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 年第 2期 总第 192 期
专业眼光看经济 经济眼光看中国
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经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
企业开始走出国门、进行跨国经营，这些“走出去”的中国企业在东道国内必然
面临与国内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 它们如何制定战略、适应东道国政治环境，并
在东道国国内获得社会合法性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问题。 作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
要组成部分，政治环境一直受到学者们的重视，西方许多学者很早就开始了有
关非市场战略的研究，然而，西方学者关于企业非市场战略的研究大多以美国
企业为研究对象，其研究结论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适用性受到质疑。 近几年，国
中国跨国企业的非市场战略
与东道国环境的关联度 *
Correlation between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Overseas Non-market-
ing Strategies and Host Country’s Surroundings
叶广宇 黄怡芳
内容提要 中国国内和东道国双重制度环境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非市场战略选择（缓冲战略、搭桥战略）的影
响表明：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渐进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搭桥战略正相关。中国经济转型期的试验式特征与
中国跨国企业海外缓冲战略正相关。东道国政府权力集中程度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搭桥战略正相关，与中国跨
国企业海外缓冲战略负相关。 东道国政府的信用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搭桥战略负相关。 此外，中国政府的支持
力度也影响着中国跨国企业海外非市场战略的选择。
关键词 制度因素 经济转型 跨国企业 非市场战略
作者单位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广东广州 510640；
广东省广州市农村商业银行 广东广州 510623
This paper studies on the overseas non-marketing strategies（buffering strategy, bridging strategy） of Chi鄄
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fluenced by both Chines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domestic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f host countr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r鄄
acteristic of asymptotic of Chines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bridging strategy; posi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racteristic of test of Chinese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buffering strategy; degree of power concen鄄
tration of host countries has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bridging strategy, but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buffering strate鄄
gy; negative correlation exists between the credit of host government and bridging strategy. Moreover, the support of
Chinese government also exerts some influence on the choices of Chinese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 overseas non-
market strategy.
institutional factors, economic transiti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non-marketing strategy
*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制度因素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
非市场战略的实证研究》。 基金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跨国企业海外
子公司的非市场战略研究”（批准号：073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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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一些学者也开始关注非市场战略的研究，但是国内
有关企业非市场战略的研究还较少关注跨国企业的
问题。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受政府大力支持的中国跨
国企业，在海外的经营时又面临着与国内完全不同的
制度环境。 在中国国内与东道国双重制度环境的影
响中下，国跨国企业如何制定非市场战略成为一个非
常重要的研究课题。
迈克尔·波特（1990）指出：母国的本质是企业国
际化成功的关键 [1]。 现有的研究文献也显示，不同国
家的跨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母
国因素的特征，尤其是刚走出国门的企业，母国因素
的烙印还较为明显， 对其在东道国的各种行为都会
产生较大的影响。
中国跨国企业作为跨国公司的一部分，是世界跨
国公司中最年轻的，它们所具有的母国特征也会更加
明显。 中国跨国企业是在中国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
走向国际市场的，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渐进式、分权式
和试验型经济转型方式构成了中国所特有的制度转
型环境[2]。 诺斯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
性”，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人们过去作出的选择决定了他们现在及未来可能的
选择 [3]。 受中国所特有的制度环境的浸润，中国跨国
企业在国内已经形成了自身独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
方式， 根据路径依赖理论它们在走向国际市场时必
然会将其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带到东道国市场。 面
对东道国不同的制度环境，中国跨国企业如何制定相
应的非市场战略以获取在东道国的合法性？
一 、文献综述与研究模型
企业非市场战略是指企业妥善处理政府和社会
事务以获得政府和社会对企业行为高度认可的战略。
它包含企业为获取或保持竞争优势而采取的直接或
间接影响公共政策的战略性行为，也包含企业为赢得
更高的社会合法性，而对自身行为进行调整，从而更
好地适应政府法规和社会规范的战略性行为[4]。
制度环境由组织必须服从以赢得所期望的支持
和合法性的规则和要求组成[5]。 政治活动被认为是企
业赢得制度资源的一种重要方式。 为了获取合法性，
企业必须与规则和惯例保持一致，并对环境产生社会
影响 ， 以保证企业的持续生存 。 Hillman & Keim
（1995） 所构建的企业-政府界面模型描述了不同国
家的制度是如何驱动企业政治行为的 ；Hillman &
Hitt（1999）的研究指出了国家的多元化程度、集中程
度对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影响；Coen （1997） 和Cowles
（2001） 的研究表明在欧洲跨国企业的游说结构和行
为随着欧盟改变其规则而发生演变 。 Blumentrit
（2003） 对美国跨国企业在海外东道国的非市场战略
研究表明，具有美国特征的跨国企业在不同的东道国
所采取的非市场战略不仅有效适应了东道国的制度
环境， 而且具有美国企业所特有的行为方式。 Peng
M. & Heath P.（1996） 认为由于转型经济中政府掌握
着关键资源的分配，因此其市场机制只能发挥一部分
作用，企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非市场体系
获取资源。 Yi-Ru Regina Chen（2004）对中国企业非
市场战略的研究显示，中国所特有的制度环境对企业
非市场战略具有显著的影响。
研究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的非市场战略，首先需
要解决企业在不同东道国的非市场战略选择问题，即
企业在不同行业、不同国家的非市场战略选择应该是
一个具有可比性的通用战略。 关于企业非市场战略
的分类，Olson（1965）将企业非市场战略分为 “领导
者”和“跟随者”；Yoffie（1987）将其拓展为 “中立者”、
“跟随者”和“领导者”；Weidenbaum（1980）将企业非
市场战略分为消极反应、 积极反应和塑造公共政策；
Meznar & Nigh（1995）依据社会契约理论将企业非市
场战略分为缓冲战略和搭桥战略。 其中能够满足在
不同国家具有通用性和可比性的分类只有Meznar &
Nigh（1995）的分类。 因此，选择缓冲战略和搭桥战略
作为企业非市场战略的选择。 自变量主要包括中国
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 分权式特征和试验式特征，
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以及东道国政府的权力集中度
和政府信用。
在中国转型经济特殊的制度背景下成长起来的
跨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一方面会受中国转型制度的
影响，另一方面也会受到东道国的制度影响。 中国跨
国企业海外非市场战略的选择是这两种影响力共同
图一 基本研究模型
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
分权式和试验型特征
中国跨国企业海外
非市场战略
东道国政府权力
集中度和政府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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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的结果。 由此，可以得出基本研究模型，如图一
所示。
二、研究假设
（一） 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
业海外非市场战略
中国政府所采取的渐进式经济转型方式对中国
企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构成了显著影响。 为了
保证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和维护社会安定，中国政府
采取了渐进式经济转型方式 [6][7]，这就决定了中国的
制度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在这个渐进式的经济
转型过程中：中国政府和社会的价值观念是逐步转变
的，因此，中国企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也要不断
随之作出相应的调整。 中国经济转型是从沿海向内
地逐步推进的，这就导致不同地域的制度环境存在较
大的差异。 因此，不同地域的企业所面对的制度环境
是不同的，同一个企业在不同地域所面对的制度环境
也是不同的。 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性还体现在相关
政策和法规的不断演进和不断完善上，中国政府在30
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推出新的政策、新的法律法
规，这就导致中国企业所面对的政策环境和法规环境
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企业必须依据政策和法规的变化
不断调整自身的行为。 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性所导
致的不同地域政府权力和政治资源的不均衡也成为
企业不得不面对的制度环境。 在改革开放的不同阶
段， 不同地域的地方政府拥有不同的政治权力和政
治资源，客观上形成了不同地域之间企业的不平等竞
争。 为获取更多的优惠政策和政府支持，中国企业的
非市场战略表现出追逐政府优惠政策和扶持的特征。
依据企业战略的路径依赖观点，企业在历史上形
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对企业未来战略构成决定
性影响。 中国企业在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中所形
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具有如下特征：快速适应和
调整特征。 在中国不断演进和快速变化的制度环境
中，企业对制度的适应性决定了只有能够快速适应和
调整的企业才能得以生存和发展。 在渐进式的中国
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同地域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政府扶
持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决定了企业必须追寻
政府的优惠政策和政府扶持。 这两方面的行为在实
质上都是企业在处理政府关系方面所具有的搭桥特
征。 由此提出假设1。
假设1： 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对中国跨国
企业的海外非市场战略具有显著影响， 即中国经济转
型的渐进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搭桥战略正相关。
（二） 中国经济转型分权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
海外非市场战略
为了有效调动地方政府和生产者的积极性，中国
政府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地方政府 [8][9]，这就决定
了中国的制度转型是一个分权的过程。 在这个分权
式的经济转型过程中： 地方政府不仅获得了利益目
标，而且也拥有了地方资源配置的控制权。 围绕其自
身利益目标，地方政府就会给予本地企业更多的优惠
政策。 从而，造成不同地方的制度存在差异。 地方政
府在发展当地经济和执行政策的时候会表现出较强
的特殊性和灵活性。 中国政府的权力下放也是一个
渐进的过程。 这就导致了企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
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
高海涛（2007）在中国企业非市场行为影响因素
的研究中指出， 如果一个地方的政府对该地区的经
济活动能够施加比较大的影响，该地区的企业就更容
易受政府行为的影响，因此，具有更大的动机从事非
市场战略，包括缓冲战略和搭桥战略。 中国政府所采
取的分权式经济转型方式对中国企业的价值观念和
行为方式构成了显著影响。 在中国分权式转型经济
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形成了特有的价值观和行为模式：
时刻关注地方政府的各种经济政策和政策动态，积极
调整企业行为与政府政策保持一致，以获得地方政府
的扶持和各种优惠政策。 中国跨国企业的这种战略
行为实质上就是企业在处理政府关系方面所具有的
搭桥特征。 依据企业战略的路径依赖观点，中国跨国
企业必然会将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带到东道国，
并影响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非市场战略。 由此提出假
设2。
假设2： 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权式特征对中国跨国
企业的海外非市场战略具有显著影响，即中国经济转型
的分权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搭桥战略正相关。
（三） 中国经济转型试验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
海外非市场战略
中国的特殊国情使得我国经济转型没有任何经
验可以借鉴，中国政府只能在摸索中进行变革 [10]，这
就决定了中国的经济转型是一个试验的过程。 在这
个试验式的经济转型过程中，“发展先行，政策滞后”，
政府制定的政策经常是在企业的试验中探索出来的，
经常是先有企业的某一行为， 然后才有制度的确立。
中国政府对企业的试验性的“越界行为”采取“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经济转型初期，中国的经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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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还不够完善，企业采取制度创新策略，非公开地在
制度空隙中进行经营活动。 当这种行为被实践证明
能产生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并有利于国家经济发展
时，政府会将这种行为予以制度化和合法化。
在中国试验式转型经济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跨国
企业必然形成独特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积极进行
制度创新，并试图通过影响政策的制定为企业自身创
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中国跨国企业的这种战略
行为实质上就是企业在处理政府关系方面所具有的
缓冲特征。 依据企业战略的路径依赖观点，中国跨国
企业必然会将这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带到东道国，
并影响跨国企业在东道国非市场战略。 由此提出假
设3。
假设3： 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验式特征对中国跨国
企业海外非市场战略具有显著影响，即中国经济转型
试验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缓冲战略正相关。
（四） 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
非市场战略
Boddewyn & Brewer (1994) 和Hillman & Keim
(1995) 认为在企业国际化活动中政治因素起到重要
的作用，企业国际化的首要条件是要有良好的外部政
治环境, 需要母国政府为其的国际化提供扶持和帮
助。 Pfeffer & Salancik (1978)也指出，企业的竞争力除
了取决于企业对外部环境的认识和理解之外，还受到
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影响。 而母国政府的支持力度体
现了企业内部资源和能力的多寡。
对于不同性质的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中国政
府对其“走出去”给予的政策支持有较大的区别。 从
中国政府获得较多政策支持的中国跨国企业在东道
国经营时可以借助中国政府的力量，与东道国政府交
涉谈判，避免东道国政府制定不利于其生存和发展的
公共政策。 此时，中国跨国企业会采用缓冲战略。 而
从中国政府获得较少政策支持的中国跨国企业，在东
道国经营时会面临相对更大的商业歧视。 由于母国
给予的支持有限，它们会选择依靠自己的力量，采取
更加积极的非市场战略。 即倾向于与东道国政府维
持长期稳定的关系， 积极主动地适应东道国的各种
政策和法规， 从而应对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消极影
响。 由此可见，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也影响着中国跨
国企业海外非市场战略，并调节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渐
进式特征、分权式特征、试验性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海
外非市场战略的关系。 由此提出假设4、假设5、假设6。
假设4：中国政府对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的支
持力度调节着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与海外搭
桥战略之间的关系。 特别地，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越
小，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
搭桥战略的正相关关系越明显。
假设5：中国政府对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的支
持力度调节着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权式特征与海外搭
桥战略之间的关系。 特别地，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越
小，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权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
搭桥战略的正相关关系越明显。
假设6：中国政府对中国跨国企业“走出去”的支
持力度调节着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验式特征与缓冲战
略之间的关系。 特别地， 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越大，
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验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缓
冲战略的正相关关系越明显。
（五） 东道国政府权力集中程度与中国跨国企业
海外非市场战略
东道国政府的权力集中程度对中国跨国企业海
外非市场战略有显著的影响。 Oliver （1991）指出：如
果与环境保持一致的压力很大，企业就不大可能去抵
抗制度。 当东道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时，政府拥
有至高的权利，可以制定各种制度直接或间接地控制
国家经济形势和经济环境，并且外部环境不足以对政
府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 在这种东道国制度环境中
经营的中国跨国企业保持与制度环境相一致的压力
比较大，就会采用搭桥战略，与东道国政府保持良好
的关系，以获得有利的市场地位。 当东道国政府权力
较为分散时，市场经济较为完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
较少。 在这种东道国制度环境中经营的中国跨国企
业保持与制度环境相一致的压力比较小，就会采用缓
冲战略来影响政府政策的制定， 以获得政治上的优
势。Hillman (2003) 也指出：在政府权力较为集中的国
家中，企业保持与环境相一致的压力很大 ,而在政府
权力相对分散的国家中，企业保持与环境相一致的压
力相对较小。 由此，提出假设7和假设8。
假设7：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越高，中国跨国企业
越倾向于采用搭桥战略，即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与中
国跨国企业海外搭桥战略正相关。
假设8：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越低，中国跨国企业
越倾向于采用缓冲战略，即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与中
国跨国企业海外缓冲战略负相关。
（六） 东道国政府信用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非市
场战略
东道国政府信用会直接影响中国跨国企业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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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市场战略。 在政府信用较低的国家中，企业的经营
活动面临着诸多不确定因素的挑战： 以前实行的政
策，可能会发生变化。 政府会不会持续地支持某一个
特定的政策， 而企业难以预先知道这些政策的变化。
新政策和现在的政策可能发生冲突。 经济情况的变
化，会迫使政府重新制定相关的政策等。 在这种制度
环境下经营的中国跨国企业，为了减少当地政府政
策变化对企业的影响， 会更多地采用搭桥战略，以
寻求较稳定的政企关系， 加强和政治团体的联系，
并最终减小政府政策变化的负面影响。 相反，在政
府信用较高的东道国， 相关经济政策比较完善，企
业处于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经营环境中，在这种情
况下，中国跨国企业与东道国政府直接打交道的必
要性较低，因此会采用缓冲战略。 据此分析，提出假
设9和假设10。
假设9：东道国的政府信用越高，中国跨国企业越
倾向于采用缓冲战略，即东道国政府信用与中国跨国
企业海外缓冲战略正相关。
假设10：东道国的政府信用越低，中国跨国企业
越倾向于采用搭桥战略，即东道国政府信用与中国跨
国企业海外搭桥战略负相关。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的选择及度量
涉及的主要变量有： 缓冲战略 （Y1）、 搭桥战略
(Y2)、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X1)、中国分权式经济转型
(X2)、中国试验式经济转型(X3)、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
(X4)、东道国权利集中程度(X5)和东道国政府信用(X6)。
为保证问卷设计的科学性，在进行问卷设计时主要整
合了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中比较常见的测量量表和项
目，根据需要增加了“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中国试验
式经济转型、中国分权式经济转型”这三个新的变量，
并根据中国跨国企业自身特点对变量及项目的表达
进行了适当修改和处理，其中缓冲战略和搭桥战略的
量表基础都是Meznar & NigH（1993、1995）和Blumen鄄
tritt（2003）的研究工作。
对所涉及的变量测量均采用李科特7分量表，最
高分值7分，最低分值1分，分值越高说明该变量的影
响力越高。 表1（见下页）详细描述了各个变量所包含
的项目以及量表基础。
通过分析和综合以上各种参考变量，进一步修订
和整合，设计出初始的问卷量表。
为了检查问卷中各个问题的含义是否清楚、陈述
是否准确、问卷结构是否合理、各个问题选项的顺序
是否恰当等， 对问卷进行了两个方面的初步测试，一
方面是请华南理工大学2006MBA（1）的30名学生进
行实验性填写，让他们对问卷的选项的含义清晰度、
陈述准确性以及问题选项的顺序提出意见和建议，随
后，对初始问卷进行了语言和结构方面的调整，并对
部分语义不清的问题和选项进行了推敲和修改。 另
一方面，在广东省部分企业中进行了测试，发放问卷
对象包括广东省广垦橡胶集团、美的集团、中铁十四
局、中国移动等企业及下属子公司，共回收问卷35份。
对回收问卷的样本，采用SPSS统计软件，对经过修改
后的问卷量表进行项目分析、 效度分析和信度分析，
进一步判断并修正问题量表， 形成研究的最终问卷
量表。
（二）研究的样本
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搜集样本数据，主要通过以
下几种途径：一是通过商务部网站的有关信息、中国
境外企业在中国母公司网站的有关信息、部分省市外
经贸部门所提供的有关信息，搜索符合条件的中国跨
国企业，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抽样企业300家。二是通过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EMBA、 MBA及工程硕
士发放调查问卷98份。 三是通过同学、朋友等社会渠
道发放问卷100份。总计发放问卷498份，有效问卷106
份，有效回收率%。
在回收的106份有效样本企业中： 企业的年度销
售额,10000万元以下的企业31家，10000万元~100000
万元的企业有29家，100000万元~1000000万元的企业
22家,1000000万元以上企业24家。 企业的行业分布情
况为，制造业企业44家，商业服务业企业19家，批发零
售业企业18家，交通运输仓储业企业9家，采矿、建筑
业企业8家，农、林、牧、渔业1家，其他行业7家。企业的
资产总额，5000万元以下的企业有30家，5000万元~
10000万元之间的企业有12家，10000万元~100000万
元之间的企业有27家，1000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37
家。企业的区域分布情况为。亚洲的企业有53家，拉
丁美洲8家，欧洲8家，北美洲16家 ，非洲19家 ，大洋
洲4家。
（三）样本的信度与效度
研究各变量的信度和效度检验（见表2）显示，各
变量的信度系数（Alpha系数）分布从，即
都大于。 各变量中的项目因素负荷范围为-
，都大于，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符合信度和
效度检验的要求，可以进行进一步的相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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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个变量所包含的项目以及量表基础
变量 项目 参考量表
Y1
我们通过各种渠道努力保护公司的行为免受政府干预
Meznar & Nigh (1993)、
Meznar & Nigh (1995)、
Blumentrit (2003)
我们努力使我们的业务运作免受政府决策的影响
我们积极与当地政府官员商讨即将出台的法律法规
我们努力对可能影响我们业务的立法建议施加影响
我们努力降低政府对公司所在行业的管制水平
我们从事公益性广告以维护公司的社会和经济利益
我们采用公益性活动提升公司的社会地位
我们从事公共活动（如召开新闻发布会、会见社团组织等）提升公司的社会地位
Y2
我们努力让当地政府官员知道我们会依照政府的期望做事
Meznar & Nigh (1993)、
Meznar & Nigh (1995)、
Blumentrit(2003)
我们不断审视环境以确保自身的行为符合社会的期望
我们快速调整公司行为以适应社会和政府期望的变化
我们密切关注政府行为
我们会遵照政府的要求改变公司的行为
我们与政府一起致力于形成双赢的行业规范
我们公司目前的行为实践超过现行法规的要求
我们通常是对社会和政府期望的变化做出最快反应的公司之一
X1
为了及时获得有关经济政策的信息，我们公司与政府部门和官员保持良好稳定
的关系
本研究开发
公司成立的时间是 年
为了建立新的竞争优势，我们需要及时追随政策走向
X2
我们公司在多个省份经营，且各地政府的经济政策有很大差别
为了获取更多的优惠政策，我们公司常常会主动顺从政府部门的意愿
公司在国内几个省份设有分公司或网点
X3
我们公司常在制度真空区进行经营活动，并力求得到相关政府部门的认同
对于制度的不合理之处，我们公司常常会诉诸法律或上一级行政机构
对于制度的不合理之处，我们公司常常会游说政府决策部门与官员
我们公司常常会公开相关制度的不合理之处以引起学者和社会舆论的关注
X4
我们公司享受中国政府很多优惠政策
叶广宇(2009)我们公司享受中国政府很多优惠贷款
本研究开发
我们公司是中国“走出去”战略的重点扶持对象
X X5
东道国政府的管制程度很高
Meznar & Nigh （1993）、
Meznar & Nigh（1995）
东道国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很高
东道国政府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程度很高
X X6
东道国的经济政策和法规环境变化很快
Meznar & Nigh （1993）、
Meznar & Nigh（1995）
东道国的经济政策和法规环境很完善
东道国政府对财产保护的程度很高
资料来源：本研究调查问卷整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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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假设检验与结果
（一）相关分析及共线性检验
由变量的相关性分析 (见表3)，可知各自变量与
因变量之间都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有些相关关系较
强，显著性水平在以下，有些相关关系的显著性
稍弱，但显著性水平也在以下。 再由表4（见下页）
可知所建立的两个模型中的各自变量的容忍度均大于
（VIF值小于10）可知变量之间不存在共线性问题。
（二）回归分析结果
研究运用最小二乘法， 利用SPSS统计软件对所
收集的数据采取强迫进入法进行回归分析。
第一，以缓冲战略为因变量，以东道国政府信用、
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以及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验式特
征为自变量，进入第一个回归模型，结果发现东道国
政府信用这个自变量的t值不显著。 退出东道国政府
信用变量，继续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东道国权力集中
程度、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验式特征对缓冲战略具有显
著影响，由此得到第一个回归模型见表5（下页）。模型
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调整后的R2）为，即东道国
权力集中程度、 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验式特征对缓冲
战略的解释力度为%，能够较好地解释变量之间
的关系，模型整体通过F检验，F=，P＜。 即
第一个回归模型为：
第二，以搭桥战略为因变量，以东道国政府信用、
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及
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权式特征为自变量，进入第二个回
归模型，结果发现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权式特征这个自
变量的t值不显著。 退出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权式特征
这个变量，继续进行回归分析，发现东道国政府信用、
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对
搭桥战略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得到第二个回归模型
见表5（下页）。 模型调整后的拟合优度（调整后的R2）
为，即东道国政府信用、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
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对搭桥战略的解释力度
为%，能够较好地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模型整
体通过F检验，F=，P＜。 即第二个回归模
型为：
变
量
项目
因素
负荷
Alpha
系数
变量 项目
因素
负荷
Alpha
系数
Y1
X1 734
X2
X3
Y2
X4
X5
X6
X1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1 Y1
2 Y2 **
3 X1 ** *
4 X2 * ** **
5 X3 ** ** ** **
6 X4 ** * ** ** **
7 X5 * ** **
8 X6 ** ** * ** *
表3 变量间的简单描述统计量以及相关性
N=106 *显著性概率水平为的双尾检验。 **显著性概率水平为的双尾检验。
表 2 各变量的信度与效度分析
资料来源：依据 SPSS 统计软件因素分析数据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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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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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回归模型的多重共线性
回归模型 变量
容忍度
（Tolerance）
方差膨胀因子
（VIF）
缓冲战略
回归模型
Y1
X1
X2
X3
X4
X5
X6
搭桥战略
回归模型
Y2
X1
X2
X3
X4
X5
X6
第三，分析中国政府支持力度的调节作用。 首先
作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
与搭桥战略之间的调节作用分析。 分析方法是先作
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和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对
搭桥战略的强制回归，得到第一个调整后判定系数。
然后作变量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中国政府支
持力度以及乘积项 “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中
国政府支持力度”同时对搭桥战略的强制回归，得到
第二个调整后判定系数。
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 从表6可以看到“中国经济
转型的渐进式特征*中国政府支持力度” 对于搭桥战
略影响的显著性概率为<， 而且加入乘积
项后的调整后判定系数从上升到， 可知中
国政府支持力度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的影
响和搭桥战略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
以同样的方法作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对中国经济
转型分权式特征与搭桥战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分
析，同样以搭桥战略为因变量，结果如表7所示。 中国
经济转型的分权式特征和中国政府支持力度的乘积
项对于搭桥战略影响的显著性概率为>，
可知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权式特
征和搭桥战略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再以同样的方法作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对中国经
济转型试验式特征与缓冲战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分析，同样以缓冲战略为因变量，结果如表8（见下页）
所示。 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验式特征的影响和中国政
府支持力度的乘积项对于缓冲战略影响的显著性概
率为<， 但加入乘积项后的调整后判定系
数从下降到， 可知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对中
国经济转型的试验式特征的影响和缓冲战略间关系
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以上分析说明了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对中国经济
转型的渐进式特征和搭桥战略有调节作用，为了进一
步验证调节作用的方向， 把连续变量转化为类别变
变量 模型 1：因变量=Y1 模型 2：因变量=Y2
常数项 （）** ()**
X1 （）**
X2
X3 （）
X5 () ** (.205) **
X6 (.487) *
R2
调整后的 R2
F 值 *** ***
注：样本数N=106。其中，*表示p＜；**表示p＜；
*表示p＜；括号内的数字为t值。
表5 企业非市场战略多元化回归结果
表6 中国政府支持力度的调节作用分析
资料来源：根据SPSS处理数据整理形成。
回归方程
自变量
Sig
调整后
R2
对中国
经济转
型的渐
进式特
征与搭
桥战略
的调节
作用分
析
常数项
X1
X4
常数项 X1
X4
X1*X4
B
Beta
表7 中国政府支持力度的调节作用分析
资料来源：同表6。
回归方程
自变量
Sig
调整后
R2
对中国
经济转
型的渐
进式特
征与搭
桥战略
的调节
作用分
析
常数项
X1
X4
常数项 X1
X4
X1*X4
B
Be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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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中国政府支持力度的调节作用分析3
资料来源：同表6。
回归方程
自变量
Sig
调整后
R2
对中国
经济转
型的渐
进式特
征与搭
桥战略
的调节
作用分
析
常数项
X1
X4
常数项 X1
X4
X1*X4
B
Beta
量，然后分别作分组回归。 首先检验中国政府支持力
度发挥调节作用的方向。 以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发挥
调节作用的方向。 以中国政府支持力度的均值为基
准，把地狱均值的样本定义为1，高于均值的样本定义
为2， 这样把样本划分为高中国政府支持力度和低中
国政府支持力度两组，分别做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
特征和搭桥战略的回归， 结果如表9。 读取标准回归
系数，对于低中国政府支持力度，中国经济转型的渐
进式特征的影响对搭桥战略的回归系数为；明
显高于高中国政府支持力度的， 可见中国政府
支持力度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特征的影响和搭
桥战略之间关系有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
五、研究结论
（一） 中国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对中国跨国企业
海外非市场战略的影响
从回归分析结果来看，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特征
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搭桥战略正相关，即在渐进性经
济转型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跨国企业，受历史价值
观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在东道国经营时会采用搭桥战
略。 中国渐进式经济转型期，地方政策具有较大的差
异性和演进性，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企业对
政策的变化有更敏锐的洞察能力。 为了获得更多的
政府优惠政策而采取搭桥战略，积极与相关政府部门
保持良好的关系，时刻关注政策的走向。 依据企业战
略的路径依赖观点，这些企业在海外相对较稳定的制
度环境下经营时，可以更早地感知东道国政策的变化
趋势，提前制定相应的非市场战略积极适应东道国的
政策环境以获得合法性。
中国经济转型的分权式特征与中国跨国企业海
外搭桥战略的正相关关系并没有得到相关数据的支
持。 在中国分权式经济转型期，权利的下放具有较大
的差异性，企业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面临不同的制
度环境。 在这种不稳定的制度环境背景下成长起来
的跨国企业，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价值观念和行为
模式。 依据企业战略的路径依赖观点，企业会将这种
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带到东道国，认为东道国的政策
也有较大的差异性和不稳定性。 它们在面对与母国
制度环境有区别的东道国环境时，会习以为常。 这种
制度的差异不会对中国跨国企业的海外非市场战略
产生显著的影响。
中国经济转型的试验式特征与缓冲战略存在正
相关关系。 在中国试验式经济转型期，中国经济政策
的建立和完善具有明显的试验和试错特征，在这个过
程中企业会主动影响政策法规的制定，纷纷采取制度
创新行为，以占有更多的政治资源。 跨国企业带着这
种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进入东道国，必然也会认为东
道国的政治具有试验和试错的特征，会采取同样的行
为，即主动影响东道国政策法规的制定，采取制度创
新，这些行为就是缓冲的非市场战略的表现。
中国政府的支持力度对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式
特征与搭桥战略的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而对中
国经济转型的试验式特征与缓冲战略，以及中国经济
转型的分权式特征与搭桥战略之间的调节作用并不
显著。 赵英（2000）指出，政府和跨国公司作为当今国
际贸易的两大主要角色， 前者为后者的活动开辟通
道，提供交易制度与规则的保护。 与西方发达国家的
跨国公司相比，中国跨国公司无论在规模、资金还是
技术方面，都有较大的差距。 因此它们迫切需要中国
政府给予外交、金融、财政及相关政策上的支持，而中
国政府对不同行业、不同性质的企业给予的相关支持
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受到中国政府不同支持力度的
企业，其在战略上的选择也会有一定的区别。 另一方
面，中国与东道国的政治经济关系也显著地影响着中
国跨国企业海外非市场战略的选择。
受中国政府支持力度较小的中国企业，在东道国
经营时，更多的是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规避政治风
险，因此，它们就会采取更加积极的非市场战略，即倾
表 9 低中国政府支持力度下的回归分析
分组 自变量 标准回归系数 T Sig.
高中国政府
支持力度
X1
低中国政府
支持力度
X1
注：根据以上的回归分析可知，假设1、3、4、7、8、10获得
支持，而假设2、5、6、9未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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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于与东道国政府维持长期稳定的关系，积极主动地
适应东道国的各种政策和法规。
（二） 东道国制度环境对中国跨国企业海外非市
场战略的影响
有关东道国政府权力集中程度与中国跨国企业
海外非市场战略的两个假设都得到了数据支持，即东
道国政府权利集中程度与中国跨国企业海外搭桥战
略正相关，东道国政府权利集中程度与中国跨国企业
海外缓冲战略负相关。 国外学者Hillman（2003）作过
类似的研究，他在研究美国跨国企业非市场战略的决
定因素时， 将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纳入研究范围，考
察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这一变量对美国跨国企业非
市场战略的影响。 其研究结果显示：东道国权力集中
程度越高，美国跨国企业越会积极主动地采取相关非
市场战略，强调与东道国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及进
行长期的投资。 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越低，美国跨国
企业在东道国就不会很积极地参与政治活动。 这与
统计分析结果是一致的。
一般来说，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越高，东道国政
府对国家相关经济政策和法规的控制程度就越大。
为了尽量避免东道国政府出台不利于自身的相关经
济政策或法规，企业就会积极主动地与东道国政府建
立长期稳定良好的关系，从而为其在东道国的经营争
取一个良好稳定的外部环境，从这个角度考虑，也就
可以理解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跨国企业一般采取搭
桥战略。 相反，如果东道国权力集中程度较低，东道
国政府对相关经济政策和法规的控制程度也就比较
低，市场竞争机制比较完善，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也
比较稳定，就没有必要为了寻求一个良好稳定的经营
环境而与东道国政府维持长期稳定的关系，在这种情
况下，中国跨国企业采取缓冲战略是合适的。
关于东道国政府信用与中国跨国企业搭桥战略
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得到支持，而关于东道国政府信用
与中国企业缓冲战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没有得到支
持。国外学者Meznar & Nigh（1995）、Blumentrit（2003）
都进行过相关的研究， Meznar & Nigh（1995）的研究
结果显示，环境的不确定性与企业缓冲战略之间存在
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在Blumentrit（2003）的研究中，
东道国政府信用与搭桥战略的负相关关系，以及东道
国政府信用与缓冲战略的正相关关系，都没有得到支
持。 三者之间的区别在于：Meznar & Nigh（1995）的研
究只涉及美国国内的情况，没有考虑企业跨国经营的
因素。Blumentit（2003）的研究针对美国企业在境外的
非市场战略展开研究。 在此是针对中国跨国企业在
境外的非市场战略。 所面对的环境和研究对象的差
异，是造成研究结果存在不同的主要原因。
研究结果差异的另一个原因是中美两国跨国企
业的特征不同。 美国跨国企业大多是有着强大实力
的企业，它们拥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支持，且
有强大的美国政府为依托。 在国际市场上，它们往往
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感，使得美国企业在海外经营时
不会积极主动地与东道国政府保持密切的关系，而往
往采取较为强硬的缓冲战略。 与美国企业的情况不
同，中国的企业在品牌形象、技术水平和管理模式等
方面不具优势， 从事跨国经营的经验又比较欠缺，在
与东道国政府的议价谈判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因此，
在东道国政府政策和法规变动比较频繁、政府信用度
不高的时候，中国跨国企业在海外东道国更多地是采
取搭桥战略，而不是缓冲战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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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研究》，《商业经济与管理》2008年第9期，第34～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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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第2期，第19～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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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al Isonmorphism and Collective Rationality in
Organizational Field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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