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开放与中国城市的国际化进程:
外资金融机构的区位研究
汪明峰
1 引言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外资企业在中国迅速发展,外资金融机构也随之纷纷进入。这些外
资金融机构,为我国引进了大量的资金及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促进了我国金融业的改革和
发展,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目前,大量的关于利用外资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资企业的区位研究也
集中于制造业企业,而较少对外资金融机构进行研究。一些文献(赵京霞、俞雄飞,1996;
牟益斌,1999;朱国庆,1999;廖笑非,2000)在论述引进外资银行的策略时,都简要提及
了外资金融机构的地域分布问题,但未深入探讨。来自地理学的研究(李静、丁四保,
2000)在探讨我国银行机构的国际化分布问题时,分析了外资银行在中国的分布现状和条件。
此外,较多的城市研究论文(庞效民,1996;周一星,2000)则将一个城市所拥有的外资金
融机构数作为一项评价国际城市的指标。基于已有的研究和资料,本文试图对外资金融机构
在中国各城市的区位选择及发展趋势作一初步研究 1。
2 中国的金融开放历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我国经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开
始起步,外资金融机构陆续进入中国市场。伴随着开放领域和地域的逐步扩大,外资金融机
构的发展至今已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戴相龙,1998;刘狄,199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2000)。
第一阶段(1979~1990 年):1979 年 12 月,日本进出口银行率先在北京设立代表处 2,
拉开了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序幕。1981 年 7 月,开始批准外国金融机构在经济特区设立
营业性分支机构。次年初,南洋商业银行率先在深圳设立了我国建国以后的第一家外资银行
分行。随后,各国金融机构纷至沓来。到 1990 年底,在深圳、厦门、珠海、汕头、海口经
济特区的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已达 32 家。这一时期,我国引进外资银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
配合经济特区引进外资的需要。因此,这一阶段在特区设行的主要是香港的银行及少数传统
上经营对华业务的欧美与日本银行。
第二阶段(1990~1993 年):1990 年 8 月,为配合中央关于开发浦东的决策,经国务院
批准,上海成为中国除经济特区以外率先获准引进外资银行营业性机构的沿海开放城市。解
放前遗留下来的 4 家外资银行也获准重新登记,并扩大了营业范围。1991 年春,邓小平同
志南巡讲话和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决策公布之后,经国务院批准,允许外资
金融机构在大连、天津、青岛、南京、宁波、福州、和广州等 7 个城市设立营业性机构。上
海引进了一家美国保险公司,开始了中国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试点工作。
第三阶段(1994 年至今):为了进一步推进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纵深发展,我国政府又
将可以引进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的城市从沿海扩大到了一些内陆省会及经济中心城市。1994
年 8 月,北京、沈阳、石家庄、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合肥、苏州、杭州、昆明等 11
个中心城市经国务院批准允许外资银行设立营业性分支机构。至此,我国可以设立营业性外
资金融机构的城市已增至 24 个。1996 年 12 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允许符
合条件的外资金融机构在上海浦东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1998 年 8 月又批准经济特区的 5
家外资银行开办人民币业务。最终在 1999 年 1 月,中国人民银行取消了外资金融机构在华
设立分支机构的城市地域限制。
在经历了二十年的发展后,我国的外资金融业已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外资金融机构逐年
增加(如图 1),已经成为中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布格局
在本文分析中,首先关注的是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地域分布现状。在这部分中,将对
已收集的有关外资金融服务的数据作一个简单的地理分析,以考察其地域分布的差异性。这
些分析主要基于以下三个视角,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之间;∶城市之间;∶投资国
别之间。
显著的地区分布差异
图 2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布格局
图 2 展示了 716 个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分布格局,其区位的差异性显而易见。一般认
为,我国东、中、西三大地带代表了三个层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对外开放程度。东部沿海地
区原有经济基础较好,又是我国对外开放较早的地区,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均在其范围
之内。因而绝大多数的外资金融企业选择沿海城市作为其分支驻地。正如表 1 所示,外资金
融机构 95%以上都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却仅占有极小的比重。如此低的数值也表
明了中西部地区在对外开放进程中的落后地位。
表 1 外资金融机构分布的地区差异,1997
地区 代表处 比重(%) 营业性机构 比重(%) 银行分行 比重(%)
东部地区 520 168 137
中部地区 9 2 2
西部地区 14 3 3
总计 543 173 14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 1998》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和计算。
从图 2 中又可以发现在东部沿海地区,外资金融机构明显集中于三个区域,即:京津唐、
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3 个大都市密集区。这三个区域是中国的经济核心区,也是中国经
济对外开放的前沿,吸引了大量的外资,因而其国际化程度也相当高。外资金融企业在进入
图1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数目统计
0
200
400
600
800
1979 1981 1983 1985 1987 1989 1991 1993 1995 1997
年份
数目
代表处 营业性分支机构 总计
中国之后,往往都会在上述三个区域设立分支机构。从表 2 的统计来看,这三个区域的机构
数目占到了总数的 3/4 以上。
表 2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三大城市群的分布状况,1997
城市密集区 代表处 比重(%) 营业性机构 比重(%) 银行分行 比重(%)
京津唐地区 231 31 27
长江三角洲 172 56 41
珠江三角洲 69 45 40
合计 472 132 108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 1998》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和计算。
城市差异与中国金融中心体系
图 2 还表明了另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外资金融机构集聚于少数几个城市。从营业性机构
来看,尽管地图上标出了 19 个城市,但其中 5 个城市仅拥有一个机构,而另外 7 个城市也
只有 2 到 4 个机构。相反,7 个城市汇集了 145 个机构,占总数的 %,这些城市的排序
如表 3 所示。从营业性机构来看,上海的比重远远高于其它城市,占到全国总数的近 30%。
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并要到 2010 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成为
又一个国际经济中心城市。这些优势使上海成为目前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中国的首选区位。深
圳在改革开放以后辟为经济特区,遂成为我国与香港乃至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最大门户城市
(周一星,1998)。同时,1991 年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使深圳成为中国的金融中心之一。
自中国首家外资银行分行进驻深圳之后,到 1997 年底已有 23 家外资银行在那设立分行,在
全国城市中仅次于上海。广州虽然受深圳崛起的影响,但仍不失其华南地区首位城市的地位,
仍然集聚了大量的金融机构,占全国的 10%左右。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具有良
好的亚太区域性政治事务、商务等国际职能,因而拥有较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尤其是在京的
代表处占全国总数的 %。天津历来就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其所具备的海港、位处华北和
西北的门户区位、悠久的工商业传统等优势吸引了较多的外资工业企业,实际利用外资额已
远远超过北京(周一星,2000)。但由于其区位紧靠首都北京,故而降低了对外资金融机构
的吸引力,不过仍有较多外资银行的分行入驻。
除了上述 5 个城市以外,位序靠前的还有厦门、大连、青岛、成都等城市。其中成都是
唯一的西部城市,它拥有较多的代表处,而仅有 1 个银行分行。中部地区的城市没有进入
表 3,因为武汉是中部地区唯一拥有外资金融机构的城市,而其数目也不多,该市的代表处
和分行数分别为 7 和 2。
对照图 2 分析这些城市的区位,可以发现它与中国金融中心体系的关联性。我国的金融
中心体系表现出明显的层次性特征,根据金融辐射力范围及其规模的大小,可以分为全国性、
区域性和地方金融中心三个层次。业已萌芽为全国性金融中心的上海、深圳、北京、广州四
市,南、中、北遥相呼应,共成体系(高兴华,1996)。各大区域性金融中心,包括大连和
沈阳(东北地区)、青岛(山东半岛)、南京(苏皖地区)、杭州(浙江)、厦门和福州
(福建)、武汉(华中地区)、成都和重庆(西南地区),已初具雏型。外资金融企业的进
入目前正处于以上两个层次。
表 3 外资金融机构分布的城市差异,1997
位序 城市
代表
处
比重
(%)
位序 城市
营业性
机构
比重
(%)
位序 城市
银行
分行
比重
(%)
1 北京 219 1 上海 51 1 上海 39
2 上海 165 2 深圳 26 2 深圳 23
3 广州 42 3 北京 18 3= 北京 14
4 深圳 27 4 广州 15 3= 广州 14
5 大连 17 5 天津 13 5 天津 13
6 天津 12 6 厦门 12 6= 厦门 10
7 成都 9 7 大连 10 6= 大连 10
8 厦门 7 8 青岛 4 8 青岛 3
合计 498 合计 149 合计 126
总计 543 总计 173 总计 14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 1998》中的数据进行整理。
投资国别差异
自从金融业对外开放以来,来华设立分支机构的国家或地区不断增多。到 1997 年底,
共有 38 个国家和地区的金融机构在华设立了代表处,其中又有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银行
设立了分行。这些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东亚和欧美地区,其中日本等东亚国家的银行分行达 78
家,占总数的 55%,此外只有少部分的代表处属于南亚、中亚和南非。欧美和东亚地区被
认为是当今世界上主要的全球化区域,各种全球化活动高度集聚于此。来自上述地区的金融
企业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也正是我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具体表现之一。
表 4 欧美跨国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区位分布,1997
法国 英国 美国 德国
分行 代表处 分行 代表处 分行 代表处 分行 代表处
大连 0 2 1 2 1 1 0 0
北京/天津 1/3 10/0 1/2 19/1 3/1 35/2 1/0 11/0
青岛 0 0 1 1 0 0 0 0
上海 4 4 2 19 3 24 2 11
厦门 1 0 2 0 0 2 0 0
广州/深圳 3/3 2/2 0/2 6/2 2/1 5/2 1/1 2/0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 1998》中的数据进行整理。
表 5 东亚跨国银行在华分支机构的区位分布,1997
日本 韩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区
分行 代表处 分行 代表处 分行 代表处
大连 6 11 1 0 2 0
北京/天津 3/2 35/5 1/4 10/0 1/0 16/2
青岛 1 1 0 3 1 1
上海 11 42 3 11 3 19
厦门 0 1 0 0 2 2
广州/深圳 2/3 11/6 0/0 0/0 3/9 3/11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 1998》中的数据进行整理。
比较各国金融机构在华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欧美和东亚地区在区位选择上存在较大的
差异。表 4 和表 5 比较了 7 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在选择分行区位时所表现出来的不同规律。
为了更明显的体现差异性,表中的城市沿中国海岸线由北到南排列。考虑到北京和天津,广
州和深圳在地理位置上的邻近性和职能上的互补性,故将它们分别列在同一行。这样,我们
可以从中发现:欧美四个国家有着相似的区位分布规律。首先,这些国家的银行分行主要分
布在京津、上海、广深三个区域,而在其它城市均较少;其次,各国在上述三个区域的分行
数目比较均衡,分别是法(4∶4∶6)、英(3∶2∶2)、美(4∶3∶3)、德(1∶2∶2)。与
之相反,东亚国家却有着不同的规律,它们的区位分布显得各不相同,并有明显的不均衡特
点。例如日本银行分行在京津、上海、广深的数目之比为 5∶11∶5,而且在另外一个城市大
连拥有较多的分行。此外,韩国的比值为 5∶3∶0,香港为 1∶3∶12。对于这种现象一般可
以用地缘经济的概念来解释,本文将在第四部分中详细讨论。
4 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
跨国金融企业进入中国是其实施全球战略的重要环节之一。在此过程中,这些企业在华
不断设立分支机构,以拓展中国市场,实现利润的最大化。从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总
体发展状况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是影响它们决定分支区位的主要因素。
市场规模
外资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市场导向,市场规模巨大或市场开发潜力深
厚的地区将长期是这些机构所追求的理想区位。考虑到国家经济的安全性和金融市场的稳定
性,目前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外资银行在华允许经营外汇存贷款、结算、汇款、担保等12
项业务,服务对象主要为"三资"企业。因而外商直接投资集中的地区也必然成为外资金融
机构云集之处。事实上,跨国银行的对外扩张与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是互为条件的,它
们在跨国经济活动中互相依赖、互相促进、共同发展(李东阳,1994)。在本例中,我们考
察了所有拥有外资银行分行的 18 个城市,发现每个城市 1997 年底的分行数目与该市 1985
年到 1996 年实际利用外资总额的相关系数为 (在 的水平上有显著性)。同样,
从投资国别来分析,投资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金融机构的区位选择也具有明显的相关性。
人力资源
金融企业的运营尤其依赖于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因为它们需要有经验丰富的专业人才来
处理各种复杂的业务、评估信贷市场的风险度、降低经营成本、并且充分利用金融机构的各
种先进通讯设施、及时调整和适应日新月异的金融创新以及金融机构新的发展趋向.因此,
外资金融企业往往选择金融业发达,从业人员较多的城市作为其分支的区位。这样金融机构
就可以从当地存在的巨大劳动力市场中大为受益,因为这意味着拥有更大的对应聘者的选择
余地,从而能够更快的填补空缺或招聘到更高素质的职员。这就是所谓的“劳动力市场的外
部性”。表中列出了一些主要城市的金融保险业从业人员的数目和排序情况正说明了这一点。
表 6 主要城市投资环境指标比较,1997
城市
营业性
机构
位序
*
银行
分行
位序
金融从业
人员(万人)
位序
邮电业务
总量(亿元)
位序
航空客运
量(万人)
位序
上海 51 1 39 1 2 1 2
深圳 26 2 23 2 6 4 5
北京 18 3 14 3= 1 2 1
广州 15 4 14 3= 3 3 3
天津 13 5 13 5 4 5 17
厦门 12 6 10 6= 13 16 7
大连 10 7 10 6= 8 8 13
青岛 4 8= 3 8= 11 10 14
武汉 2 14 2 10= 5 6 9
成都 1 15 1 13= 10 11 6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金融年鉴 1998》《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998》《中国交通年鉴 1998》中的数据进行整理和计算。
注:* 此表中的位序是该城市在 19 个拥有外资营业性金融机构的城市中的排名。
信息流通
在金融业投资的外资企业,如日本跨国银行的区位行为明显不同于制造业,掌握和收集
中国在该领域的情报信息是其主要动机,其次才是想占有中国的市场(张文忠,1999)。当
金融企业得益于能够比其它市场参与者更有效地(意味着更快和更精确)处理信息时,通过
增大对信息流的可达性就能增加企业的利润。当然,单靠信息量并不能充分保证它的可利用
性,重要的是信息的质量和时效性。因而高等级的信息流通中心所具有的信息网络是金融企
业收集信息并快速扩散的理想区位。外资金融企业的分支机构进入中国后集聚于主要的信息
流通中心城市正是追求这种区位的表现(见表 6)。一个城市拥有发达的通讯设施和高等级
的运输设施会增强这个城市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吸引力,而正是由于各地区在交通通讯条件上
的巨大差异造成了外资金融机构在城市之间的差异。
历史传统
信息是金融业的灵魂,那些金融机构集中的城市在过去拥有良好的信息流,这种优势也
确保了其信息流的持续性。同时,金融企业也需要一些专门的生产性服务业支撑,范围从各
种流通的硬件和软件到复杂的法律咨询。如果紧靠这些服务供应商进行布局,企业就可以享
受更好的服务和更低的价格。因此外资金融机构在华选择区位时,必然会考虑当地的金融业
传统和已有外资金融机构的经营状况,因为良好的金融业传统意味着自己进入以后也易于获
得良好的金融业服务。当然造成这种历史依赖性的原因可能还有是重新选择区位所需的较高
成本。但是由于金融业不需要大量的设备和场地,所以通常具有较高的竞争性和可移动性,
因此从长远来看,那些可以通过重新选择区位以减少经营成本又不减少利润的机会也是不可
被忽视的。
地缘经济
东亚地区的国家在华选择金融分支机构区位时明显具有地缘经济的接近性,这一现象在
本文第三部分中已注意到。通过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日本的金融机构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的
北方城市和中部的上海市,华南地区则相对较少;香港银行的分支机构则正好与日本相反,
有 2/3 左右的银行分行分布在华南的城市,尤其集中于紧靠香港的深圳特区;韩国表现出的
地缘接近性更为明显,除上海市外,所有机构均位于环渤海的省市,而没有一个机构设于华
南。由此可见,临近的区位比遥远的陌生的区位对金融机构分支具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邻
近的区位更易于经济联系的扩展,除了降低交通费用外,还可以节省大量的交易成本。韩国
的例子最为典型,由于地缘接近,韩国与环渤海地区在文化习俗甚至在民族、血缘关系上都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因素能使韩国迅速熟悉当地的投资环境,便于双方加强沟通和理解,
从而降低在这些区位投资的风险(黄胜涛,1997)。张文忠(1999)在比较日韩两国企业在
华投资行为的差异时也得到类似的结论:韩资企业把“接近韩国”列为影响其区位决策的首要
因子,而日本企业只将“地理位置的接近性”排在第三。这种差异的存在可能跟投资主体的资
金实力、经营规模、管理水平以及国际市场经验的成熟程度有关。
政策导向
最后一个但却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是政府的有关政策和法规,它往往在许多场合起
决定性的作用。政府在适当的时机出台适宜的政策引导企业的选址,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
二十年来我国引进外资金融机构的历程正说明了这一点。这里以上海为例:上海在二次大战
以前是远东的金融中心,有过世界主要金融中心之一的辉煌历史(庞效民,1996)。从那以
后,上海没有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远远落后了。1990 年以开发浦东为契机,上海开始了
重新迈向国际大都市的历程,制定了到 2010 年基本上建成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目标
(上海市课题组,1995)。 具体内容包括了要让一大批中外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云集
上海,其中外资金融机构超过 150 家。此后,中央对上海采取了一系列倾斜政策,包括设立
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和国债期货交易中心。此外,又将保险市场对外开放的
试点工作和外资金融机构试点经营人民币业务均首先放在上海。因此,上海的外资金融机构
数目迅速增长,如图 3 所示,营业性机构数在 1993 年超过深圳后一直遥遥领先,成为跨国
银行进入中国的首选区位。
5 区位发展趋势:扩散与集聚
我国金融对外开放采取了循序渐进、逐步开放的政策,在先试点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
步扩大开放领域和地域。在开放地域问题上,经历了从经济特区到沿海经济开放城市,再到
内地城市的逐步扩展过程,这与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战略是相一致的。
开放地域限制与集聚
随着 1999 年初,中国人民银行取消外资金融在华设立分支机构的城市地域限制,拥有
外资金融机构的城市数目会有所增加。但就近期而言,现有的分布格局仍不会改变,因为外
国银行之所以要到一个地方设立分支,是利润驱动的结果,若当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投资
环境优越,外国银行会不请自来。相反,愿意到内地欠发达地区的中心城市设立机构的外资
银行仍会微乎其微(牟益斌,1999)。可以预见外资金融机构在进入中国后,仍然会向以下
几个主要的金融中心集聚。上海作为我国主要金融中心的地位目前已基本确立,不仅外资金
融机构的数目不断增加,而且有的银行(如汇丰、花旗等)已将其中国地区总部从香港迁至
上海。截止 1999 年 9 月底,上海资产总额为 亿美元,占在华外资金融机构总资产的
%。其它主要城市的份额依次为深圳( 亿美元\%),北京( 亿美元
\%),广州( 亿美元\%),天津( 亿美元\%),大连( 亿美
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0)。其中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由于历史原因,仍
将是外资金融的主要目标市场,并可以在北方市场与南方的上海相互补充,各具特色。深圳、
广州毗邻香港,随着香港回归,三地间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由于香港已是著名的国际金融中
心,且我国已明确宣布香港回归后要保持其国际贸易、金融和航运中心的地位,因此深圳和
广州在金融方面会与香港连为一体。从这一角度来看,将来外国金融机构到深圳和广州设立
分支机构的愿望会有所减弱。其它沿海城市,包括大连、天津、厦门等区域性金融中心对上
述几大全国性金融中心仍发挥辅助作用,它们对外资银行仍将缺乏足够的吸引力。
西部开发与外资引进
为了解决日益突出的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问题,促进经济平衡发展,实现全国范围内合
理的资源配置,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逐步转向中西部地区。因此,需要加大对中西部地
区的内外资投入,在中西部大城市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不仅可以改善当地投资环境,加快当地
图3 上海与深圳的营业性外资金融机构的发展
0
20
40
60
19
79
19
81
19
83
19
85
19
87
19
89
19
91
19
93
19
95
19
97 年份
数目
上海 深圳
金融市场的发育,促进外商直接投资,并能辐射周边地区,带动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所以,
引导外资金融机构的分布由沿海向内地辐射,由东部发达地区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扩散,对
于消除我国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状况能发挥重要作用。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在向内地省区扩
展时,在中部地区,武汉作为金融中心城市,当然是首选区位;而在西部,仍将集中于重庆
和成都。这种地区布局不仅有利于对外资金融机构的监管,也能促成我国金融中心体系的发
育和成熟。
世贸组织和投资国别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契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开
放,在华外资金融机构的业务拓展将上新的台阶。但在加入 WTO 之后的初期,出于成本及
投资回报的考虑,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的经营网点数并不会有较大的增加,各银行将集中有限
的资源,提高现有机构的经营规模和盈利水平。但不排除在经济比较发达,或具有发展潜力
而外资银行机构较少的中心城市,如北京、武汉、大连、成都,增设分行的可能性。
此外,由于前文提到的我国引进外资金融的投资国别过于集中的问题,因而今后的政策
导向应适当限制日本等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外资银行,多引进加、德、英等欧美国家的大银行。
同时,加强对同一跨国银行在华设立机构数量以及外资银行来源国分布的管理,以避免某一
家外资银行垄断经营或在华的外资银行过于集中于某一国。
6 结论
改革开放二十余年,伴随着开放领域和地域的逐步扩大,在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数量已
大幅度增加。但这些金融机构在中国的地域分布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本文从三个视角分析
了其分布特点,即:∶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之间:绝大多数的外资金融机构分布在经济发
达、外向度高的东部地区;∶城市之间:明显集中于京津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 3 个
大都市密集区,并集聚于少数几个城市,上海是目前外资金融企业进入中国的首选区位;∶
投资国别之间:欧美和东亚地区的投资国在区位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东亚国家和地区在华
选择金融分支机构区位时明显具有地缘经济的接近性。
从目前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的总体发展状况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是影响它们决定分支
机构区位的主要因素:市场规模、人力资源、信息流通、历史传统、地缘经济和政策导向。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外资金融机构区位的总体发展趋势表现为扩散与集聚并存。从地域
扩散来看,是从经济特区到沿海经济开放城市,再到内地城市的逐步扩展。而从集聚的角度
来看,现有的分布格局在近期仍不会改变,未来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会继续向几个主要
的金融中心集聚。
注释:
1.由于资料所限,本文仅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到 1997 年底的外资金融机构的数据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分析
发展趋势。此外,考虑到数据分析的连续性,也未将香港特别行政区列入研究的城市范围。
2.本文中研究的外资金融机构包括三个概念,分别是:代表处,是跨国银行最低层次的国外分支机构,其
主要业务包括为总行在东道国的客户提供服务、收集当地政治和经济情报、监督总行设在东道国的代理行
的业务;外资银行分行,是跨国银行最高层次的国外分支机构,分行可以从事东道国的各种国内外业务,
与当地银行和其它外资银行展开竞争,并要受投资国和东道国有关法律和政策的双重管制;营业性机构,
除外资银行分行外,还包括中外合资银行、外资独资银行、外(合)资财务公司、外(合)资保险公司分
公司和中外合资金融公司。详细资料可参见(李东阳,1994;中国金融年鉴 1998)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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