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2 卷 第 2 期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 ( 社会科学版） V〇l .3 2 N o .2
2017 年 3 月 JOURNAL OF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Mar. 2017
d〇i:1 0 .1 6 2 9 9 /j.
引用格式 :王泽彩，费之光 . 提高劳动性收入占比的制度改革思考 [ J ] .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 0 1 7 ,3 2 (2 ) :
2 1 - 2 7 .
WANG Zecai， FEI Zhiguang. Thought on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raising ratio of labour income[ J ] . Journal of Beijing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20 1 7 ,3 2 (2 ) ：21 -2 7 .
提高劳动性收入占比的制度改革思考
王 泽 彩 \ 费 之 光 1,2
( 1 .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北 京 100036; 2 . 吉林工商学院财税学院，吉 林 长 春 130507)
摘 要 ：能否有效提高劳动性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不仅事关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深化，更是决定能
否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当前，我国实施的致力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的各项改革举措收效
甚微。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中获得启示，提 出 在 2 1 世纪具体劳动形式发生深刻改变的条件下，提高劳动性收入占
比必须将人力资本投资从被动机制转化为主动机制，赋予劳动者在生产管理过程中与经营收益索取上的产权保护，并改
革教育模式，发挥劳动者群体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关键词：收入分配；劳动性收入；剩余价值分配；人 力资本；员工持股；制度改革
中图分类号 :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 9-6116(20 17)02-0021-07
3 0 多年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历
程 ,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体制，生产要素按贡献
参与分配的确立调动了各种生产要素主体的积极
性。但是，劳动收入份额从2 0 世纪 9 0 年代中期
开始呈现逐年下降,资本与政府部门收入份额呈
现逐年上升。尽管近年来对提高劳动者收入的呼
声与讨论持续不断,但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化改革
仍裹足不前,各项举措对于调整劳动收入份额收
效 ,实难尽如人意，利益矛盾反而越来越大。 随着
经济增速的进一步放缓，有可能引爆积聚已久的
因收入分配不公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在我们
这个有着全球最大劳动人口群体的国家里，“劳
动致富”是整个社会所能接受的道德原则与社会
正义的最基本体现,是每个普通劳动者“美好梦
想”能够得以实现的根本保证。 收入分配制度改
革是我国深化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新成长
劳动力显著减少，投资回报率下降,如何建立起一
个与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
使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分配制度，将对经济
与社会发展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研究提高劳动性收入占比的现实与意义
(一）我国当前劳动性收入分配境况
按生产要素的贡献进行分配,是激发全体社
会成员努力创新、创业的初衷所在。 但劳动生产
率的提高并没有带来工人实际工资的同步增长,
劳动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比重持续降低，随之也产
生了明显的生产要素泛化现象。 现实收入分配与
“以按劳分配为主”的分配制度渐行渐远。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金流量表数据显示，我
国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1 9 9 2年的 54. 6 %
水平开始下降, 2 0 0 4年时 50. 7 % , 2 0 1 1年时已下
降到了 4 4 . 9 % 。 2 0 0 2— 2 0 1 0 年间，第二、三产业
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劳动报酬都低于GDP的增长,
特别是第二产业劳动报酬占GDP比重从2 0 0 2 年
的 40. 9 % 下降至 2 0 0 7 年的 3 4 . 2 % ,之后虽有回
升 ,但幅度很小。[1]由于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居
收稿日期：2016-10-24
作者简介：王泽彩（1966—），男，山东青岛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财政政策、财政制度等；
费之光（1979—），女，吉林长春人，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吉林工商学院财税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收入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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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 第 2 期
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比重呈逐年下
降趋势。特别是，随着2002年以来工业化明显加
速，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投资需求成为拉动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国民收入分配上政府和企业收
入份额出现了较快增长。2001—2007年国民收入初
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年均增长11. 8% ,而政府收入年
均增长 % ,企业收入年均增长31. 3 % 。[2]
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分析来看,2011年
以来全国城镇非私营与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
工资增速均呈现出下降趋势。工资性收入在我国
城镇居民家庭收入中的占比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
势，1990年时为75. 83% , 2000年下降到71 % ,
2013年下降到64. 0 7 % 。[3]2014年全国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比为56. 6 % ，工资
性收入与经营净收入均较前一年出现下降，而财
产性收入与转移性收入均较前一年有所上升。[4]
我国近年来财产性收入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这
看似是居民家庭收入构成向多元化转变的良好表
现，实则隐藏着深层矛盾。1995—2012年间我国
居民家庭净财产均值增长了 21倍之多，但同期城
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只分别增长
了 倍和 5 倍。家庭间的财产差距也越来越
大,2008—2015年居民财富增长率为6 4 % ，而前
1 0 %富裕人群的财富增长率达到9 6 % ，前 1 % 富
裕人群的财富增长率高达131 %。[5]财产性收入
占比提高极易导致经济收入缺乏流动性,使社会
阶层固化。
(二）收入分配改革政策取向
为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党的十七大
报告中摒弃了长期以来“效率优先”的提法，提出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
系冶，并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作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方向。对公平与效率的
这种重新定位，充分体现出收入分配政策对公平
的倾向性。党的十八大报告在十七大报告关于健
全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建设要求基础
上，再次强调努力实现“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
产率提高同步冶，理顺国家、企业与老百姓的分配
结构关系，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2013年 2 月国务院批转了《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
度改革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了调整收入分配
格局，逐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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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
的初次分配机制，扩大就业创业规模，创造平等就
业环境，提升劳动者获取收入能力，深化工资制度
改革，完善工资决定和增长机制，形成主要由市场
决定生产要素价格的机制，完善初次分配机制的
改革目标，自此开启了收入分配制度的深化改革。
2016年下半年以来收入分配改革的步伐明
显加快。2016年 1 0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激发
重点群体活力带动城乡居民增收的实施意见》，
提出以技能人才、新型职业农民、科研人员、小微
创业者等群体作为切入点，综合运用激励手段在
初次分配中鼓励全体劳动者通过诚实劳动、辛勤
劳动、创造性劳动创收致富。2016年 11月中办、
国办印发了《关于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
配政策的若干意见》，提出构建起体现增加知识
价值的收入分配机制。对于已出台的政策方案来
说，分配改革主要集中在知识技能水平较高并便
于进行体制内调节的部门，而如何让改革惠及占
劳动者大多数的普通农民与工人,却是更为艰巨
的任务。
(三）提高劳动性收入占比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潜在的经济增速正在放缓，以廉价
劳动力和资产投资为增长引擎的发展模式必然不
可持续。庞大的制造业并未能够创造高附加值,
产业大而不强，原因在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不足、
缺乏核心技术。实现劳动报酬与生产率的同步提
高，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产业和技术升
级。人才供给是升级的关键，企业培育自主创新
的能力与动力，要求提高生产中有知识、有技术的
劳动者的比重，并对其进行有效激励。
我国处在后工业化时期，举国正在呼唤传承
和弘扬“工匠精神冶，但这需要巨大制度动力与文
化支撑。倡导制造业强国工匠精神，却无视在当
前巨大的劳资收入差距下,对于只能凭借劳动赚
取收入的普通劳动者来说,如果缺乏有效的激励，
怎么能够让劳动者耐心专注，脚踏实地，倾注大量
心血创造极品，并在成功之后依然安于本分，追求
精进？对能工巧匠给予合理的物质报酬,是社会
对工匠最为基本的认同与褒奖。
当前中产阶级不仅在庞大的劳动人口中所占
比重甚小，同时也普遍缺乏安全感,身份认同低。
导致这一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中产阶级主
第 32卷 第 2 期 王泽彩，费之光：提髙劳动性收人占比的制度改革思考
要包括政府公务员、企业家和各类专业人士，这些
人大部分属于再分配者而不是直接劳动者。当前
大量的工人阶级包括农民工还没有转型成为中产
阶层，这不仅会使产业升级困难重重，更难以实现
民主政治,甚至会导向民粹主义。劳动报酬构成
了普通居民收入的大部分甚至是全部，培育新的
中产阶级，就必须让更多处于基层生产线上的劳
动者迈入中等收入群体和中产阶级行列。
二、研究提高劳动性收入占比的文献综述
(一）已有相关文献
劳动报酬份额的变化为国内学界所广泛关
注，研究者们对此提出了多种提高劳动性收入占
比,改善收入分配格局的路径和方向。
程恩富[6]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归结
为 2 0世纪9 0年代以来大量私有经济的发展，提
出必须发挥政府和工会作用，严格最低工资制度
实行,并建立工资增长机制。董志强等[7]考察发
现收入分配改革政策的效率取向降低了劳动收入
份额，因此分配政策应更关注公平。部分学者认
为，劳动报酬份额下降根源在于投资驱动型的发
展方式,如权衡[8]认为长期以来快速却失衡的工
业化所推动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导致收入分配与利
益关系扭曲的根源，因此必须从市场经济体制改
革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出发,重建劳资关系。部
分学者从产业结构变化出发进行研究，如李稻葵
等[9]认为在劳动力向非农业部门转移过程中劳
动市场摩擦导致了工业部门的工资低于劳动边际
产出，从而使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白重
恩[1。]、张车伟[11]等学者经过测算发现，我国劳动
报酬份额与经济增长率间呈现出“倒 U 型”变动。
李子联[12]提出在劳动报酬占比较高阶段,经济增
长率将随着劳动报酬份额的上升而提高，因此应
以教育培训作为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基点。但邵
红伟等[13]认为倒U 曲线并非必然趋势，应当通过
经济法律手段使土地和资本分布相对平均，完善
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和医疗制度，使人们能力形成
与获取收益的机会平等，这将有利于库兹涅茨拐
点尽早到来。部分学者从要素市场的角度进行研
究:乔榛[14]将决定要素收人的根据归结为要素在
生产中的地位而不是在生产中的贡献，提出支持
普通劳动者的法律和制度有利于提高劳动者在生
产中的地位。洪银兴[15]认为由于在创新驱动型
经济中人力资本比物质资本具有更强的增殖能
力，因此收入分配应当向知识和技术要素倾斜，加
强劳动权益保护、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作用。也
有学者从劳资关系的角度进行了分析。汪丁
丁[16]认为，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导致了对资本
的倾向，政府应尽量降低为普通劳动者提供教育
和医疗服务的价格，并保护工会组织。郑永年[17]
认为，廉价劳动力导致劳动者收入过低，因此必须
制定有效的医疗、社会保障、教育等社会政策，政
府应重视工会的作用,平衡劳资关系。陈志武[18]
提出，工人权利受限直接压制了工资增长，由于普
通劳动者缺乏集体谈判能力，因此要增强工会和
职工代表大会的作用，完善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还有一些学者也提出了自己的对策意见。钟茂
初[19]认为有必要推行“劳动者群体收入倍增规
划冶，调整税收、利润和报酬的关系，保障劳动者
群体财产性收入。陈颂东[20]认为以流转税为主
的税制结构造成了国民收入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
斜，因此必须建立以直接税为主的税制体系。汤
文华[21]认为新常态下提高劳动收入必须推进市
场化改革，强化人力资本投资并激励大众创新创
业。董直庆等[22]关注到中性和资本增进型技术
进步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税收政策可以转变
技术进步方向，使收入积累和要素收入分配朝预
期目标方向发展。贾坤[23]经实证研究发现，企业
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存在正相关,应当通过制度
改革消除企业融资成本过高等不合理因素。
研究者们主要从所有制结构调整、收入分配
政策导向、经济发展方式、收入变化规律、产业结
构变迁、要素分配、劳动议价、劳动力市场分割、人
力资本结构等多个方面分析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的逻辑，进而提出了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
比重的应对措施。这些对策归结起来主要集中于
完善要素市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人力资本
投资，增加教育与社会保障支出，均衡公共服务,
强化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工资增长机制，推行工资
集体协商制度,发挥工会作用，改革税收制度等方
面。但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声音。谢作
诗[24]、储德银和张婷[25]认为，在剩余劳动力消失
后，货币超发、资产泡沫化会稀释劳动收入，而工
人结盟、实行工资谈判难以克服这一问题。陆万
军[26]提出，政府通过再分配和逆市场化政策来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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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 第 2 期
免利益集团的阻碍容易导致社会分化，通过公共
教育政策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但缺乏现代市场制度
依然会导致发展失败。
(二)文献述评
一是注意从生产技术创新视角研究对收入的
影响。既往的研究大多从收入分配改革的制度本
身出发，一些研究者虽然注意到了经济增长方式
对于劳动报酬比重的影响,但却忽视了生产技术
对转型发展的限制作用。马克思曾指出，消费资
料的分配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
件的分配则表现为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生产方
式首先是生产的技术方式。
二是重视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收益分配的作
用。人和劳动资料在工艺上的结合方式决定着社
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科学技术的演进在引起生产
方式变革的同时，将会导致生产要素组合及各种
生产要素边际产量的变动,从而改变各种生产要
素在企业生产中作用与地位，这会使要素所有者
要求对企业产权配置重新进行界定，以保证其合
理收益、生产积极性及企业效益。
三是强调分配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生产方式变
革规律。劳动者参与生产的形式决定了劳动者参
与分配的形式，因此本文的研究从生产方式变革
对收入分配方式演变的影响出发。要素所有者产
权配置能力的相对变化来自于生产技术与社会制
度两方面因素，文章关注于生产技术这一诱致性
因素对劳动要素在生产配置中相对地位变化的决
定作用，强调分配制度改革必须遵循生产方式变
革规律，从而提高劳动者的产权配置能力。
三、提高劳动性收入占比面临的困难分析
(一）当前收入分配政策效应亟待放大
1.工资制度改革
劳动报酬在法律规定上主要包括工资、奖金、
津贴等工资报酬，因此国家为维护劳动者权益，建
立了最低工资制度、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和支付保障机制，各地政府每年都会发布工资指
导线对企业的工资分配进行规范与调控。但工资
制度对于劳动性收入的提高作用有限。
首先，工资本身是一种事先确定的“合同性
收入冶，与劳动成果间缺乏紧密联系，企业难以对
劳动者的努力程度进行测度，也难以使劳动者关
心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极易出现“出工不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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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现象。
其次，最低工资调整以“兜底线”为基本定
位，目的在于满足低收入劳动者及其赡养人口的
基本生活需要，水平只能略高于居民低保、失业救
济金水平。且政府必须兼顾企业对人工成本提高
的承受能力。虽然工资集体谈判机制被作为劳动
力市场上确定工资福利待遇的正常机制，但由于
工会组织力量薄弱、缺乏独立性，工资集体协商制
度一直流于形式。企业给员工开多少工资本属于
市场范畴，工资水平的升降最终还是要取决于经
济形势与企业效益。受经济下行影响，人社部延
长了最低工资调整周期,2016年对最低工资标准
做出调整的省份大大减少,工资指导线水平增幅
也多数出现下降。
再次，政府对劳动者的权益维护只是法律上
的名义平等。政府的作用在于保证劳资契约的顺
利执行，在工资分配上为劳动者提供争议的条件，
却不能提高劳动者工资争议的能力。事实的平等
则来自于劳动者自身由于资源稀缺性与人力资本
专用性所具有的谈判能力。
2.扩大教育投入
受教育程度被认为是最直接影响一个人获取
劳动就业机会能力和报酬高低的因素。然而，我
国大规模增加教育投入，推进高等教育大众化的
方法并未能为弱势群体提供接受良好教育与发展
的机会。户口、身份等一系列非个体努力因素对
教育资源获得的影响份额在过去三十年有所上
升。近十年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之间的人均受教
育水平的差距反而重新出现扩大趋势。国家统计
局多年的农民工监测报告显示，农民工总体教育
程度始终处于初中阶段。2013年国家审计署的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辕学人数2006—2011年间增
加了 1. 1倍。政府教育制度的介人虽然可以补偿
由于收入差异产生的受教育机会不均等,但却很
难打破父辈教育程度、社会关系差异对教育产生
的代际固化作用。不同质量的教育机会在不同阶
层家庭中的分配呈现出明显差异,从事优势职业
者的子女占有了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而弱势群
体家庭子女难以获得良好的教育机会。普通本科
和高职高专明显向农民、工人或农村进城务工人
员的家庭倾斜，重点大学农村学生比例自20世纪
9 0年代起不断下降。大学毕业对家庭的脱贫致
第 32卷 第 2 期 王泽彩，费之光：提髙劳动性收人占比的制度改革思考
富并没有保障，越来越多的社会底层家庭的孩子
正在放弃接受高中、大学教育的机会。
大学毕业生已占到了我国新增劳动力的一
半,求职者学历不断提高，而自身素质和劳动技能
却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高技
能人才仅占4 % ,普通技能人才占20% ,而无技能
劳动力占到了 7 6 % 。[27]技能人才缺口将是我国
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隐忧。教育供给与劳动需求
间结构错配，人才培养缺乏创新精神、创新能力，
使我们这个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教育体系面临危
机。国家垄断的教育体制导致了教育的固化，以
财政拨款和政策资源分配形成的学校身份等级壁
垒,促使高校为争创一流大学而展开兼并扩张，学
科建设大而全，同质化倾向严重。专业的重复性
设置，难以培育出差异化的劳动能力，技能和经验
趋同。为了追求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比例上
的合理，国家加大高等院校结构调整力度。但职
业教育早已陷入普通教育模式，多年来倡导的
“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职教理念从未
能真正落到实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无论采用何
种人才培养模式，没有企业的积极参与都将注定
失败。
3.公共服务均等化
国家改革分配方式将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
为了重要切入点，以期建立起财政转移支付与农
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随着户籍制度的松
动，附着在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上的各种公共
服务权益差异也在逐步缩小。农村养老保险、合
作医疗、土地权益和农业补贴等一系列优惠政策
持续出台使农村户口的吸引力大大增加，“逆城
镇化”现象有所显现。这一问题看似是由于农村
土地流转制度“隐性”门槛所致，但究其根源其实
在于,无论与户籍制度改革相关的土地与集体收
益分配权问题如何界定，只要农民在土地上能够
获得的潜在收益高于转变为市民的收入,他们就
不可能放弃农村土地。基本公共服务的获得必须
以参保人的缴费为基础，这要求转移人口拥有稳
定且工资水平不能过低的工作。“农民工市民
化”这一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并不在于公共服务
的均等，而在于转移人口劳动就业能力与机会的
均等。
公共服务体系本属于再分配范畴，难以从根
本上矫正收入分配格局。一旦再分配制度安排与
政策取向出现任何的扭曲、不恰当,反而会产生逆
向分配作用。国家以补贴形式提高社会福利，转
移支付反而会不成比例的流向高收入阶层，普通
民众只能获得少量利益。同时过度依靠再分配政
策必然会提高国家税收份额，进一步侵占居民收
人份额。
(二）劳动形式转变直接或间接影响劳动性
收入占比
1. 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的新启示
人类在劳动过程中以不同脑、肌肉、神经、手
的形式耗费劳动力，这些“具体的有用的劳动”
[28]被物化在商品上生产出使用价值。相较于体
现“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量”即“劳动多少，劳动
时间多长”的价值问题，使用价值体现的是“商品
中包含的劳动的质”即 “怎样劳动，什么劳
动冶[28]。尽管价值使异质的劳动在量上可以进行
比较，但在劳动具体形式上却不能进行质的转化。
以不同生产目的、劳动对象、劳动手段、操作方法
和劳动结果为特定形式的具体劳动构成了生产
力，“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冶[28]。提
高生产水平，“单靠机械的和化学的辅助工具是
不够的，还必须相应地发展运用这些工具的人的
能力” [29]。生产过程中“劳动者平均熟练程度，
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
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
然条件的不同冶[28],耗费在商品生产中的具体劳
动形式就不同。生产力的提高可以使相同时间内
提供的使用价值量增多，而“更多的使用价值本
身就是更多的物质财富” [28]。
中国今天与发达国家的生产力水平的差异,
实质上是耗费在生产中的具体劳动形式的差异,
是中国的劳动者与先进国家劳动者所具有的知
识、技能及其在科学工艺中的应用的差异。中国
制造从低端向中高端寻路,要想生产出高精尖的
使用价值，促进财富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劳动者
的具体劳动形式。
2. 劳动形式转变与劳动能力发挥
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为劳动者提供了现代化
的劳动手段,智力因素在生产劳动过程中日趋重
要，人类的劳动形式也随之发生改变。人工智能
正在引领成为新一轮产业革命。机器替代工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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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 第 2 期
程度越强，劳动能力的消耗就越依赖于智力因素，
就越需要劳动者运用其独有的创造能力、互动能
力和谈判能力去进行深度的分析和评论。脑力劳
动不再前置于物质生产，而是与生产资料同步投
人到生产过程中。在传统生产方式下，对劳动者
劳动努力的供给可以采用强迫手段，而科学技术
作为生产力中的主导性因素越强大,劳动者智力、
知识与精神作用所承载的劳动在形成商品的价值
中所占份额就越高，劳动者对其自身劳动能力的
控制就越具有主动权。
劳动者是否愿意积极地将其掌握的能力应用
于经济过程并加以创造性运用，取决于劳动者能
够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对其提供的劳动要素的所有
权，即劳动者对其劳动的使用、支配与收益的权
力。工资作为工人出让劳动力商品使用权所获得
的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回报，会
随着劳动生产力提高而降低。经济增长率越高，
国民收入中利润的比例就会越大,工资比例也就
会越小，因此工人仅以工资形式参与价值分配必
然导致劳动报酬份额越来越小。只有当工人依据
劳动要素所有权对企业剩余价值进行分配时，才
能够提高劳动性收入的占比。现代企业发展的中
心从物质资本的投入转移到对科学技术创新、使
用人才的投入上，这为劳动者参与剩余价值分配
提供了良好契机。对劳动者主观能动性的开发利
用要求企业必须以“激励性契约”作为中心问题，
从而提高物质资本的使用效率，保持企业竞争力。
这个剩余分享不能只是短期的分享，而应把分享
剩余的权利资本化,使劳动者所获得的收入与其
所支付的劳动努力程度、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更
匹配。
四、提高劳动性收入占比的制度改革建议
与强调人力资本决定性作用形成反差的，是
当前我国人力资本改善速度正在减慢。以财政力
量推动人力资本水平提高的做法,实质是一种被
动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人力资本作为劳动要素
的资本化，必然要求能够为劳动者带来价值增值。
分配制度当中正是由于缺少了劳动者对企业剩余
价值进行分配的权利保障,才难以营造出劳动力
素质的自我提升、开发与创新的氛围。我国生产
方式转型升级大势下劳动形式正在发生深刻转
变，激励劳动者积极学习和培训来提高自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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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在生产应用中有效地转化为技术生产力，必须
创建起人力资本投资的主动机制。
员工持股可以以一种动态劳动报酬将劳动的
不确定性贡献与股权收入的不确定性收益相对
应，增强劳动性收入与企业业绩之间的联系。员
工股权激励在我国的实行仍待方案设计与制度环
境的不断完善。为防止“管理层持股”的重蹈覆
辙，员工股权激励不宜按照级别分配股量,应当保
证普通员工与管理层的平等认购权，提高普通员
工的持有比例。同时，普通员工还掌握着企业剩
余的实际控制权，提高员工参与企业的决策权和
管理权，是保证企业剩余控制与剩余分享相对称，
避免员工短期趋利行为的必要手段。
提高劳动要素按贡献分配的比重必须以增强
劳动者劳动能力为基础和前提。当前我国教育模
式亟待改革，破除行政教育体制，发展民办教育以
提高教育的实用性与创新性。对企业参与职业教
育培训可享受的财政支持、税收减免、信贷优惠尚
待具体明确。相对于自上而下的正规教育形式，
非正规教育对于提高低收入群体、农村与落后地
区、从业工人的知识水平和培训生产技能具有更
强的实用性，更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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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Thought on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Raising Ratio of Labour Income
WANG Zecai1 & FEI Zhiguang1,2
( 1. Chinese Academy o f Fiscal Sciences, Beijing 100036 , China;
2. Fiscal and Taxation College, Jilin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College, Jilin, Changchun, 130507, China)
Abstract: Whether the ratio of labour income in nati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can be effectively raised is not only of great
concern to deepening China蒺s income distribution system reform but also serves as the key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
opment mode and the leapfrog over middle income trap. At present, the various reform measures implemented in China dedicated
to raising the ratio of labour income have achieved little effect. Enlightened by Marx’s illustration on concrete labor and value in
us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under the situation in which the concrete labour form is experiencing profound changes in the new
century, the human resource capital investment must shift from passive mechanism to active mechanism in order to raise the ratio
of labour income. In this way, it would endow the labourers with property prot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production management and
their claim for operational income. Moreover, reform will be made on education model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itiative and the
creativity of the vast majority of working people.
Key Words ： income distribution ； labour income ； distribution of surplus value ； human capital ； employee shareholding ； in
stitutional reform
( 本 文 责 编 王 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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