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与香港之间地下金融(汇兑)市场分析 一、深圳与香港之间地下金融活动的主要方式 据深圳市公安局经济侦察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深圳与香港之间的地下金融活动有着比较发达的组织网络，并形成了专业化操作。这些地下金融组织首先在深圳注册成立公司，开立银行账户，然后，在香港寻找数家人民币兑换点为合伙人，并开立多个外币帐户，另有几人助其操作。 假定一位深圳的汇款人现在需要将一笔现金汇给其在香港的收
款人。其操作的基本流程是：第一，该汇款人将现金付给在深圳的经纪人，并取得汇款授权密码。第二，深圳的经纪人通过电话、传真或电子邮件将该信息通知其在香港的经纪人，并告知汇款授权密码。第三，深圳的汇款人将汇款授权密码告知其在香港的收款人。第四，香港的收款人向香港的经纪人说明其汇款授权密码，核对无误后，从该经纪人手中得到汇款。 整个汇款过程可以涉及也可以不涉及资金的跨境转移。在涉及资金跨境转移的情况下，最常见的途径就是通过地下通道来偷运资金。据警方介绍，深圳地下钱庄经纪人将现金运输到香港的途径很多，其中主要包括：通过“水客”分批过境；直接偷渡运送；与香港走私公司配合，通过假订货合同、假单证把钱汇出等。这些跨境资金交易多为家族式运作，以广东潮州和汕头人为主。在不涉及资金跨境转移的情况下，整个交易类似某种“背对背贷款”。仍以上例来说明：先由汇款客户将现金或汇票付给其在深圳的经纪人，该经纪人收到后指示其在香港的合伙人，后者把等价外币汇入客户指定的香港或内地账户，这样，一笔交易就完成了。至于两地经纪人之间的资金清算，由于仅仅涉及经纪人的内部事务，其途径和手段更是不胜枚举。 显然，如果居于香港的一位汇款人需要将一笔现金汇给居于内地的收款人，其程序完全相仿，只要将此处的次序倒换即可。 二、深圳地下金融交易及其规模估计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地下金融活动的最大特点是采取现金交易。现金交易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一般地逃避金融监管（这是所有地下经济的共同特点），更重要的是在深圳和香港两地运送港币或人民币：在90年代中期之前，资金的流动是单向的：主要是港币进入深圳；90年代中期之后，资金的流动成为双向的，这里不仅涉及人民币现金向香港的运送，而且涉及港币向大陆的流动，旨在方便越来越多的进入 2
大陆的香港居民在大陆的各种花费。 分析近一个时期以来两地的跨境资金流动问题，我们可以从深圳市以及广东省的人民币现钞的投放量得到直接的资料并发现研究的线索。 通过统计数据可以看到，1990-1997年，深圳市的现金一直是净回笼，但是，1996年以后，该市的现金净回笼逐年减少，并于1998年转变为净投放，2001年以后，则成为全国最大的现金净投放城市。这与全国的现金投放情况形成鲜明的对照：1995年以后，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实施，通货膨胀得到成功控制，我国银行现金投放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通过数据可以看到几个现象。其一，1998年以后，深圳的现金投放开始成为正数；其二，1999年开始，广东、深圳两地投放的现金就要占去全国投放量的一半以上；其三，2001年以后，广东、深圳两地投放的现金要超出全国现金投放总量；其四，2003年以来，深圳的现金投放量几乎与广东的现金投放量相等。 我们认为，深圳的现金净投放的规模如此之大，是不能用一般的理由来解释的。原因有两点：第一，深圳的GDP规模不及北京、上海、广州，但1998年之后，这三个城市均无巨额的现金净投放。第二，深圳的巨额现金净投放主要是从交通银行一个口子出去的。交通银行深圳分行在当地只占有不到5%的市场份额（2000年底深圳所有金融机构的本外币存款余额为亿元人民币，交通银行为亿元人民币，市场份额为%），但现金净投放占全市的70%以上，2002年上半年达到%，2002年7月份，深圳市人行给交通银行下达了《监管提示》，2002年下半年的现金投放有所收敛，但全年仍然占全市的%。这是极为不正常的现象，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些现金并不是用于正常的交易结算。 据查，由交通银行提取现金，主要是通过太平洋卡异地提现的方 3
式实现的。其中的原因可能非常简单：在目前各家银行发放的银行卡中，惟有通过交通银行的太平洋卡在异地提现时不收取手续费。事实正是如此。据深圳人民银行统计，2002年，通过交行太平洋卡异地提现所取出的现金总量高达179亿元之巨！另外一个现象也不容忽视。这就是现金提取与国际地下走私电子产品市场的交易密切相关。在调查中我们发现，交通银行提现最多的三个网点，都位于深圳赛格电子交易市场周围。这种契合绝非偶然。它提示我们：通过交行的巨额现金提取，可能也与这些电子产品的地下走私交易有关。 在调查中，一些知情人告诉我们，深圳地下钱庄从事地下外汇交易所得的人民币现金几乎全部都转移到了香港。根据深圳地区的购买力状况以及全国最近几年的现金投放情况来对比分析，我们认为他们的说法基本属实。若据此来推算，最近几年每年通过深港之间的地下渠道转移到香港的人民币现金规模就应在数百亿元之巨。这与民间所传的规模相去不远。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数字只是通过深港之间的地下渠道转移到香港的人民币现金规模，事实上，广东的其他城市也同样存在与深圳类似的现金净投放情况。同样我们也可推断：其中的大部分人民币现金也都流入了香港。这样算来，香港每年流入的人民币现金远大于上述估计的数据。 我们这次调查了3家从事该项业务的地下金融交易场所，研究发现：这些地下交易场所每家每天兑换并转移的资金规模为1000-3000万人民币（或等值的外汇资金）不等。照此计算，这3家地下金融交易场所每天可以兑换并转移资金5000万元人民币（或等值的外汇资金）左右，依此算来，一个月转移的资金为15亿元，一年就是180亿元。据香港警方的资料，2002年底，在香港警方正式登记注册的货币兑换店为600余家。根据两地经纪人一一对应的基本格局，在深圳也应有与此相仿数目的兑换店存在（深圳警方和深圳人行的官员介 4
绍，深圳从事该项业务的地下交易点至少也有100个以上）。假定这些交易点的规模均与我们调查的相仿，则从理论上来说，它们每年最多可以完成万亿以上人民币（或等值的外汇资金）的兑换和资金流动。这意味着，在深圳与香港之间，通过地下渠道来实现资本往来，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障碍。 三、巨额人民币现金投放的去处 以上我们统计了深圳、广东两地的人民币现金投放情况并对之做了初步分析。很多分析者可能会简单地将这两地的现金投放等同于从大陆流入香港的人民币资金。沿着这一思路，于是就有了在香港市面上流通有400亿元直至1000亿元人民币的估计。 我们认为，这样进行估计是过于简单的。这是因为，从理论上说，在深圳和广东其他地区投放的巨额人民币，至少可能有三种用途。其一，它可能是为了向香港流动的。其具体的经济内容就是，大陆居民携带人民币到香港，换成港币进行消费或投资。其二，它可能是为了应付香港居民到深圳和广东来实现其消费需求乃至投资需求的，亦即香港居民携带港币进入大陆，换成人民币后进行消费和投资活动。其三，它还可能体现的是透过香港渠道所进行的大陆居民（主要是深圳和广东居民）与东南亚国家乃至世界其他国家（地区）所进行的人民币兑换活动，后者既可能包括正常的买卖货物和劳务的活动，还可能1涉及各种国际走私乃至其他跨境犯罪活动。 1、人民币在香港的流通 毫无疑问，巨额人民币现金投放的去处之一是流入香港。但是，在香港尚未受理人民币存款业务之前，人民币在香港的用途受限，致使香港居民基本上没有对人民币的需求，所以，在“备忘录”实施之前，滞留在香港的人民币现金不会太多。 1 东南亚地区的走私历来十分严重。过去，交易的计价单位主要是美元；最近几年来，人民币逐渐取代了美元。 5
据香港旅游局统计，2000年国内访港旅客约379万人次，2001年约445万人次。按照人均消费两年分别为4831港元和5169港元计，2000年和2001年通过国内旅客合法带入并花费在香港的人民币现金大约分别为183亿港元和230亿港元。但是，由于人民币在香港除了用于购买商品和劳务之外并无其他用途，也就是说，由于人民币在香港仅仅发挥交易媒介功能（而且还要经过同港币相兑换的环节），并无价值贮藏功能，所以，从理性上说，不会有太多的人民币滞留在香港市场中。有鉴于此，我们认同香港金融管理局的估计：在“备忘录”实施之前，滞留在香港的人民币资金大约只在13亿元～20亿元左右。 2、应付港币进入大陆兑换人民币的需求 据有关当局统计，2000年和2001年，香港分别有5008万人次和5200万人次到大陆旅行，相当于每年大陆赴港游客的11～13倍。按照人均支出1300元的标准计算，这两年香港游客在大陆的开支，2000年约为660亿元，2001年约为700亿元。假定香港游客所花用的人民币部分来自大陆游客在香港的支出，则在香港游客在大陆的人民币开支中，应当将国内游客携出境外的人民币除去。简单的算法，就是用香港游客在大陆的总开支减去大陆游客在香港的总开支。这样初步匡算的结果是，两年来香港人民币现金的实际缺口每年大约在460亿元人民币左右。这与深圳的现金投放大体相当。不过，基于这些数据是否可以因此得出深圳市的现金投放都被用在提供流入香港的人民币资金和满足香港居民在大陆消费和投资之用，我们并无十分的把握，但是，这种数据上的相合，至少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分析问题的思路。 四、交易的动机 在上文中，我们从资金流动的方向上大致分析了在深圳和广东地区发放的巨额人民币问题。然而，我们注意到，无论资金如何流动，人民币与港币兑换总是一个必要环节。这意味着，必须同时存在着对 6
港币（内地居民）和对人民币（香港乃至他国居民）两种需求，而且两者必须同时产生，才能完成整个地下交易过程。道理很简单：如果仅仅是内地市场有外汇需求，而香港市场却不需要人民币，内地市场的对外币的需求将因缺乏足够的外汇供应而不能得到满足；反之，如果仅仅是香港有对人民币的需求，而内地市场却不需要外汇，则香港市场的对人民币的需求也将因缺乏足够的人民币供应而不能得到满足。于是，上述复杂的关系就可以简化为两个相互关联而且实际上是一块硬币的两面的问题：第一，香港市场上为何有如此巨额的人民币需求？第二，内地市场为何有如此巨额的（非官方）外汇需求？ 1、对人民币的需求 首先我们来分析第一个问题，香港市场为何有巨额的人民币需求？我们认为主要有以下5点原因。 （1）进入2000年以来，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开始积累，美元在2002年末开始走弱，更加剧了这一情势。于是，就有境外的游资通过地下渠道兑换成人民币而进入中国金融市场套利的行为发生； （2）人民币币值稳定和在中国周边地区的广泛使用。1997年亚洲发生金融危机以后，东南亚大多数国家的货币都程度不同地发生了贬值，并处在经常性的动荡之中。与此相反，人民币却在极度动荡的国际环境中坚持不贬值，并且一直保持至今。更重要的是，就是在人民币保持稳定的过程中，中国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如今人民币不仅币值稳定，而且其购买力也稳步上升，从而使香港的机构和居民以及中国周边国家的机构和居民对人民币有了广泛的认同。香港及东南亚国家的许多商店的柜台上都明确写出“欢迎使用人民币”、“1元人民币=1港币”等字样，就是明证。2002年足球世界杯期间，韩国的银行大张旗鼓刊登广告，在找换业务中让人民币与美元、日元和欧元享受同等地位，韩国外换银行一位负责人就曾明确表示：“这四种货币均为世界重要货币，在韩国的银行里储备量居前”。 7
（3）人民币利率经过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的长期持续下调之后，自2002年以来保持相对稳定。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却为了刺激经济而继续下调利率，致使人民币利率远远高于美国、日本、欧盟等主要发达国家的水平。这样，持有人民币而套利，成为很多精明的投资者的选择。当正规的渠道因我国实行资本项目管制而很少能提供机会时，通过“地下”渠道自然成为必然的选择。 （4）主要的尤其是1998年以后的多次频繁大幅调低，使人民币的投资成本大为降低，所以港人来国内投资、置业也普遍愿望接受和使用人民币，从而对人民币的需求迅速上升。 （5）随着香港与国内的融合以及经济一体化，伴随着香港、深圳两地往来的方便程度逐渐增加，两地居民的联系日益密切。由于香港与深圳和内地之间在大量产品和服务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便产生了香港居民在香港获得收入、转而到内地进行消费的历史过程。有些研究者敏锐地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港深两地“价格趋同”过程。上文已经提到，由于越来越多的香港居民北上旅游、休闲、购物、甚至置业、定居等成为趋势，来往于港、深两地的旅行人数迅速增加。其中，2000年首次超过5000万人次（达到5008万人次），2001年则进一步增至5200万人次，相当于每位香港人每年赴大陆旅游9次。大量人员经常赴内地旅行消费，自然对人民币现金提出巨大需求。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来，深圳和广东地区的人民币投放总量已经超过全国现金投放总量。这意味着，数以千万元计的人民币资金是在深圳、广东等地投放，并在国内其他地区回笼的。循着货币流通的这一足迹，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大量从香港入境的非居民的这样的行为方式：他们携外币入境；首先通过非官方途径，在深圳、广东等地完成了外币对人民币的兑换；在获得了“绝对的等价物”之后，他们不仅在深圳、广东地区满足了自己的投资和消费需求，而且还广泛深入中国国内的其他地区去进一步满足了自己的此类需求。 8
从上述事实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得出这样两个推论：第一，通过港深两地的密切联系，人民币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可兑换；第二，由于内地、香港两地的物价水平存在巨大差异，并因为港深两地的交往日益便利，港币事实上已经逐步走向边缘化。 2、对港币的需求 那么，内地市场需要巨额外汇的原因又何在呢？根据调查，我们认为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投资境内的B股市场或香港的H股市场；二是“洗钱”，将境内获得的非法收入转移到国外。我们已经指出，2由于“洗钱”活动涉及的问题十分复杂，本文暂时不作分析。 我们主要分析地下外汇交易与资本市场的关系。 我们注意到，1996年以后，每当国内的B股或香港的H股市场行情活跃时，深圳和广东的现金投放和外汇存款就会发生异动。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以2001年上半年为例来加以说明。 2001年2月19日，中国证监会公布深沪两市B股市场向国内居民开放，遂引起B股行情大涨，出现了自B股市场建立以来从未有过的火爆场面。深市B股指数自866点起步，最高达到2350点，最高涨幅达倍左右。在这一轮行情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这样的现象：人们纷纷用人民币兑换港币购买B股，这导致港币兑人民币的汇率直线上升，从官方汇率1：直线上升，最高曾达到1:。B股交易量的突然、快速放大，导致人民币与港币的交易量也迅速增大。由于人民币尚不可兑换，国内突增的大规模对港币和美元的需求只有 2 洗钱的规模同样十分巨大，以已经曝光的香港个人洗钱案为例，香港陈仲明和叶向荣夫妇自1996年4月1日到2001年9月11日，两人每日接收从内地偷运过来的3000万港元以上的各种币种现金，然后转存入宝生银行尖沙嘴分行。贿赂之下，尖沙嘴分行高级经理林耀忠与下属通过伪造材料、修改账户记录细节，以一般转账而非汇兑的形式，将这些黑钱分别转账到不同的银行账户，再分别汇给香港和海外的有关银行账户。黑钱总额高达500亿港元。偷运现金到境外，这是地下钱庄洗黑钱的一种较为常见的手法。地下钱庄洗钱最常见的一种办法是：在内地收取现金后，在香港或其他地方开户，然后，再将钱转到内地。由于资金经过了银行的周转，洗钱者可以编造各种理由，是比较难查的。 9
通过非正常的兑换渠道才能满足，从而增加了银行体系外的人民币现金需求量。这从深圳现金投放的分月统计中即可清楚地反映出来：2001年1～6月，深圳当月的现金净投放量分别为、、、、和亿元，上半年合计净投放现金比去年同期增加167亿元，增加倍。从各月情况看，最不正常的是2、3、4三个月，按正常的现金投放季度性规律，春节过后的这三个月应该是现金回笼时期，该年却变为巨额投放。十分清楚，深圳2001年上半年的现金巨额净投放，主要集中于这三个月。而这三个月恰好又是国内投资者热炒B股并蜂拥兑换港币的时期。从5月份开始，随着B股市场渐趋平稳并呈下跌之势，地下兑换方才逐渐缓和，现金投放亦随之恢复正常。 在另一面，B股的火爆自然带动了香港股市H股板块的普遍上扬，引致大量的大陆资金从银行体系中提出，通过各种渠道进入香港市场，从而导致深圳在五月份出现储蓄存款净下降亿多元的罕见现象。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我们知道，一个地区总是要同其他地区发生资金往来的，这体现为资金的异地间转帐汇划。因此，只有当异地间资金转帐汇划余额为零时，储蓄存款的净下降才能反映本地储蓄存款及现金净支出的变动状况。因此，若想全面考察资金的流动情况，还须将深圳同内地其他地区之间的转帐汇划净额除去。统计显示，2001年5月，深圳地区通过异地储蓄帐户转帐划入储蓄存款亿元；如果将这笔账计算在内，则深圳本地的银行现金支出大于收入总3额为亿元。 我们可以通过比较B股投资者的结构变化来间接估计境内资金的流出规模。数据显示，2001年2月份以前，B股市场的开户总数为13万户左右，其中，境外投资者占总数的%。2001年2月B股对境内个人投资者开放后，B股的开户人数骤然上升到50万户左右， 3此处参考了于学军博士2002年发表在《深圳金融》第8期的文章《深圳现金巨额投放的再探索》。 10
其中以境内投资者为主。截止到2002年底，境外B股开户数只增加了15000户，其所占比重却下降至%，境内B股开户数则431267户，占B股投资者总数的比重跃增为%，而且，境外投资者中，全部为个人投资者。B股的流通市值在1000亿元人民币左右，2001年2月之前，境外投资者持有600亿元人民币左右等值的B股，2002年之后，境外投资者持有的B股只有200亿元人民币等值的B股，这就是说，有400亿元人民币等值的B股转移到了境内投资者手中。鉴于2001年至2002年的外汇储蓄存款的增长速度没有明显的变化，并考虑到我国的外汇管制制度在这一期间并没有任何变化，我们可以推断：境内投资者用于购买境外投资者手中B股的外汇资金，绝大部分是通过地下外汇市场兑换的。如果再加上以保证金形式存放的外汇资金，估计2001年至2003年通过地下外汇市场兑换的用于B股市场的资金有1000亿元人民币等值的外汇。 毫无疑问，通过深圳的地下外汇市场兑换的外汇主要流入了香港股票市场，其投资对象主要是H股和红筹股。我们注意到，2003年11月之前，国内股市普遍低迷，大量资金从这个市场撤离，而香港的H股指数则稳步上扬，仅从2003年6月到同年11月，香港H股指数就从2000点左右，上涨到4000点，基本翻了一番。我们当然不能认为H股的暴涨全部归因于内地资金的进入，但是，推断其中有相当规模的内地资金则是没有问题的。在汇率管制条件下，内地居民在H股上的投资资金，当然有相当部分是来自外汇黑市的。 五、结论与建议 统计资料显示，在深圳和广东这两个毗邻香港的地区中，近年来存在着人民币现金大量投放的现象，基于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基本断定，人民币现金在这个地区的大规模投放，显示了人民币资金在港、深（广义上包括整个广东）两地有着很大的流动规模。应当说，对于 11
这一现象，监管当局已经早有觉察，国内一些学者亦有所研究。但是，对于如此大规模的资金流动问题，现有的研究并不细致，特别是，对于规模如此巨大的资金跨境流动对于人民币和港币之间的可兑换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深刻问题，研究的比较少。 本文试图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力图在如下几个方面进行了推进。第一，细致描述了香港-深圳（大陆）之间货币流动和兑换的机制和流程。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我们指出，由于存在这一兑换机制，人民币的资本项目管制在相当程度上是失效的。第二，指出了人民币与港币的大规模兑换，事实上已经逐步导致了港币的边缘化。第三，细致分析了人民币/港币兑换的三个主要用途。我们特别指出，在“备忘录”之前，进入大陆消费廉价的商品和劳务、进入大陆的金融市场，是香港居民兑换人民币的主要用途。而对于大陆居民来说，他们取得港币资金的主要用途，既可能是为了在香港消费，更可能是为了在香港投资。 上述分析表明，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已经存在十分通畅的主要以地下渠道为主的人民币/港币兑换机制。这一判断的进一步含义就是：透过香港/深圳通道，人民币在相当程度上可兑换了；换言之，人民币和港币事实上已经比较接近统一的货币区了。目前，由于人民币和港币采取了结果相同的汇率制度，这种密切联系尚未显示出对大陆经济、金融和货币政策的严重冲击，一旦汇率制度出现差异，我们将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对此，我们应提前做好充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