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的繁荣
【英文标题】OntheProsperityofTianjing’sQIANZHUANGBusinessintheEarly20thcenturyLINDi-huan【内容提要】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业经过一番努力渐复繁荣钱庄数目和规模较前有了不小的发展对工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与新式银行也存在着相互竞争、依赖和利用的关系当然钱庄业也存在着对工商业资助不够、向新式银行转型者少等缺陷
【英文摘要】Throughagreatdealofefforts,Tianjing’,theQIANZHUANGbusinesshadproblemsofinsufficientfundforindustryandcommerecandfewtransformedthemselvesintonew-stylebanksetc.
【关键词】20世纪前期/天津/钱庄/金融Early20thCentury/Tianjing/QIANZHUANG(old-styleChinesePrivateBank)/Finance
【正文】
西方新式银行组织未传入中国以前中国已经有传统的金融机构如票号、钱庄、银号、当铺等它们在中国的传统金融市场上一直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新式银行兴起以后逐渐扩大其业务范围使票号与钱庄的业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与清政府有不解之缘的票号所受到的打击甚大辛亥革命后票号一蹶不振新式银行与钱庄掌握中国的金融市场新式银行主要投注于政府垫款及公债上至于商业放款很少而且往往采用抵押方式这就迫使绝大多数的中小工商业者依赖钱庄融通资金所以清末民初的钱庄实际上替新式银行贷款予中国工商业以促进对外贸易与新式工业的发展执行了工商银行的职能
民国初期天津钱庄的规模远不及上海钱庄但天津位于华北地区商业与贸易的中心地带金融业的历史悠久资本规模雄厚而且有庞大的金融组织上海是20世纪初中国的金融中心到目前为止对上海金融组织的研究很多反之关于天津钱庄的著作只有王子建等著的《天津之银号》满铁调查部编的《天津的银号》以及近人杨固之等著的《天津钱业史略》等但都是简介性的著作缺乏全面而深入的研讨本文从观察民国初期天津钱庄的发展及其原因出发探讨其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和所扮演的角色进而评估其在整体经济结构中的价值及所处的地位
一 天津钱庄的一般概况
在清末爆发的贴水风潮和上海的橡皮风潮中天津钱庄和山西帮票号遭受了沉重打击清朝覆灭后山西帮票号不免彻底崩坏；而天津钱庄则经过一番努力渐复繁荣资本规模与营业特点上有了很大的变化并在传统的金融市场上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言之有下述几个组织及经营上的特点
（一）钱庄数目的增加和规模的大型化 1900年以前天津大多数钱庄的资本金只不过一万两以下由于资本力量的脆弱各钱庄都发行钞票以弥补不足的资本因而易趋于投机（注张焘撰《津门杂记》清光绪10年刊第107页）1900年庚子事变后的贴水风潮就是起因于天津钱庄资本力的薄弱自19世纪末开始外商银行如汇丰银行、德华银行、华俄道胜银行等设立分号于天津不久大清银行、交通银行、志成银行等中国新式银行在政府的积极支持下也在各省设立分号并逐渐扩大其营业范围使钱庄、票号等中国传统金融机构面临重大的挑战其中票号所受到的打击尤为沉重例如清末时期的山西票号一直承办清廷的汇兑业务控制传统金融市场；但不久各省纷纷设立新式银行清廷将各省应解官款如租税、俸饷银、赔款等由新式银行承办汇兑业务因而使山西票号在金融市场上的重要性日趋减少（注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5年版第114页）最终未免衰落钱庄的经营方式与票号大为不同但由于外商银行与中国新式银行的数目不断增多使钱庄在业务上面临严重挑战钱庄的营业方式除信用放款以外与新式银行基本相同因而新式银行成了钱庄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当然新式银行设立之初难以和历史悠久的钱庄相抗衡但它依靠雄厚的资本不断增加其数目扩大在工商方面的营业范围迫使钱庄改善经营方式以提高与新式银行的竞争力另外外商银行也使钱庄和票号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大批富豪、政府官吏的民间资金被外商银行所吸引纷纷从钱庄提款存入外商银行（注《申报》1896年7月26日转引自张国辉《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钱庄和票号》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报刊资料选汇1986年第7-28页）故钱庄在吸引存款方面已经不是外商银行的竞争对手而且遇有金融风险则钱庄因资本薄弱而无法应付金融市场的风险
天津钱庄经过1900年初的金融风潮之后便谋求资本规模的扩大以提高对金融风险的应付能力首先在筹资方面摆脱原来的单独投资方式采取合资经营方式以增强资本力其次钱庄的经营范围不限于天津地区在北京或上海等地设立分号以扩大其营业范围据1908的统计天津钱庄有资本额万两以上的银钱号38家其总额约75万两左右平均每家资本额近2万两（注天津市档案馆等编《天津商会档案汇编(1903-1911)》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68-769页）其中资本额3万两以上的9家洽源银号与栋达银号的资本额达10万两民国以后天津钱庄靠民初工商业的兴起求得不断发展至1928年资本额达万两以上的钱庄增至81家总资本额约450万两（注《天津钱业之调查》《工商半月刊》第1卷第12号（1929年6月）第15-21页）每家平均资本额近6万两以钱庄的总资本规模而言比1908年增加近6倍其中20家银号的资本额竟达10万两以上
天津钱庄业经两次严重的金融风潮以后虽然在业务上遇到有华商银行与外商银行的重大挑战但以钱庄规模的大型化来图谋其资本力的增强进而与一般商人保持密切的金融关系使其在天津成为不可缺少的金融机构
（二）组织上的帮派 清末民初在天津从事钱业者之间存在帮派组织各帮派在资金融通、钱业经营方向、培养继承人与教育方面所采取的措施是各不相同的初期的帮派大致来自天津本地所以帮派之分不太明显但在民国之后由于天津与腹地之间的贸易逐渐增加外地钱业者在天津开设分支行扩大其营业范围逐渐形成了帮派体系到抗战前为止在天津传统金融市场就有天津帮、北京帮、山西帮、南宫帮、深县帮及冀县帮等帮派组织其中天津帮（本地帮）钱庄约占60%北京帮、南宫帮、深县等帮钱庄约占30%山西帮钱庄占10%（注刘嘉琛《解放前天津钱业析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62页）由此可知民国初期在天津形成了所谓本地帮居首位而其余帮居次要地位的局面
本地帮钱庄在经营方式上有西街、东街、租界之分西街钱庄开设于针市街即指竹竿巷、北门外、估依街、北马街一带的钱庄专营存放款业务；东街钱庄是指设于东门外、宫南、宫北大街一带之钱庄主要经营“现事”业务（注所谓“现事”亦称“浮事”其意义是指凡是有利可图的副业都可着手进行；不局限于钱庄原来的行业范围天津钱庄做现事的是从敦昌银号开其端以后成为风气”（杨固之等《天津钱业史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13页））存放款是补助业务；此外开设在日、法、英租界一带的钱庄其规模不大主要经营兑换业务称为租界钱庄抗战前夕本地帮在西街约占50%东街约占20%租界约占30%（注刘嘉琛《解放前天津钱业析述》《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0辑第162页）清末西街与东街钱庄都是经营白银收兑业务的后来由于天津地区的商业与贸易逐渐发达西街钱庄随之扩充存放款业务白银的收兑与投机渐渐为辅助业务东街钱庄原本从首饰楼转化而来所以只重视白银收兑不重视存放款业务因而白银买卖集中在东街之宫南、宫北一带
西街钱庄在运营思想和作风上可分为保守正宗派与开明派正宗派钱庄因经营方法上持保守倾向拒收来历不明的存款又对放款特别慎重一般选择一些殷实富商贷款不愿贷放给中小工商业者而开明派钱庄不仅和本地商人或富商大贾进行业务往来而且也和中小工商业者建立业务关系西街钱庄是本地帮钱庄的主体因此钱业公会的历代会长多由西街钱庄中选任（注钱业公会历代会长如张云蜂、王晓岩、范雅林、焦世卿、王西铭等都由西街钱庄中选任只有最后一任会长刘信之是由北京帮银号选举出来（刘嘉琛前引文第164页））两派钱庄在钱业公会的运营方向上也互不相同正宗派钱庄极力主张钱业公会成员仅限于本地帮钱庄反对外地钱庄加入；开明派钱庄则反对仅限于本地帮钱庄体制积极支持外地钱庄加入钱业公会由于开明派钱庄的努力自1928年后外地钱庄开始加入钱业公会进入30年代外地钱庄加入钱业公会的数量逐渐增加
（三）经营方式上的拨码制度 天津钱庄在经营方式上和中国其他商埠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拨码制度的使用一般而言同业之间的往来与资金融通均建立在信用制度基础上各钱庄一旦遇到资金周转困难就往往面临倒闭的危机此时必须大量求得同业的资金援助才能克服金融危机不过这种情形只在彼此往来超乎普通的营业关系之上方能发生若相互之间没有深切的了解就无法推行信用制度所以关系密切的同业之间互相融通资金调剂金融以谋求营业之便此种关系称为川换（注满铁调查部《天津の银号》1942年版第389-390页）
天津钱庄的拨码制度是同业川换之间互相转账的票据它的实行始于1900年庚子事变以后（注刘嘉琛、谢鹤声《浅谈天津钱业的拨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93页）19世纪末天津港的商品交易数量不多因此商业与钱庄的业务往来都是用现银或钱铺所开出的钱帖收付随着商品交易频繁现银交易逐渐不方便因而同业川换之间的往来采用了外商银行华账房发行的记账凭单即“竖番纸”冲算账款的方法（注刘嘉琛、谢鹤声《浅谈天津钱业的拨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93页）其结果不仅减少了繁琐手续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加速了资金周转速度受到了中外商人的欢迎拨码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叫作拨交码另一种叫作收账码拨交码用于没有川换关系的同业之间清算资金方面收账码则用于川换关系的同业之间清算资金方面（注刘嘉琛、谢鹤声《浅谈天津钱业的拨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0辑第193页）拨码的习惯作法是①拨码不盖出票钱庄的号名图章只在数额上盖无关紧要的文字图章例如“只凭拨付取现不凭”“往来计数登账作废”、“计数不较作为废纸”等等对同业发有印鉴行外人不易辨别其出票人②拨码一律转账不付现款、不盖凭收图章③拨码原则上规定当日清算过期无效但偶有当日不及提出清算盖凭收图章负责保证亦可通融照付（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2-103页；王子建等《天津之银号》1936年版第35-38页；满铁调查部前引书第392-395页）
天津钱庄特有的拨码制度原是本地帮钱业者之间为清算资金之便而创立的其后在同业之间资金融通中扮演甚为重要的角色这种制度以本地帮钱庄为主因而外地帮钱庄在拨码的使用上颇有困难其原因在于外地帮派钱庄对津埠商业界不熟以及本地帮钱庄的排斥尤其是正宗派钱庄反对与外地钱庄建立拨码关系
（四）二地帮派对天津钱庄的控制 辛亥革命以后钱庄在天津传统金融市场上成了首屈一指的势力其中本地帮钱庄从清末到20世纪40年代一直掌握着天津钱庄的领导权抗日战争期间本地帮钱庄因战争的余波遭受甚大的打击而从外地迁移到天津的冀州帮钱庄等外地钱庄扩张其势力因此外地帮钱庄的数目有大幅度的增加但抗日战争期间本地帮钱庄仍然控制天津钱庄业天津钱庄的这种倾向与上海钱庄有所不同上海钱庄则由宁波、苏州等上海周围城镇迁移到上海的钱庄形成最大势力在上海钱庄中占重要地位而上海本地帮钱庄在全部钱庄中仅占10%以下在上海传统金融市场上并未占重要地位（注魏友棐《十年来上海钱庄事业之变迁》《钱业月报》第13卷第1期（民国22年1月）第67-71页）
各钱庄归属那一帮派的问题是以股东或经理之籍贯或出身为基准而决定的一般而言经理掌握钱庄的经营大权故经理之籍贯与出身地在归属帮派的决定上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注满铁调查部前引书第390页；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12页）民国以前天津钱庄的规模并不大因而股东兼任经理较为多但民国以后由于钱庄的资本力与经营规模逐渐增大各钱庄有经营与资本之分离倾向股东仅对资本的投入有责任其他经营业务均由经理掌握故钱庄的兴亡视经理的经营方向而定因此钱庄归属那个帮派与经理有密切联系股东虽来自山西省而经理的籍贯是天津则其钱庄属于天津帮派例如军阀王占元开设的颐和银号经理倪松生是天津人颐和就为天津帮；王开的另一家钱庄致昌银号经理刘信之是冀县人致昌就为冀县帮（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12页）二 天津钱庄的繁荣与工商业的发展20世纪初天津钱庄开始推动其资本规模和筹资方面的大幅度发展就资本规模而言摆脱原来小规模经营方式将小资本的兑换机构改成资本金数万两的存放款为主的金融机构民国以后天津钱庄不断发展到了1928年资本金万两以上的钱庄从1908年的38家增加到81家其中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就有20家较1908年的2家增加近10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30年代初据1935年统计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达25家其中2家的资本额已超过20万两每家平均资本额也从1928年的6万两增至7万两（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12-13页）民国时期天津钱庄所以能获得如此大幅度的发展与当时天津对外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自明清以来由于中国经济的中心偏重于江南地区上海在开埠以后成为中国贸易的中心港天津港虽然扮演华北地区的海上门户之角色但开埠以后的物品交易远不及上海而且在1900年以前天津港的进出口贸易大致以进口为主所以经过天津港输往中国其他商埠或海外出口的产品并不多故开埠初期天津港的进口产品都是通过上海或香港中介商人输往内地因此天津地区商人与外国人的直接交易很少（注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7页）其后由于华北地区铁路网的扩大轮船等输送手段的发达华北内地产品的出口额逐渐增加但天津港一直入超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与中国经济中心偏重于江南和清末天津人口的增加有密切关系明清以来华北是政治中心地江南则是向华北供给物品的主要经济地区因此江南地区的农业经济逐年得到发展而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则处于日趋衰落的境地开埠以后天津口岸一直入超出口额甚少据统计到20世纪初为止天津港的进口额为出口额的10倍之多（注王怀远《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第1期第70页）天津进口额增加的另一原因是城市人口的增加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天津人口达587666人（注荣铨修（重修）《天津府志》卷28《户口》清光绪二十五年刻本但据20世纪初出版的天津志天津港的人口从1903到1906年之间一直不超过40万（《天津志》第16页））比开埠前增加两倍19世纪末以后由于城市人口的自然增加特别是来自华北各地的移民使天津人口急剧增加开埠以后天津是华北地区唯一的进出口港随着贸易活动的增加提供了大量发财的机会使内地商人往来频繁进而吸收了大量的四周人口因而大大刺激了进口货品的需求使天津的进口额随之增长资料天津海关贸易报告转引自罗澍伟前引书第168页1900年以后天津港的出口贸易逐渐开始增加表一是20世纪初天津港的进出口表由此可知1901年的进口额比出口额增加近4倍其后进出口额有大幅度增加到了1928年虽然进口额为出口额的2倍左右但出口额却比1901年增加近10倍天津港出口额的迅速增长起因于进入20世纪以后与腹地之间贸易量的增加民初天津商人借外商银行、华商银行、钱庄等金融机关之融资投到内地以促成其开发和生产力的增长同时外商银行贷款给洋行促使洋行商人到华北内地采购土特产品如包头等西北各地也是天津洋行采购商品的重要土产生产地区所以外商银行将款项汇到包头兑现以这些汇款凭证作为支付手段当地的商人经常利用天津某洋行的汇款凭证借本图利扩大经营（注刘廷栋《帝国主义洋行在石嘴山》《宁夏文史资料》第7期第185页）至此推动了西北内地的土产生产力的增进并使与天津之间的贸易量随之逐渐增加另外天津的各大华商银行依据商人的货物或货物提单、保险单、汇票等单据作为抵押为本地与外地商人提供货款使他们有能力到腹地推销商品与采购土特产品（注包头市人民银行《包头金融志》《包头史料汇要》第12辑第176-186页）20世纪以后天津钱庄在与腹地资金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外地帮钱庄不仅贷款给客商而且直接经营天津与腹地之间的汇兑业务如办理解付汇票和收解申汇等同时在西北各地设有联号承担当地的收交客商款项代为存储邮汇开展信贷业务因此有比较固定的营业范围与对象例如冀州帮钱庄以棉花商为主要对象山西帮银号则与皮毛商有较多的金融往来（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26页）高阳县手织布生产比较著名高阳商人先从天津采购绵丝运回高阳县将它织染后再运往西北各地销售（注河北大学地方史研究室等《高阳织布业简史》《河北文史资料》第19辑第58-63页）天津与腹地间贸易的增加影响了天津传统金融市场如前所述民初天津钱庄由本地帮所控制外地帮钱庄则除天津与外地之间的汇兑业务以外因不熟悉市面环境和受本地帮钱庄的排斥难以扩大金融业务（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7-8页）所以其数量也甚少但到了20年代后期随着与腹地贸易的增加外地钱庄的数目日渐增多在天津钱庄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抗战期间众多的外地资本家迁移到天津纷纷开设钱庄与本地帮钱庄展开了激烈的竞争（注满铁调查部《天津的银号》1942年刊第129-131页）天津与腹地之间贸易的增加促使天津港迅速发展对外贸易当时经由天津港运往华北内地的商品中有进口商品、国内其他商埠工业产品以及本地生产的工业及手工产业品等；从西北各地经由天津港运往国外或其他商埠的商品有棉花、皮毛等民国前期天津工业日益发展亦为出口贸易额增加扮演重要角色天津工业以纺织业与面粉业为主体呈现出迅速增加的趋势就纺织业而言自1921年至1928年间创设的织布工厂就有281家资本总额为207321元比清末天津地区纺织业增加了10倍之多（注宋美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35-136页）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北洋军阀官僚特别注重于纺织业的发展对于纺织业投资数十万两乃至数百万两的资本（注以下是资本金达数百万两之典型的企业与其从业员数裕元纺织公司资本金5600000元从业员3929人；恒源纺织公司资本金4000000元从业员3200人；裕大纺织公司资本金3000000元从业员1700人；宝成纺纱厂资本金3000000元从业员1630人（宋美云前引文第136页））因此天津成为华北纺织业的中心食品工业如面粉业、制盐、食油等也有大幅度的发展至20年代末食品工业的总投资额达8550300元其中面粉业的投资总额为6192000元占整体食品工业投资额的70%以上（注宋美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35-136页）另外皮革、火柴、肥皂等化学工业亦有明显的发展清末民初天津港的对外贸易与工商业的发展是促成天津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原因尤其对天津钱庄的发展颇有助益这是因为当时天津地区的大多数是担保能力不足的小规模企业因而钱庄成为它们往来的主要金融机构据北洋军阀期间的统计天津港的工厂为1281家其中资本金万元以上的工厂只有137家近占10%其余都是资本金万元以下的小工厂而且资本金万元以下的工厂中绝大多数（70%以上）都是资本金不足千元的零散工厂（注宋美云《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天津近代工业的发展》《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41辑第135-136页）华商银行或外商银行等大银行对这些无担保能力的小工厂根本不给贷款故钱庄成了小工厂的主要资金来源如前所述到了20年代末期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从1907年的2家增加到20家这表明民国以后天津钱庄随着天津工商业的发达而求得迅速发展天津工商业的发展使小资本的钱庄对于它的资金需要无法应因故各钱庄的资本规模亦非与工商业发展同步扩大不可因而合资形式的资本金10万两以上的钱庄逐渐增加天津钱庄非常重视对商业界的放款其放款对象比较广泛与斗店、米庄、五金、杂货等都有所往来这与钱庄设立资金的来源有密切关系商业资本在钱业投资中约占有60%以上（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16页）特别是俗称“新八大家”的绸布纱商业对钱业均有投资他们以独资或合资的方式投资于钱业如胡、树、屏几家合资经营的晋丰银号金家独资开办的瑞源永银号潘家独资开办的诚明、益丰、耀远银号等（注刘嘉琛前引文第159页）敦昌银号的资本来自米庄、粮行股东冯仲文在全国各地开设粮行分庄以敦昌名义经营钱庄以厚记名义经营粮食与现事业务（注刘嘉琛前引文第166页）天津商业的繁盛带给钱庄经营的好景气钱庄业的繁盛使商业资金投资于钱庄业钱庄因之在家数与其资本规模上有大幅度的增加另外中国商人喜好利用钱庄这与其商业往来习惯有密切关系传统中国商业界基于信用维持其结构很少出现押品放款现象清末虽有外商银行与中国商业银行但中国商人拘于传统商业习惯“以抵押放款为耻若非迫不得已商人绝不以押品向银行要求放款以免为同业所嘲笑”（注杨荫溥《上海金融组织概要》《中国银行史料三种》第二册1929年版第67页）中国商人非常重视体面如果不得已以抵押放款维持行业则其对外信用大为损失故尽量避免与银行的往来仍然与钱庄有密切联系（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16、40-41页）三 天津钱庄业的繁荣与银行业的关系自19世纪以来外商银行开设分号于天津逐渐扩大其营业范围到20世纪初中国新式银行在官府的积极支持下开始营业于天津以吸引租税、厘金等公家资金新式银行建立初期未与钱庄往来民国以后才开始往来并建立了密切的金融关系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的势力逐渐衰落华商银行替它为天津钱庄的资金融资起见扮演甚为重要的角色民国以后天津钱庄一直维持繁荣与华商银行对天津钱庄的积极融资亦有密切关系此外外商银行的华账房亦为钱庄的资金融资扮演甚为重要的角色清末天津地区出现了不少的富豪但固定资本比率较高流动资本所占比例甚少市面资本的膨胀与山西票号的投资有密切关系（注（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侯振彤译《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第249页）当时的天津钱庄其资本力甚为薄弱只得依赖山西票号融通金融资金山西票号虽注重于政府投资方面故只与政府官吏往来很少与一般商人金融往来但实际上通过钱庄间接贷款给一般商人由此控制天津商业界的资金流通根据天津钱业行家估计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以前天津市场上可利用的现款或信用资金大略为6000万两其中资金占有者分别为山西票号2000万两外国银行与政府官员在征收与交库期间留备流通的政府款项1000万两富商及社会上层的周转金1000万两钱票1000万两本地商人赖以从上海赊购货物的资金1000万两（注《天津1892-1901年海关十年报告书》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译稿本转引自罗澍伟前引书第214页）由此可知山西票号的资金在天津市面占三分之一如果没有山西票号的资金流通则无法维持天津市面的安定局面1900年初的贴水风潮中山西票号将数百万两的资金调拨到其他地区使天津钱庄无力开展业务（注张国辉前引文第120页）辛亥革命以后山西票号逐渐衰落华商银行纷纷设立如盐业、金城、中南、大陆银行等先后在天津设立分行到了1925年清末不及10家的华商银行已经增到40余家其中15家银行将总行设立于天津（注罗澍伟前引书第397页）这些新式银行从设立之初始把主要业务放在与政府投资密切相关的事业上如盐厘、俸饷银、地丁等的汇兑业务对于一般商人则采取抵押贷款方式使他们难以利用银行开展商务活动至于钱庄与华商银行之间虽有业务上的竞争但要扩大资金融通双方非维持互相密切的金融协力关系不可这是因为其一华商银行设立之初对银行业务熟悉的人才不多银行业务基本上近似钱庄所以将经营管理人员与业务骨干从天津钱庄人士中选聘银行界的人士也投资兴建许多银号因而银号与银行人士、资金往来十分频繁就钱庄人士的交流而言在银行的经理或副经理中来自钱庄的人不少例如盐业银行经理张松泉、副经理石松岩金城银行经理阮寿岩、副经理王向宸、夏采臣大陆银行副经理齐少芹中南银行副经理陈汲三、李云波等（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7、115页）民初银元在中国货币市场广泛流通但银两仍然以记账单位通用于中国商业界这使银两为记账单位的钱庄势力大为加强故银行不可忽略申汇收交、同业清算、买卖银洋的交易等业务这些业务均属于钱庄的业务范围天津各银行经常委托银号代为收取票据收交申汇与买卖银银洋等因此银行与钱庄的双方关系愈来愈密切（注王子建等前引书第41页）后来大生银行董事长魏浚泉、经理张鸿卿盐业银行董事刘绍艺、经理张松泉、副经理石松岩等分别合伙投资开设永丰、中和、永孚、永豫、英济、和丰等大型钱庄（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7、115页）银行与钱庄的人士交流促成双方间资金交流因此当市面银根紧张时钱庄可向关系密切的银行办理拆借款项银行成为钱庄的可靠后台其二如前所述银行实行抵押贷款策略之后难以吸收一般商人的存款因此银行为吸引商人的资本采取通过钱庄贷款的办法为此银行与钱庄建立同业存放款往来账户将巨款存入钱庄小则四五万元多则十余万最多达三四十万元（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7、115页）银行虽然未有将款直接贷放予一般商人实际上天津商业界利用钱庄向银行拆借巨款故银行与天津商业界之间存在密切的金融关系如果在天津市面一旦发生萧条局面有可能直接影响到银行业务所以银行业公会在金融恐慌发生时不得不积极与以钱庄为主的钱业公会经常联合以维持天津金融市场的稳定例如1927年协和公社倒闭1928年中华汇业银行倒闭牵动金融市场引起极大的恐慌两个公会联合筹资接济临时融资抵住了这一次金融风潮1927年的金融恐慌是天津有史以来最大的倒闭亏欠案亏欠全市金融业的债务达700余万元之巨其中欠华商银行款约占60余万元欠外商银行华账房款约占50余万元欠钱庄款约占20余万元（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7、115页）同时被拖累倒闭的金融机构有中元实业银行德华、中法工商、远东三家外商银行华账户钱庄有开源、广豫、元吉、东孚、义聚、义成6家（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07、115页）民初银行势力无法与钱庄势力相抗衡在1927年的金融恐慌时华商银行受到了极大的损失交通银行为改革不合理的金融习惯建议建立票据交换所但如果成立票据交换所则钱庄会取消与银行沿用近50年的拨码方式因而无法吸收华商银行存入的同业存款钱业公会因业务上的利害关系反对票据交换所的设立华商银行对于钱业公会的反对唯有束手待毙由此可知民初天津钱庄在天津金融界的地位有多高20世纪前后天津钱庄采用拨码方式以后开始与外商银行金融往来庚子事变以前天津商品交易数量不多金额也不大一般都是现金交易因此钱业同业川换往来亦采用白天计数晚上用现金冲算的办法（注刘嘉琛、谢鹤声前引文第194页）随着天津商业繁荣与交易金额增大钱庄业务也随之扩大资金往来日益增多使用现币交割与拆借极为不便自钱庄开始改用拨码方式后仅差额用现币交割不久差额也不用现币而是利用外商银行华账房的竖番纸转账于是同业川换往来由原来的当天冲算方式改为次日早晨与外商银行华账房用竖番纸冲算账款办法（注刘嘉琛、谢鹤声前引文第194页）并以此加强与外商银行的金融往来使外商银行的资金易流通于天津市面上海钱庄早就通过向外商银行透支或抵押贷款以融通资金天津钱庄则与外商银行未有直接金融往来天津外商银行以洋行作为主要顾客如果要与中国商人进行交易则都只依赖买办未与中国商人直接交易外商银行华账房的买办通常须运转巨额的资金因而基本上非富豪大贾不可故经常有钱庄的股东或经理兼任之（注（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编侯振彤译前引书第208-210页）天津钱庄与外商银行买办此种关系有助于使外商银行资金易流通天津市面如果钱庄偶遇资金周转困难可向关系较为密切的华账房拆借另外平常各钱庄为冲算账款必须将巨额流动资金存储于华账房其数额达数千万元（注《天津金融市场之奇观》《银行月刊》第7卷第9号转引自罗澍伟前引书第408页）故天津钱庄使外商银行华账房加强了资金实力总之民国前期钱庄与华商银行及外商银行的相互依赖与利用关系对钱庄资本的扩大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且借资金实力的增进谋求扩大钱庄规模与其业务范围四 天津钱庄的繁荣与通货秩序的变化清末中国维持自由放任的货币政策因而多种货币流通于中国如元宝银、小银、银票、两钱、银元、小银货、铜元、铜钱、银票等另外还有日本、俄国、墨西哥等外国货币这些货币不论采取何种方式都按实价通用与其铭记的价格关系不大又其兑换价格未有固定的法定比率只依当地货币市场的供求缓急而变化客户都委托钱庄代办故钱庄代客户办兑换业务以大获其利民国以后在天津市面上流通的货币已只有银元与铜元当时市面售货虽然通行银元但市场货价、外埠汇兑与洋行结汇则仍使用银本位因此商号调动款项必须通过以洋（洋钱即银元）易银或以银易洋的手续（津市叫作买卖洋钱上海叫作洋厘）（注陈宗彝《解放前天津金融市场的变迁》《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5辑第179页）他们把这种手续委托钱局代办故钱局的业务由过去的银钱互换一变而为银洋互换民国前期虽然银元广泛流通但就以钱庄的业务而言与清末的状况相比可以说是没有什么不同过去钱庄在代办银钱兑换中获取暴利而现在则代办银洋兑换中牟取暴利另外钱庄在存款方面也有所利处原先钱庄接受客户银元存款时必照厘市扣去一毫二忽五然后设计为银两起息支出银元时亦按厘市扣除一毫二忽五计算出入之间每万元银洋钱庄可获三元四角左右之利润（注杨荫溥《杨著中国金融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第141页）故民国初期银两为主的金融秩序对钱庄的兴盛颇有助益除洋厘以外天津钱庄代工商客户办理申汇业务中也大获其利申汇是天津与上海两地的电汇汇兑方法分为银两汇兑与银元汇兑（注山西票号倒闭以后民初经营汇兑的机关以邮局、银行、钱庄为主体其他有堆栈业、转运公司等汇兑的方法有票汇、信汇、条汇、电汇等钱庄主要经营票汇、信汇、电汇的三种方法（参见郎仙洲《银钱业撮要》天津1933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国内汇兑处《国内商业汇兑要览》上海1925年；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上海1932年））天津与上海两地的银两不相同这两地之平的大小与银的成色亦不相同因此汇兑上的计算大为复杂天津所用的平是行平行平1两等于公分成色则以库平为标准则1000两之中有纯银992两照天津行平与成色而计算行平1两之中有纯银公分(×=)上海所用的平是漕平而漕平1两等于公分成色亦以库平为标准则1000两之中有纯银944两按上海漕平与成色而计算漕平1两之中有纯银公分(×=)天津行化1两有纯银公分故以除公分可得1两零5分7厘即行化1000两等于规元1057两（注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上海1932年第169-171页）这是平汇如果从上海运银至天津每规元1000两尚需要运费、保险费、包装费等等规元6两4钱如果以此数加上规元1057两则行化1000两等于规元1063两4钱但由银行汇兑则行化1000两仅需要规元1060两（注潘子豪《中国钱庄概要》上海1932年版第169-171页）何以两种汇兑有此差别这是由供求缓急决定的天津每日开做申汇交易银行与工商客户都委托钱庄代办钱庄则每天将经手的申汇收交数额核计其差数委托经纪人代办申汇行市按照收交的多寡决定例如如收交相平行市是规元1060两合行平1000两但收多于交则行市应增1两或2两升为1062两或1061两交多于收则行市应减为1两或2两（注满铁调查部前引书第396-397页）如前所述申汇与洋厘由钱庄代办各钱庄将此业务委托经纪人去办经纪人都是钱庄职员出身联合组织跑合铺专门代办申汇及洋厘业务经纪人在1902年“断银色”措施后遭到甚大的打击因此在天津货币市场敛迹一时但20世纪初华洋贸易开展由于各帝国主义的货币随之渗透进来因此外汇外币行市多变使得经纪人重新登场他们在针市街组织公记跑合铺做一些京津票汇、信汇、电汇等业务民国以后在天津宫北大街有信记跑合铺、通记跑合铺等的组织以买卖洋钱与羌帖为主要业务（注陈宗彝前引文第180页）在1918年以前此种跑合铺成为买卖银元、羌帖、老头票、中交票的集中点当时羌帖与老头票成为各钱庄的主要投机对象天津东街钱庄是“现事”业务的中心地东街钱庄以收兑白银与熔铸元宝为主要业务存放款业务则居于次要地位天津钱庄的现事业务以敦昌银号为其端敦昌厚记银号原本从事修饰业逐渐扩大其经营而改组为银号敦昌银号利用雄厚的资力以敦昌名义经营钱业以厚记名义经营粮业庚子之后由于华洋贸易开展外汇外币行市多变敦昌银号聘请钱业老手卢子林经营与金融有关系的业务如金银作买卖、羌帖、老头票的投机、公债、股票等以大获厚利（注刘嘉琛前引文第166页）辛亥革命后钱庄兴盛敦昌银号职员纷纷出号另组新局并为谋求业务上之便号址均设于东街因而店多成市卢布（俗称羌帖）是帝俄发行的不兑现纸币在1912年以前已经行市于天津其后由东北各商转运于津其交易量日益增多经营羌帖的钱庄有东西两大客帮东帮以奉天、吉林两省为主如沈阳的世合公、隆泉美等号长春的天合盛、厚发合、益发合等号相继来津分寓宫北大街的大汇通与敦昌银号而经营（注陈宗彝前引文第185页）西帮即伊犁帮是由伊犁地区转运大批羌帖而形成的当时新疆伊犁等处与帝俄的通商使用羌帖西帮的文丰泰、同盛和等号由津运土产及日用品至伊犁销售但两地不通汇兑因此将售货款项换成羌帖带回天津故西帮亦成为羌帖的大宗经营者（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13页）其后津市羌帖交易日益增多但在民国以前天津钱庄仅代客买卖羌帖遇有外客大量来华就难于消化所以多派人往租界各外国银行销售谓之“走下行”（注陈宗彝前引文第186页）华俄道胜银行因羌帖是它本国的货币需要量大故成交数额较其他各外国银行多1918年俄国革命以后由大批帝俄逃亡贵族、地主、大资本家等携带巨量纸币涌入新疆及东北各省这些钱币辗转流入天津数额日增行市日跌直至1923年至1924年间跌落到一文不值才绝迹于市场老头票是日本朝鲜银行发行的不兑现钞票1918年羌帖失势后老头票便成为投机者的目的物成交数额突高1919年“五四”运动震动全国天津学生联合会积极宣传抵制日货并劝告钱业公会与各钱庄停止买卖老头票不久老头票因学联会对经纪人的警戒行为一度停止开行但迨运动浪潮过后经纪人在钱商公会与宫北大街大开老头票行市当时日成交量约达500万元左右（注杨固之等前引文第114页）其后1921年至1922年太平洋会议期间中国人民又掀起反日运动迫使老头票在市场上再次敛迹但1922年4月中日胶济路撤兵协定成立抵制日货运动逐渐沉寂老头票的行市又回到钱业公会开做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全国沸腾钱业公会被迫宣布停做老头票交易事后也未再开行（注陈宗彝前引文第183-184页）五 结语钱庄是中国金融现代化过程中的过渡产物清末中国的金融业原以钱庄、票号为主辛亥革命后票号一蹶不振华商银行代之而兴于是形成外商银行、华商银行与钱庄鼎足而立的情况天津钱庄在中国经济现代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供应中小工商业者资金、促进国内工商业发展方面更有其重大贡献一般认为钱庄利率过高有碍工商发展但钱庄的利率除新式银行外与其他金融机构相比较并不过高天津是华北地区华洋贸易的中心所需之商业资金为数极巨大都依赖金融机构周转天津的金融机构计有票号、钱庄、外商银行、华商银行、当铺等外商银行与票号很少放款予一般商人因此华商仅赖华商银行、钱庄、当铺周转资金天津钱庄的放款利率约在月息最高一分四厘左右（注满铁调查部前引书第175-176页）当铺则在二分以上甚至有三分以上者（注罗炳绵《近代中国典当业的分布趋势和同业组织》《食货》复刊第8卷第3、4期1978年6月第34-40页）此外当铺规模较小资力较薄所能提供的商业资金有限故当铺对于工商业者所提供的助力远不及钱庄至于华商银行放款利率虽较钱庄为低但华商银行的数目在民国以后逐渐增加而且全力投资公债及政府垫款对中小工业或商业的放款则采取通过钱庄贷款的间接方式故工商放款的数量不免有限故清末民初中国工商业如果未有钱庄之信用放款支持则中国工商业难有起色另外钱庄虽然依赖银行周转大量资金以扩大其业务范围但钱庄亦有助于民国初银行势力的发展如前所述银行通过钱庄贷款予中小工商业者如果未有钱庄的媒介银行无法与一般中小工商互相联系民初中国工商业甚为幼稚大半以中小工业为主而且经营方式亦因资本的缺乏采取信用赊销交易方式故工商业者未有适当的押品无法向银行贷款民初在全体工商业者中这种中小业者所占的比率甚高如果银行忽略对他们的贷款在经营上不免有很大的损失银行依赖钱庄的帮助可与中小工商业者互有关系以扩大其业务范围故民初钱庄依赖银行融通经营资金钱庄的存在对华商银行的发展亦颇有助益钱庄由于本身资力不够雄厚无法长期以低利贷款方式大量投资新式工业以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而且钱庄过分注重人际关系未形成制度化的经营方式以致放款范围受到局限未能全面资助中小工商业这是钱庄的缺点之一另外中国钱庄掌握金融大权已百年之久但未曾脱变为新式银行关于这一问题除钱庄本身的因素外不可忽略社会环境的保守倾向在组织方面传统的合伙制有碍钱庄扩大股份以形成股份公司的形态在经营方面钱庄的无限责任经营方式亦阻碍其吸收大批投资人扩大其资金规模以形成大规模的公司此外社会经济形态的传统性、社会态度的保守倾向、家族中心组织上的限制、企业精神的缺乏等阻碍钱庄脱变为银行故20世纪初中国钱庄的业务与新式银行相类似但拘泥于传统在组织制度方面始终未曾转变直至30年代由中国钱庄转化为新式银行者为数仍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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