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第8期Total :Volume Ⅷ 2010年辑第4期 Volume Ⅳ 2010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 Developments of Cliometrics Research in China 学术通讯·友情赠阅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China Centre for Cliometrics Studies GDUFS 广州·2010年10月 October 2010 Guangzhou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目录与内容提要 1.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1927~1936）.........................................刘巍3 The first exploration of theory function and econometric model of demand for money in modern China (1927~1936) 内容提要：本文对近代中国（1927~1936）的宏观货币需求做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主要内容包括：（1）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得以运行的前提假设做了理论抽象；（2）建立了1927~1936年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3）对该理论函数做了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货币化的GDP、投资率和预期实际利率；用ß系数方法得出，最重要影响因素为货币化的GDP、预期实际利率次之、投资率的重要性最低。 Abstract: this paper does a trial empirical analysis on macro demand for money in modern China (1927-1936), primary covering the following: (1) theoretically abstract the pre-hypothesis on operating the theory function of demand for money in modern China; (2) build the theory funtion of demand for money in 1927-1936; (3) do a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is theory function, confirmed that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 of demand for money are realized GDP, investment rate and expected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use ß coefficient method obtaine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 is realized GDP; next is expected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least is investment rate. 2.近代上海标金市场金银比价的实证分析与对当代的启示...................................魏悦 魏忠30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Gold and Silver Price Ratio and the Revelation to Contemporary 内容提要：近代上海标金市场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志。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近代上海不仅拥有门类齐全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重要的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金融期货市场。这对于当代上海重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Abstract: Shanghai Standard Gold Market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markets, also was the symbol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in Modern times.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Shanghai Standard Gold Market, the paper concluded modern Shanghai not only has the complete range of money market and capital market, but also has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most sophisticated financial futures markets. At present, it is an important key for Shanghai to recreat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e. 3.日本宏观经济约束态势的突变——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陈昭37 The mutation of macroeconomic constraint in Japan——The transition from Supply-Constraints Economy to Demands-Constraints Economy 内容提要：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向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两种经济约束形态下经济问题的治理政策所用的理论依据显然不同，因此判断供给约束性经济向需求约束性经济态势的转变点，显得至关重要。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和发展速度都不同，决定了每个国家经济约束形态的转变年也不一致。我们通过对日本宏观经济态势的理论、逻辑和实证分析，得到了1950年是日本经济态势的转折年的结论，这一结论也符合历史经验。 Abstract:The transition from Supply-Constraints Economy to Demands-Constraints Economy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economy. Under this two kinds of economic constraints forms,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olicies relating to economy issues is obviously ,the turning point of Supply-Constraints 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Economy to Demands-Constraints Economy is vitally significant. The path and r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so diverse in every country that the turning point is also on Japan’s macroeconomic theoretical analysis, log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we found that 1949 is the turning point in Japan. This conclusion also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2007美国宏观经济变化和连续性：基于宏观经济学原理的训练........Eric R. Hake 44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American Macroeconomy, 1929-2007: Exercises for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内容提要：本文提供了一系列基于美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练习。这些练习旨在向学生们介绍制度学派观点，提升他们的基础历史素养并运用Microsoft Excel程序软件拓展他们的技术技能。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eries of exercises based on statistics about the American macroeconomy. These exercises were designed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the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promote basic historical literacy, and help the student develop their skills with the Microsoft Excel software program. 2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与计量模型初探（1927~1936） 刘 巍 内容提要：本文对近代中国（1927~1936）的宏观货币需求做了尝试性的实证分析，主要内容包括：（1）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得以运行的前提假设做了理论抽象；（2）建立了1927~1936年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3）对该理论函数做了实证分析，证实了货币需求的主要影响因素为货币化的GDP、投资率和预期实际利率；用ß系数方法得出，最重要影响因素为货币化的GDP、预期实际利率次之、投资率的重要性最低。 关键词：近代中国 货币需求 理论函数 计量模型 建立近代中国宏观货币需求的理论函数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对于研究近代中国经济来说，几乎所有的一般宏观金融理论都不完全适用——前提假设都有较大的差距，有时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几乎所有必需的数据都不理想——或缺乏时间序列性、或缺乏全国的代表性、或众说纷纭、或干脆没有。这种困难是发展经济学和经济史领域以外的经济学人难以想象的。正因为 “基础设施”方面的严重不足，所以，在近代中国货币需求这一重大问题上，学界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我们尝试着做一点基础工作，求教于学界的前辈和同仁。 一、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前提假设 是否存在一种不基于任何前提的经济理论？纵观卷帙浩繁的经济学说文献，没有前提假设的经济理论是不存在的。但是，有假设就肯定有遗漏，能概括某一过程中所有经济现象的前提假设同样是不存在的。因此，任何经济理论都是相对正确的，这种“相对”，说的就是在理论自身的限定条件——前提假设成立的条件下是正确的。主流派货币理论（无论是新古典学派还是凯恩斯学派）都建筑在一些公开的或隐含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是：（1）资本市场或金融市场极为发达和完善，其收益率可用齐一的市场利率表达；（2）生产要素及产品无限可分，各生产单位均能利用同一的技术；（3）货币与实物资产是替代品（无论在时段上还是时点上）；（4）货币发行是无成本的。建立于上述前提假设基础上的主流派货币理论能否应用于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的研究，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的问题。为了使我们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更贴近历史事实，我们先来考察近代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以期抽象出没有太大遗漏的前提假设。 前提假设A：分割性严重的国内市场 近代中国的国内市场是被各种经济的、非经济的因素严重分割的。大量的经济单位所面临的生产要素及产品的价格不同，所处的技术条件不一，所得的资产报酬率不等，没有一种有效的市场机制或政治机制来使之趋于一致。这就是我们所指的分割性。 1．商品市场的分割性。在比较完整的市场内，由于价值规律不可抗拒的作用，各地物价一般是比较一致的。但近代中国各地的物价往往差别极大。见表1。 表1 1920年中国主要城市的七种必需品价格表 单位：元 地区 粳米 猪肉 棉花 食盐 白糖 斜纹布 煤油 （石） （斤） （斤）（斤） （斤） （尺） （斤） 沈阳 3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北平 汉口 兰州 重庆 贵阳 上海 昆明 资料来源：王清彬等：《第一次中国劳动年鉴》，北平社会调查部1928，第67-109页。 上表所列七种商品都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它们在上述8个城市的价格相差较大。除棉花差价不到一倍外，其它商品的差价分别达到一倍、几倍或十几倍，相当惊人。1931年，陕西棉花每担10余元，河南郑州却高达40-50元。1935年湖南湘乡每百斤小麦的价钱为①元，而邻近的涟源只有元，相差3倍多 。这类事情在近代中国比较常见。各地同类商品的价格差异，一般说来应该反映各地间的运费、厘税等交易成本。我们再来观察一下陕西省境内商品市场的地方分割性。见表2。 表2 陕西省各县零售价格表（1936年12月） 单位：元 商品 单位 渭南 潼关 大荔 凤翔 武功 蒲城 同官 小麦 百斤 大麦 百斤 小米 百斤 … 白米 百斤 玉蜀黍 百斤 … 黍 百斤 … … … 稷 百斤 … … 豌豆 百斤 … 荞麦 百斤 … 猪肉 斤 羊肉 斤 面粉 斤 菜油 斤 盐 斤 醋 斤 棉花 斤 土布 丈 市布 丈 印花布 丈 无烟煤 百斤 … … 有烟煤 百斤 … 煤油 桶 硬柴 百斤 ①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56页。 4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麦草 百斤 木炭 百斤 洋烛 包 白干酒 斤 湖茶叶 斤 旱烟 斤 商品 单位 彬县 朝邑 商县 平利 留坝 南郑 榆林 小麦 百斤 大麦 百斤 小米 百斤 … … 白米 百斤 玉蜀黍 百斤 黍 百斤 … … … … 稷 百斤 … … 豌豆 百斤 荞麦 百斤 … 猪肉 斤 羊肉 斤 面粉 斤 菜油 斤 … 盐 斤 醋 斤 … 棉花 斤 土布 丈 … 市布 丈 印花布 丈 无烟煤 百斤 … … … … … 有烟煤 百斤 … … 煤油 桶 硬柴 百斤 麦草 百斤 … 木炭 百斤 … 洋烛 包 … 白干酒 斤 … 湖茶叶 斤 … … … 旱烟 斤 资料来源：商业部物价局：《抗战前价格参考资料》油印本1955，第6辑，第141-142页。转引自王玉茹： 《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第154-155 页。 在列入表2的29种商品中，有农业品也有工业品，均为人民生活必需品。通过观察我们看出，在陕西各县间零售价格差别最大的商品是醋和旱烟。醋以同官县为最高，每斤元，以榆林为最低，每斤元。这两种商品的最高与最低价格之间竟差10倍之多。各县间零售价格差额最小的商品为猪肉，各县之间的差额不到1倍。其它商品的最高价与最低 5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价之间，差距多在3-5倍。各县之间同类商品零售价格的差额，大体反映了县际运销的交易成本。但是，县际价格差别最大的两种商品是醋和旱烟，均是当地的产品，差价并非交易成本所致。差价的存在，只能说明市场发育不充分和当地小市场的封闭性。从全国各地区观察，价格起落也有较大的差异，见表3。 表3 中国各重要批发物价指数 年份 华北 广州 上海 汉口 青岛 南京 1926=100 1926=100 1926=1001930=1001930=1001930=100 1913 … … … … 1914 … … … … 1915 … … … … 1916 … … … … 1917 … … … … 1918 … … … … 1919 … … … … 1920 … … … … 1921 … … … 1922 … … … 1923 … … … 1924 … … … 1925 … … … 1926 … … … 1927 … … … 1928 … … … 1929 … … …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 资料来源：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年刊》1937，第 41页。 华北、广州和上海三地，是中国较有代表性的地方。三地物价指数的起落差动辄在10个百分点以上，3-5个百分点是常见的现象。南京、汉口和青岛也是这样。 各地商品市场的价格，是生产要素价格和生产者收益率的综合反映。它既反映供给与需求力量对比的结果，同时也引导着生产和消费的方向。各地较大的价格差异长期存在，说明地区间商品流通和生产要素的转移存在着强大的经济、政治藩篱，说明了近代中国市场分割性的顽固。 2.货币制度的分割性 。欧美日本诸国都有统一的货币，如英镑、法郎、美元和日元等。而近代中国货币的花样之多，却是世界罕见的。在1933年废两改元之前，长期是银两、银元和铜钱并用。在1935年实行法币政策之前，仍然银元与铜钱并用。银币与铜币并没有固 6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定的比例关系，铜币也不是银币的辅币。随着银价或铜价的变化、银币或铜币质量的变化及银币或铜币供求关系的变化，银铜两种货币的比例关系都会相应地变化。上海与国外的贸易固有汇价的问题，同样，上海与内地农村的贸易也有银币与铜币的换算问题。洋货进口到上海，一般用金币或银币折金支付；洋货转运到内地城市，一般用银币支付；再运销小城镇或乡村，一般用铜币支付。苏州曾是银币与铜币的兑换中心，商人们在内地推销洋货后，常将所得铜币运此兑换银币，汇往上海办货。统一的国内货币市场绝不应当是这样。 银币本身的花样也不少。长时期内，一直以银两为为主，各地银两的成色极不一致，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银两标准，有的城市同时有好几种银两标准。例如，北京有公砝平、①三六库平、二七京平、三六京平、六厘京平和七厘京平等多种。就全国来说，比较通行的有如下几种银两：海关的关平，1925年每海关两等于美金元；政府的库平，等于元；上海的规元，等于元；天津的行化，等于元；北京的公砝，等于元；汉②口的洋例，等于元。各种银两都只是计价单位，而没有实际的铸币。与不同银两并存的只有不同的银元宝，有的银两连银元宝也没有。银两在全国范围流通时，只能借助于“内汇”，例如，较大的商业城市都有与上海通汇的“申汇”行市，且在供求关系的作用下，变动频繁。 与银两并行的有银元。银元是明末从外国开始输入中国的（多走海路），所以又叫“银洋”或简称“洋”。最初输入的是西班牙银元，俗称“本洋”。1821年墨西哥从西班牙统治下独立后，本洋逐渐被墨西哥鹰洋取代。此后，秘鲁银元、美国银元、西贡银元、日本银元和香港银元等，都在中国市场流通。1889年，清政府开始自造“龙洋”。辛亥革命后，1914年开始铸造袁像（袁世凯）银元，俗称“袁大头”。1927年后开始铸造孙像（孙中山）银元，俗称“孙大头”。另外，还有哈尔滨的“哈大洋”、四川的“川大洋”等等。除银元外，又有半元、银角等。各种银元的重量成色差别不小，兑换比例经常变动。同是“袁大头”，人像有睁眼的，有瞎眼的，重量则有差别。同是四川半元，有厂版的，有杂版的，成色则不一。广东、辽宁使用的银角，由于成色较差，10个银角并不等于一个银元。 各种各样的银元和银角长期广泛存在，表明了各地货币流通的独立性，全国统一的货币流通制度尚不存在。 铜币本身的花样也不少。铜币比银两的历史更悠久，铜制钱一直在中国广泛流通。19世纪末期，由于铜价上涨，市面流通的制钱数量才日益减少。1900年，从广东开始另铸“当十铜元”，等于制钱10枚，即值10文，但实际含铜量较少。随后，各省纷纷仿造，甚至收回制钱，改铸铜元，从中获利。不久，“当二十”、“当五十”、“当二百”的劣质铜元相继出现在各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因铜价猛涨，一度停铸。战后又改铸质量更差的铜元，各地铜元的种类、成色、重量均不一致。1925年，银元1元折合的铜元数各地不一，有换270③枚的，也有换200枚的。 铜元一般按吊计算，每吊合制钱1000文（枚），但实际上，此地之吊不等于彼地之吊，一年之吊不等于他年之吊。 至于纸币（银行券），则更是花样繁多。英、美、日、法、俄、荷兰等国银行的钞票，都在中国流通。例如，以哈尔滨为中心的北满地区，在相当长期的时期内，一直是卢布的势力范围。1926年，帝俄在东北的势力衰败，道胜银行倒闭，卢布顿成废纸，哈尔滨人只能用其糊墙，至今一些老哈尔滨人仍记忆犹新。另外，如日元在南满，德国马克在山东，法国法郎在云南，卢布在新疆等，都在市面上大量流通。中国自己的票号、钱庄、官银钱号、银行、军阀、私人商店等都可以发行钞票，无人管理。抗战前，江西宜春一县发行钞票的商店就有80多家；江苏徐州发行钞票的有官银号、贾汪煤矿等18处，而且面值20文的钞票可 ① 周伯棣：《中国货币史纲》中华书局1934，第77页。 ②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81页表。 ③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辑，第290页。 7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①以撕为两半，各当10文使用。 除信誉较好的银钱业发行的钞票外，余者经常贬值，甚至不能兑现。各地军阀发行的钞票、军用票，更是经常边得一文不值。这种滥发的钞票无疑会加剧国内货币制度的分割性。 上述令人目不暇接的各种纸钞是否能在全国范围流通呢？显然不能。各地方政府一般都或松或紧地禁止外地钞票入境，同时限制本地现银出境。1934年，上海、天津发行的钞票，在陕南各地都不能流通。1934年，山东省规定：私人在省内携带现银不得超过300元，由陆路出省境时不得超过20元。同年，湖南省规定：凡运现银500元以上者，须申请批准，②取得护照。并缴纳护照费1%，否则课以护照费5倍的罚金。 1924年，有人说：“有的时候，从一处带些纸币，走出不到一天，就几乎要成废纸”。1926年，有人携带100元离开哈③尔滨，绕道内地前往上海，因在沿途几经兑换，到达时已“完全化为乌有”。 在英法等国，只在前资本主义时期存在类似的现象，而在中国，这种局面却持续到1935年11月方见收敛。足以见，近代中国的货币制度分割性之严重。 3.各地技术水平参差不一，产业收益率难以接近。我们没有各地区生产设备使用的详细数据，但根据科技人才在各地的分布情况大略可以推测一二。见表4。 国民政府1940年调查的范围，主要是具有大学或高等专科学历以上的工程技术人员，不包括工商管理、财政金融、会计、统计、仓储、广告设计等专业的管理人才。初、中级技术人才也不在调查范围之内。所以，表列工程技术人员7712人并不是当时科技力量的全部。从工程技术人员的地域分布来看，以江苏（含南京市）、上海最为集中，次为河北（含天津市）、四川、山西、广东、山东等省。10年来，江苏省的南京市曾为国家首都，大批军政机构及国营企事业单位凭借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吸引各类技术人才，造成人才高度集中。江苏境内的1117名工程技术人员进入军政机构任职的多达517人，占% 。而作为通商巨埠的上海，人才的流向却是另一种格局。在927名工程技术人员中，在军政机构任职的只有④78人，占 %，余者都在企业和教学科研机构工作。其它如河北、山东、山西、广东、四川等省也各有自己的经济优势，对人才也有一定的吸引力。不过，四川是由于抗战爆发、工厂内迁的特殊社会环境，使这个人才相当匮乏的西南省份才有了新的人才格局。 陕西省和云贵两省也在资源委员会和工厂内迁的过程中流入了一些人才。东北三省由于被日寇侵占，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在那里工作的较少。 表4 全国工程技术人员分类统计表（1940年） 地区 人数 机电 化工 矿冶 纺织 土木建水利 地质测筑 量 江苏 1117 564 80 69 71 331 2 上海 927 482 83 36 80 246 浙江 395 158 18 15 5 199 江西 283 78 14 24 7 160 山东 418 132 21 51 14 200 安徽 135 33 4 18 1 77 2 河北 882 280 49 174 27 320 北平 312 121 18 29 7 114 ① 吴小甫：《中国货币问题论丛》光明书店1936，第219页，第248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51页。 ③ 同上。 ④ 徐鼎新：《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第24-25页。 8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山西 531 201 62 149 16 103 河南 381 63 13 107 7 114 77 陕西 173 27 1 9 10 117 9 东北 41 13 16 12 湖北 327 130 23 36 14 122 2 湖南 305 89 9 32 9 166 广东 423 144 56 20 8 194 1 广西 116 32 16 30 3 35 福建 69 29 5 4 31 2 四川 628 289 56 100 8 173 云贵 168 48 8 58 54 西北 72 26 1 7 38 不明 9 2 2 1 4 合计 7712 2996 539 985 287 2810 90 5 资料来源：资源委员会：《中国工程人名录》，转引自徐鼎新：《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第26-27页。 从工程技术人员的分布来看，排除抗战爆发工厂内迁的因素，大体上可以反映近代中国各地区生产设备的技术状况。上海江浙地区、天津河北地区技术水平是最先进的地区，山东、广东、湖北次之，其它地区一般，西北、西南、福建和广西等交通运输条件不好的地区则生产设备技术水平相应地较差。 国内市场为什么如此画地为牢藩篱高筑，从而导致各地市场价格纷杂经济单位收益率不一呢？除去列强在中国划分了势力范围和地方军阀各自为政这些政治因素外，经济方面的因素大略有如下几种： a. 国内交通运输不便，自然很难形成统一的市场。在英法等国，一般都是配合着产业革命而进行交通运输革命。近代中国地广人多，交通运输却一直很不方便。河流大多是自西向东的走向，且有的不便航行。原有的南北大运河日益淤塞，货船难于通行。江河之上，新式轮船虽有增加，但为数太少，帆船长期占主要地位。货运量、航速及运输成本都不适应近代生产、流通的要求。 铁路是大陆国家国民经济的大动脉，近代中国总共才修筑了万公里。而且，通车的铁路分布不平衡，集中在东北和沿海地区，广袤的内地铁路很少，四川、甘肃、青海等省根本没有铁路。已有的铁路只便于内地与出海口联系，而不便于内地各省互相联系。各条铁路的标准不一致，路政不统一，不能联运。在军阀割据的情况下，铁路经常分段行驶，甚至遭到破坏。铁路的运费很高，还要代征各种捐税。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全国能行驶汽车的公路只有万公里。在西北、西南地区，长期依靠骆驼、马匹运输，交通更为困难。1878年，左宗棠准备在兰州办织呢局，机器由德国买进，经上海由长江、汉水运到陕西后，由人背到兰州。有些机器非常重，而且难以搬运，只好化整为零。人们将锅炉拆散，一块一块地背。有时必须现开山路，才能把拆不开的①大件机器搬过去。1918年，遵义茅台酒制造商华延仪从日本购买烘缸6个和其它机器，准备在贵阳设立新式造纸厂。机器经由长江、洞庭湖、沅水、浯水运到贵州境内镇远后，必须改走旱路。烘缸太大，要一百多人抬着走，有的高山须临时开凿山路。有的县城的城门和街 ① 《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转引自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08页。 9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①道需要临时拆掉，才能通过，然后再修复。 在这样的交通运输条件下，国内的长距离商品运输必然要加重成本，商品流通自然要受到很大的限制，从而导致以自然地理条件为依托的地方性、区域性的市场长期存在。时至今日，我国一些省份交通运输条件依然不佳，以至于人们喊出了“要想富，先修路”的口号。因此，近代中国的交通运输条件可想而知。同时，交通运输条件的低下，也妨碍了内地引进先进的生产设备，造成了地区间不同经济单位不能获得相近水平的生产技术，从而进一步加大了国内市场的分割性。 b.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税收政策于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极为不利。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是关税、盐税、田赋、厘金或统税等。其中厘金是一种货物税，对国内市场的统一性破坏力最大。 厘金是1853年在江苏扬州一带为镇压太平天国筹措军费而开征的税种，初以交易的大米为课税对象，税率为1% 。1855年，湖南、江西和湖北仿照办理。随后，各省先后开征，19世纪50年代末几乎遍及全国。逐渐地，对其它商品也开征厘金。在商品运销过程中，除征收中途厘金外，20世纪初又逐步开征出发地厘金和到达地厘金。就是说，除征收通过税外，又开征出产税、出厂税、销场税和落地税等等。中途厘金又由一次征收变成多次征收，即“遇卡完纳制”。从此，虽然有人主张裁厘，但无结果。国民政府1928年实行简化税收政策，对香烟、棉纱等主要工业品开征统税，同时免征其它捐税。1930年10月10日，正式宣布裁厘和废除类似厘金的其它捐税，一律采用统税替代。从此以后，统税普遍实行起来了，但类似厘金的其它捐税并没有被统税替代。在国民政府宣布裁厘不久，河北省、天津市、北京市等地方政府又另外设立产销税，大力推行。北京的各车站、各城门普遍设立局卡，对来②往货物征收产销税。“鞋未沾泥须纳税，扇未提款须纳税”。国民政府监察院对此曾提出弹劾，未果。总之，在1930年之前，厘金或类似厘金的常关税、生产消费税、落地税、沿海贸易税等等，都是在商品运销过程中征收的，或征此或征彼或兼征，一直广泛存在。 下面的数据反映了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厘金或统税收入额不断增长：1859年：1900万元；1804-1902年：年均1900-2200万元；1908年：2900万元；1913年：3300万元；1919年：3900万元；1925年：4600万元；1930年：3800万元；1931年：7600万元；1936年：③15300万元。 这只是上缴的总额，政府实际收到的税款。而各级征管人员的贪污中饱，为数更大。历年的贪污中饱总数究竟有多少，恐无人能确切计之。有人估计，约大于上缴总数的3-5倍。也有人说：“厘金之入，上得其一，而下得其九。此九成中，官才二三耳，司事颇得其三四，④而巡丁则得其五六。” 政府为了征收厘金，在全国各地交通要道设立大量局卡。辛亥革命后，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厘金卡708个，平均每省约34个。其中，江苏省最多，58个；⑤ 安徽、江西、浙江、福建、山西、甘肃、贵州、云南等省各40多个。另据日本学者的估计，全国厘金和类似厘金的税卡共有12000多个，仅江苏一省就有426个。南方商品经济较为发达，又以水路运输为主，设卡较多，运河沿岸每30里就有一卡。北方以陆路运输为主，⑥设卡较少。一切货物在通过这些局卡的时候，必须接受检查，缴纳税款。 除了各级政府规定的税率外，工商业者还要受到税务人员各种额外的敲诈勒索。近代中国税务工作是肥缺，厘金征收工作更是肥缺中的肥缺。厘金征收人员“大率负债积资，百计 ① 《民营厂矿内迁纪略》，转引自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08页。 ②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第137页。 ③ 北京大学经济系国民经济计划教研室油印资料，1956年。转引自前揭全慰天书，第288页。 ④ 《汪穰卿遗著》，第一卷，论商战，第24页。转引自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89页 ⑤ 据前揭章有义书，第2辑，第283页计算。 ⑥ 长野郎：《中国资本主义发达史》，第140页。转引自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89页。 10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①求说” ，才谋得其职，一旦走马上任，必然大肆勒索。工商业者通过局卡时，税务人员经常故意拖延查验时间，百加留难，乘机勒索。有时故意指责货票不合、斤两不符、斗石不实，以便罚款。有时故意挑剔银钱成色不足，银要补水、钱要补串，甚至偷偷放进假银元，勒令调换。有时故意胡乱翻动货物，加以威胁，就便敲诈。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者只好出钱送礼，请求包涵融通。 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曾有过关卡林立的时候。德国在18世纪末还分为约300个小邦，各设关税壁垒。直至1818年，还保有约60多个关卡。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各藩邦分别设立的关卡也不少。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市场四分五裂，资本主义经济是很难得到发展的。实际上，各国经过资产阶级改良或革命之后，消除了国内的市场藩篱，资本主义才迅速发展起来。统一的国内市场虽不是经济发展的充分条件，但却是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 那么，近代中国国内市场有没有逐步统一的趋势呢？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方向相反的力的作用。似乎象两个实力相当的拔河队在比赛，在没有决出胜负之前，不时地左右移动是常见的，但究竟哪一方获胜，尚未可知。一方面，国内铁路、公路在不断修筑，沿海、内河航行的轮船日益增加；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及东北易帜标志着国家的统一；裁厘法令已经颁布；废两改元实施成功；法币取代各色货币，统一的货币市场已经出现。但在另一方面，铁路运输时常被破坏；厘金或类似厘金的税卡日渐增多；国家分裂和混乱的局面事实上长期存在——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从未间断，东北易帜不久又被日寇侵占，关内的桂系、冯、阎所部辖区基本上是独立王国，同时还有苏区。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抗战全面爆发，中国又分为日占区、国统区和解放区。政治上的分裂是国内市场统一的致命伤。 前提假设B：极不完善的金融市场 1.货币市场（包括资本市场，但以货币市场为主。下同）的分割性。植根于国内市场的近代中国货币市场，不可能不显现其分割性的特点。资本属于生产要素，在分割性严重的市场状态下，资本这种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不可能是比较接近的。其实，这个问题已经隐现在商品市场参差的价格之中了。为了更确切地研究这个现象，我们从现有的资料中观察一下。见表5。 表5 1910年各城市银行放款年利率（%） 城市 利率 城市 利率 城市 利率 上海 南昌 北京 镇江 汉口 天津 南京 长沙 营口 芜湖 宜昌 宁波 九江 重庆 福州 资料来源：陈争平：《1895~1936年中国国际收支与近代化中的资金供给》，《中国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 从表5中的15个城市来看，中国最大的两个通商口岸上海和天津以及沿海城市宁波利率最低，平均为年% ；宜昌、九江和福州最高，平均为14-15% ；其余城市的利率在9-12%左右。按各地平均利率计算，最高的宜昌与最低的宁波相差一倍。借贷资本在各地不同的收益率，反映了各地货币市场的发育程度不同，资金的供求关系不同，市场风险的不同，以及地区间资金流动的困难较大。总之，资本市场存在着较强的分割性。 美国学者波马兰兹先生研究了1900—1937年山东省的货币市场，他的资料说明，当山东沿海地区利率下降时，借贷资金也很少流入借贷利率较高的中部和西南部地区。西南部地 ① 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设》1953年第12期。 1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区的借款利率高于中部地区%（月息），高于东北部地区%（月息）。而且，在1900—①1937年期间变化不大。他认为是政治上的不统一造成了金融市场的割裂。 波马兰兹先生对山东资本市场的考察从本世纪初一直延续到了30年代，那么，30年代全国的货币市场情况又如何呢？我们从政府职能部门发表的统计资料来观察一下。见表6。 从表6观察，上海、杭州、汉口和宁波等地利率较低，福州、郑州和九江等地利率较高，而且差距很大。这其中，不排除日息和月息有一定差异之因素的影响。即使将上海、杭州、宁波一带的月息按略低于南京的月息算，福州、郑州和九江等地的利率水平也在整体水平上高于江浙一带3-4个百分点。如将30年代与1910年大略比较，福州、九江的利率始终高于上海江浙一带地区，地区分割性依然如故，这与波马兰兹先生考察的山东境内的现象基本上是一致的。 表6 主要都市利息行市（平均年率%） 1930 1931 1932 1933 上海 杭州 汉口 宁波 … … 南京 青岛 福州 郑州 九江 资料来源：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中华民国统计提要》1936，第679页，第680页。 说 明：上海、杭州、汉口和宁波为日息折年率；南京、青岛、福州、郑州和九江为月息折年率。 由于货币市场分割性的存在，借贷资本区域间的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各地的借贷资本只能面对自己的区域市场，近代中国银钱业在全国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客观功能几乎是不存在的。 2. 金融机构过分集中的分布。与分割性严重的国内市场相适应，近代中国的金融机构大都建立在工商业发达、社会稳定、经营风险较小的地区。1937年，中国资本经营的现代银行共有164家，我们按照中华民国时期的行政区划计算一下各省的总行、分行及银行自有资本的数字（我们将民国时期单列的沪、汉、平、津、京、杭、渝、广、青九大都市分别归入所属各省，一并计算；总行设在国外的未计入，所以“总行数”一栏总计不等于164）。见表7。 表7 各省总行、分行及银行自有资本统计 省份 总行数 分行数 自有资本 省份 总行数 分行数 自有资本 江苏 66 421 27243万元陕西 2 48 113万元 浙江 24 151 610万元贵州 4 山西 1 40 2000万元云南 1 6 1128万元 山东 4 58 471万元福建 4 70 156万元 河北 10 189 1130万元广西 2 42 598万元 河南 1 72 214万元广东 7 52 1440万元 ① Thomas G. Rawski & Lillian M. Li,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转引自前揭王玉茹书，第143页。 12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安徽 1 79 100万元吉林 9 江西 3 79 275万元黑龙江 3 湖南 3 69 62万元辽宁 18 湖北 4 40 500万元绥远 1 10 27万元 四川 15 110 1028万元新疆 1 8 7万元 甘肃 5 察哈尔 4 西康 1 25万元宁夏 1 4 150万元 资料来源：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全国银行年鉴》1937，文海出版社1974，第12-18页。 从表7 观察，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列前矛的是江苏省，总行数占全国总数的40%，分行数占%，自有资本占% 。其中，上海一地就有总行54家，银行自有资本26570万元，分别占全国总数的%和% 。三项指标最少的是黑龙江、贵州、察哈尔、甘肃等省。如果按民国时期划分的大区观察，情况是这样的： （1）华东地区（包括江苏和浙江），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90、572和27853万元，占全国总数的%、%和% 。（2）华北地区（包括山西、山东、河北和河南），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16、359和3815万元，占全国总数的%、%和% 。（3）华中地区（包括安徽、江西、湖北和湖南），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11、267和937万元，占全国总数的%、%和% 。（4）华西地区（包括四川、甘肃、西康、陕西和贵州），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18、167和1166万元，占全国总数的11%、%和% 。（5）华南地区（包括云南、福建、广西和广东），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14、170和3322万元，占全国总数的%、%和% 。（6）东北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和辽宁），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0、30和0万元，占全国总数的0、%和0 。（7）西北地区（绥远、新疆、察哈尔和宁夏），总行、分行及自有资本数额分别是3、26和34万元，占全国总数的%、%和% 。 显然，中国资本经营的银行分布最密集、业务开展最广泛的是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地区，总行数和自有资本数均超过全国总数的一半。华北、华南、华西、华中依次下降。从财政部统计的1934年134家金融机构营业数据来看，更能说明这个问题。见表8。 表8 全国商业银行庄号按城市划分资本和存放统计（1934年6月） 城市 银行数占% 实收资本占% 存款额占% 放款额占% 上海 天津 杭州 重庆 北平 青岛 汉口 太原 其它 合计 100 100 100 100 资料来源：据《财政年鉴》下册，第12编“金融”统计。转引自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第157页。 上海与杭州两城市的银行家数占全国的45%以上，实收资本占全国的76%以上，存放 13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款分别占全国的76%和77%以上；华北四城市的银行家数占全国的18%以上，实收资本占全国的13%以上，存放款分别占全国的20%和17%以上。华东和华北两地区的存放款业务合计为全国的96%和94%以上，而且，在两地区中，存放款业务又大都集中于上海和天津两个大城市。 接下来，最差的是东北和西北地区。1937年初（《全国银行年鉴》统计上述数据的时间），东北已被日寇侵占数年，况且关内抗战呼声鼎沸，全面抗战一触即发，中国资本经营的银行能在那里维持几家分支机构（其业务主要为与关内通汇）已经相当不容易了，此间的东北地区应另当别论。就关内来看，上海江浙一带（即华东地区）中资银行总行及自有资本的数额均超过其它地区的总和，而且地区间借贷资本的流动又受较大限制（从前面考察的各地放款利率的较大差异可以看出），这种局面对于资源配置的优化是相当不利的，对于银行业的发展也是不正常的。中国资本的银行业大量集中于上海和天津，致使30年代沪津两地银行业经营资本找不到出路，发生资本闲置无用的矛盾。1934年，两城市银行业的自有资本和集中的存款达97332万元，而放款额只有63412万元，闲置33920万元，是资本和存款的% 。① 当然，银行家们选择社会环境安定、风险小、交易成本低、获利较多的地区开展业务是正常的，指责他们也是不公正的。种种弊端的根源，在于近代中国国内市场严重的分割性。 3. 证券市场在社会经济中作用微弱。在前面，我们用计量方法讨论了国债市场、股票市场与货币需求的关系，推测出了证券交易在近代中国尚属经济贵族行为这一想法。现在，我们考察一下证券交易所在全国的经营和分布状况。中国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是外商于1905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国资本建立的最早的一批证券交易所是： 1916年在汉口前花楼街成立的汉口证券交易所。该交易所除经营证券买卖业务外，还经营棉花、杂粮和纱布等商品的交易。该交易所开业不久即停业。以后由于中央和地方政府公债及金融债券的发展，才又于1933年5月在证券业同业公会内附设了证券交易市场。 1919年在北京前门大街114号成立的北京证券交易所。该交易所本金20万元，为有限公司形式。这是全国第一家专营证券业务的证券交易所。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公债发行中心南移，北京证券交易所日益冷落。 1920年5月，北洋政府批准上海华商证券交易所成立。 1921年2月，由北洋军阀、政府官员、天津市商会和银行等筹资250万元，成立天津证券花纱粮食皮毛交易所。 广州的证券市场虽有公债库券上市，但不是在证券交易所进行买卖，而是在找换店交易。各种交易均以广东的银毫和地方纸币为本位。 1932年秋，在军阀刘湘的压力下，重庆证券交易所成立。交易所上市的债券，除田赋公债、军需债券、盐税库券、烟酒库券、整理金融库券等地方政府发行的债券外，也有少数几家如民生公司、自来水公司等的股票，但多有行无市。证券交易的对象都集中在政府债券身上。因为四川的债券发行完全是靠摊派，本来基础就不稳固，一旦有了脱手的机会，便尽量抛售，以至于卖的人多，买的人少。尽管刘湘的21军财务处费尽心机，在债券市场哄抬买卖制造假象，却收效甚微，终至难以为继。后来，由于证券交易所变成了申汇投机的场所，受到公众的谴责，交易所于1935年1月被迫停业。 浙江是近代中国新式工业发展较早和整体上比较发达的省份之一，股票、债券发行渐多，宁波、杭州等地的市面上出现了转让买卖现象，但为数不多，未能形成市场。1920年，当上海信交事业勃兴之际，宁波士绅曾提议在宁波筹建证券和花纱交易所。花纱交易所于1923年成立，证券交易所因上海信交风潮爆发，暂时未能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公债大量发行，很多银行钱庄把购买公债作为资金营运的主要途径之一，市面上公债转让的买卖增多。 ① 黄鉴晖：《中国银行业史》 山西经济出版社1994，第158页。 14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于是，杭州、宁波等地就出现一批类似经纪人的经济单位专门从事证券交易。据1932年的调查，杭州有鸿源、致丰、惠通、同盛等四家小钱铺兼营这一业务。1933年，宁波成立四明证券交易所，资本20万元，累计全年交易额约亿元，成交的全是浙江省政府发行的公债，国家公债的交易必须通过上海交易所才能进行，至于股票、公司债券就更谈不上了。1935年，杭州在钱业会馆内成立“省公债买卖集议所”，专门拍卖本省政府公债，不久因政府不同意而宣告解散。宁波四明证券交易所于1936年初经财政部核准解散。 1919年4月16日，哈尔滨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资本金大洋20万元。哈尔滨证券交易所由哈埠的30多家代理店作经纪人，按照农商部《证券交易法》的规定，主要业务是经营国债、股票、公司债券和其它有价证券。具体有：第一，国债，包括历年公债、各省地方公债；第二，股票，包括哈尔滨公司、银行股票和其它各地方公司的行业股票；第三，公司债券，包括苏浙各铁路的债券、华富银行发行的证券；第四，其它有价证券，包括北京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兑换券、东三省通用大小洋兑换券、吉黑两省官银号大小洋兑换券、各种现货提单以及各种银行庄号之远期汇票等。其中，最主要的是公司股票的交易。该交易所的经营业绩起初是相当不错的，后来由于道胜银行在哈尔滨发行的卢布大幅度贬值，日本人乘机操纵金融，大量发行金票，给哈埠以卢布计值的厂商和银行造成重大损失，股票交易减少，证券交易所的业务也随之暗淡。哈尔滨证券交易所只存在一年零八个月，1920年底宣告解散。 近代中国的证券交易所的主要交易对象是政府债券。以上海证券交易所为例，在抗战前，①交易额的98%以上是公债, 股票及公司债券不足2%， 人们将其戏称为“公债市场”。 这样的证券市场间接地使大量的社会储蓄转向了政府消费，无益于生产与投资。 我们得到的资料显然是对二级证券市场状况的描述，而一级证券市场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只能根据零散资料做一简单分析。 近代中国历届政府的财政支出逐年增长，主要是军政费用不断扩大的结果。在贫困经济的条件下，虽然政府不断加捐增税，但收支状况总是如北京政府财政部长所说：“入不敷出，②库亏之数逐年增加” 。因此，政府只好借债。自甲午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历届政府曾多次举借外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举借外债比较困难，便大借内债。清政府末期发行的公债总额为5850万元，北京政府为61206万元，南京国民政府1927—1936年为③255800万元 。这些公债主要是通过银行发行的，而且大量为银行持有。据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吴承禧先生估计，1921—1932年，在银行的投资放款总额中，公债约占十分④之一，且有增长趋势；1932年，中国银行业持有的公债票大约占总额的一半。 银行承购公债或库券，一般是着眼于以下好处：（1）交款时有较大的折扣。例如，承购100元公债票，只需付50-60元。（2）利率较高，年利一般在6-8% 。（3）有手续费和汇水等。（4）公债可作为准备金，发行银行券或领用银行券。（5）公债可在二级市场上买卖，投机获利。（6）偿还基金有专门税款作担保，比较安全，银行还可派代表参加基金保管委员会。 上述资料可以大略地反映公债一级市场的一般情况。 那么，历届政府债务收入的用途又如何呢？清政府和北京政府时期暂且不论，就大力提倡经济建设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来说，只有1928年10月发行的3000万元短期金融公债用于扩充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的自有资本，以及1929年发行的海河工程公债、1931年 ① 关于近代中国各地证券市场的资料，均出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近代中国的金融市场》（中国金融出版社1989）一书有关章节。 ②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75页，第82页。 ③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代序；中国通商银行《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台湾文海出版社重印本，第83页。 ④ 吴承禧：《中国的银行》，第72页。 15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①发行的浙江丝业公债等少数几笔用于经济建设，余者均用于军政开支。 换言之，如此巨额资金，不是用于国外购买军火，就是用于各项消费。近年来许多中外学者在论著中都认为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困难并不在于国民收入没有剩余，而在于缺乏一种将剩余集中起来转化②为投资的机制。看来，政府举债行为足可认为是将近代中国剩余资金转化为投资的逆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公债二级市场的活跃，又会助长一级市场的发行需求，二者互相促进。两级公债市场不仅吞噬了一部分国民收入的剩余，而且将企业的一部分生产投资资金转化成了公债投机资金。大作家茅盾的小说《子夜》中的人物虽是虚构的，但情节却源于民国时期的社会经济生活，大体反映了公债市场的情况。 我们再来考察一下股票市场的概况。在市场健全的国家，如英法美日等国，企业一般由股份公司主办。公司在一级市场上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股本，是主要的筹资渠道。在资本主义正常发展、社会资金比较充裕的情况下，集股比较容易。公司不仅可以在国内集股，而且，国际集股也是可能的。英国的公司曾到荷兰募集股金，美国的公司也曾到英国募集股金。 在一级市场发行股票募集的资金加上长期公司债券，构成企业资金的主要支柱。 近代中国的一些股份制公司也发行股票，但由于证券交易所不健全或不存在，一般只能通过亲友关系募集股本，范围非常狭窄。就是在这狭窄的范围内募股，也是不容易的。张謇在创办大生纱厂时，就倍感集股之困难。张謇是1895年的状元，又曾任翰林院编修，和张之洞、刘坤一关系密切，辛亥革命后又当过农工商部部长、汉冶萍公司总经理、全国水利局总裁等职，社会地位很高。他在募集大生纱厂股本的过程中，屡遭拒绝。他说：“凡以纱厂集股告人者，非微笑不答，则掩耳却走。” 又说：“驵侩黠吏，阴嗤而阳弄之者，比比皆是。”③他历经44个月的时间，才建成大生纱厂。 张謇乃社会名流，募集股本尚且如此艰辛，至于一般工商业者的困难，可想而知。近代中国的工矿企业，为了募集股本，曾推行一种所谓④“官利制度”。 企业无论盈亏，必须按期付给股东“官利”。就是说，付给股金利息。一般年利率为7-8%，有时高达10% 。企业如果还有盈余，再按股分给红利。这样一来，股东已经不是对企业投资，而是贷款了；股东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股东，而是债权人了。这种“股东”并不承担经营风险，也不可能关心企业的盈亏和发展。这种官利制度一度普遍存⑤在。上面提到的大生纱厂虽然集股困难，但官利照付，“无岁不给息8厘” 。汉冶萍公司⑥有一些年份拿不出现金来支付官利，便填发股票或息票给股东。张謇在谈到官利制度时说：⑦“亦赖此习惯耳，否则资本家一齐猥缩矣，中国宁有实业可言？” 有的企业还曾采取发⑧行彩票的办法，帮助募集股本。 从以上零散资料可以略知近代中国股票一级市场的大致情况。我们从中可见工矿企业发行股票的困难之大，股票一级市场之不健全。 近代中国的股票二级市场同样令人忧虑。在上海的证券市场上，股票交易额还不足整个证券交易的2% 。据国民政府1933年的调查，不包括东北和甘、宁、青、新、滇、黔等边 ① 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第256页。 ② 参见陈振汉：《我国历史上国民经济的发达和落后及其原因》，载于《中国经济史论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Yu-ru Wang , Du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载于The Social Sciences Review, Vol. 36 No. 3,(March 1991). Riskin Carl, Surplus and Stagnation in Modern China,见Edited by Dwight H. Perkins, China's Modern Economic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 -84. ③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1026、1025页。 ④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58-159页。 ⑤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59页。 ⑥ 武汉大学：《汉冶萍公司史》油印本，第8-10页。转引自全慰天书，第222页。 ⑦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60页。 ⑧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第1034页。 16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①远省份，全国共有现代工厂2435家，仅上海一地就有1186家，占全国总数的近50% 。就是这样一个现代工业和金融市场在全国均属最发达的城市，股票交易额还小于全部证券交易额的2%，其它城市的股票二级市场就更是微不足道了。近代中国股票二级市场规模的微不足道，意味着股票转让的渠道淤塞，于是，反过来更限制了股票一级市场的发行。股票市场的冷清与公债市场的活跃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近代中国现代工矿业由于资金“瓶颈”的制约，将举步维艰。有资料说，企业“日唯借债还债而忙”，“往往甲日筹得一、二万，乙日已罄，②丙日别筹，而丁日又须还甲”。 在这种境况下生存、经营的企业，一遇风吹草动，势必周转困难，减产停工。 在市场发达的国家，一级市场发行新的股票、债券，对新证券的买卖可以直接增加社会投资总额，或增加净投资额。在二级市场上，对既有的证券进行转让交易，不直接增减净投资额。但这种证券转让可以通过相对价格变动，替代效应与收入效应，以及一般的市场利率变动等因素，间接地刺激或抑制实际投资的数量。因此，在市场发达的国家，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可以用齐一的市场利率表达。在近代中国，则完全不是这样。 前提假设C：资本的不可分割性 在现代经济理论中，经济学家们暗示，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要素——是无限可分的，各生产单位都可以通过资本投资而利用同一水平的技术。这就是说，处于发达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单位，在利润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可以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及时获得自己需要的或大或小的一笔投资资金；在经营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发达的金融市场及时获得营业性资金。在发达市场经济中，经济单位所使用的资本的所有权，理论上可以属于无限多的人，即资本无限可分；同时，由于发达市场经济中的经济单位比较富裕，投资的自有资金起点比较高，发达的金融市场又保证了他可以及时获得资金而进行一段时间内的连续性投资，因此对他来说，投资项目本身也具有理论上的无限可分性。由此可见，一个发达的金融市场保证了各经济单位通过资本投资而利用同一水平的生产技术。这是现代货币需求理论的前提假设之一。 在近代中国，由于金融市场比较落后或者说不完善，资本呈现出相当大的不可分割性，或者说极为有限的可分割性。一个经济单位若想投资某一项目，他必须自己积累一笔可观的资金，然后再去寻找合伙人或贷款者，而对于数量多如恒河之沙的近代中国小农和小手工业者来说，则完全依靠自己积累投资资金（内源融资型资本积累）。从整个近代中国的经济体系来说，金融市场很难起到聚集分散的剩余资金、引导其流向生产领域的作用。 由于近代中国的绝大多数经济单位比较贫穷，投资的自有资金起点比较低，加之金融市场的不完善，就投资项目本身而言，其不可分割性也是明显存在的。显然，在近代中国的绝大多数经济单位眼里，引进新技术的投资，是规模宏大的。投资一头良种奶牛，购买一台简易机床或缝纫机，添置新的种子、化肥和农药，都必然要在仅能维持经营和日常生活的净收入中减去一笔资金。贫穷、无能力和无渠道借款（不包括消费性质的高利贷），势必导致非连续性的投资支出，而这种形式的投资，甚至无法进行最简单的技术创新。 确实，假如不存在投资项目不可分割性的问题，内源融资型资本积累——储蓄和投资在同一经济单位内部发生——可能满足新技术的缓慢传播，以及逐步减少各类经济单位之间收益率的差异。因为当前消费的稍许减少，就可以直接为分散投资提供资金，从而，贫穷但勤俭的经济单位进行的小型技术革新将会很兴旺。可是，由于事实上的不可分割性相当严重，资金上孤立无援的经济单位，很容易陷入一个低水平的均衡陷阱，除了小部分富裕的经济单位之外，技术创新会受到严格的限制。经济单位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实际上还会扩大。 近代中国的现代企业，几乎都是前买办、华侨、军阀、社会名流、士绅、政府要员或政府机构投资兴办的。对于他们来说，资本的不可分割性和投资项目的不可分割性的限制就要 ① 刘大均：《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转引自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17页。 ② 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第64、77页。 17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小得多。而早期的手工工场，则很少通过投资新技术而转化为现代企业，近代中国的小农也很少能发展为租地大农场主，不能不说资本的不可分割性和投资项目的不可分割性的限制是重要原因之一。 前提假设D：在一定时段内考察，货币与实际资本是互补品。 被束缚在内源融资方式上的经济单位（储蓄-投资者），如果打算购买一种与自己的产品不同的资本品，他可以有两种选择：把自己的产品作为存货，在积累一定时间后将其出售，购买自己所需的资本品；将自己的产品正常出售，以货币余额方式储蓄。选用何种方式储蓄，取决于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贮藏自己产品的成本。他所面临的持币名义收益率和贮藏自己产品的费用及损耗是给定的，正常情况下前者大于后者，但如果加进预期物价上涨率的因素，就难说二者孰利孰弊了。如果预期实际利率上升，该经济单位将用更多的货币和更少的自己的产品来作实际投资前的价值储蓄，即“引而不发”的货币——货币的投资需求。 再进一步看，经济单位在“引发”投资需求（宏观经济学概念上的投资需求，即实际投资）时，大量的购买力是集聚在某个特定的时点上，在这一点会发生投资——不是机器、农具之类的固定资产，就是棉纱、种子之类的流动资产。准备进行投资的经济单位的收入和支出之间的时间平均间隔，要比单纯进行消费的经济单位的此种时间间隔长。与此相应，储蓄倾向将会强烈地影响实际货币需求量。更准确地说，在任何确定的收入水平下，如果意愿资本积累率（从而私人储蓄率）提高，实际货币需求对收入的平均比例就会上升。因此，在全部投资都是以内源融资方式进行的情况下（当然，这是一种极端，但在近代中国大量的小农、小手工业者那里，这种极端的情况并不少见。），平均货币持有量同投资（储蓄）倾向呈正相关趋势。另外一种极端情况是，金融市场相当发达完善，全部投资均以外源融资方式进行，货币与实际资本是完全的替代品。显然，这种情况在目前也不多见。从前面考察的资料来看，近代中国企业投资的融资方式介于着两个极端之间，偏重于或接近于完全内源融资。在既定的时段内（如一年），货币与实际资本是互补品，货币具有投资的“导管效应”，而不是替代效应。 我们的前提假设是对近代中国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的一种简化和抽象，意在突出其具有一般意义的本质特征，从而排除非一般意义的经济现象，使我们的考察和分析有一个事先约定的范围。我们再次强调，有假设就肯定有遗漏，能概括所有经济现象的前提假设是不存在的。况且，我们在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里刚刚学步，挂一漏万再所难免。 二、近代中国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在金融学理论和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均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原因是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所揭示的公众对货币需求的各种决定因素，会对政府所实行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最终选择产生直接影响，从而最终影响产出量。通常，经济学界在评价和讨论货币政策或财政政策是否对产出和价格水平产生预期效果时，往往就把分析的焦点放在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是否稳定这个问题上。换言之，要了解货币政策的作用机制，首先必须了解是什么因素决定了货币需求，也就是要了解货币需求理论函数。 在抗战前，近代中国几乎无货币政策可言。1935年11月实行法币制度之前，货币供给处于自然状态之中，政府有效的干预行为丝毫不见，因而对货币需求也几乎发挥不了任何影响。在这种局面下，我们讨论近代中国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是否还有意义呢？回答是肯定的。我们沿着“……货币供求→价格总水平·银行贷款利率→实际国民收入→货币供求→……”这样一条线索，恰好可以分析政府在货币供求关系的调节方面应该有那些行为。具体说来，银本位制下的国家银行或中央银行有无能力对货币供求关系实施调节，以期达到价格总水平 18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稳中有升，从而使实际国民收入提高；在价格总水平下降、产出滑坡时期，财政当局在调节货币供求关系方面的举措有无失误，等等。 关于货币需求的理论是纷繁复杂的，可以说，凡经济学大师都有其自己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不同的学派，根据各自的货币需求理论函数，形成不同的政策建议。在西方经济学界，关于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著述汗牛充栋，我们选择代表性较强的理论函数作简要的分析，从而导出建立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思路。从对各位经济学大师建立货币需求理论函数思路的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这样一条线索： 1.货币需求量是收入（当期收入或恒久收入）的某种比例，注重短期均衡分析时采用当期收入概念，强调长期均衡时则可用恒久收入概念。2.影响“某种比例”的各种因素随时间、空间的不同而不同。把握它们的关键在于，货币持有或货币需求是一种人类经济行为，受人类意志的支配，能于特定时空中、在不同程度上改变人类经济利益的因素，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关于货币持有量的人类意志。于是，经济利益→人类意志（行为动机）→货币需求（人类行为）这样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3.不仅当前可以看见或可以感觉到的现实经济利益因素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而且，对于在不远的未来（如下一年、下个月）经济利益的某种变化之预期，也同样会影响人们的经济行为。 按照经济学大师提供给我们的思路线索，我们尝试一下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讨论。首先，我们强调这是对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的宏观考察。因此，必须将近代中国的公众——个人、企业和政府视为一个整体，考察近代中国这个经济整体的各项货币需求与总体货币需求。在本文前提假设抽象出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下，我们认为，近代中国的货币需求从宏观上仍可以分为交易需求、贮藏需求和投资需求三个部分。 交易需求是国民收入的函数，而且二者呈正相关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交易需求可以表示为： M′=f(Y) 且f′>0 （1） d （1）式中，M′表示对货币的交易需求。同时，它既包括个人、政府的交易需求，也包括d企业营业性货币需求的相当部分。现在我们把近代中国的公众视为一个整体，所以用交易需求概而括之。显然，在经济欠发达的近代中国，对货币的交易需求是货币需求的主要部分。 贮藏需求的情况比较复杂。首先，它是国民收入的函数，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在近代中国，只要人们的收入有除消费之外的剩余（甚至节衣缩食牺牲部分消费）就会有贮藏需求。在有金融机构的城市中，市民的贮藏需求、企业的部分营业性货币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实际存款利率的函数，二者也呈正相关关系。这里所讲的实际存款利率，是储蓄者心目中的实际利率，即存款利率减去预期物价上涨率。在有金融机构的城市中，决定贮藏需求的主要因素应该是收入，因为整体经济水平并不富裕，交易需求的弹性很小，所以实际存款利率应是一个次要的决定因素。在没有金融机构的广大农村地区，储蓄的形式大都是窖藏货币，所以，贮藏需求的决定因素应完全是收入。货币贮藏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 & M′′=f(Y,d−P*) （2） dM′′∂∂M′′dd 且>0，>0 &∂Y∂(d−P*) 19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2）式中，M′′表示货币的贮藏需求：d−P*表示实际存款利率，其它字母代表的变量d意义同前。。 货币的投资需求与实际资本投资二者是互补的关系，因此，投资率越高，货币投资需求也就越大。货币的投资需求无疑应是实际投资的函数，从我们对前提假定的讨论中可以看出，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习惯的做法是以实际资本的收益率——平均利润率代替投资率。不过，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运行的前提假设与市场发达的西方国家不同，无论同行业企业之间还是不同行业之间，实际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很大，单一的平均利润率几乎不存在，因此，我们使用投资率概念。同时，投资率又可以大略地表达经济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是与“利润占国民收入的比例”意义相近的宏观经济学范畴。这样，就解决了第二章遗留的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由于近代中国的企业投资活动不同程度地受内源融资的束缚，投资额的相当部分要靠企业自身储蓄积累，因此，货币的投资需求又是收入的函数，二者也是正相关的。另外，就同样受内源融资束缚的城市工业、手工业而言，实际银行存款利率也是正向刺激货币投资需求的一个因素。 那么，近代中国银钱业的贷款利率的作用又如何呢？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在货币市场分割性严重、金融市场极不完善的大前提下，银钱业的贷款从整体上说不足以消除经济单位的资金“瓶颈”效应，内源融资的束缚、资本的不可分割性是决定货币投资需求与实际投资关系的主要因素。同时也不应否认，银钱业对经济单位的贷款（或者说经济单位获得贷款），会增加经济单位的平均货币需求（在这里，暂不区分投资货币需求和营业性货币需求）。前面我们曾对贷款利率水平和贷款增量做过数量分析，二者的相关系数为－。据此，可以认定贷款利率与货币投资需求的负相关关系。但是，由于相关系数太小，说明其它因素的干扰较大。根据近代中国的经济现实分析，企业获得信贷资金的“难度”在其中起较大的作用。因此，贷款利率这一变量在理论函数中尚难以数量化。 根据以上分析，货币投资需求函数可表述如下： I& M′′′=f(Y,,d−P*) （3） dYM′′′′′′∂∂M′M′′∂ddd 且>0，>0，>0。 &I∂Y∂(d−P*)∂()Y I（3）式中，M′′′表示货币投资需求；表示投资率；其他字母代表的变量意义同前。 dY 比较（1）、（2）、（3）三个函数式，我们可以发现，投资货币需求函数（3）的自变量数目最多，包括了交易货币需求和贮藏货币需求函数的所有自变量，且增减性相同。因此，我们可以以（3）式为基础，探讨近代中国的总体货币需求函数。 在思考近代中国的总体货币需求函数时，除讨论上述变量外，还有一个绝对忽视不得的问题——社会经济的货币化比率。货币化，即货币经济范围扩大的动态过程。货币化是一切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它可以说明货币这种效率机制在整个经济中发挥作用范围的大小。那么，从统计角度来看，是不是货币绝对数额越多货币化程度越高呢？显然不是这样。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度量货币化程度的问题。在现代经济学中，普遍使用的度量货币化程度的统计量是货币化比率，易纲博士将其定义为：经济中购买全部商品 20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①和劳务时，用货币支付的比率。定义中“购买全部商品和劳务”的形式之涵义应该是： 购买商品和劳务的形式 = 货币支付的购买 + 非货币支付的购买； 非货币支付的购买 = 以物易物的购买 + 自我购买（自产自用）。 显然，若计算某一年的货币化比率，则有下式： QM μ= （4） GDP （4）式中，μ表示货币化比率；Q表示以货币支付形式购买的商品和劳务量；GDP为M国内生产总值，它应等于“被购买的全部商品和劳务”。 货币化比率对欠发达国家的货币需求的影响较大，如果忽视了货币化因素，就不可能合理地建立货币需求理论函数。以函数式（1）为例，若对该式做双对数方程，则有： lnM′=c+αlnY （5） d 若将货币化比率考虑进去，再做双对数方程，则有： lnM′=c+αlnY+βlnμ （6） d 如果我们假定货币化比率呈现上升趋势、货币需求量和国民收入都呈上升趋势，那么，（6）式中的参数α势必要小于（5）式中的α。这是因为，（5）式把货币需求的增长都归因于收入的增长，而在（6）式中，货币需求的增长被解释为是由收入和货币化进程共同引发的，这样一来，货币需求的收入弹性自然就要小一些了。 至此，我们可以将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的理论函数用下式做一比较完整的表达： MId& =f(Y,,d−P*,μ,u) （7） PYMMMMdddd∂()∂()∂()∂()PPPP 且>0，>0，>0，>0 &I∂Y∂(d−P*)∂μ∂()Y MGDPd（7）式中，表示实际货币需求；Y表示实际产出量，即；u为扰动项，表示不确PP定因素和偶然性因素对货币需求量的影响。函数式中，除扰动项u的符号不定外，其余各自变量的偏导数均大于0，呈现增函数性质。 ① 易纲、贝多广：《货币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6页。 2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三、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计量检验 饶余庆博士认为：“凡有科学价值的理论，必须具有通过实验方法证实或推翻的可能性，①否则，便无学理价值可言。” 我们虽然踉踉跄跄地建立了近代中国货币需求的理论函数，但在未经实证研究所证实之前，只能作为一种假说，而对其有效地解释货币现象的能力，也只可暂时存疑。在现代经济学中，实证研究是指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验定的过程，即先将理论假说以数学模型的形式表达出来，然后再以数理统计方法测验资料，以证明或推翻该项假说。当然，实证研究的先决条件，除了构造严谨的模型和正确的计量方法外，还包括可靠的统计资料。事实上，如果没有较为适用的数据资料，实证验定就根本无从着手。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近代中国的有关数据来看，质量高的不多。相当部分的数据，由估计得来，一般误差较大。然而，我们无法得到更好的数据资料，只能在基础设施比较简陋的条件下勉强开展工作。 （一）计量检验所用数据的汇总与讨论 1. 1927~1936年中国的GDP。美国学者叶孔嘉博士估计了1931~ 193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南开大学的刘佛丁先生估计了1914年中国的国民收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陈争平先生估计了1920年中国的国民收入。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②函数比较详细地分析了南京国民政府10年的经济状况，估计了1927~1930年的GDP。 2. 1927~1936年中国近代方向固定资本投资率。美国学者罗斯基先生在《战前中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估算了1903~1936年中国近代方向固定资本投资额，我们选用1927~1936年的数据。见表3-10。 表9 1927—1936年中国近代方向固定资本投资额 单位：亿元（1933年币值） 年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投资额 年份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投资额 资料来源：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 罗斯基先生的估算以这一时期中国的水泥、钢铁和机械的消费量为依据，这些重工业品的进口和销售基本上都是货币化的，与货币需求的关系比较密切。在农业投资（包括一些农村家庭手工业投资）中，货币化程度较低。我们将农业部门（包括子部门）产品年均商品率近似地替代农业投资的货币化比率，从而计算出农业投资的货币化份额。见表10。 表10 1927—1936年货币化农业投资额 单位：亿元（1933年币值） 年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货币化投资额 年份 19321933193419351936货币化投资额 资料来源：农业投资额见张东刚《近代中国农业投资的估算与分析》，载于《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 ① 饶余庆：《现代货币银行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第136页。 ② 刘巍：《1927~1936年中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初探》，《求实学刊》1998年第3期。 22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期；农产品商品率根据吴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一文所 载“农业生产总值”和“农业商品值”计算，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将表9和表10合并得工农业货币化的投资额和投资率，见表11。 表11 1927—1936年工农业货币化投资（1933年亿元） 年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投资额 投资率（%） 年份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投资额 投资率（%） 资料来源：表9、10。 说明：投资额为中外投资者投资额合计；投资率=投资额/GDP。 3. 1927~1936年中国存款实际利率。近代中国的银钱业存款利率向无时间序列资料可用，我们只能根据一些零散资料做些判断。潘子豪先生在1929年杀青的《中国钱庄概要》一书中说：“活期存款之利息，按月2、3厘至5、6厘不等；定期存款之利息，按月4、5①厘至8、9厘不等。” 潘子豪先生在著作中未加年份说明，但可以认为这是20年代后期的存款利率。前面曾引过张继凤先生的说法，即30年代初的存款利率活期为4-5厘（年率）、一年定期为厘。至1936年，存款利率也与20年代大致相当，见表12。 表12 1936年4月上海银行业各种期限存款利率（年率） 期 限 3个月 6个月 9个月一 年 二 年 三 年 四 年 五 年 平均利率 % % % % % % 9% 9% 资料来源：上海市档案馆《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386页。 1934年，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谷源田先生著文介绍了天津的储蓄存款利率。当时天津华商银行的储蓄存款主要有如下几种：1、甲种活期储蓄存款。利率为周息（十个月为周）4-5厘，起存点低，凭存折存取。2、乙种活期储蓄存款。周息3、、4、5厘四种，起存点稍高，以支票支付，因银行工作量较大，所以利率稍低。3、活期存单存款。规定起存点，随时凭单一次提出本息。各银行规定利率不同，大致为：存满6个月计年息6厘、9个月厘、12个月8厘、18个月9厘。4、整存整付储蓄存款。一年期周息7-8厘，五年则在一分②左右。5、存本取息储蓄存款。平均利率约在年息8厘左右。平均看来，天津与上海的存款利率大略一致。而且，20年代后期至1936年，各种存款利率变化不大。两次世界大战之③间，欧美各国的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粘性也是较大的，即存款利率基本没有变动。 我们将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抗战前）的各种活期、定期存款利率分别做算术平均（虽不太合理，但因无法搞到各种期限存款额的资料，所以不能加权），得出两个时段的名义存款利率：20年代后期，活期存款年利率为%，定期存款年利率为为%；30年代（抗战前），活期存款年利率%，定期存款年利率为%。 ① 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台湾文海出版社1985，第70-71页。 ② 谷源田《天津华商银行办理储蓄存款种类之研究》，载于方显廷主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丛书·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第794-808页。 ③А. М. Сарчев《Ведущи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банки в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е》Москва. 1992г. Стр. 140-141. 23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活期存款利率是活期存款的收益率，但活期存款额对此收益率的弹性却是很小。因为，活期存款几乎全部是交易需求的货币，它是国民收入及市场深化程度的函数；持币者持有活期存款不是为了积累货币和取息，而是为了方便交易。由于持币者持有定期存款、储蓄存款一般是为了积累货币和取息，因此，定期存款（含储蓄存款）额对于定期存款利率的弹性相对于活期存款而言，应该比较大。基于这样的分析，我们舍弃活期存款利率，只用定期存款利率作为货币需求量的解释变量。 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存款者心目中的实际利率，即考虑进去存款者对币值的预期因素。这里要说明的是，不能使用剔除实际价格因素的“事后实际利率”，因为这对存款者的存款动机来说不起作用，所以，应该使用剔除预期币值变动的“事前实际利率”，它对存款者的存款动机可以起到扬抑作用。那么，怎样确定币值变动预期的指标呢？我们觉得，在近代中国，由于存在着国际银价→汇率变动→货币供应量变动→价格变动→币值变动的作用机制，在金融机构较多的城市中，对于币值和价格的变化而言，公众最为敏感的是汇率，因为汇率最直接地作用于货币币值和价格。至于近期整体价格水平的变化趋势，一般说来，人们较难作出判断。国际市场上银价的变动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又显得遥远了一些。因此，我们用汇率作为社会公众对币值变动的预期指标。事实上，20~30 年代都市里人们谈论较多、影响人们对币值的估计较为重要的就是外钞和黄金的市价。那么，事实上汇率对价格的影响如何呢？我们根据姚庆三先生提供的资料来做一番考察。见表13 表13 1926~1935年按月汇价指数（1930=100）与物价指数（1926=100） 年 月 1926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7月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1927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7月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1928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7月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1929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7月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24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年 月 1930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7月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1931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7月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1932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7月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1933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7月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1934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7月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1935年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年 月 7月8月 9月 10月 11月 12月 汇价指数 物价指数 资料来源：汇价指数系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制，物价指数系国定税则委员会编制。转引自姚庆 三：《近十年来我国金融演变之统计的分析及若干理论问题之重新的估计》，国民经济月 刊第一卷第一期抽印单行本，第5-7页。 根据表13的月度数据，我们计算出，汇价与物价的相关系数为。可见，二者共同变化的关系极为密切。根据本文第一章的分析，是汇价的变化导致了物价的变化，即物价是汇价的函数，而不是瑞典学者卡塞尔之“买力平价学说”所言的汇价是物价的函数。为了更 25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清楚地观察物价对外汇汇率的反映，我们再配滞后一期（月）物价与汇率的双对数方程，双对数方程中自变量的系数直接构成其弹性，见式（8）。 lnP=+ （8） t+1t2 R= t = n =119 式（8）中，Pt+1表示下一期（月）物价；Rt表示本期（月）汇率。自变量lnRt的系数表明，本月汇率变动1个百分点，下月物价水平就会相应地同方向变动个百分点。汇率与物价水平之间的这种关系，使得外汇汇率可以较好地作为币值的预期因素。 & 表14 1927—1936年d−P*值（%） 年 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d−P*值 指 数 100 184 113 -23 15 年 份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d−P*值 指 数 288 253 231 211 37 资料来源：本文计算的定期存款利率及表13的汇率。 & 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以d−P*表示储蓄者心目中的实际存款利率，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1927~1936年d−P*的数值。我们将定期存款利率剔除外汇汇率升跌幅度的倍，&作为城市持币者心目中的实际利率，即d−P*。见表14。 应当说明的是，当时的城市居民——包括个人、企业和政府——心目中能有大致的预期，但未必精确到的数值上。本文这样处理，完全是为了计量分析的方便。况且，在整体经济水平比较低下的近代中国，货币的贮藏需求或投资需求主要应取决于国民收入，而非实际存款利率（后面我们将用Beta系数来说明这个问题）。因此，这样设定变量不会有大的偏误。 4. 1927~1936年的货币化比率。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计量研究领域中，我们接触到的实证货币化比率的数量方法大致有三种：（1）用最终产品（含劳务）的市场交易量占GNP（或GDP）的比例度量；（2）用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度量；（3）用名义广义货币量对实际GDP的比例度量。第一种方法最好，可以得到货币化GDP 的绝对数字，我们通常所说的“货币化比率”就是指按此方法计算的。但由于时间序列的数据不容易得到，所以，在经济计量研究过程中往往无法使用。第二种方法有不少学者使用，但此方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货币化比率，而且对农业经济货币化进程反映不足。第三种方法在金融问题的研究中较为常用，和第一种方法相比，缺点是得不到货币化GDP 的绝对数量，在对时间序列分析过程中，只能描述一种趋势。采用这种方法考察货币化进程时，要求样本区间内至少无“小跑式通货膨胀”（年率20~50%）。同时，还要消除以下干扰因素：（1）定期存款额对M比例2不规则变化的影响；（2）市场上进口商品量增幅不规则变化的影响；（3）从理论上看货币化程度较低的部门产出量不规则变化的影响，如农业的增产减产等。 26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对1927~1936年的中国经济来说，由于资料不足，前两种方法无法操作。考虑到该时段内的物价走势基本符合第三种方法的要求以及该方法要求的数据基本上够用，我们采用第三种方法描述1927—1936年的相对货币化程度。在修正名义M/实际GDP的比例时，我们使2用了以下数据：（1）定期存款占M的比例；（2）1927~1936年中国进口物量指数与进口物2①②价指数；（3）叶孔嘉博士估计的1931~1936年农业收入物值，对1927~1930年的农业收入物值做这样的假定：以1931年值为基础，按朱义农先生统计的1927~1936年的农业受灾③面积大小增减。见表15。 表15 1927—1936年中国GDP货币化相对程度 年 份 1927 1928 1929 1930 1931 名 义 M2/实 际GDP 修正后的货币化趋势 年 份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名 义 M2/实 际GDP 修正后的货币化趋势 （二）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计量检验 鉴于近代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匮乏，我们只能对1927—1936年这一时段的进行数量分析，若想进行较长时间序列的计量检验则是无米之炊。为观察方便，我们将上述汇总推敲过的各变量时间序列的数据制一总表，然后做计量检验。见表16、表17。 表16 1927~1936年中国若干经济数据 μ指数 年 份 实际GDP I/Y（%） &d−P*（%） 1927 1928 1929 1930 —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资料来源：据本文有关表格汇总。 ① 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年刊·1936年》，第38页。 ② 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台北1977（英文版），第127页。 ③ 朱义农：《十年来的中国农业》，见中国文化协会：《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1936）》文海出版社1974，第191-193页。 27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表17 1927~1936年中国货币供应量、价格指数 单位：亿元 年份 C M1 M2 P 资料来源：前揭Rawski书，第394-395页；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年刊》1937，第43页。 说 明：1933-1935年的各层次货币量做了修正，理由同前。 根据表3-21、3-22的数据，我们作出1927—1936年中国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计量模型，对理论函数检验之。见下式： MI2& =−+μY++(d−P*) （9） PY t=− t= t= t= 12342 R= DW= F= 从计量模型拟合的结果来看，效果还是不错的。各变量系数均能在α=的显著水平上通过t检验，模型的拟合优度也是相当高的。并且，经过二级检验无自相关和多重共线现象。这说明我们建立货币需求理论函数的思路基本上是正确的，同时也说明我们所选择的数据基本上是过关的。 在计量模型中，我们需要搞清各个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或者比较因变量对各个解释变量的敏感性，因此，就涉及到了Beta系数和变量的弹性问题。 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Beta系数。由于偏回归系数与变量的原有单位都有直接的联系，单位不同，彼此不能直接比较。为此，可以将偏回归系数转换为Beta系数，其公式如下： 2xSjXj∑ˆˆ β*=β= （j=2,3,...,k） （10） jj2SyY∑Beta系数就是按照解释变量的标准差与因变量的标准差之比例对估计的斜率系数进行调整，其数值与测定变量时的单位无关，即是一个“纯数”，因此可以直接比较，用以确定计量模I&型中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经计算，μY的Beta系数为，的Beta系数为，d−P*Y的Beta系数为。可见，在决定近代中国货币需求量的几个解释变量中，最重要的是货币化的GDP，是后两者的数倍或数十倍，道理自不待言；实际存款利率次之，但其重要性远低于货币化的GDP；投资率的重要性最低，可能是由于近代中国的实物投资中，大量的外国在华投资与国内的货币需求联系微弱所致，目前尚无确切数据证实。 28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参考文献： [1]易纲、贝多广《货币浅说》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 [2]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4辑，三联书店1958年 [3]谷源田：《天津华商银行办理储蓄存款种类之研究》，载于方显廷主编《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丛书·中国经济研究》，商务印书馆1938年 [4]刘巍：《1927~1936年中国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初探》，《求实学刊》1998年第3期 [5]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南开指数年刊·1936年》，南开大学1937年 [6]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文海出版社1985年 [7]全慰天：《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8]饶余庆：《现代货币银行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9]汪敬虞：《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工业》，《新建设》1953年第12 [10]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中华书局1962年 [11]王玉茹：《近代中国价格结构研究》，陕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 [12]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 年 [13]吴承明《中国近代资本集成和工农业及交通运输业产值的估计》《,中国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4期 [14]徐鼎新：《中国近代企业的科技力量与科技效应》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 [15]张东刚《近代中国农业投资的估算与分析》，《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16]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57年 [17]周伯棣：《中国货币史纲》中华书局1934年 [18]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中国近代经济史会议论文集》（英文版），台北1977 [19]朱义农：《十年来的中国农业》，见中国文化协会《抗战十年前之中国（1927—1936）》，文海出版社1974年 [20]Thomas G. Rawski,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21]А. М. Сарчев《Ведущие коммерческие банки в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е》Москва. 1992г. The first exploration of theory function and econometric model of demand for money in modern China (1927-1936) Abstract: this paper does a trial empirical analysis on macro demand for money in modern China (1927-1936), primary covering the following: (1) theoretically abstract the pre-hypothesis on operating the theory function of demand for money in modern China; (2) build the theory funtion of demand for money in 1927-1936; (3) do a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is theory function, confirmed that the main influence factor of demand for money are realized GDP, investment rate and expected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use ß coefficient method obtained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influence factor is realized GDP; next is expected effective interest rate; least is investment rate. Key words: modern China demand for money theory function econometric model 29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近代上海标金市场金银比价的实证分析与对当代的启示 魏 悦 魏 忠 内容提要：近代上海标金市场是国际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志。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得出，近代上海不仅拥有门类齐全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重要的是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金融期货市场。这对于当代上海重建国际金融中心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近代上海 标金 金银比价 在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国家改用货币信用本位制（纸币本位制）之前，世界大多数国家实行货币金本位制，而中国则实行银本位货币制。金银比价实质上构成了中国对外汇率。由于中外货币本位制度不同，金银比价经常发生变动。为规避金银比价的剧烈波动，1921年11月13日在上海成立了上海金业交易所，交易标金期货，从此中国有了正规的黄金交易市场。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上海每年标金的成交量自3000万条至5000万条，交易额居世界黄金市场伦敦、纽约以后的第3位(投资周刊，1947)。随着标金期货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上海金业交易所成为远东第一、世界第三的黄金交易市场。标金期货，这一当时世界领先的、市场需求型的金融品种，成为上海金融市场上最富有创新力，规避汇率市场风险的金融工具，奠定了近代上海远东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对于近代上海标金市场的深入研究，能够为当代上海重建国际金融中心提供重要的理论参照。目前学界大都采用史学方法对上海标金市场作以定性分析，定量分析较为欠缺。本文应用计量经济学理论对上海标金和伦敦白银价格进行实证分析，证明上海标金市场与伦敦白银市场之间的因果关系，以解释上海标金市场发展和变化的原因。 一、金银比价与市场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金银价格涨落不定，导致金银比价变化无常，或金贵银贱或银贵金贱或金贵银贵。近代“银价问题，实为我国今日金融经济问题之中心”（ 许涤新、吴承明，2003），金银比价的变动长期困扰着中国的金融和经济。 （一）金银比价变动及影响 从长期趋势来看，国际市场上由于银的需求量的下降，金银比价有一个金贵银贱的发展趋势。表1中反映的是1867～1931年上海的标金市价、金银购买力变动的长期趋势。在表1中，1871年～1915年上海金价（以规银计值）不断上升，除有少数年份呈盘旋上升态势。1916～1920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滞影响，金购买力下降，金价指数明显回落，但1920年以后又呈坚挺的上升趋势。金贵银贱现象在1895～1914年、1929～1931年这两个时期表现尤为突出，主要是因为世界市场上金银的需求和供给发生了变化。19世纪70年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新发展，资本主义各国开始了向金本位货币制的过渡。1871年，德国铸造金币，废止银本位。1873年美国开始实行金本位。之后，挪威、瑞典、丹麦、意大利、芬兰、法国、瑞士、西班牙、日本等国都先后停止了银币铸造而发行金币，实行货币金本位制。这样，对黄金的需求猛增，而对白银的需求却大大减少，大量的白银被抛向国际市场。另外，这时世界黄金产量减少，白银产量增加，而使金价上升，银价下跌。 金贵银贱对中国财政和对外贸易造成很大负面影响。首先，银价下跌加重了财政负担。依据《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规定，清政府赔款本息用金付给，或按到期日的市价易金偿 30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付。当时清政府财政穷窘，只有靠借外债偿付赔款或将赔款转为长期外债。1895～1902年是一个银价持续跌落的时期，加上在1905～1915年间银价跌落幅度更大，这就更加重了中国偿付借款的负担，史称“镑亏”。1895年，麦加利银行经手的一笔100万镑借款，按%折扣付给中国，而其债券在伦敦的出售价格却升水6%，即100镑的面额卖106镑。该借款年息6厘，期限20年，正赶上两次银价跌落，共发生镑亏库平银173万余两。该款应付本息12423万余两，达实收额倍（郑友揆，1984）。 其次，银价下跌对中国进出口贸易造成了负面影响。一般来讲，本国货币下跌能够刺激国内商品出口和扩大进出口贸易的顺差，但在中国情况则正好相反。一方面，在不平等竞争条件下，这种优势已被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日益发展，世界市场上工业产品的价格不断下跌所击破。在1895～1914年，中国出口净值增长率远小于进口净值增长率，贸易逆差大幅度扩大。1895年出口净值为143293千关两，进口净值为171697千关两，逆差为28404千关两。1905年出口净值为227888千关两，增幅为59%，进口净值为447101千关两，增幅为160%，逆差为1895年以来最高的一年（郑友揆，1984）。另一方面，银价下跌，中国遭受汇率损失。原因在于中国进口商品的价格是用金计算以白银支付，而出口商品价格却是白银计价用外汇支付。“在白银价格下跌，以金价计算的进出口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进口商品的价格上升，出口商品价格下跌，这有可能使等量的贸易入超随银价的跌落激增，从而影响以关两为计价单位的贸易平衡，同时也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张九洲，1997）。1929～1931年银价下跌，除了造成“镑亏”损失外，还对中国外贸造成负面影响。中国出口净值平均减少%，而进口净值却平均增长6%（冯泽培，1996）。 表1 上海的金银比价指数和金银购买力指数（1867-1931） 上海 金 银 上海 金 银 年份 年份 标金价 购买力 购买力 标金价 购买力 购买力1867 100 103 103 1900 1868 100 1901 1869 100 99 99 1902 253 1870 100 1903 1871 100 1904 1872 1905 122 1873 1906 1874 1907 1875 133 1908 50 1876 1909 51 1877 1910 1878 144 1911 1879 146 1912 1880 1913 1881 1914 1882 1915 1883 120 1916 45 1884 1917 167 1885 1918 61 1886 1919 3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1887 100 1920 1888 1921 40 1889 1922 1890 1923 204 1891 1924 1892 1925 1893 1926 1894 82 1927 36 1895 1928 35 1896 149 1929 1897 1930 1898 1931 注：“上海标金价指数”即金银比价指数。 资料来源：孔敏主编：《南开经济指数资料汇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38页。 1929年经济大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的衰退，世界上许多国家纷纷放弃金本位货币制，采用信用货币本位制，实施货币贬值政策，向国外转嫁国内的经济危机。1933年4月，美国实行罗斯福新政和白银国有政策，开始在世界市场上收购白银，人为地提高世界白银的价格，使世界银价大大高于中国国内银价，造成中国白银资本大量外流，引起通货紧缩，史称“白银风潮”。 银价上涨，则中国银币对各国通货（纸币）汇价上涨，各国通货对中国银币的汇价相应低落。1931～1935年英镑对中国汇价下降50%，美元下降45%，日金下降60%以上，“白银的涨价也使得中国的银元增值。在1931年与1935年之间，在国际兑换中，中国银元的价值增高了几乎100%”（ 迈克尔·罗素，1992）。由于银价上涨过快，加上中国关税增长速度达不到汇率的降低速度，导致外货倾销，使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逆差，更加速了白银大量外流（政协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1988），引发了中国国内的金融和经济危机。1935年实施“法币改革”后，金银自由流动被禁止，金银比价的变动不再直接影响中国经济。从近代中国经济史的角度来看，不论银贱还是银贵，对中国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是显著的。直到1935年“法币改革”废弃货币银元本位制后，中国才实现“国币价值脱离伦敦银市之羁绊”（ 许涤新、吴承明，2003）。 （二）近代上海标金市场 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缩影，上海金融市场足以代表中国，它有着明显的典型性。20世纪20、30年代，上海不仅有货币市场的同业拆借市场和贴现市场，又有属于资本市场的证券市场，还有内汇市场和外汇市场，以及标金（黄金）、大条（白银）期货市场，这些市场交易品种齐全，交易量大。当时上海被誉为“远东的金融中心”、“东方的纽约”、“中国的华尔街”之称。 近代中国的标金市场主要在上海，上海的标金交易又主要集中在上海金业交易所。当时上海标金市场有两家：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和上海金业交易所。前者以标金作为买卖物品之一，交易数额远不及后者。后者是我国最大的黄金市场，不仅为上海及全国之金融界所瞩目，欧美及日本金融市场亦受其交易的影响，而特加注意。每天成交量大致在十余万条左右，交易之大，实为惊人（杨荫溥，1932）。1934年9月15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金业部合并入上海金业交易所，上海金业交易所则成为上海惟一的黄金交易市场。在上海金业交易所内交易的物品只有黄金，依该所规定交易的黄金有四种：国产矿金、各国的金块和金币、赤金 32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和标金。标金是黄金交易中最重要的部分，每天交易大都为标金，其他三种的交易量很小。因此，上海的黄金市场习惯上多称为标金市场。交易所交易的标准金条称为“标金”（Standard Gold），每条标金上镌有熔制金条的金号名称，并标有年份和“标金”二字，其形状为长条形，长约两寸，宽厚约五分，形似小砖，亦称“金砖”。上海标金成色为978‰，即纯度为千分之九百七十八，也称为“九七八标金”。上海标金通常每条计重漕平十两，这是“小条标金”，是交易所中最为重要的交易品种。另一种，以七小条标金熔成一大条，称为“大条标金”，重漕平七十两，计为一“平”，主要运往国外。标金价格以一条十两计算，这是为了便于伦敦市场的黄金交易接轨（叶世昌，2001）。 上海金业交易所的交易分为两种：现期和定期。现期在当日交割清楚；定期以两个月为限。定期交易就是期货交易，各期交易须在期限内进行转卖买回，用来抵消以前买卖。这也就是说，人们可以通过标金市场和远期外汇市场进行套期保值操作，规避外汇汇率波动的风险。买进远期外汇，同时卖出标金期货；卖出远期外汇，同时买进标金期货，都能起到防范汇率风险的作用。上海金业交易所买卖标金的数量巨大。据统计，1926年成交量（以交易总量一半计算）为3116万条，以每条日金480元计算，大约为日金亿元。当时的日元与中国银元差不多同值，而这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杜恂诚，1995）。1929年的日本国民[13]收入才亿日元（杜恂诚，2002）。这样的巨额交易对金银比价和外汇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上海金业交易所不仅受到国内各界人士的注目，欧美、日本的金融界也颇予关注。上海金业交易所“有组织，有规模，每日交易额至巨，虽不足与伦敦、纽约媲美，然凌驾法、印、日而上之”的特点（投资周刊，1947），使上海成为中国、甚至远东的金融中心。 （三）伦敦白银市场 近代中国不是一个产银国家。随着中外贸易的扩展，中国外贸常年逆差，中国对白银的需要量日益增大，外国白银的大量输入中国，反映了中国当时已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世界经济的波动也由银价变化波及中国。世界白银市场与中国息息相关，这些白银市场曾先后对中国产生重大影响，其中英国伦敦白银市场是最重要的。世界银市以伦敦为中心，纽约次之。伦敦市场是世界白银官方价格的决定场所，世界上其它银市价格都受伦敦公开市场的支配。实际上，此项市价决定权掌握在Mocatta and Goldsmith、Somuel Montague & Co.、Pixley & Abell、Sharps & Wiekins四大金银号之手。各国欲向伦敦买卖生银，可将买卖数量电致四家金银号之一，请其代办。在每日午前，四家金银号特派专人历访与远东有关系各银行，如汇丰银行、花旗银行、有利银行、横滨正金银行以探寻其买卖的多少，到午后一时四十五分（星期六则提前为午前十一时四十五分）则聚集在其公会，即Sharps & Wilkins以开出市价，按照银之需供状况而决定银价之高低，即以此所定之市价布告市场，并通电海外（沧水，1920）。 中国当时是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输入国，而上海的外商银行凭借特权和有利条件，掌握着上海金银的进出口，“伦敦银价的议定，常要探询汇丰、麦加利在上海交易的多寡；而伦敦现银的市价，则由上海汇丰银行隔日挂牌公布，决定当日上海对英汇价”（ 洪葭管、张继凤，1989）。白银的价值就是中国货币的价值，而当时西方主要国家多实行金本位货币制，因此白银市场与中国对外汇率的相关关系极为紧密，金价涨则银价跌，银价跌则金价涨。 二、实证分析与结论 通过当时的《申报》和《经济统计》收集到1921年11月至1933年4月伦敦白银和上海标金每日的收盘价格，可以看出金银价格变化的趋势如图1所示。经整理，剔除1931年9月因货币金本位制被弃用以后变化异常的数据，对有效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如下： 33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图1 1921~1933年伦敦银价格和上海标金价格变化图 注：1.横坐标表示样本数。 2.纵坐标分别是银(X)价格，单位：便士/盎司；标金(Y)价格，单位：银两/条。 首先，对样本数据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见表1）表明银价与金价呈现双向因果关系，伦敦银价格与上海标金价格相互影响。可见，上海标金市场与伦敦白银市场关系密切，呈现出联动的态势。伦敦是当时世界的金融中心，伦敦金融市场的价格左右着世界其他国家金融市场价格。由于上海金业交易量之大，上海金价的变动足以影响世界银市，甚至能左右伦敦的银市。这与1931年前国民南京政府没有完全控制金融市场市场，形成垄断有关，此时上海金融市场处于相对宽松、自由发展的环境之中。 表1 银价(X)与标金(Y)价格的Grange因果关系检验 滞后期数 因果关系零假设 样本数 t值 p值 结果 1 LNY不是LNX的Granger原因 2841 拒绝 LNX不是LNY的Granger原因 -06 拒绝 2 LNY不是LNX的Granger原因 2840 -28 拒绝 LNX不是LNY的Granger原因 -07 拒绝 3 LNY不是LNX的Granger原因 2839 -39 拒绝 LNX不是LNY的Granger原因 -13 拒绝 其次，依据使用E—G两步法对数据进行协整检验的结果，可得到银价与标金价之间存在协整关系，表明银价与金价有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即金银价格呈现长期稳定的相反变动趋势：银价下降，金价上涨；银价上涨，金价下降。1931年前，世界各国普遍采用货币金本位制，中国是当时唯一的银本位国家。这样，就形成世界市场上对银的需求大量减少，对金的需求增多，造成银价逐渐下降，金价不断上涨。金银价格之间形成的长期稳定的反向变动趋势真实地反映了世界金银价格的变化，使得上海标金市场能够通过套期保值实现规避汇率变动的风险。 再次，由误差修正模型的回归可以得出，上海标金市场除受伦敦白银市场和金银均衡状态的影响以外，还受其自身前期市场价格的影响，表明上海标金市场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并 34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且通过短期自我调整，纠正标金价格偏离的状态，使标金价格回到金银长期均衡的水平，实现规避金银价格变动的风险。 综上所述，上海标金市场是一个满足市场需求，规避汇率风险而自发形成的金融期货市场，并且在发展中不断规范和壮大规模，其市场交易量巨大，能够左右世界市场上的金银价格。上海标金市场有组织，有规模，自主发展，自我调整的特点，使上海成为中国和远东的金融中心。1931年后，金本位货币制的放弃打破了金银价格原来长期的稳定均衡关系，呈现出金贵银贵同方向变动的趋势，金银比价不再真实地反映中国的对外汇率。此外，加上南京国民政府通过限制、管制、取缔等手段直接控制了金融市场，造成国内外金融市场隔离，使上海失去了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 三、对于当代上海重建国际金融中心的启示意义 近代上海不仅是中国金融的中心，并且也是远东国际金融的中心。当时上海的金融市场不仅仅拥有门类齐全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重要的是拥有一个当时世界上最发达、最先进的金融期货市场——标金市场。通过对上海标金市场的研究，可以为我们在今日重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如下启示： （一） 实施金融市场体制的改革，与世界金融市场接轨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日新月异，而金融市场的发展仍显落后。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家加大了对金融支持的力度，希望以金融发展和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国家政策的调整为上海金融改革创新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上海应抓住机遇，积极实施金融体制改革，改变目前上海金融市场规模不够、金融产品创新性不强、金融国际化程度偏低等状况。与此同时，要大力优化金融环境，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引进国际金融机构、资金和人才，与世界金融市场接轨，加快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 （二） 抓住契机，创造具有全球核心竞争力的金融工具 当前，随着全球碳减排的需求和碳交易市场规模的迅速扩大，碳金融逐渐成为抢占低碳经济制高点的关键，这预示着巨大的金融需求与盈利商机。作为对世界经济具有重要影响的城市之一，上海应该抓住举办世博会的有利机遇，创造出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金融工具。 1、拓展商业银行碳金融业务模式。除CDM（清洁发展机制）项目融资以及挂钩碳排放权的理财产品外，还应探索更多的中介服务模式，以满足CDM项目下的多样化金融需求。商业银行凭借自身的信息优势，可担当CDM项目的咨询顾问；通过设立专门的资金账户，担任CDM项目的资金管理人，有效管理CDM项目下的资金流动；积极参与托管进入我国的国际碳基金等业务。此外，商业银行传统的信用证业务、保理业务、票据融资业务等多种业务在CDM项目中也有比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 2、创建碳资产金融衍生产品。碳资产证券化是指商业银行将企业具有开发潜力的CDM项目（碳资产）卖给SPV（一般是投资银行），SPV将这些碳资产汇入资产池，然后再以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即CERs（经核证的减排量）收益，作为支撑在金融市场上发行有价证券进行融资，最后用资产池产生的现金流来清偿所发行的有价证券。此外，还有碳排放权期货与期权等。 参考文献： [1]投资周刊社编.黄金交易须知[M].中国文化服务社，. [2]许涤新、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M].人民出版社，. [3]郑友揆.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4]张九洲.论近代中国的银汇波动与对外贸易[J].史学月刊，1997（3）. 35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5]冯泽培.银本位制对近代中国经济的影响[J].金融研究，1996（3）. [6][美]迈克尔·罗素.院外集团与美国东亚政策[M].复旦大学出版社，. [7]政协上海市委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旧上海的金融界[M].上海人民出版社，. [8]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M].上海黎明书局，. [9]叶世昌.旧上海的金市[J].钱币博览，2001（2）. [10]杜恂诚.上海成为近代金融中心的充要条件[J].学术季刊，1995（1）. [11]杜恂诚.上海重建国际金融中心的障碍何在？[J].银行家，2002（12）. [12]沧水.伦敦大条银之说明[N].银行周报，1920-07-13. [13]洪葭管、张继凤.近代上海金融市场[M].上海人民出版社，. An Empirical Research on Gold and Silver Price Ratio and the Revelation to Contemporary Wei Yue Wei Zhong Abstract: Shanghai Standard Gold Market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markets, also was the symbol of Shanghai international finance center in Modern times. Through an empirical analysis on Shanghai Standard Gold Market, the paper concluded modern Shanghai not only has the complete range of money market and capital market, but also has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most sophisticated financial futures markets. At present, it is an important key for Shanghai to recreate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e. Key words: modern Shanghai standard gold future value ratio between gold and silver 作者简介：： 魏悦（1972—）女，辽宁沈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后，研究方向：经济思想史、宏观经济； 魏忠（1968—），男，辽宁沈阳人，上海金融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金融史及金融理论。 36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日本宏观经济约束态势的突变 ——供给约束型经济向需求约束型经济的转变 陈 昭 刘 巍 内容提要：供给约束型经济态势向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两种经济约束形态下经济问题的治理政策所用的理论依据显然不同，因此判断供给约束性经济向需求约束性经济态势的转变点，显得至关重要。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和发展速度都不同，决定了每个国家经济约束形态的转变年也不一致。我们通过对日本宏观经济态势的理论、逻辑和实证分析，得到了1950年是日本经济态势的转折年的结论，这一结论也符合历史经验。 关键词：供给约束型经济；需求约束性经济；日本 以凯恩斯理论为主流的现代经济学理论框架是以“有效需求不足”为大前提，因此它是用来解决需求不足的经济问题；而新古典理论框架的前提背景是供给不足，其理论是用来指导解决供给约束型的经济问题。这样，选择何种理论解决什么样的经济问题，在不同的经济态势下就应该有不同的选择。目前常见的问题是，不论经济背景和假设条件本质上的差异，一律使用凯恩斯理论进行分析，而不管经济态势是否适用于这一理论。最令人担忧的研究现状是，同一理论应用于不同约束条件下的跨时期经济问题的研究，竟然得到可以用一种政策治理不同经济约束态势下经济问题的结论，结果势必是开错了药方，而且还用错了药。因此，确定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经济态势的转折点，对于理论和应用研究显得极为重要。我们以日本为例，尝试对此进行研究，希望对于理论研究和经济政策的制定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一、日本经济态势转变的逻辑分析 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开港与维新之后，日本进入近代化历程，但是生产能力仍然严重不足，“在19世纪后期及20世纪初期，日本工业已日趋机械化，然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相比，日本之个人之生产力仍相差很远（个人生产力是每个人平均生产之①货物与服务价值）。”这一时期，属于近代经济的开端和起步阶段，生产不足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女性工作者人数远远超过男性工作者人数，并且工作时间超长，“1902 年劳工人数，②女性为313269人，男性为185622人。每天至少工作12到14小时。”在高强度劳动条件③下，工人频频转换工作岗位，“（20世纪初——引用者注）工人之年转换率达100%。”产业也处于低端状态，资本严重不足，“劳工输出是继茶与丝之后，为日本创汇第三个重要来源。④1900年前后不少日本人前往夏威夷、加州和拉丁美洲工作，再汇款给其农村中的家人。” ①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②《日本劳动运动资料》，第10卷统计篇，东京：中央公论事业出版，1959年版，第104-106页。 ③ William Lockwoo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8），。 ④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页。 37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资本不足制约着供给，供给不足的一个特点，就是需要进口机械类资本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进口之主要项目是原料及精密机器，出口则是工业制成品，尤以纺织品最为①突出。”进口机械和原料，出口则是工业制成品中的纺织品，这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起步阶段最显著的特点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交战国需要大量的战略物资，远离战场的日本，也被突然增加的需求所拉动，但出口的增加伴随着的是产能的不足，在物资短缺的年代必然导致物价飞涨。“在1914年至1918年之间，日本工业产品的出口值，由14亿日元增长至68亿日元。工厂开工率随之上升，劳动力供应突然不足，薪金因而急速上扬。但工人及消费者并未受益，因为物价涨得更快，日本面临其在近代最恶劣的通货膨胀。在1914年至1920年间，米的零售②价格上升174%，而批发价格则整体上升150%。”在欧洲列强处于战事紧张状态下的时间段，日本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日本的“发电能力由1914年的111万千瓦增至1919年的218万千瓦。”同1914年比较，到1919年，“第一产业（农、林、渔业）从业人数由1649万人（%）降至1453万人（%），第二产业（工、矿及建筑业）由435万人（%）增至601万人（%），第三产业（商业、交通、服务业）则由405万人（%）增至495万人（%）。与此相关联，城市人口也有迅速增加。10万人以上的城市及其人口数，由1913年的11城市594万人（占%）发展为1918年的14城市729万人（占%）。至1918年，日本的工业生产虽然仍以轻工业为中心，但工业产值已经超过了农业，成为亚洲③最大的工业国。”“农业产值比重由1914年的%降到1918年的%，工业产值由%④提高到%。”并且开始了对外投资，“1925年，日本‘在华纺’拥有锭数突破100万，⑤竟占了中国棉纺业全部锭数的38%。”日本向外投资的同时，外资也对日本进行了投资，“日本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并未因1926年修改关税而有多大进步，……。这一时期，海外的各项⑥产业，如硫铵、新闻纸等产品都展开了占领日本市场的攻势。”这一方面说明，日本对这些产品有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日本国在这些产品供给方面的不足。城市经济尚且如此，农村经济则更为凋敝。“20世纪初至1930年代，……，至于农村其他阶层人士（指最富有的⑦地主以外的阶层——引用者注），有些稍为富裕，有些则颇拮据，更有些三餐不继。”进入30年代，随着日本对华侵略步伐的加快，为了满足军事方面的单一需求，日本进入了统制⑧经济时代，“钢铁很快就在1936年出现不足。”此后的日本，经济一直处于为战争服务的状态，直到二战结束。这时的日本，显然处于供给约束性经济态势下 如果日本没有发动侵华战争，在原有经济发展态势下，整个日本经济已经显现出产品比较富足的状态，人民生活较为宽裕。20世纪30年代日本“各种单项统制已经取得了一定成⑨效，目前正呈现出全面发展的态势。”“在1932年，约26%的都会家庭拥有收音机。1941⑩年，约有660万台收音机通过电波把新闻与娱乐节目传送到全日本45%的家庭中。”“在 ①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6页。 ②Lockwoo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56。 ③周启乾，《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293页。 ④安藤良雄，《两次大战间的日本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年版，第11页。 ⑤周启乾，《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9页。 ⑥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双重结构》（日本经济史第六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28页。 ⑦安德鲁·戈登《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7页。 ⑧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双重结构》（日本经济史第六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44页。 ⑨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双重结构》（日本经济史第六卷），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383页。 ⑩ Gregory J. Kasza,The State and the Mass Media in Japan:1915-1945(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253. 38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整个1930年代，日本对华战争规模不断升级，开支亦逐步扩大，然大部分的日本人仍生活①得相当优裕，物质无甚匮乏。”可见，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不仅给亚洲尤其是中国带来了深重灾难，对于日本国民自身而言，也将经济发展的良好局面向后推迟了几十年。 二、日本经济约束态势转变的逻辑与实证分析 判断一国特定时期的经济态势其实就是寻找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换言之，是总供给决定总需求还是总需求决定总供给。在宏观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厂商和消费者分别做出供给量和需求量的决定，所以总供给和总需求在事前是不均衡的。如果供给潜力较小、需求相对旺盛，则需求势必拉高价格，厂商在最大产量水平上生产，但仍不能满足需求，这就使得一部分事前需求由于价格高于事前水平导致的买不起而退出市场，即需求被被动适应供给，从而达到总供给约束下的总供求的事后均衡。我们将其称之为供给约束型经济，事后实现的无疑是低水平的均衡。根据供给曲线的逻辑，在极端情况下（供给曲线竖直）供给弹性为零（一般不会这样极端）。假如供给潜力足够大，只要有订单厂商就可以供货，在极端下情况下（供给曲线水平）供给弹性无限大（同样也不会这样极端）。在这样的条件下，需求的些许变化都将导致供给的变化，总供给势必受到总需求的制约：当总需求低迷时，供给方被迫缩减产量，过剩的危机来临，即有效需求不足；如果总需求高涨，则经济中量价齐升，产量增长率一般是高于价格上涨率的。总之，总需求推拉总供给伸缩，从而实现事后均衡。我们将这种经济态势称之为需求约束型经济，显然，这是较供给约束型经济水平先进的。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一国经济如果不是完全停滞，则应该是从供给约束型向需求约束型转变。 从经济运行本身来看，一国厂商的供给潜力大小不仅决定于现有的资本存量和劳动力存量，而且决定于第一时间投资的能力和生产效率的进步，即储蓄是否可以迅速地转化为投资？是否存在管理和工艺不断创新的激励机制？这必须有足够大的储蓄（包括使用外国的储蓄）和经济制度安排的不断变迁作为保证，否则，供给约束型经济不可能向需求约束型经济转化。 综上所述，对一国经济态势逻辑考察的终点是，用技术手段断定究竟是AS=f(AD)还是AD=f(AS)。从统计量上看，总供给和总需求是同一个数据，不可能使用计量经济学手段做分析，因此，必须用其他变量来替代两个变量中的一个。以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为例，对于函数AS=f(AD)来说，就必须做出总需求函数AD=f(x,x,⋅⋅⋅,x)，然后以x,x,⋅⋅⋅,x替12n12n代AD，从而做出多元函数AS=f(x,x,⋅⋅⋅,x)。我们以费雪方程式为起点尝试推出这一理论12n函数： MV=PT （1） 我们用GDP替代式（1）中的交易量T，两端除以P，得： MY=V （2） P 货币流通速度V的统计量是事后用除法算出来的，没有观察数据，我们将其视为最近的过去价格水平或价格变动经验的函数。因为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上受预期价格的左右，即“买涨不买落”，而预期价格则主要是近期价格变动经验的反映。于是有： ①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5页。 39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V=f(P,P,⋅⋅⋅,P) （3） t−1t−2t−n 式（3）虽有过于简单之嫌，不宜作为考察具体的货币流通速度之用（可能忽略了利率变动和其他宏观经济调控手段），但作为宏观经济长期大势判断之用大体不谬。 这样，我们可以做出关于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的理论函数了： MY=f(,P,P,⋅⋅⋅,P) （4） t−1t−2t−nP M式（4）中，Y表示GDP，表示实际货币量，P代表滞后若干期的价格。如果一国t−nP的经济数据能够通过检验，则基本可以断定该国经济态势为需求约束型。 我们曾用总供给的价格弹性方法撰文分析过，日本一直到1938年仍是供给约束型经济①态势。因此，我们略过1938之前的分析，用1939年及以后的数据试探寻找日本经济态势转变的时点。这一时段的数据见表1 表1 日本经济约束态势转变的数据 年份 PM1Y 年份 P M1 Y 1939 110 7625 22117 1967 840632 1940 124 9581 20796 1968 953794 1941 132 12276 21130 1969 1073422 1942 144 15363 21405 1970 1254283 1943 154 20027 21351 1971 1307429 1944 175 37752 20634 1972 1424353 1945 264 96000 1973 1551907 1946 1226 169000 116000 1974 1541278 1947 3628 352000 126000 1975 1573166 1948 9638 636000 142000 1976 1658202 1949 698000 145000 1977 60780000 1753868 1950 802000 161000 1978 1849533 1951 1057000 182000 1979 1945199 1952 1287000 221602 1980 2051494 1953 1677000 2120675 1954 1737000 2189828 1955 1958000 2251296 1956 2341000 2343500 1957 2419000 88980000 2458754 1958 2700000 2527906 1959 2996000 +08 2627793 1960 3598000 +08 2796832 ①刘巍、陈昭：《大萧条前后日本的进出口结构与总供求态势分析》，《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第2期（总第6期），见 40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1961 4909000 +08 2927454 1962 5725000 +08 3065759 1963 7702000 +08 3196380 1964 8704000 +08 3234798 1965 10287000 678972 1993 +08 3227114 资料来源：米切尔编著，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一版，851-875页，968-973页，1052-1079页，作者计算整理得到。其中，批发物价指数P是1938=100；M1单位为百万日元；GDP单位是百万日元，1934-6年价格。 根据计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实证分析之前要判定变量的平稳性，否则容易引起虚假回归。变量平稳性常用的检验方法是ADF检验，本文依据ADF单位根检验法的基本理论，结合检验形式、差分次数以及DW值大小，综合判断变量的单位根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差分次数 检验形式（c,t,k） DW ADF 1% 5% 结论 P 1 (N,N,0) I(1)** Y 1 (C,N,0) I(1)* M1 1 (C,t,1) I(1)* *（**）表示变量差分后的序列在5%（1%）的显著水平上通过ADF平稳性检验。 上述变量的ADF单位根检验结果表明理论模型中涉及的变量都是一阶单整序列。根据协整理论，如果变量之间没有协整关系，则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是伪回归（虚假回归）。因此回归之前要判断解释变量之间的协整性，有协整关系才可直接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否则需要另行处理，本文变量的JJ协整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JJ协整检验结果 特征根 迹统计量 5%显著水平 λ-Max统计量5%显著水平 原假设 临界值 临界值 R＝0 ≤1 R≤2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上变量之间具有协整关系，因此按照计量经济基本理论可以直接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假定模型为线性函数形式，我们从1939年的数据开始做了若干个模型，大都通不过检验或有其他问题，用1950-1993年间的样本所做的回归分析最好。见式（5）。 =−−+ （5） YtM1tPt−1Pt−2Pt−3 （） （） （） （） 2Adj= F=（） LM（1）=（） R 上述结果的参数估计值的t统计量都在5%的显著水平上通过检验，这个结果表明，1950 4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年以后的日本经济，供给受到需求的约束，证实了1950年是日本经济约束态势的转变年的结论。 三、结论 众所周知，二战后的20世纪40年代后半期，日本经济面临经济困境、资源短缺，日本政府向当时的占领军司令麦克阿瑟进行了求助。1948年起，每年提供大约4亿美元援助日本。随后，道奇计划的实施结束了日本管制经济的时代。道奇计划的执行，为日本经济注入①了动力，“日本20世纪50年代的发展主义在新环境下显现出了强大的创新能力。”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政府的大额特别采购，迅速提高了日本的资本积累。日本的出口，由1949年的亿美元猛增到1950年的亿美元和1951年的13亿美元，年增长率超过了60%。随着经济的繁荣，就业率也迅速增长。金森久雄指出，“朝鲜战争和道奇计划的实②施构成了一个绝妙的组合，帮助日本经济从战时的管制经济过渡到和平时期的市场经济。”朝鲜战争爆发后，“1951年到1953年间，军事采购价值约为20亿美元，约等于当时日本出③口的60%。”自此以后，日本进入了长达20年的“高度成长时期”。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尽管全球经济在1949年和1953年略有衰退，但他正在进入战后的繁荣期。这一强劲增长不能只用战后经济重建和朝鲜战争的影响来进行解释，技术创新是至关重要的因素。20世纪50年代，著名的质量管理法被引入日本，说明日本此时已经从只要能生产出来产品满足人们基本需求过渡到了对产品挑剔和选择的程度。经济发展的同时，1948年以后，第一产业④的雇佣规模呈现直线下降。产业工人转移的同时，1945-1950年间，也是日本工资增长率上升最快的时期，5年间上升接近80倍，从日工资曲线形态上来看，显得极为陡峭，“工资⑤显示出一个巨大的蹿升”。工资的大幅度提高，从现实上为需求约束型经济形态提供了可能性。 到了1960年代中期，90%以上的人口已经拥有了黑白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1970⑥年代，食物支出在家庭各项开支的比重已经降到1/4以下。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显而易见，日本过渡到了需求约束型经济态势。 主要参考文献： [1]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日本的起起落落——从德川幕府到现代》，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米切尔编著，贺力平译，《帕尔格雷夫世界历史统计·亚洲、非洲和大洋洲卷》，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 [3]周启乾，《日本近现代经济简史》，昆仑出版社，2006. [4]安藤良雄，《两次大战间的日本资本主义》，东京大学出版会，1979. [5]中村隆英、尾高煌之助，《双重结构》（日本经济史第六卷），三联书店，1997. [6]高柏著，安佳译，《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上海 ①高柏著，安佳译，《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74页。 ② Kanamori ,Taiken sengo keizai (Experiencing the Postwar Economy).Tokyo:toyo Keizai Shinposha. ③Thomas R. H. Havens, Fire across the Sea: The Vietnam War and Japan, 1965-1975(Princeton, N. 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 93. ④南亮进著，关权译，《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0页图6-1。 ⑤南亮进著，关权译，《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图7-2。 ⑥ Chrles Horioka,Consuming and Saving,in Posrwar Japan as History,-273. 42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人民出版社，2008. [7]南亮进著，关权译，《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日本经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The mutation of macroeconomic constraint in Japan——The transition from Supply-Constraints Economy to Demands-Constraints Economy Chen Zhao Liu Wei Abstract:The transition from Supply-Constraints Economy to Demands-Constraints Economy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and economy. Under this two kinds of economic constraints forms,the theoretical basis of policies relating to economy issues is obviously ,the turning point of Supply-Constraints Economy to Demands-Constraints Economy is vitally significant. The path and rat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so diverse in every country that the turning point is also on Japan’s macroeconomic theoretical analysis, logical analysis and empirical analysis,we found that 1950 is the turning point in Japan. This conclusion also conforms to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Key words: Supply-Constraints Economy; Demands-Constraints Economy;Japan 作者简介： 陈昭，男，1972年出生，黑龙江庆安人，经济学博士，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数量经济学会会员，国内核心期刊匿名审稿人，广东省“千百十”工程培养对象，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副主任/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在《中国经济史研究》《经济评论》《中国软科学》《财经研究》《国际贸易问题》等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多篇，研究方向为：货币理论、宏观经济、动态非稳定面板、计量经济史学。 刘巍，男，1960年出生，黑龙江哈尔滨人，经济学博士，现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货币理论和计量经济史学。 联系方式： 陈昭，13580309162， chenzhao2002@，chenzhao2002@ 邮政地址：广州市白云大道北2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中心 邮政编码：510420 43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1929~2007美国宏观经济变化和连续性： ① 基于宏观经济学原理的训练 Eric R. Hake 叶景成 译 内容提要：本文提供了一系列基于美国宏观经济统计数据的练习。这些练习旨在向学生们介绍制度学派观点，提升他们的基础历史素养并运用Microsoft Excel程序软件拓展他们的技术技能。 关键词：制度主义经济学、非正统经济学、经济学教育、宏观经济学原理、统计学 David Hamilton (1999)在演化经济学提到，古典经济学与制度经济学的关键区别在于对经济这一概念的理解。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是一个逐渐接近均衡的静态系统，而制度经济学则认为经济是一个不断演进、发展的动态系统。 古典经济学者认为变化是间断不连续的，认为变化是一个均衡或者是一种静止状态的重新建立。变化产生的原因不依赖于经济系统本身，而是来自于系统以外的干扰因素。为了应对这些因素引起的干扰，经济系统里新的调整必须出现。 另一方面，制度经济学者认为变化是经济过程的一部分，经济不是一个受到周期性刺激而运动到一个新的不运动点的固定系统。他们认为，经济是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累积变化的动态过程，经济学的学习就是对这一过程的学习（Hamilton 17）。 因为制度经济学者相信经济是在社会中构建并且在历史长河中逐步演进发展，所以一个恰当的大学生本科培养应该确保学生们意识到历史环境和制度详情的重要性。然而，人们现在已经开始不相信经济学的静态均衡分析以及由此所推导出来的铁一般的因果关系，所以制度经济学者也不应该建立传统静态模型。为此，许多制度经济学者因此建议有效运用经验主义和归纳法，允许建立严格基于现实的优秀分析模型（Niggle 1991）。如果没有学习商业新闻的那段日子，Thorstein Veblen能够完成《商业企业理论》吗？如果Wesley Claire Mitchell避开实证计量，他的经济周期分析会更引人注目吗？按照Veblen和Mitchell的工作传统，宏观经济的制度分析应该鼓励学生们认识到变量之间的真实历史关系，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深化对这些模型之间关系的理解，而不是简单地知道一套关于它们预期关系的宏观理论（Mirowski 1987）。 这些练习用于向学生们介绍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帮助他们熟悉美国宏观经济的近代历史并以现实作为基础，评价那些与当今大学宏观经济学一致的理论模型。有一些练习特别用于向学生们展示现实世界力量所扮演的角色，希望他们能够认识到真理的探索是一个发现和调查的过程，而不是一项以提供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明确答案为最终目的的活动。经济因不确定性出现而向前演化。注意到主要宏观经济变量间的事实关系，这可以帮助学生们领会出更基于史实的宏观理论，同时又可以认清经济现实，如果他们给予这些事实关系更多的重视，甚至能够看出经济发展的关系。 这些练习帮助学生们深化对经济系统的理解。经济系统不是静态的，我们通过为学生们的发现提供经验主义基础来固化这一解析。然而，初级宏观经济学课程频繁地变成一套模糊的竞争理论介绍和定义的背诵，更糟糕的是，宏观经济学可以详述在假设条件下的经济长期运行趋势，让学生们离开课室并相信市场经济达到或接近充分就业状态和一些自然失业率 ① Published online: 7 April 2009 Association for Social Economics 2009 44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下的产出水平。针对这种风险，练习集中介绍在历史时间的经济周期分析，包括对关键变量的初步理论化。进一步，这些练习通过要求学生们使用图表并解释在历史框架下的关键经济变量，鼓励他们认识到经济是持续发展的，关键政策决定和历史事件对经济组织存在特定且明显的影响，即使是最好的经济理论也不可能解释所有的经济行为。这些练习实质要求学生们根据理论解释数据并构建一个基于历史的叙述，美国经济演变的关键历史细节就可以被包括在其中。这些措施鼓励学生们去认识历史问题，并且好的经济工作需要进行解释的创造性和预期的谦虚性度量。 至于技术技能，这些练习只要求有限使用Microsoft Excel的绘图工具和基本运算，它们可以被包括在一个以计算机使用为基础的讲座里头。通过向学生们提供由单一Excel表格编制的原始数据，这些表格可以通过课程服务器、网页、电子邮件进行分发，学生们几乎可以立即体验到图表制作和图表解释所带来的满足感。以我的经验看，数据收集常见的挫折是在初级课程中过分的要求，一旦学生们变得熟悉探索问题和解释数据，他们就有积极性去挖掘各种各样的统计资源来探求和检其他问题。然而学生们通过在一个初级水平上表述这些练习的统计学训练后，经济学理论的解释和检验会变得更顺畅，这可能使学生们积极去拥抱接受而不是驱逐厌恶在本科经济学教育里典型要求的统计学课程。一旦那些技能被学生们掌握，我们只要引导他们去探索经济现实中可检验的问题，就能够帮助他们探索更多有趣的问题。 练习1. 学习Excel 绘图表示美国1929~1997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并描述出它的趋势、波动性和转折点，用图.1表示。 第一次练习是学习初级绘图工具的练习。理论上，它要求学生们懂得在作历史比较时名义变量和实际变量之间的差别。在历史现实上，它提供了一个美国经济增长的可视化表示形式（自1933年以后，实际GDP增长折合10）和增长波动的初始增值。 图.1 以2000年为基期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单位：十亿美元） 练习2. 寻找经济周期 计算和绘图描述1929-1997年实际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变动百分比。 45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a) 描述它的主要趋势和波动性。 b) 哪些年是负的年增长率？这些年出现时，经济周期处于什么阶段？在网站： c) 实际GDP最高年增长率出现在哪一年？ 这些练习需要最精确的计算，实际GDP年度变化率可以让学生们快速识别出自1929年来13个经济衰退期中的10个，如图.2。他们并不需要知道连续两个负增长率季度的出现按通常的经验可以判断经济处于衰退期，这是因为他们可以把他们计算的结果与美国国家经济调查局的官方结果作比较。另外，历史上的具体详细事件能够在这些练习的背景下被介绍出来，包括战争时期的高增长率、1980~1982年的二次衰退和20世纪90年代前所未有的扩张。为了解释这一现象，演讲内容可以包括二次衰退产生的原因、里根革命，里根革命涉及撤销军队管制规定的胜利和建立利商的政治环境。在这情况下，政治经济学作为与宏观经济学拥有清晰的联系而被引入。 图.2 实际GDP增长率 练习3. 美国经济的变化与连续性 1．绘图表示1940~2007年每年实际GDP组成部分的价值：消费、投资、政府开支和对外部门（出口加进口）。 a) 什么组成部分经常是最大的？它曾经被超越吗？ 2. 计算并作图表示1960-2007年实际GDP组成部分每年变动百分比（增长率）。 a) 哪一个组成部分的增长率具有最大波动性？最小波动性？这些行为符合我们所学的关于GDP组成部分的理论吗？是怎样符合的？ 这个练习强化宏观经济学下的国民收入会计部门，同时提供了一个桥梁到凯恩斯主义学派所关注的不确定性，如图.3a和b。清晰的投资波动性可以让我们进行这样一场讨论，投资在经济运行绩效当中扮演着精力充沛的角色，并且投资波动性在引入凯恩斯交叉理论和存货调整角色之前就已经完成。进一步观察，我们可以通过展示以总产量百分比表示的支出类 46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别形象地说明，包括认识到政府开支的缓慢且稳定的增长和对外部门的增长。 图.3 a以2000年为基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组成部分（单位：十亿美元）bGDP组成部分增长率 练习4. 经济周期Ⅱ：关键变量的周期行为 1.利用x-y散点图类型，创建两个标绘通货膨胀率（消费者物价指数每年变动百分比）对失业率的图表，第一个图表的时间段为1960~1969年，第二个图表为1992~2007年。 a) 菲利普斯曲线关系在这两个时段都适用吗？运用我们所学的经济周期理论，你能够解释为什么菲利普斯曲线的结论对于现实并不适用？ 47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1960~1969年的菲利普斯曲线（图.4a）对处在经济扩张时期的通货膨胀和失业的周期行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介绍。再加上1992~2007年展示的两个经济扩张期和一个经济衰退期的图（图.4b），我们很容易看出通货膨胀是怎样顺周期而失业却是反周期的。一个完美的理论结果是，在经济周期上，我们期望看到一个圆形的菲利普斯曲线，但是我们的结果偏离了这一结论，这是因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反通货膨胀政策和2003年的通货紧缩恐慌。另外的历史详细事件包括一场全职雇佣角色对比兼职雇佣角色的讨论。 2.绘图表示1960~2007年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 a) 在经济衰退的年份里头比较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峰值，其转折点领先于（在此之前）或滞后于（紧随而来）衰退期？描述它是如何与我们所学的经济周期理论相一致。 练习允许学生们留心具体历史事件、运用历史叙述去解释过去18年的经济行为。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的历史图表看，这些领先和滞后变量的角色变得更加具体（图.4c）。自1960年以后，7个衰退期当中有5个时期，通货膨胀率高于失业率。 48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图.4 a1960-1969年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散点图 b1992-2007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散点图 c1960-2007年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 练习5. 货币的变化使用 1.计算并绘图表示三种货币流通额每年的总供应量：M1、M2和MZM。MZM代表零到期货币，它是由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建立的一种最新的货币流通额，它等于M2减去定期存款再加上所有的货币基金。 a) 哪一种货币流通额增长最慢？为什么？两个最大的货币流通额之间存在什么变化关系？这与我们关于金融市场演变的观察是一致的吗？ 现代美国经济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很可能就是金融工具的演变和与减少对金融市场管制的相关创新。这张图简洁且清晰地展示出各种新金融资产的增长情况，并能为以下的讨论提供一个出发点：新货币性资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在计算货币流通额时遇到的困难、在使用时改变定义和总量，例如M3和L的废止。与这个练习相关的历史讨论可以包括经济滞胀的困难和撤销金融市场管制的采纳，例如1980年的Q条例的上调，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Burtion and Lombra 2006）（Spong 2000），如图.5。 图.5 货币流通额（单位：十亿美元） 49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练习6. 货币供给和通货膨胀 绘图表示1973-2007年M2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a) 在70年代，M2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什么趋势和关系？20世纪80年代呢？90年代呢？ b) 这张图提供了货币数量论的证据吗？弗里德曼的长期可变的滞后期是多长时间？ 我们知道，变量可能与历史滞后有因果关系，这张图允许我们告诉大家这样一件可辨认的事：高货币增长率在70年代导致了通货膨胀，1979~1982年的沃尔克试验，80年代的强势美元政策时期又导致了通货紧缩，之后在90年代期间面临着一系列的财政危机，这时美国又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地方也许就是长期且可变滞后（对货币主义者来说，这关系是可变的，但通常被认为是两年左右）的明显崩溃，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宽松的货币政策没有导致通货膨胀率的上升。1985年的广场协议（这协议同意在主要工业国之间美元兑日元和德国马克贬值）、1995年的反广场协议（这协议同意美元兑日元升值）、潜在的全球超额生产能力、低于充分就业水平的经济产出以及2003年为人们所关注的通货紧缩问题全为这些数据的解释提供了一个历史基础，如图.6 图.6 M2增长率和通货膨胀率 练习7. 国际贸易 计算并绘图表示1929~2007年对外开放程度（出口加进口/GDP）。 a) 它显示美国变得越来越开放还是封闭？这趋势在什么时候加速了？ 所有非正统经济学一个共同的理念就是经济系统不是静态而是不断演进的。在研究美国经济时，这个事实的认识对我们非常有用：随着美国经济相对较小地暴露在国外市场，美国逐渐成长为工业强国。20世纪70年代，随着全球化的扩张和世界供应链的一体化，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变得越来越向国际开放贸易，而且这一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不断加速。通过运用简单曲线图来固化这一概念，那么这就可以确保学生们的探索焦点不是那些完美的经济结构或静态的市场模型，而是理解变化和演进的力量。 练习8. 国际金融 50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计算并绘图表示美国经济1974~2007年间每年大概的汇率指数和净出口价值（出口减进口）。 图.7 开放性程度 图.8 美元汇率（1973年3月=100，左边轴）和净出口（单位：十亿美元，右边轴） a)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结束以来，美元汇率保持稳定吗？ b) 汇率与净出口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c) 1985年举行了什么重要的会议？1995年呢？这些会议是怎样影响汇率的？净出口的？我们当前的汇率制度是什么种类的？（固定的、浮动的还是两者都有？） 从固定汇率到灵活汇率的历史性转变和灵活汇率对比固定汇率的理论优势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被人们所接受。这张图可以让学生们看到汇率和对外部门之间的关系，并同时精确定位关键政策决定下的转折点。除了在货币政策章节提到的政策以外，这张图戏剧化地表现出自1997年以来，美元疲软与净出口下滑同时出现。这为21世纪早期宏观经济当前状况的讨论提供了一个起点，包括在后泡沫经济环境下货币政策的战略困境。我们应该大声呼吁要求运 51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用紧缩的货币政策恢复到强势美元政策时期吗？这样的战略有什么风险？当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应该做什么呢？如图.8。 结论 这些练习设计时考虑到地区或州际学校里一般水平的本科生。它们代表着尝试运用统计知识的基本操作来提升对现实复杂性的认识，确保基础历史素养和制度素养融入全体学生当中。我们希望这些练习，还有像它们这样的练习，将会帮助学生们领会他们所需要理解的经济当中多种力量的影响。这些练习不仅向学生们揭示他们正在学习的经济模型，而且是在现实世界的数据环境当中提出这些模型。很显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一个单一的完美的模型能够捕捉到演进发展的社会动态性，也不能产生一套完美的铁一般的方针政策适用于任何时间任何地方。 参考文献 Burton, M., & Lombra, R. (2006). The financial system and the economy: Principles of money and banking (4th ed.). Mason, OH: Thomson South-Western. Hamilton, D. (1999). Evolutionary economics: A study of change in economic thought. New Brunswick,New Jerse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Mirowski, P. (1987).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1(3), 1001–1038. Niggle, C. J. (1991). The endogenous money supply theory: an institutional appraisal.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25(1), 137–151. Spong, K. (2000). Banking regulation: Its purposes,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s (5th ed.). Kansas Cit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 Change and Continuity in the American Macroeconomy, 1929-2007: Exercises for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Institutionalist Exercises for the American Macroeconomy Eric R. Hake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ovides a series of exercises based on statistics about the American macroeconomy. These exercises were designed to introduce students to the institutionalist perspective, promote basic historical literacy, and help the student develop their skills with the Microsoft Excel software program. Keywords Institutionalist economics . Heterodox economics . Economics education .Principles of macroeconomics . Statistics 52
《中国计量经济史研究动态》2010年10月 作者简介： Eric R. Hake在诺克斯维尔攻读研究生时学习制度主义理论，现定期发表关于企业融资Veblen理论议题的文章，现任美国东华盛顿大学助理教授。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Eastern Washington University, Patterson Hall 300, Cheney,WA 99004-2429, USA e-mail: @ 译者简介： 叶景成，男，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硕士研究生 e-mail: yejingcheng11@ 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