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中电子送达制度研究——基于《民事诉讼法》第 90 条的
司法适用障碍
摘要
随着信息技术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深度渗透与“智慧法院”建
设的全面推进，民事诉讼程序的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
流。其中，电子送达作为提升诉讼效率、破解传统“送达难”问题的关
键举措，在 2021 年《民事诉讼法》修改中，通过第九十条的确立，其
法律地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然而，这项旨在追求效率的制度革
新，在司法实践的适用过程中，却暴露出了一系列深刻的障碍与潜在
的程序正义风险。本研究旨在深入探讨我国民事诉讼中电子送达制度
的现状，以《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的司法适用障碍为核心分析对象
，为在效率与公正之间寻求制度平衡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本研
究综合运用规范分析法、案例研究法与比较法研究，在对现行法律规
范进行体系化解读的基础上，通过对大量司法实践中暴露问题的典型
案例的归纳，系统性地剖析了电子送达制度在“同意”原则的认定、“送
达成功”的标准、对“数字鸿沟”群体的关照以及权利救济机制等方面存
在的显著短板。研究结果表明，当前司法实践对于“受送达人同意”的
认定标准过于宽泛与模糊，存在将默示、推定乃至强制同意等同于真
实合意的倾向；以电子信息“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即视为送达成功
的“到达主义”标准，忽视了受送达人是否实际知晓的风险，可能不当
剥夺其程序权利；制度设计在追求普遍适用的同时，对老年人、低学
历者等无法或不善于使用电子设备的弱势群体的程序保障考虑不足；
与高效的线上送达相比，针对错误送达、送达失败的权利救济机制则
显得滞后与不畅。本研究得出的核心结论是，《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条的规定在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的“效率优先”倾向，而对程序正义的
保障则相对不足，这种内在的制度张力是引发司法适用障碍的根本原
因。未来的制度完善必须从单向度的效率追求，转向效率与公正并重
的双重价值目标，通过构建更为明确、分层、且人性化的规则体系，
确保技术赋能司法的同时，不损害任何诉讼参与人的合法程序性权利
。本研究对于丰富和发展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指导司法实践统一
裁判尺度，以及推动我国诉讼制度的现代化、人性化转型具有重要的
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电子送达；民事诉讼法；司法适用；同意原则；程序正义；数字
鸿沟
引言
在当今中国全面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宏大社会
大背景下，司法领域的数字化改革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展开。“
智慧法院”建设从一个前沿理念迅速转变为遍及全国四级法院的系统性
工程。在这场深刻的变革中，诉讼程序的电子化是核心环节之一，而
诉讼文书的送达作为启动和推进诉讼程序、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基
础性制度，其改革的成败直接关系到整个司法改革的质效。长期以来
，“送达难”一直是困扰我国民事审判的顽瘴痼疾，传统的邮寄送达、
直接送达等方式，在面对人员流动频繁、地址信息不确的现代社会时
，常常耗时费力、效率低下，成为制约审判效率、影响司法公信力的
关键因素。正是在此背景下，电子送达以其高效、便捷、低成本的独
特优势，被寄予了破解“送达难”问题的厚望。
为了顺应这一趋势，2021 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对送达制度进行了重大调整，其中第九十条的规定堪称标志性变革
。该条第一款规定：“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能够确认其
收悉的电子方式送达诉讼文书……”，这一规定在法律层面正式将电子
送达从一种补充性、探索性的方式，提升为与传统送达方式并列、甚
至在特定条件下优先适用的法定方式。立法的初衷显而易见，即通过
拥抱信息技术，大幅度提升送达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回应人民群众
对便捷高效司法的期待。
然而，当这一承载着美好愿景的法律条文从书本走向现实，其在
纷繁复杂的司法实践中却遭遇了预想不到的挑战。法律条文中“经受送
达人同意”、“能够确认其收悉”等看似明确的表述，在具体适用时却产
生了巨大的解释空间与操作难题。目前关于如何认定当事人“同意”，
是需要明确的书面同意还是可以通过某些行为推定同意；如何界定电
子文书“收悉”，是以信息进入对方指定系统为准还是以对方实际阅读
为准；对于那些因年龄、文化、地域等原因无法有效使用电子设备的
当事人，其诉讼权利如何保障等一系列核心问题，法律规范尚显原则
，理论研究亦有待深化，导致在实际应用中，各地法院的裁判尺度不
一，法律适用的统一性受到挑战，甚至出现了因电子送达适用不当而
引发当事人程序权利受损的案例。因此，深入研究《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条在司法适用中存在的障碍，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与紧迫性
。
本研究旨在系统探究我国民事诉讼电子送达制度在当前司法适用
中暴露出的核心障碍，构建一个从“规范解读—实践困境—法理反思—
制度重构”的研究框架。本研究的目的在于，客观评估第九十条在实现
立法初衷与保障程序正义之间的张力，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旨在
弥合这种张力、兼顾效率与公正的系统性完善方案。本研究力图为我
国电子送达制度的未来发展提供新的理论视角和实践路径，丰富和完
善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以期最终构建一个既能享受技术红
利，又能坚守程序正义底线的、现代化的送达新模式。
文献综述
围绕电子送达制度的构建与适用，国内外法学界和实务界已进行
了广泛的探讨，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
坚实的学术基础和多元的比较法视野。
国外对于电子送达的研究与实践起步较早，其制度设计与理论探
讨大多围绕如何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保障正当程序展开。在美国，联邦
及各州法院普遍建立了电子案件归档（Electronic Case Filing, ECF）系
统，如著名的 PACER 系统。其《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 5 条明确规定
，对于已在案件中出庭的律师，除非有正当理由，否则必须通过法院
的电子归档系统接受送达；对于未聘请律师的当事人，则必须获得其
明确的书面同意。这种区分处理的方式体现了对不同诉讼主体能力的
差异化考量。在德国，作为大陆法系的代表，其电子送达制度的建立
则更为审慎，强调国家主导与技术安全。德国建立了专门的“政府与法
院电子邮箱”（beBPo），律师等专业法律工作者有义务设立并使用该
邮箱接受法律文书的送达。对于普通公民，则鼓励其自愿使用，但前
提是必须通过严格的身份认证。日本的《关于利用信息通信技术办理
民事诉讼等程序的法律》也确立了以当事人同意为基础的在线诉讼程
序。总体而言，域外研究与实践的共同特点是，制度设计较为精细，
尤其是在“同意”的获取方式、送达系统的技术标准、送达成功的推定
与反证、以及对弱势群体的保护等方面，均有详尽的规定，为我们提
供了宝贵的比较法参照。
国内学界对电子送达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从理论倡导到实践反思
的演进过程。在《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电子
送达的正当性与必要性论证。学者们，如张卫平、肖建国等，普遍认
为电子送达是解决“送达难”的有效路径，并对其法律性质、构成要件
等进行了初步的理论探讨。随着各地法院试点工作的展开，一批研究
开始关注实践中出现的具体问题，例如送达平台的选择、电子地址的
确认、送达凭证的效力等。
2021 年《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正式确立后，学术界的研究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焦点迅速集中到对新规的解读与批判性反思之上。
这是当前研究最为活跃的领域。首先，关于“同意”原则的理解成为论
战的中心。部分学者认为，为实现效率目标，可以对“同意”作广义解
释，将当事人在合同中预留电子邮箱、在起诉状中提供手机号码等行
为，视为默示同意。而另一部分学者则坚决反对，认为送达事关当事
人的基本程序权利，其放弃或变更必须基于明确、自愿的意思表示，
任何形式的推定或强制同意都有损程序正义。其次，关于“确认其收悉
”的判断标准，学界形成了“到达主义”与“了知主义”之争。“到达主义”
者认为，只要能证明电子文书已成功发送至受送达人指定的系统，即
应视为送达，这有利于提高效率、明确责任；而“了知主义”者则担忧
，信息“到达”不等于受送达人“知晓”，技术故障、垃圾邮件过滤等因素
都可能导致当事人实际未能阅知文书，从而造成“程序突袭”。再次，
关于“数字鸿沟”问题，学者们普遍表达了担忧，认为在制度设计中应
为不具备电子送达条件的当事人保留便捷的传统送达渠道，并赋予法
院进行甄别和裁量的义务。
尽管已有研究在上述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为本研究提供
了坚实的问题意识和理论基础，但仍存在以下可供进一步深化的研究
空间，这也构成了本文的核心研究切入点。第一，现有研究在分析问
题时，多从单一角度切入，例如专门论述“同意”问题或“送达成功”标准
问题，缺乏一种将这些孤立的适用障碍置于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下，
系统性地揭示其背后共同的法理根源——即效率价值与公正价值的失
衡——的研究。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多以规范解释和法理思辨为主
，虽然提出了许多富有洞见的观点，但对于这些适用障碍在全国不同
地区、不同层级法院的司法实践中，究竟以何种形态普遍存在、其发
生的频率与导致的后果如何，缺乏基于大规模典型案例的系统性实证
考察。这使得部分对策建议有时未能与司法实践的真实痛点进行精准
对接。第三，在制度构建上，虽然提出了“明确同意标准”、“保护弱势
群体”等宏观建议，但在如何将这些建议转化为一套具体的、具有可操
作性的、能够在现有法律框架内进行解释与适用的规则体系方面，仍
有待于在充分诊断实践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更为精细化的研究。
鉴于此，本文将从一个新的、整合性的研究视角出发，不再将电
子送达的各项适用障碍视为孤立的技术或程序问题，而是将其作为一
个相互关联的“问题簇”进行系统性考察。本文将综合运用规范分析与
案例分析的方法，深入到司法实践的肌理之中，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解
剖，生动地呈现各项障碍在真实案件中的互动与并发，并在此基础上
，诊断其共同的制度与法理根源。本文的独特价值在于，旨在构建一
个从“同意”到“送达”再到“救济”的全流程、分层次的风险防范与权利保
障体系，以期弥补已有研究在系统性整合和方案精细化方面的不足，
为《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的完善提供更具体系性和操作性的研究成
果。
研究方法
本研究旨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关于电子
送达的规定，进行深入的司法适用障碍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索构建
兼顾效率与公正的制度完善路径。为实现这一研究目标，本研究在整
体设计上采用了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论，以规范分析法
为理论基石，以案例分析法为实践检验工具，构建了一个“规范审视—
实践诊断—成因剖析—对策重构”的逻辑递进的研究框架。
在研究资料的收集方面，本研究主要依托于两类核心的“数据”。
第一类是规范性与理论性文献。研究团队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特别是第九十条）、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
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
则》等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同时，广泛查阅
了国内法学核心期刊、学术专著中关于电子送达、程序正义、智慧法
院建设的权威研究成果，为本研究的展开提供了坚实的规范基础和理
论对话平台。
第二类是反映司法实践样态的案例资料。与传统的定量实证研究
不同，本研究的核心在于对制度适用障碍的深度定性剖析，因此案例
的选择更注重典型性而非随机性。本研究通过“中国裁判文书网”、“威
科先行”等法律数据库，以及各类法学期刊、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
案例和新闻媒体的深度报道，以“电子送达”、“同意”、“送达地址确认
书”、“缺席判决 上诉”等为关键词，广泛搜集了自 2021 年《民事诉讼
法》修改以来，因电子送达的适用引发程序性争议的典型案例。筛选
标准为：案件的上诉、申诉或异议的核心理由直接指向电子送达的效
力问题；案情或裁判文书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法院在认定“同意”、判断“
送达成功”或处理相关程序性异议时的具体做法和理由。通过此种目的
性抽样，本研究积累了数十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素材，作为剖析实践
问题的“活标本”。
在数据分析方法上，本研究将综合运用多种法学研究方法。首先
，规范分析法贯穿研究始终。本研究将运用法律解释学的方法，对《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的文本进行精细解读，探究“同意”、“能够确认
其收悉”等关键术语的规范意涵，并将其置于整个民事诉讼法的原则体
系（如处分原则、辩论原则、程序法定原则）中进行体系解释，旨在
揭示现有条文内在的模糊性与价值取向。
其次，案例分析法是本研究诊断实践问题的核心工具。本研究将
采用定性的内容分析法，对搜集到的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对每一
个案例，都将从案情简介、电子送达的具体过程、当事人提出程序异
议的理由、一审与二审（或再审）法院对送达效力的不同认定、以及
裁判理由的论证逻辑等维度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对所有案例暴露
出的问题进行归纳、分类与提炼，形成对电子送达司法适用障碍的类
型化总结。例如，将多个因当事人在合同中预留邮箱而被法院认定为
同意电子送达并最终缺席判决的案例，归纳为“默示同意的滥用风险”
这一类型障碍。
最后，比较研究法与价值衡量将被运用于制度重构环节。在提出
完善对策时，本研究将适度借鉴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在电子送达
制度设计上的成熟经验，特别是在规范“同意”的获取、设定多样化的
送达成功标准、保障弱势群体权利等方面的具体做法，以期为我国的
制度设计提供有益的参照。在最终方案的论证上，本研究将运用价值
衡量的方法，系统比较不同改革路径在诉讼效率、程序保障、司法成
本、当事人接受度等多个维度上的利弊得失，以论证本文所提方案的
综合优越性与现实可行性。
研究结果
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及相关规范的体系化解读，并结
合对数十份因电子送达引发程序争议的典型司法判例的深度剖析，本
研究系统性地揭示了该制度在追求效率目标的同时，于司法实践层面
所遭遇的四大核心适用障碍。这些障碍环环相扣，共同指向了对当事
人程序主体地位与诉讼权利保障的潜在侵蚀。
首要且最为突出的障碍，是“同意”原则在司法实践中的虚化困境
。第九十条将“经受送达人同意”作为适用电子送达的法定前提，旨在
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然而，案例研究发现，部分法院在实践中对“
同意”的认定标准过于宽泛，存在明显的扩大化解释倾向。其一，“默
示同意”的滥用。大量案例显示，法院仅因当事人在商业合同中预留了
电子邮箱或手机号码，或是在起诉状、答辩状等诉讼文书的格式化栏
目中填写了电子联系方式，便直接推定其同意接受电子送达，而未进
行独立的、针对诉讼送达的专项确认。当事人往往抗辩称，其预留联
系方式仅为商业联络或接收一般通知之用，从未有过接受具有法律效
力的诉讼文书的真实意思表示。其二，“概括同意”的滥用。部分法院
在立案阶段，要求当事人签署格式化的《送达地址确认书》，其中包
含了对电子送达的概括性同意条款。这些条款往往混杂在大量法律术
语中，当事人（尤其是未聘请律师的普通民众）在未能充分理解其法
律后果的情况下便签署，这种“一揽子”授权的真实性与自愿性存疑。
其三，变相的“强制同意”。在一些地方法院的实践中，如果不选择电
子送达，可能会面临立案审查放缓或被法官“建议”接受的压力，使得“
同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应有的自愿性内核。这种对“同意”原则的
虚化处理，使得电子送达的适用从一项授权性规定，异化为一种半强
制性的常规操作，从根本上动摇了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其次，送达成功的判断标准过于单一和技术化，即“到达主义”标
准所带来的程序突袭风险。第九十条规定电子送达需“能够确认其收悉
”，而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将其具体化为“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
统”的时间即为送达时间。这一“到达主义”标准看似清晰、客观，但在
实践中却隐藏着巨大风险。案例分析表明，即便法院能够提供后台数
据证明某份法律文书已成功发送至当事人指定的电子邮箱或诉讼平台
账户，也无法保证当事人确实已经知晓该信息。常见的情形包括：法
院的邮件被当事人的邮箱系统误判为垃圾邮件而自动过滤；当事人因
不常使用该电子邮箱而未能及时查收；诉讼平台的信息推送功能失灵
或被用户关闭；甚至系统本身出现技术故障，显示“已发送”但实际并
未成功投递。在这些情况下，当事人并未产生任何主观过错，却因法
律上的“推定送达”而错过了举证期限、开庭日期，最终被缺席判决，
其辩论权、质证权等核心诉讼权利被实质性剥夺。这种唯技术标准是
从的做法，割裂了法律送达与事实知悉之间的应有联系，构成了对当
事人的“程序突袭”。
再次，制度设计对社会成员间普遍存在的“数字鸿沟”问题重视不
足，存在损害弱势群体程序公正的隐忧。电子送达制度的有效运行，
以受送达人具备相应的硬件设备（如智能手机、电脑）、网络环境以
及操作技能为前提。然而，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大量老年人、农村
居民、低学历者以及部分残障人士，并不具备这些条件。尽管法律原
则上允许当事人选择不适用电子送达，但在前述“同意”原则被虚化的
实践背景下，这些弱势群体很可能在未能充分理解的情况下“被同意”
适用电子送达。案例中不乏有老年当事人因不会操作智能手机查收法
院的电子传票而导致败诉的情形。现行制度缺乏一套行之有效的甄别
机制，即法院在决定适用电子送达前，缺乏主动审查当事人数字能力
的义务和程序。这种“一刀切”的技术主义导向，忽视了诉讼参与人之
间的现实差异，可能使得本应保障平等的司法程序，反而加剧了社会
既有的不平等，构成了对程序公正的实质性伤害。
最后，与高效的线上送达程序相比，权利救济机制显得不健全与
低效。当事人若认为电子送达无效并对其程序权利造成损害，其主要
的救济途径是提起上诉或申请再审。然而，这一救济路径存在诸多困
难。其一，举证责任倒置。法院通常会要求提出异议的当事人承担举
证责任，证明其“未收到”或“送达无效”，这在技术上是极为困难的，当
事人往往无法提供有力的反证来对抗法院系统生成的“送达成功”回执
。其二，救济成本高昂。启动上诉或再审程序，不仅耗时费力，还需
要支付额外的诉讼成本，对于本就因程序失利而处于不利地位的当事
人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其三，缺乏快速纠错机制。对于一些事实
清楚、因明显技术故障或认定错误导致的送达无效情形，缺乏一个能
够在本级法院内部快速审查、及时纠正的简易程序。这种救济渠道的“
高门槛”与“长周期”，使得因电子送达而受损的权利难以得到及时、有
效的恢复，进一步加剧了制度本身的不公正性。
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在司法实践中适用障碍的
系统性揭示，不仅呈现了电子送达这一制度创新所面临的现实挑战，
更在理论构建与制度完善层面，为我国民事诉讼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提
供了深刻的启示。
首先，本研究结果在理论上的核心贡献，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当
前我国部分司法改革中潜藏的“技术工具主义”与“效率至上”价值偏向，
并为重塑效率与公正相平衡的程序法理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第九
十条所引发的种种适用障碍，其根源并非技术本身，而在于制度设计
中对技术效率的追求，在一定程度上压倒了对程序正义这一根本价值
的守护。本研究的发现挑战了那种认为“技术进步必然带来司法进步”
的线性思维，强调了技术在司法领域的应用，必须经过法律价值的审
慎“过滤”与“改造”。程序正义，特别是保障当事人平等的参与机会和被
听取意见的权利（audi alteram partem），不是诉讼效率的对立面，而
是司法裁判获得正当性与公信力的前提。一个剥夺了当事人辩论机会
的“高效”判决，其结果必然是虚幻和不可接受的。本研究因此主张，
在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中，应将“有效参与”作为衡量一切程序规则（包
括送达规则）正当性的核心标尺，构建一种“以人为本”的技术应用观
，即任何技术的引入，都必须以增强而非减损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
为最终目的。这一理论上的重申与强调，对于纠正当前司法改革中可
能出现的价值失衡，具有重要的拨乱反正作用。
其次，本研究结果的实践启示是具体而富有建设性的，直接指向
了构建一个更为精细、公正、人性化的“第二代”电子送达规则体系。
基于前文对四大核心障碍的诊断，未来的制度完善必须是一项系统工
程，应在以下几个层面协同推进。第一，重构“同意”原则的认定规则
，回归其“真实合意”的内核。未来的司法解释应明确规定，对电子送
达的同意，必须是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作出的、独立的、明确的书面
意思表示。应废止一切形式的默示、推定或“一揽子”概括同意。法院
应在诉讼之初，以中立、清晰的语言，向当事人（尤其是未聘请律师
的当事人）充分释明电子送达与传统送达的利弊，由其自主选择，并
允许其在诉讼进程中根据情况变化申请变更送达方式。
第二，建立多元化、分层次的“送达成功”判断标准。应当摒弃当
前单一的“到达主义”标准，转向一种“到达+确认”的复合模式。对于开
庭传票、判决书等对当事人权利影响重大的核心诉讼文书，应以“到达
”受送达人系统为送达完成的基本前提，同时辅以系统自动发送短信提
醒、电话通知等方式，最大限度确保当事人能够实际知悉。更进一步
，可以引入“点击阅览”或“输入验证码确认”等交互式操作，作为认定“
收悉”的决定性证据。对于超过一定期限未获确认的，系统应自动转为
邮寄等传统送达方式，建立“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兜底保障机制。
第三，构建针对“数字鸿沟”的特别保护程序。法院应在立案及送
达方式确认环节，建立对当事人数字能力的初步评估与甄别义务。对
于老年人、残障人士等有明显困难的群体，应默认适用传统送达方式
，除非其在获得充分帮助和理解后，主动、明确地选择电子送达。应
鼓励发展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的线下辅导功能，帮助这些群体完成必要
的线上操作，确保技术进步的成果能够惠及所有社会成员，而非将其
排斥于司法程序之外。
第四，健全高效、便捷的权利救济机制。应建立专门针对电子送
达效力争议的快速审查程序。当事人提出有初步证据的异议时（如提
供垃圾邮件截图、通话记录等），应暂时中止相关诉讼期限的计算，
由法院的专门部门或技术人员在短期内（如 5 个工作日）进行核查并
作出处理。在举证责任分配上，应作出调整，即在当事人提出合理异
议后，应由人民法院承担证明其送达系统稳定、送达过程无误、送达
凭证真实有效的举证责任。
当然，本研究也清醒地认识到其存在的局限性。第一，本研究主
要基于对公开法律文本和典型案例的定性分析，对于电子送达在全国
范围内的实际适用率、送达成功率、引发争议的具体比例等，缺乏精
确的量化数据支持。第二，对于电子送达系统背后的技术标准、安全
漏洞等纯技术问题，本研究的分析主要停留在法律视角，未能进行更
为深入的信息技术学考察。
基于此，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方面进一步深化。可以尝试运用
法律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不同送达模式的综合成本（包括时间成本
、经济成本、错误成本）进行量化比较。可以开展更为广泛的实证调
研，通过对一线法官、律师、当事人的问卷调查与深度访谈，来获取
更多关于电子送达制度运行实态的一手数据和主观评价。此外，对域
外国家如何通过立法与判例，不断调试电子送达中效率与公正关系的
具体经验，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研究，也对于我国的制度完善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
结论
本研究围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条在司法实践
中的适用障碍，进行了系统性的规范分析与实证考察。研究的核心结
论是，作为旨在提升诉讼效率的重大制度创新，电子送达在我国的全
面推行，因其立法上对效率价值的过度倾斜和对程序正义保障的相对
忽视，在司法实践中引发了“同意”原则虚化、送达成功标准单一、弱
势群体保护不足以及权利救济不畅等一系列深刻的适用障碍。这些障
碍的普遍存在，不仅损害了部分当事人的合法程序权利，也对司法公
信力构成了潜在的挑战。
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在于，它不仅全面、系统地识别并诊断了电子
送达制度在中国的“本土化”困境，更深刻地揭示了这些困境背后“技术
工具主义”与程序正义根本价值之间的内在张力。在理论层面，本研究
为重申程序正义在司法现代化进程中的核心地位，并构建“以人为本”
的技术应用法理，提供了坚实的实践论据。在实践层面，本研究在充
分诊断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从“重构同意规则”到“建立多元化送
达标准”，再到“构建特别保护与快速救济机制”的、具有高度针对性与
可操作性的制度完善框架。
展望未来，诉讼程序的数字化、网络化是大势所趋，电子送达作
为其中的关键一环，其发展方向并非是倒退回传统模式，而是在享受
技术便利的同时，通过更为精细、人性化的制度设计，为其注入程序
正义的灵魂。法律的生命力不仅在于适应时代的发展，更在于坚守其
永恒的价值追求。未来的司法改革，必须始终将保障当事人平等的、
有意义的参与机会作为一切程序设计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通过持
续的制度调试与完善，为高效的电子送达系统装上可靠的权利“安全阀
”，我们才能最终构建起一个既符合信息时代要求，又充满人文关怀的
民事送达新秩序，确保正义不仅能够实现，而且能够以所有人都看得
见、信得过、参与得了的方式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