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经评论》2011 年 5 月第 3 期
［收稿日期］ 2011 － 03 － 14
［基金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课题“中国现代产业体系研究”(批准号 08JZD001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攻关项目“应对国际资源
环境变化挑战与加快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研究 －基于政府规制视角”(09＆ZD021 )。
［作者简介］ 张耀辉，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丁重，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博士
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组织与政府规制。
政府主导外生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
张耀辉 丁 重
［摘要］现有的技术创新理论文献大多强调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但这一认识忽略了技术创
新的外生性特征。本文从技术创新的外生理论出发，重新构造了国家推动的外生创新模型，以外生技术创
新理论分析了技术创新周期，对金融危机产生原因给出了新的解释，并预测了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特征，分
析了根治金融危机的可能策略及中国面临的机遇。
［关键词］创新周期;金融危机;政府主导
［中图分类号］ F424. 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 － 8298 (2011)03-0025-11
一 引言
2007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经济失去了增长动力，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自然成为上至政
府下至学者的当务之急。熊彼特早已指出，“创造性破坏”才是经济走出危机恢复增长的根本动力
(Schumpeter，1912)［1］;但同时他也认为，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发展相伴随，具有极强的内生性。技
术创新推动经济从“低谷”走向“高峰”，产生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都会通过
新技术扩散和普及，带来投资机会，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而当新技术全面普及后，产业结
构升级就会处于停滞，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将消失，从而经济进入衰退期。
以往各国摆脱经济危机的经验在很大程度上证实了熊彼特的推论。1929—1933 年大萧条导致美
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倒退，直到二战带来的战时经济启动和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的以汽车和计算机技
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创新才使美国经济获得根本性恢复。20 世纪 70 年代，在经历了石油危机之
后，美国和日本等国依靠技术创新使电子、节能、环保等产业迅速崛起。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东
南亚各国经济曾受到重创，但韩国政府通过颁布实施技术创新特别法，集中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使
韩国经济在东南亚各国中得以率先复苏。
但是，无论是熊彼特还是之后的很多创新理论都十分强调技术创新对经济周期的作用，70 年代
后期兴起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改变了这一传统，将技术创新完全视为了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Ro-
mer，1986［2］;Lucas，1988［3］)。这一理论强调了研发投入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也就意味着，技
术创新有利于摆脱危机，因此可以通过人为因素，运用资金投入创新，以使经济避免周期振荡，保持
平稳持续的增长。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形成的 “新经济”理论，认为内生经济增长可以让经济保持高
增长、低通胀、低失业;只要有足够的投资，就会产生创新，进而获得技术进步，带来高就业和经济
繁荣，这种观点一直延续到现在。
有关技术创新影响经济增长的判断分歧已经不大，但技术创新具有内生性还是外生性的争论却对
时下经济危机是否还会延续以及人类如何走出这场危机却至关重要。在内生性经济增长理论普遍流行
时，国家创新体系理论也在形成，实践中，人们并没有忘记运用国家力量来推动创新，创新活动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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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全自发的市场性活动，而是有组织的国家活动。但尽管如此，技术创新所产生的技术进步仍然无
法与经济增长保持一致，当经济增长缺少足够的技术创新支撑时，经济就会走向衰退，从外部看，经
济波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技术创新的间歇性所导致的。那么，技术创新的间歇性来自何处?
本文的研究包括，以内生性和外生性双重假设建立技术进步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型;以国家创新体
系，特别是国家工程推动的创新解释技术创新的间歇性与经济增长的波动性，对技术创新长周期理论
进行分析并加以验证;在深入考察此次经济危机的机制基础上，分析中国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和利用经
济危机创造振兴条件。
二 外生和内生技术创新理论:基于文献的经济增长理论分析
(一)外生技术创新理论与经济增长
最早期的经济增长模型始于哈罗德 (Harrod，1939)［4］与多马 (Dormar，1946)［5］。在他们的模
型中，经济增长速度主要取决于资本增长速度，并没有考虑技术创新的因素。20 世纪 50 年代，索洛
(Solow，1956)［6］将技术进步假设为外生变量，引入经济增长模型，指出除了资本和劳动这两个要素
外，技术进步也是导致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索洛的经济增长函数为:Y = AF (K，L) ，其中 Y为产
出，K为资本，L为劳动力，A为技术水平。在索洛建立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中，Y完全由 K、L 和
A外生决定，始称索洛模型为外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模型。
近期文献给予外生技术创新因素越来越多的重视，比如，按照 Lucas (1988)［3］模型的推论，经
济增长与物质资本增长速度、人力资本累积速度紧密联系。由于初始禀赋不同，发达国家拥有的初期
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均高于发展中国家，从而致使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创新水平将始终低于发达国家，
生活水平也始终处在发达国家之下，这与一些现象 (比如东亚 “四小龙”的经济赶超)明显不符。
为解释这些现象，Basu 和 Weil (1998)［7］基于 Atkinson 和 Stiglitz (1969)［8］的技术进步非中性理论，
提出了适宜技术创新的思想。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虽然可以从发达国家获得作为公共知识的新技术，
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着资源禀赋上的差异，因而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完全毫无抗争力的按
照内生模型所述的那样，全盘引进发达国家的技术。换言之，如果发展中国家引进和发达国家一样的
技术，势必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禀赋情况，而发展中国家也能够通过政治因素来控制这种不符合本国
实际的技术侵略。
在关于发展中国家应引进何种技术的问题上，Acemoglu 和 Zilibotti (2001)［9］也承认了政治因素
可以发挥作用。他们指出发展中国家更适宜引进现有技术，而发达国家更适宜进行原创性的技术创
新。但是他们的研究却引发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发展中国家不能通过创新来获得适宜技术呢?为了
解决这一问题，Acemoglu、Aghion和 Zilibotti (2006)［10］放宽了 Acemoglu 和 Zilibotti (2001)［9］的研究
假设，允许发展中国家根据已有的禀赋情况，选择是引进技术还是进行技术研发，以获得 “适宜技
术”。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在技术创新方面所起的作用更为明显。这个推论的重要意义在于解释发展
中国家强政府经济主导的原因是该国具有战略性技术选择的需要。
近期一些实证研究也表明，由于劳动力熟练程度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技
术创新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发展中国家因为劳动力熟练程度低，因而更依赖于引进适宜的技术而非最
先进的技术，发达国家则反之 (Caselli 和 Wilson，2004［11］;Caselli 和 Coleman，2006［12］) ;多部门经
济增长模型则探讨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由于部门间技术创新差异所导致的经济结构变迁路径的不
同 (Ngai和 Pissarides，2007［13］;陈体标，2007［14］) ;在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的实证研究中，Acemo-
glu和 Dell (2010)［15］发现不同国家间的收入差距与一国内部不同地区的收入差距是相联系的，前者
取决于技术创新方式的选择而后者取决于不同地区进行技术创新的效率。可见随着适宜技术创新问题
的研究深入，学者们逐渐承认了政治因素对技术创新的决定作用，特别在发展中国家由政府主导的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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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尤为明显。
国家创新系统学派的代表 Freeman和 Nelson认为国家创新系统在推动技术创新上所起的作用至关
重要。国家作为创新系统制定者对创新资源进行配置，并制定相关法律和制度，使得系统中的企业等
创新主体能协调发展，推动新技术的创新、引进、扩散和应用，使整个国家的技术创新取得更好绩
效。Freeman (1987)［16］首次提出了国家创新系统这个概念，认为政府应当采取系统化的政策来推动
企业进行创新，以维持经济的持续增长。他对日本经济发展进行的研究发现，二战后，日本经济萧条
并且技术落后，但日本以技术创新为主导，辅以组织创新和制度创新，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经济就
得到快速发展，并一跃成为经济强国。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推动技术
创新上的重要作用，也说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经济的追赶和跨越，必须将技术创新与政府职能结合起
来，形成国家创新系统。Nelson (1993)［17］以美国为例，分析了国家支持技术创新的制度结构，他认
为现代国家创新系统所涉及的制度非常复杂，且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充满不确定性，所以国家创新系统
中的制度要具有弹性，发展战略应该具有适应性和灵活性。
(二)内生技术创新理论与经济增长
20 世纪 80 年代后，知识在现代经济中越来越重要，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日益需要依赖于知识创新
与技术进步。但是，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却难以解释为何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发达国家的经济增
长总是伴随着较高的技术贡献率。于是，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新古典增长理论进行重新思考，发现技术
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经济增长引至，也即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里面的一个内生因素，基于此诞生了
内生经济增长理论。
Romer (1986)［2］在这一时期首先提出了将知识和技术研发视为经济增长源泉的增长模型。之后，
Romer进一步 (1990)［18］引入人力资本因素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生增长模型。在模型中，他将社会生
产划分为研究部门、中间品生产部门和最终产品生产部门。罗默较为系统地分析了知识与技术对经济
增长的作用，强调了研究与开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Lucas (1988)［3］在贝克尔等人对人力资本研究的
成果之上，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并把它结合到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由于有两种资本，Lu-
cas 的一般模型达到均衡状态时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相同，但是一个经济系统具体收敛于
曲线上的哪一点则取决于经济系统的初始条件。因此，在这样的模型中，各经济体长期增长速度相
同，但人均产出水平不同，起初贫穷的会一直相对贫穷，起初富裕的会一直相对富裕。
Lucas模型中人力资本是通过在休闲期进行培训增加的，但现实中工作往往也能使得人力资本增
值。斯托齐 (Stokey，1988)［19］在阿罗的“干中学”模型的思想基础之上建立了一个完全竞争条件下
的内生增长模型。斯托齐认为 “干中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企业通过生产过程积累知识，提高生
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生产出更多且质量更高的产品，从而推动经济的增长。Becker 和 Murphy
(1992)［20］则从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角度研究了内生经济增长。他们将分工水平、人力资本 (知识)
和协调成本引入生产函数，揭示了人均产出能够随知识积累、分工扩大和协调成本下降而增加，突破
了传统收益递减的生产函数的制约，为解释经济的内生增长提供了更为合理的生产函数。
然而，无论是 Lucas还是 Grossman and Helpman 都过于强调初始禀赋优势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
按照他们的分析，发展中国家永远只能跟随发达国家的创新路径而无法实现超越。这显然也不合情
理。博兰德和杨小凯 (Borland and Yang，1992)［21］建立了分工演进增长模型。他们首次从劳动分工
的内生演进解释了经济增长，指出分工水平的提高会使得内生比较优势提高，因为分工可以提高每个
人的专业化水平，从而也就加速了个人人力资本的积累。这样，对于一个即使没有先天的或者说外生
比较优势的个人，通过参与分工，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水平，也能获得内生比较优势。基于此思路，处
于先天劣势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分工，也能获得某些领域的专业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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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政府主导的外生性技术创新模型
国家在技术创新活动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二战前后，国家在科技推进方面的优势越来越
明显，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与东方国家竞争过程中，也采取了国家推进科技创新的战略，以曼哈顿工程
和登月计划为代表，上世纪 80 年代星球大战计划等一系列由国家推动的工程项目，成为拉动美国甚
至世界经济的火车头。在这些工程的推动下，美国国家科技能力得以培养和发挥，美国形成了科技领
先优势并通过一系列的国际规则获得了美国经济发展的优势。很多学者认为，西方国家表面看是以企
业为主体的创新科技体系，但背后的基础却是国家整体的科技推动，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只是这种国家
创新体系的一个表象。从市场体系出发，这种由国家推动的科技创新是来自市场之外力量推动的创
新，是外生性技术创新。
假设 1:任何技术都存在着技术的外溢性，企业有控制技术外溢的倾向。
任何技术创新都会带来一系列的市场冲击，形成连锁性的创新和模仿。对这些利益，企业会千方
百计地利用其获利，带动企业相关创新活动。当企业不能有效利用这些技术时，技术可能通过专利转
让、许可经营等方式获得利益，并将技术外溢到市场之中，这些转让本身就是一个门槛，产生阻碍外
溢的作用。当技术的外溢性过强时，所有企业都会终止创新，从而导致市场在诱导创新方面的失效。
假设 2:存在着技术创新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技术创新的基本性质，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收益以及所产生的
影响与创新投入的关系是偶然的，而非确定的，可能存在着不需要太多投入就产生重大技术创新收益
的情况，也存在着投入巨大而没有获得成功的可能;二是技术创新失败是因为缺少失败后继续研发的
足够财力支持，当创新投入者不惧怕失败，总会在若干失败以后确定地获得创新成功。由于技术创新
的不确定性，也阻止了那些惧怕风险的企业不愿意进行创新投入。
假设 3:现代技术创新需要巨大研发投入。
正因为技术创新的偶然性，所以，一些独立发明人的成果成为早期工业革命的火种，诱发了一系
列的技术创新并带来了产业革命。即使现代经济中，也仍然存在着投入不多却带来巨大影响的技术创
新活动，例如搜索引擎技术。从趋势上看，由独立发明人完成的技术创新及其所产生的作用在减少，
而由组织完成的技术创新活动在加强，其原因是创新越来越工程化和组织化，因为作为思想，简单和
人类传承形成的技术多已被利用，技术创新所需要的技术内部结构变得越来越复杂，需要有巨大的投
入才能够支持实验和产业化活动，独立发明人往往难以胜任，即使企业独立研发也存在着投入能力的
限制。
很多文献和政府主流观点认为，企业应该成为技术创新主体，但我们发现，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
责任履行存在下列障碍:第一，由于技术的外溢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企业不愿意承担原始性创新的责
任，除非企业能够预见它具有足够的外溢控制能力，因此，以企业为创新主体只能是一种假设，在具
有足够外溢控制能力时成立。当企业预见到创新给自己带来收益却存在着巨额投入时，它们有一种合
理的反应是惧怕失败而不进行投入;第二，企业不会因为推动创新而放弃已有的利益，吞噬效应将会
导致企业出现对现有利益的自我保护、不愿意创新的保守倾向。企业只有在下列条件得到满足时才具
有成为创新主体的可能: (1)不存在吞噬效应或者存在着创新的机会损失，使吞噬效应不足以成为
阻碍创新的原因，(2)能够控制技术外溢，对创新外溢效应有足够的利用能力。在这两个条件下，
企业能够预见到可以不需要过多的技术投入，或者注意到有可供自己捕获的，并预期可获得成功的外
部技术 (渐进技术创新) ，且不存在吞噬效应或者企业预期创新收益高于吞噬效应，企业就有可能成
为创新的主体。
显然，让企业成为创新主体，需要通过创造外部条件加以引导。这些条件包括:第一，低投入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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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不确定性。技术创新的市场方向不明确导致了技术的功能指向不确定，即使偶然发现了某些技术的
市场指向，也不一定与企业资源相匹配。这意味着，市场功能指向的含糊决定了企业对技术创新投入
的犹豫。当市场指向清晰且以订单方式对企业创新加以激励时，企业会大大增强技术创新投入的决
心，这是克服企业规避技术创新风险行为的重要干预因素。现实中，企业承担创新风险过大，企业作
为创新主体只能是一句口号。第二，技术创新竞争。如果市场上缺少足够数量具有研发能力的企业，
不能形成企业间技术创新的竞争，就缺少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进而会影响企业创新能力积累。引
导企业参与技术创新竞争，比直接给予企业技术创新补贴更加重要。企业能够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是因为它们有足够技术创新的竞争动力，大量的愿意参与创新竞争的企业存在，有助于形成广泛的具
有技术创新能力的市场基础。第三，内部外溢性。企业愿意技术创新往往并不在于其通过技术获得一
次性商业利益，而在于通过技术创新获得内部外溢效应。这些效益可以是当期立即实现的，也可以是
预期未来能够实现的。后者经常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可以诱发企业未来的技术创新行为，推动
企业转向独立创新或成为创新主体 (张耀辉、牛卫平，2007)［22］。
图 1 国家创新体系下的企业技术创新模型
设某项目研发投入为 T，企业预期内化外溢性收益为 S。当有两个以上的企业参与竞标时，每个
企业净收益分别为 S1 － T1 和 S2 － T2，他们会形成价格竞争。设政府的招标价格为 P，它成为企业短
期收益，企业总收益为 S + P，当企业预期收益大于研发投入时，即 S + P ＞ T或 P ＞ T － S 时，企业会
参与竞标。显然，影响企业是否参加竞标的原因取决于研发投入 T大小，企业研发能力基础越雄厚、
研发组织能力越强，该项投入越少，企业越有参与竞标的动力;同时也取决于预期收益的高低，当参
与竞标的企业预期内都外溢性收益 S较高，会使企业有动力参加竞标。假设政府采取的是荷式拍卖机
制，招标价格从高到低并以次低价格成交，则被选中的企业一定是 S － T 最大的。假设企业 2 退出，
那么招标价格低到不足以补偿预期收益后的研发投入 P≤T2 － S2，边界条件是 P = T2 － S2，胜出企业
1 的净收益应为 S1 － T1 + P = (S1 － T1) + (T2 － S2) = (S1 － S2) － (T1 － T2)。如果没有企业
参加竞标，只要招标价格足够高 (边界是 P ＞ T － S，此时企业净收益为 S + P － T) ，就可以激励企业
进行研发投入。
模型的结论是:在企业有着一定的创新能力基础和足够高的内部外溢效应时，足够高的政府招标
价格 P，就会激励足够多的企业参与竞标，实现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此时，政府将成为企业创新动力
的外生诱因，并促进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政府以其工程建设项目向企业进行招标，以功能指向为企
业提供创新指引，将创新外溢效应留在企业之内，形成推动企业创新的原动力。即使如此，这一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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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之初，由于可选择的企业数量较少，需要政府加大招标价格力度，以打破企业创新惰性;一旦被
选企业增加，政府可以通过招标竞价获得节约。从这个意义看，政府是推动创新的重要力量，创新具
有外生性。
四 技术创新周期与经济周期
(一)技术创新周期与经济周期的关系
一般认为，经济周期是指经济运行中周期性出现的经济扩张与经济紧缩交替更迭、循环往复的一
种现象。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一个经济周期包括:危机、萧条、复苏、高涨四个阶段。熊彼特
(1912)［1］认为技术创新的周期性变化导致了经济长周期的波动，经济周期的时间也由技术创新周期
性变化的时间决定。每一次重大的技术创新都会使得新技术扩散和普及，这样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和
经济增长。而当新技术全面普及后，产业结构升级就会处于停滞，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将消失，
从而经济进入衰退期。根据熊彼特技术创新理论，经济危机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它随着经济周期重复
出现，往往在经济最繁荣时爆发。
在熊彼特之前，代表性的经济周期理论在 19 世纪后期与 20 世纪初得到突破性进展，其中不少研
究成果已成为今天经济学教科书的经典。如法国经济学家朱格拉 (C·Juglar)在 1862 年出版的 《法
国、英国及美国的商业危机及其周期》一书中提出的“朱格拉周期”(中周期)理论，指出资本主义
经济存在着 9 － 10 年的周期波动;前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 (N. D. Kondratiev)1922 年在 《战
时及战后时期世界经济及其波动》一书中提出并在 1925 年《经济生活中的长周期》一文中予以完善
的长周期波动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个经济周期为 50 － 60 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瑟夫·基钦
(J·Kitchen)在 1923 年提出的经济中存在 40 个月左右小周期的 “基钦周期”理论;等等。但在这
些研究成果中，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的联系并没有得到充分认识。
就具体经济现象而言，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也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随着知识的积累、科技的进步
和工具水平的提高，技术创新的速度必将越来越快。进而技术创新的生命周期缩短，经济周期的时间
也变短。从四次经济周期持续的时间我们也可以看出经济周期时间缩短的趋势:第一次是以纺织工业
和蒸汽机技术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其经济周期的时间大约为 60 年;第二次是以钢铁和铁路技术为核
心的技术创新，其经济周期时间大约为 50 年;第三次是以电气和重化工业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其经
济周期的时间大约为 50 年;第四次经济周期是以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创新，其经济周期
的时间大约 40 年。之后罗斯托 (Rostow)、G·门施 (G. Mensch)、C·弗里曼 (C. Freeman)、雅各
布·范杜因 (J. Van)等对长波理论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虽然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但都是建立在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基础之上。20 世纪 70 年代，范杜因考察了截止到 1973 年的经济长波，总结前
三波的各个阶段以及第四波的前两个阶段，其中前三个长波已基本被现实证实。陈漓高、齐俊妍
(2004)［23］在范杜因的研究基础上，对 1973 年以后世界的技术进步与经济波动进行了考察，总结了
第四个长波的后两个发展阶段，描述了以汽车和电子计算机为主导的第四轮经济长波 (1948 －
1991) ，并通过对美国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信息、技术与经济波动的考察，认为世界经济目前正在经
历的是以信息技术创新和信息产业为主导的第五轮经济长波开始的时期 (见表 1)。
由技术创新引起的经济增长周期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近年的经济周期与国家推动不无关系，形
成了国家推动下的经济增长间歇现象。国家工程对创新推动具有重要意义，这使国家会在获得技术进
步促进经济增长之后放松对技术的推动而转向配置其他要素与技术机会的结合，这样，由市场自发形
成的投资浪潮会将技术创新所带来的机会迅速利用，如果国家工程所推动的技术创新跟不上前次技术
创新机会利用的时间节奏，就会造成经济增长的减速，甚至出现持续的衰退，直至政府再次完成国家
工程对创新的推动，第四波和第五波都能够看到国家的影响，而非完全由独立发明人或企业的自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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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决定。
表 1 五轮经济长波及不同阶段经历的时间
长波
(主导的技术创新)
繁荣 衰退 萧条 复苏
第一波
(纺织工业和蒸汽机技术)
1782 － 1802 年
(20 年)
1815 － 1825 年 (10 年)
(战争 1802 － 1815)
1825 － 1836 年
(11 年)
1836 － 1845 年
(9 年)
第二波
(钢铁和铁路技术)
1845 － 1866 年
(21 年)
1866 － 1873 年
(7 年)
1873 － 1883 年
(10 年)
1883 － 1892 年
(9 年)
第三波
(电气和重化工业)
1892 － 1913 年
(21 年)
1920 － 1929 年 (9 年)
(战争 1913 － 1920) 1929 － 1937 年 (8 年)
1937 － 1948 年
(11 年)
第四波
(汽车和电子计算机)
1948 － 1966 年
(18 年)
1966 － 1973 年
(7 年)
1973 － 1982 年
(9 年)
1982 － 1991 年
(9 年)
第五波
(信息技术)
1991 － 2007 年
(16 年)
2007 － ——— ———
注:资料来源于陈漓高、齐俊妍，“信息技术的外溢与第五轮经济长波的发展趋势”，载《世界经济研究》2007
年第 7 期。其中第五波周期的时间我们结合金融危机情况进行了调整。
(二)中国经济周期与技术创新关系
有实证研究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生产技术进步主要是外生的，外生技术进步率约占总技术
进步的 3 /4，内生技术进步率约占 1 /4 (刘庆元等，2006)［24］。中国主要通过技术的引进来改进技术，
而原创性的技术创新所占的比重很小。回顾 Phillips 和 Wrase (2006)［25］的研究，他们虽然由技术创
新周期与经济周期的不完全一致而发现了技术创新的内生性特征，但这一证据也同样表明了技术创新
很可能具有外生性特征。因为如果技术创新周期完全内生于经济周期，它们的周期特征也应该基本
一致。
中国的经济周期与技术创新周期缺乏明显的相关性。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高速起飞，但技术创新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始终处于较低水平，呈现典型的 “低技术锁定”状态 (丁重、张耀辉，
2009［26］;康志勇，2009［27］)。建国后，中国技术创新原创性的高峰期恰处于经济发展速度不是很快
甚至是低迷的时期，如 1950 年代和文革期间。
众所周知，文革期间中国研制出了最具代表性的 “两弹一星”与干细胞胰岛素。当时中国不仅
经济低迷，而且无论是在科研人员数量，还是硬件水平上，其技术力量都远远落后于苏联和美国，但
是在原子弹和氢弹技术上的突破所花费时间却比美国和苏联短很多。中国原创性技术在文革期间比较
多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学术研究民主的风气盛行。文革期间批判反动学术权威，很少有学者敢
以权威自居。在研究队伍中，年轻的研究员和老资格的科学家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当时任何年龄、
层次的学者，大家的地位是平等的。这样充分的学术民主带来了思想和技术的快速进步。不仅加快了
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样的过程中也加快了技术梯队的成长过程。第二，研究成果完全国有化。研究
机构或个人的最新研究成果，不管所耗费的成本有多高，只要符合国家保密的规定，都会无条件的公
有化。这样，一项新的研究成果出来，其他相关研究人员就不用进行重复劳动，提高了技术创新效
率。第三，高效的科研协调机制。文革期间，一项技术开发过程当中遇到困难，国家领导会很快反
应，迅速调配全国的人力和物力来解决困难，这样解决问题就特别有效率。正是因为当时中国特殊的
国情和政府管理方式，以及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等外生因素使得中国在经济低迷阶段都有如此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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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的原创性的技术成果出现。
在中国，由政府主导外生技术创新为解决经济周期问题发挥了关键作用。如大庆油田的发现、电
子技术的发展、飞机制造技术的突破等等，都曾经为我国走出经济低谷发挥过重要作用。一些技术或
技术能力现在仍然在转化为民用技术，如上海以治疗水肿理疗仪而知名的国际化企业，就是当年中国
第一架自主设计飞机的主设创办的。中国改革开放一些民营企业获得成长，将潜在技术运用到创业之
中，使中国经济获得了快速腾飞，应该是外生技术创新模型的一个有意义的诠释。
(三)日本的技术创新与经济周期
日本也是外生技术创新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日本技术创新的外生性主要体现在政府干预政策
上，政府重视科技，发展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借助于与美国的特殊关系，构造吸收美国技术
外溢的要素条件，以此来推动经济增长。战后日本大力发展教育，长期坚持智力投资，不断改革教育
体制，为日本经济的发展培养了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和科技人才。战后日本政策坚持集中领导，实行
了国家干预经济和国家垄断的管理制度，并根据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的特点，制定科技发展战略、切
实可行的科技发展规划和给予企业优惠政策，来推动日本企业的技术创新，逐渐形成自己的创新体
系。日本传统的文化也是日本二战后科技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日本属于典型的岛国文化，具有很强
的民族凝聚力，但也乐意吸收外国先进的文化，同时日本人拒绝失败，容忍精神根植于心。这种文化
使其借助于外生技术发展经济却不失自己的文化独立。
五 后金融危机时代外生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与中国的经济转型
(一)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与后危机时代的特征
发端于美国的次贷危机最终演变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人们习惯地称它为金融危机，对于其产生
原因的解释大多是源于过度的金融创新。虽然这种分析并没有错，但这并不是问题的根本，产生金融
危机背后是美国实体经济潜伏着的巨大隐患，即技术创新周期的作用。从表 1 中看到，开始于 1991
年的信息技术创新带来了长达十几年的美国和世界的经济繁荣，在此期间，世界贸易组织 WTO 形
成，信息技术不仅为美国，也为世界带来巨大的外溢效应，形成了美国科技与知识产品输出，其他国
家则依次完成着从元件生产、组装生产和运营服务的关联关系，不仅将世界联结成了一个生产体系，
也大大加速了市场需求的满足速度。同时，随着信息沟通环境改变和人们对创新成果利用的重视，与
此同时的所有重大技术突破带来的外溢效应都以更快的速度形成并缩短了经济周期。事实上，2000
年美国纳斯达克有过一次泡沫崩溃的预演，只是互联网内容产业作为信息技术创新后续产业的发展在
一定程度填补了那次可能造成经济危机的缺口。随后，这一泡沫在美国自由主义经济里进一步泛滥，
向金融领域漫延，而美国政府对没有技术含量的房地产业替代由纳斯达克崩溃带来的需求缺口也采取
了听之任之的纵容态度，最终将美国实体经济的危机转变为金融危机。
快速透支需求是此次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它不仅来自于 WTO所结成的世界生产体系与技术外
溢效应引起的技术创新能量的快速释放，也产生于美国在 1990 年代对所谓 “新经济”的乐观态度。
这一时期普遍认为美国已经不存在菲利普斯曲线，信息技术变革让世界迎来了低通胀、高就业时代，
甚至一度被确认的从 4%提高到 6%的自然失业率，也被认为是过时的数据。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和自
由主义也推波助澜，使人们迷恋经济可以自动创新并从此告别了经济周期的束缚。目前，这些理论的
影响仍然十分巨大，特别是与金融创新理论的结合，大大促进了以美国为代表的高消费社会泡沫化，
人们透支未来需求已然成为时尚和文化，通过制度将这些行为固化为社会普遍行为与社会发展惯性，
并塑造成及时行乐的伦理观念以及自私的行为。
概括此次金融危机，其本质是由技术创新周期引起的实体危机，在放任的道德伦理与自由主义理
论的推动下，演变成为金融危机，再回头影响人们的财产收入和实体经济，并放大了金融危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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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理由推论:第一，由于技术创新周期的作用远远没有结束，因此，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也不会如想象
的快速进入尾声，世界所以没有出现如与 1929 年类似的危机，是因为世界各国学会了携手共同挽救
世界，但是，以凯恩斯主义的短期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抑制经济周期的巨大力量，这些内在的影响危机
的因素，还会逐渐地被释放出来;第二，过度需求的文化与观念在社会中漫延、渗透的结果还是目前
人们化解金融危机的赖以借助的因素，但它也是达摩斯之剑高悬于世界的头上，如果人类不能找到化
解需求透支的办法，未来的危机将更加巨大。目前出现的主权经济危机在本质上也是需求透支和政府
追求政绩的道德表现，是金融危机重要行为的延续，今后还会有人类无法预料的危机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
汹涌的国际金融危机浪潮标志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世界经济繁荣周期的过去，从技术周期理论
出发，摆脱本次金融危机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利用国家力量寻找未来技术的突破。从历史上看，正是这
种国家的努力带来了数次的大国崛起和世界经济重心的变化，中国需要借助于这一机会获得发展。
后危机时代，人们会努力探索新的技术，由于国家创新理论的影响，以国家为主体的创新行为将
有可能成为最重要的创新组织方式;新的产业技术创新机会更有可能来自于制度与规则的变革，最可
能的影响制度是低碳约束与交易制度，以此来推动低碳技术创新。低碳经济将形成低碳运行规则，将
深刻地改变国家行为、企业行为与公民行为，世界将面临着一次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
(二)中国经济转型中的技术创新
一直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增加自然资源、资本和劳动等要素投入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单纯依赖
投入的粗放型增长不仅受到市场的限制，付出了惨痛的经济增长代价，也将受到低碳经济的规则限
制;同时，中国面临着巨大的规则话语权机会应该主动出击，利用中国国家能力优势，推动世界走出
经济周期的低谷。
但是，目前我国研究开发经费的支出仍难以为技术进步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
出，我国的研究开发支出逐年增长，研究开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也在稳步增长，但是与发达国家相
比还有很大的差距 (见表 3)。2007 年，中国的研究开发支出占 GDP 的比重为 1. 44%，高于巴西
1. 11%和俄罗斯 1. 12%等发展中大国，但是与美国 2. 68%、日本 3. 44%等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
因而，经济增长速度与技术创新间并无明显相关性，技术创新的外生性通过上述数字比较也可以得到
一定程度的体现。
表 2 中国研究与开发经费支出 (2002 － 2008)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研发经费支出 (亿元) 1287. 6 1539. 6 1966. 6 2450. 0 3003. 1 3710. 2 4616
比上年度增长 (%) 23. 5 19. 6 27. 7 24. 6 22. 6 23. 5 24. 4
研发经费支出 /
国内生产总值 (%)
1. 23 1. 13 1. 23 1. 34 1. 42 1. 49 1. 54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相关资料整理。
表 3 部分国家 R＆D经费与 GDP之比 (单位:%)
中国 美国 日本 英国 法国 德国 韩国 印度 巴西 俄罗斯
2000 0. 9 2. 74 2. 99 1. 86 2. 15 2. 45 2. 39 0. 86 0. 99 1. 05
2003 1. 31 2. 68 3. 15 1. 79 2. 18 2. 52 2. 63 0. 79 0. 97 1. 28
2004 1. 23 2. 68 3. 13 1. 73 2. 16 2. 49 2. 85 0. 77 0. 93 1. 16
2005 1. 33 N /A 3. 33 1. 78 2. 13 2. 46 2. 99 N /A N /A 1. 07
2007 1. 44 2. 68 3. 44 1. 79 2. 08 2. 54 3. 47 N /A 1. 11 1. 12
资料来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相关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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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发达国家经验，一个经济体在其发展初期，研发投入占 GDP的比例一般在 0. 5—0. 7%左右;
在经济起飞阶段，这一比例则上升到 1. 5%左右;进入稳定发展期，该比例大约会保持在 2. 0%以上。
而且，在前两个阶段，政府的研发投入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进行科技追赶的工业化初期，政府投入
的研发经费增长很快，在研发总投入占据了主要地位。这也就意味着外生技术创新在推动经济增长中
有重要作用。随着经济的发展，企业研发投入将逐步替代政府投入，成为主要研发投入资金来源
(仇怡、郑毅，2006)［28］。这一经验与中国的发展历程也是基本吻合的。我国目前正全面进入工业化
中期阶段，许多重大科研项目仍需要我国政府的支持，政府的研发投入对于本国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增
长极其重要。在现阶段强调技术创新的外生性特征，不仅有利于摆脱经济周期的困扰，也有助于谋求
中国发展机会，推动经济成功转型，为世界经济发展探索新的运行规则。
政府对经济具有强有力的干预能力是保证外生创新有效性的必要条件，需要借助于创新制度的变
革来实现。从前述推论可以看到，由国家推进的创新制度改革应特别重视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以国家
战略为主体，建立以国家战略规划布局创新和以项目带动创新双轮驱动。在构造国家创新体系过程
中，建立以国家战略规划为指导，以项目建设为推动的国家创新体系，将人才等要素培育和基础设施
创新纳入国家创新体系之中，形成国家创新干预体系;二是鼓励公平竞争下的创新激励机制，转变国
家研发投入方式，大量使用高功能标准的招标制度，以内部外溢效应来培育企业作为创新主体，同
时，政府继续承担和支持基础性研究，支持战略新兴产业的研发与产业化，支持在新规则下的国际贸
易活动，引导企业成为创新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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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ogenous Technical Innovation Guided by
Government and Economic Cycle
ZHANG Yao － hui DING Zhong
Abstract:The previous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ndogenous relation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cycle，but this neglects the exogenous characteristics of technical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exogenous techni-
cal innovation theory，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xogenous technical innovation model pushed by a country. We
analyze the technical innovation cycle，explain the reasons of the occurrence of financial crisis，and forecas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ost － financial － crisis era. Finally，we propose the possible policies to cure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China's opportunity.
Key words:technical innovation cycle;financial crisis;guided by government
［责任编辑:祁湘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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