）组成的制度集合（严格意义上不能称作体系或结构）是低效率的，其效率甚至有可能低于旧有的低效率的制度体系，这种缺少关联性的制度集合只可作为制度先后模仿的过渡阶段而不能作为目标存在。同时，制度变迁还受各种各样因素的制。就正式制度而言，要想同时推动所有正式制度的变迁，变迁主体必须在短期内支付难以承受的巨大变迁成本；就非正式制度而言，其变迁需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这就决定了整体一次性的制度变迁一般而言难以在短期内实现，特别是在条件尚不具备的变迁起始阶段。后发国制度模仿的逆向选择性具有现实的合理性，也符合模仿的一般规律（技术模仿亦如此），后发国不是沿着发达国家走过的制度变迁道路亦步亦趋而是独辟蹊径。这本身就是后发优势的表现。
3、制度外生与制度内生问题
林毅夫反驳“宪政转轨论”的主要依据在于制度的内生性和制度变迁的长期性，最优的制度内生决定于一个经济当中的很多因素，由于各个经济体内部许多因素的不同，因此，并没有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最优制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将两者绝对化，因为制度变迁受一国很多因素的制约而否定后发国制度模仿的重要性，因为制度变迁的长期性而否定制度变迁特别是基本制度变迁的紧迫性，则只会导向制度变迁的封闭主义和制度演进主义，这无疑是错误的。实际上，制度到底是外生的还是内生的要视具体情况而定。现代化理论的研究表明 ，就整体而言，对先发国由于没有经验和先例可循，其制度变迁方式以制度创新为主，多为内生的，而对后发国则可以结合自身实际，大量借鉴先发国通过无数曲折甚至战争换来的制度变迁的有益经验，其制度变迁多为外生的。但后发国制度的外生性，并不是要“全盘西化”，并不排斥必要的制度创新，制度模仿必须与自身的实际相结合，与非正式制度的变迁相配合，与基本政治制度相契合。萨克斯、杨小凯等人所持的“制度趋同论”，认为转轨是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与全球资本主义制度趋同的过程、而不是创造一个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过程，则是“全盘西化论”的翻版。
制度模仿是一种合法的“搭便车”行为。搭便车行为在一个封闭区域之内是阻碍制度创新以及导致制度供给不足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国与国之间的借鉴、模仿、移植而言，搭便车行为则具有明显的正效应，既不会阻碍先发国的制度创新，又成为后发国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与技术模仿这种搭便车行为不同的是，率先创新者并不一概反对这种利益外部化的移植，甚至有可能给予一定的支持来鼓励制度的移植，以谋求制度的规模效应，减少全球化过程中的制度性磨擦与磨擦成本。制度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属于公共产品，但又是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其特殊性就在它的扩展效应和学习效应。扩展效应是指当大多数人认同并模仿一种新制度时，个别人的抵抗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学习效应也就是“干中学”和“用中学”，它带来的是制度成本的降低，其制度溢出效应是明显的。
4、制度模仿的激进方式与渐进方式问题
萨克斯、杨小凯等人无视甚至否定激进改革在俄罗斯的失败，将俄罗斯的失败归结为没有将“休克疗法”贯彻到底，责任在其执行过程中政策与措施欠佳，从而陷入主观主义和制度决定论。林毅夫认为制度不可能隔夜建成，制度变迁是一个受多种因素制约的长期过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激进与渐进毕竟只是个方式问题，本身并不具有目的性意义。就具体的制度模仿而言，采取哪种模仿方式要视条件而定，一旦条件成熟，采取快速的制度模仿也是可能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开放条件下，制度的变迁不再是一个缓慢的、自发的演进过程，加入WTO等强制性制度模仿过程，也就是一个制度模仿的激进与渐进的交织过程，有学者甚至提出，入世就意味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终结 。
在中国，渐进式改革是与“摸着石头过河”相联系的。虽然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种战略思想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应该对“摸着石头过河”有新的认识。“摸着石头过河”充其量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领导人和一般参与者普遍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当年提出“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的确体现了改革初期改革者勇于探索的精神，在封闭的状态下和意识形态的约束下，只知道计划经济的老路不能走下去了，但应该怎样改革、往哪个方向改革，从上到下还心中无数，只能边摸索边改革，走的是与发达国家制度变迁相类似的制度率先创新的路子。道路是曲折的，代价是高昂的，这在改革初期具有必然性。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现阶段及今后继续具有合理性。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中国的改革已经进行了20多年，甚至已经接近于先前实行计划经济的时间长度。现在方向已明、目标已定，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再走单纯的“摸着石头过河”之路，否则就会复制出新的“路径依赖”。
应该说，中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也是后发优势的发挥过程，既包括技术后发优势的发挥，也包括制度后发优势的发挥，还包括资本、劳动、经济结构乃至精神方面后发优势的发挥。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中国确定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制度模仿发挥了基础性的重大作用。这既表现在目的上，如直接确立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又表现在机制上，如形成市场交易规则和市场价格机制，还表现在手段上，如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西方常用的调节手段进行宏观调控。同时制度模仿还体现在非正式制度方面，如在意识形态领域，人们的效率意识、竞争意识、公平意识，以及民主和法治意识都得以大大提高。可以说，没有制度模仿，不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的制度，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中国特色”主要体现在将发达国家的先进制度与中国国情结合起来，而不是另起炉灶。
总之，我们认为，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不会、也没有必要按照统一的模式重走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各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发展道路，这与现代化理论中的“西方中心主义论”是不同的；同样，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发展中国家必须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进行技术的模仿创新、制度的借鉴改造、结构的优化升级，以人之长、补已之短，后发制人，这与依附论等悲观思想是不同的；特别是在全球化的新形势下，后发优势的表现更加突出，影响更加明显，发展中国家必须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提高参与全球化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利用后发优势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这与当前某些反全球化思潮又是迥异的。事实证明，越是开放的经济系统，就越有可能通过与其他经济系统的交流获取新的有效制度安排的知识，从而扩大可供其选择的制度集合。入世使我国的经济与国际经济联系更为紧密，受国际通行惯例制约更为明显，这些惯例基本反映了市场经济的要求，既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外在压力，也是经济改革的强大动力。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制度的学习和借鉴是全方位的、大规模的，是全面而深刻的。中国应该转变改革的动力机制，变入世的外在压力为改革的内在动力，促进改革的全面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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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ical Inmitation or Institutional Imitation
---- Comments on the Debates between Xiaokai Yang and Justin Yifu Lin on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Late—Development
Xibao Guo Hanchang Hu
(Center for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of Xiaokai Yang and Justin Yifu Lin on late-development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is indeed one about whether latecomers should make technological imitations or institutional imitat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mments on their main points. Our views on it are that technological and institutional imitations are not possible to be isolated and separated and it is wrong and harmful to emphasize one-sidedly on any of both imitations, but the stresses that are put on them are different in the vary periods of development of latecomers.
Keywords: technological imitation, institutional imitation, late-development advantages, late-development disadvantages.
收稿日期：2003-10-22
参见:
①Jeffrey Sachs, Wing Thye Woo and Xiaokai Yang, “Economic Reforms and Constitutional Transition,” Annals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1, No. 2 (Nov. 2000), pp. 435-491，全文见
②杨小凯，“后发劣势，共和与自由”，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双周经济学研讨会，2001年12月1日。全文可见
参见 林毅夫，“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与杨小凯教授商榷” , 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2002年6月12日。全文可从
曲振涛、刘文革：《“宪政转轨论”评析》，《经济研究》2002年第7期。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年12月30日。
参见罗荣渠：《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卢现祥：《加入WTO后我国制度变迁的新趋势》，《当代财经》，200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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