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刘易斯时代的经济发展
后刘易斯时代的经济发展
杨永华
[摘要]从经济发展过程来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我称之为刘易斯时代。从理论上看，还应有前刘易斯时代和后刘易斯时代两个阶段。目前中国可能处于从刘易斯时代向后刘易斯时代的转变过程中。这就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实质。这个时期经济竞争的实质是人才的竞争、科技的竞争。要调整人才政策和科技政策，要进行大规模的人力资本投资。要改造传统农业和农村，防止农村空心化，推进农业现代化进程，大力投资农业。要推进人口城市化进程，要消除城市化的制度障碍。
[关键词]刘易斯时代；刘易斯拐点；传统农业；人力资本投资；城市化
我想使用“刘易斯时代”这个概念，来研究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但进入刘易斯时代，而且向后刘易斯时代过渡。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从一元经济（传统经济）向二元经济的过渡，进入了二元经济向新的一元经济（现代经济）的伟大过渡。在这个过渡时期将有大量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矛盾爆发，因而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
一、经济发展过程阶段的划分
经济发展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可以划分为前刘易斯时代、刘易斯时代和后刘易斯时代三个阶段。我想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可以引入刘易斯时代的概念。
刘易斯时代是指这样一个经济时代，随着现代产业的发育，形成了传统产业和现代产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这是一个独特的经济时代。就是说，在现代产业发育以前只有一个产业部门，就是传统产业，这个时代我称之为前刘易斯时代。当传统产业也向现代产业过渡，二元经济结构变成现代产业的一元经济时期，这个时期就是后刘易斯时代。
刘易斯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的论文中把二元经济结构称为“资本主义”部门和“维持生计”部门，资本主义部门是指在经济中使用再生产性资本，并由于这种使用而向资本家支付报酬的那一部分产业部门。刘易斯的资本主义部门的概念相当于马克思的商品生产部门的含义。与商品生产对应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生产划分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商品生产两大部门。1972年，刘易斯在《对无限的劳动力的反思》一文里，把两大部门称为“资本主义部门”和“非资本主义部门”，这可以理解为商品生产部门和非商品生产部门。可见刘易斯两大部分的划分标准是生产形式，而不是生产的技术内容。刘易斯在1979年的《再论二元经济》一文里把两大部门改称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刘易斯说，“二元经济模型有多种形式，因为每个作者均可以自由地作出假设。这里我们所使用的形态有三个特征。第一，它包括‘现代的’与‘传统的’这两个部门。现代部门通过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动力而得以发展。第二，在提供同等质量和同等数量的劳动条件下，非熟练劳动者在现代部门比在传统部门得到更多的工资。第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对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供给超过这个部门的劳动力需求。就这个意义来说，发展之初非熟练劳动者是充裕的。” [1](P149)这里把产业部分划分为现代产业和传统产业，可能与产业部门的技术含量有关。现代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传统部门高，所以在现代部门工作的劳动者能获得较高的工资。在经济发展之初，对于现代部门需要的劳动力来说，数量相当充裕，几乎是无限的。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准确、清晰而简洁地勾画出了经济发展过程。这是了不起的伟大学术成就。但是经济发展过程是极复杂的，一个经济学模型不可能穷尽经济发展过程的所有经济问题。所以，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式提出后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和责疑。比如，（1）舒尔茨等认为传统部门里隐藏着无限的剩余劳动力的事实是不存在的。（2）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只注意了现代部门的扩张，而忽视了传统部门，比如农业部门的扩张。（3）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实际上假定现代部门的劳动力与资本的比例是始终不变的。（4）刘易斯假定传统部门存在着剩余劳动力，而否认现代部门内部不存在失业。（5）刘易斯假定工资水平是不变的。[2](P288-292)这些疑问实际上有两种情况，一是责疑者研究的视角与刘易斯不同，比如传统产业部门是不是存在剩余劳动力，舒尔茨是从微观角度考虑的，刘易斯是从宏观角度考虑的。这是两个不同视角，当然会得出不一样的结论。二是刘易斯模型实际上存在着一些假定条件，如现代产业部门不存在失业，工资水平不变，劳动力与资本的比例不变等。这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是允许的，问题是刘易斯没有对这些假定进行清晰的说明。允许刘易斯研究时可以假定某些经济条件不变，不等于这些经济问题不需要进行研究。
就中国经济发展历史来看，大约在十九世纪中期以前可以称为前刘易斯时代。那时的产业主要是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作为附属于传统农业的产业。特别是手工业不是一个与传统农业相独立的产业部门，而主要是农民的一种兼业行为，这可能是中国商品生产不发达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萌芽状态而发展不起来的一个根本原因。舒尔茨根据劳动生产率把农业分为三种类型：第一，与其他部门相比较，农业中劳动的边际产品并不低的农业类型。第二，即使考虑到产品的流转费用，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仍然非常低。第三，农业劳动生产率为零的类型。舒尔茨认为事实上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农业是不存在的。这样，舒尔茨实际上把农业分成二类：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传统农业和劳动生产率相当低的传统农业。或者换成这样一种说法，劳动生产率比较低的农业，如古代社会里的一些富裕地区；劳动生产率相当低的农业，如一些贫穷地区。我认为，从历史上看，存在着劳动生产率为零，甚至为负的农业部门，比如大饥荒时期的农业。
从十九世纪后期以来，现代产业首先在上海等沿海地区发育起来，但是发育速度极为缓慢。现代产业发育了近一百年，直到20世纪70年代未，改革开放以来才加快了现代产业的发展速度。中国一下子形成了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中国现代产业迅速发展所需的资本来源有四种：（1）外商（包括港澳台商投资）的资本；（2）农村集体所有制经济积累起来的资本；（3）个体私营经济的资本；（4）国家资本。形成了四种经济成份：外商经济（包括港澳台商经济）；以乡镇企业为主要形式的农村集体经济，如苏南模式；个体私营经济，如浙江温州模式；国有经济。现代产业所需要的劳动力是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农业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转移形成了一浪又一浪的民工潮。这就是刘易斯时代的一个标志性经济现象。经过三十多年发展，刘易斯时代已经走到了尾声，即将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时代，后刘易斯时代。
刘易斯时代进入后刘易斯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刘易斯拐点的出现。刘易斯拐点不是一个短短的瞬间，而是一个较长的经济发展过程。如果把刘易斯拐点定在某一个时点，比如2009年，可能是不恰当的。刘易斯时代向后刘易斯时代的转折是一个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比较集中的时期。刘易斯时代已经存在而还没有来得及处理的一些矛盾，即将爆发出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还会爆发一些新的经济、社会矛盾。我们熟悉的刘易斯时代的理论和政策正在失效，不大熟悉的理论和政策正在日益出现，这就迫使我们进行新的理论探索。
二、刘易斯拐点和经济增长的源泉
刘易斯在研究现代产业发育的时候，研究劳动力与资本两个因素，重点研究资本来源。刘易斯认为，在传统产业部门隐藏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只要现代产业能够支付比传统产业高30%的工资，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如果我们把现在已经列出的农民、临时工、小商人、门客（家庭的和商业的）、家庭妇女和人口的增长等全部来源都考虑进去的话，显然可见，在一个人口过剩的经济中，能够出现新工业或就业机会的巨大扩张，而不会在劳动力市场上显然缺少不熟练的劳动力。根据经济发展对工资有影响的观点，劳动力的供给实际上是无限的。”[1](P6)
刘易斯的结论遭到西方学者的批评，批评的重点是传统部门没有剩余劳动力。舒尔茨认为传统部门的资源配置也是有效率的，因而不可能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现象。对于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学者来说，传统部门是否存在剩余劳动力实际上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已经有几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现代产业部门劳动。从农业转移出几亿劳动力后，农业部门提供的农产品不是越来越少，而是越来越多。这就有力地说明，从总体来看，转移出来的几亿劳动力的边际生产率为零，他们是滞留在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可见，刘易斯从宏观角度考察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方法和结论是正确的。
对于中国农业部门是否有剩余劳动力，学术界没有多大争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是，目前农业部门有没有剩余劳动力，也就是说刘易斯拐点有没有到来？这才是刘易斯时代向后刘易斯时代过渡的一个重要问题。
2004年，中国第一次遭遇民工荒，学术界开始关注中国是不是进入了刘易斯拐点。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在2007年提出的《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说，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中国劳动过剩时代即将结束，不足时代即将来临。蔡纺在多篇文章中说， “真实的情况是，农村并不再像许多学者所想像的那样，仍然存在着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有着严峻的就业不足问题。相反，从农村劳动力增长率的变化和外出转移的速度变化来看，包括农村的城乡劳动力短缺现象已经开始出现。” [3]不少学者阐述了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的观点。
但是，一些政府部门和学者不同意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成的估计。周天勇认为，目前刘易斯拐点并未来临，刘易斯拐点来临中国可能要在2020年后。[4]贾先文黄正泉估计刘易斯拐点到来还有20多年。[5]张丽宾在做我国现阶段就业形势课题的时候说，刘易斯拐点尚未到来。[6]
对刘易斯拐点的争论双方似乎没有注意到，刘易斯拐点不是一个极短的时点，而是一个较长的过程。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影响各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经济、文化乃至制度等各种因素千差万别，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要经历一个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漫长过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曲折的过程，随着经济环境和技术等因素的影响，农业剩余劳动力会发生变化。如果政府支农力度加大，农民受到较多的实惠，农民就不愿意背井离乡去打工，甚至会出现农民工的回乡潮，对城市的现代产业来说出现民工荒。农村中一些暂时停止的农业生产项目，如水利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工程就会重新启动。农业部门容纳的劳动力就会增多，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就会减少。如果现代产业部门提高了工资水平，城市化进程增加了有利于农民工的政策投入，就会吸引较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民工荒就会减速缓。我认为，对估计中国刘易斯拐点到来的具体时间的差别，可能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
有学者认为关于刘易斯拐点的含义有两个，在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会发生两个变化：第一，劳动力变得稀缺，现代产业部门的工资提高；第二，传统部门和现代部门边际产品相等。这是两个刘易斯拐点。国内学者多数认为第一个转折点就是刘易斯拐点。[7]我认为，第二个刘易斯拐点好象不大可能出现。刘易斯模型中的现代部门是一个大类，由许多部门组成，不同产业部门的边际产品不大可能相等。比如欧美国家的现代农业部门边际产品不大可能与高科技部门的边际产品一样多。农业部门从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的关键在于引进现代技术，随着现代技术的扩展，逐渐实现农业现代化。随着传统农业过渡到现代农业，整个国民经济就进入了后刘易斯时代，就象发达国家一样。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不应当把争论的重点放在估计刘易斯拐点到来的时间上，我认为更需要思考的是，随着刘易斯拐点的临近，非熟练劳动力越来越少，中国经济发展主要依靠非熟练劳动力的时期必然会结束。中国必然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就要从主要依靠土地、资本、非熟练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转移为主要依靠科技和人力资本的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的出路。这是舒尔茨的新经济增长方式理论提出的经济增长思路。发达的科技和人力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三、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科研教育
向后刘易斯时代过渡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就是现代产业的升级，这个问题已经引起广泛注意。从广东的实践来看，产业升级做得比较好，创造了一些成功的经验。
刘易斯运用古典经济理论，运用资本和劳动力两要素研究了现代产业的发育机制。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有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三要素。刘易斯撇开了土地因素，只研究劳动力和资本两因素。这不是刘易斯的独创，而是正在流行起来的做法。比刘易斯提出二元经济模型早6年的1948年，哈罗德为其《动态经济学》选择经济变量的时候，就决定将土地整个摒弃掉。面对摒弃土地要素这个学术现象，舒尔茨解释说，这表明在英国、美国以及其他许多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经济已经摆脱掉了原先由土地施加的桎梏，表明农业土地的经济重要性正在下降，表明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发生巨大转换，使自然化吝啬为慷慨。[8](P91-92)就是说，至少早在20世纪前半期，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从刘易斯时代过渡到后刘易斯时代，这已经在经济学家的理论上反映了出来。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中国仍然处于刘易斯时代，而且现代产业的发育还相当缓慢。所以，中国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土地、资本、非熟练劳动力仍然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直到今天，许多城市大搞土地财政，这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仍然是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土地因素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要摆脱对土地、资本、非熟练劳动力的依赖，必然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换。
刘易斯认为，所谓经济发展，就是通过劳动力和资本的结合，培育现代产业，形成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刘易斯论文的主要篇幅研究发展现代产业的资本来源。刘易斯把资本提高到经济发展理论中心的地位，“经济发展理论的中心问题是去理解一个由原先的储蓄和投资占不到国民收入4%或5%的社会变为一个自愿储蓄增加到占国民收入12%到15%以上的经济的过程。这之所以是中心问题，是因为经济发展的中心事实上是迅速的资本积累。” [1](P15)刘易斯认为发育现代产业的资本来源有三：（1）本国资本获得的利润转化为积累。（2）靠信贷的方法筹措资本。（3）靠外国资本投资。
刘易斯所说的现代产业实际上就是商品生产形式，舍象了技术水平，这样就没有产业结构的高低之分。在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中没有产业结构升级的含意。这有点象改革开放初期的情况，不管什么产业，只要有投资就上。结果上了一大批技术含量很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污染严重的产业。经过几年十几年的发展，人们才发现，现代产业还可以细分，比如分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清洁产业和污染严重的产业。有些现代产业可以上，而另一些现代产业不能上。于是人们开始理解提升产业结构的理论。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广东的产业升级走了三大步。第一步，从70年代未到1997年，那是一个凡是现代产业都上的年代。广东发展了纺织、服装、鞋帽、玩具、塑料、日用品等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及电子信息、家电等少数几个技术较高的产业。第二步，1998年到2004年，广东省提出实施科教兴粤计划，推动经济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技术密集型和深加工度的机电产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升级以技术为突破口和自主创新为主。第三步，2005年以来，广东进行了创新产业升级进行了空间优化和创新建设为主的新阶段。珠江三角洲进行腾笼换鸟式的产业转移，一大批产业向粤北和东、西两翼转移，建立新的产业转移园区，珠江三角洲地区可以腾出资本、土地和劳动力实行产业升级，粤北和东西两翼加快现代产业的发育，从全省来说实现了产业的转移和空间布局的调整。[9][10][11]从发展经济学来看，广东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
把以低端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逐步提升到以高端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即产业结构升级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永无止境的任务，因为科技不会永远停止在一个水平上。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这样的产业升级可能需要几十年时间的漫长过程。产业结构升级伴随着一场激烈的世界性的竞争。产业结构所需要的高技术，能够从技术市场上获得的只是少数技术，而且是二三流技术，真正的高技术不可能以技术商品的形式出现在技术市场上，不可能象日用物品那样从技术商品交换中获得。美国、日本、德国以及欧盟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放开禁令向中国出售高技术产品吗？至少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内不可能有这样的前景。中国的产业升级怎么办？只能靠本国科研人员的辛勤劳动来发明或者发现，攻克技术难关。拿中国科研人员自己的科研成果，进行产业开发，然后占领国内外市场，形成真正的中国创造。所以，产业结构升级换代的起点在教育和科研领域。教育科研与经济不再是两张皮，教育科研是经济发展的主战场。经济竞争的核心在教育和科研领域。遗憾的是我们至今对教育科研与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的认识仍然有分歧，这表现在教育科研拨款的相关指标一直位于世界各国的后列。中国教育科研的落后是中国产业落后的根源，教育科研的落后限制了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没有世界一流大学一流科学家的国家难有世界一流的产业，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技术含量的产业，难以有真正的竞争力，难以改变贴牌生产换取低廉的劳务费的落后状态，难以把“中国制造”改为“中国创造”。这是一个向后刘易斯时代过渡必然遇到而且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四、抓紧改造传统产业，实现农业现代化
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早已批评过的那样，刘易斯二元经济模型忽视了传统部门，主要是农业部门的改造。在现代产业启动的时候，传统产业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比如农业处于传统农业阶段。如果不注意传统产业的改造，即使现代产业迅速发展取得辉煌的成就，作为一个经济体仍然处于落后的传统产业与先进的现代产业并存的二元经济结构状态。这是一个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结构失衡的状态，我想称为二元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刘易斯本人并没有研究过经济发展过程中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结构的均衡问题。从中国的现实来看，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实问题。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是农业的萧条和农村的空心化。改革开放以来，在现代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忽视了传统部门改造和更新，农业部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极为缓慢。经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显性化。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被迅速发育起来的现代产业所吸收。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承包制的弊端开始越来越清晰地显现出来。绝大部分农业耕地的承包是在社员家庭之间根据人口数量进行平均分配的，即承包耕地数量均等化，而且一包三十年不变，有的地方甚至五十年不变。承包的土地对农民来说实际上拥有养老保险的功能，这样就阻止了耕地向种田能手的集中。这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可能是一种不利因素，一些种粮大户由于耕地的限制而不能进一步发展，外出劳动力没有精力耕种出现了承包地抛荒，造成了十分宝贵的农业资源的浪费。但从社会层面来看，集体耕地承包的均等化，阻止了可能出现的两极分化，种粮大户也不能扩大生产规模果然是农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但经营不好的农户不会破产，能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是有积极意义的。承包耕地均等化的积极作用是有限度的。如果任其发展，必然导致农业的萧条和农村的空心化。耕地抛荒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农业的萎缩，也就是西方学者所说的农业资本的退出。农业劳动力过度转移和农业资本退出，必然造成农村空心化。据说，江苏、浙江、山东、河南、湖南、湖北等省邻近城镇的几十个县都可以看到农村空心化现象，而且这种空心村现象越来越普遍。[12]
这种空心村现象，用西方学者的说法叫做产业空洞化。B．布鲁斯、B．哈里逊著的《美国的非工业化》产业的空洞化是指在一国的基础生产能力方面出现了广泛的资本撤退。这种现象西方发达国家都出现过，如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过。实际上，农村空心化现象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出现过的一种经济社会现象。从理论上说，就是二元经济结构中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结构的失衡现象，或者说传统产业更新改造滞后造成的。
中国目前农村出现的空心化现象与发达国家不完全一样。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前，受到前苏联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规律理论的影响，国家通过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从农业部门筹措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导致农业现代化进程的长期停滞，使中央制订的不少农业发展计划落空。理论界和实际工作部门曾经有一个误解，把农业停滞归结为人民公社体制造成的消极后果。但是这不能解释今天农村的空心村现象。其实，农业发展滞缓的关键在于长期执行从农业中积累工业化资金的政策，导致农业资本的外流，没有及时增加对农业产业的技术改造和投资。农产品不利的交换条件造成农业低利甚至亏损的状态，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提高农民收入一直要靠政府临时性政策的强刺激，而没有形成良性的机制。农业在现代产业的挤压下必然日益衰退和萧条。
农业的萧条和农村空心化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可以采取的关键性措施有三条：第一，政府要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直接财政补贴，增加从事农业生产农民的收入。1992年后我国对粮棉产品实行较大力度的价格和流通干预政策，目标是控制通货膨胀。在通胀消除后，粮食价格不断降低，已经失去经济学意义上的保护含义。棉花则于1999年完全放开了价格，谈不上保护。入世前，对农业补贴备受关注。如今对农业采取直接补贴在少数几个省试行。从总体上看，我国国内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在数量、结构、对象和方式等方面，与许多国家有较大差距。对农业进行保护是世界各国为提高农业国际相对竞争力的通行做法。在世界贸易组织所允许的12类绿箱措施中，我国只使用了6类。国内政府各部门对农业的补贴总量不及美国联邦政府农业预算的1/5，国内支持总量仅占农业总产值的3．6%，远远低于国际贸易组织多数成员国的3%-5%。而且我国农业投资不稳，结构不尽合理。我国的农业补贴与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相适应。不少学者建议我国要完善补贴结构，增加直接补贴资金量；农业补贴要向高新技术倾斜；实施农民科技培训补贴；扩大补贴政策范围；尽快制订农业补贴条例。 我认为农业补贴政策中有两点是关键性的，一是要直接补贴农业生产活动，要能够减少农业生产的成本支出；二是在能够增加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获得的收入。
第二，要组织国有农业企业。农田抛荒和农村空心化导致大量农田闲置，造成宝贵的农业资源的浪费。解决现有的农田承包制下出现的抛荒，我看只能组织国有农业企业，代承包农户耕种抛荒的耕地。从经济上看，组织农民耕种抛荒地可能是亏本的经营，但是从社会意义上看，这样做能够保证有充足的农产品供应，所以国家拿出一些财政资金投资这样的事业是值得的。
第三，国家投资农业机械化，加速农业现代化速度。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农业部门不但会挤出全部剩余劳动力，甚至会挤出一部分必要劳动力。留在农村的劳动力就会退出劣等耕地，只耕种中等和优等地。就是说，不实行农业机械化，农业劳动力不可能完成耕种18亿亩耕地的艰巨任务。解决抛荒的唯一办法就是实行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关键在于投资。解放后多次提出农业实现机械化的目标，可是60多年过去了，农业机械化的进展仍然不能令人满意。我认为，根本原因在于农业机械化的巨额投资没有落实。一个事实是，投资农业机械化的利润率相当低，甚至亏损。农业机械化的投资不大可能依靠社会投资，也不能指望农业自身积累。农业机械化只能靠国家投资，除外没有第二条出路。
五、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关键在于破除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
现代产业如果在城镇发育起来，就会出现工业化城市化；如果在农村发育起来，就会出现农村工业化。这就是现代产业发育的区域选择问题。这个问题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没有讨论过，西方经济学家也没有讨论过这。从西方发达国家的历史来看，工业化主要是在城市首先发育起来的，因而伴随着工业化必然出现城市化。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掀起的工业化是农村工业化，“村村点火，起起冒烟”，乡镇企业和小工厂象满天星星一样布满了整个神州大地。这样的布局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后来才进行异常艰难的调整。
中国的农村工业化是由其特殊的国情决定的。改革开放初期，个体私营经济正在发育起来，还没有能力成为工业化的主体。当时工业化的主体是农村人民公社及其基层政权组织，办起来的企业叫做社队企业。80年代中期，人民公社瓦解后，社队企业才改名为乡镇企业。90年代中后期经过改革，乡镇企业才逐步淡出，被股份制企业等现代企业组织形式代替。但是这些现代企业仍然在农村，只有少数乡镇企业高度集中的农村升级为城市，如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地区。
农村工业化兴起的初期，所需要的劳动力都是当地的农民。这种劳动力转移形式叫做离土不离乡。随着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等地区的乡镇企业开始吸收外地劳动力，于是出现了离土又离乡的劳动力转移模式。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制度，在异地劳动的农民无法把户口迁入企业所在地区。特别是农村工业化发展到城市化后，劳动者根本不可能进入工作所在地的城市。过时的户籍制度成为人口城市化的严重障碍。据2011年4月28日公布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全国居住地和户口登记所在乡镇不一致而离开户口登记所在乡镇已经超过半年以上的人口，即流动人口为26138万人。流动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高达20%。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流动人口增加了11699万人，增加了81．03%。虽然流动人口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但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异地就业的劳动者不能随迁户籍。当然也不是每一个流动人口都愿意把户口迁入工作所在地区的，但是应当承认，愿意迁入工作所在地的异地就业劳动者占流动人口数量的比例是相当高的。
现行的户籍制度是从1958年开始执行的。这套户籍制度的基本特征把全国所有人口分成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两大类，必然把人口固定在一个地区，导致人口很难在城镇与城镇、城镇与农村、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实行的政社合一体制的遗产是把公民的户籍与福利待遇捆绑起来。不同的社区有不同的福利待遇，待遇好的社区拒绝外人迁入以分享他们的福利待遇。这样就把每个公民固定在自己所在的社区，很难流动。改革开放以后放松了对农业劳动力的管理，农民可以离开自己的乡村异地就业，但是户口仍然在原来的村，于是出现了人与户籍的分离。随着市场经济的发育，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人口与户籍的分离涉及到几亿人口。这种人户分离的半城市化模式使城市化进程受阻，同时也给社会管理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甚至是社会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要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已经成为共识，各地作出了少尝试，但是中央的改革措施却迟迟不出台，这就使户籍制度改革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突破。户籍改革最大的困难在于户籍制度背后的福利因素。有户口的当地人不让流动人口迁入户口，就是不让流动人口享受当地政府提供的公共品，这才是不能把户口迁入工作所在地的真正原因。户口成为享受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必要条件。流动人口向劳动所在地区的政府缴税，却没有资格享受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这样出现了义务和权利的不对称。这是最大的社会不公平。公平是社会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现在广泛存在的人户分离的状态是有悖于社会主义原则的。[13][14]
我认为，过时的户籍制度必须改革，要把户口迁移权归还给公民自己，由公民自己决定居住地点的选择，要打破农业户口与城镇户口的区分。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才能满足后刘易斯时代的需要，才能顺利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从刘易斯时代向后刘易斯时代的转变，不但是经济发展阶段的更替，而且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从主要依靠土地、资本和不熟练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科技和富含人力资本的熟练劳动力的经济增长方式。为适应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要进行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政策和制度的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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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农业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