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旅游发展笔谈
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旅游业三大市场实现了全面恢复和较快增长。其中，引入注目的是，2010年，我国大陆出境旅游规模达到5739万人次，比2009年(4766万人次)增长了％。国内外旅游业界和学界对飞速增长的中国(大陆)出境旅游市场表现出广泛的关注。在国外旅游学界，中国出境旅游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旅游研究”乃至中国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检索、分析英文旅游学术刊物近10年来发表的有关中国(大陆)出境旅游研究的文献可以发现，首先，从历时态的角度来看，虽然大陆居民赴港旅游相关的议题长期以来是关注的焦点，但随着中国(大陆)公民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数量的不断增加，近4年来，有关澳大利亚、新西兰、韩国、新加坡、越南和中国台湾等新兴目的地国家或地区的中国(大陆)入境旅游研究文献呈现出激增的态势。其次，从研究领域来看，近10年来，英文旅游学术刊物发表的中国出境旅游研究主要集中在市场特征分析(包括出游动机、期望、出行限制因素、信息来源、形象感知、决策行为、感知价值、行为偏好、满意度与忠诚意向等主题)、市场规模预测、产业供给(供应链管理、商业伦理)和产业政策等领域，且市场特征研究占据主导。第三，从研究中国(大陆)出境旅游的学术群体(机构)来看，香港理工大学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是研究大陆居民赴港旅游的“重镇”；而海外华人、华侨学者(包括留学生)则是研究中国(大陆)出境旅游的主力军，且近年来来自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开始零星出现。这种现状也再次说明包括语言、文化、社会资本、地缘优势在内的研究可进入性对于学术研究尤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性。
从国内旅游学界来看，近几年来，对中国(大陆)出境旅游的学术关注也可以分为市场需求和产业供给两个基本面向。其中，对市场需求方面的研究集中于分析出境游客的出行动机、风险感知、行为偏好(如住宿偏好)、感知价值等；面对产业供给方面的研究则集中于产业定位与目标、产业运行特征与发展态势、产业发展影响因素等。对国内外旅游学界关于中国(大陆)出境旅游这一共同的学术领域的关注进行简要比较即可发现，国内外学界对中国(大陆)出境旅游的研究均涉及供给与需求两个基本面向；但国外旅游学界对中国(大陆)出境旅游市场特征的研究更显深入和细化，如对出境游客饮食偏好、购物偏好、住宿偏好等的关注较好地实现了“钟情于微观”和“小题大做”(肖洪根，2005)。
国内外旅游业界和学界对于了解中国(大陆)出境旅游发展的现状和趋势存在迫切的渴望，因为这些研究成果是政府部门产业政策制定和商业部门内部运作与外部营销的智力支撑。因此，在“回答和解决具体问题”的现实导向下，近年来国内外涌现出许多关于中国(大陆)出境旅游的实践和应用导向的研究文献，但富有理论深度或具有较强理论对话能力的文献并不多见。由于旅游研究是一个应用性较强的社会科学领域，其发展、演化自然不能脱离旅游发展实践中所出现的种种现象和问题，因此，实践和应用导向的研究也颇具价值。然而，对中国(大陆)出境旅游的学术研究不能仅仅停留在或者满足于对现状的描述分析或运用现有理论／模型对游客特征的调查研究。这类研究成果，诚如笔者曾经强调的(陈钢华、保继刚，2011)，固然能回答“是什么”的问题，为区域旅游发展的实践提供参考和智力支撑，但却无法更加深层地理解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内在规律以及现象间的关系，无法实现对社会现象进行解释的目的(风笑天，2004)，即不能很好地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从而也无法与现有理论进行对话、拓展和丰富。因此，以笔者之见，目前中国(大陆)出境旅游研究亟须在现实关注的基础上强化理论对话、理论建构的意识。尤其是中国本土的旅游学者更应该不断强化理论意识，不断地在包括中国(大陆)出境旅游研究在内的整个旅游研究体系中发展出立足于中国本土实践的理论，从而不断地增强与西方现有理论对话的实力。
那么，如何强化理论建构的意识呢?笔者借用著名社会学家郑杭生教授提出的“理论自觉”概念(2010)。旅游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理论自觉，首先要求要正确、理性地看待中国和西方现有的理论，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崇洋媚外，在意识到差距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差异，在看到劣势的同时也要凸显自己的优势；其次，致力于基于本土经验和实践的理论发展，所谓“苦练内功”；再次，加强同西方现有理论的对话，从而才有可能实现对西方理论的超越和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构建。
以中国(出境)背包客／背包旅游研究为例。在中国(大陆)出境旅游研究中，对自助出国(境)游客，特别是背包客群体的关注还较少。其实，背包客是目前出国(境)游客群体中最为独特的群体之一，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巨大而独特的社会变迁过程，使得中国背包客的出行动机和行为等显著地不同于其他国家／文化的背包客(如目前国际旅游学界颇为关注的以色列、北欧和日本等国家／地区的背包客)。笔者对网络在线论坛(如天涯社区、红磨坊等)和QQ群中有关中国背包客(包括出国、出境的背包客)出行动机的文本的初步分析发现，“认识自我”、“检验自我”、“发展个人能力”、“提升个人技能”、“与其他人交流互动”、“让自己觉得与众不同”、“认识目的地历史与文化”、“体验目的地生活方式”、“逃避现行生活方式”、“休闲放松”、“结识异性朋友”等是最常见的主题／关键词。这些主题／关键词都紧密地与中国巨大而独特的社会变迁过程和现状联系在一起，是现有西方理论所不能或至少不能完全解释的，因而也是可能的理论对话点和理论发展的潜在机会。
处身国外尤其是中国(大陆)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的学者固然可以充分利用地缘优势展开对入境中国(大陆)游客实地行为的研究，中国(大陆)本土旅游学界更应该充分利用其处身客源地的优势，结合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特殊的社会变迁的大背景和现状，开展实证研究与理论建构的尝试。
我国出境旅游的产业发展趋势 沈涵
中国出境旅游的市场规模高速增长，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大规模的客源支持，根据国际生产理论中的所有权特定优势理论，我国的出境旅游市场为本国的旅游企业对外扩张和跨国经营提供了具有特定优势的市场基础。如何抓住市场机遇，利用市场优势开展旅游企业的跨国经营，重构国际旅游产业价值链结构，实现本国旅游企业的跨越式发展，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一、出境旅游的发展为本土旅游企业的跨国经营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基础
伴随着我国出境旅游的快速发展，在世界主要目的地国家产生了大规模的中国出境旅游客流，以及可观的出境旅游消费经济规模。在中国的出境旅游市场上，我国的旅游企业具备境外企业无法比拟的客源市场基础、组织销售渠道、市场知识、品牌与
商标优势，这些优势随着我国出境旅游者人数规模和消费规模的扩大而日益成为支撑本土企业进行海外扩张的重要市场基础。本土旅游服务企业跟随中国出境旅游者的脚步，服务本国旅游者的海外消费，从旅游者角度来说可以降低海外消费的风险，增加消费安全感；从企业角度来说，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扩展业务范围，控制业务风险，提高盈利水平。
纵观世界，绝大多数跨国旅游企业集团是以本国旅游客源市场为基本支撑，伴随本国出境旅游的发展而获得跨越式发展。历史证明，旅游企业的海外扩张与出境游客的流向具有高度正相关关系。例如日本交通公社的跨国经营大发展始于1987年日本推出的“海外旅游倍增计划”。为了服务规模日益庞大的日本出境旅游者，日本交通公社相继在主要的出境旅游目的地设立分社，进行海外经营。美国运通公司的跨国经营始于一战后美国旅游者赴欧洲旅游的大发展时期，为满足公民出游的需求，美国运通公司在欧洲各地建立分支机构。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逐渐成为美国公民的重要旅游目的地，美国运通公司开始了在亚洲的迅速扩张。
二、出境旅游的发展为本土旅游企业参与国际旅游产业价值链创造契机
在国际旅游产业价值链中，拥有客源市场控制权的旅游企业一直占据有利的产业地位。在欧美国家出境旅游大发展的过程中，欧美本土旅游企业利用对本国客源市场的各种优势进行海外扩张，用资金、技术、渠道、品牌等手段参与国际旅游产业链各个环节，通过对旅游供给方，如交通、住宿、购物、景区的所有权或经营权的渗透控制了国际旅游产业链的利益分配和流向，扩大了企业的经营空间与经济规模。
我国出境旅游市场的目益扩大也为本土旅游企业的海外扩张、参与国际旅游产业链带来有利的发展机遇。我国庞大的出境旅游客源和消费规模成为本土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优势，在世界服务贸易自由化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旅游企业具备了向国际旅游产业链上游延伸的前向一体化条件。例如，随着品牌、渠道等的建设，很多经营出境旅游的本土企业开始突破代理境外企业旅游产品的代理销售商业模式，通过与航空公司、海外酒店等服务供应商合作开发旅游产品，通过下游传统渠道和电子商务平台销售产品，提高对产业链主要环节的整体把握能力。很多中国旅游企业通过在海外设立分支机构或者并购参股海外企业从而实现企业经营的空间延伸；对旅游产品要素建立联合采购机制从而提高议价能力；对服务质量进行行业标准化建设从而把握在产业规则中的话语权；用电子商务、网络信息技术改变传统价值链结构从而加强对上下游环节的把控能力。这些举措能推动国际旅游产业链上的利益分配结构朝着有利于中国旅游企业的方向改变。
总之，我国出境旅游的发展不仅仅可以平衡国际收支，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更是我国旅游产业价值飞跃、做大做强的重要机遇。本土旅游企业的跨国扩张，不仅能回笼本国居民的出境旅游花费，为企业生存发展带来较大的经济支持，同时也可以通过海外投资和经营拓展新的市场空间，扩大经营范围，提高业务水平，深度参与国际旅游产业链，获得更大的利益分配权和话语权。
出境旅游安全保障的相关措施 谢婷
出境旅游市场在中国不断扩大，越来越多的游客将目的地选择扩展到境外。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出境游研究报告显示，中国公民旅游目的地国家和地区达到140个，正式实施开放的旅游目的地达到110个。随着签证门槛的降低和游客出境游需求的增长，中国出境游的市场规模将继续呈现增长趋势。在这个背景下，相关的自然或者人为事件使得出境旅游安全问题备受关注，例如台湾苏花公路坠车、菲律宾人质惨案、冰岛火山灰肆虐、泰国政局动荡等等。从游客的角度来说，他们在出境旅游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包括因为水土不服或者饮食问题造成的身体不适，因为交流障碍或对当地习俗不了解造成的纠纷，因为各种意外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所以，构建出境旅游安全保障体系，尽可能将突发事件对游客的影响降到最低，成为我国出境旅游发展过程中值得讨论的问题。
一、旅游安全预警系统和安全应对预案
2009年7月，国家旅游局发布了《旅游者安全保障办法(初稿)》，公开征求意见。在讨论的过程中，一些业内人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2010年11月，《南方日报》就此问题采访了旅游从业者和研究者，调查认为旅游安全预警在实际操作中难度较大，战争、疫情等预警可以明确发布信号，但是突发性自然、人为灾难则很难预警。很多情况下“旅行社依然得靠自己的经验去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旅行社如果能够提前制定应急预案，在突发事件出现时根据事件类型和等级启动相应的预案，这将使旅行社在处理问题时更加主动。旅行社还可以尝试与目的地国家的相关部门联合建立“旅游协会”，在身处异地发生突发事件时获得更加本土化的帮助。2011年4月，美国东西海岸旅游从业者成立了“美中旅游协会”，协会会员包括东西海岸主要接待中国游客的从业者。在游客旅游过程中，旅行社联合目的地的协会组织预先制定详尽的突发事件应对预案，游客的利益将得到更充分的保障。
二、国家形象与游客教育
每一位中国游客在境外的行为和表现也不再仅仅是个人行为，也代表了国家形象。旅游文明素质是一个国家整体文明素质和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的反映。
伴随着游客出境旅游的热潮，旅行社在供给上也不断推陈出新，越来越多深度化和个性化的新型旅游产品开始推出。境外休闲度假已经从“奢侈享受”逐渐成为很多人的“生活常态”。如果游客对国外风俗缺乏了解，在有意无意之间冒犯了当地居民的风俗习惯，也可能造成突发性的旅游冲突。对游客进行教育是预防此类事件发生的有效手段。
游客教育涉及的方面很多，对游客进行教育也不单纯是某个景区管理者的责任，需要社会各相关部门的互相配合。游客教育可以分为三个主要过程：前期宣传、游前规范和现场管理。前期宣传主要体现在对目的地旅游产品的推介过程中，其教育对象是潜在游客群。政府和企业要利用相关的宣传媒体(报纸、杂志、电视、广播、网络等)和旅游节等促销机会对游客进行潜移默化的礼仪教育。游前规范是游客已经成团，准备出游之前，导游有义务向游客告知注意事项，提请游客注意对当地文化的尊重和保护。现场管理是在整个旅游过程中，为游客分发印有行为规范的旅游指南，在门票上印制注意事项等，让游客了解在参观中哪些行为是受到约束的。此外，现场管理人员也应当履行职责，与导游等一线工作者互相配合，实现实地的游客教育。
三、中外旅游保险体系对接
2011年2月1日，《旅行社责任保险管理办法》开始正式实施，境外旅游保险有了新的法律依据。目前，我国在出境旅游方面主要的保险产品有：旅行社责任险、境外旅游意外伤害险、航空意外险和国际救援医疗保险(饶婧婧，2010)。在实际执行过程
中，还普遍存在着保险产品单一、保险责任覆盖面窄、保障内容含糊、责任认定困难等问题。而且出境旅游的出险地在境外，理赔过程往往手续繁杂、速度慢。这样的后果是游客对出境旅游保险缺乏信任感，出境旅游险种推行难度大。所以旅游保险应加速规范，进一步推进中外旅游救援和保险体系的对接，2010年10月，中俄签署的旅游保险合作协议就是一个良好的开端。我国应当从商业上建立一套能够覆盖出境旅游主要环节的保险机制，政府牵头建立完善的“出境旅游救援机制”，将我国的紧急救援系统与国际救援中心对接。游客通过购买包含救援服务的商业保险，在国外也能享受到紧急救援服务。这样在出现突发事件的时候就可能最大限度保障我国游客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研究亟须深入 厉新建
似乎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不重视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因为中国出境旅游市场有着让人无比羡慕的消费能力。但是对我国出境市场的发展应有清晰的判断和把握，相关各方越来越看好其在推动中国旅游企业“走出去”方面潜力的时候，对出境市场更应有清晰的认识。
第一，中国出境市场的增长趋势的可持续问题
过去的20年，中国出境市场总体上维持着高速增长的态势。2010年更是在高基数的情况下，取得了20％的增长。从常规的逻辑和国外的经验来看，市场总量规模继续增长不是问题。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必将在不断提高的消费能力支撑下，继续着出境市场规模的增长。
可问题是，每年的增长率显然不能一直维持着两位数的增长，而目前很少有人对中国出境旅游增长率的变化进行过研究和预测。这个增长率的分水岭会是2011年、2012年或者什么时候，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抑或是最应该关注这个趋势的学者们似乎并不太清楚。人们似乎还陶醉于增长带来的繁荣之中，而无暇顾及这么长远的变化(尽管这个增长率的分水岭可能会在很近的将来来到)。没有长远的预测，注定无法长远的发展。要想基于出境市场发展而制定企业科学的发展规划的话，就必须关注出境市场增长率趋势问题。
第二，中国出境市场的结构问题
从总量上看，2010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次为5739万，这些出境游客主要集中在亚洲内部市场，占80％～90％，其他如欧洲占5％－10％，美洲占3％～5％，大洋洲占％；在洲内旅游市场中，又有约80％是前往港澳台地区的。
但是这些出境游客的消费行为特征和消费结构特征是什么?如此等等。除了现国家旅游局副局长杜江教授曾领衔的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出境旅游研究课题小组、中国旅游研究院、艾威联合旅游顾问有限公司(受中国旅行社协会委托)进行过这些结构性问题的研究之外，现有的出境市场研究鲜有这方面的详尽分析。除了中国内地到香港地区的研究外，具体到单个出境旅游目的地国家(地区)的中国出境旅游消费行为研究的成果更少，包括对中国游客在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澳大利亚、法国等主要的出境旅游目的地的消费行为特征都研究甚少。
因此，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已经参与到出境旅游市场经营与服务中来，希望能够从这个大蛋糕中切得更大的份额，但多数人并不清楚中国出境游客在境外消费的具体构成，不知道游客在境外的消费支出方式中信用卡、借记卡、旅行支票等使用状况，不知道除了组团出境之外，单独出行、夫妻二人出行、家庭出行以及背包客等多种形式的各自比例构成，不知道在出境旅游市场中究竟包含着多少一日游游客、转机游客、邮轮游客，以及这些游客在具体目的地国家和地区的旅游活动类型、停留时间、年龄性别等基本人口统计特征。如果不能清楚地掌握这些信息，则寄希望于通过出境市场发展来推动中国旅游企业跨国经营恐怕并不现实，企业恐怕也很难真正为我国出境旅游者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高质量的服务。
第三，中国出境市场是否可以承载缓解贸易摩擦的重任
很多研究都希望通过出境旅游发展来缓解贸易摩擦，同时高度重视“日本出境旅游发展推动日本旅游业对外投资”的案例价值，希望借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推动中国旅游跨国经营的发展。一方面，如上所述，市场发展能否推动跨国经营尚存疑问，需要深入研究；另一方面，缓解贸易摩擦的重任恐怕也需要科学分析。
比如，2010年我国出境旅游花费为549亿美元，而同期入境旅游外汇收入为458亿美元，旅游贸易逆差达91亿美元，其中逆差主要源自美国、中国香港、澳大利亚和中国澳门。旅游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俄罗斯、中国台湾、韩国、欧盟27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而与法国、英国、新加坡、日本等国的旅游服务贸易基本持平。而从整体贸易状况看，2010年，我国对美国和欧盟顺差分别为1813亿美元和1428亿美元；对日本、韩国和东盟等周边国家或地区逆差分别为556亿美元、696亿美元和164亿美元，对澳大利亚的贸易逆差约为亿美元。除了中美及内地与香港间的旅游服务贸易逆差对整体贸易顺差有些缓冲作用之外，在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中，出境旅游缓解贸易摩擦的作用还有待深入分析，进而做出科学判断。
相反，据北京大学学者李国平等人的研究，缓解贸易摩擦在所有15项日本对外投资动机中，仅列末席。当然，如果将推动出境旅游发展作为培养中国人作为世界公民的视野而言，的确是非常好的一种方式，当年日本推动出境旅游倍增计划的时候，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综上所述，中国出境市场这个充满生机的市场，需要我们有更多、更深入的研究。这其中既包括对宏观趋势变化的研究，也包括对市场微观特征的研究；既包括对洲际分布特征的研究，也包括具体国别的研究；既包括从经济层面的研究，也包括从社会层面的研究；既包括在传统格局下的细化研究，也包括在变动格局下的跟踪研究(如结合中外合资旅行社经营出境旅游业务试点和国家旅游局关于旅行社委托代理的77号通知的研究)。
出境旅游与国民素质——从回归旅游本质的视角认识出境旅游／黄潇婷
1997年。由国务院批准、国家旅游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中国公民自费出国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实施，中国公民自费出国旅游正式开始。2002年正式实施《中国公民出国旅游管理办法》，将出境旅游市场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与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的发展相比，出境旅游发展过程中更多地受到了国际政治环境、产业经济政策等影响。近年来，批判我国出境旅游者的高消费行为以及不文明行为等的报道不断见诸报端，出境旅游国民的素质问题引发了人们的思考。似乎出境旅游的发展总是伴随着争议，总有种种的顾虑，到底应该如何认识出境旅游呢?笔者认为，越是敏感而复杂的问题越应该从回归其本质的视角认识和理解，才能思考出正确的结论。人们从关注出境旅游与贸易逆差，到关注出境旅游与国际政治，到关注出境旅游与国民素质，正体现了逐渐回归旅游本质认识出境旅游视角转换的过程。
首先，出境旅游，从本质上是人们的一种旅游需求。出境旅游与入境旅游有什么区别呢?主要区别在于主体的差异，入境旅游是外国公民的出境旅游需求，出境旅游是我国公民的旅游需求。出境旅游与国内旅游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目的地选择的差异，国内旅游需求在我国境内就能得以满足，出境旅游需求则要去往其他国家旅游才能得以满足。如果不考虑旅游主体或旅游目的地选择的差异，本质上出境旅游与入境旅游和国内旅游是一样的，都是人们的一种旅游需求。旅游的本质是审美和愉悦，旅游需求是较高层次的精神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出境旅游需求的产生不仅是国民收入水平提高的结果，更是国民素质提高的表现。
其次，出境旅游，本质上是国民素质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的活动。美国学者博亚特兹提出的“素质洋葱模型”将素质由内至外分为核心层(动机、个性)、内层(自我形象、态度和价值观)和外层(知识和技能)。出境旅游，在帮助国民获取知识、提升自我形象认知、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价值观和具有包容性的态度等方面有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我国家喻户晓的古训；欧洲16世纪末流行“Grand Tour”，不仅是贵族精英学业完成后的毕业旅行，而且成为年轻人摆脱父母束缚探索世界认识自我的成年礼。与国内旅游相比，出境旅游往往花费旅游者更多的金钱和时间。针对旅游者休闲、放松、娱乐等需求，国内旅游产品更加经济便捷。旅游者愿意支付更多的成本以获取出境旅游产品，不仅仅是满足休闲娱乐的需求，更多的则是出于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的内在需求。
第三，出境旅游者群体的行为示范作用。出境旅游不仅能够直接促进出境旅游者自身的素质提升，而且具有行为示范作用，能够间接带动其他国民素质的提高。具体来说，出境旅游者群体的行为示范作用可以体现为三个层次：一是，有多次出境旅游经历的旅游者对首次出境旅游者的行为示范作用；二是，出境旅游者群体对国内旅游者群体的行为示范作用；三是，出境旅游者群体对国民生活的行为示范作用。当人们在指责出境旅游者高消费购物行为以及大声喧哗等不文明行为的同时，走出国门的“出境旅游者”也在用国际惯例审视国人的行为，提出了诸如关于排队、乘扶梯靠右等要求。总体上，在出境旅游者群体与国际交流的基础上，全体国民似乎都开始了国民素质的反思、批判和自我批判。而对于国民素质的关注和自省正是我国国民素质不断提高的动力。
出境旅游与国内旅游、入境旅游一样都是旅游产品。旅游产品的买方支付金钱，卖方提供物质产品和文化精神产品，旅游产品的交易是平等互利的经济行为。当站在卖方的立场上积极拓展入境旅游市场经营入境旅游产品、拓展国内旅游市场经营国内旅游产品的时候，旅游更多地体现为经济价值。反过来，“硬币的另一面”要求我们能够站在买方的立场上认识旅游的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可以说，能否正确认识和对待出境旅游的发展问题是一块“试金石”，体现了人们积极发展旅游是仅仅关注旅游的经济价值，还是真正认识并认同了旅游的本质。
大众时代的出境旅游和解决方案／杨劲松
近年来，我国出境旅游持续保持强势增长，因私出境占主体的格局进一步强化，已然占总出境人数的90％左右。中国的出境旅游，带着更多民众个人的色彩。大众时代的出境旅游，有着自身的鲜明特点：
其一，覆盖面广，多个社会阶层参与其中
限制门槛的消解和成本的相对下降，使得我国出境旅游者不仅仅局限于诸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以及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等拥有组织资源、文化资源或经济资源的优势社会阶层，更向拥有资源较少的一般社会阶层快速扩散。因此，当前出境旅游的重要特点是高端消费和大众消费并存。
其二，规模巨大和细分市场的多样化
2010年，我国出境旅游人次数为5739万人次。出境旅游消费达480亿美元，显示了我国出境市场的巨大规模和雄厚潜力。与此相对应的，是我国出境市场的多样性和快速分化。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收入水平和不同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决定了我国出境旅游市场的千变万化。而且，这种不同还在细分市场的分化和重新组合中快速变化。年轻人与银发族，观光者和商务客，这些不同人群对出境旅游的诉求大有差异。从观光购物到体验度假，从欧洲七八国串烧到一地深度游，从跟团从众到散客独行，多姿多彩的旅游方式共生同存。总体的大市场，愈发精细的市场划分以及并不单薄的需求支撑，形成了大众时代的出境旅游百态图。
其三。技术条件的快速变化和人性化解决方案的滞后性
技术条件日新月异的今天，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大规模相互作用塑造了大众时代的出境旅游模式。从硬件平台看，手机、PDA、电子纸等，已成为出境旅游人群除电脑终端之外获取信息的新选择。人们能够通过更便捷的途径、更多样化的渠道与终端以及更为自由丰富的信息组合手段来实现出境旅游信息个性化需求。不仅如此，无处不在的网络和无时不在的互动(例如微博)，使得出境旅游者过去相对独立的消费向紧密的社会性消费发展。每个出境旅游者的消费行为都有可能与他人的行为集合形成强大的社会效应。尽管市场在技术的塑造下越来越具有弹性，但是，人性化解决方案的滞后却往往使得技术变化带来的优势荡然无存。一方面，与出境旅游相伴相生的相关规制消解了技术的影响，这些包括签证的限制，目的地文化和习俗的限制，法律条件的限制等。另一方面，不同人群对技术的接受能力是不同的。
特征鲜明的出境旅游，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
第一，尽可能地提升各社会阶层出境旅游的便利度
由于掌握资源的不同，各社会阶层在选择出境旅游产品时，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对于资源掌控较少的群体，他们也许在经济基础和时间安排上，刚刚有可能越过出境旅游的门槛。但是，信息收集、出境手续办理、语言交流等方面的问题依然严重阻碍了他们采取实际行动的信心。无可否认，出境旅游既是私人产品，又是公共产品。政府在这方面，应该承担主力军的角色，由单纯的行政领导转变为提供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积极与出境目的地协商合作，提高各社会阶层出境旅游的便利度。
第二，尽可能地提供细分市场满意的出境游产品
我国庞大的出境旅游规模，包含了许多在需求内容上截然不同的细分市场。不同的细分市场，需要对应的出境游产品来满足。可以说，绝大多数人出境旅游经验缺乏或较少，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有没有”或“能不能”的问题。当前，我国提供的产品大部分局限于规模化基础上的低价同质旅游产品，尽管低价，出境旅游产品也应该在严格控制成本基础上尽可能地考量我国“新”出境游客的普遍期望，包括精心的目的地选择、周密细致的时间安排、适当的购物机会、自我实现的体验和展现等诸多方面。与此相对应，也有不少的细分市场拥有较丰富的出境旅游经验，对价格敏感度低，开始追求出境旅游产品的独特品质和体验，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新不新”和“好不好”的问题。在旅游目的地和旅游服务的选取上，他们更注重高端品质。其需求的有效满足，对未来升级的“新”出境游客是好消息，攸关大众时代的整体品质提升。
第三。尽可能地借助现代技术的力量
现代技术对出境旅游的影响，怎样强调也不过分。因此，需要尽可能地利用现代技术。一方面，创造和优化相关规制与现代技术的接口，使现代技术在出境旅游办理业务中找到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根据细分市场的不同，推出经济适宜的人性化解决方案。
总之，大众时代的出境旅游，需要考虑时代特征，解决新问题，真正在培育战略性支柱产业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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