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要
亚洲经济加速转型，五大趋势蕴育多重挑战与机遇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影响世界经济运行的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在此背
景下，亚洲经济加速转型，出现了一系列结构性、趋势性的变化，突出表现在五
个方面。
一、数智化全面赋能亚洲经济和贸易发展。亚洲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化转型方
面比世界其他地区发展得更快，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数字经济总量不断提高，数
字贸易规模持续增长。2022 年，亚洲 14 个代表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已达 万
亿美元，GDP 占比 %。
二、低碳发展助力亚洲产业绿色转型。为实现低碳发展，亚洲多国制定减少
碳排放的目标，积极推动能源和经济结构绿色转型。亚洲经济体实现碳中和的努
力，不仅有利于抑制全球气温的升高，还能给自身带来切实的经济利益，成为亚
洲可持续增长的新动力。
三、人口老龄化给亚洲经济带来多维影响。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大洲，亚洲
尤其是中国、日本和韩国等国家面临的人口老龄化挑战日益突出。人口的老龄化
会使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供给逐渐减少，劳动力优势逐渐丧失，原有发
展模式难以为继；会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尤其是养老保险支出，加重亚洲经济体的
财政负担。但老龄化也会带来机遇，催生护理经济、银发经济等新业态，为老龄
人口较多的亚洲经济体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四、外部环境对域内经贸关系的影响更加突出。区域经济体的经贸政策走向、产
业布局调整和合作框架构建，越来越多地受到域外力量、全球议题和地缘政治因
素的牵引，而非完全由区域内市场需求和经济互补性决定；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
进入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新阶段，其背后是全球化退潮、大国竞争加剧和全球供应
链安全化重构等多重力量交织。
五、区域合作有力支撑亚洲经济发展和一体化。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 多
边贸易体系功能弱化，经济全球化遭遇前所未有挑战的背景下，区域经济一体化
成为应对逆全球化挑战的现实选择，亚洲以其持续增长的经济活力和日益增强的
区域合作意愿，正在发挥重要的引领作用。
亚洲经济体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将持续上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预计
由 2025 年的 % 上升至 2026 年的 %。亚洲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引
擎，2026 年预计增速 %。南亚增速最高，西亚经济增长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素。
受国际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全球债务压力不断增大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上
升等因素影响，2026 年世界经济增速将有所放缓。在这一背景下，亚洲经济增速
也可能略有放缓，2026 年预计经济增长率为 %，低于 2025 年的 %。同时，
亚洲经济体 GDP 占世界经济的比重持续上升，仍是世界经济的主要增长引擎，按
现价美元计算，预计由 2025 年的 % 上升至 2026 年的 %；按购买力平价计
算，预计由2025 年的% 上升至2026 年的%。分区域来看， 东亚地区 2026
年经济增长率预计为 %，略低于 2025 年的 %；南亚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
为 %，相比 2025 年下降 个百分点，仍是亚洲地区增速最快的地区；中亚
地区经济增长率预计为 %，较 2025 年下降 个百分点； 西亚地区经济增长率
预计为 %，相比 2025 年下降 个百分点。西亚经济增长面临更多的不确定
性因素。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和政策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全球劳动力市场展现出
超预期的韧性。受中亚地区就业形势的拖累，亚洲地区就业增长率低于世界总体
增长水平。亚洲地区失业率呈逐步微增趋势，但总体上仍好于全球水平。技术进
步和人工智能可能令青年群体就业面临严峻挑战，但同时也可能改善非正规就业
者的工作前景。阿拉伯国家的女性可能从人工智能中获益较多。展望 2026 年，
劳动力市场和收入既受到人口结构变化等长期趋势的干扰，也受全球贸易动荡和地缘
政治风险等短期因素的冲击，亚洲地区失业率预计总体稳定，但部分地区面临较大失
业压力。同时，贸易规则不确定性上升以及供应链瓶颈问题给亚洲经济前景带来较大
不确定性，并正在侵蚀劳动者收入，东南亚和南亚地区遭受的冲击可能尤为明显。
在物价方面，亚洲经济体通货膨胀出现大幅回落。2025 年 12 月地区平均通货
膨胀率下降至 %。个别经济体通胀居于高位，伊朗、土耳其、缅甸、黎巴嫩、哈萨
克斯坦等国仍面临较为严峻的通胀压力。受大宗商品价格、薪资水平、汇率走势
等因素影响，2026 年预计亚洲整体通胀将保持稳定，但可能会略高于 2025 年。
在金融市场方面，亚洲经济体总体表现亮眼。2025 年，绝大多数亚洲经济
体股票指数继续保持上涨态势。多数亚洲经济体货币升值。亚洲经济体的十年期
国债收益率降多升少。多数亚洲经济体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率下降，但孟加拉国
银行部门的不良贷款率较高且升幅较大。展望 2026 年，受宏观经济形势、美联
储开启降息周期、美国政府对外政策、地缘政治风险等多重因素影响，亚洲经济
体金融市场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但多数股票指数预计仍将保持上涨态势。多
数经济体货币或将延续升值趋势。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将出现显著分化。银行业预
计运营相对稳健，风险总体可控。
2026 年预计亚洲多数经济体继续处于财政扩张区间，部分经济体则在债务
压力之下积极进行财政整顿。在通胀逐步走低的情况下，亚洲多数经济体货币政
策预计会进一步宽松，但不确定性也在上升。美联储政策和美元走势可能随时干
扰亚洲经济体货币政策宽松的节奏。
亚洲经济体面临的外部宏观政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包括财政政策依然受限
于高债务和赤字率、全球货币政策环境仍总体宽松、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增大以及
未来产业支持政策竞争加剧等，都将对亚洲经济增长前景带来显著影响。
在财政政策上，2026 年预计亚洲多数经济体继续处于财政扩张区间，部分
经济体则在债务压力之下积极进行财政整顿。从 IMF 发布的全球可比财政赤字
率来看，2026 年，有数据的 44 个亚洲经济体中预计 37 个存在财政赤字，其中14
个经济体财政赤字率较 2025 年有所上升。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
多数亚洲经济体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应对全球贸易紧张局势带来的增长放缓风
险。此外，扩张性财政政策也被赋予推动地区经济转型的重任。部分经济体在政府
债务压力不断加大的情况下，积极制定可靠的财政整顿战略，提高公共支出的效
率，推动税收改革来增加收入，促进财政可持续性。
货币政策方面，在通胀逐步走低的情况下，2025 年亚洲大部分经济体延续
或转入货币宽松周期，以支持经济增长。2026 年亚洲多数经济体货币政策预计
会进一步宽松，但不确定性也在上升。通胀压力的缓解为更多经济体继续降息提
供了政策空间，与此同时，全球经济风险特别是国际贸易不确定性也需要货币政
策更强的支持进行应对。不过，美联储政策和美元走势可能随时干扰亚洲经济体
货币政策宽松的节奏。
亚洲贸易一体化基础持续稳固。区域内贸易依存度从 %（2023 年）提
升到 %（2024 年），各主要经济体对区域内依存度普遍增强。中国和东盟
作为区域“稳定之锚”的地位持续凸显。
尽管全球贸易面临地缘政治冲突、保护主义抬头及供应链“去风险化”等多重
不确定性，亚洲区域内贸易一体化基础依然稳固，中国和东盟作为区域“稳定之
锚”的地位持续凸显。
出口依赖度呈高位调整态势。指数虽较 2022 年峰值回落，但仍显著高于
2014–2016 年低谷期，印证亚洲全球贸易活跃地位。依赖度与经济体结构特征高
度相关：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及新加坡稳居高位，中国、日本、泰国等因内需吸
收能力强而相对较低。东盟部分成员展现韧性，马来西亚延续增长势头，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推动中国澳门与区域经贸联系日趋紧密；越南、新加坡受外部需求波
动影响有所下降。中国对亚洲出口份额与集中度企稳回升，贸易关联稳定；开放
度变化源于外部供应链扰动及“双循环”下内需扩张与绿色转型。亚洲外经济体对
亚洲整体依赖度呈降势，但美国与东盟双边贸易较快增长，反映区域内部依赖结
构优化。
贸易依存度持续强化，融合深化。各主要经济体对区域内依存度普遍提升。
东盟作为关键纽带，成员国间依存紧密，中国、日本、韩国对其依存度维持稳定； 中
国在区域价值链中支撑作用突出，东盟国家及日本、韩国对中国依存度均超过
20%。中国贸易重心由日本、韩国等传统伙伴转向东盟、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后
者对中国依存加深而前者下降。东盟对亚洲内部依存度稳定在 70% 左右，对中
国依存度上升，对日本、韩国依存度下调，枢纽地位凸显。印度对亚洲整体依存
度下降，但对中国在电子、电气设备、制药等领域依赖略有加深。2024 年，23 个
经济体以中国为最大贸易伙伴，东盟与中国连续五年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印度
自 2023 年起最大伙伴转为中国，区域价值链依赖持续增强。
贸易流向呈现分化复苏。亚太主要经济体双边贸易普遍增长，东盟内部贸易
回升，东盟与中国双向贸易规模居首。中国对东盟、印度、印尼、泰国、越南等
新兴经济体出口增速快于日韩，依托市场规模与中间品供给能力稳居区域枢纽。
双方合作正从“贸易伙伴”迈向产业链价值链深度互嵌的“命运共同体”。印度维持
“净进口”格局，越南通过进口中间品加工出口巩固“加工型制造基地”定位。澳大
利亚、新西兰对亚洲贸易回调，资源型出口回落，转向细分农产品等差异化产品
参与分工。区域出口结构上，东北亚聚焦高端制造，东南亚初级产品与制造业并
行发展，南亚制造业比重上升但能级仍较低，西亚中亚依托能源出口为区域工业
提供关键保障。
“亚洲工厂”内部相互依存度在阶段性波动后，2024 年企稳回升，进一步巩
固了亚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亚洲仍然是全球价值链最重要的中间品供
给中心和生产枢纽，中间品贸易占世界比重远高于北美和欧盟。全球价值链并未
走向全面碎片化，而是呈现 “亚洲主导、北美稳定、欧盟弱化” 的格局。中国作
为关键节点的地位稳固。
亚洲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核心地位持续稳固，中间品贸易占世界比重始终保持
在较高水平，远高于北美和欧盟，是全球中间品贸易的核心区域。亚洲在全球价
值链中的地位虽经历阶段性波动，但其主导地位始终稳固。在所选取的 29类关键
中间品（占全球零部件贸易额 85% 以上）中，亚洲仍然是全球价值链中最重要
的中间品供给中心和生产枢纽。
主要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呈现出明显的分化与调整态势。中国长期
占据领先地位，呈现“增长 - 回调 - 复苏”的稳健态势；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占比在经
历小幅下滑后呈现稳步复苏；德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比整体呈现缓慢下行趋势，
但长期处于全球第三；日本是全球价值链中比重下滑最明显的国家之一； 韩国全球价
值链比重呈现“大幅下滑，小幅波动”的态势；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展
现出稳步增长的势头；墨西哥成为全球价值链中不可忽视的新兴力量；法国、意大利、
加拿大、印度等国家的比重整体保持稳定或小幅波动。
亚洲工厂内部相互依存度在2023 年经历阶段性弱化后，于2024 年企稳回升，
不仅恢复至疫情前水平，而且略有增强。欧洲工厂的内部依存度在 2022 至 2024 年
间波动较小，维持在较高水平。北美工厂自身依存度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中国在
亚洲工厂中的枢纽地位始终突出，亚洲工厂对中国的依存度总体保持稳定。日本
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在 2022 至 2024 年间基本稳定，而韩国则呈现下降趋势。东南亚
主要经济体整体上对亚洲内部中间品贸易保持高度依赖。亚洲经济体对欧洲工厂和北
美工厂的依存度总体保持稳定，未出现系统性上升，说明亚洲价值链重构更多表现为
区域内深化，而非向欧美转移。同时，美国对亚洲工厂的依存度在经历短期调整后回
升，表明美国对亚洲生产体系的依赖并未减弱，且未实现脱钩；全球价值链并未走向
全面碎片化，中国作为关键节点的地位稳固，亚洲内部价值链的强化巩固了其全球中
心地位，这一趋势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逆转。
在亚洲全球价值链产品竞争分布方面，在 22 种亚洲全球价值链产品中，中国
在 19 种产品上保持领先地位。日本和韩国在内燃机零部件、航空发动机及其零部件、
部分高端电气设备零部件等领域，虽单项产品贸易占比不突出，但在关键技术节点
和高可靠性零部件方面仍具有不可替代性，通过嵌入全球高端制造体系维持其重要
地位。东盟国家在亚洲全球价值链产品中的参与程度整体较低，但越南、马来西亚、
泰国等在电子元件、通信设备零部件及蓄电池等产品中的占比呈上升趋势，逐步承接
制造环节转移，但尚未形成主导性优势。在 22 种中间品中， 有 11 种产品的供应链依
存度和竞争优势主要集中于中国，另外 11 种产品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高于中国且明
显高于亚洲其他经济体；中国的优势产品主要集中于纺织原材料及制成品、钢铁及
贱金属制品、通用机械设备零部件、电气与电子基础元件等领域。这类产品普遍具
有生产规模大、产业配套完整、制造环节分工细密等特征，对成本控制、产业集聚
和供应链协同能力依赖度较高。而美国的优势产品主要分布于高端动力系统、精密
机械与设备零部件等技术复杂度高、资本和研发投入密集的领域。中美两国在中间
品贸易中的竞争优势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差异，塑造了亚洲区域价值链对中美“双中
心”结构的依赖特征，这一格局在短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改变。
亚太经济体正在从“各自嵌入”全球价值链转向“区域合作共同嵌入”，多个经
济体正在亚太本地的支持下沿着价值链攀升。亚洲成绩单的背后是亚洲区域
内高度互嵌的供应链合作体系。亚太供应链已形成一个以国内增加值（DVA）为
主体、以本区域的国外增加值（FVA）为关键支撑的高度一体化体系。亚太经济
体出口中的 DVA 始终占据主导地位，这意味着各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依托较为
完整的本土产业体系； FVA 在出口中的作用同样不可或缺，高质量、稳定的进
口中间品投入，恰恰是实现出口规模扩张、产品升级和价值链攀升的必要条件。
中日韩提供“上游能力”，东盟等经济体承载“中游扩张”，RCEP 等机制构建长远
的“网络与制度红利”。总之，亚太供应链并不是由单一经济体主导的线性结
构，而是一个以 DVA 为根基、以根植于本区域内的 FVA 为纽带、以分工协同
为核心机制的网络型体系，共同服务广阔的亚太和全球市场。
亚洲在全球服务贸易版图中加速崛起，规模体量显著扩张，增长动能持续领
跑全球。亚洲正由服务贸易的“参与者”转变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
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货物贸易逐步进入波动调整期，增长动能
明显减弱。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服务贸易在同期保持了更为稳健且持续的扩
张态势，其增速均显著高于货物贸易。以数字跨境交付为代表的数字服务贸易表
现尤为突出。亚洲凭借持续加大的数字基础设施投入、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需求
红利以及不断深化的区域经贸一体化进程，逐步由服务贸易的“参与者”转变为全
球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引擎。亚洲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贡献持续提升，呈现出
显著的结构性增长趋势。亚洲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由 1985 年的 % 稳步上
升至 2023 年的 %。内部产业结构的“服务化”升级，显著提升了亚洲在国际
服务贸易中的竞争地位，并推动其在全球服务贸易版图中加速崛起。亚洲在全球
服务贸易重心中展现出加速追赶的态势。一是规模体量显著扩张。二是增长动能
持续领跑全球。在近 20 年的增长中，亚洲在全球服务贸易中的份额占比由 1/4 提升
至约 1/3，由原本与北美洲相近的水平上升至约为北美洲的两倍。在亚洲整体服
务贸易实力持续跃升的背景下，区域内部的发展并非均衡推进，而是呈现出显
著的分层化特征。
从亚洲主要经济体在区域内服务贸易网络中的位置可看出，第一，新加坡和
日本是亚洲最大的服务贸易输出国，在亚洲服务贸易网络中处于中心节点，与多
数经济体均保持着高频且大规模的贸易往来。第二，东亚贸易圈内部整合与区域
经济联动效应显著。一方面，中国、中国香港、韩国与日本之间表现出极强的相
互依赖性，形成了一个活跃的东亚服务贸易圈。另一方面，东南亚之间的服务贸
易密集度小于以东亚经济圈、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为首的经济体串联起来的东亚与
东南亚的贸易链条，弥补了东南亚新兴市场内部的服务贸易尚未建立规模化联系
的现状。第三，地区依赖程度的非对称性突出，亚洲服务贸易结构表现出小经济
体对大经济体、边缘经济体对中心经济体的单向依赖。
在 2024 年全球旅游业实现稳健复苏的基础上，2025 年亚太地区展现出全球领先
的追赶韧性，正式进入高质量复苏的加速期。统计显示，2025 年前三季度亚太入境
人数同比显著增长，复苏率已攀升至90% 以上，展现出强劲的内生增长动能。中国大陆
凭借免签政策扩容与“China Travel”效应，不仅稳居区域核心增长极， 更进一步强化了
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日韩及东南亚的内部依存体系与核心互动圈。伴随 2025
年旅游产品向深度体验转型及数字化赋能，区域复苏成效凸显， 虽仍面临航空运力瓶
颈与外部安全风险等挑战，但整体已由“规模回补”向“价值驱动”平稳过渡。这为 2026
年亚太旅游业实现政策精准调控、区域协同联通及产业全面升级奠定了坚实基础，
持续为全球旅游经济注入持久动能。
亚洲地区仍然是全球直接投资资本最青睐、最具有发展潜力和韧性的区域。
中国和东盟是亚洲最具外资吸引力的经济体。亚洲经济体正逐渐从“资金接收者”
向对外投资者的角色转变，对外投资活动活跃。亚洲内部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
（OFDII）连续两年上升，至 %，显示有半数以上资金投放亚洲市场。
亚洲经济体内部投资融合度出现小幅波动，2024 年，亚洲各经济体吸引外资
和向境外投资对亚洲自身的依存度为 %。由于受贸易紧张形势以及资金
融通平台巨额资金流动的影响，全球外资对亚洲的依存度降到 50% 以下，为
%，但亚洲仍然是全球直接投资资本最青睐、最具有发展潜力和韧性的区域。受
政策不确定性影响，2023 年和 2024 年全球外资对中国和东盟的依赖程度连续两年
下降，但中国和东盟是亚洲最具外资吸引力的经济体。
从对亚洲的外商直接投资双向依存度看，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继续发挥亚洲投
资“通道”的作用。中国内地与中国香港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依旧最高。中国对新
加坡的投资依存度在 2024 年也达到了 %。2024 年亚洲对中国香港的直接
投资依存度为 %，对新加坡直接投资的依存度为 %，对中国和东盟
的直接投资的依存度分别为 % 和 %。2024 年中国仍然是对亚洲外资
流量依赖程度最高的经济体，为 %。印度尼西亚对亚洲资金的依存度保持
在 75% 以上。中国香港和印度对亚洲资金的依存度与 2023 年相比变化不大。与
2023 年相比韩国对亚洲直接投资的依存度提高了 10 个百分点。日本、新加坡对
亚洲外资的依存度保持在 20% 以上。
2024 年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都降低了对来自亚洲内部资金的
依赖度。加上中国从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金额的下滑，虽然日本、韩国、中国
香港和新加坡提升了对亚洲资金的吸收，但未能完全弥补中国和印度等国下降的
金额，亚洲内部引资指数出现了自2016 年以来的新低，至%。得益于中国、
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在 2024 年都提高了对亚洲的对外投资依存度，亚洲内部
对外直接投资依存度连续两年上升，至 %。
作为支撑贸易、投融资和区域合作的重要金融基础设施，跨境支付体系正在
经历深刻重构。在亚洲，双边本币互换网络持续拓展，跨境二维码与快速支付系
统互联互通协同推进，数字货币、区块链等新技术迅速推广，本币结算显著增长、
支付币种多元化已成为明确趋势。
当前跨境支付体系仍面临多重挑战：跨境支付效率较低、成本偏高，2025
年全球跨境汇款平均成本达 %，且往往耗时数日；监管呈现碎片化特征，国
际协调机制尚不完善，合规审查流程繁杂且成本高昂；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跨境
支付系统被用作制裁工具。
在全球经济格局重塑、地缘政治摩擦加剧、技术变革深化的背景下，全球跨
境支付体系正在经历深刻重构，多元化是其演进的核心特征。尽管美元仍居主导
地位，但本币结算显著增长、跨境支付币种多元化已成明确趋势。人民币已成为
中国对外收支的第一大结算货币。印度通过“特别卢比同业往来账户”及双边本币
结算协议推动卢比用于跨境支付结算，其与俄罗斯双边贸易本币结算比例已达到
96%，与阿联酋的卢比 - 迪拉姆直接支付量在 2024 年也显著增长。东盟地区通过
本币结算框架推动区域金融一体化，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三方央行决定采用统一的
“本币交易框架操作指南”，积极推动区域金融一体化。亚洲双边本币互换网络持续
拓展，促进贸易本币结算并增强区域金融稳定。
亚洲区域经贸一体化推动支付系统互联互通取得了重大进展，大幅提高了零
售支付生态的互操作性，便利了零售端跨境支付。东盟于 2022 年启动的区域支
付连接（RPC）已覆盖 8 个国家，支持跨境二维码支付互通；Nexus 平台通过
连接各国即时支付系统（IPS），可在 60 秒内完成跨境汇款。中国跨境二维码统
一网关落地试行，银联跨境二维码互联互通方案覆盖境外 50 个国家和地区， 通
过“技术适配 + 规则协同”提升效率、降低成本；与阿联酋、中国香港快速支付系统互
联，实现跨境支付“秒到账”印度统一支付接口（UPI）已与南亚、东南亚及中亚多国
实现跨境连接。海湾地区统一支付系统 AFAQ 连接 GCC 六国央行支付系统，支
持使用本地和其他货币进行实时汇款和结算。
区块链等新技术成为跨境支付多元化的重要驱动力。数字货币桥项目已进
入实践阶段，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mBridge）已达“最小可行产品”阶段，仅
在深圳截至 2025 年三季度即完成超 100 亿元跨境支付。此外，Dunbar、
Icebreaker 等多个央行数字货币跨境支付试点正在推进，通过授权区块链网络提
升效率、降低成本。与此同时，随着各国稳定币监管政策逐步明确，稳定币在跨
境支付中的应用日益受到关注，但其发展仍面临内在缺陷与系统性风险，需建立
严格的监管与国际协作机制。
未来，要加快推动快速支付系统互联、协同推进技术标准与规则的互联互通、构
建多层次监管协同与合规互认机制、稳健推动新兴技术应用于跨境支付基础设施、
着力增强跨境支付体系的韧性与包容性。在政策和技术驱动下，亚洲跨境支付体
系将更加高效、安全、包容、多元，为区域经济深度融合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
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重心从欧美向亚洲转移。亚洲经济体正凭借庞大的数字人
口、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系统化的政策推动，从 AI 追随者转变为引领者。亚洲 AI
发展呈“梯队并存、差异化路径、合作潜力大”的结构性特征，有机会率先构建
“多节点、互联、协作”的区域 AI 创新网络，在全球 AI 产业链、创新生态和治
理讨论中形成更大集体影响力。
随着全球人工智能发展重心从欧美向亚洲转移，亚洲经济体正凭借庞大的数
字人口、丰富的应用场景和系统化的政策推动，从 AI 追随者转变为引领者，重塑
全球 AI 创新秩序。我们系统分析了亚洲区域智能一体化的发展现状与形成因素，
提出了可供复用的分析框架并展望了未来亚洲区域智能一体化的蓝图。
亚洲“智能崛起”的深层动力包括：国家层面的战略动员能力提供了制度保障，
“应用规模—数据—迭代”的反馈机制加速了产业化进程，“AI+ 产业”的深度融合
则推动了系统性创新，向外输出解决方案和实践经验助力亚洲经济体转变为“规
则参与者”和“路径提供者”。与此同时，借助区域内差异互补的能力禀赋、丰富
的数字应用场景以及联合研发和政策协同的系统化推进，亚洲有机会率先构建
“多节点、互联、协作”的区域 AI 创新网络，在全球 AI 产业链、创新生态和治理
讨论中形成更大集体影响力。
亚洲 AI 发展呈现“梯队并存、差异化路径、合作潜力大”的结构性特征。领先
型代表中，中国已形成全链条成熟度与规模化落地能力，日韩聚焦高端制造与工
业自动化；应用示范型的新加坡发挥治理示范与平台枢纽作用；而潜力培育型的
印度、印尼等新兴经济体则以市场潜力和应用场景为突破口。
面向未来，各方可打造“亚洲智能一体化”新蓝图的路径设计：核心在于构建
既有弹性又具前瞻性的软性机制，通过规则互认、优势互补、政策互信和发展互
利，将分散的技术、市场和治理优势整合为整体竞争力，为区域 AI 发展提供制
度性支撑和战略引导；在智能制造与工业 AI、智慧城市与公共服务AI、金融科
技与数字经济以及医疗健康与生命科学领域开展合作。区域智能一体化的长期
可持续发展还依赖构建人才培养与流动生态、优化知识积累与循环架构、搭建技
术研究与落地平台以及强化“知识—人才—应用”正向循环。此外， 亚洲各经济体在
数据安全、标准互认、供应链保障和治理伦理等领域也应建立跨国协作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