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黄皮书：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1-201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5月8日出版，第01-42页 ——特别报告—— 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考察：全要素生产率的分析框架 齐传钧 郑秉文 摘 要：众所周知，一些国家人均收入在达到中等收入阶段后，经济增长缓慢甚至停滞，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而无法顺利进入高收入社会，拉美地区便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具有滞留时间较长和地区普遍性等两大特征。本文总结了拉美地区“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主要经济表现，分别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拉美地区经济增长陷入衰退；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经济增长波动加剧，危机频发；拉美地区各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趋于分化。本文在分析可能造成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停滞的各类因素后，认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来源，明确指出长期以来区内各国普遍存在资源配置效率基础薄弱、研发和创新能力基础薄弱两大问题从根本上限制了拉美地区市场机制的有效发挥，阻碍了技术进步以及企业的创新活力，从而导致资源调动和配置的低效趋于长期化。作者在全文的基础上，总结了拉美地区的基本教训，指出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规避“陷阱”的四条重要启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不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要求；快速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条件；人才和研发投入向企业倾斜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中等收入陷阱 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 市场竞争力 拉美研究 齐传钧，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社会文化室助理研究员；郑秉文，经济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1
一、引言 2011年是南美大陆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元年：根据有关国际机构的统计及其预测1，智利和乌拉圭2011年人均GDP超过12276美元2，它们率先走出“中等收入陷阱”并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南美大陆首批进入高收入国家的两个国家。 其实，智利早在1971年、乌拉圭1973年就分别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这就意味着，他们在中等收入阶段已分别滞留了40年和38年。而截至2011年底，拉美地区在“中等收入陷阱”平均滞留时间38年，其中阿根廷长达50年，几乎为世界之最。在过去两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世界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各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唯一的例外是在1965-1973年各个经济体的人均GDP差距出现了轻微的缩小。尤其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到本世纪初，这种差距的拉大不仅体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图1），而且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内部也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具体来说，在上个世纪60年代和70年大约有50%发展中国家的五年移动平均人均GDP增长率可以达到3%以上，只有不到15%的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负增长率，而经济增长率在-3%以下的发展中国家非常有限；但80年代和90年代前期，能够达到3%较高经济增长率的发展中国家却下降到20%左右，出现负增长率的发展中国家却高达40%左右，而经济增长率在-3%以下的发展中国家曾一度接近20%（图2）。其中，东亚地区整体上出现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而拉美地区各个经济体却几乎普遍陷入了经济增长停滞或相对停滞，即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均收入差距日渐拉大3。 1 截至完稿时，相关国际机构还未公布2011年的数据。其中，IMF对2011年的预测数据是智利人均GDP为13970美元，乌拉圭14671美元（引自IMF, 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September 2011）。其实，根据IMF的预测，2010年智利和乌拉圭人均GDP就已达到进入高收入的标准。这里采用的是拉美经委会的人均GDP增长率的预测数据：智利和乌拉圭2011年人均GDP增长率分别是%和%(United Nations Eclac, Preliminary Overview of the Economies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Feb. 2012. , )，2010年智利和乌拉圭人均GDP分别是美元和美元（United Nations Eclac,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Dec. , Table ）。由此推算，2011年智利人均GDP为美元，乌拉圭为美元，恰好超过世行规定的12276美元的标准。 2 根据2011年7月世界银行公布的标准，人均GNI超过12276美元为高收入组。本文将根据习惯，采取GDP的指标，与GNI大致相同，见 3 直到近几年拉美经济增长停滞才有所好转，但是否已经形成了一种长期增长趋势还有待观察。参见José Antonio Ocampo and María Angela Parra, “The Dual Divergence: Growth Successes and Collaps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since 1980”, DESA Working Paper, June 2006, No. 24, 。 2
图1 OECD和发展中国家的加权人均GDP增长率比较 资料来源：José Antonio Ocampo and María Angela Parra, “The Dual Divergence: Growth Successes and Collaps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since 1980”, DESA Working Paper, June 2006, No. 24, , Figure 1。 图2 发展中国家人均GDP增长率（五年移动平均）占比 资料来源：José Antonio Ocampo and María Angela Parra, “The Dual Divergence: Growth Successes and Collapse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since 1980”, DESA Working Paper, June 2006, No. 24, , Figure 2。 在这种背景下，世界银行率先使用“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指出拉美地区是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典型代表，即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而无法向迈入高收入社会迈进4。应该说，到目前为止，“中等收入陷阱”还并不是一个规范的可度量的经济学定义，即对一个经济体在中等收入阶段持续多长时间才算是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标准。因此，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只是一个描述性和相对性概念，但是区别于短期的经济增长波动，也不是指在熊彼特的“创造性破坏”经济循环惯行轨道的转折点上。 作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典型代表的拉美地区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 4 Indermit Gill and Homi Kharas,"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World Bank, 2006, . 3
第一个特征是拉美地区滞留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时间较长。按照人均GDP近似计算，拉美地区整体上早在1974年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直到今天仍然没有迈入高收入阶段，滞留时间长达38年。其中，最为严重的经济体当属阿根廷，从1962年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到目前为止已滞留了50年，仍没有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迹象。而当时与阿根廷经济发展水平几乎差不多的国家已经早早地步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例如，阿根廷1962年人均GDP高达1148美元，将近是拉美与加勒比地区人均GDP427美元的3倍，大约是日本634美元的两倍，但到2010年，阿根廷仅为9124美元，略高于拉美和加勒比人均GDP的8822美元，而日本则高达42831美元（图3）。再例如，法国在1979年、日本在1985年、英国在1986年、西班牙在1990年、葡萄牙在1995年都先后走出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进入高收入国家阵营。而且，当时经济发展水平远不如拉美地区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等东亚经济体也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纷纷进入高收入社会5。 图3 阿根廷与日本和拉美地区人均GDP比较（美元） 资料来源： 。 第二特征是拉美地区滞留中等收入阶段是一个普遍现象。根据2010年人均GNI水平，世界银行将全球人口在3万以上的215个经济体划分为四个等级，即分别是人均GNI在1005美元及以下的35个低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1006-3975美元的56个下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3976-12275美元的54个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人均GNI在12276美元及以上的70个高收入经济体。根据这一分类标准，在世界银行所统计的拉美地区35个经济体中，只有海地1个国家属于低收入经济体；伯利兹、玻利维亚、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危地马拉、圭亚那和和洪都拉斯等7个国家属于下中等收入经济体；厄瓜多尔、格林纳达、巴拿马、安提瓜和巴布达、秘鲁、阿根廷和牙买加等21个地区属于上中等收入经济体；阿鲁巴、巴哈马、巴巴多斯、圣马丁、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开曼群岛和维尔京群岛等6个地区属于高收入经济体6。可以看出，拉美地区目前有高达60%的经济体处在上中等发展水平，其人口总数更是占到拉美地区的90%，GDP总和占拉美地区总量的97%7。 5 郑秉文，齐传钧：《智利：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首个南美国家——还政于民20年及其启示》，载于《2010～2011拉美黄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4月，第5-6页。 6 7 作者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 4
因此，将拉美地区作为一个整体8，深入分析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原因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经济增长的一般规律，揭示一个经济体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可能遇到的普遍问题，从而避免走弯路，尽快进入高收入社会。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通过数据分析来说明拉美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济表现；第三部分依据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考察拉美地区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或相对停滞的核心因素；第四部分将在前一部分基础上进一步分析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一些本质性原因；第五部分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给出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几点启示。 二、拉美地区“中等收入陷阱”的主要经济表现 （一）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拉美地区经济增长陷入衰退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陷入了大萧条，拉美地区初级产品出口价格和数量大幅下跌，导致原来的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随后拉美地区各国开始纷纷转向进口替代战略。应该说，进口替代战略借助政府的干预和保护，减小了外部市场的冲击，刺激了国内工业制成品生产和需求，一度在经济上取得了较为优异的成绩，例如经济增长开始恢复，工业化进展顺利和制造业部门工资快速增长。其中，“拉美八国”人均GDP占美国的比例虽然由1938年的急速下滑到1944年的，但随着进口替代战略的深入实施，从1945年开始“拉美八国”人均GDP占美国的比例便开始迅速上升，到1949年达到了。因此，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很多观察家甚至开始乐观地认为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贫困下降和社会繁荣只是时间问题。然而，此后10年，“拉美八国”的经济增长只是基本和美国保持同步，并没有出现向发达国家明显收敛的趋势（图4）。 图4 1935-1960年“拉美八国”人均GDP对比美国的变化 资料来源: 作者计算并绘制。数据来自Angus Maddison, Total Economy Database, 2010. 注：“拉美八国”分别为阿根廷、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 尽管进口替代战略一度促进了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但这种进口替代发展模式的表面光鲜却难以掩盖很多深层次的问题，制度的僵化循环和经济增长的无效率必然会大大增加。例如，钢铁、汽车和石油化工等新兴工业部门普遍效率不高，为了生存则需要设置越来越高的 8 如无特殊说明，本文出现的“拉美地区”是对“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的简称。 5
进口壁垒，把外国竞争者排斥出当地市场。同时，国内消费品价格远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国家。以当时的智利为例，收音机的售价高出欧洲3倍，而作为当时蓝领工人主要代步工具自行车的售价更是超过美国4倍，使得很多低收入者根本无力消费这些商品。另外，作为保护新兴工业的一种措施，人为地高估本币币值，从而削弱了该地区出口能力，并严重损害了农业部门的竞争力，扩大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政治分歧，贫困率居高不下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9。 随着进口替代战略这些深层次问题的积累，从1960年后期开始，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便开始出现问题。通过对比美国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数据，我们发现，1960年以来拉美地区经济增长表现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1960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经济增长乏力阶段；70年代后期到2002年的经济增长衰退阶段；2002年以后的经济增长缓慢恢复阶段。从第一阶段上来看，拉美地区人均GDP占美国的比例虽然出现了轻微的上升，即一度上升到左右，但相对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仅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却出现了轻微下滑，从最高的18倍左右下降到了不足16倍。在第二个阶段，拉美地区开始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其经济增长表现不仅落后于美国，拉大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而且更是远远逊色于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仅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只是在第三阶段，即2002年后，拉美地区经济表现虽然仍然不及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仅包括发展中经济体），但已经好于美国，说明拉美地区经济开始出现恢复的迹象（图5）。总之，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在长达20多年时间拉美经济增长不仅与世界发达国家拉开距离，更明显落后于世界经济增长较快的发展中国家，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特征十分明显。 图5 1960-2010年拉美地区人均GDP对比典型地区（国家）的变化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并绘制。数据来自World Bank, WDI Online, 2010. 。以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计算，其中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不包括发达经济体。 （二）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经济增长波动加剧，危机频发 在经济出现衰退的同时，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拉美地区经济增长波动也开始加剧。具体来看，在60年代，拉美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为%，人均GDP增长率标准差为%；到70年代，拉美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上升到%，而人均GDP增长率标准差仅为%；但是，进入80年代后，拉美地区的人均GDP增长率急剧下滑到了%，而人均GDP增长率标准差却高达%；到了9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增长情况有所好转，其人均GDP增长 9 Sebastian Edwards, Forty Years of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Alliance for Progress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Working Paper 15190, July 2009, p1. 6
率上升到了%，人均GDP增长率标准差也同时下降到了%；在21世纪最初10年，拉美经济增长继续得以好转，其人均GDP增长率恢复到了%，但经济波动却在加剧，人均GDP增长率标准差高达%，说明进入21世纪后拉美地区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进一步增加（图6）。因此，从经济增长波动的总体趋势上来看，拉美经济经过上个世纪80年后期和90年代前期进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是不成功的，拉美地区整体上即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预期更是不确定的。 图6 拉美地区人均GDP增长率波动情况（%）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并绘制。数据来自World Bank, WDI Online, 2010. 。其中，人均GDP增长率平均值为算术平均值。 在经济增长波动日渐加剧的同时，拉美地区也成为世界上出现各种经济危机最频繁的地区，而且涵盖了几乎所有类型的经济危机：财政危机、公共债务危机、国际收支平衡危机、货币危机、通胀危机和银行或金融危机。 以银行危机为例，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到2003年，拉美地区（不包括加勒比）每个国家发生危机的平均次数为，而包含加勒比的拉美地区每个国家发生的危机次数也高达，这两个数据不仅都远远高于经济运行更为稳健的高收入国家，例如高收入OECD国家和高收入非OECD国家发生危机的平均次数仅仅分别为和；也高于经济强劲增长东亚及太平洋地区的次和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次；而且甚至还高于政治和经济急剧转型的东欧和中亚地区的次。 另外，在这段时间里，拉美地区（不包括加勒比）重复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比例更是高达35%，而包含加勒比的拉美地区重复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比例也高达27%，都要远远高于其他地区。例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重复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比例为13%；东欧和中亚地区为11%；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仅为8%；而其他地区就没有出现重复发生银行危机的国家。以上情况说明拉美地区在这段时间金融极为不稳定和宏观经济也出现了巨大波动（表1）。 表1 银行危机发生的频率（1974-2003年） 地区 每个国家发生危机的平均次数 重复发生危机的国家（%） 拉美地区（不包括加勒比） 35 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区 27 高收入的OECD国家 0 7
高收入的非OECD国家 0 东欧和中亚地区 11 东亚及太平洋地区 8 南亚地区 0 中东和北非地区 0 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 13 资料来源：Nora Lustig and Jaime Ros, “Latin America’s Economic Challenges: Lessons for Emerging Economies”, Tulane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1112, February 11, 2011, , Table 。 尽管各种或者各次危机的性质可能不同，有着各种各样的技术性解释，但拉美地区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可能是各种危机频发的思想根源。从上个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是拉美地区民粹主义盛行的时期，政府采取的经济政策需要达到以下政治目的：一是争取劳工和下层中产阶级的政治支持；二是获得新兴民族资本的政治支持；三是在政治上孤立农村的土地寡头、外国企业和大型的国内产业精英。因此，采取的经济政策包括但不限于通过预算赤字来刺激国内需求、通过工资上涨和物价控制来实现收入再分配以及通过汇率控制或升值来削减通胀并提高非贸易商品部门的利润和工资10。不可否认，这些经济政策在外部经济环境较好（贸易条件改善和国际利率较低）和国内实施空间较大时（存在着失业和过剩的生产能力）确实取得不错的短期成绩：经济增长加速、实际工资上升、失业下降和通胀下降。但是，长期来看，当外部环境改变时，例如贸易条件恶化和国际利率上升，或者扩张性政策无节制的加速而不在乎出现的宏观经济缺陷和巨大的经常账户赤字，出现各种危机就难以避免。 （三）拉美地区各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趋于分化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拉美地区各个经济体的经济增长情况趋于分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出现负增长的经济体趋于常态化。10年期人均GDP（2000年不变美元价格）年均复合增长率可以给出一个较为明晰的图景：在20世纪60年代，在所选择的24个经济体中，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基本上都保持了正增长；到了70年代，已经有2个经济体出现了负增长；在80年代即拉美经济遭遇的“失去的10年”中，更有高达17个经济体出现了负增长；90年代以来，拉美地区大部分经济体都开始恢复正增长，但在90年代和21世纪头10年分别有3个和2个经济体仍处于负增长（表2）。 表2 拉美地区各经济体经济增长情况 时间段人均GDP（2000年不变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负增长 0-1% 1-2% 2-3% 3-4% 4%以上 阿根廷、伯利兹巴哈马群玻利维亚、圭智利、厄瓜岛、巴西、亚那、圣文森多尔、洪都城、哥伦比亚、拉斯、巴拉哥斯达黎加、多墨西哥、巴巴多尼加拉斯、巴拿1961-1970 特和格林纳丁斯、乌拉圭圭、委内瑞米尼加、萨尔瓦 （拉多、危地马拉、瓜、特立马 4） （秘鲁尼达和多（2） 5） （巴哥 8） （5） 尼加拉瓜、委内瑞巴哈马群岛、阿根廷、玻巴巴多斯、危地哥伦比伯利兹1971-1980 拉 萨尔瓦多、圭利维亚、智马拉、洪都拉斯 亚、哥斯城、巴西、 10 Robert R. Kaufman, Barbara Stallings, “Chapter 2: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in American Populism”,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January 1991, -16. 8
（2） 亚那、秘鲁 利、巴拿（3） 达黎加、多米尼（4） 马、圣文森厄瓜多加、巴拉特和格林尔、墨西圭、特立纳丁斯、乌哥 尼达和多拉圭 （4） 巴哥 （6） （5） 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萨尔瓦多、危地马拉、圭亚那、洪都拉斯、巴巴多斯、多巴哈马群圣文森特和格林纳1981-1990 墨西哥、尼加拉瓜、米尼加岛、哥伦比伯利兹城、智利 巴拿马、巴拉圭、（亚 （ 2） 2）丁斯 秘鲁、特立尼达和（2） （1） 多巴哥、乌拉圭、委内瑞拉 （17） 阿根廷、巴巴多斯、伯利兹厄瓜多尔、巴拉圭、巴哈马群岛、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巴危地马拉、拿马、秘鲁、特城、萨尔智利、多瓦多、圣米尼加、1991-2000 委内瑞拉巴西、哥伦比 （亚、洪都拉斯立尼达和多巴 墨西哥、尼3） （4） 加拉瓜哥、乌拉圭文森特和圭亚那 （（格林纳丁（3） 5） 5） 斯 （4） 玻利维亚、巴西、智利、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厄巴拿马、巴哈马群岛、巴巴伯利兹城、危萨尔瓦多、地马拉、墨西洪都拉斯、瓜多尔、圭亚那、阿根廷、秘鲁、特2001-2010 多斯 （哥 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巴拉多米尼加 立尼达和 2） （3） （3）圭、圣文森特和（2） 多巴哥 格林纳丁斯、乌（3） 拉圭 （11）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数据来自World Bank, WDI Online, 2010. 。根据获取数据的完整性，选择了24个经济体。 二是在70和80年代各个经济体增长情况出现严重分化，虽然在此之后这一趋势有所改观，但相对于60年代经济增长情况趋于分化仍然明显。这里用10年期人均GDP复合增长率标准差来予以说明：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数值为%；在70年代和80年代分别高达%和%，说明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出现整体衰退的同时，各个经济体之间的差异巨大；到了90年代后，人均GDP复合增长率标准差下降到了%；20世纪头10年这一数值又上升到了%，都高于60年代的水平，预示着拉美地区各个经济体增长情况趋于分化（图7）。 9
图7 拉美地区10年期人均GDP复合增长率标准差（%） 资料来源：作者计算。数据来自World Bank, WDI Online, 2010. 。根据获取数据的完整性，选择了24个经济体。 三、全要素生产率下降：造成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停滞的因素分析 （一）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是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如前所述，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这些因素处于不同层次，归纳起来，经济增长的直接源泉有两个：一个是生产要素（劳动和资本）积累的增长；另一个的全要素生产率（TFP）的提高，一般是指生产要素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分析发现，上个世纪80年代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开始停滞的直接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而不是生产要素积累的下降。 首先来看劳动投入对GDP增长率的影响。平均而言，劳动投入的减少只解释了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下降，而且劳动投入对GDP增长的贡献在几乎所有国家都比较平稳。其中，在1981-2002年期间玻利维亚、智利、多米尼加、厄瓜多尔和秘鲁等5个国家劳动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没有下滑，而且相对于1960-1980年期间基本都有所提高；只有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国家在1981-2002年期间劳动对GDP增长增长率的贡献相对前一时期下降了一个百分点左右，幅度也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乌拉圭是其中的极端案例，全部人口绝对数量的下降（大量人移居出境）导致了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负贡献（表3）。实际上，不像其他东亚国家，拉美在经历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济崩溃后，就业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11。因此，无法用劳动投入变化对拉美地区在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的经济停滞做出有力解释。 再来看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率的贡献。虽然1981-2002年期间相对于前一时期，拉美地区资本投入对GPP增长率的贡献在总体上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下降幅度也普遍较小，平均来说，资本投入只造成GDP增长率下降了%。其中，智利在1981-2002年期间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但没有出现下滑，而且相对于1960-1980年期间还提高了个百分点；哥伦比亚和乌拉圭则保持不变；而资本投入对GDP增长率影响超过1个百分点也只有巴西、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等三个国家（表3）。这说明资本投入对拉美地区普遍出现的经济衰退解释力较小。 11 José Gabriel Palma, “Why has productivity growth stagnated in most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since the neo-liberal reforms?” Cambrid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 (CWPE) 1030, . 10
表3 拉美地区部分国家GDP增长率分析 各要素对GDP增长各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 的贡献 国别 时间段GDP增长国 率（时间段GDP增长%） 劳资全要别 率（%） 资全要动素生劳 本 产率动素生 本 产率 1960-2002 多1960-2002 阿根1960-1980 米1960-1980 廷 尼1981-2002 加1981-2002 1960-2002 厄1960-2002 巴西1960-1980 瓜1960-1980 多1981-2002 尔1981-2002 玻利1960-2002 墨1960-2002 维亚1960-1980 西1960-1980 1981-2002 哥 1981-2002 1960-2002 秘1960-2002 智利 1960-1980 鲁1960-1980 1981-2002 1981-2002 哥伦1960-2002 乌1960-2002 比亚1960-1980 拉1960-1980 1981-2002 圭 1981-2002 哥斯1960-2002 委1960-2002 达黎1960-1980 内1960-1980 加瑞 1981-2002 拉1981-2002 资料来源：Andrés Solimano, Raimundo Soto,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May 21, 2004, p13, Table 4。 进一步，资本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下降也无法用私人投资率下降来解释。因为在1981-2000年期间拉美地区大多数经济体私人投资占GDP的比例相对于前一时期基本上都有所上升或只是轻微下降，而只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的私人投资占GDP比例出现了大概1个百分点的有限下降。对于经济严重衰退而私人投资没有出现显著下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拉美地区在80年代出现的经济停滞同时伴随着较高的通胀率，导致实际贷款利率是负的，从而有利于保证私人投资的稳定甚至适度增长。另一方面，虽然1981-2000年期间拉美地区各个经济体公共投资占GDP比例相对于1970-1980年期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阿根廷下降了个百分点（表4）。理论上讲，公共投资的增长可能是总投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在拉美地区很难得到肯定的结论。分析表明，在拉美地区，较低的公共投资并不意味着较低的私人投资，更没有预示着较慢的经济增长。例如，智利在1981-2000年期间公共投资占GDP比例相对前一时期下降了个百分点，但私人投资却大幅提高了将近8个百分点。与之相反，哥伦比亚公共投资占GDP比例在1981-2000年期间相对于前一时期几乎增加了2个百分点，但人均GDP增长率却从1960-80的%下降到1981-2002年的%（表3）。 11
表4 拉美地区部分国家私人和公共投资变化情况（占GDP的百分比） 国别 时间段私人投公共投总投公共投总投 资 资 资国别 时间段私人投 资 资 资 1970-2000 70-2000 阿根廷多米尼19 1970-1980 加1970-1980 1981-2000 1981-2000 1970-2000 巴西厄瓜多1970-2000 1970-1980 尔1970-1980 1981-2000 1981-2000 1970-2000 1970-2000 玻利维亚 1970-1980 墨西哥 1970-1980 1981-2000 1981-2000 1970-2000 1970-2000 智利 1970-1980 秘鲁 1970-1980 1981-2000 1981-2000 1970-2000 1970-2000 哥伦比亚 1970-1980 乌拉圭 1970-1980 1981-2000 1981-2000 哥斯达黎1970-2000 委内瑞1970-2000 - - - 加1970-1980 1970-1980 - - - 拉 1981-2000 1981-2000 资料来源：Andrés Solimano, Raimundo Soto, “Economic Growth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Evidence and Interpretation”, May 21, 2004, , Table 5。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劳动和资本两个生产要素都不能对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停滞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那么，经济增长的停滞就应该是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结果。在1960-1980年期间，拉美地区各个经济体普遍具有较高的全要素增长率。例如，多米尼加和厄瓜多尔的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分别高达%和%；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墨西哥和哥伦比亚也在2%左右；而只有智利、秘鲁、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和委内瑞拉的全要素生产率相对降低，其中委内瑞拉仅为%。但是，在1981-2002年期间，拉美地区各主要经济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却发生了急剧变化，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其中，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厄瓜多尔、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等7个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甚至出现了负增长；而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接近零。只有智利和多米尼加全要素生产率比较显著，其中智利相对于前期还提高了个百分点，也因此导致其人均GDP增长率从1960-80的%提高到%（表3）。 （二）拉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相对下降也非常明显 拉美地区各个经济体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全要素生产率的急剧下滑不仅体现在绝对数量上，也在同其他国家的对比中明显体现出来，现就以美国为参照来加以说明。1960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一直比较稳定且具有较高水平，基本相对于美国的80%左右。但是从70年代后期开始，拉美地区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快速下降，到2007年迅速下降到了美国的54%左右。如果在生产函数中将人力资本变化（教育和培训）考虑进去，拉美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与美国的差距更大，但基本趋势不变。具体来说，1960-1980年，拉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只有美国53%左右，但到2007年已经快速下滑到40%12
多一点（图8）。从图4中我们还可以看出，拉美地区与美国的人力资本差距（两条曲线之间的缺口）并没出现明显的拉大，甚至缺口还进一步缩小，说明造成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并非是人力资本增长所导致的。 图8 拉美地区的相对全要素生产率（美国=1） 资料来源：Pedro Cavalcanti Ferreira, Samuel de Abreu Pessôa, Fernando A. Veloso, “On The Evolution of TFP in Latin America”, May 2011, , Figure 6。 上述判断可以从对不同地区人力资本水平相对变化的分析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1960年拉美地区人力资本相当于美国的46%，而到1990年提高到了55%，提高了9个百分点；与之相比，1960年欧洲和亚洲地区人力资本分别相当于美国的65%和66%，而到了1990年都增长到了73%，分别提高了8个和7个百分点（表5）。这说明拉美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幅度要超过欧洲和亚洲地区，因此不能用人力资本增长过慢来直接解释经济增长的长期衰退。但需要强调的是，人力资本存量将对全要素生产率构成长期影响（见下文），从而对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表5 不同地区（选择的部分国家）人力资本水平的相对变化（美国=100） 地区 1960年 1990年 拉丁美洲 46 55 欧洲 65 73 亚洲 66 73 资料来源：Harold L. Cole, Lee E. Ohanian, Alvaro Riascos, James A. Schmitz, Jr., “Latin American in the Rearview Mirror”, NBER Working Paper 11008, Dec 2004, ,Table 7。 另外，从理论上讲，如果生产力没有遭受破坏，劳动和资本即使在经济衰退时出现下滑也是暂时的。换句话说，只要长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保持不变，即使出现了经济衰退，一旦走出经济衰退，市场恢复平衡，那也并不能影响该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趋势，也就不存在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然而，拉美地区由于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进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增长构成不利影响，经济增长陷入长期停滞或相对停滞。但是，仅仅认识到这一点对理解“中等收入陷阱”的成因还是远远不够的，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是除了长期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会导致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以外，13
计划经济和裙带资本主义也同样存在这一问题；二是即使通过经济转型放弃进口替代战略，而制度变迁并没有很快完成，即一些体制性障碍仍然存在，那么资源配置效率也无法得到根本性改善。因此，还需要从更深层次上去解释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 经验研究已经证明，全要素生产率的差异是拉美地区和其他工业国家过去50年人均收入增长率差异的主要因素。在基本的新古典增长理论里，一旦市场均衡在经济崩溃后得以恢复，经济增长将取决于建立起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实际上，只要长期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变，那么长期经济增长也将保持不变，否者，如果经济崩溃造成生产力破坏，那么长期经济增长就会下降。但是，如果长期采取错误的政策导致资源误置，那么就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和产出造成长期严重不利影响，比如，政府经常使用补贴和其他政策来增加就业和产出，当然这些措施短期来看是对经济增长有利的，但长期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经济效率的提高，甚至对资源配置造成永久性的影响12。 四、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成因分析 上述分析表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是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出现长期停滞（或相对停滞），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核心解释因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实现：一个通过调动和合理配置资源，使得经济活动尽可能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二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知识积累（人力资本存量的提高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条件）来扩展生产的可能性边界。对于前者，如果存在着一些体制上障碍，导致市场竞争不能充分展开，那么就无法有效调动和配置资源将生产活动达到可能性边界。对于后者，如果人力资本存量和知识储备不足，导致研发和创新能力基础薄弱，那么就必然对技术进步形成了阻碍，从而无法有效实现生产可能性边界的不断扩展。因此，资源配置效率与研发和创新能力便构成了全要素生产率差异的两个最重要的解释变量（图9）。 图9 长期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 经济增长 要素积累（劳动和资本） 全要素生产率 资源配置效率 研发和创新能力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一） 拉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基础薄弱 资源配置效率是指以投入要素的最佳组合来生产出“最优的”产品数量组合。资源配置是否有效率，对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一般来说，资源配置越有效率，经济就越富有活力，经济增长潜力就越大；否者，经济就越缺乏活力，长期经济增长就会受到阻碍。在市 12 Juan S. Blyde, Christian Daude Growth, “Collapses and Productivity Destruction”, Oct, 2006, -4. 14
场经济中，市场机制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将直接影响资源配置的效率。尽管拉美地区已经实行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但是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一些体制性弊端并没有的彻底根除，导致资源配置低效，对经济长期增长或潜在增长构成约束。 1、对国内工业实施长期保护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升 虽然拉美地区各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前期纷纷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即放弃了原来的进口替代战略，经济由内向型发展向外向型发展转变，其内容主要包括降低边际税率并扩大税基、贸易和国际投资及利率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市场进入或退出的管制和保护产权等。但总体而言，由于民粹主义历史悠久，影响深远，再加上政治和经济精英是历史上与大庄园主和土地垄断者长期斗争中形成的，对保护国内工业情有独钟，因此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国际竞争加以限制，即仍然通过关税、配额、汇率制度和政策法规来限制来自国际的竞争（当然一些国家在相当程度和范围上已经减少了对国际竞争的限制）。 1985年，南美地区进口商品的总关税率为51%，中美地区更是高达率66%，是所有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只有加勒比地区的总关税率为17%，相对较低。另外，除了总关税率比较高之外，对进口商品设置各种非关税壁垒也比较普遍，其中，南美地区设置非关税壁垒的进口商品比例为60%，而中美地区对全部进口商品都设置了非关税壁垒，只有加勒比地区设置的非关税壁垒比例较低，为23%，但仍然高于亚洲地区（表6）。即使到了1995年，拉美地区几个主要国家的关税仍然较高，不仅高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也高于韩国等东亚一些新兴经济体（图10）。 表6 1985年发展中地区的进口保护（%） 总关税保护（a） 非关税壁垒覆盖（b） 南美地区 51 60 中美地区 66 100 加勒比地区 17 23 北非地区 39 85 除北非以外非洲地区 36 86 西亚地区 5 11 除西亚以外亚洲地区 25 21 资料来源：Alberto Melo, Andrés Rodríguez-Clare, “Productive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Supporting Institution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IDB Research Department, Competitiveness Studies Series, Working Paper C-106, , Table 1。 注：（a）包括关税和平行关税（para-tariffs）；（b）设置非关税壁垒的进口商品比例。 15
图10 1995年不同国家之间关税率比较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数据来自World Bank, WDI Online。 专栏：及时转变发展模式——来自拉美地区的启示 拉美地区的进口替代战略兴起于上个世纪30年代，鼎盛于50-70年代，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历时半个世纪。期间，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工业化等方面都取得到了很大成就，人均GDP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大部分国家在这一时期顺利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到了7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经济增长开始陷入停滞，虽然到80年后期和90年代前期很多国家实施了新自由主义改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彻底扭转经济增长下滑的颓势。直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拉美地区国家还仍然处于中等收入阶段，即长期滞留在“中等收入陷阱”之中。因此，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至关重要，也给我们带来了如下几点启示： 第一，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出现衰退具有突发性。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侧重于实现更多产出的单纯经济增长，生产要素投入的领域和数量往往受到政府直接或间接的较大影响，从而对各种生产要素价格造成不同程度的扭曲。如果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比较稳定，那么既有的经济速度就可以得到维持，经济增长质量问题也能够被掩盖。但是，一旦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发生较大改变，经济增长就可能陷入迅速的衰退当中，拉美地区出现的经济衰退便是例证。上个世纪70年代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造成国际货币汇兑体系的混乱，1973年和1979年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石油美元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回流，国际借贷利率高涨。在这种国际背景上，1982年拉美地区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应该说，这次危机的迅速爆发和蔓延与拉美地区以扭曲的价格长期过度使用国际信贷这种生产要素不无关系。 第二，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及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经济学认为经济发展存在着阶段性，在人均收入水平较低时期，可以借助政府的力量来调动和配置各种社会闲置资源，增加生产性的投入，实现经济的较快增长，从而跨越“贫困陷阱”。但是，在进入中等收入社会后，当各种生产要素已经全部得到了粗放使用，边际产出将快速下降，此时未能转变的增长方式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效率较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难以做出相应贡献，那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是一个大概率事件。所以，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转变经济方式应该尽早完成，更不能盲目崇拜GDP。拉美地区就给了我们提供一个深刻教训，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拉美地区的经济增长仍然比较可观，至少和当时的美国几乎保持同步（见前文），但是，这种连续多年经济增长的快感很容易让人们迷失方向，最终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就在所难免。因此，对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必须居安思危，尽早重视并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和微观市场制度变革，提升市场效率。 第三，产业保护和企业垄断只能是权宜之计，不能作为长期的经济增长手段。毫无疑问，在工业化初期，由于工业基础和竞争力较弱，借助政府的力量对一些产业进行有效保护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得到相关经济理论支持，也在历史上被德国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实践和验证过。但是，这种保护措施不能无限16
制存在，否者将影响行业的国际竞争力。此外，如果出于产业保护的目的长期给某些企业的垄断特权，那么这样的企业只能做大，而不能做强。在全球化的今天，一个国家如果长期对国内企业和产业采取保护措施，将必然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韩国曾经对大企业财团实施长期的保护和政策优惠，在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遭受重创后，韩国便开始对大企业财团进行改革，逐步取消了这些优惠，从而大大提高了企业素质和经济活力，最后韩国成为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样板案例。 第四，推动经济体制转型在于突破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既得利益集团难以避免，这些利益集团长期获得政府保护和各种优惠政策，经营效率低下，市场竞争力较差，在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向市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过渡后，必然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当推动改革的强权人物在改革未尽时退出历史舞台，给既得利益集团赢得喘息之时，他们必将阻挠继续改革的步伐，改革的阻力就会越来越大，推进改革的局面就会愈加复杂，最终，已经实施的改革就会停滞不前，甚至倒退。近十年来，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在进行新自由主义改革中多有反复便是例证。 资料来源：作者分析。 2、较差的营商环境不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给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除了一些不利于国际竞争的因素以外，拉美地区还存在着一些国内竞争的障碍。这些障碍包括繁琐的法规环境、市场进入成本较高、资本市场功能欠缺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 首先来看市场的进入成本。拉美地区的企业创建成本为人均GDP的80倍，而在亚洲为24倍，欧洲为36倍，而美国仅为倍（表7）。拉美地区较高的企业创建成本客观上是对已有企业提供了额外保护，从而限制了市场竞争作用的发挥，最终甚至可能导致部分企业的低效率生产。 表7 1997年不同地区平均企业创建成本比较（人均GDP的倍数） 地区 美国 欧洲 亚洲 拉丁美洲 总计 36 24 80 资料来源：Harold L. Cole, Lee E. Ohanian, Alvaro Riascos, James A. Schmitz, Jr., “Latin American in the Rearview Mirror, NBER Working Paper 11008”, Dec 2004, ,Table 9。 注：企业创建成本是指一个人在正规经济中创建一个典型企业所要付出的时间机会成本和由申报费与注册费构成的直接成本之和。 其次，拉美地区微观经济领域存在着诸多问题。这里仍以企业创建成本为例，2011年拉美地区企业创办需要9道程序，平均需要耗时54天，位列世界之首。比较而言，OECD高收入国家创办企业却仅仅需要5道程序，耗时仅为12天，与拉美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再来看创建企业需要的费用支出，拉美地区为人均收入的%，也是非常高的，而只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表8）。再以墨西哥为例，因为繁琐的法规环境和行政审批程序，财产登记和企业创建周期长且费用较高。平均而言，墨西哥企业创建需要经历9道程序，其费用支出相当于人均GDP的%，比较而言，爱尔兰和美国分别只有%和%。此外，墨西哥繁琐的财政体制给生产率和企业盈利能力带来了负担。墨西哥的企业主需要处理27项不同的支付和在财政程序上的平均时间投入是550小时，其缴税总计占到企业通用成本的%。而在爱尔兰，企业主只需处理9项支付，每年花在财政程序上的时间是76个小时，其纳税只占到通用费用的%13。 13 Verónica Baz, María Cristina Capelo, Rodrigo Centeno, Ricardo Estrada, “Productive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 the case of Mexico”, IDB Working Paper Series, No 168, 2010, . 17
表8 2011年不同地区企业创建成本比较 地区 程序数量 耗时（天数） 费用（人均收入的百分比）最低注册资本（人均收入的 百分比） 东亚及太平洋 7 37 东欧及中亚 6 16 拉美及加勒比 9 54 中东及北非 8 20 OECD高收入国家 5 12 南亚 7 23 撒哈拉以南非洲 8 37 资料来源：World Bank, Doing Business Database。 3、金融可获性较差限制了微观经济的创新活动 一个地区经济是否有活力往往取决于企业的获得信贷的公平和难易程度，尤其是对更富有创新特质的中小企业而言尤为重要。为了对进口替代战略下的国内工业提供保护和支持，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许多拉美国家对银行业实施了大规模国有化，因此，这一地区很多国家政府在银行中都占有较大比重的股份。以1970年为例，拉美地区各国前十大银行政府所占股份高达75%，而同期的欧洲和亚洲分别为64%和26%，都明显低于拉美地区。虽然1990年拉美地区政府在银行所占股份降低到了47%，但仍然高于相应时期欧洲的40%和亚洲的21%，而美国政府在银行中始终没有股份（表9）。一般来说，政府在银行中所占的股份越大，贷款的政治性倾向就大，一旦这种政治性倾向与基于效率和竞争的市场化贷款原则相冲突，很可能就会导致资本对生产的低效配置，尤其在进口替代战略时期，银行必然是基于国家意志（优先发展的工业）而不是效率原则向一些低效企业贷款或给予大量的利率优惠。另外，如果中小企业无法得到金融体系的支持，那么这些企业非正规化倾向就更大。这也是拉美经济非正规化比例较高的一个重要原因，而过高比例的非正规化不仅会影响税收，限制社会和劳动市场政策效果的发挥，同时也会阻碍公平有效竞争和更高效商业模式的形成，最终使经济增长陷入一个低效循环状态。 表9 不同地区前十大银行政府平均所占股份比较 地区 美国 欧洲 亚洲 拉丁美洲 1970 0 64% 26% 75% 1990 0 40% 21% 47% 资料来源：Harold L. Cole, Lee E. Ohanian, Alvaro Riascos, James A. Schmitz, Jr., “Latin American in the Rearview Mirror”, NBER Working Paper 11008, Dec 2004, ,Table 10。 另外，中小企业的成长阶段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而且其现金流往往入不敷出，对于创新型中小企业更是如此。因此，银行顶多只能对中小企业提供一些小额短期信贷，更多的融资来源需要通过资本市场来获取。但是，拉美地区中小企业对这种非银行融资工具的使用仍然较少。经合组织2006年对拉美地区、东亚地区和南欧地区13个国家的1800多名企业主进行了调查。拉美地区受访企业家来自阿根廷、巴西、智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和秘鲁等国。调查显示，该地区超过25%的科技密集型中小企业通过银行信贷融资，只有约10%的企业通过私人投资者或风险投资进行融资，而在传统部门，拉美地区这一比例则更18
低，只有5%的中小企业通过私人投资者融资，超过35%的企业仍使用银行资金14。 应该说，拉美地区私人银行和机构投资者已经在为中小企业提供产品和服务方面做出了一些努力，但对中小企业来说，获得信贷、特别是为投资和创新项目融资的信贷仍然不易，这可以与东亚地区的对比上得到证实。拉美地区和东亚地区中小企业在使用私人投资者以及风险投资基金融资上的差距非常明显。具体来看，2006年只有%的拉美地区企业在创立时使用私人投资资金，这一比例在企业发展的最初几年里也只有%；而在东亚地区，约%的中小企业在项目的起步阶段使用私人投资资金，在企业发展的最初几年里这一比例更是高达%。同样，使用风险投资基金的拉美地区企业在创立和成立的最初几年分别为%和%；而东亚地区企业的比例则分别高达%和%（表10）。 表10 2006年拉美和东亚使用私人资金融资企业的比例 拉美地区 东亚地区 创立时 最初几年 创立时 最初几年 使用私人资金融资的企业 使用风险投资融资的企业 资料来源：拉丁美洲开发银行：《面向发展：推动拉丁美洲金融服务的可获性》，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5月即将出版，第110页，表。 4、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规则限制了人力资源的有效配置 拉美地区僵化的劳动力市场规则也对市场竞争构成了障碍。劳动力作为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资源，也存在一个有效配置的问题，而配置成本是其中的一种重要方面。以强制性离职金为例，拉美地区企业需要为离职职工提供相当于月平均工资倍的强制性补偿，而亚洲为倍，欧洲为倍，美国企业则无需提供强制性补偿（表11）。高额的强制性离职金将意味着企业劳动力配置的成本较高，降低了企业知识更新的速度，不利于企业效率的提升。同时，企业在雇佣劳动力时也会变得更为谨慎，从而限制了对企业创造新就业岗位的激励，也对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设置了障碍，不利于提高劳动力市场正规化就业比例，影响了他们劳动生产力。另外，研究表明，如果拉美地区各国把就业保护降低成美国的水平，那么其总体就业水平将提高6个百分点15。在职的低效劳动力无法解雇，或者解雇成本过高，必将导致年轻人和妇女就业困难，甚至一些生产率较高的劳动力不得不进入非正规就业部门，导致经济非正规程度较高，使得人力资本无法有效配置，对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率低下。 表 11 不同地区平均强制性离职金比较（月工资的倍数） 地区 美国 欧洲 亚洲 拉丁美洲 离职金 0 资料来源：Harold L. Cole, Lee E. Ohanian, Alvaro Riascos, James A. Schmitz, Jr., “Latin American in the Rearview Mirror”, NBER Working Paper 11008, Dec 2004, ,Table 11。 综上，虽然拉美地区一些国家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完成了经济发展战略的转型，但制约拉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些体制性障碍仍然没有完全消除，从而限制了市场机制作用的有效发挥和技术进步以及企业的创新活力，导致资源调动和配置的低效趋于长期化。这便是拉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急剧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全要素生 14 拉丁美洲开发银行：《面向发展：推动拉丁美洲金融服务的可获性》，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年5月即将出版，第110页。 15 WB, Doing Business in 2004: Understanding Regulation, . 19
产率不断下滑或长期难以有效提高，就意味着经济增长被牢牢锁定，即经济增长落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二）拉美地区研发和创新能力基础薄弱 研发和创新能力包括两部分：一是对新思想、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发明和创作能力；二是对已有知识和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并加以本地化运用的能力。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研发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人们福祉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创新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即实现生产要素与生产条件的新的组合，并引进生产体系，获得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过程与行为。毫无疑问，决定一个国家的研发和创新能力包括制度、文化和国内外环境等诸多因素，但仅从这个生产过程上讲，研发和创新能力基础一方面取决于各种要素投入的质量，另一方面取决于各种要素投入的数量。总体而言，拉美地区无论是要素投入的质量还是数量都不仅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与东亚一些新兴市场存在较大差距。 1、拉美地区人力资本存量与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差距较大 研发和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投入要素就是人才。就一个经济体而言，这一要素主要表现在人力资本存量上，而教育对提高人力资本存量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应该说，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时间里，拉美地区各国在教育上取得了明显进步，其中15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数已由1960年年提高到了2000年的年，几近翻番。从提高幅度上来看，虽然比不上东亚一些新兴市场国家，例如韩国这一时期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从年提高到年，超过倍；但拉美地区也并不落后于发达国家，例如芬兰这一时期的平均教育年数从年提高到年，仅为倍（图11）。因此，人力资本增量并不构成拉美地区长期经济增长停滞的解释变量（如前文论述），但人力资本存量却是决定一个国家研发和创新能力的核心指标。也就是说，一个国家人力资本存量越高，研发和创新能力基础越雄厚，就越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长期提高，从而有利于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图11 拉美地区与其他国家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比较 资料来源：IDB,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Statistical Compendium of Indicators”, 2006, , Graph 。 从人力资本存量角度上来看，拉美地区在教育上始终与发达国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以20
美国为例，早在1960年其15岁及其以上国民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已经超过年，到2000年，更是达到了12年，说明美国成年国民基本上完成了中等教育的普及。相比之下，拉美地区成年人口直到2000年才从总体上完成了初等教育。值得注意的是，韩国在1960年成年国民的受教育程度仅为年，不仅和拉美地区总体情况差距不大，而且明显低于阿根廷和智利等一些拉美地区主要国家。但是经过40年的发展，韩国在教育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达到甚至超过了一些发达国家（例如西班牙）的教育水平，说明其人力资本存量实现了跨越式增长（图11）。 2、拉美地区人力资本质量低下进一步削弱了研发和创新能力 人力资本是指劳动者通过学校教育、职业培训、生产实践、卫生保健等途径所获得的知识、技能、劳动熟练程度和身心健康状况的总和，也被称为“非物质资本”。其中，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和提高的最根本和最直接的途径，因此可以将学校教育质量作为评价一国人力资本质量的核心指标。OECD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2003年的评估结果显示16，拉美地区学校教育质量普遍较差，导致学生的阅读和数学能力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较大差距。 首先，从学生的阅读能力上来看，巴西和墨西哥分别有50%和52%的学生（一级及一级以下）存在着阅读困难，分别只有8%和4%的学生（四级及四级以上）能够熟练阅读；而乌拉圭稍微好一些，阅读困难和熟练阅读的学生比例分别有40%和16%。比较而言，发达国家阅读困难的学生比例几乎不超过20%（西班牙除外），而熟练阅读的学生比例平均可以达到30%左右（以OECD国家为例），甚至高达接近50%（以芬兰为例）；另外，作为东亚新兴市场国家的韩国学生出现阅读困难的比例只有6%，熟练阅读的比例高达43%，不仅远远优于拉美地区，还明显好于大多数发达国家（表12）。 表12 2003年拉美地区与其他国家学生阅读能力比较（%） 一级以下（低于一级（335-407二级（408-480三级（481-552四级（553-625五级（高于 335分） 分） 分） 分） 分） 625分） 巴西 27 23 25 17 6 2 墨西哥 25 27 28 16 4 0 乌拉圭 20 20 24 20 11 5 芬兰 1 5 15 32 33 15 日本 7 12 21 27 23 10 韩国 1 5 17 33 31 12 OECD 7 12 23 29 21 8 西班牙 7 14 26 30 18 5 美国 6 13 23 28 21 9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数据来自OECD, PISA Database。 其次，从学生运用数学的能力上来看，拉美地区在全球范围内也表现出一定的差距。在2003年参加该项测试的拉美地区国家中，巴西、墨西哥和乌拉圭算是该地区较好的国家，但得到的测试结果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仍然是惊人的。其中，巴西运用数学困难的学生（一级及一级以下）比例接近80%，熟练运用数学的学生（四级及四级以上）比例仅为%；墨西哥运用数学困难的学生比例接近70%，而熟练运用数学的学生比例也只有3%； 16 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是目前全球最权威的学习素养测试之一，由OECD发起，主要对15岁学生的阅读、数学、科学能力进行评价研究，考查义务教育末期学生是否掌握问题解决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从2000年开始，每3年一次。最近一次2009年有65个国家和地区参加，参见 21
乌拉圭作为这一地区最好的国家，上述两项学生比例也只是分别超过50%和低于10%。在发达国家中，运用数学困难的学生比例几乎都低于或接近30%，有的国家甚至低于10%（以芬兰为例）；而熟练运用数学的学生比例平均超过15%（以OECD国家为例）。还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东亚地区的日本和韩国在数学能力上表现的非常抢眼，即使在发达国家中也名列前茅（表13）。 表13 2003年拉美地区与其他国家学生运用数学能力比较（%） 一级以下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五级六级（高 （低于358（358-420（421-482（483-544（545-606（607-668于668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分） 巴西 墨西哥 0 乌拉圭 芬兰 日本 20 韩国 16 OECD 西班牙 美国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数据来自OECD, PISA Database。 3、拉美地区科研人员数量有限且配置不合理限制了研发和创新能力 科研人员作为人才储备或者研发和创新实践过程中的主要参与者在知识经济大行其道的今天已经得到世界上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但由于各种原因，各国科研人员无论是在占劳动力比例上还是在不同部门配置上都存在着较大差距。在拉美地区，科研人员占全部劳动力的比例非常低，尤其是与发达国家对比，几乎不在一个数量级上。总体而言，1995年拉美地区每1000名劳动力有名科研人员，而OECD国家平均有名科研人员，是拉美地区的11倍多；到2003年，拉美地区每1000名劳动力中科研人员数量虽然提高到了名，但OECD国家提高的幅度更大，为名，导致后者占前者的比例超过12倍，说明在科研人员数量上，拉美地区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图11）。 另外，科研人员占劳动力比例在拉美地区各国之间差距较大。其中，表现较好的是阿根廷和智利，每1000名劳动力中科研人员数量均超过了1名；而表现比较差的是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和玻利维亚，其科研人员数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即使作为拉美地区表现最好的国家——阿根廷1995年每1000名劳动力中科研人员数量也只有名，不到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在2003年这一比例甚至降低到了五分之一左右。在拉美地区还有一个显著特别，即1995到2003年拉美地区部分国家每1000名劳动力中科研人员的数量还出现了明显下降，这在其他地区几乎是不存在的。例如，阿根廷从1995年的名降低到了2003年的名；巴拿马和厄瓜多尔则分别从1995年的和名下降到2003年的名和名。作为对比，韩国从1995年的名提高到2005年的名，提高幅度达38%，已经越来越接近OECD国家的平均水平（图12）。 22
图12 拉美地区与其他国家每1000名劳动力中的科研人员数量比较 资料来源：IDB,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Statistical Compendium of Indicators”, 2006, , Graph 。 从科研人员配置上来看，企业部门就业的科研人员比例较低是拉美地区的一个显著特点。总的来说，拉美地区各国在企业部门就业的比例几乎都在20%以下。其中，巴西和阿根廷比例最高，也分别只有%和%；而在乌拉圭这一比例只有%；在巴拿马的企业部门甚至没有科研人员。相应地大部分科研人员都在高等院校就业，最高的乌拉圭这一比例甚至接近90%。另外，墨西哥、阿根廷和巴拿马三个国家的科研人员在政府就业的比例也较高，都超过30%。相比之下，OECD国家平均在企业部门就业的科研人员占到%；在高等院校就业的科研人员为%；而政府部门只有%的科研人员，说明发达国家科研人员主要集中在企业部门。同样，韩国科研人员在企业部门就业的比例为%，而在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就业的科研人员比例分别只有%和%，显然这一配置非常接近发达国家，而与拉美地区存在着明显差异（表14）。 科员人员在企业部门就业的比例较低，说明拉美地区企业自身研发和创新能力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可以与高等院校展开广泛合作。拉美地区传统天主教文化强调研究的纯粹性和独立性，轻视知识在商业和经济中的应用，形成了高等院校独立于经济发展的科学研究模式，因此历史上科研院校和企业之间是比较对立的。只是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在政府的推动和鼓励下，科研院校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才得以推进。但是，这种合作也只是局限于少数研究密集型和有研究生计划的高等院校, 而大多数把教学作为惟一或主要目的的科研院校与企业间的联系仍然很少17。因此，拉美地区科研人员主要集中于高等院校，而又较少参与企业的生产性活动，显然对于研发和创新是非常不利的。 表14 拉美地区与其他国家科研人员在各部门的配置比较（1995年，%）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高等院校 美国 韩国 日本 OECD 17 宋霞：《拉美“研究与发展”模式初探》，载《拉美研究》，2004年第6期，第51页；《影响巴西竞争力的深层原因：国家创新体系的矛盾性和脆弱性》，载《拉美研究》，2008年第6期，第53页。 23
爱尔兰 芬兰 中国 欧盟25国 西班牙 巴西 墨西哥 阿根廷 哥伦比亚 乌拉圭 巴拿马 0 资料来源：IDB,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Statistical Compendium of Indicators”, 2006, , Graph 。 4、拉美地区研发支出偏少和结构性问题始终比较明显 研发支出不仅可以直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同时由此带动的溢出效应将提升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成为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非常重视研发支出，其研发支出占GDP比例一直比较高。早在1995年，OECD国家研发支出占GDP平均比例就高达%，到了2003年，这一比例提到了%。其中，位居前列的芬兰、日本、美国和韩国均超过%，而芬兰更是高达%。相比较而言，拉美地区各国则要逊色的多，而且整体上反而从1995年的%下降到了2003年的%。在这期间，只有巴西和墨西哥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出现了小幅提升，而该地区的其他国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滑。即使作为拉美地区主要国家，巴西研发支出规模高达该地区所有国家的近六成18，但是其研发支出占GDP比例（从1995年的%提高2003年的%）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也有较大差距，仅仅与西班牙的水平相接近（图13）。 图13 拉美地区与其他国家研发支出占GDP比例比较（%） 资料来源：IDB,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Statistical Compendium of Indicators”, 2006, , Graph 。 18 IDB,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Statistical Compendium of Indicators”, 2010, ，Figure 12. 24
即使考虑到国民收入不同造成的影响，拉美地区研发支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仍然十分明显。除了在西班牙、意大利和希腊等南欧国家研发支出存在明显缺口之外，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实际值都明显超过预期值，甚至像芬兰、瑞典、卢森堡和丹麦等北欧国家，其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实际值超过预期值的100%以上。作为发展中国家样板的韩国，其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实际值也接近预期值的2倍。与之相反，拉美地区各国普遍存在研发支出缺口。其中，较好一点的国家，例如智利、乌拉圭、哥斯达黎加和巴西，研发支出缺口也在40-50%之间；而危地马拉这一缺口几乎接近100%。另外，素有“创新之国”美誉的以色列的中小企业研发创新科技颇具盛名，其研发支出占GDP比例的实际值超过预期值的300%，为全球之冠，说明研发投入水平与创新能力不无关系（图14）。 图14 拉美地区和其他国家研发支出缺口比较（%） 资料来源：IDB,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Statistical Compendium of Indicators”, 2010, ，Figure 13。 注：“研发支出缺口”是指实际观察到的研发支出占GDP比例（实际值）与根据人均收入做线性回归得到比例（预期值）之差，旨在更客观地比较各国之间的研发支出差距。这里计算所用数据来自2004年和2005年。 研发支出占GDP比例较低只是拉美地区创新能力不足在投入上存在缺陷的一个方面，另外这些有限的研发支出还主要集中在政府部门，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鲜明反差，后者的研发支出主要来自企业部门。发达国家来自企业部门的研发支出普遍都在40%以上，来自企业部门的平均研发支出（以OECD国家为准）高达近60%，而来自政府部门的研发支出仅占到34%。比较而言，拉美地区来自企业部门的平均研发支出只有%，而来自政府部门的研发支出却接近60%。具体来看，该地区来自企业部门研发支出超过40%的国家仅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智利，有的国家这一比例甚至低于20%，例如墨西哥、玻利维亚和巴拿马（表15）。另外，拉美地区来自企业部门的研发支出在使用上也存在着问题。例如，该地区企业很少培养和雇佣科研人员，有限的科研支出都用于购买一些具有科技含量的机器设备，但是科研人员的缺乏，往往导致这些机械设备利用率不高19。 表15 拉美地区与其他国家研发支出的来源比较（%） 企业部门 政府部门 海外 其他 19 IDB,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Statistical Compendium of Indicators”, 2010, . 25
日本 韩国 - 芬兰 美国 - OECD - 爱尔兰 欧盟25国 西班牙 哥伦比亚 0 乌拉圭 巴西 0 拉美地区 墨西哥 智利 0 玻利维亚 委内瑞拉 0 巴拿马 资料来源：IDB,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Statistical Compendium of Indicators”, 2006, , Table 。 注：研发支出的其他来源主要是指高等院校和非营利性组织。 5、拉美地区基础性研究成果数量明显偏少 拉美地区研发和创新能力基础薄弱必然导致知识产出能力低下，尤其和发达国家相比。以每10万人的科技论文数量为例，1995年拉美地区平均为2篇，到2001年这一数量也只是提高到篇。其中，阿根廷和智利相对比较突出，每10万人的科技论文数量分别从1995年的和篇提高到2001年的篇；而哥伦比亚和秘鲁在1995年每10万人的科技论文数量仅分别为和篇，到了2001年也不过相应提高到和篇。与之对比，1995年OECD国家每10万人科技论文的平均数量高达篇，2001年则提高到了篇。其中，芬兰和美国这一项基础性研究成果更为显著，尤其是芬兰从1995年的篇进一步提高到2001年的篇，继续在发达国家中保持领先地位（图15）。 图15 拉美地区与其他国家每10万居民的科技论文数量比较 资料来源：IDB,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 A Statistical 26
Compendium of Indicators”, 2006, , Graph 。 上述分析表明，拉美地区研发和创新基础薄弱是全方位的、系统性的和长期性的。对该地区大多数国家而言，要想短时间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恐怕是不现实的，因为人力资本存量的培育和提高是一个社会（包括政府、企业和家庭）长期不断重视和努力的结果，即使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迅速增加教育投入和研发支出，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部分地强化研发和创新基础。但是，对于民粹主义传统盛行的拉美地区，增加财政投入就意味着提高税收，这在现实中也是不可行的。 五、结论与启示 20世纪下半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发生了巨大而又深刻的变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取得了高速发展，在顺利跳出“贫困陷阱”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虽经几十年发展却无法向高收入社会迈进，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拉美地区作为典型地区之一，从上个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经济增长停滞或相对停滞，直到今天绝大多数国家仍然徘徊在中等收入阶段。诚然，与其他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而言，拉美地区有其特殊性，如自然资源禀赋突出、长期实行进口替代战略、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和城市化进程过快等。虽然这些差异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和质量，但如果据此对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做出解释显然偏于简单。 具体来说，这些解释一则难以从理论上得到一致性和必然性的支撑，例如收入差距过大可能造成两种相反的局面，既可能有利于储蓄和资本形成，相反也可能限制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大和教育的公平性；二则也难以得到实践经验的检验和支撑，例如自然禀赋突出不仅只有拉美地区，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也是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然而后者并没有遭遇“资源诅咒”和出现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再比如，如果说进口替代战略是导致拉美地区资源配置效率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就无法解释新自由主义改革之后其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的事实。或者应该这样说，在进口替代战略时期形成的一些体制性障碍，由于时间较长而趋于固化，而经济转型过程中由于缺少动力机制而无法实现诱导性制度变迁或因为受到利益集团的强烈阻挠而又无法进行强制性制度变迁。所以，我们不否认及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对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性，因为至少降低了制度变迁的成本和赢得了消除经济体制障碍的时间。 为了作出更具普遍意义的解释，本文基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系统考察了拉美地区近半个世纪的经济增长情况，得出如下结论：一是拉美地区要素积累（劳动和资本）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并没有出现整体性持续下降，即使在一些国家和个别年份出现要素积累的下降，也很快得到恢复。若将人力资本从“索洛余量”中分离出来观察20，同样可以发现这一时段拉美地区人力资本增长也不是拉美地区经济持续衰退的直接原因；二是在拉美经济出现衰退的同时，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不仅在时间上是同步的，而且在幅度上也基本一致。据此，本研究确信，全要素生产率下降才是拉美地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原因所在。 经过进一步考察，本研究发现造成拉美地区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市场资源配置效率基础薄弱以及研发和创新基础薄弱（无论是在进口替代战略时期还是在经济转型之后）。前者必将限制市场有效竞争展开，不利于高效调动和配置各种资源，从而使经济活动难以达到生产可能性边界；后者将限制技术吸收和研发能力，削弱经济活动的创新能力，阻 20 索洛余量（Solow Residual）是美国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于上个世纪50年代发现，可以简单地理解为经济增长中劳动和资本等传统要素无法解释的部分。 27
碍生产可能性曲线进一步向外扩展。目前，如何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重大课题，拉美地区在这方面所提供的经验教训无疑是十分深刻的，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重视与借鉴。 （一）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 经济增长有两个来源，一是要素积累的增加，二是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在经济发展的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二者的地位和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尽相同。当经济发展还处在第一阶段，即落后状态，只要劳动和资本供给持续增加，将闲置资源组织起来并不断投入到生产当中，就可以实现经济增长。而且，要素投入增长越快，经济增长速度也越高。在这一过程中，即使一定程度上出现价格扭曲、资源误配、高污染、高能耗、高排碳、甚至牺牲劳动者健康和教育权利，也不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太大威胁，反而会有利于维护经济高速增长（将外部性成本转嫁给社会）。 随着一国经济发展到第二阶段，国民收入达到上中等水平，其社会承载力趋于极限而且要素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到一定程度时，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明显下降，经济增长就必须靠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实现，否者就会陷入经济增长的长期停滞。长期来看，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才是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唯一源泉。然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如果国家在第一阶段对全要素生产率给予应有的重视和培育，那么就很难做到在第二阶段要素投入速度下降时进行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及时补充或有效替代。 （二）不断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必然要求 国际经验显示，发展模式要适应发展阶段的变化。一些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由于采取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集中国内各种资源投入生产，取得经济快速增长的成就，迅速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然而，资源毕竟是有限的，其价值的动态性和稀缺性也将逐渐显示出来。随着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靠大量投入资源来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代价会越来越大，经济进一步增长就会遭遇瓶颈。只有适时将经济增长方式由政府主导型向市场主导性转变，通过改革来消除限制市场机制发挥的体制性障碍，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才能最终突破这一瓶颈。 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拉美地区市场化改革的经验表明，发展中经济所固有的体制性障碍通常具有较强的“路径依赖”。比如，尽管拉美地区绝大多数国家实现了外向型经济转变，但在总体上其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仍然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拉美经济参与国际竞争的广度和力度；虽然许多拉美国家重新界定了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实施了法律和制度改革，但其法规和公共服务环境仍嫌繁琐低效、市场进入成本较高、资本市场功能欠缺和僵化的劳动力市场等顽疾依然存在，造成国内市场竞争无法充分展开。这些现象带给人们如下启示：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转变政府职能、改善法规环境、强化市场竞争格局以及促进不同经济主体行为的转换，都是需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能实现的目标。因此，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决策集团必须要有历史远见和忧患意识，还要具备坚定的改革意志和决断能力，及早消除体制性障碍，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而不是在经济崩溃或危机出现后，被迫服下医治经济增长伤痛的“药方”。姑且不论这一“药方”是否对症，但就指望立竿见影也是不现实的。总之，摆脱对旧的发展路径依赖是发展中国家的必由之路，而能否摆脱的关键在于其自身的战略规划能力。 （三）快速提升人力资本存量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条件 人力资本是所有凝结在人身上的具有经济价值的健康、知识、技能和创新能力等因素的总和，是一切研发和创新活动的载体。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在不断上升,并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其存量的高低直接影响到经济增长的质量。现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实践表明，凡是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国家，其经济增长质量也较高。同样，人力资本理论也告诉我们，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28
多寡。另外，相对于物质资本存量的有限性而言，人力资本存量可以通过教育、培训等措施来补充和提高，从而形成可持续性资本，有利于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的建立，使人们认识到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质量是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主要指标。虽然拉美地区大多数国家的教育普及程度和教育质量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明显改善，但还是非常落后的，不仅与多数发达国家存在巨大差距，而且与东亚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差距也是较为明显的，另外与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也是不相匹配的。因此，对于政府已经具备足够财力的中等收入国家来说，应该在鼓励社会力量办学的同时，大力增加教育的公共支出，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保证低收入人群获得良好教育，让人力资本存量得到加快提升，起码达到与其经济发展水平相称的地位。 （四）人才和研发投入向企业倾斜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径 企业是社会经济活动的细胞和主体，是社会生产的直接参与者，在日益激烈和复杂的国内外竞争环境下，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和考验，对市场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因此，只有人才和研发投入更多地向企业倾斜，才能提升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促进科研成果高效地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增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活力，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动经济走上内生增长、创新驱动的轨道。但是，对拉美地区多数国家而言，大多数科研人员则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政府部分。当然，这并非意味着高等院校和政府部门就不重要，尤其是高等院校承载着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同样关乎一个国家的长期发展。但长期以来，拉美地区高等院校主要依赖财政投入，注重理论研究，科研成果推广和转化的动力不足，与经济现实的结合度不够，成为导致经济活力欠佳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拉美地区的情况相反，向企业倾斜的人才配置结构和研发投入导向在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和一些亚洲新兴国家中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此，对于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在向高收入社会迈进的过程中，应该重点引导和支持人才和研发投入向企业集聚，加大对企业科研和创新活动的支持力度，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企业、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相结合的国家创新体系，使企业真正成为研发投入、技术创新活动和创新成果应用的主体。唯有此才能增强整个经济体系的活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 总之，一个国家在进入上中等社会以后，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并顺利进入高收入社会，主要取决于资源配置效率与研发和创新能力。首先，资源配置效率又是制度运行效率的必然反映，而制度运行效率的提升只能借助市场的充分竞争来实现，如果一味强调政府主导发展模式的前瞻性和全局性，依据已经过时了的成功历史经验仍然过分看重这只“有形的手”，那么就必然或早或迟陷入“构造性无知”的困境，最终在付出高昂成本的同时，促进经济转型只能化作美丽的泡影。 其次，研发和创新能力对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样重要，无疑通过教育积累足够的人力资本存量是先决条件，但这并非一朝一夕可以实现的，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然而如果政府教育投入不足并且社会向上流动渠道淤塞以及知识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家庭在为子女付出庞大教育成本后只能换取较低的物质和精神回报，那么当“读书无用论”蔓延之时，寄望遍地开花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来提升整个社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也只能是缘木求鱼。 放眼全球，除了一些人口和国土面积非常小的经济体外，几乎没有哪个高收入国家是不具备这两个条件的，只是各有偏重而已。例如，对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来说，其雄厚的人力资本存量和研发创新能力给我们印象深刻；对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而言，我们首先会想到其充分竞争的市场机制和高效的资源配置。对于中等收入国家来说，通往彼岸虽非坦途，但不走或少走弯路便是捷径。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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