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与真相 普利策金奖的故事
[美]罗伊•J•小哈里斯
图书简介
作为表彰新闻界的最高奖，普利策奖以其强大的公信力赢得了超越国界的影响力。每年4月份颁奖的这段时间，普利策奖都会成为全世界人们关注的焦点，尤其是被称为“普利策金奖”的公共服务奖。 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专门讲述普利策金奖的著作，本书勾勒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普利策金奖报道史，跨度九十余年（1917—2009），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新闻报道故事，涉及一百多位杰出的新闻工作者，他们奋进不挠的故事见证了新闻媒体的良心和责任。
今天美国报业的不景气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因于读者群的缩小、互联网的严峻挑战和营业利润的滑坡。不过，当看到在上个世纪报业整合过程中生存下来的1500家日报时，某些喜爱印刷媒体的人也有自己的苦楚。这些读者感叹人们通常所说的“大报”正在不断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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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补一个黑洞（1）
今天美国报业的不景气在很大的程度上要归因于读者群的缩小、互联网的严峻挑战和营业利润的滑坡。不过，当看到在上个世纪报业整合过程中生存下来的1500家日报时，某些喜爱印刷媒体的人也有自己的苦楚。这些读者感叹人们通常所说的“大报”正在不断增加。
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报纸忽略了自己的社会责任。有些发行人以经济拮据为借口，编辑方针缩手缩脚，不愿意把宝贵的资源用于公共服务项目，不报道严重的社会问题。经理人员可能辩解道，维持生计的报纸无法进行这样的工作。当削减预算的时候，这些报刊往往把矛头指向那些最有能力做些有价值报道的高级记者，从而进一步加剧了这个困难。
在全国数以百计的报纸竞技场上，大报生存下来，甚至兴旺发达。每年的竞争越来越厉害，
倍讯易
都盯上了新闻界的普利策奖，特别是最有价值的公共服务金奖。
什么样的工作有资格获得普利策金奖呢？《华盛顿邮报》的一个报道班子揭露了警察射杀平民的惊人数字，帮助扭转了这个趋势，因而获得了1999年的普利策金奖。波特兰的《俄勒冈人报》调查了移民归化局的情况，警示了这个联邦机构沾染了种族主义，成为2001年普利策金奖的得主。《波士顿环球报》之所以获得2003年普利策金奖，是因为它的记者揭露了天主教牧师们的性侵犯行为，而教会当局却进行掩盖的惊人事件。2005年夏季卡特琳娜飓风肆虐期间，密西西比州格尔夫波特的《太阳先驱报》和新奥尔良的《时代花絮报》不顾自身遭受严重破坏，竭尽全力帮助社区恢复元气，因而获得这一年的普利策金奖。《纽约时报》获得2002年普利策金奖，是因为它开辟了“国家蒙难”每日专栏，包括“悲恸群像”专栏，从而给了纽约人精神武器来对付“9·11”袭击及其后果。
媒体对公共福利继续作出重大贡献，2007年的普利策金奖授予了《华尔街日报》：它揭露了一些公司秘密地把购买股票的期权给予他们的主管，并违规地改写成过去的日期。该报的4位记者（其中一位是最近从耶鲁大学数学系毕业的）研究出了一种算法，可以解析最复杂的案情。这个丑闻被揭露后，至少有70名主官失去了工作，联邦政府对140多家公司进行了调查。
公共服务新闻可能使报纸的零售额大增，从而获得更多的广告收益。但是也不尽然。有时，报纸在经营方面反而会由于出色的新闻报道而遭其害，至少在短期内是如此。《沃思堡明星电讯报》获得1985年的普利策金奖，由于它的一项调查性新闻报道揭露了贝尔公司制造的直升机存在一种设计上的问题而导致的严重坠毁事件。这个报道使这个地区最大的贝尔公司愤而抵制该报。小石城《阿肯色新闻报》关于取消学校种族隔离制度的不偏不倚的报道，使它赢得了1958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务奖，但却因此而蒙受了读者大为减少的损失。俄亥俄州的《坎顿每日新闻报》1927年获该奖，它揭露了地方的恶霸同政界的联系，结果导致它的主编被谋杀，接着该报被迫关闭。
今天的记者和编辑对美国新闻史上的这些重要事件可能知之不多，这意味着新闻行业在精神上的病症。
比尔·布伦德尔是美国著名的写作导师之一，他在许多报纸工作过。他认为这个病症是“美国新闻行业心脏上的一个黑洞。几乎所有的报业员工都不了解美国新闻界的历史，包括他们正在为之工作的那些报刊的历史”。就公共服务新闻而论，这个黑洞尤其巨大，人们很少做什么工作，让今天的新闻工作者了解前人在这个领域曾经取得的最佳业绩。
迄今为止，摄影、特写、社论和讽刺画获得普利策奖的情况已都有相关的著作。却为什么没有出版过一本关于普利策金奖获得者的书呢？首先，获得公共服务奖的报纸往往强调团队因素。这种做法是高尚的，可以准确地反映许多报道工程的性质。但是，团队的研究是很复杂的，不容易被读者所了解。许多报纸的内部工作--如《总统的班底》--在媒体颇为辉煌的今天已越来越引不起人们的兴趣，这也就没有什么好奇怪了。
填补一个黑洞（2）
再者，就公共服务奖而论，引人注目的，是被报道的事件本身，而不是同那个事件有关的出色报道工作。从各个角度论述天主教牧师丑闻的著作很多，但是，迄今为止，很少有人论述揭露这件事的新闻报道工作。过去15年来，有4家报纸由于报道暴风雨而荣获普利策金奖，然而吸引著作家的只是暴风雨本身。这就是目前总的情况。遗憾的是，新闻工作者被撂在了史册之外。
只有一个例外，也是普利策公共服务金奖获得者：《华盛顿邮报》关于水门事件的报道使卡尔·伯恩斯坦、鲍勃·伍德沃德和本·布雷德利成了名人。伯恩斯坦和伍德沃德写的《总统的班底》--和根据此书拍摄的电影--对新闻事业的贡献，如同他们的报道对国家的贡献一样大。
我的这本书是写给那些想要了解近期和过去重要新闻作品的新闻工作者和新闻院校的学生的。我希望关心新闻和社会互动关系的美国历史爱好者也能在这本书中发现它的价值。
在可能的情况下，普利策金奖也试图给人们一个惊喜，正如记者和编辑们所发现的那样，某些似乎平凡的工作竟然成为终生不忘的故事。对许多读者来说，这将是这些案例研究的最有趣的因素。
跟大多数趣事一样，这项工作是作为一种爱好开始的，起初的规模并不大。2002年9月9日是我父亲的百岁华诞，我提出一个计划，想写写《圣路易斯邮讯报》多次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的情况。我父亲是一位职业新闻记者，曾经为这家报纸获得1950年公共服务奖，在1937年至1948年期间又先后帮助该报3次获得普利策金奖。当1952年《圣路易斯邮讯报》再次获得普利策金奖时，它成为当时先后5次荣获金奖的唯一的报纸。然而当我提出这个写作计划时，《圣路易斯邮讯报》的新闻工作者，从主编到下面的工作人员，对于这个业绩竟一无所知，不了解这家报纸为什么5次获得这样的荣誉，也不知道与之有关的记者、编辑和发行人。
当进行这项研究工作时，我发现，关于普利策金奖获得者的情况，人们几乎没有写什么东西。我发掘得越深，越被那些常常被忽视的故事所感动：新闻工作的基本惯例、报道编辑的运营规则，多年来仍然保持原样，尽管技术发生了很大变化，编辑部门的经济压力越来越大。
截至2009年，普利策金奖共颁发95枚。本书仔细研究了最新的十几例。其他案例的选择是因为它们不仅有着动人的故事，而且说明了多年来普利策奖金颁发规则的演变，展示了多样化的主题和报道风格。
目前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时期，报刊的新闻写作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洛杉矶时报》的前主编约翰·卡罗尔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在他的《洛杉矶时报》由于揭露一个大医院的问题而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以后不久，他跟其芝加哥论坛公司的老板发生争执而离开了该报。
2006年4月，他在哈佛大学简·肖伦斯坦政治中心的岗位上提出了一些关于新闻工作者的难题。他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上发表了一篇演说，题为《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沙龙上的最后呼唤》。他要编辑们想象一下，没有报纸的美国可能是什么样子。他问道：“如果警察对嫌疑犯刑讯逼供，谁还会像《费城问询报》那样发出警告呢？”（该报因此而获得1978年的普利策金奖。）“更加日常的事情，谁会到市政厅进行查询？美国城乡各地，谁会每日去法院或者去警察局进行检查？谁会对数以万计的行政官员们进行监督？”更为广泛地说，他问道：“一个主编竟然拿公共服务作为借口，来为他的预算辩解，这已经有多长时间了？”
但是，当每年4月份颁布普利策奖的时候，美国全国各地的新闻工作者仍然会停下来，思考一下他们为这个行业做了些什么，他们及其报纸应该怎么做，才能跻身于普利策奖获得者之列。
我们在寻找新的模式，以便使报业在经济上和新闻业务上都重新兴旺发达起来。我们希望，本书提供的一些案例将唤回新闻事业在美国的民主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不论出现什么样的模式，公共服务都应当处于中心地位。
第2部分 人人之事
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和技术是每一个记者和编辑都在思索的问题，一个原因就是电脑正在占领他们的新闻编辑室。他们办公桌上的机器开始由打字机变为电脑，其牌号由雷明顿、罗亚尔或安德伍德变为IBM或苹果。过去办公室里老是连续不断的敲打打字机键码的声音，到这时停息了，取而代之的是轻叩电脑键盘。一夜之间，新闻编辑室变得像保险公司办公室一样安静。
人人之事
“奈特（报团）家族及其喉舌《夏洛特观察家报》居然与OSHA（职业安全健康署）和压迫成性的官僚站到一起来反对崇高的南方纺织工业，多么可耻啊。有些爱哭哭闹闹的美国人显然是想要从他们家人的衣食供给者手中再捞一把，而新闻界一些没骨气的奴才也跟他们结成一伙，真叫人作呕。”
--W·B·皮茨，南卡罗来纳州，卡姆登市，赫米塔奇（纺织）公司总裁
在20世纪80年代，商务和技术是每一个记者和编辑都在思索的问题，一个原因就是电脑正在占领他们的新闻编辑室。他们办公桌上的机器开始由打字机变为电脑，其牌号由雷明顿、罗亚尔或安德伍德变为IBM或苹果。过去办公室里老是连续不断的敲打打字机键码的声音，到这时停息了，取而代之的是轻叩电脑键盘。一夜之间，新闻编辑室变得像保险公司办公室一样安静。
噼噼啪啪的声响没有了，只是一种假象。记者们仍然在本着“水门”精神鼓足勇气进行调研。优秀的报纸依旧保持警觉，而又积极进取，日益增多地组建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工作组，去担负重大的报道项目。记者的装备中也多了电辅助的器材。当《安克雷奇每日新闻》于1989年赢得它的第二枚普利策金质奖章时，当时担任该报总编辑的霍华德·韦弗就是使用一台麦金托什电脑来处理那些成堆的统计数字以说明阿拉斯加土著居民的苦境。当时该报人员也增多了，他也是利用电脑来帮助他协调各人的任务和完成任务的期限。韦弗将这一切与该报在1976年调查卡车司机工会情况时所使用的工具作了对比。他说：“当时我们是使用彩色铅笔绘制各种图表和线条，来表明人与人的关系。”
获得公共服务金奖的报道题材在20世纪80年代也扩大了。两次是宗教事务，两次与种族问题密切相关，还有两次涉及军队。记者们还特别深挖所谓的商务视角，但不是经典的财经版面上的通用汽车、施乐或微软等商号的事务，而是大公司在环境事务方面的作用、军界与工业界的联合体等，直至教会的财务问题。
过去经常出现的关于政府官员贪赃枉法的报道淡出了得奖者名单。但对联邦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提出的质疑仍然很多，还有不少质疑涉及司法机构在损害百姓健康和福利的事件中的作用。
1985年，普利策奖理事会把新闻类奖项增加到14个，实际上就是要把奖项安排好，以便进入新的世纪。有两个奖项说明了报纸对待报道方式的态度变化，这就是解释性报道和特写。另一个奖项是专题报道，在1991年改称为独家报道。在普利策新闻奖当中居于老大地位的，仍然是社论撰写和公共服务。
夏洛特两次欢呼
奈特-里德报业集团的《夏洛特观察家报》在20世纪80年代两次得奖。1980年，该报着力了解庞大的卡罗来纳纺织工业中出现的健康问题。纺织厂的工人们私下里都知道是那几乎看不见的棉尘作怪，引发一种近似于哮喘的病，即棉屑沉着病，亦称棉尘肺。但是政府和厂主们却不认为存在这一问题，连一些医学专家也对此视而不见。《夏洛特观察家报》报道此事的想法最初是来自纺织工人的工会，该报主编理查德·奥佩尔觉得工会的动机是可疑的。他说：“这好比是从有毒的水果压水果汁，因为那工会是另有所图的。可是我相信，只要信息得到了核实，对这信息就不该打折扣。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你是从谁那里听到它，它都是事实。”
老资格的记者霍华德·科文顿和马里恩·埃利斯牵头的记者组调查了棉尘可能造成的危险，采访持续了几个月。医学记者鲍勃·康恩和罗伯特·德罗金，还有驻华盛顿的记者罗伯特·霍迪尔恩，也参加了调研。他们作了深入研究，但仍然感到难办，因为在棉尘和已确知的病状之间尚缺乏已得到证实的因素联系。不过州政府已有明确法规要求限制棉尘在人群中间的散布量，而这一规定并未得到遵守。这就够明显的了。
《夏洛特观察家报》记载了有关工人吸入大量棉尘的明显事实，还刊登一些照片有力地显示出他们的苦境。奥佩尔说：“从照片上看，他们像是90岁的人，可是他们还不过是45岁。”这些受棉尘之害的人有时不得不依赖吸氧。这一系列报道共有8个部分，从1980年2月3日起逐日刊登，总的标题是《棉尘肺：致命的懈怠造成的恶果》。它一共包括22篇文章和8篇社论。
这一系列报道引起了纺织业资方的长时间号叫。本章开头引用的一段话就是摘自一家纺织公司总裁的信，它反映出当时这一部分人的愤怒有多深。理查德·奥佩尔申报普利策奖的材料中就附录了这一封信。《夏洛特观察家报》系列报道第一篇开头就说道：“卡罗来纳最重要产业的一种看不见的产物，即棉尘，正在杀人。”
在这一系列报道发表以后，北卡罗来纳州劳工局就领到经费，来雇请专职工作人员对厂房棉尘状况进行视察。州的工业委员会增添了一批助理委员来加快办理相应的赔偿事宜。州长还下令改进赔偿金的发放方式。
到1980年的年底，患棉屑沉着病的工人已领到赔偿金共400万美元，超出了此前9年期间付出的赔偿金总和。普利策奖理事会将1981年的公共服务奖授给了《夏洛特观察家报》。
然而，争论并未就此结束。对于棉屑沉着病是不是一种真正的疾病，医学界仍有不同的意见。哥伦比亚大学保存的普利策奖档案中就有杜克大学一位流行病学者寄来的一封信，该信认为《夏洛特观察家报》的得奖是等同于同一年《华盛顿邮报》的珍妮特·库克的《吉米的世界》的得奖，那篇报道已被发现是虚构的。杜克大学那位博士写道：“医学界许多权威人士认为棉尘肺这种病是否存在，是值得怀疑的，而一家受尊敬的报纸居然对它作如此有偏见的报道，这真是不幸。”信中还说：“这一系列报道煽动情感，充满毫不掩饰的反工业言辞，是毫无价值的。”
《华盛顿邮报》退回了库克那份奖，但是《夏洛特观察家报》和普利策奖理事会都坚持认为有关棉屑沉着病的报道获得金奖是正确的。今天，棉屑沉着病这种危害工人健康的疾病已得到普遍的承认，只是由于政府加强了管制，同时纺织工业流向了国外，所以这种病在美国已很少见了。
1981年--《夏洛特观察家报》：因该报发表了《棉尘肺：致命的懈怠造成的恶果》这一系列报道。
够了还不是够了
《夏洛特观察家报》在20世纪80年代还考察过当地另一家企业，即吉姆·巴克主持的PTL电视福音传道院（PTL代表两种含义，一是“赞美主耶稣”〔Praise The Lord〕，一是“爱心之人”〔People That Love〕）。关于这家私营企业，流传的小道消息不少，但没有值得加以连续报道的材料。《夏洛特观察家报》的报道早在1976年就开始了，但一直主要是提出问题，而没有回答这些问题，即使是这样的报道，也引起了巴克及其支持者的恼怒，他们已在发话--有时是通过电视发话--说《夏洛特观察家报》是跟PTL有“宿怨”。然而，有关PTL劣迹的小道消息仍然不断传到记者耳朵里，所以《夏洛特观察家报》一直密切注视着情况，只是好多年一直没有得到能核实的、过得硬的证据。
1984年12月，《夏洛特观察家报》对吉姆·巴克和PTL的怀疑进一步加深了，因为一位曾在PTL当秘书的女士杰西卡·哈恩给记者查尔斯·谢泼德打电话，谈了4年前她在佛罗里达一家旅馆曾受到巴克性侵犯。谢泼德是主编奥佩尔于1980年聘请的记者，他对于巴克这种可能的性犯罪并不是那么感兴趣，因为那是很难证实的。他倒是很想知道，巴克会不会动用教会的钱来收买哈恩，让她不再张扬此事。果然，哈恩在3个星期后打电话给他，收回她上次告诉他的那一切，这样一来，他就更加下决心要把这背后的情况查清楚。谢泼德后来回忆说：“她还威胁我说若是此事见报，她就要起诉我们的报纸。”谢泼德终于了解到这是为什么：哈恩的一名代理人扬言要起诉PTL，PTL就拿钱给她，让她不再吭声。
到1985年末，谢泼德终于得到信息，确认PTL是动用教会的钱买得哈恩封口。据谢泼德说：“这件事本来似乎只是一个公众人物的私生活问题，如今已成为PTL滥用捐款人捐给教会的钱，这正是我们报纸从70年代末以来所追求的新闻。”
然而，不正当性行为能否成为新闻，《夏洛特观察家报》是规定了严格标准的。主编奥佩尔说：“必须有扎实证据证明公众人物的性生活损害了他所在的单位，这才能成为新闻。”而谢泼德所得到的信息还达不到这一标准。给他提供信息的人已要求保密，他又没有其他方面的可靠证据。他后来回忆说，奥佩尔要求弄到可以记录在案的、书面的证据，“这在当时似乎是不可能的。PTL已规定哈恩问题的解决不留文字记载，有关人员也必须闭紧自己的嘴。”
1986年1月，《夏洛特观察家报》得到一条有用的线索，涉及PTL所面临的另一个问题。该报根据《信息自由法令》得到的书面材料说明联邦通讯委员会正在调查PTL利用广播进行募捐一事，于是据此作了相应报道。
这样一来，巴克与《夏洛特观察家报》的战争升级了。这位电视福音传道者利用他在全国电视辛迪加工作日联播的阵地，对《夏洛特观察家报》发动了圣战，他这一节目的标题就是《够了就是够了》。据谢泼德回忆：“巴克是企图吓倒我们的报纸及其母公司奈特-里德报团，其手段是号召他的支持者取消其订报，撤回其广告，用信件和打电话让对方不得安宁。他还雇用一些私人侦探刺探我们报纸的发行人、主编和记者以及他怀疑仍在支持我报的昔日一些同事。”不久，一些读者取消订报的消息就从奈特-里德报团所属报纸传来，连相距遥远的《圣何塞信使新闻》也未能幸免。
到1986年春季，巴克真有理由认为他的恐吓战略正在收效了。连《夏洛特观察家报》的发行人罗尔夫·尼尔也觉得该报对巴克一伙人的做法有失公允。“他觉得我们是在慢慢把PTL撕碎，”奥佩尔说。谢泼德对情况有更好的了解，只是一时仍未找到证据。奥佩尔允许他再作尝试，争取核实PTL给钱让哈恩缄口一事。到3月13日，他终于得到了1985年2月由PTL的律师签署的一张11。5万美元支票的复印件，以及哈恩的一个代理人的确认件。这样，连发行人尼尔也认为报道有了决定性的分量。奥佩尔说：“这时他也支持我们了。”
当谢泼德正在编写他的报道稿时，常务主编马克·埃思里奇接到PTL一个律师打来的电话，那个人威胁说如果《夏洛特观察家报》发表这篇报道，PTL就要对该报采取法律行动；此外，还要求该报采访巴克及其二号人物理查德·多尔奇。《夏洛特观察家报》过去曾多次要求采访巴克，却均遭拒绝。现在要采访，报道的发表就只好推迟。但在此期间，谢泼德获悉教会方面已根据《观察家报》提出的问题，自己动手对PTL的问题进行调查。在有关巴克性侵犯和用钱堵受害人之嘴的报道见报之前，巴克就辞职下台了，此举被《观察家报》形容为“先发制人”。
接着，谢泼德写的独家新闻连续见报，谈了巴克怎样用了265万美元让哈恩封口，花的是教会的钱，通过一家建筑承包商进行了洗钱；谈了多尔奇怎样为巴克跑腿，与哈恩谈判而达成协议；谈了巴克和他的妻子怎样捞钱，1986年捞取了160万美元。
PTL改组了董事会，多尔奇被新董事会解雇。新任董事会主席杰里·法尔韦尔发表谈话，称赞了《夏洛特观察家报》的勇敢，也谈了PTL过去的“财务罪过”。1988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颁给了《夏洛特观察家报》，这是该报在80年代第二次获此金奖。来该报的客人一走进大厅，就会看到一个墩座上的玻璃框内陈列的那两枚金质奖章。
1988年--《夏洛特观察家报》：因该报顶住PTL电视福音传道院对该报的大规模中伤诽谤，坚持不懈地进行调研和报道，揭露了PTL滥用经费的行径。
一个水兵死亡，海军撒谎
《底特律新闻》在1981年所做的事，类似于《拉夫金新闻》5年前在得克萨斯所做的事：要帮助一个在神秘情况下死亡的军人的家庭。它也取得了差不多同样的结果：揭露出军方是在掩盖那次死亡的真相，从而促使军方实施改革，该报因此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
在底特律参军而成为美国海军一名水兵的保罗·特雷赖斯死了，《底特律新闻》派了不久前从拉德克利夫学院毕业、到报社已工作两年的记者西德妮·弗里德伯格去负责报道此事。海军当局对特雷赖斯的家属说，特雷赖斯是在“突击队员号”航空母舰上于太平洋接受训练时，死于一次不幸的事故。《底特律自由新闻报》依照这一说法作了报道。但《底特律新闻》的弗里德伯格和助理新闻主编戴维·阿申菲尔特却认为还有隐情。死者家属也不相信海军的说法。于是，这两位新闻工作者决心查明真相。
当年《拉夫金新闻》只是一家小报，资金少而行动受限，要超出那份发给它的讣告而了解更多情况，是很不容易的。该报最终赢得普利策奖的作品，主要是靠打电话进行采访。它的记者肯·赫尔曼和主编乔·默里甚至都没有走出过拉夫金这个小城镇。但《底特律新闻》是大报，行动所受到的限制就少得多了。
弗里德伯格出差到圣迭戈去采访目击证人。这是她到报社工作后头一次出远门。在采访了“突击队员号”航母上曾与特雷赖斯一起服役过的人们以后，她和阿申菲尔特了解到的完整情况是：特雷赖斯是在一次轻微违规以后受到惩罚，心理上和肉体上遭受折磨以后，因中暑和心梗而死亡。这并不是海军当局发的讣告中所说的“事故”。
弗里德伯格和阿申菲尔特想知道这种撒谎是不是当局一种惯用的手法，所以作了进一步的调查。他们终于发现，军方常常以类似手法欺骗死者亲属，以避免尴尬和吃官司。这两位记者和报纸主编曼德尔斯塔尔一起，将了解到的6个具体案例编成60篇报道予以发表。其中一个案例说的是“突击队员号”航空母舰上的另一个水兵的死亡。他的俄克拉何马亲戚听到的军方说法是他在一次行动中不幸坠海身亡。实际情况是：他也是在受惩罚而被拘禁时，遭受欺凌而坠海。“海军当局最初采用这种手法是想要减缓逝者亲属的悲愤和痛苦，”弗里德伯格说，“最初是出于人道考虑。”但惯用下来，撒谎变得不可收拾。
《底特律新闻》这家大报一贯是强烈亲军方和亲共和党的，因此，这一次的系列报道引起了海军和某些读者的批评。但这种抵触情绪终于渐渐减退了，军方也承认他们对系列报道中谈到的这6件事，“处置失当”，命令海军对相关程序进行改革。
《底特律新闻》最初申报普利策奖时，是将这批稿子列为“地方性专题调查报道”，但普利策奖理事会将其转入公共服务类。这一类的另两篇报道均为劳资关系方面的专题报道，其中一篇是《普罗维登斯日报》揭露罗得岛珠宝业的有害劳动条件，另一篇是《洛杉矶先驱考察家报》揭露洛杉矶首饰业的未注册工人遭受的剥削。但普利策公共服务奖最终归于《底特律新闻》。
1982年--《底特律新闻》：因该报由西德妮·弗里德伯格和戴维·阿申菲尔特撰写的系列报道揭露了美国海军对舰上水兵死亡情况的掩饰，从而导致了海军相关规程的重大改革。
关于洛杉矶的拉美裔人
1984年，《洛杉矶时报》因有关南加州拉美裔人生活状况的共27部分的系列报道而赢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普利策奖理事会指出这一系列报道“提高了占人口多数的非拉美裔人对于一个往往被以为是神秘的甚至是有威胁的群体的认识”。参加这一系列报道的共有17名拉美裔记者、编辑和摄影记者，其中11人是撰稿人，为首者为编辑乔治·拉莫斯和弗兰克·索托马约尔。他们共采访了1000人，对将近1500人作了民意调查，调研涉及社会、文化和政治事务。
评委们指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洛杉矶时报》指派了一支完全由拉美裔编辑和记者组成的队伍，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介绍作为美国最重要的新兴族群之一的拉美裔人。”
按照一般人的说法，这一系列报道起源于一些拉美裔记者给主编提出的建议。主编是比尔·托马斯，他是在1971年由负责大都会事务的主编提升为全报的主编。托马斯则说，实际上的起源要更早一年多，即在所谓“抢劫者”系列报道的时候。早先，托马斯注意到在洛杉矶的圣巴巴拉等地频繁发生抢劫事件，就想到对这一现象进行系列报道。抢劫者是来自洛杉矶南部的黑人，他们沿公路活动，发现富人目标即实施抢劫，把赃物运回家。这已成为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托马斯想到了用一种历史的现象来解释这些人以抢劫为生的原因，还派了一些记者去察看他的解释是否有理。他说：“我以前看历史书时注意到十字军东征那个时期欧洲的下层社会曾人数众多。”那时一些赤贫的年轻人也在欧洲各地以抢劫为生。《洛杉矶时报》在瓦茨地区租了一座房子作为记者采访活动的据点，记者们开始收集这些以抢劫为生的人的信息：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他们吸食用的毒品放在什么地方，他们的枪支又是藏在何处，等等。这些年轻的黑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现得十分坦率。记者问“你们不害怕被抓去坐牢吗？”他们的回答总是：“你瞅瞅我们这里吧，监狱会比这更糟吗？”
这一系列报道完毕时，据托马斯说：“自然出现了议论纷纷，但是对于我们的描述和结论，谁也没有提出异议。”一位来自美国东海岸的报纸主编对托马斯说：“嘿，这一系列报道真了不起，你们是怎么弄出来的？”
但是在《洛杉矶时报》工作的黑人却为此感到困惑不安。托马斯记得他们在一次会议上对他说：“比尔，这些都不错，可是你一定要用抢劫者这个词吗？”他们说：“你不明白我们作为美国黑人遇到这些事会有什么感受，那些读过这一系列报道的人给我们提出问题时，又该怎么样回答。”托马斯说：“我考虑了，他们的话有道理。我真不知道作为黑人遇到这些会有什么感受。所以我们又作了一次系列报道，反映洛杉矶的黑人是如何生活的。”
主编的见解
托马斯认为关于抢劫者的那一系列报道是他漫长主编任期内自己报纸的最佳作品之一，但是他从来没有为这一系列报道申报过普利策奖。他没有考虑过这一点，他说：“这是因为它已经在我们报社黑人员工中间引起足够的烦恼和分歧，倘若我为它申报，只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
然而，关于洛杉矶黑人情况的系列报道就不一样了。托马斯和他手下的黑人员工都为此而感到自豪，认为它有助于加深人们对这一社群的理解。托马斯为它申报过普利策奖，但未能得奖。托马斯说：“我猜这是因为关于黑人的报道已经够多的了。”
这时，报社的拉丁裔员工建议对他们这一族群也作一系列报道。据托马斯回忆：“他们说我们已经报道了黑人状况，为什么不报道拉美裔人状况呢？”他说，关于拉美裔人的系列报道也不错，但与前两次相比，这一次他比较有节制。他多年来看到普利策奖理事会都是在东海岸成员的把持之下，所以担心关于拉美裔人的系列报道未见得会受到更多重视。“东边那些人与拉美裔人接触少，这对于他们来说是新的。”
《洛杉矶时报》报道民族问题的思路，反映了托马斯13年前接任该报主编时形成的一种全新见解。当时他作了冷静的思索。他说：“我那时重新思考了许多事情。对事物的看法有点不一样了。我在这位置上不得不跟种种企业头目密切打交道。有些企业头目认为报纸爱听激进分子的意见而不爱听企业头目的意见，有点不公平。”托马斯就个人立场而言是属于自由派民主党人，但他认真思考了企业头目认为媒体有偏见的说法。“比方说，记者们是不是真的认为‘开发商’是一个脏字眼？”因此，他开始更多地思索关于商界的报道是否确有根据，为了做到公平，他对自己报纸的商界调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说：“公平成了一种强迫观察。”
他还回顾了过去在编辑方面的一些决策，包括他自己领导几位新闻工作者完成有关洛杉矶市政府的采访而赢得1969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一事。他说：“我们当时真有足够的本事来对付这些人，而做到我们所做的事吗？”从他现在的新职位的角度回想起来，他觉得自己在当时似乎过于生硬地利用了《洛杉矶时报》的威力来防止公诉人拖拖拉拉。“我对那位检察官大概压得太狠了，逼得他不能不采取行动，因为他怕我们这家报纸。”
在1984年，普利策奖理事会审议过的另两篇申报公共服务奖的报道，一篇是《底特律自由新闻报》的《慢行线上的安全问题》，揭露了汽车工业在保护公众防范有缺陷汽车伤害方面存在的失误；另一篇是阿肯色州的《费耶特维尔时报》考察刑事司法制度弱点的报道。
1984年--《洛杉矶时报》：因该报一组采编人员深入考察了加利福尼亚南部日益增多的拉美裔人的状况。
一位幸存者使报道得以完成
《沃思堡明星电讯报》的军事记者马克·汤普森在他的华盛顿办公室浏览报纸时，在行业通讯《直升机新闻》栏目上注意到一条消息，其中说到有一种叫做“杆裂”（mast bumping）的问题，已造成“休伊式”运兵直升机和“眼镜蛇式”攻击直升机的多起事故，而这两种直升机都是贝尔直升机公司的支柱产品。
尽管这条报道很短，但它仍然表明这是飞行员的灾难。这问题就是：在一定的飞行情况下，旋转翼会过度倾斜，碰撞桨叶固定杆而使之断裂，这时正如汤普森所说，“直升机就成了机上人员的棺材”。然而，在沃思堡生产这些直升机的贝尔公司却对此明确表态：公司毫无过错。公司代表对汤普森说：“如果发生这种怪事，只能怪气候，或飞行员犯错误，或别的早先已犯了的毛病。”汤普森说：“他们的基本说法是：只要飞行员不犯迷糊，这种事就不会发生。”
汤普森以前报道过一些飞机事故，知道飞行员犯错误是一个重要原因。同样在沃思堡生产的F-16战斗机曾多次坠毁，他就报道过一些飞行员往往在热机舱内采取了无法持久的姿势。他想过这些直升机的情况也许与此相似。然而，他还是多方收集有关的事故报道。
有一条通讯提到有一次杆裂事故中，有一位飞行员幸存了，但没有提到该人姓名。汤普森想要找他谈谈那架“眼镜蛇式”直升机的安全问题。为了找这个人，汤普森真花了不少工夫。最后在五角大楼人士协助下，终于查出那位飞行员名叫拉里·希金斯，在马里兰州的帕图克森特河海军一级航空站。他说：“当时我自言自语说，天哪，总算找着了。倘若他承认是他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那就没有什么好报道了。”
情况恰好相反。对希金斯的采访是汤普森终生难忘的。希金斯当时是与他的副驾驶员在一起，突然桨叶打进机舱，副驾驶员当场死亡。汤普森说：“他说话很平静。完全不是问一句说一句。他知道他要说些什么。他要我明白那天没出任何毛病。他们是试飞驾驶员，背着降落伞，作好了应对任何意外的准备。”
但是当希金斯开始描述那场事故时，他说话不那么畅快了。汤普森说：“这已经到了我第三轮或第四轮提问题了。我说我知道当时发生什么了--贝尔公司说过，他准是在飞机壳外面飞行了--他这时开始发怒了。”希金斯吼道：“你他妈的真说对了，那直升机最后真是在机壳外面了。那旋转翼本不该飞进机舱里。”
汤普森震呆了。“看来，这次报道得过几个月才能完成，这次只是开头一炮了。”他以《信息自由法令》为依据向各有关部门提出要求，各次事故的报告及其他文件蜂拥而来。
另一次有意义的采访是在弗吉尼亚州的贝尔弗阿堡采访托姆·怀特工程师。一开始并不顺利。“你能对我谈谈这些事故吗？”汤普森问。“不，我不能，”怀特回答。“那么，如果我按照信息自由法令提出要求呢？”汤普森紧追不放。这时，怀特迟疑了一会儿说：“我盼着有人来问这个，都等了好几年了。”汤普森一下子明白了他即将得到一大批宝贵资料。原来，怀特早就热心主张采用一种桨毂弹簧，这样，只花5000美元改装它，就可以纠正直升机现有的毛病。
汤普森的共分5个部分的系列报道，标题是《致命的桨叶》，经过罗兰·林赛编辑后，开始发表于《沃思堡明星电讯报》。3月25日，星期日，第一部分见报，副标题为《设计缺陷使贝尔军用直升机出毛病》，开头几段如下：
华盛顿--1967年以来已有将近250名美国军人在乘坐贝尔直升机时机毁人亡，原因是直升机存在设计上的缺陷。据军方文件记载和原五角大楼安全专家透露，尽管陆军方面在1973年就发现了这种缺陷，但它至今仍基本上未得纠正。
沃思堡的贝尔直升机公司一位高级法律工作者在1979年承认过这一问题严重，他要求该公司解决这一问题，即使公司需要花钱也该这样做。
乔治·盖勒斯坦，贝尔公司的首席法律顾问，在1979年一份内部备忘录中告诉该公司管理人员说：“我认为这一问题很严重，倘若我们对此无所作为，它就很可能引起别人告状，要求我公司付出惩罚性损害赔偿。”
盖勒斯坦预言之事现已发生，1980年以来因直升机设计缺陷而机毁人亡的5名飞行员的家属已提出诉讼，向贝尔公司索赔将近2。5亿美元。
这文章中指出，“杆裂”问题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更高。“在越南战争期间，曾大量使用过‘眼镜蛇式’和‘休伊式’直升机，当时的直升机事故中，有多少是杆裂造成的，这已经无法判断了。”贝尔公司也曾想过要修改设计，但要求军方承担费用。
《沃思堡明星电讯报》执行主编杰克·廷斯利在为这一系列报道申报普利策奖的信中指出，军方已调集一批第一流的专家对此系列报道中提出的问题作了调查，证明这些问题属实。军方已采取措施来纠正这种缺陷。
然而，廷斯利在信中写道：“贝尔公司及其在本地的将近6000员工的反应，却不那么积极。在此系列报道期间，贝尔公司曾致函我报发行人菲尔·米克，要求我报撤回贝尔地盘上的报架，并就我报对贝尔的侮辱向贝尔道歉。”贝尔公司要求它厂区周围报刊零售亭拒绝与《明星电讯报》员工打交道，贝尔公司的工会代表鼓动其成员不再订阅《明星电讯报》，使该报失去了1300余订户。但是，这一系列报道却为《沃思堡明星电讯报》赢得了普利策金奖，这是该报头一次获此殊荣。普利策嘉奖词中还提到了汤普森的姓名。
汤普森后来转到奈特-里德报团工作，然后到了《时代》周刊。继贝尔直升机报道之后，他又报道过军工产业的几起丑闻。他说：“军队提供的报道机会永远是不会完的。”
1985年--《沃思堡明星电讯报》：因该报马克·汤普森采写的报道揭露了贝尔直升机公司制造的直升机存在一种设计上的问题而导致将近250名美国军人机毁人亡--这一揭露最终促使美国陆军下令让其600架左右的“休伊式”直升机停飞待修。
高高飞
1987年，另一次与航空有关的报道赢得了普利策公共服务奖，得主是《匹兹堡新闻》。该报公共卫生记者安德鲁·施耐德在1986年曾与玛丽·弗莱厄蒂合作报道过器官移植系统，而获得普利策专题报道奖。1986年9月初，一位朋友给他提供的消息，让他考察了另一方面的问题，与他配合的也是新的伙伴。
当时他出差到佛罗里达，接到自己一位当医生的朋友从匹兹堡打来的电话，让他听到一个几乎无法置信的情况。一个吸毒严重过量的病人来匹兹堡仁爱医院就医，衰弱得几乎快死了。但医生让他在重症监护室急救后不久，就有人把他悄悄叫走了。施耐德的医生朋友以为那个人是毒品贩子。可是有人告诉他，这个病人是美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需要马上回去上班开飞机。
按照规定，医院必须为病人保密，不能把他吸毒的问题通知航空公司或联邦航空署。所以那位医生把这情况告诉了自己的记者朋友，希望记者想办法把这情况公开报道出去。
施耐德回到匹兹堡后，就开始设法了解这个飞行员的情形，包括查阅其病历。“那个人身上所有能注射毒品的地方都有针迹，”现今已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的施耐德回忆说：“这说明他吸毒已有多年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是怎样通过频繁的体检呢？”按照联邦航空署的规定，飞行员应每6个月体检一次。
9月21日，施耐德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报道，谈了美国航空公司那名飞行员的情况。在后续的报道中，他谈到现有的某些规则妨碍了航空公司和联邦航空署了解身体有问题的飞行员的状况，现有的体检制度也有缺陷。他采访过负责给那个吸毒过量的飞行员进行体检的医生，那医生竟然说他从来没有怀疑过吸毒的事。
施耐德发现，在许多情况下，航空界的体检简单得令人哭笑不得。他说：“存在着所谓50美元一体检：你拿出一张50美元的钞票，装作没看见的样子，那钞票就到了医生手里，你的体检也就通过了。”体检通过了，就可以继续飞行。施耐德的这些报道开始受到全国报界注意了。
9月末，施耐德接到一位读过他的报道的联邦政府人士的电话。他说：“你得见见我的几个朋友。”那口气很急。于是施耐德飞到华盛顿，在乔治敦一家日本式餐馆的后厅内见到了那位政府人士及其友人。施耐德不认识他们，也不知道他们要谈什么。他说：“他们显得很不自在，像教堂里的妓女似的。他们非常、非常紧张不安。”他的政府朋友向他介绍了这些人，原来是全国几家最大航空公司的。他们都十分担心有关飞行员疾病状况的报道。他们只能做不供发表的谈话，但这些话是令人寒心的。
他们告诉记者，他们的航空公司都有一些飞行员身体有病--除了毒品依赖以外，心脏病也是一个典型--他们在飞行过程中很容易犯病而给公众造成严重危险，所以本来不适于继续当飞行员。然而，除非联邦航空署下命令不许他们飞行，否则，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由于公司跟工会签订的协议，公司是无法让他们停飞的。
施耐德对这些航空公司的代表说，他必须知道这些飞行员的姓名，才能进行调查，他保证这些姓名将保密，不会公开。于是，在这些航空公司代表的帮助下，施耐德掌握了将近300名据说身体有毛病的飞行员的名单。
此后，直到12月21日，施耐德以及他在多次采访中的助手马特·布雷利斯作了一系列报道，说明了体制上存在着危险的缺陷。联邦航空署这个机构本来的使命是保护飞机乘客的安全，而不是为吸毒成瘾或身体有病的飞行员谋福利，可是这一系列报道表明，安全被放到了最后。
为飞行员的利益而对美国政府进行游说的势力是很强的，其活动也是很有效的。比方说，将有飞行执照的飞行员的名单与因吸毒而被吊销汽车驾驶证者的名单进行对照，本来是很容易做到的，但联邦航空署却拒绝这样做。据《匹兹堡新闻》报道，联邦航空署即便是知道了有的飞行员存在着与毒品相关的犯法行为，“也眼睛闭上”装作没看见。
有几次，飞行员的病已受到记录在案的警告，联邦航空署的医科主任弗兰克·奥斯丁却仍然不睬不理。这样，那些有病的飞行员就照样继续飞行。在接受《匹兹堡新闻》采访时，奥斯丁说他以前在航空母舰上当过飞行员，所以要维护飞行员的飞行权利，尽管有人交来某些飞行员有病的信息，他仍然坚持他们的这一权利。
《匹兹堡新闻》通过调查还发现联邦航空署的医务规定中有一个令人难以处理的问题。按照这种规定，飞行员只要被发现是吸毒的，就得永远停飞，不再录用。为了保持自己职业，有些飞行员真心实意寻求治疗，但只敢偷偷上某些诊所，不让人知晓。而有些私人诊所在医疗条件上是差劲的。
施耐德进行这一系列采访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伙伴，就是摄影记者文森特·穆西。施耐德说他的许多篇报道都是多亏了穆西帮忙出点子出图片。例如，穆西帮助他考察了机场对飞行员的安检系统，看出有吸毒问题的飞行员能自由地将毒品带进美国和带往各地。穆西还发现了几处秘密戒毒治疗中心，还说服了几位飞行员接受采访，不透露姓名地谈了他们的难处和治疗情形。
施耐德和布雷利斯及穆西在美国各地奔走了4个月，采访了100多位负责飞行员体检的人，其中有人告诉他们，这体检设计就有问题，连验尿和验血都没有，所以吸毒或酗酒几乎从来没有发现过。
《匹兹堡新闻》的这次系列报道导致了重大改革。弗兰克·奥斯丁被免职了。飞行员登记名册与汽车驾驶员登记名册要对照查考，联邦航空署的飞行员体检要求更严格了。
施耐德说，《匹兹堡新闻》为这一系列报道申报普利策奖时，他曾说明穆西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摄影新闻工作者，他的姓名应当列入申报单。可是该报摄影部主任坚持不同意，编辑部头头只好让步了。
这一年参加普利策公共服务奖最后评选的，还有两家。一家是《劳德代尔堡新闻与太阳哨兵报》，该报考察了退伍军人医院系统的一些严重弊端。另一家是《埃尔帕索先驱邮报》，该报通过一些群体活动倡导文化。
1987年--《匹兹堡新闻》：因该报安德鲁·施耐德和马修·布雷利斯的报道揭露了联邦航空署规定的航空公司飞行员体检制度中的缺陷，从而导致了重大的改革。
“人在险境”
《安克雷奇每日新闻》1976年赢得普利策公共服务奖以后，自信心更强，报社员工逐渐增加到80人。到20世纪80年代末，该报毅然着手一项艰难的社会问题报道：通过调研说明阿拉斯加土著居民中间为什么酗酒和自杀现象泛滥，以及帮助设法予以缓解。
霍华德·韦弗，当年与鲍勃·波特菲尔德一起完成卡车司机工会系列报道的那位年轻记者，此时已担任该报常务主编。“我们老了一些也更聪明一些，”韦弗说，“墙上还挂着普利策金质奖章。它使我们说话更响亮，效果明显。”报社的所有者（发行人）已由凯·范宁换成了麦克拉奇报业公司，但范宁培养起来的调研文化仍一如既往，而且更受重视。
韦弗说，有好几个因素促使他们研究阿拉斯加土著人。他的妻子芭芭拉·霍金是阿拉斯加州政府社区事务部一位专家，经常出差到偏远各地，带回当地一些人绝望和自杀的消息。而在报社，有一天一位员工迈克·杜甘建议韦弗细细读读该报刊载的来自一些偏远地方的讣告。杜甘说他发现那里面有一种模式。
多年前，安克雷奇这家报纸曾经对土著阿拉斯加人作过一次报道。韦弗把当年的报道又找出来读了一遍。他回忆说：“那次系列报道是相当好的，只可惜没有明确定论，没有导致重大后果。”这次开始再报道，能不能做得更好，他是感到有压力的。“我们努力朝那个球游过一次，却没能抓住它。所以当这一次开始的时候，能不能抓住了，我当时也没有把握。但我相信我们一定会使出最大力气。”（实际上1968年那次报道曾经是当年普利策奖评委会挑选出的入围作品之一，只是韦弗他们不知此事，因为普利策奖理事会只宣布了最终的获奖者。）
韦弗他们这次新努力的第一步，是利用麦金托什电脑，把阿拉斯加州警察近几年发布的农村土著人死讯全都汇总起来，建成数据库。记者们分析了多少人死于事故，多少人死于酗酒相关疾病，多少人死于自杀。韦弗说，这本来是一个很简单的主意，但过去却未曾收集过这些数据。接着，韦弗派记者理查德·莫尔出差一个月，到各地摸摸情况。莫尔回报社后，写了一份备忘录。
韦弗回忆说：“我直到今天还忘不了那备忘录开头的一句：‘情况之糟远远超出你所能想象到的田地。’这就为后来的报道作了准备，我们决心大干一场。”
难题很多。第一个难题就源自酗酒和自杀这两个主题本身的性质。人们对这两个主题的态度总是全盘否定。在纽约是这样，在堪萨斯是这样，在阿拉斯加也是这样。进一步的难处还在于，要写的对象主要是乡下的棕色人，而写的人却主要是城市的白人。
尽管墙上挂着普利策金质奖章，《安克雷奇每日新闻》仍然自视为美国报界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一个而已。可是在它所要报道的那些小村庄，它却可能显得是《纽约时报》或《芝加哥论坛报》那样的大家伙。韦弗想过：“在阿拉斯加土著人心目中，安克雷奇也是一个大城市，他们会觉得这是一个大城市的大报在责骂他们。你不必是一个天才就可以看出这当中存在着某些陷阱。然而我们总得跳过去，否则我们的声音只会是模糊不清的，没有人会听的。”
莫尔最初的观察为初期的报道定了调子。参加报道的人逐渐增加到大约30人。韦弗说：“我们开始看出了某些模式：问题主要在于青年人；与酗酒有关；有许多意外死亡或自杀，都缘于暴力。所以我们开始调查问题的规模。”调研进行了9个月。“在报道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越来越沉重地感受到工作的重要。这样，我们就更加希望把工作做好，这任务就更加有意义了。”
有一个统计数字特别能说明问题：一个阿拉斯加土著男孩的自杀可能性比美国其他地方的男孩这样做的可能性高出250倍。
“我们村里最好的雪地机动车司机”
稿子有了，本来计划在11月开始发表，11月已是采访开始约7个月之后。“这时我们再考虑，觉得还没有做好，”韦弗回忆说。他在这段时间里已是全面负总责的主编，而常务主编则是帕特·多尔蒂。稿子是很重要，但他们觉得一定要付出最大努力后再发表。再说，12月总会碰上圣诞节，因此他们决定到1988年1月末才开始刊登，以赢得应有的重视。
这些采编人员给自己规定了严格的规矩，其中的一条就是在最后的报道中不许用匿名。在最初普查时曾用过匿名，“但我们知道这次报道中，匿名行不通。人们需要知道这说的是谁那说的是谁，姓什么名叫什么，是哪个地方的人，”韦弗说，“有一些当地人讲了他们的问题，谈了他们的经历，毫不遮遮掩掩，勇气可嘉。”
这一报道自身的特点决定了连续报道的顺序安排。“例如，我们了解到有一个村庄问题最严重，一共就那么几百个人，在很短时期内就有十来个年轻人自杀。我们把它叫做爱斯基摩人的末日决斗场。”这个小村庄叫阿拉卡努克，记者希拉·图米为了深入采访而在那里住了3个星期。后来，她在自己第一篇报道中写道：
在这个550人的村子，死者名单上的每一个人都是大家认识的：路易·埃蒙德，22岁；梅尔文·托尼，23岁；斯蒂芬·卡默罗卡，19岁；杰里·奥格莱因，21岁；卡伦·乔治，17岁；本杰明·埃蒙德，21岁；蒂莫西·斯塔尼斯劳斯，25岁；阿尔伯特·哈里，29岁。
“我从来没有遭过这么大的罪啊，”艾德琳·埃蒙德，就是路易的妈妈，泪流满面地说。她接连痛失了两个儿子。“我身心全毁了……我从来没有对着上帝发过疯，现在我却是疯了。”
阿拉卡努克村是已发生了多起非正常死亡。是的。太多了。有死于暴力的，也有死于莽撞的；有的死在陆地上，有的死在河里。多数死者都是醉醺醺死去的。
系列报道中谈到一些人是希望破灭和悲观失望，但也有的人怀有崇高气节。《纽约时报》在“9·11”事件后曾想过要设计“悲恸群像”来展现那些逝者的生平，而《安克雷奇每日新闻》此时则是用整版整版的篇幅来报道阿拉斯加近年来未曾引起过报界注意的那些土著人由生至死的情况。这些人的尸体也许是躺在一条小巷内，也许是遗落于遥远的村落。正像2001年发生于纽约的情形一样，此时安克雷奇这家报馆的编辑、记者们也都是自告奋勇投入采访，加班加点，一心要报道得实在、具体。
韦弗回忆说：“我们当时有些担心，因为我们得回头去采访那些逝者的亲人，对他们说‘你儿子4年前酒精中毒而死，我们想要报道一下’，这时那亲人会是什么心情呢？幸好，那些人态度还不错，有个人还说，‘从那时起我还没对任何人说过，他还是我们村里最好的雪地机动车司机哩。’报纸这些版面称为‘沉重回忆’。基本要求是报道真实，尊重逝者，文字透明。必须是真人真事。我们还能怎么办呢？这是一场很特殊的努力。”
到了1988年1月，一切准备就绪。摄影成果起了重要作用。这一系列报道共有44篇文章，安排10天刊登，版面作了特殊设计。“在形象生动描述和设计方面，我们已经比1976年时有了很大长进，”韦弗说。助理常务主编迈克·坎贝尔主持完成了设计。版面两边镶有白色栏条，标示有个别人的语录。
在这一系列报道开始见报之前，韦弗做了他过去很少做过的事。他走访了各地土著阿拉斯加人的头头，向他们介绍了报道内容，并且事先打招呼说“这将是令人难受的”。
然而，土著人头头大都欢迎了他的预告。“其实人人都已经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走进一个村镇进行采访，那里的头头自然都会知道，”韦弗说。不过早打招呼还是传递出一个信息，即报纸方面关心他们的反应。“实际上我们就把城里白人对乡下土著人这样的视角给中和掉了。”
可是这次报道也不是受到所有的人的欢迎。阿拉斯加东南部一个村庄就不愿意见到报纸公开报道他们那里的揪心的事。据韦弗说，那里的人至今还对《安克雷奇每日新闻》一肚子怨气。“不过在别的地方，我们的报道都引起了共鸣，因为报道是真实可信的。”
韦弗在第一天的报道引言中指出，这批报道“集中谈不幸的事”，并不是从土著阿拉斯加人丰富文化遗产那样一种角度正反两面兼顾的报道。但报道的最后还是一种积极的调子，指出一种提倡清醒冷静的运动正在得到越来越广泛的支持，阿拉斯加土著人的精神文明正在发扬光大而胜过悲观压抑。
《安克雷奇每日新闻》在刊登这一系列报道的日子里，又每天额外加印3万份，送到它平常发行地区之外的僻远村镇，大约相当于当地平均每9个人有一份报纸。老问题仍时有发生。但预防自杀的新措施已开始实施，反对酗酒的舆论也得到加强。“在过去，反季节狩猎麋鹿是重罪，而向禁酒村镇卖酒却只是小事一桩。现在州议会已弥补这一漏洞，”韦弗说。
1989年，普利策公共服务奖评委会还考虑过另外几项针对社会问题或经济问题的报道。其中有两项--一项是《亚特兰大宪法报》谈银行歧视黑人购房户而不予贷款的行径，一项是《费城问询者报》谈赋税漏洞--赢得了另两项普利策奖（前者的获奖人是比尔·戴德曼，后者的获奖人是唐·巴勒特和吉姆·斯蒂尔）。评委会将《安克雷奇每日新闻》评为普利策金奖得主时指出，该报揭示了“该州（阿拉斯加）一部分受到忽视的贫困居民中间存在的严重社会问题”，使这一“迄今一直未受重视的社会问题”得到合情合理的讨论。普利策奖理事会同意了评委这一意见。
1989年--《安克雷奇每日新闻》：因报道了土著阿拉斯加人中间的酗酒和自杀的高发率，在系列报道中集中注意到这一部分居民中间的悲观失望情绪，从而导致了各种相关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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