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主义还是演化主义：发展经济学的未来 宋胜洲 (北方工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摘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停滞导致了发展经济学的危机，于是激进主义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正是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表面上推行自由贸易，实际上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不平等交换和剥削，才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但是仅仅靠外部的贸易保护政策是无法真正实现经济发展的，还需要在内部建立起国家创新体系，即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通过制度创新实现结构演变，以及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才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途径。这就是发展经济学的演化主义思路，可能是发展经济学的真正未来。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激进主义；演化主义；创新 中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A 一、发展经济学的争论 发展中国家经过60年的发展历程，真正能够摆脱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的国家少之又少。这就给专门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的发展经济学蒙上了阴影。所以，80年代初期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的赫尔希曼(A. Hirschman) 哀叹发展经济学“衰退”，80年代中期拉尔声称发展经济学已经“寿终正寝”，90 年代中期克鲁格曼( Krugman) 宣称发展经济学已经“不复存在”，它“已被一扫而光”。 众所周知，发展经济学的历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20世纪60年代末以结构主义发展思路为主，强调二元经济结构向工业化发展的思路，在政策上主张通过发展战略和发展计划的作用；第二阶段是20世纪60年代末至70 年代末以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为主，认为市场至关重要；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新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思路为主，认为制度至关重要。然而这三个方面的思路遭遇发展中国家中结构刚性、价格弹性抑制、制度短缺的问题，很难通过内部的力量解决。所以，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任务很难实现。 于是，发展经济学遭遇了激进主义的批评，包括巴兰的不发达的政治经济学、弗兰克的依附性积累理论、桑托斯的新依附论、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阿明的不平等发展理论、伊曼纽尔的不平等交换理论等（杨永华，2007）；以及最新的赖纳特和张夏准认为发达国家所推行的自由贸易才是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主要愿意。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之所以无法发展起来，源于发达国家在推行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对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交换和剥削，使得发展中国家一直处于依附的地位所致（赖纳特、贾根良，2007；束克东、黄阳华，2008）。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必须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和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如何才能够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附呢？他们则做出了源于重商主义、德国历史学派等采取贸易保护措施的政策建议（杨虎涛，杨威，2008）。
激进主义将发展中国家的贫困原因主要归结于外部原因无疑是存在问题的。我们不否认不平等的国际贸易环境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一个原因，但绝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反对自由贸易政策，推行贸易保护政策的外部条件的改善虽然可以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但根本原因还应该向内部寻找，及需要真正建立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创新体系，即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和结构演变；通过制度创新实现制度演进和社会进步，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共生演化，即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相结合才是实现经济发展的根本的途径。这些演化主义的经济发展思想，成为了发展经济学演化主义思路，也许这才是发展经济学的未来。 二、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 新古典增长理论是建立在资本和劳动这两种有形要素积累的基础之上的，其缺陷是将增长的决定性力量归于一个无法把握的技术或人口的外生因素。80年代中期以来，针对这一缺陷，西方经济学界兴起了以内生技术进步的新增长理论。这些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既是经济增长的原因，也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二者是循环互动、累积因果的演化过程。 （一）基于物质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的局限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是从哈罗德（Harrod，1939）和多马（Domar，1946）提出的资本积累模型开始的。索洛（Solow，1956）将总量生产函数引入增长理论，发展了哈罗德－多马模型，提出了能满足一般均衡条件的增长模型，成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代表。但如果没有技术进步，经济增长1将趋于停止。这一“不愉快的结果”使得传统经济增长理论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事实上，在索洛（Solow，1957）对美国经济增长的经验分析中，人均产出的增长率只有%是由资本和劳动等有形要素的投入所带来的，另外的%被认为是技术进步所致，即“索洛技术进步余数（residual）”。此后，经济增长理论的研究就从这个余数开始，以技术及其载体人力资本的内生为主线而展开。 （二）基于技术创新的经济增长 阿罗（Arrow，1962）提出的“边干边学（Leaning by Doing）”模型是内生技术的增长理论的思想源头。但任何特定技术的外溢效应总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外溢效应终究会耗尽。要实现经济的持久增长，必需不断地涌现新的技术。斯托克（Stock）（1988）提出了一个“新产品引进的知识外溢模型”，只要有新产品的不断引入，旧产品不断地淘汰，溢出效应就可以在不同产品间绵延不绝，使经济保持长久的增长。阿林·杨格还建立了一个边干边学与发明相互作用的杂交（Hybrid）模型。 但新技术的产生从何而来呢？实际上，大量的创新和发明并不是意外出现的，而是有意识投资的产物。因而，又产生了内生技术创新的增长模型。罗默（Romer，1986）认为不仅知识具有递增收益效应，而且，知识是可以再生的，因为递增的收益成为新知识产生的资金来源，对知识的不断投资又使其外部效应进一步累积并放大，最终导致累积式的增长。罗默（Romer，1990）又提出了
一个内生技术进步的模型，引入了一个专门生产新技术的研究部门，并强调了开发者对其新技术拥有排他性的控制权即知识的私人特性，以提供研究和开发（R&D）的动力。有意识的技术创新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源泉。 而且，技术创新也具有负的外溢效应。因为新技术在创造一部分人的垄断利润的同时，破坏了另一部分人的正常利润，技术的老化使其资产价值受到损失。因而技术创新是一个熊彼特意义上的“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技术淘汰的压力提供了强大的反向激励作用，使技术创新在不同研究者之间不断攀升、循环往复，你追我赶，形成一个创新－老化－再创新的动态演化模式。这就是说，研究活动会产生一个或者几个部门的一系列创新突破。阿洪和豪伊特（Aghion and Howitt，1992）认为增长的源泉是一系列质量改进创新活动。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Grossman and Helpman，1991）则将产品质量改进型技术进步称为质量阶梯(quality ladder)。 企业不仅从事创新性的技术开发，而且还从事模仿性的活动。创新与模仿之间相互作用，简单的创新诱使快速的模仿，而低廉的模仿又会导致创新的加速，这又形成了创新－模仿－再创新的自我催化模式。这集中体现在新熊彼特学派的纳尔逊和温特的模型（Nelson and Winter，1982)以及扩展的模型之中。科里斯克（Conlisk，1989)发展了一个模型，讨论了技术创新如何在总体上推动经济增长。创新可以提高全社会的劳动生产率，进而推动经济增长，总的经济增长率主要取决于技术创新的扩散速度。 （三）基于人力资本积累的经济增长 斯密在《国富论》将工资率和利润率差异的成本因素归结为技能训练、技能难以程度、职业稳定性的信任度。马歇尔第一次提出了人力资本也是一种重要的资本的思想，认为人力资本投资的长期性和家庭在这种投资中的作用。费雪在《资本与收入的本质》以及《利率理论》提出的资本的概念除了物质资本之外还包含现在的人力资本内涵。阿林·杨格和奈特在1944年的《投资中的递减报酬》一文中明确提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克服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舒尔茨的名著《论人力资本投资》以及《报酬递增的源泉》就十分强调人力资本的报酬递增特性以及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 最早提出人力资本积累内生化增长模型的是宇泽弘文（Uzawa，1965）和费尔普斯（Phelps，1963）。他们引入了一个非生产性的教育部门，使产出变成了有形要素投入和由教育部门带来的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函数，因而间接地内生化了“索洛技术进步余数”。卢卡斯（Lucas，1988）吸收了上述关于人力资本积累的思想，但放弃了引入教育部门的两部门模型的结构。他把时间区分为两部分，假定每个劳动者用一定比例的时间从事生产，剩余时间专用于人力资本的投资。这就带来了两种不同的人力资本及其效应。第一，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是产生新知识和新技术的源泉，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这就是前面所述的内生技术创新产生的经济增长。所以，克姆认为生产率的提高以专业化人力资本为基础，在即使没有技术变化或边干边学的条件下，只要提高人力资本的专业化水平，长期经济增长依然可以实现。第二，一般性人力资本是知识的扩散，也是经济增长的
重要因素。巴罗和萨拉- 伊- 马丁（Barro and Sala-i-Martin，1999）证明，在具有人力资本的两部门增长模型中，即使物质资本的积累是报酬递减的，仍然可以在模型中得到内生增长。贝克尔（Becker，1991）对家庭经济行为的研究就是全社会一般性人力资本积累的一个侧面。 （四）基于知识分工的经济增长 亚当·斯密最早提出专业化分工是生产效率提高和是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阿林·杨格（Young，1928）在斯密的基础上深化了分工作用的认识，发展了斯密有关劳动分工程度决定于市场范围的思想，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了系统研究。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用新发展出来的超边际方法和数学模型发展了斯密－杨格定理，深化了分工推动经济发展过程的认识，即新兴古典发展经济学（杨小凯，2004）。Drucker（1971，1998）从管理学的角度也提出和解释了知识分工、知识劳动、知识社会等概念。胡佛（1986）认为，把生产流程分为日益简单的工序是一个连续的“发现过程”，是企业内部不断产生各种可能性知识的过程。贝克尔和默菲（Becker and Murphy，1992）在“分工、协调成本与知识”一文中在分工中引入了“知识”的概念，并认为劳动分工与知识积累之间是相互促进的。罗斯比（Loasby，1999）则说：“劳动分工是日益增长的知识分工的主要含义，并因此而促进了知识的增长。知识通过分工增长，我们仅仅通过接受我们可能知道的界限增加我们的知识”。
三、基于技术创新的结构演化 经济发展不同于简单的数量增长，它更体现在结构上的演变。这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的演变，即产业结构、市场结构、空间结构以及分配结构等，这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工业化和信息化、城市化和区域平衡化、收入均等化等；二是制度结构或社会结构的演化，即市场化和民主化问题。 经济结构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分工为基础的，专业化的生产分工形成生产上的产品结构或产业结构，分工基础上的交换导致交换结构，分工的不同组织构成竞争结构；市场和交换的区域分工导致经济的空间结构，如城市、产业集聚区等；分工和竞争的不同报酬结果形成收入分配结构。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是来自分工或差异的因果循环累积导致的差异扩大的集聚效应，或者通过学习和模仿导致的差异缩小的扩散效应。所以，在知识分工的基础上，整个经济系统的演化表现为一种结构演进的动态过程。 （一）基于技术创新的产业结构演进 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结构演进，早在17世纪，配第首先在《政治算术》中描述了由于各个产业收入的相对差异导致劳动力由农业逐渐向制造业、制造业逐渐向商业转移的现象。斯密也发现了资本投入依次向农业、制造业和国际贸易转移的趋势、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1940）年根据二十几个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劳动力依次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即产业沿着第一、二、三次产业的升级的“配第－克拉克定律”。美国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库茨涅兹通过更加深入的实证研究进一步将这一定律更精密化了。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Hoffmann，1931）则发现在工业化过程中的结构演变规律：消费品工业比重逐渐降低，资本品工业结构逐渐上升，即工业结构逐步重工业化的“霍夫曼定律”。 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是一个工业化以及相应的城市化的过程。最为著名的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发展工业部门以吸纳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罗斯托（Rostow）的经济起飞理论也是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的，认为工业化是经济起飞的关键，经济发展的过程是主导产业依次更替的结果。演化经济学认为，一个产业的产生和发展壮大也依赖于分工，产业部门的不断增多和产业结构的不断深化，也根源于分工。分工的深化导致生产环节越来越多，迂回生产的链条越来越长，具体体现为中间产品的生产部门逐渐增多，这导致产业不断细分。另外，分工的广化即技术和知识越来越丰富，导致人们的消费品种类也越来越多，消费品产业部门也越来越多，从自然产品到人工产品，从电气产品到电子产品，无不是知识分工和技术创新的结果。 （二）基于知识分工的空间结构演进 空间结构也就是一种分工的空间分布问题或区域的专业化分工协作问题，表现为特定产业在一个特定区域的集中分布，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以市场交易或和长期契约联结的一个协作网络。比如我们
通常所说的产业区、专业城市或者城市功能分区等。这种产业的空间聚集（cluster）之所以发生，并不仅仅在于公共设施等资源共享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和交易成本的节约，更重要的是基于专业化分工及协作产生的知识共享效应，这种效应最终会形成具有递增报酬特征的正反馈机制。所以，这种聚集一旦建立起来，就会通过自增强、自组织机制而自我延续下去，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发展过程。当然，聚集效应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也会带来相应的负效应，比如拥挤，使得又会出现一定的扩散趋势。 佩鲁的“增长极”理论、缪尔达尔(Myrdal)和卡尔多(Kaldor)的循环因果积累原理、赫希曼(Hirschman)的联系理论等认为，规模经济和聚集经济所产生的里昂惕夫乘数效应（包括前向联系效应、后向联系效应、侧向联系效应）、“极化效应”或“反吸效应”，促使资本、劳动和产出在一定区域的循环积累；而其所产生的“涓滴效应”或“扩散效应”以及政府的转移支付等，将使经济在地理空间上不均匀增长。发展经济学的激进主义的中心－外围理论，依附或剥削理论，乃是根源于发展中国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技术和知识上的差距所致，导致产业结构上处于国际分工体系的低端，初级产品的附加值远远低于深加工产品。 （三）基于创新策略的分配结构演变 马克思依据劳动价值论提出了“等量劳动获得等量产品”按劳分配思想，并且认为“分配的结构完全取决于生产的结构”。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中，资本家的财富不断积累的结果是工人的贫困也不断积累，即“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这就是说，马克思发现了收入分配中的正反馈机制或集聚机制。卡莱茨基以及其思想的继承者后凯恩斯学派的卡尔多、罗宾逊、帕西内蒂等人提出的收入分配理论和模型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思想。 新古典经济学则是通过要素市场的均衡价格理论来否认这种分配结构的不合理。他们将这些分配结构不合理的原因归结为外生因素，比如初始财富的不平等；自然禀赋的差异(天生的才能和聪明才智的差异)；个人勤劳或懒惰程度的差异；个人机会或运气的差异。并且认为初始财富的差异造成的收入不合理是可以逐渐缩小的（因为资本边际报酬递减），而其它后三种因素造成了差距则会逐渐拉大（因为循环累积过程）。这就是说，新古典经济学既认识到了收入分配结构变化中的导致差距逐渐缩小的负反馈机制（边际报酬递减），也认识到了导致差距逐渐拉大的正反馈机制 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对收入结构的变化趋势研究提出了两个理论：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和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论”。库兹涅茨(Kuznets，1955：18)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持久收入结构的不均等会不断扩大，当一个社会从前工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的时候，不均等的扩大会更迅速，随后出现一个稳定时期，在后一阶段不均等缩小。”这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收入分配的差距是先扩大后缩小的。刘易斯（1989）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或者工业与农业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是这样，会经历一个先拉大后缩小的过程。 新古典经济学将这两种机制的作用都归结为不可控制的外生因素是不够的，真正的差距拉大与缩小应该内生因素，即主体的行为策略的选择。在外生因素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其收入超过社会的
平均收入水平，则可以采取惯例策略形成正反馈机制，不断地获得高收入；相反，则必须采取模仿高收入者策略或者创新策略，可以提高收入，收入分配结构会趋于平衡。 四、基于制度创新的制度演化 （一）制度的本质：共同知识 知识分工导致每一个体的知识结构愈加专业化，相对于整个人类的知识来说，就愈加贫乏，对他人的依赖性也就愈加增强，完全自给自足在高度知识分工的社会中是无法生存的，必需加入到社会合作网络之中，一起共享知识才能够得以生存。对应于知识合作的两种方式，制度可以区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个体因合作而形成的组织，比如企业；二是组织外的交换规则，比如市场制度、价格制度等。前一种我们简称为组织，后一种简称为规则。当然，组织和规则之间是紧密联系的：规则是无形的，有形的组织则是无形规则的集合形式。 哈耶克将制度定义为一种社会成员自发创造的并自愿遵守的共同知识的集合。人们之间的相互交往和合作，必须以信任为基础，而信任是以一定的价值观为基础的，价值观就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同认识。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关于重复博弈进行的共同信念（shared beliefs）的自我维持系统”。把制度定义为“共同知识”的优点在于：第一，“共同”一词反映了制度的本质是其社会性和合作性，说明制度产生于相互影响的人与人之间，是一种社会交互行为的产物；第二，制度的知识定义体现了制度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制度是知识的合作前提条件和基础。制度的功能就在于降低人们实现知识合作的合作成本或协调成本，维持社会的合作秩序。制度的激励作用在于促进分散知识的形成，制度的约束作用在于促进知识的分散积累和共同享用。 （二）基于制度创新的经济发展 在前述的几个新增长模型中，也强调了特定的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罗默阐述了知识产权保护对技术创新的重要性，卢卡斯认为政府应为人力资本积累提供补贴。另外的模型也认为政府应采取降低资本税、关税等政策措施，以鼓励资本积累、技术开发与引进、国际贸易等，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各国政府实施的不同经济政策以及不同的制度安排是导致各国经济增长率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 新制度经济理论深入阐述了制度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首先必须用制度因素来解释（奥尔森，1996；诺斯，1998）。奥尔森（Mancur Olson）（1996）认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源禀赋和技术因素，而是在于其制度和经济政策之间的差异。诺斯（North，1968）开拓性地把制度因素内生于经济体系，认为即使在没有发生技术变化的情况下，通过制度创新亦能提高生产率和实现经济增长。不发达国家之所以不发达，是因为其制度及其执行能力低下。刘易斯在把制度作为经济增长内生变量分析的时候，强调了它与资本、技术等因素的相互关系。他认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有重要作用，但制度更为重要，因为全社会资本、技术和劳动等要素的投入规模决定于制度中的激励结构。一个富于激励机制的制
度，即使没有先进的技术，也可刺激劳动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ison）（1995）通过对长期经济史（1820－1995）的考察发现，经济停滞和负增长与封闭经济、国内和国际冲突、巨大的经济体制变革、对私人创造性和私有制的严重限制联系在一起的；而迅速的、可持续的、秩序化的增长和发展则是与可靠的产权、竞争和开放联系在一起（柯武刚、史曼飞，2000：13－15）。柯武刚和史曼飞（2000:24）直接指出：“至少有三项制度对人类进步和文明社会来讲是具有根本性的：保障产权、通过自愿的契约性协议自由转让产权、信守诺言（Hume,1965）。”所以，马修斯（Matthews，1986：917)说：“正是合理的制度安排才引起了经济的发展。” 五、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演化 当然，上述两个方面并不是孤立地演变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即经济结构与制度结构、技术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协同作用，共同推动整个的经济发展。 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决不是某一个因素单独作用的结果，而应该的多种因素协同作用的结果。这正是马克思主义普遍联系原理和矛盾统一原理的具体体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矛盾统一的关系。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的发展，但生产关系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会反过来作用于经济基础。用现代的术语来说，就是技术进步会影响制度的演进，制度演进也会影响技术的进步，两者是共生演化或者协同演化的。当然这种协同演化并不是同步的、对称的，它们会随着经济的演化过程而变化。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或者特定区域，某一因素可能具有主导地位，在另外一个特定阶段或者区域，另外一个因素起着主导作用。比如，制度的演化比技术的演化更慢，或者更为稳定。在制度稳定的时候，技术变革是演化主要方面；当制度处于急剧变革的时候，则制度可能是演化的主要力量。 杨小凯等人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提出了分工演进和制度演进将相结合的模型，认为对经济发展影响最大的是交易效率和分工水平。纳尔逊等(纳尔逊，2006：19-29；Nelson, 2001:19- 30；Nelson and Winter, 2002: 23-46)也认识到应该将技术与制度的演化协同起来，这种协同演化才是经济增长推动力，而不是将两者孤立起来。他们认为，惯例这一概念最初用于企业的技术选择和策略选择，但更适合于制度选择。如果把制度界定为一种“社会技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界定为一种物质技术或自然技术，那么技术和制度就统一了起来，那么两者的演化就是一种共生演化。并且，纳尔逊进一步认为，技术是推动经济增长最主要的作用力，但它不依赖于一定的制度激励是不会产生和发挥作用的，即技术进步必需以制度效率为条件，而制度的作用是通过自身不断地演进以使技术进一步创新并更有效率地被利用。因而，纳尔逊认为，持续的经济进步需要一种促使技术、组织和制度协同演化的机制。布什和图尔（Bush and Tool，2001）把技术看作是经济演化的推动力, 同时把制度看作是技术进步的“支持性制度”。 佩雷斯（Perez，1985）和弗里曼（Freeman，1988)也认为制度和技术不能够相互对立，应该相互合拍才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另外，拉坦（Ruttan，1978）、马修斯（Mathews，1986）以及国内的一些学者王忠民（1997）、高树枝(1999)、袁庆明(2002)、
周建军等（2001）等都赞同技术和制度的相互作用。 总之，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结构演变和制度创新作为知识积累的具体体现，它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都是一个相互促进、循环互动、自我催化的自组织演化过程。从总体上看，这四种因素是紧密相连的。技术进步依赖于人力资本的积累，人力资本的积累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又依赖于交易成本的降低即制度、文化等传统制度结构的变迁。这也是知识由经济向社会、文化领域扩展的路径和秩序，因而构成一个以知识积累为基础的社会、经济、文化自组织演化的总体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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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0-05-19; 作者简介：宋胜洲，北方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1 其根源在于他们将技术外生于物质生产过程，构造出来的生产函数只能是收益递减的，致使经济增长仅仅依赖于资本积累或人口增加，因而是收敛的、趋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