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失衡的国际分工
2007年下半年以来,首发于美国的金融风暴从金
融业一步一步地推向实体经济,并进一步推向全世
界。这次危机是一系列结构性失衡集中发生的结果。
首先是储蓄与消费的失衡。美国是典型的消费型
社会,2007年消费占美国当年GDP的72%,而同期中
国的消费率为49%。在1994—2007年,美国的实际消
费需求年增长率为%,而实际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平
均年增长率仅为%。这种消费模式最终使美国居民
背上了沉重的债务负担。1997-2007年,家庭部门的
负债从90%涨至可支配个人收入的133%。与过度消费
相对应,美国社会低储蓄率的特征愈益明显,20世纪
80年代美国储蓄率为10%左右,至90年代下降至5%
左右,最近几年降低到只有%左右。据统计,美国
过去 5年的平均净国民储蓄仅是其国民收入的 %。
没有一定的储蓄,美国次级抵押贷款者就没有足够的
偿还能力抵御各种风险。从宏观上看,持续的高消
费、低储蓄,一方面加剧了美国的贸易逆差,使美国
经常项目赤字从1994年到2006年间增长了倍,占
GDP的比重从%提高到%;另一方面加剧了财
政赤字,使美国政府财政赤字居高不下,在2008财年
达到创纪录的4550亿美元。
美国的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比重较大,大约占
70%以上。服务业中又以金融业占比最大。美国金融
业产值占GDP的份额早在1990年就超过了制造业,目
前占到近四分之一;金融业利润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
的份额最高曾达40%。金融业中本来商业银行的资产
风险是较低的,但是,由于美国的储蓄率低而资本市
场又特别发达,在美国商业银行的资产结构中,30%
左右来自储蓄,70%左右来自证券化资产,而证券化
资产又是高杠杆化的,证券价格波动导致其总资产规
模大幅度波动,市场信用的收缩又使证券化筹资难以
实施,使得实体经济的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都陷于冻
结。于是就在金融机构出现大量资产减计的同时,实
体经济的运行也受到严重影响。
最近20年来,世界经济已经形成了中、日、韩等
东亚国家制造,美欧等国消费,俄罗斯、澳大利亚、
中东诸国提供自然资源这样一个大体的分工。从中美
关系来讲,则基本上是中国生产,美国消费,通过中
国向美国大量出口形成贸易顺差,进而形成越来越多
的外汇储备,中国则用这些外汇储备购买美国的国
债,从而进一步提高美国的支付能力,可以在不必大
量发行货币的情况下保证对中国的进口支出。这样一
个经济格局,在经济发展比较平稳的情况下,中美双
方的政界和学术界都已逐步适应,企业界也为此年复
一年的循环着。因为通过出口不断获取的美元外汇有
人民银行这样一个大买主,这笔钱的用途又主要是用
于购买美国的国债和机构债。美国人什么都没有损
失,既得到了货币又得到了物资。中国政府和企业也
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失衡与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纠偏
■杨万东
【提 要】源于美国的全球性金融危机是一系列结构性失衡集中发生的结果。危机使得中美之间贸易的
不公平性和中国经济结构的不合理性彻底暴露出来。中国面向外部需求的生产结构需要针对内部需求的要求
而相应调整。
【关键词】金融危机 中美贸易 结构性失衡 贸易保护 结构性纠偏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47(2009)03-0027-05
经济观察经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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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HEORETICAL HORIZON
很高兴,因为中国的GDP在高速增长,官员政绩斐
然,企业则通过出口退税和结汇获得了利润。但就在
这样一个看似公平的国际分工构局下,中国公民的真
实福利却被大大压缩了,原因在于当资产形态的外汇
储备达到一定规模以后,就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其
灵活性大大减低,逐步向单纯的账面财富转化。
次贷危机使得中美贸易的不公平性和中国经济结
构的不合理性彻底暴露了出来。由于危机的出现,美
元资产和美元的贬值是时间先后的问题。美国对金融
机构的大量注资和担保使美元的发行规模不断升级,
在2007年时,救助问题金融机构的资金还是以百亿元
为规模,2008年升格到千亿元规模,2009年则升格到
万亿元规模,这实际上也就暗示着中国在美资产的贬
值速度。虽然从市场定价来看这些资产还没有这样大
的减值损失,但这是靠存量资产的规模维持和增量规
模的不断扩大为前提的。根据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
据,2008年年底中国持有美国国债已达到 7274亿美
元。截至2008年6月底,中国共计持有美国证券类资
产达万亿美元,较2007年6月底增加2830亿美
元。[1]上述数据仅包括来自中国境内的投资,离岸中
资机构及中国委托境外机构的投资不包含在内。如果
加上2008年6月以后的新增投资和其他中国离岸机构
和中国委托境外机构的投资,现在的规模按原始投资
额算应在万亿美元以上,折成人民币应为10万亿
元以上,相当于中国境内居民人均7200多元,占中国
居民人均储蓄额的 %。对于美国总共 3亿人口来
讲,中国对美国的证券类投资相当于美国人均5000美
元,是中国人平均储蓄额的一倍以上。而从现在的情
况看,美国政府对中国目前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仍旧
很不满意,美国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上任后首次
出访就向中国推销其新发国债,表明美国对中国继续
大规模增持国债的迫切愿望。
二、下滑的世界经济是贸易保护主义的
温床
次贷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去杠杆化的过程。危机爆
发以后,美国金融机构平均30倍的资本杠杆率会向商
业银行平均倍的杠杆率回归,美国居民平均不到
3%的储蓄率会向 10%以上的储蓄率回归,美国接近
10%的失业率会使美国的消费水平大幅度下降。虽然
奥巴马政府新近通过了接近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
划,甚至开始实行用美国货、用美国人的保护主义政
策,但美国的产业结构在最近30年中已经高度服务业
化,美国在金融风暴中失业的大量人员很多无法被以
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为特征的就业需求所吸收。大规
模的减税政策对国内消费的刺激作用由于经济的不确
定性增加,居民可能会将其用于增加储蓄而不是扩大
消费,但区区3000多亿美元的减税对于有14多万亿美
元GDP的经济体来讲,对储蓄率提高的作用也是非常
有限的,反而会减少美国救市的效果。同时,由于美
国居民的资产构成以房产和股票占比较大,房地产价
格和股票价格的下跌会严重影响美国人的消费预期和
消费行为,而且很多保障性基金都从事证券投资,资
产的缩水会对其后续支付能力和消费能力产生重大影
响,也会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需求产生严重影响。
美国国债规模在布什总统任内已将其总规模调升
到创纪录的万亿美元,奥巴马上任以后,面临金
融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和失业率的进一步上升,上任伊
始就推出了787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2万亿美元
的金融稳定计划,以及将在2009年财年开始的万
亿的经济预算计划,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在过去的一
年中增加了一倍多,已接近2万亿美元。美国的这些
经济救助和预算计划,在财政和贸易赤字都处于历史
高位的情况下,无非是利用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发行
货币和发行国债;对于中国、日本这些主要的国债持
有人来讲,肯定是存量国债的稀释和增量国债的补
充。但在中国持有的美国巨量国债和机构债已达到国
家年度GDP总量接近10%的情况下,世界上没有任何
金融机构有能力接下这样巨量的金融资产,也就是这
些金融资产的流动性已经大幅度降低。同时美国在可
预期的 5到 10年内也很难看出经济发展会有大的起
色。美国的金融体系需要重构,美国的消费力将由于
房价和股价的低位运行和居民储蓄的回升而大幅度下
降,美国的国际货币地位将因为看不到尽头的国债规
模和财政赤字而受到动摇,美国的资本市场将因为美
国金融体系的不确定性和美元地位的减弱而吸引力大
减,从而美国的国债持有人将被迫长期持有缺少流动
性、可抵押性的债权,只有在美国发生大幅度的美元
贬值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才存在全额偿还的可能。也
就是说,随着美国国债规模的扩大,这些国债将越来
越类似于美国打给持有人的一张难以偿还的国际“白
条”,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又是一次大规模的“剪
经济观察经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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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
目前,美国、欧盟和日本三大经济体都已经陷入
经济衰退,下滑的世界经济是贸易保护主义的温床。
世界银行预计,2009年全球贸易将出现逾25年来的首
次下滑,降幅可能会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额
将出现大幅下滑。[2]
对中国来讲,由于美国因为国内问题转向贸易保
护主义,继续提高出口退税率对出口的拉动作用会不
断下降,中国生产、美国和欧洲消费的经济格局将无
法持续。中国沿海面向出口的企业会面临严重的市场
萎缩,并会带来失业人员的上升和社会总体消费水平
的下降。从长期来看,这种情况的出现也给调整不合
理的国际分工现状提供了契机。中国向美国出口,然
后再把挣得的美元借给美国人用,让美国人享受远远
高于中国民众的生活水平;而且由于中国借给美国人
的钱日积月累太多了,美国人只好靠印新钱或发行更
多的国债来用新债偿旧债;中国企业则依靠与积累的
美元债权相对应发行的新的货币来维持企业的经营。
这样的生产,对中国公民何益?这样的财富,对中国
人的实际福利何益?这样的分工,对中国是双重的剥
夺,既是实际物资的剥夺,也是实际购买力的剥夺,
更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智商的最简单也最深刻的嘲笑!
但是,中国的货币化进程和市场化进程仍在深
化,中国经济不会因为外部需求的下降而改变中国经
济的现代化进程。因此面向外部需求的生产结构需要
针对内部需求的要求而相应调整。提高中国国内居民
的消费需求就变成了十分迫切的事情了。
三、中国居民的消费能力困境
国家统计局2008年统计公报显示,2008年全年国
内生产总值 300670亿元,全年税收收入 57862亿元
(不包括关税、耕地占用税和契税),另据相关资料,
2008年全国关税收入、耕地占用税、契税收入合计约
4000多亿元,土地出让收入为9600亿元,也就是政府
的刚性收入约为70000多亿元,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
的24%。2008年末我国全部金融机构存款余额为
亿元,其中企业存款万亿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
万亿元,那么企业和居民之外的存款应在万
亿元,也就是说城乡居民储蓄存款约占各项存款余额
的%。按年末全国总人口132802万人平均计算,
人均储蓄额为万元,仅比2008年我国城镇居民
15781元略多,如果考虑到中国城乡之间、行业之间、
地区之间、贫富阶层之间的巨大的收入差距,2008年
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是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的
30%,估计超过半数的居民人均储蓄额低于 5000
元。[3]而就是这点有限的储蓄,人们还要用于医疗、
养老、子女教育、改善住房条件、支付日常开支等,
许多是人们刚性的消费需求。因此,尽管中国居民储
蓄总量看起来很大,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居民来讲,
其消费能力是很有限的,尤其是对于离厂回家的农民
工,其后续收入将大幅度下降,简单地鼓励其增加消
费,只会迅速地消耗掉本来不多的支付能力,成为新
的城乡贫困人口。
四、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纠偏
现在,外部需求的下降实际上使得国内问题的解
决变得迫切起来。中国在 2015年左右将进入老龄社
会,我国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为即将到来的老龄社会做
好准备。中国最近30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巨大的生
产能力必须转化为中国全体公民的实际福利。
首先,进一步确立农业、农村、农民在中国社会
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大幅度提高农村居民的生产
效率和收入水平。应以农地、林地、宅基地的财产权
确认为基础,以这些土地的合法有序流转为路径,使
农村中的农民成为合法拥有一定资产的居民,引导工
农之间、城乡之间人员的自由流动和资金、技术向农
业和农村的流动,提高中国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和生产
技术水平,改变中国农业听天由命、靠天吃饭、经营
极度粗放、劳动生产率极低的现状,使中国农民成为
替代出口市场萎缩的消费主体。提高农产品收购价
格、建立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实行工业品下乡
补贴(如目前的家电下乡)虽是必要的,但也是不够
的,关键是打破城乡界限,给农民和其他社会阶层同
样的接受教育和创业与发展和机会,提高其自我生存
和发展能力,形成其可持续的生产与消费能力。这才
是拉动内需的真正可持续动力,否则,很可能是虽然
减少了工业存货,但也掏空了农民的积蓄,使农民的
生存和农村的发展都成为更加严重的问题。
其次,面对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的国际趋势,
中国必须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由于金融危机扩散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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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体经济后实际上变成了经济危机,企业大量亏损甚
至破产,失业率不断上升,对各个危机发生国来讲,
降低失业率是政府当局维持社会稳定的当务之急。欧
美各国大都是处于后工业化阶段,工业本身具有相当
的技术基础和产业组织基础,加之包括中国在内的发
展中国家出口西方的产品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产品,这
些产品在经济高涨时期许多西方人由于劳工成本和环
境成本高而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现在则可能在政府支
持下重新恢复起来。这是采取就业优先政策后必然会
出现的结果。
对美国政府来讲,应对金融危机最重要的手段就
是美国仍然充当着世界货币角色的美元。保住美元攸
关美国的核心和根本利益,是美国依然保持世界强国
地位的最后防线。但保美元就必然控制美元的发行总
量,特别是减少美国的贸易和财政赤字。减少贸易赤
字的方法是多出口少进口,这或许意味着美国会放宽
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从而给中国的产业升级
和技术发展带来机会,但同时也意味着美国可能减少
对中国可替代工业品的进口。就减少财政赤字而言,
奥巴马政府已经表态要在10年之内减少两万亿美元的
财政赤字,本届任期内则将现有财政赤字减少一半,
这意味着美国新政府将减少其军事支出,并提高在国
内的税收,甚至可能紧缩美国政府的开支,从而对美
国的总体消费能力也将形成一个减量。
面对国外需求必然萎缩的趋势,中国的经济战略
和政策必然全面向内,中国经济的开放度不是开放不
足而是开放过度的问题,中国在实施经济振兴政策和
政府采购中,必须因应国外政策特别是美国政策的调
整,大力提倡自主创新,大力主张使用国货,大力扶
持本国产业和品牌,努力创造国内的就业机会和开拓
国货的国内市场。在对外经贸政策上,变追求出口创
汇为讲求资源互补,寻求比较利益优势,实现贸易平
衡,略有盈余的目标。
第三,对中国政府购买境外金融资产特别是政府
债权进行总量控制和立法约束。由于人民币还不是国
际货币,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货币发行市场基
本上还没有话语权,中国最需要的是用自己具有比较
优势的制造业产品换回自己缺乏的自然资源和高科技
产品和技术,同时需要配置一定的外币现汇以保证一
定的流动性需求,对外进行大规模的高风险金融资产
投资则可能是资源浪费和冒险。为了从制度上保障国
家的金融安全,应通过立法让相关职能部门获得相应
授权,原则上讲,对一国贸易发生的贸易顺差,只能
有不到三分之一的比例用于金融投资,三分之一用于
非金融企业股权投资,三分之一保持现汇状态,以平
滑可能出现的贸易波动和保持流动性。对于总的投资
规模也应有一个最高限制,原则上不应超过当年国内
GDP总额的10%,这样即使发生部分或全额损失,也
在可控的范围内,不至于对国内经济的正常运行产生
严重的影响。超过上年国内GDP总量1%以上的境外金
融资产投资行为,必须得到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的充
分论证和人大立法程序的批准,否则发生的投资损
失,必须追究决策者的失职责任。由于世界性的金融
危机和经济危机还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沿海大量
的两头在外的经济结构和海外市场的急剧收缩将使得
中国出口下降但进口更大规模的下降,贸易顺差反而
可能进一步扩大,因此确立这个保障国家金融安全和
实际福利的制度设计非常必要。
第四,在国民财富收入分配中提高劳动者收入比
重。我国经济增长长期以高达9%以上的速度增长,但
劳动者收入增长率则相对缓慢,特别是初级劳动者收
入,多年来提高甚少,工资性收入在社会总收入中的
比重越来越低。1979年以来我国的投资率总体呈现出
上升趋势,1982年最低时为%,2004年最高达到
%,2003—2007年基本都在 41%以上;我国的最
终消费率1979年为%,1999年变为%,2007
年变为%。但根据国外的数据,2002年世界平均
消费率为 %,2002年低收入国家的投资率为
21%,中等收入国家为25%,高收入国家为22%。[4]我
国投资率高于国际约20个百分点,消费率低于国际约
20个百分点,这也是中国经济不得不依靠外需拉动的
重要原因。
第五,应对危机的产业整合和规模压缩。中国制
造业大而不强,集中度不高,技术含量偏低,能源消
耗高,在外需减弱的情况下,产能过剩的问题将更加
突出。为了保增长、促就业,推动产业整合和升级,
中国政府推出了庞大的产业振兴计划,这些计划以调
结构、上水平为核心内容,希望通过传统产业的升级
拉动宏观经济增长,将鼓励并购重组作为基调,以改
善供给为方向,以加强税收和金融政策支持为工具,
经济观察经济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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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于中国经济短期的走稳和长期的稳定发展。但从
根本来讲,产业的发展必须要有广阔的市场空间,必
须形成相对稳定的产业链条。在外需下降,内需暂时
还未启动的情况下,通过政策引导和市场竞争,实现
兼并收购和产业重组,淘汰落后产能,提高产出效率
和质量,才是提高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根本出路。
第六,对内开放金融业,放开准入,强化监管,
提高金融服务效率。中国金融业大而不强,服务实体
经济的能力很弱,金融业则成为一个高度垄断、高福
利、低效率的行业,而且腐败丛生,是经济犯罪的高
发行业。与此同时,民间金融由于缺少规范和监管,
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地带,虽有效率但风险很高。美国
金融业的整体性危机和欧洲金融业的连带性崩溃告诉
我们必须调整中国金融的发展模式,完善金融企业的
治理结构,约束金融业的不合理薪酬和决策权限,强
化金融机构从业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的职业责
任。金融业不应成为少数贵族专享的特殊行业,这需
要对国内公民和企业放松准入和强化监管,从而将金
融风险分散化,促进行业效率的提高。
注释
[1] 但有力:“中国去年底持美国国债7274亿美元”,《上海证
券报》,2009年3月2日。
[2] 俞岚:“世行再调低明年全球GDP增长预测至百分之零点
九 ” ,
- 40k - 。
[3] 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国家统计局网站,2009-02-26。
[4] 陈文玲:《我国消费需求发展趋势及深层次矛盾》,《宏观经
济研究》2007年第1期。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经济理论与经济
管理》副主编)
责任编辑 刘晓洲
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决心和态度。在这个急切需要
生态文明的时代,人类不仅要放弃“越来越多”的生
产理念,而且还要抛弃人与人之间和国与国之间剥
削、压迫和掠夺的逻辑,生态的整体性特征要求人类
从相互争夺走向合作。
正是国际社会取得了可持续发展是人类的良性发
展之路的共识,才掀起了民间和政治层面轰轰烈烈的
生态运动和绿党政治,环境问题才从过去纯技术性的
“低层次政治”变成了全球性的“高层次政治”。[9] 我
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随着生态问题的政治化和国际
化,可持续发展观念已经在国际社会成为共识,成为
人类一种新的生存战略,这无疑代表了社会发展和人
类文明的进步。
注释
[1][5] 徐崇温:《全球性问题和“人类困境”——罗马俱乐部
的思想和活动》,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版,第129页。
[2] 布伦特兰夫人(G·H·Brundtland)在《我们共同的未来》中
的定义:“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
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3] 周穗明:《西方绿色思潮与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载《岭南学
刊》,2002第5期。
[4] 王书明:《简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的思想渊源与含义》,载《科
学技术与辩证法》,1996年第6期。
[6] 李好好、孙雅婷:《罗马俱乐部三十年》,载《青岛海洋大学
学报》,1998年第1期。
[7][8] 刘东国:《绿党政治》,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版,
第9页;第14页。
[9] 莫神星、伍牧原:《论绿党的崛起与绿党政治》,载《华东理
工大学学報》(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责任编辑:韩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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