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解构与企业合作网络创建：理论、案例与实践启示
马君
（西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74）
基金项目：西南财经大学创新人才培养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5038）
作者简介：马 君，男，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博士生。
附：联系方式：
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05级企业管理博士生（马君），610074
email：majunswufe@ majunswufe@
Tel：（0）13540340116 028－87352083
一体化解构与企业合作网络创建：理论、案例与实践启示
内容提要：企业归核化过程中不断要求增加专用性投资，这与传统理论认为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应采用一体化的治理形式背道而驰。本文引入资产专用性和交易关系复杂性两个替代变量，从机制设计理论出发，在满足参与约束、激励相容约束和承诺约束的条件下，探讨了合作租金的大小，以及合作绩效的最优帕累托改进值，并证明存在一个Williamson关于从市场到科层治理谱系的最优区间。针对目前我国原子型市场结构，理清这一思路有助于在实践中指导企业创建互补性的跨资源合作网络及其协调机制，提升整体竞争力。
关 键 词：资产专用性 纵向一体化解构 合作治理
一、导言
近十年来，纵向一体化的分解与企业合作是经济活动中最为显著的现象，企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加强了彼此之间的合作，并依赖于不同形式的外部合作(Doney and Cannon，1997；王雎，2006)。同时，归核化的过程要求企业的专业化程度不断提高，必然伴随着企业专用性投资的提高。但是根据交易成本理论的解释，资产专用性的提高应采用一体化的治理形式。因为契约的不完全性，导致专用性投资较高的一方的一部分准租（Quasi rent）会因另一方签约后机会主义行为——“敲竹杠”（Hold-up）而攫取。科斯（Corse，1988）明确意识到机会主义是纵向一体化产生的动机，但他质疑在此种情形下为什么更可能导致纵向一体化而非建立一个长期关系契约。按照关系适应理论的说法，当契约不完全时，着眼于未来长期交易的关系是另一种补救措施。Klein（1988）通过再次对通用公司兼并费雪尔车体公司经典案例的回顾对上述说法作出了回击。Klein描绘了契约约束机会主义机制的局限性，论述了“契约是如何导致而非解决敲竹杠问题的”（Masten，1996），指出，通过组织资产（包括过去的试验记忆和专用性技术诀窍）所有权的转移实现纵向一体化，可以使交易者避免专用性投资所导致的潜在敲竹杠的交易成本。
这样，经济学解释似乎陷入了两难选择的尴尬境地：不进行专用性关系投资，难以奠定合作的信用基础，而进行专用性关系投资，就会产生可榨取性准租的攫取；签订长期的合作会促使合作者关注长期关系和未来的交易，但是为避免机会主义行为而使合约刚性化却难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并可能产生替代的敲竹杠以及增加事后再谈判的成本导致租值耗散。要降低企业资产专用性风险，却难以解释信息时代纵向一体化解构和归核化经营趋势。下面本文引入资产专用性和交易关系复杂性两个替代变量，借鉴关系合约和机制设计理论，对上述问题进行探讨。
二、不同合约下的合作治理模式选择
企业间合作一词最早由Richardson提出。他综合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和Penrose的资源观，认为企业间合作是一种介于科层制和市场之间的一种组织形式，本质是联结不同企业间的异质资源。Boari（2001）指出，一个标准的企业合作网络是由焦点企业（focal Firm）或“旗舰企业”（flag ship）与单个模块化企业构成的一个系统。居于核心地位的企业往往是有能力控制价值流路径的信息和资源的、能够起到帮助其他企业建立联结桥梁的焦点企业。而组织间关系成员都是一个个具有自组织特性的能力要素模块化企业，他们由骨干企业外部市场中的供货商、协作厂家、中间商、企业用户以及最终消费者，甚至是骨干企业内部市场中的其他部门的能力要素模块组成。这些能力要素互补、互嵌的模块化企业相互合作，共同降低生产、交易以及市场认知等方面的不确定性，并支持骨干企业价值创新的实现（罗珉，2004）。尽管合作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但由于网络各节点企业都是独立的利益主体，在合约不完全的条件下，就必然涉及到合作治理机制设计问题。
1.基本假设与模型
假设企业对合作网络贡献的努力程度为，其中代表一特定行动，是合作网络不能观察或者可以观察但不能为第三方（法庭）所验证的。为简化分析，本文假定合作产出y与合作企业的努力程度存在线形关系，即：，技术系数代表了合作企业某项特定活动的边际贡献能力，例如研发或者分销能力，并假定；为合作中噪音。
实际可以观察的是绩效评价结果p，即存在，代表了可观察绩效评价结果受企业努力的影响程度，代表造成合作绩效评价结果偏差的噪音。引入不同的和，旨在说明由此造成的绩效评价结果与合作网络真实期望结果之间的不对应。进一步假设合作企业的负效用函数为：。显然满足凸函数假设：，。假定和服从均值为0的正态分布。
假设企业参加合作网络，能够获得的收益为，其中为基本收益，为努力的激励性回报，代表分成（sharecropping）系数。合作网络的期望效用值为：
从机制设计理论角度，要使总的期望效用值最大，还必须满足合作企业的参与约束（或称为个体理性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即：
（1）
（2）
（3）
其中，代表企业保留效用。式（2）代表激励相容约束；式（3）代表满足参与约束假设。求解上式得到最优激励系数为：
其中，代表权向量和的夹角。把带入（1）式求得最优期望总收益为：
由此可知，最优期望总收益取决于和两个因素。代表参与合作企业各项活动协同边际贡献能力，即其努力对合作网络的影响程度大小，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某种特定技术参数，类似具有Williamson提出的在物质资本上的、区位上、人力资本或特定资产上的某一种或多种专用特性。因此我们可以把它当作参与合作的企业的资产专用性的替代变量。可以看出，如果不变， 越大时，那么最优期望总收益（绩效）越大。
代表两个向量接近程度，表示测量到的合作绩效p和客观存在的合作价值y之间的偏差，或者说参与合作的企业的目标与合作网络目标趋同程度①。因此有0≤θ≤/2。就企业而言，合作是一件复杂的决策活动，它必须决定用来生产最终产品的中间产品哪些可以在企业内组织生产以及连续生产过程中哪些环节可以在企业内进行，哪些又必须通过外购协议授权生产，及合作中对供货者的设计要求、库存需要、质量控制、生产、运输、谈判等事项。合作关系越复杂，合作价值链条越长，则合作中面临的或然事件就会越多（Kreps，1990），衡量到的每一个环节的价值增值的偏差就会越大，越可能出现类似于供应链合作中的“牛鞭效应”。基于此，我们近似地把当作合作活动复杂性的替代变量。在合作网络中主张全方位合作或者跨组织资源的整合，其目的就在于降低值。如果外生给定，越小，最优期望总收益则越大。当＝0时，此时达到最大。这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状态依存合约下的情形，说明交易中如果和约条款写的完全清楚，充分考虑到了所有或然事件，且在任何状态下，甚至在阿罗－德布鲁时间状态偏好空间中都可以得到验证，法律执行不存在问题。这等同于新古典企业蕴涵的一个前提：这是一个无交易成本的世界，合约责任受到一个高效的、从不出错误的权威关系（科层制）指挥，这个科层可以即时、无成本地获取并处理信息，效率结果是一样的：完全竞争将会导致帕累托最优。
2.关系合约下的合作治理
上述分析结果类似于Williamson（1985）提出的市场治理模式和三边治理模式。市场治理依赖于运作良好的市场上的非人格化交易。三边治理则还依赖于公正第三方来解决履约过程中的纠纷问题。考虑到现实中合约是不完全的，结果很难被公正第三方（法庭）验证，因此这两种情形只是一种极端情况，只适用于交易频率较低情况；如果交易频率高的话，依靠市场治理会因专用性投资产生敲竹杠现象，只适用于非专用性的现货交易。因此，正式合约下的治理以客观绩效为标准，排斥了合约中存在的不可验证的隐形因素，例如相机处理权、合作精神、牺牲精神、忠诚态度，而这些因素会对企业间合作产生长远影响。下面我们将引入关系合约研究合作治理问题。
假设为促进合作，在成员企业付出真实努力（假定会导致高的合作产出）下，除获得可以衡量的绩效报酬外，还可以获得的关系激励分成。此时合作企业的期望收益为：
不考虑声誉机制②，在单阶段博弈中，由于结果的不可验证性，合作不会相机性地带来关系激励，即；成员企业也只会选择市场交易的原则而可能异于合作的真实目标；接着另一方会选择拒绝给予关系激励；成员企业则会拒绝付出真实努力。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式的低效率均衡，双方都不能实现帕累托改进的均衡。在有限次重复博弈，只要次数是有限的，按照逆向归纳法，最后阶段二者都会选择不合作，这也是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以此类推，一直到第一期均衡都是如此。但是当重复博弈无限次时，则存在着完全不同于一次博弈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原因在于一方可以选择触发战略，即开始选择合作，就持续下去直到有一方选择不合作，并且永远选择不合作。说明一方的不合作将触发永远的不合作。
这里，当合作企业选择高产出时，能否获得关系激励取决于贴现系数。合作伙伴是否违反关系合约取决于其违约的短期一次性收益（下面不等式的左手项）与长期基于关系合约获得帕累托改进收益的现值（不等式右手项）的大小比较。如果：
即：
此时合作伙伴会遵守承诺，给予合作者关系激励。
引入关系合约下的激励问题就转化为合作网络选择和，成员企业选择，以最大化期望合作收益：
(4)
同时满足三个约束条件：
（5）
（6）
（7）
（5）代表激励相容约束；（6）满足个体理性假设；与一般分析相比，增加了一项承诺约束（Commitment constraint）式（7）。
通过一系列求解，最终得到：
（8）
由此，如果是可信的，引入关系合约，合作网络的联合福利得到了帕累托改进，我们可以把帕累托改进值定义为遵守关系合约而获取的关系租金RR：
三、最优帕累托改进区间和有效的治理谱系
上述研究证明了Levin（2003）提出的一个命题：如果存在一种帕累托改进的自我实施的关系合约，那么就存在无穷多帕累托改进的关系合约，他们之间的唯一区别是双方的分配剩余的比例(即和)不一样。由此说明，通过合作治理的设计，能够寻找一种最优的帕累托改进（尽管无法达到帕累托最优）。
为进一步研究方面，本文借鉴相关研究通常的假设：服从参数为的两点分布，即员工行为导致两种产出结果：高产出时，和低产出时。把式（8）带入式（7），得到：
求解上述不等式，综合Macneil（1974）的关系性合约光谱、Thompson 和 Sanders （1998）提出的合作连续统一体以及Williamson（1985）的企业治理谱系，我们给出了不同区间下的最优合作绩效、多重帕累托改进中的最优解以及相关治理模式的选择（见表1）。
表1 最优帕累托改进区间和有效的治理谱系
1.市场治理区间
资产专用性程度位于这一区间，宜采用市场治理模式。因为要保证落在这个区间，则要求足够高，或者趋于0。贴现率本身包含了货币的时间价值和博弈将要结束的可能性，合作价值的贴现率越高说明将来的事情在现在看来就越不重要，因而更关注眼前真实收益，倾向短期交易而非长期合作（Eric A. Posner，2000）；合作绩效评价的偏差足够小时（即接近1时），企业与合作者的关系趋于简单，通过价格机制就可以清晰界定双方权益边界。在这两种情形下，合作者帕累托最优选择是不签订隐性激励合同，即。例如，企业一般对标准化的中间产品，一般倾向于通过市场交易完成，可以降低合作生产带来的额外组织协调成本。目前，行业标准的开发以及行业标准的广泛采纳推动了企业间市场治理模式的采用，一方面降低了生产成本，促进了社会分工和协作，另一方面有利于扩大了市场的宽度，产生阿伦·杨格（Young，1928）意义上分工网络效应。在该区间，帕累托改进为0，证明了在完全竞争市场上资源配置帕累托效率最高；杨小凯和Wills（1990）进一步证明了尽管存在市场信息扭曲，但是通过平衡信息扭曲和分工经济的此消彼长关系，存在一个竞争在不同分工层次的最优分布。
2.混合治理区间
资产专用性程度及合作复杂程度位于这一区间，宜采用合作治理模式，即Williamson提出的双边治理模式。可以看出：①在不变时，最优期望收益随着增大而增大。因此合作能够促进企业进行更高程度的关系专用性投；另一方面如果合作企业资产专用性程度越高，那么应该提高关系激励强度，此时引入关系合约对企业而言越可行。与呈正向关系，说明，专用性资产越重要，越应建立长期的互惠合作关系。Joskow（1987）运用煤炭市场的经验数据，从实证角度检验了关系专用性投资在决定煤炭供应商和电力公司之间合同存续期长短上的重要性问题，证明关系专用性投资越重要，当事人设定的合同生效期限就应越长，依据长期合同多次交易比反复讨价还价更有利，支持了本文这一结论。②在这个区间内，最优期望收益随反向变动。说明，合作的复杂性程度降低，企业没有充分利用互补性合作资源，合作绩效也会随之降低。因此，合作网络中各单个企业必须打破传统的企业边界，利用组织间合作网络整合外部资源，特别是借助其他企业核心能力，采用柔性的资源整合以及跨组织的流程整合，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这就对组织间关系治理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使单个企业在关注获得基于资源优势的李嘉图租金的同时，必须关注获得基于组织间网络资源和网络资本的累积所产生的关系租金（罗珉，2004）。③与贴现率呈现反向关系。说明一方面，建立长远关系，更有利于双方的合作。如果企业之间频繁变换合作对象，将要冒失去市场的风险，同时能力互补要求企业之间不断交流技术和信息，因此企业之间的合作是连续的，要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最优期望收益与存在先正向后反向的变动关系，对求一阶导数，证明存在一个最优贴现率，以及最优的帕累托改进值。
3.纵向一体化治理区间
长期合约的一个主要局限性在于面对未来需求和供给波动表现出来的僵化；尽管合同中规定了相机索取权（contingent claim）的条款允许合同对变化的环境进行一定的适应，但是要在合同中规定何为相机履约成本却是高昂的。因此，不完全合约依赖于合作主体之间的自我执行。除了先前信念影响自我执行外，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的复杂程度自身的特点也会影响履约偏离 “自我执行范围”。Masten（1984）给出了来自航空工业的经验证据，相对不复杂的的零部件随专用性用途增加，在内部生产的可能性从不到1％增加到31％；而比较复杂的零部件从2％增加到92％。说明在专业化存在时，复杂条件下不完全合约的危害性更大，它使内部生产的可能性从31％增加到92％，而专用性用途低的零部件来说，其复杂性只是使纵向一体化从不到1％增加到2％。
因此，在和位于这一区间，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关系的复杂程度均达到最高时，关系合约的履行很容易超出“自我执行范围”，此时最优的选择是使，即采取纵向一体化。Hart和Moore（1990）把这种情景理解为合作企业拥有了剩余索取权，因而付出了帕累托最优努力。考虑到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目标，我们可以把参与约束（14）变成“紧”约束：
并假定合作伙伴的保留效用，可以解得。用语言表述就是合作企业获得了100％的合作利得，成为企业利润事实上的剩余索取者，但是前提是必须一次性付给合作伙伴一笔费用，从而获得了合作伙伴的组织资产所有权，这就是纵向一体化过程，即Williamson提出的统一治理模式。
以上研究表明，存在一个Williamson关于从市场到科层治理谱系的最优区间，基于重复博弈的关系契约、社会规则能够降低机会主义发生，促进跨组织资源的共享和合作，从而实现次优的帕累托结果和最优的帕累托改进。尽管在不同区间无从比较合作绩效的帕累托效率，但是理论上存在：在多重帕累托改进中，企业间合作治理的最优解高于纵向一体化治理，说明合作对福利的改进空间比纵向一体化更大。在合作区间内，因为最优合作期望收益与资产专用性呈正相关，进行资产专用性投资可以获得更多的关系租金，进而证明了在合作治理中Dyer（1998）所提出的有效的治理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更高程度的关系专用性投资思想。同时，本文也对Klein（1988）提出的是“合约是如何导致而非解决敲竹杠问题的”命题给出了理论解释：资产专用性程度和交易关系的复杂程度使关系合约的履行超出了“自我执行范围”，此时纵向一体化是一种最优的帕累托改进结果。
四、案例与实践启示
目前，伴随着经济一体化和网络经济的深入发展，企业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为顺应顾客需求的快速多变和个性化诉求，精益生产、敏捷制造客观要求企业进行归核化经营，以应对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挑战。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客观上为改变传统协作方式提供了契机。生产组织方式从福特制到后福特制的转变，客观上推进了企业制度的演变。市场的发展越发明显地表明，拥有一体化的价值链限制了运营效率，而专业化可以在价值链某个细分领域提供行业内领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企业将核心业务聚焦于合作网络中的某一个环节，通过提供独特的跨组织资源而成为不可缺少的节点。如果企业通过专用性投资而不断提升专业化水平，进而参与到更多的价值网络，就能够凭借有限的资源将自身的影响力扩大若干倍，像蜘蛛拥有大于自身体积若干倍的“领地”，从而收获更多的合作收益（王雎，2006）。
1.跨资源合作已经成为企业赢得竞争优势的锐器。目前企业间的竞争已经从传统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转变为由合作创建的价值链（Kotlor，1987），价值网络（Slywotzky，2000），乃至商业生态系统之间的竞争（Lansit和Levien，2004）。单个企业的竞争优势或劣势通常是与企业所在的关系网络的优势与劣势相联系的（Dyer和Singh，1998），跨资源合作已经成为企业的竞争锐器。在传统行业中，日本丰田汽车制造公司目前其利润额超过美国三大汽车公司（通用、福特、克莱斯勒）总和，得益于通过与供应商之间建立特殊的合作关系，共同实现价值增值。准时制（JIT）生产系统增加了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因为，零部件库存降到最小范围，容不得供应方任何过失或配送系统有半点差错。事实证明日本的汽车部件供应商很少更换，最近11年里，大约150家企业中只有3家退出了一流的丰田供应商协会。全球最庞大的多元帝国GE的合作网络延伸到很多国家，它把服务于全球的卓越的 IT服务中心设在印度，把中国、墨西哥作为它全球范围内的制造中心，将它的研究与发展中心设在以色列和美国，而把它的全球客户服务中心设在爱尔兰和菲律宾。沃尔玛利用全球卫星定位系统构建的采购系统为供应商提供有关客户需求和购买偏好、物价的实时信息，同时向零售商提供比竞争对手更大的成本优势。通过构建和有效管理合作网络，沃尔玛能够更好地在系统内部平衡供求关系，提高自己和合作伙伴的生产率和反应速度，为总利润优势贡献了％的份额（参见表2）。宝洁公司把自己的ERP与沃尔玛的整合在一起，体现了企业间的合作，已经由单点对单点的沟通即采购与销售的对话转变成多点对多点的对话，推动在更广和更深的层面上进行了合作。
表2 沃尔玛合作网络管理带来的利润优势
合作网络管理带来的利润优势
一般的利润优势
总体利润优势
全球采购
集中
采购
优化产品组合
分销效率
其他运营效率
信息共享
较低的缩水率
更理想的房租
较低的
人力成本
％
2％
2％
2％
2％
6％
％
2％
5％
22％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13]。
在高科技领域，微软、英特尔和IBM等都回归核心竞争领域，走出了清晰的发展路线，避免直接冲突，相互之间形成了战略合作关系。蓝色巨人IBM在郭士纳上台后进行了业务重新评估，收缩了经营范围，通过纵横交织的合作网络的构建，成功地实现了以服务为导向的战略转型。2004年IBM更是把个人电脑业务卖给了中国联想集团，目的是使“大象”也能够舞出轻盈优美的“舞姿”。IBM与加拿大软件巨头Cognos合作开发服务软件，Cognos公司的软件被用来分析大公司数据库的信息，从而帮助企业迅速地做出决定，它的用户有通用电气公司、花旗银行和戴姆勒·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等。与前任CEO卡莉·费奥莉娜致力于成为一个生产并提供一切IT产品服务的高科技巨人、无所不能、进占统治的思路不同，惠普公司新任CEO赫德采用收入平稳、运营稳健的保守策略，通过分拆个人系统集团和成像及打印集团，完成结构性收缩，使各个业务单元自成一个功能模块，每个功能化模块吸收整合各自合作伙伴，然后集成为一个整体的网络化功能模块，从而把惠普与康柏合并的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惠普去年实现全年营业收入867亿美元，其利润增长预期令华尔街耳目一新，全球IT专业调研机构Gartner发布报告称，第三季度，惠普PC销售量比戴尔高出11万台，近3年来首次超越戴尔，重回全球PC业榜首。
纵向一体化解构同样出现在服务领域，IBM 商业价值研究执行报告(2006)指出，行业解构促进了银行业的变化，银行不再对价值链进行全面控制，而是集中精力经营自己高附加值的核心业务。例如，信用卡价值链已经由过去纵向一体化模式，变为更加高效的、由不同功能模块构成的合作网络：客户信息由征信管理当局，如Equifax、Experian和Transunion等，汇总到数据库，提供给信用卡机构，银行首次实现了可从多个构面，不同的账户类型轻松获取信用记录，更加有针对性地优化自己的产品；以Fair Isaac为首的专业信用分析机构专门提供分析引擎，帮助银行通过分析用户数据掌握有用的信息；First Data和TSYS等机构则为资金密集型流程推出了所需的系统，用于收集交易、账户借贷等方面的信息并提供结算服务；TSYS还能够帮助银行提供忠诚度计划、预付卡和保健卡等产品服务。
2.企业间合作现象在我国并不容乐观。学者吕政和曹建海的研究表明，企业热衷于竞争甚于跨组织资源合作能力的创建。根据贝恩的研究推断，我国绝大多数工业产业的市场结构属于原子型，即是一种低集中度的市场结构，说明企业之间的生产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水平低，而生产专业化分工与协作是现代大生产条件下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基础。2004年，我国520户国家重点企业年销售收入之和为26000亿元，折合3100亿美元，仅相当于世界500强前两名年销售收入之和的98％。我国年销售收入500万元以上的机械企业达万户，前300户的生产集中度仅为20％。
这反映了企业间普遍存在缺乏信任感，无限放大了关系专用性投资带来的事后敲竹杠的危害性，战略思维渗透着“战”的思维。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迈克尔·波特的竞争三部曲引进，其思想精髓与中国企业家的企业经营思维一拍即合：企业经营的战略重点应置于如何打击竞争者、控制供应商与顾客、阻止新进入者进入等方面。造就了中国企业的战略逻辑中渗透着“战”的思维和战略行为上的急功近利心态：贪大求全，追求的市场主宰地位，热衷于价格竞争甚于核心技术的培植。目前这一恶果已经暴露出来。首先，过度竞争带来对资源掠夺式使用；据世界银行2002年报告分析，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所消耗的能源是西方7个发达国家的倍，是美国的倍、法国的倍和日本的倍。其次，不择手段的竞争行为助长社会信用缺失；国家发改委信用研究中心报告（2005）指出，每年因逃废债务、合同欺诈、产品质量低劣或制假售假等失信行为而造成的各类损失就超过5855亿元，相当于中国每年损失了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再次，恶性竞争破坏了竞争格局，缩短了企业寿命；超常规发展以及频繁的兼并收购行为超过了企业边界承受能力，使一些原本绩优的企业猝死，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据2003年经理世界年会上提供的数据，“中国企业平均寿命约为8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只有年”。更为重要的是，竞争分散企业很多精力和资源，对研发和创新关注和投入不足，使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严重滞后，制约了我国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难以在国际市场上做大做强。世界经济论坛发布了《全球竞争力报告2006－2007》，表明中国国际竞争力较上一年度有明显下滑。
目前，历经竞争洗礼企业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更多企业通过横向产业整合来提高集中度，改变各自为战的状态，同时通过多元化经营规避风险。这里又产生了另一个的问题，即忽略了不同产业间互补关系，造成成本失控和资产质量降低。GE等多元帝国成功的经验在于长中期投资的组合，核心业务、增长业务和种子业务间的平衡，锁定风险，维持稳定的现金流保证资金链
3在实践中指导中国企业创建跨资源合作网络。纵向一体化解构，使企业的价值链在时间和空间上发生了断裂，从而客观上要求存在一个统一的互动规则，以促进价值链纵向（从供应商到消费者的产品流向）、横向（相似产品分享生产或渠道等共有资源）或斜向（在研发、流通或服务等方面互补的不同产品分享同一个共有资源）耦合与重构。有效的治理可以促进企业进行更高程度的专用性投资，提升自己的专业化能力。同样，如果没有有效率的治理，企业由于害怕对方复制自己的资源，成为自己的竞争者，而不愿共享彼此所拥有的有价值的知识和信息等资源。丰田汽车网络是一个通过高效的知识转移与共享创造竟争优势的典型案例，它凭借有效的治理实现了对企业主动开放和共享知识的激励，并防止搭便车以及降低知识的搜寻成本。
企业间的治理和协调机制包括：规则和惯例、约束和承诺，信任机制，声誉机制，资源共享路径，第三方协调，集体诉讼程序等。在上述协调机制地推动下，综合Hedberg（1997）、达庆利（2004）、Dyer（1998）、Giuseppe和Usai（1996）等人研究成果，我们可以给出企业跨资源合作网络构建的一般过程（见图1）：企业通过对所处战略环境的分析，甄别出合作时机；通过对彼此核心能力的识别，选择能力互补的合作伙伴；再通过价值链节点的定位确定合作方式，并最终通过一系列协调和治理模式形成跨资源合作网络。
图1 企业跨资源合作网络构建的一般过程
五 小结
目前，一方面通过产品标准化、模块化降低生产成本，通过建立行业标准化来控制价值链，降低经营风险，打造通用的技术平台；另一方面，通过推行产业模块化及模块化生产网络的构建实现分工协作，扩展市场宽度，产生阿伦·杨格意义上分工网络效应，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产业政策调整的方向和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的竞争锐器。[12]我们必须要意识到这一发展态势，作出积极调整，应对挑战，否则我们永远无法改变处于全球产业链末端的窘迫地位。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理论分析，帮助我们进一步加深对企业制度演变及其效率的认识，解开关系专用性投资与纵向一体化解构的悖论谜团，通过探讨合作网络协调和治理机制，研究合作对经营绩效改进的机理，进而指导我国企业建立互补性的跨资源合作网络，提升国际竞争力。
注释
①我们假定合作网络参与者是风险厌恶者或呈风险中性的，即不会做与合作网络目标偏离太远的事情，否则激励系数为负值，转化为惩戒系数，即事前规定的违约处罚程度。
②在有限次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唯一的子博弈精炼纳什均衡是二者都选择不合作。如果参与者考虑声誉问题，则情况会发生变化。Krips, Milgrom & Wilson等人提出的声誉模型（Reputation）证明了在有限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中会经常出现合作结果，特别是距离博弈结束仍很远。学者Tirole（1996）、王永钦（2005）、王雎（2006）研究了声誉机制下组织认同问题，得出了组织声誉对组织成员具有激励效应，组织声誉租（以及由此释放的身份和承诺信号）越高（强），组织中的成员就会越诚实可靠、趋于合作的结论。由于研究切入点和篇幅限制，本文对此没有予以考虑，具体可参考相关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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