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性就业－缓解就业压力的一种途径 1宋水泉0．引言 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不少论文对此做了论述，并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途径。现在的一个问题是，GDP的增长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解决2就业压力。事实上，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不高，且呈现下降趋势（或者说，奥肯定律在中国不那么“灵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单靠硬道理——发展经济是否应该成为解决就业压力的根本途径值得商榷。或者说，虽然发展经济是就业增长的必要条件，但我们是否应当把它当作就业增长的充分条件？ 本文试图从就业本身的弹性（即弹性的就业，而不是经济增长带来的就业弹性）入手来加以探讨，对中国目前就业政策的问题和挑战加以描述，并对中国就业政策的前景和方向加以简单分析。 1．三股大军压境，中国就业形势严峻 中国正面临着新生劳动力、农村劳动力和城市冗员三个群体的巨大就业压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杨燕绥教授（2006）把这种现象形象地称为“三股大军压境”。第一股劳动力大军是新生的劳动力。2006年中国高校毕业生达到413万人，比2005年增加75万人。 高校毕业生人数（万人）50040030020010001996199719981999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 图1 1996年以来每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 （资料来源：清华大学王亚华《中国人口与发展》讲义、网上资料） 第二股劳动力大军是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这里面分两种：一是失掉土地的劳 1 宋水泉，1980年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就业、养老金、企业年金，导师：杨燕绥教授。电子邮件：songsq05@。 2 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所带动的就业增长率的百分点。 1
1动力，他们需要在建设城市的过程中得到就业和应有的社会保障，二是没有失掉土地、在城市务工的农业人口。 第三股劳动力大军是城市冗员。国有企业改革富余人员在这几年中正在消化，良好运转的再就业政策解决了一部分下岗人员的就业问题。现在凸现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事业单位的问题。编制混乱、规模庞大的事业单位面临着改革，而下一步的改革同样面对巨大的压力，最大的压力来自于事业单位人员的就业问题。 三股劳动力大军压境，而仅靠发展经济来解决它能力有限，这使我们不得不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就业。我们是否可以从就业本身的弹性来考虑增加就业？ 仔细分析中国的就业国情，我们会发现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由于三股劳动力大军的存在，中国的失业率（不管是登记失业率还是调查失业率）在上升（见图2），另外一方面，中国的劳动者还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究其原因，是中国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地下劳动力市场，存在着灰色就业和灰色收入。例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就业状况并不好，调查事业率远高于登记事业率%，但那里仍然存在着“小酒喝着、小麻将打着，只要不患病，日子还是可以过的”这样一个巨大的劳动力群体。这个群体游离于正规的就业体制和劳动力市场之外，但他们仍然可以获得收入，维持生存。这种情况在十一五规划出台之前被称为是“非正规就业”。 2001年－2007年城镇登记失业率%%%%%%%%%%%20002001200220032004200520062007 图2 2000年以来城镇登记失业率 2（资料来源：历年政府工作报告，2007年的数据为控制目标） 2．“非正规就业”，名不正则言不顺？ 1 杨燕绥（2006）：我们不应该把他们说成是“进城”，应该说成是“建城”。 2 2007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政府工作报告》：“城镇新增就业不低于900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以内”。 2
这种被称作“非正规就业”的就业模式在中国是比较普遍的。我们更愿意把这种就业模式成为“灵活就业”。在十一五规划和国务院2005年36号文（《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就业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出台之前，人们对它认识不清，存在争议和误解。它与传统的就业理念和用工模式迥异，现有的就业政策和劳动法律没有涵盖到这种模式，因此它就被冠以了“非正规就业”这样的名称。十一五规划里面没有了以往提到的“非正规就业”的字眼，而是提到“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依法保障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明确了通过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制度的改革来保障第一类劳动力大军的权益；而国发36号文里面更是明确提出了“鼓励劳动者通过多种形式实现就业，加快完善和实施与灵活就业相适应的劳动关系、工资支付和社会保险等政策，为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帮助和服务”，在党和政府的文件中第一次正式提出了“灵活就业”的概念。 3．把地下劳动力市场请到地上，“非正规就业”向“灵活用工和弹性就业”过渡 20世纪80年代，国际劳工组织认为地下劳动力市场、灰色就业和灰色收入是发展中国家必然存在的现象。80年代以后中等收入国家和发达国家已经不是一个永远的现象了，灵活就业已经是发展得相当规范了。但目前中国的地下劳动力市场问题还比较严重。那么应该保留它呢还是规范它？如果规范它的话，把地下就业请到地上来会不会增加劳动成本？而企业和劳动者是否愿意接受？ 简单的分析就可以看到，企业和个人都是愿意接受灵活用工和弹性就业的。 就企业（雇主、用工单位）一方来说，它并不希望所有个人都全职全时呆在单位。例如通用电气（GE），在其公司里工作的清洁工、机械工、保安等大部分不是其企业的正式员工，而是来自劳务派遣公司的雇员。又如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虽然只有17位教授和12位副教授、四个行政编制，但它却有超过100人的研究队伍和团体，原因就是清华大学有自己的人事代理制度。 就个人（雇员、劳动者）一方来说，没有任何一个人希望一生都在工作，没有弹性。例如高级软件工程师，他不会希望用工单位一次性和他签一份长达五年的合同，而更希望自己的就业灵活一点，更加有弹性。他希望自己可以同时为几家用人单位服务，而不会因为劳动关系的刚性而使自己的收入减少。 既然企业和个人都是希望就业能够灵活一些，增加弹性，为何中国的灵活用工和弹性就业没有获得像西方国家那样的发展呢？原因有两方面：从主观上来讲，原因在于传统就业理念和灵活用工、弹性就业的理念迥异，后者并不被所有人，特别是所有政策制定者所接受；从客观上来讲，中国现在的就业体制存在刚性，企业和个人双方的需求都会受阻。 11982年，国际劳工组织对就业的要素做了说明，但这一阶段中国的政府和百姓对就业的认识步入歧途。因为那时我们只剩下国有单位，所以人们认为找一个国有企业，签一份终生的合同，拿一个铁饭碗，那才叫就业。我们重新挖掘一下，国际劳工组织对于就业的定义：根据第13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的《关 1 《关于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失业及不充分就业统计的决议》，第13届国际劳工统计大会通过，日内瓦，1982年。 3
于经济活动人口、就业、失业及不充分就业统计的决议》，就业被界定为在参照期内从事任何一种工作以获取薪酬或利润（或实物报酬）的人员，或者在此期间生病、休假或产生争议等理由而暂时脱离工作岗位的人员。决议还规定，凡在家庭企业或农场从事无薪酬工作至少每天1小时以上的人员，应被包括在就业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到，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界定，是否“就业”与劳动者和用工单位是否有全时全日的合同是没有关系的。 因此，灵活用工和弹性就业的发展需要两个改变：就业观念的改变和就业体制的改变。 4．就业观念的改变 就业观念应该由计划经济体制下刚性的就业观转变为知识经济背景下弹性的就业观。刚性就业观有的特征是“特定单位、固定岗位、全职工作、从一而终”。1这种传统的就业观是狭义的、非流动性的就业。为什么大学毕业生拼命往国有企业、政府机关里面挤？就是因为它的工作比较稳定，收入比较稳定，有一定的保障。而灵活就业需要要改变这种刚性。如果继续保持刚性的就业观，那么靠政府机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能吸纳多少的就业岗位？真正的主力还是企业。通过灵活用工和弹性就业这样一个微观的机制能够更好的发挥作用。 弹性就业观是知识经济时代以人性化为标志的就业观。21世纪的人权理念已经进化为“有尊严的生存”，而不仅仅是为了生存。国际劳工组织提出了“体面劳动”这样的口号；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出了“让人人得到健康保障”这样的口号。21世纪的就业观应该是一个弹性的、广泛的、社会的、流动的就业观。弹性就业观具有更大的可容性、可变性、流动性和适应性，它是知识经济时代在劳动力市场的客观体现。 中国的情况比较特殊，既有传统的产业经济，又有落后的农业经济，还有先进的知识经济。胡鞍钢教授在其著作《地区与发展：西部开发新战略》中曾经提出过“一个中国，四个世界”的观点。中国有最发达的地区，也有最落后的地区。中国的就业问题实际上也体现了这样一个区别。我们在这个方面既有最前沿的，也有最落后的，我们要把这方面融合起来。 就业中涉及了三个主要的主体：劳动者，用工单位和政府。就业观的转变实际上是针对三个主体的转变。对于劳动者来说，其就业观的弹性体现在，他寻求工作与生活之间的统一。对于企业来说，其就业观的弹性体现在，通过灵活用工提高了人力资源管理的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对于政府来说，其就业观的弹性体现在，促进劳动者就业的同时，规范劳动力市场。不能只为了促进就业而放任地下劳动力市场发展；也不能为了规范劳动力市场而使劳动力禁锢。这是一个矛盾，但政府应该在里面找到一个最佳的结合点。这是政府的弹性就业观的体现。 5．就业体制的转变 除了刚性的就业观念需要转变外，以往刚性的就业体制也需要转变。 就业机制是由多个结构部分（变量）组成的、遵循一定方式对就业方式（就 1 杨燕绥（2004）指出，“20世纪，人们对就业的认识包括以下主要特征：在正规的单位就职，即工资、福利和劳动条件有保障；建立全职的劳动关系；在全日岗位工作。”见《新劳动法概论》第18页。 4
业现象）产生相互影响，并且随时间发生变化，相互联动的运行过程（杨燕绥、赵建国（2006））。就业机制直接影响用工单位和劳动者的战略决策。它的作用结果是就业容量和就业效率的变化。由于就业机制的弹性来自于企业、劳动者和政府，所以这三个利益主体之间自愿的、适度妥协就成了构建弹性就业机制的关键，它使得三方在追求各自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相互协调。 如前所述，在中国的三股劳动力大军压境这样的情况下，企业用工会趋向灵活，劳动者就业也会趋向灵活。双方在灵活中找到一个结合点，就是单位用工的灵活性最大化，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最大化；这两者是一个矛盾，但是整个劳动力市场都朝着一个更加弹性的方向发展，这就需要在单位和劳动者找到一个均衡点。双方都不朝着一个极端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一个均衡的方向发展。单位用工和政府的社会化服务如果能朝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相信，就业率的最大化是可以能够实现的。当然，只有前两个最大化找到一个均衡点，全社会的就业率才能达到最大化。 企业用工灵劳动者权益企业用工灵劳动者权益活性最大化保障最大化活性最大化 保障最大化 全社会就业全社会就业率最大化 率最大化 图3 灵活就业是一种均衡 要达到这种均衡，必须为企业和劳动者找到一个面对多元的劳动关系和就业类型的解决方法。要想解决根本问题，还要看我们的就业机制，能否让企业和劳动者自由组合就业方式。这里需要有弹性的就业政策、弹性的劳动法律、弹性的社会保障，以及社会化的服务体系这四个方面的支持—— 5
弹弹弹社性性性会的的的化就劳社服业动会务政法保网策律障络 图4 灵活用工和弹性就业的四个支柱 弹性的就业政策：就业政策体现了政府进入就业领域应该做什么，政府应该在这个领域站好第一班岗。 弹性的劳动法律：马克思曾经提到“自由人”的思想。我们已经进入了信息时代、网络时代，生产工具已经具备了马克思当时的想象，劳动者应当是自由人了。但是如果像中国现在的劳动法规定，一个劳动者只能有一个劳动关系，劳动者永远不可能是自由人。 弹性的社会保障：同样是这样。比如“4050”的夫妻，如果有一人释放一部分时间回到家里，他会担心自己的养老和医疗只靠其配偶的社会保障。但如果夫妻两个如果有一个回到家里，另外一个缴费的时候提高一个很小的比例，将来他的配偶以前的工龄得到承认，他回家这一段时间的缴费被他的配偶覆盖，那么他到养老时也能得到养老金，只不过比全职工作的人少一部分，这样有一部分还是愿意回家的。这样我们的社会保障还会更加弹性一点。再如，很多农民工不愿意加入社会保障，是因为社保很难在省级以上实现流动，怎样使社保更有流动性，更能保障劳动者的权益，这是需要研究的问题。 最后，在弹性的就业政策、弹性的劳动法律、弹性的社会保障基础上，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说的自由人还需要我们的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每一个走出校门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广覆盖的社会化服务网络。在这个服务的保护下，劳动者可以实现自由人。 6．结语 走出传统的就业观念和传统的就业机制的局限来讨论中国的就业政策，这可能是面对劳动力大军的就业压力下解决就业问题的一个思路。我们现在需要规范的市场机制、法制环境、就业和劳动标准、社会保障，事实上这是一个整合发展的体系，我们不能单一的去看它。如果单一的去看它，每一个都会陷入困境。从传统计划经济到现在的市场经济，从过去的产业经济到现在的网络经济，它否定了我们过去的很多东西。穿20世纪的鞋走不了21世纪的路，是否应该换一种思6
路去考虑我们的就业政策？ 参考文献： [1]胡鞍钢：《胡鞍钢集》（人口与发展关系），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 [2]杨燕绥、赵建国：《灵活用工与弹性就业》，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 [3]杨燕绥：《新劳动法概论》，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4]赵建国：《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的实证分析》，《财经问题研究》，2003年第5期。 [5]李建新：《转型期中国人口问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6]张车伟、蔡防：《就业弹性的变化趋势研究》，《中国工业经济》，2002年第5期。 [7]邓志旺、蔡晓帆、郑棣华等：《就业弹性系数急剧下降：事实还是假象》，《人口与经济》，2002年第5期。 [8]龚玉泉、袁志刚：《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非一致性及其形成机理》，《经济学动态》，2002年第10期F。 [9]张本波：《解读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宏观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 [10]齐建国：((2000年：中国经济的最大威胁是就业弹性急剧下降》，《世界经济》，2000年第3期。 [11]阎革：《我国就业弹性系数迅速下降的原因》，《广西社会科学》，2002年第6期。 作者简介： 宋水泉，1980年生，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就业和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就业、养老金、企业年金，导师：杨燕绥教授。电子邮件：songsq05@。 （发表于《人才开发》，2007年第5期）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