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
第31卷 第12期
Oct.，2009
Joum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山 西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一、引言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指出：“劳动生产力上
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出的更大的熟
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在斯密看
来，导致经济增长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社会分工的日
益深化和不断演进。
如果说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分工的发
展，那么，分工是如何演进的？它又受什么因素的影
响？这些同样是值得深思的问题。分工意味着合作，
意味着相互依赖，人们是否相互信任以及信任的程
度无疑会对分工以及分工的深化产生深远的影响，
因为信任是分工合作的基础。①但是，在现有的研究
中，人们更多地强调信任直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提
高资源配置效率，或者间接促进物质资本和人力资
本积累、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扩散，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的作用，忽视了信任提高企业内部协作效率，从而促
进分工深化的作用。
一般而言，人们从事生产的方式可以分为个人
独立生产和分工合作生产。在某种产品既可以由个
人独立生产也可以由分工合作完成的情形下，人们
为何自愿地选择分工合作而非独立单干呢？直观的
解释是，前一种方式能够获得更高的收益。我们认
为，在组织内部，信任是通过两种机制来促进分工发
展的：一方面，相对于相互猜忌，（相互）信任不仅能
理论经济
信任、分工与经济增长
何立华 1，2
（1.武汉工程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205；2.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基于新增长理论，构建了一个动态模型，分析了信任、分工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作用机理，指出它们之间可
能存在的均衡状态：较高的社会诚信水平有利于分工以及分工的深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而后者同样有利于信任水平的
提高；相反，如果社会整体的信任水平不理想，则守信者会演变为失信者，从而产生信任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恶性循环”；另外
还存在一种中间状态的均衡结果，即信任水平和经济发展都处于静止状态。
［关键词］信任； 分工； 一般知识； 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9556（2009）12- 0008- 08
Trust，Labor Divi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HE Li- hua1，2
（1. School of Management，Wuh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Wuhan 430205;
2.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dstract: Based on the new growth theory，the author constructs a dynamic model that analyzes the complex interaction between
trust，division of labor and economic growth，and also shows the possible equilibrium. The higher level of trust will improve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growth benefits the level of trust as well. On the other hand，if the level of trust is not
satisfactory，the“vicious circle”will occur between trust and economic growth. There also exists another equilibrium in which the level
of trus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remains in a static state.
Key words: trust；division of labor；general knowledge；economic growth
［收稿日期］2009- 10- 09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06JJD790024）
［作者简介］何立华（1974-），男，湖南茶陵人，武汉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师，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系博士研
究生，研究方向是动态宏观理论和中国微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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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对监督的需求降到最低程度，同时还能使企业的
信息流既真实又有效率，因此，信任能够有效地减少
企业内部的协调费用（监督费用和员工之间的交流
费用等）；另一方面，是否信任同事，决定着企业成员
自身的行动决策。分工合作的产出是由成员的共同
努力决定的，如果信任他人不会违背其诺言和成约，
则遵守诺言、实践成约更可能是最优的选择，因为信
任他人意味着预期他人会信守成约、努力付出。相对
于不信任，这既意味着选择合作行为的预期收益会
更高，也意味着选择不合作遭受的预期损失会更大，
因而人们更可能会选择努力付出，而非偷懒或“搭便
车”（失信行为）。因此，高的信任水平会直接提高企
业的生产效率。②换言之，信任有助于提升企业成员
的共同努力水平，避免“囚徒困境”式的结局，使得更
高的产出得以实现。③这两种作用机制都会促进分工
以及分工的深化，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
信任与经济增长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单向关
系，或者说，信任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内生变量。更高
的社会信任水平有助于经济的长期持续发展，同时，
经济增长也有助于社会信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在
我们的模式中，就经济增长对信任的作用而言，一方
面，分工的深化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使得人们对
选择诚信合作的收益预期更高；另一方面，由于投机
行为被排斥在集体之外的损失即失信的损失也随分
工深化而增加，从而减少了人们的投机行为。因此，
经济增长对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也有一种正向的推
动作用。
本文将在对现有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论的基础
上，利用模型假设，分析静态和动态中可能出现的均
衡，并得出结论。
二、文献回顾
20世纪 80年代，随着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兴起，
人们逐渐认识到交易成本、不确定性、不完全信息以
及社会和文化因素等对经济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对信任问题的研究也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经济学家
已认识到信任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如 Arrow
（1972）[1]指出，信任是一个社会经济构建和运作的
润滑剂和包含交易行为的基本要素，“基本上可以这
样认为，世界上大部分的经济落后现象可以归因为
相互信任的缺失”；Putnam（1993）[2]首次明确提出了
社会资本（特别是信任）对经济发展的中心作用。
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讲，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
制度，是通过对经济主体的行为约束，影响经济增长
的速度和水平。一般而言，信任是通过两个途径来促
进经济增长的，即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Barrett，
1997；Schmidt，2003）[3] [4]。强调信任对经济增长具有
直接效应的学者认为，在现代经济生活中，促进经济
增长的基本要素已不只是物质资本、技术资本和人
力资本的投入量，同时还包括社会资本的投入量，即
社会资本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Putnam，
1993）[2]。信任是社会资本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对
经济增长发挥的直接效应体现为影响经济活动的整
体效率以及决定交易活动的规模（Fukuyama，1995；
张维迎、柯容住，2002）[5] [6]。在有关信任与经济增长
关系的早期研究中，人们倾向于强调信任的直接效
应。实际上，信任更多是通过间接途径对经济增长发
挥作用（Solow，1995）[7]，因为信任有利于降低交易成
本，减少不确定性和信息限制，从而间接地促进物质
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技术创新以及技术扩散。已有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认识到，信任是正式制度（如法
律）和政府发挥作用的前提与基础（La Porta 等，
1996；张维迎，2001）[8] [9]。
许多经验研究表明，信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的作用。基于资本市场中的交易关系是一种典型的
委托—代理关系，经济学家较早地认识到信任对物
质资本积累的重要作用。Knack和 Keefer（1997）[10]
利用WVS（World Values Survey）对 29个市场经济国
家社会资本的调查数据以及 Reader's digest的数据，
就各国经过加总调整后的信任水平对 Barro式的经
济增长模型和投资水平进行了回归，发现在控制了
其他变量后，信任与经济增长和投资水平存在着正
向的显著关系，信任水平 1个标准差的提高将导致
%的经济增长和 %的投资增加。Zak 和
Knack（2001）[11]在检验了信任与其他形式的经济增
长以及投资水平的关系后，也得出类似的结论。信任
不仅直接影响物质资本积累，还在一定程度上决定
着一个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Guiso等（2000）[12]
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对经济中个体的金融决策有
着重要的影响。新增长理论提出，除了物质资本积
累，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解释经济增长的两
个决定因素。Coleman（1988）[13]的研究表明，蕴育于
家庭和社会之中的社会资本（信任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组成部分），通过影响下一代的辍学率来影响人力
资本的积累。Goldin和 Katz（1998）[14]指出，以社团活
动、社会信任和公民参与等为构成要素的社会资本，
有助于解释 20世纪美国中学教育的兴起，而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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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有助于人力资本的形成。Cabon- Dhersin 和
Ramani（2004）[15]直接探讨了信任对 R&D的影响，
他们通过构建一个非合作博弈模型，指出在合作式
的R&D活动中，较高水平的相互信任有助于合作双
方结成 R&D联盟，也有助于提高 R&D活动的成功
率。Volken（2002）[16]基于互联网主机的扩散，探讨了
信任对技术扩散的作用，发现信任对技术进步有着
重要的影响。
遗憾的是，经济学家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信任
对劳动分工的影响，虽然自亚当·斯密以来就已确立
了一个基本定理，即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
分工的发展（Young，1928;Yang 和 Borland，1991;
Becker和Murphy，1992）[17] [18]。劳动分工使人们各自
的产品成为商品，互相成为等价物，使人们互相成为
市场。因此，市场是社会分工和经济发展的必然产
物，它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在市场经济
中，信任又是所有交易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讲，没
有信任就不会有交易的发生，而社会分工也将停滞，
经济增长就无从谈起。Fukuyama（1995）[5]认为，当代
世界的所有经济活动都是由要求高度社会合作性的
组织而非个人来执行的，具有超越血亲关系的高信
任社会更有能力组织大型的现代化企业，而现代化
企业是经济繁荣的直接推动者。就生产组织而言，信
任 决 定 了 组 织 的 效 率 （Tirole，1996;Chami 和
Fullenkamp，2002），而组织的效率对理解社会分工的
深化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
是增长的关键”（North和 Thomas，1973）。
需要注意的是，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信
任水平是不相同的。传统社会是一个经济“停滞”的
静态社会，人们从事的是自给自足的经济活动，由市
场交换活动产生的净剩余是极其有限的，人们很少
进行市场交换活动，他们之间的信任更多地存在于
血亲关系之间。在经济发达的社会，技术进步使得分
工合作生产更为丰富的物质产品成为一种可能，而
相互信任会使这种可能变为现实，正所谓“仓廪足而
知礼仪”，所以，社会的整体信任水平更加令人满意。
正如 Putnam（1993）[2]所指出的，信任是一个自我强
化和累积的过程。社会会朝着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
演进：一个是达到“好”的均衡或良性循环，即高水平
的公众参与、合作、信任以及经济发展；另一个是出
现“坏”的均衡或恶性循环，即孤立、剥削、怀疑以及
停滞。
现有关于信任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很多是实
证研究，一些学者虽然努力将信任作为一种内生化
的变量引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Barrett，1997；Zak
和 Knack，2001），但其研究方法仍然过于简单，结论
也显得过于牵强。本研究的贡献在于，构建一个动态
模型，将信任作为内生变量引入新经济增长理论分
析框架，从静态和动态的情形分析信任、分工与经济
增长之间复杂的作用机理，理清它们之间可能的演
进路径和均衡状态。
三、基本模型
基于亚当·斯密的思想，我们考虑这样一个经
济：唯一产品的生产既可以由个人独自生产，也可以
由个人建立企业进行分工合作生产，整个生产过程
假设数量化为 1，并且整个生产过程可以细分为数
量不限的工序。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每一个工序
在单位区间生产过程中是等分的。因此，如果整个生
产过程是由个人单独完成的，就假设他无法利用经
济中现有的一般知识进行专业化技能的培养，其产
出单位化为 1；如果这种产品的生产是由企业承担
且企业成员的数量为 n，则成员之间通常会存在分
工式合作。由于分工会带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所以
我们假设员工所从事的工序越狭窄，其产出将越多，
即有：
Y（s）=Y（H，s） （1）
其中，Y（s）表示工序 s的产出，它决定于经济中
现有的一般知识 H（general knowledge）以及工序在
整个生产过程中所承担的生产区间 s的长度。④显
然，企业中的每个员工都会独立从事一个工序的生
产，即生产区间的长度为 s=1/n；同时有 YH＞0、YS＜
0，即知识存量的边际产出为正，而且分工的深化有
助于生产率的提高。如果选择分工合作，员工时间的
一部分会用于专业技能的培养，另一部分会用于直
接生产。这里，我们借鉴 Becker和Murphy（1992）的
做法，给出一个明确的分工生产函数：
Y（s）=θE（s）TW（s） （2）
其中，θ表示员工的努力程度，TW（s）表示员工
投入生产中的时间数量，E（s）表示员工的专业化生
产效率。员工的专业化生产效率取决于经济中现有
的一般知识 H和员工对培养专业技能的投入时间，
即有：
E（s）=dHγTh
η
（s） （3）
其中，0＜γ＜1表示一般知识 H的产出弹性，
η＞0表示员工培养生产技能的投入时间 Th（s）的
专业化生产效率产出弹性。显然，投入到工序 s的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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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为：
TW（s）+Th（s）=T（s） （4）
由于时间既可以作为直接的生产投入要素 TW
（s），也可以用来进行生产技能的培育 Th（s），根据生
产最优化条件可得：
Y（s）=θA（η）HγT（s）1+η （5）
其中，A（η）=dηη（1+η）-（1+η）。
企业生产中总产出的高低取决于所有员工的共
同努力，但由于某些生产的特点，个人的努力水平很
难被监督，同时个人努力水平的高低也很难通过产
出反映出来，因此，我们假设员工每期都平均分享企
业的产出。假设每个员工可提供的时间是固定无弹
性的，员工把数量化的单位时间均匀地配置到生产
区间 s中，则 T（s）s=T（s）（1/n）=1。代入（5）式可得：
Y（s）=θA（η）Hγn1+η （6）
企业的最终产出是由员工间的合作效率决定
的，并且最终产出水平由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两个维
度来度量。在企业的生产过程中，每一道工序中的员
工对最终产出的质量和数量都会有影响。在亚当·斯
密制针厂的经典案例中，所有 18种工序既涉及产出
的数量，也涉及产品的质量，如针头磨尖不合规格必
然会影响扣针的质量，抽丝、做圆头、安装圆头和包
装等都是如此。由于每种工序生产的数量容易被观
察到，但质量并不如此，所以我们假定一个员工不努
力只影响产品质量而不影响数量。与 Becker 和
Murphy（1992）采用 Leontief最终产品生产函数把度
量产出的两个维度合二为一不同的是，我们假设最
终产出由每道工序员工的平均产出决定，由（6）式可
得最终的人均产出为：
y=θ軘A（η）Hγnη （7）
其中，θ軘表示企业中员工的平均努力程度。（7）
式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均产出是分工的增函数，即
分工越细化，人均产出就越高。
与 Tirole（1996）类似，我们假设员工有三种类
型，分别是诚实者、机会主义者和不诚实者，他们的
比例分别为α、β和 X，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类型
而不知道其他人的类型。员工间唯一的区别在于生
产中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给他们带来的负效用或者
说成本是不一样的，其中，诚实者的成本为 0，机会
主义者的成本为 G，不诚实者的成本为无穷大。⑤因
此，诚实者和不诚实者的努力程度是确定的，前者百
分之百地努力，而后者正好相反，即前者是可信的，
而后者是不可信的；或者说，诚实者是百分之百地信
任他人，而后者正好相反。诚实者和不诚实者的行为
是确定的，而机会主义者是否遵守诺言、实践成约取
决于他对其他机会主义者行为的预期，即他是否信
任其他的机会主义者。由于所有的机会主义者是同
质的，信任其他的机会主义者会采取合作行为，则他
自己也会采取合作行为，因此，企业中员工的平均努
力程度θ軘可以视为对信任水平的一种度量。另外，我
们假设在这个稳定的经济（-∞＜t＜∞）中，t期存活
的员工在 t+1期存活的概率为λ缀（0，1），其后又有
同等数量的新员工进入。员工有两种方式退出这个
企业，一种方式是自愿退出，另外一种方式是被企业
解雇，即其偷懒行为被发现后被企业解雇。退出后的
员工不会再被企业雇佣，他将获得一份保留收入，该
保留收入等于不参加分工合作的收入水平，即为 1。
与厂商间的交换会发生交易费用相类似，企业
内部也会存在管理协调费用或管理成本。管理成本
既包括员工间的交流费用和工序间的协调费用，也
包括监视员工是否存在偷懒行为的监督费用。当员
工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得到的收益占最终产出的比
例越来越小时，他们偷懒的激励就越大，从而使他们
之间的争议和冲突增加，因此，管理成本会随着企业
规模的扩大而上升。管理成本还会受到制度、文化等
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科学的生产安排会减少工序间
的非生产性时间延误，高效的企业制度因利于信息
的上传下达而减少企业成员间的交流费用，良好的
企业文化能形成组织认同（organizational indentity），
从而实现员工的自我约束（Akerlof和Kranton，2000）。⑥
因此，我们假设企业的人均管理成本为：
C（n）=φnε （8）
其中，ε＞0表示管理成本随企业规模的扩大
而上升，φ表示影响管理成本的其他制度和非制度
等因素。⑦由（7）式和（8）式可得合作制企业的人均净
产出为：
y=θAHγnη- φnε （9）
四、可能的均衡状态：静态分析
我们首先分析静态条件下可能出现的均衡状
态，即一般知识 H保持不变的情形，以此来考察信
任、分工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由（9）式可知，最优
分工水平的一阶条件意味着：
n*=（η/εφ）1/（ε-η）（θA）1/（ε-η）Hγ/（ε-η） （10）
从（10）式中可以看出，最优分工水平由现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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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存量、员工的平均努力程度以及各参数值决定。由
于最优分工水平的二阶条件是ε＞η＞0，因此，分
工是前两者的增函数，且是参数 φ的减函数。如（3）
式所示，经济中一般知识存量的增加会激励人们进
行专业化人力资本投资，从而有利于分工的深化。如
果经济中人们具有较高的信任水平（在我们的模式
中体现为更高的人均努力程度θ），则会使分工合
作的产出增加，从而促进分工的深化。或者说，如果
信任水平低，企业就可能无力承担分工的深化和拓
展，企业成长的空间就会狭隘和有限（周文，2009）。
φ代表影响管理成本的其他制度和非制度因素，这
些因素有效率就意味着企业管理成本的降低，这显
然有助于人们进行分工合作。将（10）式代入（9）式，
可得企业的人均净产出为：
y*=k（θA）ε/（ε-η）Hγε/（ε-η） （11）
其中，k=φ-η/（ε-η）（η/ε）η/（ε-η）-（η/ε）ε/（ε-η! "）
＞0。从（11）式中可以看出，现有知识存量、员工的平
均努力程度以及制度和非制度因素等对人均净产出
具有与（10）式同样的含义。
下面，我们分析信任是如何决定的，即企业生产
中的平均努力水平是如何决定的。
由于诚实者和不诚实者的努力程度是确定的，
而机会主义者努力与否取决于其对产出结果的利害
算计，因而我们只需要分析机会主义者的决策，即是
否信任其他机会主义者会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用
xi表示员工在过去偷懒 i次且至少被发现一次的概
率，它应该满足：
x0=0＜x1＜x2＜x3＜…＜1 （12）
这表明如果一个人在过去偷懒的次数越多，他
至少被发现一次的概率就越高。
为了简化分析，我们假设机会主义者要么选择
始终是百分之百地努力付出，要么在开始出现欺骗
行为时一直欺骗下去直到被厂商解雇，即我们不考
虑存在混合策略均衡的情形。
假如机会主义者是诚实的，则经济中诚实的人
所占的比例为α+β。定义 p=（1-λ）∑t=o
∞
λt（1- x0）
…（1- xt），则 xp可以衡量经济中有过偷懒行为而没
有被发现的不诚实者所占的比例。⑧这时，参与专业
分工合作的人均产出为：
yh=k（θhA）ε/（ε-η）Hγε/（ε-η）
其中，θh=（α+β）/（α+β+xp）代表较高的信任
水平或较高的努力程度。
如果机会主义者是不诚实的，则其收益为：
yl=k（θlA）ε/（ε-η）Hγε/（ε-η）
其中，θl=α/ α+（β+x）! "p 代表较低的努力程
度或较低的信任水平。
显然有 yh＞yl，但为了使分析有意义，我们假设
yl＞yh- G＞1，即对机会主义者而言，参加专业化分工
总比自己单干好，而且分工合作时偷懒的即期收益
总比不偷懒的大。如果机会主义者是诚信的，我们用
ρ表示其贴现因子，则他的预期收益为：
（yh- G）+ρ（yh- G）+ρ2（yh- G）+…=（yh- G）/（1-ρ）
相反，如果机会主义者目前选择欺骗并且未来
始终如此，则其预期收益为：
yl+ρyl 1/（1-ρ）-! "Z +ρZ
上式中，Z=x1+ρx2+ρ2x3+…表示由其未来持续
失信行为被发现的概率调整的现值折现率。因此，高
信任稳态即机会主义者总是选择百分之百努力的一
个必要条件是，相对于永远选择偷懒，他永远更偏好
于信守承诺，即有：
ρZ（yl- 1）≥ yl-（yh- G! "） /（1-ρ） （13）
记 R-=ρZ（yl- 1），它表示失信行为给机会主义
者造成的损失现值；记 R+= yl-（yh- G! "） /（1-ρ），它表
示失信行为给机会主义者带来的额外收益现值。由
（13）式可知，要使机会主义者信守承诺，其必要条件
是其失信行为带来的额外收益现值要小于或等于其
损失的现值。相反，如果（13）式不成立，经济将处于
一种低信任的均衡。如果说良好的信任是一种有价
值的资产，我们就把信任价值定义为：
Vr=ρZ（yl- 1）- yl-（yh- G! "） /（1-ρ） （14）
由（13）式可知，要使机会主义者信守承诺，就要
求其信任价值为非负。
我们接着考察信任价值的决定因素，可以比较
容易地推导出：
坠Vr / 坠α＞0 （15）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15）式表明，如果一
个组织中诚实者所占的比例越大，人们就越少采取
投机行为。企业的产出是由所有成员平均分享的，组
织中诚实者的诚信对机会主义者有一种正的溢出效
应，因为 坠R-/坠α＞0，且 坠R+/坠α＞0，即较大的诚实
者比例α一方面会使失信行为给机会主义者造成
的损失现值上升，另一方面会使机会主义者偷懒行
为的额外收益下降。不同于道德培养中的潜移默化
作用，就个人的自利算计而言，当身边的人更多的是
信守然诺的谦谦君子时，人们自然也容易养成守信
的习惯，因为守信带来的风险更小且收益更高，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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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失信被排除在集体之外遭受的损失会更大。
同理，由（14）式对折现率ρ求导，则有：
坠Vr / 坠ρ＞0 （16）
（16）式的经济学含义是非常直观的：折现率ρ
越大，说明人们越关心未来，相对于只顾眼前蝇头小
利的人，一个关心长远利益的人更可能自愿地选择
放弃眼前骗人的机会而积极建立良好的个人信誉。
换句话说，一个人越有耐心，就越有积极性建立信
誉，而一个只重眼前利益、不考虑长远的人是不值得
信赖的。
组织成员诚实与否在很大程度上是组织监督效
率的增函数，根据（14）式，我们很容易得出 坠Vr /
坠xi＞0，即组织对成员的监督越有力，信任价值就越
高。换言之，机会主义者诚实的激励不仅来自于足够
的信任价值，而且来自于足够的监督，因为监督越有
力，机会主义者投机行为的风险就越高。从数学上来
讲，组织成员维持高诚信稳态的充分条件是（12）式
和（13）式。（13）式说明，要使人们建立声誉，必须对
失信的人进行惩罚，否则，应该采取而没有采取惩罚
措施的人也将受到惩罚。
进一步地，我们分析制度和非制度因素对诚信
的影响。由于 坠Vr / 坠φ＜0，有效率的制度和非制度因
素能降低人们相互合作的交易成本（无论是组织内
还是组织间），因此，我们通常能观察到在具有血亲
关系或者是相同的地域（如同乡关系）、信仰、文化和
种族关系的人中间更容易产生分工合作，在这些人
之间更容易形成一种基于认同的信任（Shapiro等，
1992）。俗话说，“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某种程度
上讲，正是因为族类的不同，使得交易成本很大，从
而不利于合作的形成以及信任的产生。现有研究已
经认识到相互信任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从这里的分
析也可以看出，信任与交易成本是一种互为因果的
关系。
五、可能的长期均衡：动态分析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假设经济中的一般知识
H是固定不变的，现在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单部门
情形，以分析一般知识 H的内生化问题。由于诚信
与否的行为选择不同，经济中不同类型员工的收益
是有差别的，因此，其在进行储蓄决策时选择的储蓄
率也是有差异的。如果深入考察一般知识因具有正
的外部性特征而引发的“搭便车”情形，则机会主义
者和不诚实者的储蓄决策将会异常复杂。由于诚信
的人更看重长远利益，所以我们假设只有诚实的人
才会进行储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只有诚实者
有储蓄行为，直到一般知识的存量使得 yh- G=yl，记
此时的一般知识存量为H赞。当经济中的知识存量达
到以及超过H赞时，机会主义者才会考虑储蓄问题，而
不诚实者始终是不进行储蓄的。
基于 Becker和 Murphy（1992）的模式，t+1 期一
般知识 H的增量由 t期人均未被消费的产出决定，
即有：
H觶 t+1=μ（yt- ct） （17）
其中，yt、ct和μ分别表示储蓄者的当期收入、消
费及其在整体人口中占的比例，⑨μ的存在意味着知
识积累需要信守承诺的人牺牲更多的当期消费。
在长期中，人们要决定如何选择储蓄来最大化
其一生的效用，我们假设效用函数为：
U=（1/σ）∑t=0
∞
ρtct
σ
（18）
其中，σ＜1。
人们放弃当期的一部分消费是为了增加未来的
产出，从而增加未来的消费。根据（17）式以及动态最
优的转换条件，我们有：
ρ（ct+1 / ct）1-σ=μRt=μt（rt+1） （19）
由（11）式 y*=k（θA）ε/（ε-η）Hγε/（ε-η），可以得到
一般知识或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为：
Rt=dyt+1/dHt+1= γε/（ε-η� �） k（θ軘A）ε/（ε-η）
Ht+1
[γε/（ε-η）]- 1
（20）
（20）式表明，随着一般知识 H的增加，其边际
报酬可能上升、下降或保持不变，这取决于γε/
（ε-η）的值是否大于、小于或等于 1。
如果γε＜ε-η，而其他的参数保持不变，由
于一般知识 H是边际报酬递减的，因此，从一个较
低的 H0开始，经济将会聚于 g=0的稳定状态。这存
在两种“停滞”的可能均衡，取决于（19）式中 rt=0时
的一般知识存量是否不小于H赞。如果此时的一般知
识存量不小于H赞，则从一个较低的 H0开始，一般知
识的积累达到H赞时，机会主义者将有激励进行储蓄，
储蓄人口比例μt的上升会进一步促使一般知识增
加，即使一般知识的边际报酬是递减的。不过，在达
到一个较高的一般知识存量后，由于一般知识的边
际报酬递减，经济增长仍将处于停滞状态。相反，如
果此时的一般知识存量是小于H赞的，将产生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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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
第31卷 第12期
Oct.，2009
Joumal of Shanxi Finance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山 西 财 经 大 学 学 报
“坏”的均衡，即经济发展不仅处于“停滞”状态，而且
社会整体信任水平也是最低的（只有始终诚信的人
是诚信的）。类似于 Akerlof（1970）所考察的产品质
量问题，我们认为机会主义者为信守承诺而付出的
成本 G也存在不同的情形，即机会主义者信守承诺
承担的成本 G是一种阶梯式的分布，则在信息不对
称的环境中，不诚信进一步促进不诚信，守信者因遭
受损失而退出合作，其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守信者
难以独善其身（文建东，2004）。换言之，如果整体的
诚信状况不理想，则守信者会演变为失信者，长此以
往，将会产生 Putnam（1993）[2]所说的经济发展与信
任之间的“恶性循环”僵局。已有研究也为这一观点
提供了经验支持（Slemrod和 Katuscak，2002）。
如果γε=ε-η，则从任意的 H0开始，经济中
存在均衡增长路径，变量 y、c和 H将以相同的速率
增长，即有：
1+g=ct+1/ct=yt+1/yt=Ht+1/Ht=（μtRρ- 1）1/（1-σ） （21）
（21）式表明，随着一般知识存量超越临界值H赞，
机会主义者会变得诚信，从而使社会整体的信任水
平更高，μt将变大。因此，经济起初的增长速度较
慢，随着一般知识的增加并超过H赞，经济增长速度将
加快。换言之，一般知识存量超越临界值H赞，会使经
济发生“起飞”或“跳跃”式的发展。
如果γε＞ε-η，则 y、c和 H的增长速率始
终是上升的。不过，正如杨小凯和 Borland（1991）[18]
分析的，劳动分工深化带来的递增收益最终是有限
度的，因而经济增长的速率会下降。
总之，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赞同 Putnam（1993）[2]
的观点。（10）式和（20）式表明，一方面，随着时间的
推移，人均产出、一般知识、社会诚信和劳动分工可
能会出现共同增长，知识的进步促进劳动分工的深
化，从而有助于产出的增加以及社会诚信水平的提
高，而较高的社会诚信水平有利于分工及分工的深
化，从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知识的进步；另一方面，
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中，如果经济中的一般知识和
信任水平都处于较低的状态，不诚信就会进一步促
进不诚信，从而产生经济发展与信任之间的“恶性循
环”。与 Putnam（1993）[2]不同的是，在我们的模式中，
长期的可能均衡结果并不止是“好”或“坏”这两种极
端的均衡，还存在某种中间状态的均衡结果。由于存
在多种可能的均衡，信任、分工以及经济发展的演进
过程就成为复杂的、非平稳的过程。
需要注意的是，影响管理成本的制度和非制度
因素 φ会对经济增长速率产生影响，即 φ越小，增
长速率 g就越大。有效率的制度和非制度因素能降
低人们相互合作的交易成本，对社会诚信水平和经
济增长有一种正向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促进一般
知识存量超越临界值中更为重要。
六、结束语
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信任水平是不同
的。在一个经济停滞的传统静态社会，人们很少进行
市场交换活动，即使出现交易活动，其对象也更多地
局限在亲戚、乡邻之间，他们之间的信任只存在于血
亲关系之上，是一种低信任社会。在经济发达的社
会，物质产品更加丰富，“仓廪足而知礼仪”，社会整
体的诚信状况更令人满意。基于对这一现实的观察，
我们从劳动分工的角度出发，论证了信任、劳动分工
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结合静态和动态分
析，讨论了信任、劳动分工与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对于多种可能存在的均衡，我们的分析表明，信任、
分工以及经济发展的演进是复杂的、非平稳的过程。
由于有效率的制度和非制度因素通过降低人们相互
合作的交易成本（企业管理成本），对社会诚信水平、
劳动分工和经济增长有一种正向的推动作用，因此，
建立完善的法制体系以及培育重信守理的文化氛
围，对摆脱 Putnam（1993）[2]所说的“恶性循环”具有
重要的意义。
应该说，现代经济学对信任问题的研究突破了
传统分析的局限性，我们的研究可以视为是将信任
作为内生变量引入新经济增长理论分析框架的一种
尝试。对于信任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我们还
要继续进行下去。正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提出
的，信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可能是一种互为因果
的关系。但由于度量信任水平（特别是社会整体信任
水平）的方法单一以及数据缺乏，现有实证研究多是
使用跨国截面数据对静态的信任与经济增长关系进
行稳健性检验（Beugelsdijk 等，2004；Bengtsson 等，
2005;Dincer和 Uslaner，2007），这种研究方法存在的
缺陷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对信任与经济增长进行因
果关系检验，是未来的一个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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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卷 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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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信任的涵义并没有统一的界定，本文中的信任类似于 Coleman（1990）的定义：通过预测他人未来可能的行为，“冒险地
做出是否参与行动的决定”。这种决定既包括是否参与分工，也包括在参与分工中是否诚信行事，即是否努力工作。
② 后一种作用机制源于 Fukuyama（1995）的观点，即“高信任的社会（如日本和德国）能够在工厂基层建立更加有效率且令
人愉悦的工作关系”。
③ 在经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困境”源于局中人不能信任对方，如果能够彼此信任，局中人显然可以轻松地走出这种
“困境”。博弈论的实验性研究证明，信任他人的人更有可能采取合作的战略（Orbell and Dawes，1991；Wrightsman，1991；
Yamigishi and Yamigishi，1994）。
④ 所谓一般知识，是指与许多不同学科相关的知识。专用知识则主要是指解决问题的应用型知识，它来源于社会实践，与
所解决的技术问题紧密相关。
⑤ 显然，完善的法律体系带来的强制惩罚会减少工人的欺诈行为，但法律体系有效率是有前提的，即工人的欺诈行为能向
第三方证实以及法律体系的强制惩罚能够被执行，而这两个条件在许多情形下并不成立。基于此，我们排除了对失信行为来自
企业外部惩罚的可能，只考虑惩罚是来自企业内部的情形，即被企业解雇。
⑥ 从某种程度上讲，基于血亲关系或者是相同的地域（如同乡关系）、信仰、文化以及种族关系都能形成一种认同，能极大
地降低组织内和组织间的交易成本。
⑦我们说信任是分工合作的基础，更多地是基于后一种机制的考虑。为了简便起见，我们的模型忽略了第一种机制的作用。
⑧ 经济中每一期新进入的成员比例为 1-λ，存活一期后变“老”的人所占的比例为（1-λ）λ，存活两期后变“老”的人所占的
比例为（1-λ）λ2，依此类推。
⑨ 在 Becker和 Murphy（1992）的模型中，一般知识的积累由人均储蓄决定，我们采纳了他们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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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高 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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