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半月刊64
随笔 SUIBI 主持人：胡同捷
行的企业治理结构会影响银行的
竞争力。说明这一点首先要从企
业的特征说起。企业实际上是一
种由不同的生产要素所有者通过合约联合起
来的等级组织，这种团队生产方式比单干更
有效率，即它会产生剩余。但由于信息费用
等方面存在障碍，要测算出每一个团队成员
对剩余所作出的实际贡献是非常困难的，从
而团队成员会产生偷懒动机，即会在既定收
入下最小化劳动贡献，或者在既定劳动供给
下最大化剩余分配。要从制度上解决企业内
的偷懒行为，就必须通过合理配置剩余索取
权和控制权，形成一种能抑制偷懒行为的企
业治理结构。在自然人企业制度下，形成的
是一种由出资人拥有剩余索取权并充当监督
人而被监督人获得固定收入的治理结构。这
样一来，团队成员的生产效率越高，监督者
获得的剩余收入就越多，从而监督者就越有
动机去监控团队成员的偷懒行为。
在股份公司条件下，由于所有权与控制
权发生了分离，接受股东委托的经理人并非
是剩余索取人，他就可能会凭借所拥有的控
制权去追求自己的利益目标，从而会导致公
司效率的损失。如何既能让经理人拥有足够
的自主权，又能通过设置最优化的激励与约
束机制，防范经理人的偷懒行为，确保公司
利润最大化就成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
题。现代公司一般通过设计一个用“手”投
票的内部治理机制和用“脚”投票的外部治
理机制来解决代理问题。也就是通过制度设
计使得经理人觉得偷懒是对自己不利的行为
选择，从而他才有内在动机去监督员工的偷
懒行为，最终导致公司效率的提高。
中资银行竞争力不强显然与其治理结构
不完善有关：
第一，所有者行为的行政化导致银行内
缺乏真正的风险承担主体。企业治理结构的
效率含义包含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前提，那就
是拥有剩余索取权的所有者是企业风险的承
担者，从而他具有通过强化监督提高企业效
率的内在动机。然而，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
者由政府扮演，政府及其代理人在经营银行
资产时未必会把追求利润最大化作为最重要
的经营目标，而会考虑多元化的政府目标，
包括政府在选择银行行长时也可能首先考虑
的是他的级别、资历、政治素质等，然后才
考虑他在市场竞争中的经营能力。当充当监
督者的所有者都不把资本效率作为首要目
标，那么不承担风险的经营者的监督动力和
银行的治理效率低下就不是一件怪事了。特
别是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组织构架政治化，不
仅层级较多，而且干部比职员多，这会扭曲
上下级的信息传导，放大各级的代理问题，
造成内部风险控制难度加大，管理效率降
低。
第二，国有独资或一股独大导致不同治
理主体相互制衡机制的失灵。现代公司为了
解决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下的经理人偷懒问
题，分别构建了股东会、董事会、经理人与
监事会之间互相制衡的机制，使得经理人惟
有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才能实现自身利益最
大化。在国有独资或一股独大的条件下，经
理人的任免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即使存在董
事会、监事会等治理构架，也几乎是摆摆形
式。董事长与经理人之间没有明确的权力划
分，遇到了一个强董事长，则总经理就扮演
一个常务副总的角色；遇到一个强经理人，
则他扮演半个董事长的角色。在这样的治理
构架下，当面临经理人偷懒行为时，政府监
督机构就面临两难选择：加强监督，则可能
会强化行政干预；放任不管，则可能会导致
偷懒行为普遍化。
第三，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健全导致银
行行长行为官员化。现代公司为了解决代
理问题，一方面股东通过在股东大会和董
事会上用“手”投票以及在资本市场上用
“脚”投票来约束经理人的行为，另一方面
通过为经理人建立一个包含年薪、奖金、股
票期权收益等形式的最优报酬计划，激励
经理人努力为股东的利益服务。如果只有
激励，没有约束，经理人就可能滥用经营
权；如果只有约束，没有激励，经理人就可
能选择不作为。在激励机制缺乏的情况下，
又强化了某些经营环节的问责制，如在任
期内不良债权比例上升，则行长将被处罚，
于是，有些行长就偏好于选择政治系统中
的“谨慎”行为，热衷于搞好各种关系，对
银行业务的扩张、提升盈利能力等关注不
够，这种内部关系政治化倾向必定会影响
银行治理结构的效率。
按照我国银行业开放的时间表，今年的
12月1日是北京地区向外资银行开放人民
币业务的日子，外资银行早已摆出了与中资
银行抢食人民币业务的架势。现在不是讨论
狼来不来的问题，而是狼会抢走多少食的问
题。显然，为了提升中资银行的竞争力，就
必须加大银行治理结构的创新力度，而创新
的根本途径就是推进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改
革，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尽快行动！■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责任编辑 胡同捷）
治理结构与竞争力
银
■ 杨瑞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