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绝对β趋同分析
徐现祥 李郇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中山大学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
感谢语：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王美今教授、舒元教授、陈广汉教授等给予大量帮助，在此表示感谢。另外本文的研究得到中山大学笹川基金博士生创新基金（2003）、广东省高教厅人文科学项目的资助，在此表示感谢。
中国城市绝对β趋同分析
内容摘要：受Young（2000）的启示，本文重点考察了我国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令人惊奇的是，在90年代，我国城市收入差距越来越小；存在绝对β趋同，这与省际收入差距变动模式明显相左。本文还发现，资本收益递减和城市间的学习、模仿是城市趋同的重要源泉，而且后者所带来的趋同速度从沿海到内地呈现梯度状分布，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一致。这表明西部开发的有效战略应不断切实提高西部城市的学习效果。
关键词：经济增长；城市；趋同
英文标题：On Convergence across Cities in China
Abstract: Inspired by Young’s findings (Young, 2000), we center on the income inequality across cities in China, finding that the income converges absolutely, despite no such pattern emerges across provinces. To investigate the determinants, we estimate the separate contributions of diminishing return and technology transfer (learning city) to the rate of absolute convergence. We find both are important, and that the latter effect gradually increases from the coast to the interior, which coincides with the process of implement of open-up policy.
Keywords: Economic Growth; urban; Convergence
一、引言
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中国省际间的收入差距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拉大（王绍光、胡鞍钢，1999；蔡昉，2002；林毅夫，刘培林，2003等）；另一方面，正如young(2000)所强调的那样，我们省际间的产业结构是不断趋同的（见图1）。这两种现象共存确实有点让人困惑，在产业结构不断趋同的情况下，为什么省际间差距不断拉大呢？
国内外众多学者对中国日益拉大的地区差距给予了高度关注，提出了各种各样的假说，如强调私有企业（Chen和Feng，2000）、外商投资（Lee，1994）、优惠政策（Démurger等，2002）和发展战略（林毅夫等，2003）对地区差距的影响等。不可否认，这些假说确实从各个层面解释了我国地区差距的不断拉大，但不能够解释省际差距拉大和省际产业结构趋同共存的现象。
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研究我国省际的经济趋同，从一定义上来说，隐含着对每个省区的进一步细化。原因很简单，从空间的角度，第一产业主要坐分布农村地区；而第二、三产业主要分布城市地区。从这种意义上说，Young（2000）对产业结构趋同的研究暗示，以城市为单位和以省区为单位的经济收敛是不同的。因此，本文尝试把省区细分为其所管辖的各个城市和农村，更加细致的考察我国地区间的收入差距。本文的这种细分是有意义的：
第一、能够更准确得刻画我国的地区差距。把一个省区作为一个观察值，显然忽视省内的差距。如广东省的人均指标在全国的排名相当靠前，但它仍然有国家级的贫困县。另外，大量的实证经济增长文献已发现，在计算我国地区差距时，是否包括北京、上海等直辖市对计算结果有较大的影响（胡鞍钢等，1999；Démurger等，2002）。
第二、自1985年起，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城市，农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维持在1985年以前的水平。
第三、我国地域辽阔，自然资源分布和自然环境差异很大，但城市是我国重要的资源配置平台，城市的经济增长对整体国民经济的发展影响较大。从图2可知，在1989-1999年间，我国地级以上城市间的差距逐渐缩小。
基于此，本文重点考察了全国城市间收入差距的变动情况。令人惊奇的是，这种变动模式与省际间收入差距的变动模式明显不同。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而且存在绝对β趋同。接着，本文从不断学习国外先进技术、经济建设经验是我国经济增长引擎的角度出发（舒元和徐现祥，2002），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城市作为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之一，城市间学习、模仿是我国城市间存在绝对β趋同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由于沿海城市是“干中学”，内地城市是“看中学”，两种学习模式所带来的趋同速度从沿海到内地呈现出梯度状分布，与我国改革开放的梯度推进战略一致。
以下部分的结构安排是，第二部分是城市趋同的典型事实；第三、四部分分别是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结论。
二、城市趋同的典型事实
为了更加凸现城市趋同的典型事实，我们不妨先考察我国地区趋同的典型事实。
中国地区趋同的典型事实：地区差距进入90年代重新逐渐拉大，而产业间的差距缩小。
图1A刻画了我国改革以来地区差距的变化趋势。反映地区差距的常见指标有基尼系数、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等，图1A给出了三种指标的变化趋势。从图形上看，三大指标揭示了，地区差距经历了80年代的缩小之后，于90年代再次扩大，明显呈现出上升的态势。由图1B可知，我国省际间产业结构是不断趋同的（Young,2000）。
中国城市收入趋同的典型事实：进入90年代，城市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存在绝对β趋同。
图2给出了，20世纪90年代，我国216个地级以上（含地级）城市差距的变动态势。与图1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16个城市人均GDP（对数形式，下同）的泰尔指数和变异系数在1990之后均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
值得强调的是，本文的发现是相当稳健的。为了稳妥起见，我们把216个城市分为东部城市和中西部城市两组，采用泰尔指数把城市间的差距分解为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结果见图3。从图形上看，东部城市间的差距在90年代初期迅速缩小，进入90年代中后期大致稳定下来；中西部城市间的差距，如果我们忽略了1996和1998这两年，则一直呈现出下降的态势；东部和中西部城市间的差距在90年代初期迅速扩大，进入90年代中后期大致稳定下来。需要强调的是，东西部城市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表现为组间的泰尔指数下降了一个数量级。
考虑到城市级别可能会影响到城市间的收入差距，我们把全国216个城市分为30个省会城市（包括直辖市在内）和186个非省会城市，同样采用泰尔指数把城市间的差距分解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结果见图4。从图形上看，省会城市间的差距主要是集中在之间，相对而言，收入差距不是很大；但整体而言呈现出下降的态势；非省会城市间的收入差距更加呈现出明显的下降态势；而组间的差距不大，稳定在之间。
通过以上泰尔指数分解可知，本文所发现的城市间收入差距进入90年代不断缩小的现象是相当稳健的，大致不受城市地理位置和行政级别的影响。
表1概述了城市间绝对β趋同情况，我们将在实证分析部分中详细分析，本小节暂不讨论。
三、理论假说
、趋同机制的简单回顾
从趋同文献上看，人们对趋同机制的关注主要是从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到技术扩散，即从经典趋同到技术扩散趋同。 由于假定资本边际报酬递减，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预测了趋同。因此，在趋同的早期文献中，人们通常隐含假定各个经济体具有相同技术进步率，从而从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角度解释大样本跨国数据存在条件β趋同的原因（Mankiw、 Romer和Weil，1992（以后简称MRW）；Barro和Sala－I－Martin，1992）。
随着R&D类型新经济增长理论，特别是技术扩散模型的发展，人们尝试从技术转移的角度研究趋同，就成为水到渠成的事。Bernard和Jones（1996）指出，在忽视技术进步的情况下，经济体的水平差异和增长速度差异只能仅仅取决于资本，尽管资本包括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这是一个误导。因为无论是经济史学家、技术专家还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拥护者都强调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发展、趋同中的重要作用。真正在趋同分析框架内，研究技术进步在趋同中作用的应该说是始于Abramovitz（1986）和Baumol（1986）， 从实证结果看，发达国家存在技术趋同，全球存在南北技术扩散（Coe、Helpman和Hoffmaister，1997）。
从技术接纳者的角度看，技术转移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吸收的过程。在世界技术创新和成就的地理分布中，中国是技术的积极接纳者（世界银行，2000）。 在跨国增长分析中，人们通常把各个国家视为一个学习主体，不可避免的忽视了国家内部的学习情况。在全球化的时代，资源逐渐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这不仅改变了产业的空间分布和生产组织形式，而且把城市直接纳入到全球或国家内部的竞争体系中，使每个城市都面临来自外部的挑战和内部矛盾的挑战（Belland，2000）。在这种挑战下，每个城市都产生学习的压力（Bruton，2002），并希望通过学习带来新的投资机会和城市经济增长的新源泉（Morgan，1997）。
就我国的国情而言，城市政府在业绩考核的激励下，以城市为单位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李郇，2002）。竞争压力促使城市政府之间的交流、企业之间的相互学习以及由学习带来的技术扩散已成为普遍现象 。
、城市学习梯度假说
Morgan (1997)在论述学习城市(learning city)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时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城市和城市之间形成的一个“网络”成为地区发展的新范式，通过这个网络，技术得以扩散并导致创新行为和社会资本积累。在这个网络中，各个城市的学习效果直接关系到技术扩散的速度，进而影响该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显然，一个城市的学习效果取决于该个城市的学习能力、学习成本等。
在跨国分析中，人们把每个国家或者地区视为一个学习主体，从而主要关注各个学习主体在学习能力上的差异（Bernand和Jones，1996；Jones，1998；Barro等，1998），学习能力通常采用受教育程度（比如中学以上的入学率）来表示。而本文主要是从学习成本的角度考察各个城市的学习效果。这主要是考虑到，我国地级以上城市作为教育资源的集中地，9年义务教育实施最为完全，并建立了从高中到职业技术学校的中等教育体系，大致可以认为地级以上城市作为技术接纳者的学习能力是一致的。
我们用图5A来说明，作为城市学习效果的技术转移速度与学习成本之间的关系。在图5中， C分别表示城市的学习成本，用以刻画学习对象的难易程度；TR表示付出学习成本后的产出——技术转移速度。当城市的学习能力等一定时，学习对象的难度越大，学习成本越高，进而技术转移速度越慢，即各个技术转移速度与其自身的学习成本负相关，在图5A中表示为一条向下倾斜的曲线。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施的是从沿海向内地梯度推进的发展战略。从一定意义上说，在这种梯度推进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在该过程中，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的学习成本是存在差异的。
沿海城市率先开放的制度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外来直接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和外来投资带来了大量新技术、新生产模式和管理模式等，对于沿海城市而言，这一切都是全新的，需要“边干边学”，即沿海城市是通过“干中学”的模式，不断对外来的新技术、生产组织形式和制度环境进行选择、学习、吸收和改进。由于这个过程是一个“边干边学”的“试错”过程，其学习成本相对较高，技术转移的速度相对较慢。勿庸置疑，沿海城市的试错结果是，积累了宝贵的学习经验，形成了可供参考的学习模式。
内地城市的学习模式是“看中学”，即对沿海城市成功经验的模仿。对于沿海城市成功技术经验中的制度经验，城市间往往是通过组织参观学习，使这些制度经验在内地城市快速推广，比如经济开发区在全国范围的兴起 。在我国知识产权保护上不完全的情况下，制造技术的扩散比制度的扩散更快，一旦东部出现一个具有市场潜力的产品, 相似产品或改进产品会很快在内地企业中出现， 当年，VCD在全国各地的出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无疑，这种“看中学”减少了内地城市在学习过程中的“试错”成本，使其学习成本相对较低，从而技术可以较快的扩散。
总之，从学习成本的空间分布看，沿海城市由于“干中学”，学习成本较高；内地城市由于“看中学”，学习成本较低，从而学习成本的分布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的“反梯度”，即在图5B中表现为向下倾斜的曲线。相应的，技术转移速度的空间分布呈现出“梯度”状，即图5C中表现为向上倾斜的曲线。
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城市学习的路径。城市是国家资源配置的平台（Henderson，2000），技术则是沿着由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构成的发展极和发展轴线扩散的。其中，省会城市由于权力集中往往成为社会资本最为集中的地区，不仅构成了省域范围内最大的城市，而且构成了技术扩散的发展极核，省会城市之间相互联系的网络则构成技术转移和梯度推进的轴线，围绕着这些极核与轴线，技术不断的向其他城市扩散。
另一个是、学习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学习作为技术扩散的手段，在时空上不是一次完成的，在由城市构成的网络结构中，“干中学”和“看中学”都存在着不断学习和反馈的过程。城市间的竞争不仅加速了学习和技术扩散的速度，而且使学习的内容不断翻新。随着扩散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学习内容的不断成熟，学习成本不断下降，从而技术扩散进一步加速。
、一个推论
城市学习的模式影响到技术扩散的程度，进而关系到城市经济的趋同速度。由于内地城市“看中学”模式的成本比沿海城市“干中学”模式的成本低，而且随着技术的扩散，学习难度下降，新技术所覆盖的城市范围越来越广，从而全国城市会出现趋同现象。但从学习趋同的分布看，内地城市间的学习趋同速度应比沿海城市间的学习趋同速度快，即趋同速度呈现出从沿海到内地城市的梯度分布。
四、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模型
目前，人们正在探索在一个分析框架内综合考察要素边际报酬递减和学习（技术转移）在趋同中的作用。Temple（1999）和Dowrick、Rogers（2002）都发现，虽然经典趋同和技术转移趋同的理论基础截然不同，但二者实证分析的表达式却有共同之处，即解释变量都有初始人均GDP，在MWR框架和Barro回归方程中，该变量表示经济体到其自身稳定状态的距离；而在技术缺口文献中，该变量表示经济体到技术前沿的距离，即技术缺口的大小。
因此，Dowrick、Rogers（2002）在MWR框架中引入资本变量，用以直接刻画资本积累在趋同中的作用，而把初始人均GDP解释为技术缺口，从而实现了在一个分析框架内共同考察资本积累和技术转移在趋同中的作用。我们在Dowrick and Rogers(2002)模型基础上，建立中国城市经济收敛的实证模型。
我们从标准的索洛模型出发构建实证分析模型，即
(1)
其中，、 、和分别表示人均GDP、人均资本和技术水平，、和是储蓄率、折旧率和人口增长率。
从要素边际报酬递减的角度考察趋同的分析框架，如MRW框架，来源于式（1）中的资本积累方程，即在稳定状态，对资本积累方程进行对数形式的一阶泰勒级数展开，可得
（2A）
其中，是趋同速度，， 和表示第个经济体和时间段。式（2A），假定各个经济体的初始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率（）是相同的，显然忽视了各个经济体初始技术水平和技术进步率的差异、同时也忽视了技术转移。因此，自Islam（1995）以来，MRW框架一直是人们批判、改进的对象。
Dowrick、Rogers（2002）则另辟途径，直接从生产函数出发构造计量模型，即索洛模型中的生产方程两边取对数，然后对时间求导，得
（2B）
其中是人均GDP在期的增长速度。与式（2A）相比，在式（2B）相对更简洁，而且各个经济体的技术进步率（）并不相同。我们依据技术缺口文献的做法，把表示为
（3）
其中，和分别表示在初期，技术领先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和技术落后经济体的技术水平，二者之比显然是落后经济体的技术缺口（Technological Gap）；是经济体在学习中的固定效应；表示周期性因素等外部冲击对学习的随机影响。把式（3）代入式（2B），得
（4）
从学习者的角度看，期初技术领先经济体的技术水平可视为给定，则式（4）整理为
(5)
其中， ，含有固定效应；。考虑到各个经济体初始技术水平是不可观察的，我们采用技术缺口文献中的做法，用各个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表示，即
（6）
这样，我们就可以一个框架内共同考察资本积累和技术转移在趋同中的作用，二者所带来的趋同速度分别为和。
、数据
本文采用的数据全部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89－1999），样本是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区。 其中各个城市的GDP是分别按30个省区1989-1999年GDP缩减指数进行了调整； 人口是样本的总人口数；统计年鉴没有提供资本存量的数据，我们根据每年的固定资产投资流量，采用永续盘存法模拟出名义资本存量，然后按各省GDP缩减指数进行平滑，得出实际资本存量。另外，由于我国城市等级在1990－1999年间，不断有县级城市升格为地级城市，为了避免样本选择性偏差问题（Delong，1988），我们初步选定了216个样本， 但有些城市没有提供完整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我们最终选了208个样本。
、计量结果分析
、城市绝对β趋同
表1报告了全国216个城市绝对β趋同的计量分析结果。模型1是无条件收敛分析框架，从计量结果看，在1989-1999年间，我国216个城市存在绝对β趋同，即初始人均GDP水平越低，增长得越快，趋同速度大致为%。
模型2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引入虚拟变量，把全国216个城市分为沿海开放城市、东部城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等四种类型，考察每种类型城市的绝对β趋同情况。 从模型的估计结果看，引入反映城市类型的虚拟变量，拟合度从4%提高到%，而且回归变量都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这表明，在1989-1999年间，我国城市间存在绝对β趋同，但每类城市的趋同速度并不仅相同。从城市间绝对趋同速度上看，东部城市、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的趋同速度依次递增，分别为%、%、%和%。
表1、城市绝对趋同分析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固定效应
无
无
有
Ln(RY)
()***
()***
()***
DEAST*Ln(RY)
()***
()***
DCAP*Ln(RY)
()***
()***
DOPEN*Ln(RY)
()***
()***
Adj_R2
F
***
***
***
D-W
N
208
208
416
趋同速度
东部城市
省会城市
沿海城市
其他城市
注：***、**和*分别表示通过显著水平为1%、5%和10%的统计检验，下同；模型1、2的样本区间是1989-1999，分析方法是截面分析；模型3的样本区间是1989-1994、1994-1999，采用的是Panel分析；DEAST、DCAP和DOPEN分别是刻画东部、省会和沿海城市的虚拟变量。
为了稳妥起见，我们采用了Panel分析（Islam，1995）， 按照5年一个时间段，把样本区间划分为两段。模型3是有固定效应的Panel分析，从分析结果看，Panel分析仍然支持我们的结论，即在1998-1999年间，我国城市间存在绝对β趋同，但每类城市的趋同速度并不相同。具体到每类城市的趋同，Panel分析提高了每类城市的速度，但速度大小次序保持不变，仍然是东部城市、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的趋同速度依次递增，分别为%、%、%和%。这与跨国趋同文献的发现一致。跨国趋同文献大都揭示了，采用Panel分析，趋同速度一般会提高（Islam，1995；Lee，et al，1998）。
、城市趋同机制
在本小节，我们依据式（6），实证分析城市存在绝对β趋同的机制。表2报告了学习和资本积累在城市绝对β趋同中的作用。模型4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引入控制变量资本，从而初始人均GDP水平就可以用来反映学习在城市绝对β趋同的作用。从计量结果看，直接引入资本存量，是可行的。第一、资本存量能够通过显著水平为1%的统计检验；第二、模型2中原有的各解释变量符号依然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显著；第三、模型的拟合度从25%提高到42%。
从学习贡献的趋同速度上看，模型4支持我们的学习梯度假说。由表2中学习趋同速度栏的第二列可知，沿海开放城市、东部城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的趋同速度依次递增，分别为%、%、%和%。
为了检验模型4的结论是稳健的，我们将采取以下两种做法：第一、同时考察资本积累在不同类型城市中趋同的作用，即模型5。 在模型5中，我们假定资本积累在各种类型城市中的作用存在差异，从而引入资本虚拟变量，用以反映省会城市在我国资源配置中的平台作用。从计量结果看，我们的学习梯度假说依然成立，由学习趋同速度栏的第三列可知，沿海开放城市、东部城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的趋同速度分别为%、%、%和%，仍然大致依次递增。
表2、学习和资本积累在城市趋同中的作用
模型4
模型5
模型6
模型7
固定效应
无
无
有
有
Ln(RY)
()***
()***
()***
()***
DEAST*Ln(RY)
()***
()***
()***
()***
DCAP*Ln(RY)
()**
()**
DOPEN*Ln(RY)
()***
()***
()***
()***
GK
()***
()***
()***
（）***
DCAP*GK
()**
()***
Adj_R2
F
***
***
***
***
D-W
N
208
208
416
416
学习趋同速度
沿海城市
东部城市
省会城市
其他城市
资本趋同速度
东部城市
省会城市
沿海城市
其他城市
注：模型4和5是截面回归分析；模型6和7是Panel分析；在资本趋同速度栏中“/右边”是按照（n+d+g）=计算，“/左边”是按计算；其他同表1。
第二、我们采用Panel数据分析学习和资本积累在城市趋同中的作用，即模型6和7。显然模型6和7分别与模型4和5相对应，从计量结果看，Panel分析依然支持我们的学习梯度假说，从趋同速度上看，沿海开放城市、东部城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的趋同速度仍然大致依次递增。
需要说明的是，表2支持我们的学习梯度假说，但同时也指出，学习梯度推进是有条件的。对比表1和表2，我们清楚地看到，只有在模型中引入资本变量后，沿海开放城市、东部城市、省会城市和其他城市的趋同速度才呈现出大致依次递增的态势。另一方面，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对城市绝对趋同的贡献亦不容忽视。对比表2中的学习趋同速度栏和资本趋同速度栏，我们发现，即使假定全国216个城市稳定状态增长速度非常低，如为文献中通常假定的（6%）一半左右，计算发现资本边际生产率递减所贡献的趋同速度仍然比学习所贡献的速度略高些。
五、结论
在研究我国地区收入差异的文献中存在一个有趣的现象，即从整体上看，进入90年代我国省际间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但从产业结构的角度，省际间的差距是缩小的。为了解释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本文把我国的省区进一步细分为其所管辖的各个城市和农村，更加细致的考察我国地区的收入差距。考虑到样本的可获得性，本文重点考察了全国216个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间的收入差距变动情况，结果发现：
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城市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而且存在绝对β趋同；
我国城市间存在绝对β趋同是因为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和城市间的学习、模仿（技术转移）；
从学习的角度看，与我国改革开放从沿海到内地的梯度推进战略一样，我国城市间学习、模仿所带来的趋同速度也从沿海到内地呈现出梯度推进。
值得强调的是，本文的发现是相当稳健的。这无疑为我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了一点启示，即开发西部地区的有效战略必须能够切实不断提高西部城市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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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见节。
经典趋同是Sala－I－Martin（1996）对趋同早期研究的概括。
如，Baumol（1986）在其经典趋同文论中就是从创新贡献（Innovation-sharing）的角度解释发达国家为什么存在趋同。
世界银行通过对世界各国在技术创新和成就的打分,把各国分为领先者、潜在领先者、积极采纳者和无足轻重者。打分的内容包括4个方面：地区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培训熟练工人或创新技术的能力，能带来专门知识和经济稳定的老牌公司和跨国公司的影响，个人创办新企业的积极性，获得风险资本以确保好点子进入市场的可能性。
城市间的竞争和学习在国内广泛存在，如内环路和城市形象工程建设在大城市间先后出现，并作为政府改善城市投资环境的主要业绩。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中国的对外开放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城市；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经济特区后，中央政府决定把经济特区的沿海城市的开放政策向更广泛的地区推广。
经济特区最早出现在沿海4个城市,特区的成功带动了14个沿海开放城市的设立,后来内地几乎每个城市都设立了不同级别的经济开发区
我国的城市建制分为直辖市、地级市（其中省会城市为副省级城市），县级市和镇。1980年以前，我国一般市镇的直接辖区只包括市区和镇区，新设的市也是“切块设市”。1980年以后，大多数是“撤县建市”，不另划出市区，使县级市行政区包含大量的乡村地区，同时为促进城市带动乡村的发展，大中城市实施“市带县”的行政体制。至2000年底，全国共有259个地级市，有253个地级市均有下辖县级市（胡序威 2003）。《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只对地级市均分别列出“地区”和“市区”两项，前者反映整个市行政区域内的情况，是城市和农村经济活动的总括；而后者包括城区和郊区，主要反映城市的主要功能和活动。因此，本文的考察对象主要为中国地级及地级以上城市的市区。
在统计年鉴中，1992年和1993年的数据缺失，我们利用内插模拟补足。GDP缩减指数来源于《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00）。
拉萨市的数据缺失。
沿海开放城市主要是包括四个特区厦门、深圳、珠海和汕头；15个沿海开放城市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威海、青岛、连云港、南通、上海、宁波、温州、福州、广州、湛江和北海。
在实证过程中，我们尝试把非东部城市进一步划分为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但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因此我们把中西部城市通称为非东部城市。
我们之所以进一步采用Panel分析，是因为人们已发现，采用截面分析的结果是有偏的（Islam，1995）。
在实证分析过程中，我们尝试通过多种渠道添加虚拟变量，来反映学习、资本积累对四类不同城市绝对β趋同的影响，考虑到篇幅限制，我们只是报告了主要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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