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
南开大学经济学系 赵 津 龚 关
内容提要：本文从资金流动的方式和内容的角度考察了近代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演
变。汇兑与运现是近代区域资金流动的基本方式，其具体形式则随着金融机构的更替而发生
变化，清末，票号的票汇是汇兑的主要形式，而银号的汇兑业务正处于兴起和发展之中；民
国前期，除了运现规模伴随天津与腹地贸易的扩大而扩大外，银号、银行代替票号成为天津
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主要承载者，其中引人注目的是，外埠期票和逆汇在天津与腹地资金流
动中重要性的增强，在这背后凸现了银行的重要作用。汇兑方式上，直接汇兑占主要地位，
间接汇兑同样要引起关注，而间接汇兑环节的减少，以及间接汇兑越来越便利于天津与腹地、
腹地之间的资金流动，体现了天津在北方区域资金流动中的枢纽地位。从内容看，与天津与
腹地间贸易相关的贸易结算始终是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主要内容，随着时间的推移，天
津对腹地的融资与投资性质的资金流动越来越突出。总的来看，北方区域资金的聚集和分配
以天津为中心，形成了腹地对天津金融上的依赖，天津自然成为北方的区域金融中心。当然，
其中心地位也不宜作过高的评价。
关键词：天津 腹地 资金流动 区域金融中心
本文旨在从方式和内容的角度对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作一分析，从一个侧面客
观展示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密切经济关系，进而证实天津在北方区域中的金融中心地位。
一、汇兑与运现：以金融机构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其基本方式不外乎汇兑和运送现金。汇兑以金融机构为
主要经营者，尽管直到民国时期仍存在着商号之间的所谓“比兑”、“顶汇”业务，但占整个汇
兑的比例较小。整个近代时期先后经营过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有票号、钱庄、银号、银行等，
汇兑有顺汇、逆汇之分，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说，顺汇是先收后交，而逆汇则反之。顺汇又可
分票汇、电汇、信汇、活支汇款等，逆汇则有押汇、购买外埠期票、代收货款等形式。汇兑
从另一角度又可分为直接汇兑和间接汇兑。除汇兑之外，运送现金仍是天津与腹地间不可缺
少的资金流动方式，参与其事的，除金融机构外，还有商号、镖局、交通运输部门等非金融
机构。总体而言，近代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无论是流动的方式、规模，还是引致流动
的主体前后都发生了一些变化。考察资金流动的方式、规模、主体及其发展变化，我们不仅
可以看到金融业自身某些发展变化的脉络，即传统金融向现代金融的演变，传统金融与现代
金融之间的共生与竞争的关系，而且从中可以窥知近代天津与腹地间越来越密切的金融联系。
晚清时期：以票号为主
晚清时期，在天津与腹地间经营汇兑的主要是票号。票号在天津及腹地各省重要城镇都
设有分号，因此，天津与腹地的商号、商人只要取得当地票号的信用，便可以通过票号的汇
兑把资金从一地调往其他地方。英国驻上海商务领事分析了票号在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
务，上海“与内地各省的汇兑业务，以及中国人与通商口岸做交易开出的票据全部通过山西
票号，这些票号多数在上海都设有机构。他们的信用极高，他们还宣称可购入或售出国内任
何地方的汇票。”①票号不仅在上海，在天津也是如此。票号的汇兑方式已经有了票汇、信汇、
电汇等形式，不过票号在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以票汇为主；另一方面，票号的汇兑一般是顺
汇，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票号也开办了逆汇，即甲地票号通知乙地票号先付款，随后甲地
再向汇款商号收款。
票号不仅承揽国内商号的汇兑业务，也承揽洋行在这方面的业务。外商银行主要在沿海
通商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很少到内地设立，据有资料反映汇丰银行于 1882 年在张家口、归
化设立了分支机构，①但没有资料反映汇丰银行由天津到张家口、归化间的汇兑业务，倒是
有资料说这一业务为票号所独占，“外国银行尚未蔓延到内地市场，如张家口等，票庄尚可维
持原有的业务。如天津每年汇往张家口的二百万两，仍为票庄所独揽。”①由于票号提供的汇
兑业务，使洋行到内地的业务得以展开。天津的外国洋行，早在 19 世纪 60 年代，就曾数次
派代理人到内蒙古一带采购皮货，然而由于种种原因，这一业务始终不能顺利开展。一直
到 80 年代以后，洋行买办取得了票号的信用支持，解决了资金调拨困难之后，西北皮货的
收购和外销的业务才得以大规模铺开。天津沙逊洋行买办胡梅平的活动就是如此。80 年代
中期，沙逊洋行买办胡枚平由于取得了一家在张家口设有分号的天津票号“恒益裕”（Heng I
yu Hong）的信用支持，才在张家口设立了皮货收购站，展开了大规模的皮货采购业务。胡
枚平自从与这家票号有了业务往来之后，经常使用恒益裕票号签发的期票向张家口的皮货商
付款，而张家口的皮货商，则将恒益裕的期票向该地恒益裕的分号或联号去兑现。至于沙逊
洋行买办胡枚平与恒益裕票号之间的债务关系，则在天津结算。正是由于票号的支持，胡枚
平终于帮助他的老板沙逊洋行打开了从张家口到天津间的皮货出口的局面。不仅皮货的采购
是如此，由天津转口销往张家口乃至库伦的洋货也通过票号签发的各种汇票，顺利地推销到
内、外蒙古。①洋行在宁夏收购皮毛，其资金的汇兑也是通过票号。英国新泰洋行、平和洋
行（总行设在天津）在宁夏设有分行，采办皮毛，组织出口。在 1915 年以前，蔚丰厚票号
和这两家洋行已经有了交往，承办天津到宁夏间的汇兑。①与此相同，销往蒙古的洋货，以
及由山西商人经营输往沙俄的两湖茶叶，也是由于天津票号的关系，都以天津为中转站而完
成其贸易的全部过程。
清末，钱庄、银号也开始涉足汇兑业务。钱庄、银号何时开始涉足汇兑业务，由于资料
的缺失已不可考，不过，从一些资料可以推知，至少在 19 世纪末，汇兑已是钱庄、银号的
一项主要业务，根据南开指数，1898 年已有了申汇行市，①说明此时钱庄、银号的汇兑业务
已达到了一定的规模。天津泰豫恒银号的广告也证明了这一点，1902 年 6 月 18 日，该银号
告白，设分号于京都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和热河西大街，专做仕商汇款、存款、押款等业务。
①这一时期，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钱庄、银号进行的。1906 年 6 月 7 日，
《大公报》的一则启事反映了天津正记银号与道口万盛新钱庄间的汇兑关系：“闰四月初六
日在河南彰德府车站内失迷皮包一个，内有汇票一张，系正记银号汇兑万盛新道平宝银二千
两整；限于闰四月二十日凭票取银，票内号数系津字二号。”①天津银号与腹地钱庄通过建立
联系而实现了汇兑。从汇款的方式看，不仅有顺汇，逆汇的方式也已经出现。天津粮商到直
① 《英国领事报告》，1875 年，上海。转引自李必樟编译：《上海近代贸易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
院出版社，1993 年，第 384 页。
① 何志：《从清初到抗日战争前夕的呼和浩特商业》，《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 2 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262 页。
① 《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山西经济出版社，2002 年，第 373 页。
① 史若民：《票商兴衰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年，第 207 页。
① 《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 334 页。
① 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年，第 497 页。
① 《山西票号史料》编写组、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第 810 页。
① 《大公报》1906 年 6 月 7 日。
隶大名等地购粮时，并不携带现金，也不通过钱庄、银号汇款，而是到目的地购粮时，开出
由天津与之有联系的银号付款的期票。当地又有经营洋布等商，他们的进货渠道主要在天津，
到天津购货时，不携现款，而是携带在当地购买的期票。①这样利用由天津银号付款的期票，
就实现了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不过，由于钱庄、银号经营汇兑的时间晚于票号，再加
上资力要逊于票号，清末钱庄、银号从事汇兑的规模有限。
另一方面，票号经营汇兑业务也有自身的局限，由于票号不与一般商号建立业务联系，
这些商号就很难经由票号汇款，于是，要实现贸易中异地间的资金流动，仅靠票号是不行的，
有时需要票号与钱庄的合作才能完成。有人描述了上海与开封间购买货物时金融上的运作方
式：“开封商人当得悉他所购买的货物须于某日付款若干之后，马上向他往来的钱庄开一张
地方性的期票，交于当地山西票号的支店，向该支店买一张汇票寄与他的上海代理人。代理
人把汇票送与山西票号在上海的支店，换取该支店的限于当地流通的期票，交与他的掮客。
就开封商人的代理人而言，这一交易到此就结束了。代理人收到了货物，用通常的办法运往
开封。至于向外国商人接洽并负责交货的掮客，当货物尚在洋行手中时，是不能从开封商人
得到货款的。他就要求和他往来的钱庄发出一张期票，用以支付洋行，洋行接到期票后就交
出货物。然后他得到开封商人的期票，把它偿还给他的往来钱庄，此时交易对有关方面已完
全清结。”①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应同样存在这样的情形。
汇兑而外，运送现金是各地资金流动的另一重要方式，原因主要在于金融机构汇兑网络
的有限性。票号主要集中于重要的商业城镇，其网络仍有着许多不能触及的地方；钱庄、银
号涉足汇兑领域也很有限，使得许多地方不通汇兑，仍需要以运现金来完成异地间资金的流
动、结算。我们没有找到更多的有关各地现金运送的资料，一个重要的实例是直到清末直隶
省南宫县仍有万通镖局的存在，镖局每年在德州天津间运银洋百余万元，①这足以说明清末
时运送现金的普遍性。
民国年间：以银号、银行为主
民国年间，钱庄、银号和银行代替票号，成为经营汇兑业务的主要金融机构。这一演
变不仅仅是经营汇兑主体的更替，更能从中反映天津与腹地资金流动的诸多变化，首先是
资金流量的扩大。从单个资本来说，钱庄、银号的规模远小于票号，其汇兑业务自然受限
制，但钱庄、银号的数量远多于票号，其汇兑业务总量当不可小觑。清末至民国前期是天
津及腹地钱庄、银号的长足发展时期，汇兑业务随其发展而扩大。天津银号中有所谓客帮
银号，主要从事本地与天津间的汇兑业务，沟通了本地与天津之间的资金流动，也体现了
钱庄、银号汇兑业务的扩大。银行承担的天津与腹地间的汇兑主要在民国时期，因此，银
行的汇兑更是天津与腹地资金流量扩大的体现，而且，银行还弥补了钱庄、银号的不足，
钱庄、银号规模小，所能承担的汇兑数量有限，大宗款项的汇兑，还得靠银行承担，如在
保定，银号办理汇兑，“其地点仅限于天津、北京两处，且大宗款项之汇兑，仍须求助于银
行。”①
其次，钱庄、银号、银行的汇兑方式发生了变化，透过这些变化，我们看到了在天津与
腹地资金流动中所体现的二者间的密切经济关系。钱庄、银号、银行的汇兑除票汇、信汇等
顺汇形式外，更重要的是银行逆汇业务的发展，因其把资金的流动和融资结合起来，更有利
于商品的流通。逆汇的几种形式中，押汇由银行开办，1921 年前后，天津各银行都已办理，
①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 年，第 1103 页。
① 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中华书局，1962 年，第 1569-1570 页。
①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 1099 页。
① 《保定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 180 号，1926 年 9 月 18 日。
①此后都积极地推广此项业务，当然，由于受传统信用制度的限制，押汇业务在腹地的发展
有限，如在郑州“押汇亦有叙作者，仅属少数，不为踊跃。”①代收代付款是指银行号委托异地
金融机构代收或代付款项，如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曾委托多家腹地的银号代收代付款项，如河
北易县永德银号①、辛集镇的东龙盛银号①，这种逆汇方式也并不多见。购买外埠期票则是民
国年间利用比较普遍的一种资金流动方式。
外埠期票产生于清末。当上海、天津等中心城市的商人到内地购货时，往往开出一张由
本商号或与本商号有联系的银号迟期付款的汇票，以清货款。售货人可将此票售给当地钱庄，
或者要往中心城市购货的商号，以取得现金。最终由持票人持票到此票的本号或相关银号兑
取现金。此项汇票，一般是迟五七日或十日付款。它与银行的押汇汇票不同，押汇汇票须与
提货单、跟单、栈单一起，才能有效，而这种由商号出示、商号自己或银号兑付的汇票则只
有一纸汇票；押汇汇票是由售货人开出，由购货者付款，而商号、银号所出汇票则是由购货
人自己出票、自己付款。因此，这种汇票是以人的信用为基础，不同于押汇汇票是以物的信
用为基础，应该说风险较大，但因为当时对人的信用广泛存在，反而对物的信用不能推广，
使这种汇票有着广泛地运用空间。
这种汇票以付款人的不同可分为商号汇票和钱庄银号汇票，其中以钱庄、银号汇票的信
用更好。天津因与腹地的密切商业贸易联系，使天津商号、银号所出汇票，其流通范围涉及
广大的北方地区，如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河南、山东等地。包头“历年旧历十月以
后，是为大宗皮毛粮食交易旺盛期，包交津收之逆汇汇款，为数最巨。”①河北辛集，“皮行赴
各地购货，早年习惯均持银号所开七日津付汇票，赴买地使用。”①当然，在济南、郑州等地，
因其受上海的影响更大，天津所出汇票流通较少，济南“各种汇票，以上海为最多，其次为
天津、青岛，再次为徐州、蚌埠、周村、潍县、济宁、烟台、南京等。”①郑州，“外来客商，
购办货物，均开立期票，售与银行号，以沪汉居多数，津票次之。”①窥诸上述事实，我们看
到天津银号（还有一部分商号）的汇票已成为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工具，这是腹地
在金融上对天津依赖的反映，也恰是天津作为北方金融中心地位的一个表现。另外，此项汇
票的流行其积极作用显而易见，最为突出的是节约了现金的流通，方便了交易。河北玉田县
林南仓镇，“有大量苇席出产，其产额价值每年约合数万元。每年出口之杂货价值尤巨，热河
入境之粮食，亦有一部分以此为集散中心。故林南仓之与热河交易之繁盛，为他镇所不及。
在昔镖车自喜峰口入关，辙载银元数十万至百万，卸银大站，林南仓为首屈一指。及汇兑之
方法进步，津票之方法产生，而大量之现款遂亦不复由热河运林南仓镇矣。”①
此项汇票，最初其购买者多为商人，主要用于到异地偿还货款或者债务，由于此项汇票
的信用，收到汇票者并不急于兑款，而是继续用于偿还货款或者债务，于是，“此项汇票因内
地买货辗转流通，迨至到津付款，需时恒在一月以外，间有至半年者”，①因此，不仅钱庄、
银号，而且银行都把它作为资金运用的一种工具。在石家庄，“此间进出口货付价办法，均使
用五日或七日之期票，俗名五七期票，通常于七日后付款，商人多以此期票售与银行，拆取
① 天津市地方之编修委员会：《天津通志·金融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年，第 324 页。
①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 卷 10 期，1931 年 4 月。
①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档案：易县永德银号来去函，天津档案馆，全宗号 161-1-762。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国际金融研究所，1991
年，第 246 页。
① 《交通银行民国十五年营业报告》，《银行周报》11 卷 18 号，1927 年 5 月 17 日。
① 石家庄中国银行：《新集镇调查报告》，《中行月刊》1 卷 1 期，1930 年 7 月。
① 《济南金融市场之概况》，《中央银行月报》3 卷 7 号，1934 年 7 月。
①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 卷 10 期，1931 年 4 月。
① 毕相辉：《河北省宝坻县金融流通之方式》，《大公报》1934 年 7 月 11 日。
① 石家庄中国银行：《新集镇调查报告》，《中行月刊》1 卷 1 期，1930 年 7 月。
现款，此间银行全恃购买此类期票以博利，其数实较汇兑为多。”①郑州，“行号均以购买花客
之汇票为主要业务，放款不多，外行用款时，普通习惯以本家期票授予银号。”①有时，银行
还利用购买期票以应对市场之紧急情形。1926 年秋季，石家庄“棉花上市，现洋需用浩繁，
适以交通多阻，现洋来源缺乏，石行（交通银行）为辅助棉花出口商起见，乃竭力设法以接
济之，购入煤棉两项汇票，均达巨额。”①银行购买此项汇票，不仅是银行资金运用的一种重
要形式，而且借助于银行的资力也使此项汇票的流通得以扩大。因此，购买外埠期票成为实
现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形式，其间银行的作用不可低估。
银行的汇兑作用还不止于此，有时银行的纸币还起到汇兑之功效。银行纸币发行之初，
其适用范围只局限于城市，在农村，“内地农民对纸币殊不信任，每常洋用繁兴之际，恒不能
以纸币代现洋之使用。”不过这种状况在逐渐改变，因为“年来迭经事变，纸币率能充分兑现，
发行多公开，易昭民众之大信，加以领券办法施行，银号推行纸币甚力，伸缩亦可自由，增
发收回皆甚便易。有此数因，纸币之信用，日趋巩固，内地农民转觉纸币轻便易于携带，而
厌用现洋。”①天津各华资银行发行的纸币，流通较广，“其中又以中、交两行纸币能流通华北
各埠，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为管辖行之一，统有 3 支行 20 办事处，分布华北诸地，发行兑现，
自易推行顺利，其票面印有天津字样，通行平、冀、豫、鲁、晋、陕各省市，即在辽宁亦能
通用，且其值较伪中央钞票稍昂。交通银行天津分行同为管辖行之一，票面亦印有天津字样，
其流通范围则及冀、平、豫、鲁、辽各地。”①正因为这些银行纸币流通范围广，它在一定程
度上可起到汇兑的作用。陕商向省外汇款，有三种方法，一是银行汇款，二是邮局汇款，三
是“收买外省中国、交通、中央各银行钞票，大约中国银行之上海、天津钞票，每百元在西
安可升水数元不等，此项外省钞票，大率皆旅陕客商携入”，“上海中国、交通、中南、中央，
天津中交等钞，西安均能通用，每钞票百元，可换现洋 104 元，如以现洋换上述钞票，须 106
元换得钞票 100 元。”①在河南开封，“每年汇兑进出款项，约在六百万元，以中交两银行承汇
者为多。汇款进出以申汉两地为最，京津及陕西等处次之，盖京津两处可携带纸币往来，无
须汇兑”，①实际上纸币起到了汇兑的作用。在河北易县，也有此类情形，根据 1928 年 1 月
易县永德银号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所提供的易县商情报告，“本月内中行钞票在易流通者 40
万元，中南、交通五六万元。目下易在津埠售出杂山货，带回中行钞票甚属为夥，其他各银
行钞票仍然未能行使。市面信用，中行为最，中南、交通次之，中行钞票可能行使邻近各县，
有人外出找中行钞票，每百元加色一二角不等。”①
运送现金仍是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重要方式。之所以要采取运现的方式，原因是多
方面的。首先最基本的原因是贸易上不平衡。贸易平衡时，资金的流动可通过汇兑解决，不
平衡时，差额部分就需要通过运送现金以达到收支平衡。每届秋冬时节，天津都有大量的现
洋运往腹地广大地区，因为此时北方各地土货登场，大量运往天津，天津与内地的贸易就处
于逆差的态势。而到春夏季节，又是洋货和城市工业产品进入农村的高峰季节，天津又处于
顺差的地位，现洋从内地流往天津。第二，受内地农村使用货币习惯的影响。在农村，长期
以来人们习用的是银元、制钱，以致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民国年间，银行推广发行钞票，受
自身的信用未能得以推广，以及内地人们使用货币习惯的影响，钞票推行缓慢。二三十年代，
银行不断完善自身的信用制度，钞票的使用范围也得以扩大，但它并不能从根本上替代现金。
①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 181 号，1926 年 9 月 25 日。
①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 卷 10 期，1931 年 4 月。
① 《交通银行民国十五年营业报告》，《银行周报》11 卷 18 号，1927 年 5 月 17 日。
① 吴石城：《天津金融季节之研究》，《银行周报》19 卷 42 号，1935 年 10 月 29 日。
① 吴石城：《天津货币流通之概况》，《银行周报》19 卷 5 期，1935 年 2 月 12 日。
① 李亦人：《陕西省金融市场之分析》，《钱业月报》14 卷 5 号，1934 年 5 月。
① 《中国各省钱业调查录·河南省》，《钱业月报》3 卷 7 号，1923 年 8 月。
①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档案：易县永德银号来去函，天津档案馆，全宗号 161-1-762。
因此，在土货登场，内地需要大量现金，一时又运送不及时，可暂时以银行钞票应付，但必
须随后备足现金，以待人们以钞票兑取现金。第三，因汇兑的局限。天津与北方的许多地方
都有着直接的通汇关系，但仍有许多地方汇兑不通，这既有本来就不通汇兑的，也有一时因
战争、灾害等变故而不通的。如 20 年代，河北沧州、兴济一带与天津便不通汇兑，各面粉
厂往此处购买小麦，“所有购麦之款向须现洋运往。”①另一种情况是汇兑的汇费太高，如在天
津做草帽缏生意的洪祥益商号，须将货款调回山东，但“因向山东会兑会费吃亏过重”，1922
年 9 月，便随船运现洋 2 万元，经塘沽运往山东虎头崖，以备再买草帽辫到津出售。①
至于天津与腹地间运送现金的规模以及运往的地区，没有系统的资料可资利用，但一些
零星的数据和资料还是可让我们对之窥知一二。表 1 中该表所列的是 1922 年直隶省禁运现
洋出境后，各商申请领取的准运现洋的护照。据表，7 月，从天津运出现洋 万元，8 月
为 万元，9 月为 万元，10 月为 19 万元。所运往的地区主要有东北、直隶、山东、
山西、安徽等地。而运现的用途，最基本的就是采购货物之用，从表中看，有相当一部分是
工厂、商号为了采购米麦杂粮、山货、棉花、草帽缏等，所备用的购货款。另有一部分是银
行号的需用之款，这主要又是各地银行号为应付土货发动时市面紧急之用，天津以其自身的
金融吐纳能力，对各地市面起到了接济的作用。
表 1 直隶省禁现洋后各商申领运现护照统计表
领照时间 商号名称 运线数量（元） 运往地点 理由
6 月 29 日 增兴厚大米庄 10000 安徽宿县 采购米麦杂粮
7 月 11 日 同昌厚粮店 12000 安定廊坊黄村 购买杂粮
7 月 16 日 吉林驻津功成玉钱庄 5000 抚宁留守营 急 需
7 月 21 日 益发合银号 50000 昌黎、乐亭 备 用
7 月 22 日 吉林驻津功成玉钱庄 60000 留守营、山海关 应付汇票款
7 月 22 日 永孚银号 40000 蚌埠临淮关 代上海银行调项用
7 月 22 日 交通银行 银辅币 10000 石家庄 正太铁路各站找零
7 月 25 日 敦义银号 100000 北 京 联号用
7 月 31 日 宝隆和银号津庄 20000 留守营 总号急需
8 月 7 日 敦义银号 100000 张家口 联号用
8 月 8 日 天合盛 50000 乐亭昌黎 救济市面
8 月 12 日 边业银行 50000 济 南 需 用
8 月 15 日 同和兴 100000 奉 天 购买杂粮
8 月 17 日 大盛川记 50000 归 化 需 用
8 月 18 日 通盛远银号 50000 归 绥 总号需用
8 月 22 日 同和兴 100000 昌 黎 购买山货
8 月 22 日 敦义银号 50000 北 京 前运现款不敷分配
8 月 25 日 益发合银号 55000 滦 县 市面缺乏现款
9 月 1 日 边业银行 50000 济 南 前运现款不敷
9 月 7 日 北京商业银行 50000 南 京 需 用
9 月 10 日 兴业钱局 100000 山西平遥 需 用
9 月 12 日 山西省银行 60000 山西太原 总行需用
9 月 13 日 洪祥益 20000 山东虎头崖 购草帽缏
①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年，第 1227 页。
① 天津商会档案：开禁现洋出境各商请领护区，天津市档案馆，全宗号 128-3-6-5335。
9 月 19 日 裕华银行 50000 南 京 应交上海银行款
9 月 19 日 边业银行 50000 济 南 继续需用
9 月 21 日 交通银行 30000 济 南 土货交易需款
9 月 21 日 益记工厂 20000 饶阳大尹村 发放工资及工厂费用
9 月 22 日 山东工商银行 40000 济 南 现款短绌
9 月 25 日 永昌生 3000 安徽固镇 采办油粮
10 月 7 日 裕华银行 50000 蚌 埠 应交上海银行款
10 月 12 日 永孚银号 50000 蚌 埠 上海银行调项用
10 月 14 日 秀华斋南纸局 20000 冀 县 购买棉花
10 月 17 日 仁和义大米庄 20000 安徽宿县 采买杂粮
10 月 19 日 通盛远银号 50000 归 绥 解决调款困难
资料来源：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 1229-1230 页。
二、直接汇兑与间接汇兑
根据复杂程度的不同，汇兑可分为直接汇兑与间接汇兑。直接汇兑指两地之间直接通
汇，各地之间是否能够直接通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他们相互之间是否以贸易为基础
已形成了一定的资金流动规模，二在于经营汇兑业务的金融机构自身是否有了制度或技术
上的创新，从而不仅使有密切经济关系的地区之间形成直接汇兑，而且还使那些经济关系
不太密切的地区之间也能实现直接汇兑。天津与各地可进行通汇之地甚多，“奄有华北西北
各省之大埠，及东三省各地，而与上海、广东、汉口等大埠，亦有密切关系。”其中最为密切
者，有上海、北平、包头、张家口、石家庄、大连、沈阳、营口等地，①除上海外，其他各
地基本上是天津的腹地。
间接汇兑实质上是多角汇兑，通常为三角汇兑，也有四角甚至更多角的汇兑关系，间
接汇兑存在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国际市场上往往是利用各国及各地区货币制度及汇率的差
异以牟利的一种工具，而在我们所考察的国内市场上，主要是为了使不能实现直接汇兑的
两地之间借助于第三地实现资金的流动。第三地一般是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处于中心地位的
地区，它和区域范围内的大多数地区已实现了直接的汇兑。而这种间接汇兑的存在，除了
这两地之间还不具备直接汇兑的条件之外，往往还基于间接汇兑所涉及的各地之间一定的
经济贸易关系，即商品流动上的单向流动关系。
以天津为中心的北方区域，便有许多易于形成间接汇兑的经济贸易关系。一个典型的
例子，河北邢台、辛集等地为近代重要的皮毛加工集中之地，其原材料皮毛则来自于西北
内蒙、甘肃、宁夏等地，但邢台、辛集很少有商品反向流往西北，而邢台、辛集等地所产
的棉花等重要农产品主要输往天津，天津则有洋货及国内机制工业品输往西北内蒙、甘肃、
宁夏等地，这样便形成了三地之间商品流动的循环关系。另一个例子是天津的棉纱输往宝
坻、高阳等地，高阳、宝坻的棉布输往西北包头、丰镇、张家口等地，而西北这些地区的
土货则输往天津。其它与此类似的情形，不再一一列举。与商品流动相伴随的是资金的流
动，由于这些循环性质的商品流动关系中有一边或多边只存在单向流动，各自直接进行贸
易结算反而会产生极大不便，而间接汇兑则能很好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具体来看通过间接
汇兑实现的资金流动过程。
首先的例子是为实现兰州与邢台间的资金流动所形成的兰州、西安、邢台、天津四地
间的汇兑关系。直隶南部的邢台县，是重要的皮毛集散之地，皮毛店常派人到甘肃收买皮
① 《天津市金融调查》，《中央银行月报》3 卷 9 号，1934 年 9 月。
毛。两地间无法运现，也不能直接汇兑，因为邢台有欠甘肃之款，而甘肃则无欠邢台款。
这样为向甘肃方偿付皮毛之款，不得不借重于天津，而天津与甘肃也没有直接来往，于是
又加进陕西西安，天津与西安有来往，西安与兰州有来往，邢台皮毛店，需派人在西安，
专办兑款事宜。“譬如皮毛商在甘肃兰州置妥货，无款可交，有本地钱庄，在西安用款，即
就皮毛商商议，两方议定，钱庄在兰州拨款与皮毛商千元，皮毛商即写信至本店所派西安
之兑款人，付与兰州钱庄西安分庄千元（假定系平价）。此时兑款人手内实际无款，于此
又有西安钱庄在天津用款，两方商定，钱庄在西安交款与兑款人，兑款人随即写信至天津
有关系之钱庄，付款于西安钱庄天津之分庄。天津与西安之汇兑，西安常处于不利地位，
故在此交易，西安钱庄，往往贴水与兑款人。然邢台皮毛商在天津无存款，将如何办理乎？
天津到邢台采购皮毛之商人甚多，其付货价多以天津本庄付款之汇票，邢台皮毛店，收到
汇票，即寄与天津有关系之钱庄代收，所得之款，即补足钱庄所垫付之款。”①这样，要实
现兰州与邢台间的资金流动，依次经历了兰州与西安、西安与天津、天津与邢台的汇兑，中
间借助了西安、天津两地。从这则例子，我们看到天津在北方区域商贸、金融中的重要性与
不足，由于天津与腹地的大多数地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腹地相互之间要完成相互之间的
资金流动，如不能直接汇兑，一般通过经由天津的间接汇兑便可完成，但当天津与腹地某些
地区的联系不太紧密时，这一过程的完成又不得不经由第四地，有些时候甚至更多地区，资
金流动变得异常复杂，进而使得资金流动的成本过高，因为每经一次汇兑便要付出一笔汇水，
汇兑次数越多总的汇水就越高。
我们再看宝坻的情形。①宝坻是河北省手工织布工业中心之一。宝坻布商所用之棉纱，
悉仰给于天津，所织出之布匹，需运至各地销售，与之相应而形成的资金流动方向是，宝坻
的资金需调往天津，以付纱款；布的销售地（姑且称之为第三地）需将布款调往宝坻。若第
三地有杂货输往天津，则有将货款由天津调往第三地的资金流动。这样，围绕着纱、布、杂
货的转动，而形成了三地间资金的循环流动。这种资金流动的最初形态，就是直接输送现款。
运送现款，需费巨而危险大。随着商务日繁，商人对三地间资金的流动乃采用了间接汇
兑的方法，其基本的原理是：第三地的杂货输出商，运货至津，销售后所得的货款，不需要
运回本地，仅向其本地输入宝坻布的布商取得现款，而以其存在天津的现款付与该布商的天
津分庄，这是第一层的相互抵兑。第三地贩运宝坻布的布商，也不需要从当地运现款至宝坻，
仅以它天津分庄的存款就近付给宝坻布商的天津分庄。宝坻布商在天津购纱就以它天津分庄
的存款付与纱厂，而无需从宝坻镖送现金，这是又一层的相互抵兑。经此三地间的相互抵兑，
实现了资金的流动。
各商相互之间付款，并不需真正移动现款，如理论上说第三地的杂货输出商须向第三地
布匹输入商提取款项，而事实上如果该输入商殷实可靠，则输出商可将款项存于布匹输入商
处。而在天津，天津购货商应付现款给第三地杂货输出商津庄；而第三地杂货输出商津庄又
须付现款给第三地布匹输入商津庄，实际上只要各商殷实可靠，天津购货商既不须付现款予
第三地杂货商津庄，第三地杂货输出商津庄也无须付现款予第三地布匹输入商津庄。这其间
资金的流动，是以天津购货商所开出汇票（所谓津票）作为工具的。如宝坻布商（甲）售布
给第三地布匹输入商（乙），乙因与第三地杂货输出商（丙）实行相互抵兑而持有丙所付的
向天津杂货购买商（丁）取款津票，则乙就以此项津票付甲。而甲又常在天津棉纱号（戊）
购买棉纱，则乙即以此项津票付戊，戊还可用此项津票付其余商家。这样丁所出的津票常常
辗转传流各地，等最终持票人到丁处兑现时，常达数月之久，中间持票之人不计其数。津票
就成为宝坻布业资金运作的重要工具，即各地相关的商家相互欠款时，欠方付以向天津取款
之票据。
① 曲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大东书局，1930 年，第 132-134 页。
① 关于宝坻的资料参见毕相辉：《河北省宝坻县金融流通之方式》，《大公报》1934 年 7 月 11 日。
高阳与宝坻有相似的情况。①高阳是民国年间兴起的北方几大手工棉织区之一。高阳的
织布者所需之纱，主要来源于天津，而所织之布要运往各地销售。棉纱由纱布商人从天津购
入，在高阳经过种种的手续，分散于乡间的数万织户，织成布匹，再经过一定的手续而汇集
于布匹贩卖商人之手；布匹经整理后（或不经整理）自高阳运至各地销售，换取现金，现金
直接从各地汇至天津，以偿还原料价款或再购买原料。如此周而复始，循环不已。这样就形
成了天津、高阳、高阳布销售之地三地之间的资金循环流动关系，“以天津为中心，直隶高
阳之布庄，欠天津棉纱庄之款，包头、丰镇、山西之布商又欠高阳布庄之款，同时天津皮
毛、粮食商又欠丰镇等地商人之款，如此则三方可以用间接汇兑法，以清理前款。天津之
皮毛商，给丰镇商人以本庄付款之汇票，丰镇商人，又卖与本地布商，交高阳布庄，布庄
并不带回原籍，即存于天津，以清理棉纱欠账。”①
在这三角流动关系中，天津与高阳间还存在着天津对高阳的融资关系。高阳布业运转过
程有着自身的特点，往往需时很长，“商人以货币换原料，原料换布匹，布匹再换货币这一过
程，普通要一二个月的时期，多则半年以上，如此一买一卖之间，势必囤积许多的原料和成
货，还有许多售货的账款（因为不记账，交易是做不大的）。”漫长的商品流通过程，需要商
人具有大量的经营资本。但是，高阳商人却缺乏足够的资本，必须通过借贷获取周转资本。
高阳商人所需的周转资本主要来自于天津，其获取的方式前后有所变化。1921 年前，商人
们赖以周转交易的，以天津棉纱号的赊账为最主要。这一时期，国内棉纱市场兴盛，天津专
门买卖棉纱的棉纱号，不下数十家。日商为倾销日本纱，常将纱赊给棉纱号，各纱厂也不得
不如此。棉纱号再将棉纱赊售与高阳商人。而纱布的供不应求，利益优厚，还账的信用很好，
也使天津的棉纱商愿意赊售棉纱。这样，高阳布线庄在手头借以活动的资金，大半是仰仗纱
号的赊账，否则将无法周转。1921 年后，棉纱市场发生变化，棉纱迭价，同时高阳商人对
棉纱行市相当熟悉，棉纱庄获利微薄，自然不愿意再赊账了，这时高阳的布线庄所需的周转
资金，又变而为主要依靠天津银号的借款，即布线庄在天津采购棉纱时，银号为之垫借部分
或全部货款，布线庄在外埠售布得款后再汇至天津，陆续归还或存放银号。所以，高阳商人
做纱布生意，的确不需要巨大资本，这正与当地的经济状况相吻合。当然，高阳布业的这种
资金运作方式，有着自身的局限，即对天津的金融业依赖太强，一旦天津的金融业收缩放款，
受损害的将是高阳布业，30 年代便是如此，“近一二年来，因布业衰落，银号放款，比从前
严紧，且遇有风险或信用发生问题时，随时就要逼还欠款，布业金融未能独立健全，实在是
高阳布业很吃亏的地方。”
总之，高阳布业的金融，以天津为中心。因为高阳织布的原料，大部分仰给于天津。高
阳商人因资金缺乏，在天津购买原料，多靠银号的垫款或纱号的赊欠，原料商在高阳又多以
记帐的办法分售与其他的布线庄和染线工厂，所以高阳的纱布商人，大多直接或间接受天津
方面的接济，结果天津成了高阳布业金融汇兑的枢纽。
以上只是以天津为中心的间接汇兑的数例，实际上在北方区域中情形还是比较多见。根
据以上几例，我们可以总结如下，第一，这些间接汇兑得以实现，都是因为天津在其中起到
重要作用，因为天津与各地基本上都有直接汇兑关系，上述第一例中的兰州到 30 年代也实
现了与天津的通汇，换句话说，间接汇兑更多的是腹地借助于与天津的经济联系而实现相互
之间的资金流动。而且，随着天津与腹地通汇之地的增多，复杂的四角甚至更多角的汇兑关
系会逐渐减少，而更直接地与贸易相伴随的三角汇兑会逐渐增多。另外，实现间接汇兑的工
具是天津商号或银号付款的汇票，也体现了天津在区域资金流动中的中心作用。第二，这种
间接汇兑还往往与天津对腹地的融资结合在一起。上述高阳的例子表明高阳商人主要以取得
天津商号或银号的赊欠或垫款获得所需资金；而宝坻尽管“地多富商大贾，其资金运用之对
① 关于高阳的资料参见吴知：《乡村织布工业的一个研究》，商务印书馆，1936 年，第 56-65 页。
① 曲殿元：《中国之金融与汇兑》，第 137-138 页。
象，类无固定之畴域，视利润之厚薄而定投资之方向及形式”，①我们也没有足够资料证明，
但宝坻商人向天津的融资应是必然之事。
另外，天津与腹地、上海、郑州之间还存在着三地资金的循环流动的关系，这是基于上
海、天津在近代中国金融市场上的中心地位，以及郑州乃两地重合腹地等原因。根据中国银
行的资料，中国银行“因津行及辖内其他各处，对于沪埠均以托解之款居多数，以致沪洋或
规元头寸，恒苦短绌，独郑处则反是，托沪收进之期票押汇等款，为数至巨，正可抵补津属
亏短之沪款头寸……；又本埠（郑州）棉花交易，约分两个时期，春季由一月至五月，秋后
十月至十二月，每年在第一时期内，郑处能揽做二三百万之生意，而是时津属之石、保、邢
等处，现款来源极为旺盛，得水收进以供郑用，郑处以之经营，复可得优厚之利益。”①这里
的情形与前述的间接汇兑不完全相同，但也一种多角的资金流动关系，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及
其下属各支行处，利用这种三地间的资金流动循环，使得资金短缺得到弥补，而一时的盈余
资金又能得到有效利用，资金的利用效率得以提高。
三、贸易结算、融资与投资
以与贸易相关的资金流动为主
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和天津与腹地的贸易密切相关，可以说，其主要内容便是涉
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即贸易结算。关于这一点，我们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加以证实，不
过有两个方面可说明这一问题。一是天津以及腹地的金融季节（见表 2）。所为金融季节，
是指金融市场资金的供求呈现季节性变化。导致金融季节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业不发达，对
金融能产生重大影响的往往是农业，因此，当农产品大量上市时，对货币需求量大，金融出
现紧急；反之，金融松弛。而商业结账之期，如端午、中秋、年底的大结账期，月底望日的
小结账期，都会出现金融紧急。天津的金融季节变化大致如下：一年之中，银根当以秋冬之
交最为吃紧，因此时华北农产物品如棉花、小麦、高粱、芝麻、花生、桃核仁、杏仁等，先
后登场，或由客商运津求售，或由津市商人赴内地收买，需用洋款极巨。2 月间正值阴历年
关，因年关结账，金融也很紧急。3 月至 5 月白河及其支流都已解冻，蒙古、绥远一带的皮
毛土货，多运津求售，同时一年之中进口货物也以此时为最多，故银根虽不像秋冬两季紧迫，
但较夏季还是要紧迫很多。6 至 8 月，时当夏令，商业停滞，银根宽松。入 9 月间，秋节结
账，粮食、棉花行将登场，银根转趋坚挺，直至秋冬季节达于最紧。而北方各地与天津的金
融季节大致相同：最紧时期为由每年之十月至翌年之二月，中尤以十一月最为坚俏，自三月
以至五月，金融常时趋于缓和，六月至九月间金融最为疲软，而以八月为全年最松软时期，
入九月则转趋紧迫。实际上天津的金融季节缘起于北方各地农产品贸易的季节性对资金的季
节性需要，这既反映了天津与腹地间密切的金融联系，也应证了资金流动是因贸易而起。
表 2 北方各地的金融季节
月份
地区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天津 紧 紧 松 趋紧 稍紧 松 松 最松 趋紧 紧 最紧 紧
北平 甚紧 紧/松 松 松 趋紧 微紧 微松 紧 紧 紧 紧 甚紧
青岛 最紧 松/紧 紧 稍紧 稍松 松 最松 最松 松 稍紧 紧 最紧
① 毕相辉：《河北省宝坻县金融流通之方式》，《大公报》1934 年 7 月 11 日。
① 《调查郑州出产及商业金融状况报告书》，《中行月刊》2 卷 10 期，1931 年 4 月。
开封 最紧 紧 趋松 松 松 松 最松 松 趋紧 紧 紧 最紧
石家庄 极紧 紧 转松 极松 转紧 松 渐紧 紧 极紧 极紧 和缓 转紧
青州 甚紧 松 松 松 略紧 紧 松 松 转紧 紧 甚紧 甚紧
济南 趋松 松 最松 最松 最松 最松 松 渐紧 紧 紧 最紧 最紧
唐山 最紧 趋松 松 极松 转紧 紧 转松 紧 甚紧 扔紧 紧 甚紧
归绥 尚紧 转松 平稳 极松 极松 趋紧 略紧 转松 趋紧 甚紧 极紧 仍紧
资料来源：《中行月刊》8 卷、9 卷各期，1934 年；吴石城：《天津金融季节之研究》，《银行周报》19
卷 42 号，1935 年 10 月 29 日。
第二，天津是北方广大地区资金流动的中心。北方各地对外汇款均以天津为主要汇兑之
地，张家口“其汇出汇款，以天津为最多，北京次之，其他各埠又次之。①包头“与津、京、
太原、张家口等地的往来汇兑关系，殊为密切。有联号关系的钱庄，经营汇兑自然得心应手；
没有联号关系的小钱庄亦可委托代办，从中分享利润。1935 年包头全市汇兑总额为 3000 万
元，汇出汇入均以天津为最巨。汇入总额 2258 万元，其中天津一地占 51%，汇出总额 958
万元，其中天津一埠占 62%。”①在绥远，“上年（1934）汇入款项共一千万元以外，平津方面
占多数，山西与西路次之。汇出款项约在七八百万元，平津占多数，西路与山西等次之，大
抵绥远商号直接通汇地点，范围狭窄，沪汉方面，仅中交行之零星数目而已。”①河北邯郸，30
年代有钱庄 5 家，其中裕丰恒、元生恒都专营天津汇兑，可见与天津的汇兑在当地的重要性。
①石家庄，“汇兑以对天津者居多。”①山西省对省外汇款以对天津为主，1935 年钱庄的汇兑总
额，汇出为 2758 万余元，其中汇往天津为 1460 余万元，超过总额的一半，汇入总额为 2712
万余元，其中由天津汇入为 1347 万余元，也占一半左右。①在甘肃兰州，“省外以天津一埠汇
兑为最繁盛，盖甘省货物大率由黄河下运，直走包头绥远转运京绥路以至天津等处。其次为
陕西上海等处。……昔日省外汇兑皆操于一二钱庄之手，故得任意操纵抬高汇水，闻最高时
千元有高至百元者，自中央银行分行设兰州后，该行天津上海等处，皆有分行，故汇水已日
趋平稳矣。”①山东、河南两省许多地方，与青岛、上海、汉口等口岸联系更为密切，与天津
的金融联系要少一些，但天津仍不失为重要之地。
现洋的运送也是以天津为中心，“不独平津两地时须互运现洋往来以济市面，即华北各
地，东至北宁路至唐山、秦皇岛，西北至平绥路之归绥、包头，南至平汉路之郑州等处，
或为实业工厂所在，或为内地土货所集，所须现洋向须由津运往接济。”①以西北方向为例，
在绥远，“当地现银以平津山西为来源”，而归绥又成为绥西广大地区现洋的重要来源地。
①张家口是西北重要贸易中心，又是内地与蒙库商务枢纽，“市面所需现金，多自京津运往，
与京津商业金融关系至为密切。”①北方其它各地，河南、山东、陕西等地，现洋部分来自
于上海、汉口，而天津仍是一个重要来源，如济南本地，现洋向来缺乏，其来源一是直接
从上海调款，同时也从天津调取，1922 年八九月间，交通银行、边业银行因“土货发动，
交易繁多”，而济南市面现金缺乏，分别往济南调运现洋，共 18 万元；山东工商银行因济
① 《交通银行民国十五年营业报告》，《银行周报》11 卷 18 号，1927 年 5 月 17 日。
① 包头市人民银行：《包头金融志》（上篇），《包头史料荟要》第 12 辑，1984 年，第 165-166 页。
① 范椿年：《绥远经济调查》，《中央银行月报》4 卷 3 号，1935 年 3 月。
① 王刚、王昌兰：《近代邯郸商业概况》，《邯郸文史资料选辑》第 3 辑，1986 年，第 46-47 页。
① 《石家庄之经济状况》，《中外经济周刊》第 181 号，1926 年 9 月 25 日。
① 实业部国际贸易局：《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第 57-59（辛）页。
① 李亦人：《甘肃兰州金融概况》，《钱业月报》14 卷 6 号，
①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28-1937）》，第 666 页。
① 范椿年：《绥远经济调查》，《中央银行月报》4 卷 3 号，1935 年 3 月。
①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12-1928）》，第 1232-1233 页。
南有大宗汇款需要交付，而现款不足，从天津调运现洋 4 万元。①在河北、山西，现洋主
要来自于天津。
天津是北方的区域资金流动中心，与天津作为北方的区域贸易中心是相吻合的，也就是
说，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主要是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即贸易结算。在这样的资金
流动过程中，我们看到当腹地需用紧急时，天津的资金流向腹地，从而引致天津的金融紧急；
反之，当腹地需用趋缓，且须购买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时，资金又流向天津，天津的金融季
节也趋于缓和，由此产生了天津对广大腹地在资金流动上的聚集和分散效应。而与贸易相关
的金融的发展，直接推动了天津金融业规模的扩大、资力的聚集，进而使得天津与腹地资金
流动的内容必然要超出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范围。
为腹地提供融资与投资
天津与腹地间的资金流动，除涉及商品买卖的资金流动外，还有因融资与投资所引起的
资金流动。这种资金流动，与涉及商品买卖的资金流动一样，应该是双向的，既有天津流向
腹地，也有腹地流向天津的，天津是工商、金融业聚集的中心，对腹地的投资者来说，有很
大的吸引力，因此，许多工厂、商号、银号、银行，其投资者来源于腹地，形成了因投资关
系腹地向天津的资金流动。不过，天津与腹地因融资和投资所引起的资金流动，其主导的方
向是天津向腹地的流动。由于天津与腹地的商业贸易关系，与涉及商品买卖的资金流动相伴
随的是，天津的银号、银行向腹地的商业性融资，从而弥补了腹地在商业贸易中资金的不足；
另一方面，随着腹地近代工矿业的兴起和发展，天津的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有了对腹地工矿
业的融资和投资，体现了天津对腹地经济发展的支持。
首先，天津金融业向腹地商号的融资。这种融资有直接和间接两种类型。腹地商号来津
购货，如遇资金不足，可向天津银号借贷，如 1921 年以后，高阳的商号来天津购买棉纱便
向银号获得借款；还有押汇和购买外埠期票等形式，押汇是银行把汇兑和放款结合在一起的
一种业务，各银行在内地办理押汇业务体现了银行对内地商号的融资，而购买外埠期票其所
包含的融资关系，既有当地银钱业与商号之间，有时还包含着天津的银行号向腹地商号融资
的内容。30 年代初，由于时局不靖，沿海商号到内地购货多出立期票，以致内地银钱号无
力承担，进而影响到内地物产的销售。鉴于这种情况，中国银行命令内地分支行处尽量多做
期票贴现及买进期票，1932 至 1934 年贴现及买进期票余额达 3000 至 3600 多万元，全年累
计数达三四亿元以上，1935 年余额达 4500 万元。①中国银行内地的分支行处购买如此大量
的期票，仅靠自身是不够的，在资金上他们要依赖沿海的总行或重要分行，天津分行便成了
腹地各分支行处资金的重要来源。天津金融业还间接地向腹地商号融资。清末以来，天津商
业交易中有一种惯例，一些商号，主要是斗店、货栈、批发商号等给与其发生贸易往来的商
号提供周转资金。天津的粮食交易中，外地客商运粮来津，由西集、北集各斗店买卖，“外客
卖粮各店先行垫付，然后再向买客收敛，辘轳周转，每店垫付每店，至少须十万余两”。①货
栈亦有为客商垫款的，“货栈以堆存货物收取栈租为主，并代客办理报关完税保险及起卸货
物等事，如遇外客需款，亦可垫借。”①津埠的批发商行也为商号垫款，如棉纱号庄，“棉纱批
发商号的销货，无论是期货还是现货，都只有少量是现销，多数是赊销。尤其是外帮老客
几乎都是赊销，有三种办法：（1）事先讲好付款期限，或给远期庄票；（2）每笔生意成
交时不付款，到月底统一结清；（3）约定三节结账，随时有卖货也有收款，滚着走，到
① 天津商会档案：开禁现洋出境各商请领护区，天津市档案馆，全宗号 128-3-6-5335。
① 中国银行行史编辑委员会：《中国银行行史》，第 277 页。
①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 1982 页。
① 天津中国银行：《天津商业调查概略》，《银行周报》14 卷 26 号，1930 年 7 月 15 日。
节下结算一次，可能结清也可能甩个尾数。”①斗店、货栈、棉纱批发商号都承担了一部分资
金融通的功能。但是，这些商号本身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如经营粮食买卖的斗店自身资本
有限，而棉纱批发庄号的自有资本仅占整个营运资本的百分之二三十，资金缺口很大，他们
需要取得外部资金，以维持自身经营的运转。因此他们需要借入资金，其借入资金的主要来
源是银号、银行，如斗店要向银号借贷以资周转，一旦银号不能及时提供资金周转，粮食交
易便马上产生困难，①货栈、批发商行则从银号和银行获得资金。因此，从表面看，这些商
号向客商的借贷是他们之间的商业信用，实际上，在他们背后是天津金融业对腹地客商的间
接融资。
其次，对腹地金融机构的支持。天津金融业与腹地金融机构之间，在频繁的资金往来中
已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当资力弱小的腹地金融机构资金不敷运用，或遇紧急情况时，常能得
到天津金融业的支持，如在郑州，各家银号“除资金护本存款以外，不敷者均向京津沪汉各
大埠调用。”①这种支持，一种情况是通过同一银行分支机构之间资金的调剂而实现的。中国
银行天津分行是区域管辖行，腹地大多数分支行处归其管辖，这些分支行处若遇资金不足或
紧急情况时，多从津行调用资金。即使那些不属于津行管辖的分支行处如济南分行，也常得
到津行的支持。1928 年 2 月，中国银行由津行向鲁行运现 30 万元，以备鲁行之用。4 月，
鲁行遭遇挤兑，请求津行支援，由津运济现洋 10 万元，另由往来帐汇用 20 万元，津行如数
满足所请，鲁行挤兑渐趋缓和，但每日仍兑出现洋在 5 万元之数，鲁行为应付紧张局势，请
求津行再给予一二十万元的支持。由于津行的接济，鲁行得以平息这次挤兑风潮。①
另一种情况是不同的金融机构间形成的借贷关系，这种借贷关系，有的是应借贷方的请
求而出借的，如 1927 年 9 月底，太原市场银根骤紧，当地钱业请求山西省银行及中国银行
给予各银号放款，以平抑利率。中国银行先后于 30 日和 10 月 3 日，出借 6000 元和 3 万元。
①1932 年 2 月，山西省银行以军需公债 134 万元，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押借 20 万元，①1934
年 12 月，因山西省购办铁路材料，由太原亨记银号出面向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以军需公债 100
万元押借 50 万元。①有的则以相互之间建立的业务关系为基础，如中国银行天津分行与腹地
的多家钱庄、银行订立了外埠同业往来，互相代理收付，如河北易县的永德银号、辛集镇的
东龙盛银号，津行往往给予这些银号以一定的透支额，1930 年 7 月，津行给予辛集镇东盛
隆银号透支 5000 元，①这既有利于中国银行开展业务，也是对腹地金融机构的支持。
再次，天津银行对腹地的放款与投资。民国以来，天津腹地兴办了越来越多的新式工矿
企业，这些企业对资金需求量大，本地金融机构难以满足，于是便从上海、天津、汉口等大
都市获得资金，其中以从天津银行获得的资金占多数。这就形成了天津与腹地间以放款和投
资为内容的资金流动。天津的银行向腹地的企业提供一定数量的放款和投资，对于这些银行
来说，既可以扩大资金运用的空间范围，也可以达到金融家们所提出的支持内地工矿企业发
展的目的。
天津腹地的工矿企业以棉纺织业、煤矿业和面粉业最为突出，天津银行对腹地企业的放
款以这些行业为主，表 3 所列中国银行、金城银行在天津腹地放款情况印证了这一点。各银
行的放款多为原料和产品押款，棉纺织业以所购棉花或所产棉纱作为押品，如 1930 年 1 月，
中国银行天津分行郑州豫丰纱厂订立透支 50 万元，1931 年 3 月，增加临时透支 30 万元，
① 丁世洵：《解放前天津棉纱批发商业史略》，《南开学报》1981 年第 5 期。
① 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第 1982 页。
① 《郑州金融机关》，《中央银行月报》2 卷 11 号，1933 年 11 月。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117-119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242-243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237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238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246 页。
以陕棉八折作押。①1931 年 3 月，津行与华新卫厂订立花纱透支 100 万元，①1931 年 6 月，
津行与榆次晋华纱厂订立透支 100 万元，1934 年 11 月增至 240 万元。①1931 年 6 月，津行
与太原晋生织染厂订立纱布抵押透支 30 万元。①1933 年 5 月，津行与河南武陟巨兴纺纱公
司订做押透 30 万元。①煤矿则以所出煤作押品，如 1933 年，井陉煤矿以煤作押向中国银行
商作押款 16 万元。①1934 年 6 月，中福公司以焦作道口存煤作押，向河南农工银行、中国
银行、金城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借款 50 万元。①另一种是厂基押款，如 1931 年 3 月，
津行与华新卫厂订立厂基押款 30 万元，5 月，改为 45 万元。①同时也不完全排除信用放款，
1930 年，津行与石家庄大兴纱厂订立抵押透支 50 万元同时，还订立了往来透支 5 万元，①
显然信用放款的规模要小得多，而且，银行作信用放款时，往往只限于殷实可靠的企业，中
国银行给予大兴纱厂往来透支是以该厂经营状况良好、信用度高为基础的。
表 3 中国银行、金城银行对腹地放款的企业
中国银行 金城银行
棉纺
织业
郑州豫丰纱厂、榆次晋华纱厂、
太原晋生织染厂、华新纺织公
司（卫）、石家庄大兴纱厂、
河南武陟巨兴纺纱公司
宝 丰 纱 厂 、 华 新 纺 织 公 司
（唐）、华新纺织公司（卫）、
华新纺织公司（青）、山东鲁
丰纺织公司、
面粉
业
河南民安面粉公司
煤矿
业
华北煤业公司、山西煤业公司、
保晋公司、井陉矿务局、大同
煤业公司、中福公司、六河沟
煤矿、开滦矿务局
六河沟煤矿公司、龙烟煤矿公
司、贾汪煤矿公司、正丰煤矿
公司、建昌煤矿公司、中兴煤
矿公司、北票煤矿公司
资料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第 157-159、370 页；林士清、
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01-368 页。
各银行对腹地企业还有一定数量的投资，投资的形式有直接出资开办企业、购买企业证
券、向企业加入股份或收购丧失偿还贷款能力企业的财产。直接出资开办企业以在内地开办
打包厂最为典型，往往是银行与内地绅商共同出资开办，1934 年 5 月，西安打包厂创立，
股本 50 万元，其中中国银行 20 万元、金城银行 12 万元；①1934 年 5 月，彰德打包厂创立，
股本 15 万元，其中金城银行 3 万元，中国银行 万元；①1935 年 4 月，灵宝打包厂创办，
股本 15 万元，其中金城银行 4 万元，中国银行 8 万元。①认购企业债券，如金城银行便购买
了山东中兴煤矿、河北六河沟煤矿、安徽打通煤矿、河南中原煤矿、山西正丰煤矿等企业的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17、319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46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49、351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52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56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65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67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46、347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53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138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142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141 页。
债券，金城银行还购买了六河沟煤矿、中原煤矿等企业的股票。①对经营严重亏损企业的收
购，以中国银行对河南豫丰纱厂的收购最为典型，到 1936 年，豫丰累计亏损 360 万元，1937
年 5 月，豫丰旧股 420 万元，按票面 5 折，全数由中行收购。①
此外，30 年代初，各银行鉴于农村金融枯竭，把资金投放于农村，也引致天津向腹地
的资金流动，尽管数额有限，在一定程度上仍体现了天津金融业对农村经济的支持。
以上从方式和内容的角度对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的分析，证实了天津在近代北方区域
中的金融中心地位。不仅各地以与天津的资金流动所占比例最大，而且腹地相互之间的资金
流动也要借助于天津；从资金流动的内容看，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即贸易结算乃是天津
与腹地资金流动的主要部分，其中由于贸易的季节性而来的金融的季节性，即以天津为中心
的资金的聚集和分散，正是天津成为北方区域的资金流动、聚集和分配中心的一个典型体现。
天津与腹地的资金流动还有着天津对腹地的融资和投资的内容，有些与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
流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有些则是单纯的融资和投资关系，体现了天津对腹地经济发展的
资金支持。当然，对近代天津的北方区域金融中心地位不宜评价过高，毕竟近代中国金融业、
金融市场的发展都还处于一个较低的层次，使得天津作为区域金融中心的资金聚集和辐射效
应受到限制；而天津与腹地间资金流动主要是涉及商业贸易的资金流动，而融资和投资性质
的资金流动则极其有限，正是低层次的一个典型体现，从深层次上说，乃是因天津与腹地经
济发展的不足，使得整个区域对资金的供给和需求都受到限制。
①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年，第 173-174、376-379
页。
① 林士清、刘继增：《中国银行天津分行行史资料》，第三册，第 334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