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依存度、贸易差额与中国的金融稳定性 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从理论上说，对外贸易流量同时形成了与之相对应的金融流量，因而在贸易与金融之间形成了相互影响和作用的渠道。中国持续走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顺差与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影响途径及相互关系，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重要课题。 一、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差额的结构特征 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差额与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结构以及经济外向程度的选择有着很大的关系。当前，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差额具有如下的基本结构特征： 1．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差额 随着融入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对外贸易进入了迅猛发展的时期：对外贸易规模迅速扩大，2004年进出口总额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在全球贸易排位中升至第三；对外贸易依存度快速上升，2003年超过50%，2005年达到了%，数值之高及上升速度之快世所罕见；对外贸易连续保持大幅顺差，近年来每年都在200亿美元以上，2005年更是骤升至1020亿美元（见表1）。 表1 中国的贸易依存度、贸易差额（1998年—2005年）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国内生产总值（亿元） 84402 89677 99215 109655120333135823 159878 183085对外贸易总额 （亿美元）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进 出口贸易额（亿美元） 对外贸易依存度（%） 1
《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 制作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贸 易依存度（%） 对外贸易差额 （亿美元） 其中：外商投资企业贸 易差额（亿美元） 注：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为当年年平均汇率。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6各期，中国统计出版社。 2．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差额与外国直接投资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形势的变化，外国直接投资源源不断流入中国（见表2）。 表2 中国国际收支（1998年—2005年） 货物和服资本与 经常项目收益 直接投资证券投资 储备资产务 金融项目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1～中国统计年鉴-2006各期，中国统计出版社。 随着外国直接投资增加，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了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动力。从贸易规模来看，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额在1998年—2005年间增长了倍，2005年已占到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相应地，外商投资企业的贸易依存度大幅提高，从1998年的%迅速攀升至2005年的%；外商投资企业对中国贸易顺差的贡献也越来越大，特别是2001年以后，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顺差已占到中国全部贸易顺差的30%以上，2005年更高达%（见表1）。 上述数据清楚地表明，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外向型特征，外国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所形成的进出口贸易张力在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中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大幅推高了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 2
《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 制作 二、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差额与中国的金融扭曲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基本上保持了持续快速上升的态势，而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又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情况的出现的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产业资本加速向外转移，国际产业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由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加之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在劳动成本方面具有的优势，使得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选择中国作为其加工和出口基地。由于外国直接投资与贸易的融合与互动，外国在华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推动了中国对外贸易不断扩张。但另一方面，中国持续增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和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其背后所掩盖和反映的中国国民经济特别是金融系统运行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却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作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贸易收支对经常项目有着重要的影响，而经常项目作为反映经济开放性的重要变量，又与其他变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从宏观的角度来看，经常项目反映了一国国民收入与国内居民总支出之间的关系。当一国的支出超出其产出的产品与服务总值时，必须通过进口外国产品与服务来满足这一支出。因此，经常项目顺差表明国民收入超出国内支出，逆差表明国民收入小于国内支出。同时，经常项目也反映了一国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差额，当本国储蓄不足以支持本国投资时，就要通过产生经常项目赤字的方法以净进口来满足投资需要，当本国储蓄超过国内投资需要时，则通过净出口形成资本流出而输出本国的剩余储蓄资源。一国的储蓄、投资状况同时也反映了该国消费与投资的关系，反之也如此。如果一国经济表现为高消费率、低投资率，则同时也表现为低储蓄率、低投资率（二者可能相等，也可能不等）；反之，如果一国经济表现为低消费率、高投资率，则同时也表现为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在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相应地即为储蓄水平较高）、投资水平相对较高的经济中，高投资既会导致投资品进口增加，同时高投资形成的供给能力提高也会面临国内消费需求的约束，为出清国内市场，国内经济对外部需求的依赖程度将会增加，从而形成高储蓄（低消费）条件下高投资支撑和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增长速度将会超过经济增长速度，相应地对外贸易收支规模扩大、贸易收支在GDP中的占比提高。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实际部门与金融部门、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之间存在着非常密切而复杂的联系。 3
《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 制作 应该说，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国际竞争力水平迅速提高，是近年来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增高、贸易顺差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在投资率处于高位且仍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持续增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特别是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经济运行中消费与投资关系失衡、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储蓄过度）、投资过度与扭曲的现实（见表3）。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为78%～79%，而中国的消费率长期偏低15～20个百分点。另据对多个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的研究结果，在工业化初期投资率的平均水平为15%，工业化中期为20%，工业化末期为23%。显然，与世界各国的普遍情况相比，中国消费率偏低（储蓄率偏高）、投资率偏高的特征非常突出。 表3 中国的投资率和储蓄率（1998年—2005年）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最终消费率 （%） 资本形成率 （%）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6，中国统计出版社。 影响一国储蓄与投资、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因素很多，包括经济发展阶段、发展模式、收入水平、分配状况、社会保障制度、人口结构、历史传统等等。从金融部门与实际部门关系的角度来看，一国的储蓄（消费）、投资状况往往也与该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和运行状况直接相关（Edward S. Shaw，1973；Ronald I. McKinnon，1973）。如果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可用于投资的金融工具有限，收益率低，则国内储蓄可能更多地投资于国外市场，表现为国外净资产（△NFA）增加，相应地经常项目出现顺差，即：CA=S－I=△NFA。因此，一般而言，人均收入水平高、金融市场相对发达的经济体易于吸引大量的国外资金净流入，经常项目逆差得以维持；反之，经济发展水平低、金融市场不发达的经济体则更可能出现经常项目顺差（王信，2005）。另一方面，如果国内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系统存在扭曲，则会造成进入国内金融系统的储蓄资源配置扭曲及某些产业部门的过度投资，加剧国内产能过剩，从而进一步推高国内经济对外部市场的依赖程度和对外贸易依存度。因此，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和运行状况对于该国的贸易依存度、贸易差额有着重要的影响。 从理论上说，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的特定发展阶段，在居民储蓄意愿高 4
《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 制作 企、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需要大量匹配资本的情况下，如果存在着一个健康而高效的金融系统，不仅可以实现消费与储蓄之间的跨期最优配置，而且可以使储蓄顺利地转化为投资，实现储蓄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投资的最优效率，进而实现消费（储蓄）与投资之间关系的优化，而不会产生消费不足（储蓄过度）、投资过度、以及消费与投资关系的失衡；然而问题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存在着一系列的严重问题与扭曲。虽然近年来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金融体系在形式上已与市场经济国家相当接近，但在实际运行中仍然带有许多明显的金融压抑特征。 1．国内金融体系对银行业过分依赖，融资结构严重失衡。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资本市场发展迅速，但由于投资者保护、股权分置等深层次结构问题未能得到根本解决，资本市场融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以银行中介为主导的间接融资在中国融资中始终居于主导地位，2002年—2004年，中国企业直接融资（股票和企业债）占全部融资的比重分别只有%、%、%，而间接融资占全部融资的比重却分别高达%、%、%，经济运行对银行体系高度依赖（见表4）。 表4 国内金融市场融资情况（2002年—2004年） 全年融资量（亿元人民币） 比重（%） 2002 2003 2004 2002 2003 2004 国内金融市场融资额23976 37909 贷款 19228 29936 22600 国债 3461 6280 企业债 325 336 股票 962 1357 资料来源：中国金融发展报告（200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53页。 2．金融资源配置存在严重的“所有制歧视”。改革开放尤其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不断下降，非国有经济的份额迅速上升；但是，由于金融改革相对滞后，金融工具和金融供给仍然主要由国有金融部门垄断，国有金融部门继续向国有部门倾斜，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融资困境问题未得到根本好转，民营部门金融需求的满足仍然面临诸多的制度性和技术性障碍。 3．利率管制仍然存在。尽管近年来中国在推进利率市场化方面迈出了较大步伐，利率浮动幅度不断加大，但总体而言，中国的利率仍然受到政府较为严格的管制，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尚未形成。 5
《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 制作 4．政府对金融机构提供各种或明或暗的担保。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尽管中国宣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实际上汇率制度的钉住色彩仍然十分浓厚，而钉住汇率制暗含了政府对汇率风险的担保；二是由于中国的金融机构大部分属于国有以及出于维护社会稳定的考虑，中国政府事实上对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提供了明确或隐含的担保，从而在本国非金融企业部门、金融部门以及外国资本之间形成了相互关联的严重道德风险。 5．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行为的矛盾。国家利用外资的初衷是弥补国内技术缺口与引进管理人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虽然也需要引进资本，但开始时主要是需要用外汇资本来引进技术产品，中国并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缺少资本。因此，国家曾采取了一些宏观政策，如减免税，等来鼓励外国企业来华投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对外来投资的需求不那么迫切了，而且过多的外资进入中国市场增加了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了政府宏观调控的难度，中央政府对引进外资并不那样积极了。然而，外来投资仍然势头很猛。这是因为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决定引进外资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不需要负责宏观经济稳定，只为本地区GDP迅速增长、扩大就业及增加税收负责。对地方政府而言，引进外资是灵丹妙药，甚至许多地方政府将引资本身的多寡也异化为官员的主要考核指标。因此在实际工作中，许多地方政府往往偏离利用外资的初衷，不顾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在国家已经十分优惠的外资政策基础上继续不断加码，不计成本与后果地竞相制定超乎寻常的优惠政策，以极高的经济和社会成本来获取外资的流入。 由于金融改革滞后、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体系在结构、运行机制上存在着严重扭曲，严重阻碍了居民储蓄与投资的顺利转化，并严重恶化了消费与投资、储蓄与投资的关系，因而在中国金融体系的实际运行中出现了一系列相互伴生却又相互矛盾的现象： （1）一方面，拥有市场竞争力和投资效率的私人部门由于受到体制上的歧视，很难获得金融部门支持，不得不依赖于自身的高储蓄积累；而另一方面，大量资金却被以较低的利率配置给了有政府背景或政府支持的低效部门和企业，往往造成投资过度、重复建设严重。而过度投资由于遭遇到国内的资源瓶颈约束，使得中国对某些重要资源的需求超过了国内市场的供给能力，进口不断增加，同时，在国内消费与投资关系失衡的情况下，国内有效需求不足，扩大外部需求成为过度投资所形成产能寻找市场的重要出路。特别是随着近几年的投资项目陆续形成产能，国内供需矛盾进一步加剧，大量过剩的产能只能通过国外市场来实现，从而推动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节节走高，并导致了巨额的贸易顺差。 （2）一方面，由于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缺陷，导致了总体上的国内储蓄－投资转化渠道 6
《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 制作 不畅，大量的国内储蓄不能得到有效利用，被迫沉淀在金融体系中；而另一方面，一些国内企业却不得不以高成本到境外融资，而且政府还为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提供种种优惠政策。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企业具有的外向性特征，又进一步推高了中国的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见表1）。因此，中国当前持续增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特别是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中国经济外部失衡，其背后也折射和反映了中国经济消费不足（储蓄过度）、投资过度的内部失衡以及更深层次的存在于中国金融系统的严重压抑与扭曲等影响中国金融体系稳定的矛盾和问题。 三、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差额对中国金融稳定性的影响 上述分析可见，中国持续增高的贸易依存度、特别是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还伴随着主要由外国直接投资顺差所导致的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由此形成了中国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影响国际资本流动的因素很多，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高速经济增长会吸引外资来分享，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存在的扭曲也会成为外资进入的诱因。尽管一般情况下，经济扭曲可能不利于外资流入，但如果扭曲所导致的风险主要由国家来承担，那么就会存在风险与收益不对称：一方面是高增长带来的高收益，另一方面是政府隐性担保导致的风险下降，这样的扭曲就会成为外资流入的诱因（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05）。 在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攀升及存在巨额贸易顺差从而储蓄－投资缺口为正的情况下，尽管外国直接投资仍在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但实际上，从总量来看，经常项目顺差意味着中国不但未能利用外国储蓄资源，反而还在向国外特别是向美国输出国内储蓄资源；而且，即使外国直接投资也是由国内的剩余储蓄提供融资。国内储蓄为外资企业融资通过迂回的方式，即：美国通过向中国出售国库券，为美国筹集资金（来源于中国储蓄），而美国投资者则以直接投资的形式将等量的资金输出到中国。在此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变化只是国内股权与国外债权之间的置换，在外汇储备的增量中，同资本项目顺差相对应的那部分外汇储备的增量可以理解为股权换债权的结果（余永定，2006）。在经常项目顺差的条件下，之所以要引入纯粹金融意义而非实物意义的外国直接投资，其根本原因是为了解决国内金融部门的效率低下问题（李扬、殷剑锋，2005）。但是，在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攀升的情况下，持续扩大的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顺差所导致的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外部失衡，反过来也会进一步加剧和放大国内金融体系存在的扭曲与问题，对国内金融体系造成严重 7
《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 制作 冲击，给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带来更大的压力和更加严峻的挑战。 1．对宏观经济稳定造成压力，进而影响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在经济增长过于依赖外需、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并存的情况下，为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外汇占款下的人民币投放量被动增加，市场潜在通胀压力趋大，给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带来隐患。为缓解基础货币的过快增长，央行主要通过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来对冲银行体系的过度流动性。据统计，2005年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净回笼基础货币13848亿元，到2006年6月末，中央银行票据余额为29100亿元。这种对冲在短期内具有一定效果，但在长期中却要付出沉重代价。如果央行支付的利率高于其外汇储备收益率，将会恶化央行的财务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形成准财政赤字；而政府强制商业银行以低于市场利率的利率购买央行票据，则会导致商业银行财务平衡表和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实际操作中，央行票据的利率远远低于市场利率，这实际上是将原由央行承担的部分对冲财务风险转嫁给了商业银行，并且还会制约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加大商业银行的运营风险。此外，对冲操作还会引起市场利率上扬，刺激资本的进一步流入。因而从长期来看，对冲操作的可持续性令人怀疑，中央银行实行独立货币政策的困难会越来越大。 2．加剧金融体系的风险积累。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流入所导致的流动性过剩为银行信贷扩张提供了资金条件。在消费与投资关系失衡和金融系统存在扭曲的环境下，过剩的流动性会加大银行实行风险经营的可能性，造成借贷过度和投资过度增长，从而进一步恶化投资消费的比例关系，加剧产能过剩、通货紧缩风险，进而会导致企业利润下降，造成企业偿付困难和银行不良资产增加；此外，大量的银行资金还会通过各种途径进入高风险的资产部门，催生和加剧资产泡沫，最终可能引发“过度借贷综合症”。更严重的是，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导致的人民币升值预期，还会吸引国际游资的大量流入。据统计，2005年末短期外债余额达到亿美元，比2004年末增加亿美元，占全部外债余额的%，高于国际公认的40%的警戒线。近年来，外国投资进入中国资产部门的越来越多，波动的放大作用效应显现。由于短期资本流动的易变性，一旦遭受不利冲击或资本流向发生逆转，将会对金融系统造成巨大冲击并可能导致严重后果。 3．加大外汇储备的经营风险。作为世界第一大直接投资引资国，中国引进的外国直接投资累计已达6000多亿美元。由于持续的贸易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流入，截至2006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余额已超过1万亿美元。而这种外汇储备大幅增长的背后是：一方面，中国不能用自己的储蓄为国内投资融资，却在大规模输出资本为外国特别是美国弥补投资 8
《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 制作 －储蓄缺口；另一方面，中国在用高收益的本国股权资产交换低收益的外国主要是美国债权资产（余永定，2006）。这种国际收支格局伴随着巨大的外汇储备经营风险：一方面是巨额的投资收益损失。据估计，外国在华直接投资年收益率超过10%，而中国外汇储备的年收益率则只有%左右，两者相差近7个百分点，中国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库券，仅此一项就相当于中国每年给美国提供高达数百亿美元的补贴；另一方面是外汇储备价值缩水风险。随着人民币币值相对于美元不断走强，中国持有的美元外汇资产也在不断缩水。近年来美国经常项目赤字持续上升，美元大幅贬值从而导致中国外汇资产大幅缩水的风险值得高度关注。 四、增强高对外贸易依存度和高贸易顺差环境下金融体系稳定性的主要措施 作为正在崛起的经济贸易大国，随着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贸易顺差不断积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显著增强，外部环境变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进一步加深，中国金融体系受到外部冲击的风险也进一步加大。为此，必须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来防范和减少持续增高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与贸易顺差及其背后所反映出的金融压抑与扭曲的不利影响，以保持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稳定运行和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1．坚定不移地实行内需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战略。为防范和减少国际经济形势不确定性对国内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冲击，在保持对外贸易持续健康增长的同时，必须坚持扩大国内需求的方针，加快落实扩大内需的各项政策，努力增加居民收入，改善收入分配关系，不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收入预期，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逐步提高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形成消费和投资增长对经济的双重拉动，实现向以内需为主导，内外需并重的经济发展战略转型。 2．深化国内金融改革，加强金融监管。积极推进国内的金融深化和金融发展，建立完善、高效的金融基础设施：建立发达的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逐步把以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改变成为以直接融资为主的金融体系，提高国内金融体系的效率；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缩小国内外金融市场条件之间的差距；提高金融市场透明度，构建适当的金融安全网络，包括官方流动性支持和存款保险等，抑制政府安全网内的道德风险行为，建立、健全金融风险预警系统、风险化解机制和金融危机管理体系，确保金融体系 9
《国际经济评论》2007年3-4月 制作 稳健、高效运行。 3．调整外贸、外资的优惠政策。一国金融体系的发展程度和运行状况对于该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有着重要影响，反过来，一国的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状况也会对该国的金融系统产生重要影响。为改善经济外部失衡对中国金融稳定性构成的压力，既要调整“奖出限入”、鼓励出口导向的外贸优惠政策，通过扩大进口与市场开放，缓解经常项目贸易顺差增长；同时也要调整外资优惠政策，对内、外资实行国民待遇，促进公平竞争。特别是要注重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规范招商引资行为，采取有力措施制止地方政府为引入外资而恶性竞争。 4．积极、慎重推行“走出去”战略，逐步放宽资本流出限制。针对当前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和贸易顺差持续攀升、外资大量涌入的状况，为化解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双顺差对国内金融体系的压力，应积极、慎重地推进“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境外投资。为此，应逐步放宽资本流出限制，形成完善的“走出去”支持促进体系，加强对海外投资各种风险的监测、预警和管理，并为海外投资企业提供必要的财政和金融支持。 5．加强和改进国际收支统计，建立全面有效的国际收支监测预警和应急管理机制。在当前对外贸易依存度、贸易顺差以及外国直接投资流入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为维护金融系统的稳定性，必须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国际收支统计，通过建立全面有效的国际收支统计，对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交易的状况、趋势进行准确的把握和监测预警。同时，针对国际收支可能出现的异常情况，制定针对不同情况的应对措施，以防范和化解可能出现的大规模资本异常流动的风险。 ▲ 注释： [1]在发展中国家，政府往往会通过对银行施加很大的准备金限制和流动性要求，并通过施加对利率上限的约束，来为政府优先支持的项目融资。由于政府的干预，往往使得利率水平非常低（甚至为负）。而政府干预实际上给那些受到优惠的借贷者创造了经济租金，因这种租金的存在而刺激的寻租活动会导致刺激的效率损失，因而这些获得融资的投资项目难以产生高回报率（即使能产生高回报，由于利率限制的存在，债权人也难以分享）。另一方面， 由于利率水平非常低，储蓄者不太愿意获得对银行的债权，而是愿意积累实际资产，或在非正式市场上购买可贸易的资产和外国资产（Pierre-Richard Agénor﹠Peter J. Montiel，1999）。 [2]导致消费不足、储蓄过度的因素还有很多，居民对所承担的改革成本和社会保障程度预期不明，收入和支出预期不确定性增大，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不断发展，等等，都会导致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增强，消费意愿减少。导致投资过度的因素也有很多，经济体 10
制模式的缺陷、资源定价的错位以及政府功能的不足和缺失，等等，都可能造成投资的成本、收益关系扭曲，由此导致投资过度。本文主要讨论金融扭曲对消费（储蓄）与投资关系失衡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姜波克、杨长江：国际金融学（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2. 王信：《从国际视角看中国如何调整经常项目失衡》，载《国际经济评论》，2005年第9－10期。 3. 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国际资本流动、经济扭曲与宏观稳定》，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4期。 4. 余永定、覃东海：《中国的双顺差：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载《世界经济》，2006年第3期。 5. 李扬、殷剑锋：《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高储蓄、高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载《经济研究》，2005年第2期。 6. Edward S. Shaw：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7. Ronald I. McKinnon：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3. 8. Pierre-Richard Agénor and Peter J. Montiel：Development Macroeconomics’2nd，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9. 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